数码经络按摩器价格: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一卷-和战之间

　　总序

　　杨成武

　　1999年8 月16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2周年。10月 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也是全国解放战争胜利50周年。这都是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庆祝的日子。

　　全国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推翻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同以往历次革命战争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在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之后进行的最后决战。其成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要么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要么使中国继续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一特点决定了这是一场很复杂、很激烈、很艰苦的战争。

　　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出人，美国出钱出枪出军事顾问帮助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内战。因此，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主要作战对象和作战任务，不但要打败数百万国民党军队，而且要随时准备粉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帝国主义可能的直接武装干涉。

　　它是一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四年中，人民解放军共进行了130 多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场之广阔，作战形式之复杂多样，战役战斗之频繁激烈，以及作战双方投入人力、物力之巨大，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

　　它是一场空前广泛而深入的人民战争。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不仅决定了人民解放军具有无坚不摧的英勇气概，而且赢得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民解放军经过历时四年的艰苦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873余万人;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也得到空前发展，总兵力达到 550万人;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西沙、中沙、东沙、南沙及香港、澳门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 1日宣告诞生。

　　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一伟大事变，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给世界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全国解放战争之所以在短短的四年中就能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是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导。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锻炼的人民解放军统帅部——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指导战争的经验，形成了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它自始至终指导着全国解放战争，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同时，为适应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中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永远是我军建设和作战的理论指南。

　　二是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结果。人民解放军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惟一宗旨的军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作，“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和良好的内外部关系，具有无坚不摧的战斗力。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共损失152 万人，其中牺牲26万余人;涌现出了王克勤、董存瑞、梁士英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和”临汾旅“、”济南第一团“、”塔山英雄团“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并且培养了一大批能驾驭战争。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军指战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结果。

　　三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经过土地改革后的解放区人民，高度发扬了生产和支前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战争中，仅农民、工人、学生志愿参军的人数就达Zto 万之多，仅三大战役中支前的民工就达800 万之多。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最广泛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军民的斗争。全国各族人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又走过了50年的光辉历程。50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统率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军忠实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多次胜利地进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用青春和热血，保卫了祖国的领土、领空、领海的安全和海洋权益，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进行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等斗争，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有力地维护了亚洲及世界和平。我军在胜利完成保卫祖国任务的同时，还不避艰险，勇挑重担，为建设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大力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在人民群众遇到洪水、地震、风暴、大火等严重灾害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赴汤蹈火，奋勇当先，哪里有灾情，就出现在哪里，全力抢救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深情爱戴与赞颂。

　　72年的历史证明，我军始终以对革命事业的耿耿丹心，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赤诚，经受住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经受住了苦与乐、得与失的考验，历尽艰难，百炼成钢，成为举世无双的英雄之师、胜利之师、文明之师。回顾我军72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我军永远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的军队，不愧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中流砥柱，不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不愧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不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

　　在纪念建军72周年和建国50周年的时候，军事科学院长期从事解放战争史研究的同志组织编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五卷本(解放战争全记录)丛书，可喜可贺。我作为解放战争的亲历者，读后倍感亲切，相信它对于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定会大有裨益。

　　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世纪之交，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主流，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中国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党的十五大全面制定了中国迈向新世纪的行动纲领，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国政府已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人民解放军已经进驻香港，澳门即将回归，台湾也必将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我军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方面负有重要责任。

　　我军要肩负起神圣使命，就必须高举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伟大旗帜，坚决贯彻执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给世界军事领域带来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积极探索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定不移地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大力推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努力掌握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本领，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和腾飞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杨成武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前言

　　全国解放战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最后决战，它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战争的礼炮，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建国50周年前夕，我们编写出版(解放战争全记录)丛书，旨在颁扬这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战争，揭示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必然性，作为向共和国50华诞的献礼。

　　本丛书按解放战争的进程，共分五卷。

　　卷一(1945年9 月——1946年6 月)：《和战之间》。主要回答全面内战是如何爆发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国际上：美国坚持“扶蒋反共”政策;苏联也认为中共应解散军队，与国民党达成某种协定。在国内，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同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主张以和平方式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而国民党蒋介石则坚持内战、独裁、卖国政策，企图在美国的支持下，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力量，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很多困难，遂于1945年8 月下旬起与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进行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随后又召开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谈判代表签订了自1946年1 月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今。然而，国民党对已达成的协定、协议毫无诚意，在日伪军的接应和美国帮助下，迅速将大量兵力调往华北、华东、东北地区，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对解放区实行分割包围，以伺机发动内战。

　　中国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从1945年10月至次年1 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上党、邯郸、绥远和津浦路徐济段等战役。与此同时，人民军队逐步实行由抗日游击战到国内正规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加紧调整战略布局，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在收缩南方战线的同时，迅速从山东、华中等地抽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10万余人，加上两万干部，海陆并进开入东北，力争先机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这段时间，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争取和平民主，立足长期战争，挫败了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同时，加强了部队建设，从各方面做好了应付全面内战的准备。

　　卷二(1946年7 月——1947年2 月)：《力挽狂澜》。主要叙述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战斗历程。

　　全国解放战争初期，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向各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蒋介石狂妄宣称，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当天空乌云翻滚的时候，中共中央坚定地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军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即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6年6 月，国民党军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奋起抗击，开始了全国解放战争。

　　中原解放军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的指示，主力分两路向西突围，胜利完成战略转移;华东野战军采取打一仗，歼敌一部，后退一步，“边打边走”的战法，以暂时放弃苏北。鲁南解放区大部城镇为代价，先后取得了苏中、宿北、鲁南和莱芜等战役的胜利;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集中主力，避实击虚，在大步进退中调动并各个歼敌的战法，在冀鲁豫和豫北方向，先后取得了出击陇海路、定陶、巨金鱼和闻夏、同蒲、临浮等战役的胜利;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解放军先后发起大同、张家口、易满、保南等战役;东北民主联军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满密切配合作战的方针，先后取得了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的胜利。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8 个月，人民解放军经过大小160 余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66个师(旅)计71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蒋介石企图速战速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成为泡影。

　　卷三(1947年3 月——1948年6 月)：《中原逐鹿》。主要记录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并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使中国革命战争发生伟大转折的情况。

　　国民党军从1947年3 月开始，改取重点进攻方针，即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东西两翼——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企图首先压迫华东野战军至胶东狭窄地区消灭之，以解除对南京、上海的威胁;攻占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消灭西北解放军，以影响中外，振奋士气。

　　人民解放军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内线英勇作战。陕北战场，西北解放军以不及国民党军十分之一的兵力，采取“蘑菇”战术，连续取得青化、羊马河、幡龙镇三战三捷，稳定了陕北战局;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在鲁南、鲁中地区实行“要龙灯”式的高度机动回旋，先后进行了临蒙路、泰安、孟良岗等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其他战场上，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性反攻。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北攻势和晋南攻势;晋察冀解放军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这一切，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6 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毅然作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军占领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集团于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边区。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至1947年底，共歼国民党军20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军南线主力，迫使重点进攻陕北、山东的国民党军主力回援，并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点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在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同时，内线的西北、山东和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入了战略反攻和进攻。西北野战军发起榆林、沙家店、延清、黄龙等战役，彻底结束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进行了胶东保卫战，收复胶东腹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晋察冀解放军举行清风店、石家庄战役，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作战，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退缩于锦州、沈阳、四平、长春、吉林等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到1947年底，战争已经主要地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国民党军被迫由战略进攻变为“全面防御”。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毛泽东完整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空前的秋季攻势。华东野战军于9 月 16 日发起济南战役，仅8 天时间，就攻克了国民党军重兵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野战军于9 月 12 日至11月2 日举行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使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由一支区域性部队变成全国性的战略机动部队，东北解放区成为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战略总后方，这对于夺取战略决战的全面胜利，以至于对全国的解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沈战役的胜利，加上济南等战役的胜利，使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到290 万人，人民解放军增长到310 万人，人民军队不但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为加速战略决战的进程，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从11月6 日至翌年1 月10日举行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徐州“剿总”刘峙集团55万余人。至此，南线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均获解放。淮海战役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为就地歼灭华北傅作义集团，中央军委今刚刚结束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不经休整立即入关，会同华北部队进行平津战役。从*月四日至翌年1 月 31 日，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2万余人，华北除少数几个国民党军孤立据点外均获解放，并创造了北平、天津、绥远三种解决原则，高度概括了人民军队20年的战争经验，进一步完善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役战术原则。

　　为继续发展战略进攻，中原地区解放军三路大军密切配合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使中原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分别发起胶济路西中段、津浦路中段战役及益林、盐南、出击陇海路东段等战役，使山东地区除济南、青岛等少数据点外均获解放，并重新开辟了威胁京、沪地区的苏北战场;西北野战军先后发起宜川、西府、陇东战役，收复延安等地;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冬季攻势，将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城市内;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分别举行平汉路北段破击战、察南绥东和临汾、晋中等战役，解放华北大片土地。

　　至1948年6 月，人民解放军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方针，粉碎了其所谓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创造了新的中原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卷四(1948年7 月——1949年1 月)：《挥师决战》。展现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夺取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的宏伟场景。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失时机地作出打大歼灭战、攻占大城市、歼敌重兵集团的重大决策。1948年9 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全党的战略任务是：建军500 万，在大约五年的时间内(从1946年7 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 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自1948年9 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发起规模决国民党军的方式。

　　1948年9 月至1949年1 月，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 万余人，蒋介石赖以支撑内战的全部精锐部队被歼灭殆尽。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坚实基础。

　　卷五(1949年2 月——1950年6 月)：《风卷残云》。主要反映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渡长江，席卷东南、西北、中南、西南，解放全国大陆的辉煌历程。

　　战略决战结束后，国民党军约200 万残余兵力，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在战略上已无法组成有效的防御。国民党经济崩溃，政治上四分五裂。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从1948年底起，发动新的和平攻势，以图保存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

　　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并确定了向全国进军的指导方针，即：必须灵活运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国民党军;在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过程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除作战外，还应担负经营和建设新区的任务;作战中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以主力大胆从两翼迂回到敌深远后方，断其退路，在敌纵深合围而歼灭之。

　　1949年4 月 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15日，双方拟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在本书即将付梓际，我们要特别感谢人民解放军上将。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同志为本书作序，使本书增色不少，并给我们以极大的鞭策和鼓舞。还要感谢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认真审稿，严格把关;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李洪烈副编审对本书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同时，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各卷作者认真学习研究并参考使用了现有的多方面的图书、资料，在此，谨向有关作者、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宏雁、姜铁军1999年6 月于北京

　　第一章 和平到来的时刻

　　1.巨大牺牲换取的和平

　　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及包括中国抗战在内的世界反法酉斯战争进行至1945年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法西斯迅速崩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

　　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自1 月12日起，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喀尔巴仟山的120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德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其间，美、英军队也从莱茵河地区向德国腹地进攻。4 月30日，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5 月2 日，苏军攻克柏林。5 月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民在北部起义，墨索里尼企图逃跑，被游击队活捉并处以死刑。至此，德、意法西斯完全垮台。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中国和美、英等同盟国军队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中国敌后战场上，从1 月开始，敌后军民的春季攻势普遍展开。在晋察鲁豫边区，其所辖的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先后发起大名城进攻战、南乐战役;太行军区部队先后发起道清战役、第二次豫北战役、沁源围困战等战役。

　　在山东军区，其下辖的鲁南军队和鲁中军区等部队在泅水县地区对日伪军发起进攻;胶东军区给予伪军赵保原部以毁灭性的打击、鲁中军区部队等发起了蒙阴战役;滨海军区部队在诸城以东和灨榆外围地区对日伪军展开进攻;渤海军区在寿光东北侯镇与羊角沟一线发动进攻。

　　在晋察冀边区，其所辖的冀晋军区部队连续攻克和收复失地;冀察军区部队等先后收复了平西的紫荆关等地，并开辟了大片新区;冀热辽军区部队开展了对伪满军的战役;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任河、文新、安饶战役。

　　八路军晋绥军区也发起了强大的春季攻势。

　　在华中敌后战场上，新四军苏北所部向伪军孙良诚部出击;新四军第3 师集中主力发起阜宁战役;苏中军区于2 月下旬在兴化、高邮、宝应地区发动攻势;淮北、淮南的新四军部队也在各自区域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新四军鄂豫皖湘赣军区部队由大悟山。确山向随县以南、信阳西南的日伪军后方挺进，恢复和扩大了解放区;新四军皖江军区部队对芜湖地区的日伪军发起进攻;苏浙军区分别向敌后莫干山、天目山及四明山以西挺进，巩固和扩大了苏浙皖边根据地。

　　在华南战场上，东江纵队向广九铁路展开破袭战，并挺进粤北，开辟新区;珠江纵队解放了珠江三角洲许多地区，并巩固了五桂山根据地;中区纵队向阳春、阳江地区挺进;南路游击队开辟了有10万人口的游击区;琼崖纵队在作战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继春季攻势后，敌后军民的夏季攻势又于同年5 、6 月间发动。

　　在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于5 月中旬发起东平战役;5 月至6 月间，太岳军区在晋南地区发动攻势;太行军区发起安阳战役并于7 月扩大战役规模。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为配合安阳战役在平汉路东侧发起攻势。与此同时，还向微山湖以西地区进击;山东军区在夏季攻势作战中以进攻胶济铁路东段为重点，其所属的鲁中、滨海军区部队在大量歼敌之后还发起讨伐伪军的战役。与此同时，渤海军区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再次发起讨伐寿光地区伪军战役;鲁南军区与滨海军区、鲁中军区一部配合发动临(沂)费(县)边战役、郑(城)马(头)战役和讨伐伪军战役战斗。6 月，渤海军区还发起蒲(台)滨(县)等战役;胶东军区部队于6 月下旬即展开新的攻势作战。

　　晋察冀军区的夏季攻势，以攻击平绥铁路和锦(州)承(德)铁路以南地区为主要目标。其所属的冀晋军区等发起雁北战役;冀察军区等发起察南战役;冀热辽军区发起热辽战役;为配合热辽战役，冀中军区发起子牙河东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德石路战役、安(新)博(野)蠹(县)战役;晋绥军区的夏季攻势以夺取忻(县)静(乐)、神(池)义(井)公路为重点。

　　在华中敌后战场上，新四军第4 师兼淮北军区发起宿南战役和淮宁战役;新四军苏北、苏中军区部队继续攻击伪军孙良诚部;淮南军区部队和皖江军区部队和新四军第5 师兼湘鄂豫皖军区即发起了对日伪军的攻势。

　　在华南，华南抗日游击武装也趁日伪军防线缩短之机积极展开对日伪军的作战。

　　敌后战场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仅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即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和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000万，将日军进一步压缩至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周围及沿海重要地区，为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正面战场上，1945年春，国民党军73.5万人及中国空军第4 、第11大队和中美混合团飞机1000余架，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集团军、第110 、第115 师团、坦克第3 师团、步兵第5 、第11旅团、骑兵第4 旅团以及豫西地区队、吉武支队、军直辖部队在豫西鄂北作战(老河口战役)。是役，日军虽然占领了老河口飞机场及豫西地区，但被歼1.5 万余人，付出了相当代价。

　　豫西鄂北战役尚未结束，日军又以5 万余兵力，于4 月发起以占领芷江飞机场为目的的湘西战役。国民党军共9 个军26个师(其中15个美械师)的兵力对进犯日军以有力打击。据日军战史载，日军在这次战役中，战死者占2.4 %，战伤者占4.8%，生病者占9 石%，死伤病总计2 万余人。至此，正面战场开始由防守转向反击，与敌后战场遥相呼应，展开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

　　同年4 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为完成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制定的代号为“白培计划”的总反攻计划，开始进行反攻准备。此间，日军开始从广西撤退，中国军队即实施跟进追击，并发起桂柳反击战，全部收复了桂柳地区。

　　在中国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对日军展开局部反攻之际，从1945年3 月9 日起，美国对日本本土展开了新的战略轰炸。至6 月15日止，美军对日本东京、川崎、名古屋、大坂、横滨和神户6 个大工业城市进行了19次大规模轰炸。此阶段的轰炸先后出动B29 型轰炸机6000余架次，投掷燃烧弹4 万余吨，炸毁工业区n 余平方公里，使这些城市遭到严重破坏。

　　从6 月开始，美军对日本的中小城市也进行了轰炸。据统计，是年1 至8 月，美军共出动B -29型轰炸机3.3041架次。到战争结束时，共有98个城市遭到轰炸，横滨、名古屋。皈神三大城市市区分别被烧毁56%、52%、57%，中小城市福井烧毁96%，甲府、滨松、日立等地也被烧毁70%以上，给日本造成严重的损毁。

　　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善于将武力威慑与政治施压结合起来使用。据有关史料记载，1945年7 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邱吉尔获得美国在新墨西哥州试验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均认为在使用这种威力极大的原子武器前，美英两国必须联合中国，先向日本提出一个正式的警告。

　　经美、英两国征得中国同意后，才有1945年7 月26日的中美英三国向全世界发表的著名的(波茨坦公告)。

　　为了在苏军参战之前造成美国战胜日本的印象，遏制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影响，确立战后对苏战略优势，美国于8 月2 日下达了投掷原子弹的命令。8 月6 日11时45分，美国携有原子弹的飞机从提尼安岛起飞，8 时左右飞抵广岛上空，于8 时15分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随着猛烈的闪光，剧烈的爆炸，巨大的烟柱腾空而起，强大的冲击波和地上的熊熊大火，使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

　　据美国方面资料称，广岛死亡及去向不明者达71379 人，伤68023 人，合计139402人。日方资料说共死亡118661人，占总人口310081的38%;伤79130 人，生死不明者3677人，占总人口的25%;受害者合计201468人，占总人口的63%。

　　按照预定的计划，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应于8 月11日投在日本小仓。由于气象的原因，决定提前到9 日投掷。但是9 日这天小仓的气象情况仍然不好，美机3 次进入该地区都未发现目标，于是临时决定投在长崎。10时8 分，美机在长崎上空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由于长崎地处山谷，所以遭受的损失较广岛要小，但死伤仍在7 万人以上。

　　由于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因此在战后，美国一再声称是这两颗原子弹才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法西斯已经处于穷途末路了，投掷原子弹固然是促使日本投降的一个因素，但只是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而已。因此，不应过分夸大这两颗原子弹的作用。

　　苏联与日本是宿敌。

　　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企图通过苏联的斡旋，在对日本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然而，这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

　　8 月5 日，斯大林让莫洛托夫于8 日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交给了他苏联对日宣战的宣言，要佐藤通知日本政府。该宣言指出：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 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国今年7 月26日的公告，……由于以上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 月9 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苏联的宣战对日本真如一个晴天霹雳，日本企图争取苏联为居间人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

　　这次作战，是苏军在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发起的。为了参加对日作战，苏联红军以80个师的陆军、2.6 万余门火炮、55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车)、3800余架飞机。500 余艘军舰(艇)和15m 余架海军航空兵飞机，总计达150 余万人的强大兵力，准备从西、东、北3 个方向，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并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实施登陆作战。苏军与日军的对比为：总兵力1.6 ：1 ，火炮5.2 ：1 ，坦克和自行火炮34.4：1 ，作战飞机25.3：1 ，舰艇23.8：1.从8 月9 日零时苏军发起对日作战，至9 月2 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历时24天。苏联把这次战略性进攻战役称之为“远东战局”。中国史学界则一般称其为远东战役。是役，包括5 个战役，即：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3 个进攻战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

　　此时的日本关东军辖有第一、第三方面军、6 个集团军和1 个航空军，共24个师团、12个旅团，约70余万人，并拥有火炮5000余门，坦克160 辆，飞机650 架。另有伪满军和伪蒙军20余万人，日伪军总兵力近100 万。在边境线上，关东军建有17个建筑地域(东面8 个，北面5 个，西北面2 个，西南面2 个)，总长1000余公里，共有8000余个永久性工事和土木建筑的发射点，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

　　按照日军大本营的估计，苏联军队起码要到9 月底或者更晚一些时间，才能够集中足够的兵力发起进攻，并判断主要进攻方向是苏联的远东滨海地区，因此日军的防御重点应在中国东北东部方向。

　　7 月5 日，日本大本营确定了如下的关东军对苏作战方针，该方针是：……利用满洲广阔地域粉碎敌之进攻;不得已时，也要抢守长春一大连线以东、长春一图门线以南要地，坚持长期作战。

　　依据以上方针，关东军将第一方面军约24万人布置在中国东北东部;将独立第4 集团军约10万人布置在东北的北部和西北部;将第3 方面军约20万人集结在长春、沈阳地区作为机动力量;将原17方面军约ZI万人布置在朝鲜境内，作为战役预备队。

　　但是，出乎日军预料，苏军将打击重点放在了关东军兵力薄弱的中国东北西部方向。苏军组成了3 个方面军，共11个合成集团军、1 个坦克集团军、l 个骑兵机械化集群、3 个空军集团军、3 个防空集团军、太平洋舰队和黑龙江区舰队也参加了战役。并组成远东苏军总部，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总司令。具体部署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司令员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从西部向沈阳、长春方向突击，同时在张家口、承德和海拉尔、齐齐哈尔两个方向实行辅助攻击;以麦列茨科夫元帅为司令员的远东第一方面军，从东部兴凯湖东南地区向绥芬河。牡丹江方向突击，尔后向吉林、哈尔滨推进;以普尔卡耶夫大将为司令员的远东第二方面军，从北面沿松花江向哈尔滨方向突击。其战略目标是迅速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切断关东军与中国派遣军的联系，以及中国东北与朝鲜的联系，歼灭关东军主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

　　8 月9 日凌晨，漫长的东北中苏边境线上，仍像往日一样寂静。

　　9 日零时，苏军各部队先后发起攻击。地面上，苏军的坦克集群向关东军阵地猛扑而来，天空中，苏军的远程轰炸机轰鸣而过。日本士兵在这强大的进攻面前已经晕头转向。

　　1 时30分，苏军的轰炸机群已远程攻击至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爆炸声、防空警报声。人群的哭喊声交织在一起，长春一片混乱。

　　此时，关东军总部不断收到来自各方向的告急电报。留守关东军总部的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即下令总部迁往长春郊区的南岭地下指挥所。这个地下指挥所是日军1942年修建的。由于从未使用过，故积水严重无法使用，秦彦三郎只得命令部属再返回长春总部。

　　这一天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从大连乘飞机回到长春，他是来收拾最后局面的。山田乙三在总部仅停留片刻，就赶往伪满皇宫，对博仪说，关东军总部准备迁往中朝边界的通化，并劝博仪迁往临江。

　　10日，日军大本营发出大陆令第1378号文件，令关东军击破苏军进攻，并下达大陆指第2539号指示，正式允许关东军总部实施转移。在仓促的准备下，关东军总部于12月开始向通化逃亡。由于全军指挥中断，关东军处于极度混乱之中。

　　苏军参加远东战役的部队，比较昔日的装备又高了一个水平。这些部队许多是在攻克柏林后从西线调来的精锐红军部队，他们擅长大兵团协同作战，运用多路机动迂回战术，步。炮、坦、空密切配合，充分显示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强大威力。其炮火之猛，坦克集群冲锋之快，都是关东军从未见过的。

　　苏军的攻势如排山倒海，锐不可挡。至8 月14日，苏军仅用6 天时间，就在不同的方向上推进了50至500 公里左右，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其西线右翼方面的攻击部队，于14、15日占领了多伦和张北。

　　8 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当日，在关东军总部最后一次会议上，还有人叫喊要把战争打下去。秦彦三郎流着泪说：“我们作为军人，除了服从天皇的命令以外，不能设想还有什么尽忠之道。不遵奉诏书的永远是乱臣贼子。主张抵抗到底的人最好先把我们的头颅砍掉，然后再去!”此外，总司令山田也同意投降，于是没有人再反对了。16日，关东军接到大本营第1382号电令，即向其所部下达了停战命令，但关东军并未停止抵抗。苏军于16、17日相继占领扎兰屯、挑南、通辽、赤峰等地。17日，关东军总司令向苏军远东军总司令提出停战建议，18日下令各部向苏军接洽投降。

　　苏军华西列夫斯基于18日命令各方面军派出快速支队，先后在13个重要城市(其中包括朝鲜的4 个城市)实施空降，以进行受降。19日，进占齐齐哈尔;20日，进占沈阳、哈尔滨、吉林;对日，进占长春;24日，进占大连。直至8 月下旬，关东军主力陆续被解除武装。是月底，少数地区进行顽抗的日军被歼灭。

　　在向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展开全线进攻的同时，苏军还向朝鲜北部、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日军发起了进攻，先后实施了南库页岛进攻战役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至8 月底9 月初，上述地区的日军陆续投降。

　　苏军在远东战役中，共歼灭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伪满军、伪蒙军全部，在朝鲜等地的第十七方面军和第五方面军的一半，以及松花江江上军，共10个军、l 个集团军级集群和1 个区舰队。共击毙日军83737 人，俘日军pl76人(内含将级军官148 人)。

　　被苏军缴械和俘虏的日军有：步兵师团24个，步兵旅团10个，摩托化敢死旅1 个，坦克旅团2 个，航空旅团2 个，骑兵师团1 个。被苏军缴械和俘虏的伪满军、伪蒙军有：伪满军步兵旅11个，伪蒙军骑兵师2 个，伪蒙军骑兵旅1 个以及其他各兵种及特种兵部队等。

　　苏军通过远东战役，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和物资、资源。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方面军就缴获1565门火炮、2139门迫击炮和o 辆坦克，861 架飞机、9508挺轻机枪、2480挺重机枪、2129辆汽车、约1.8 万匹军马、679 座仓库及其大批军用物资和技术装备。远东第2 方面军和红旗黑龙江区舰队缴获了日军在松花江上的全部舰艇。

　　侵略者最终逃不脱覆亡的命运。关东军这支自1919年4 月12日起就侵略和奴役中国山海关以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至1945年8 、9 月间，终于结束了其统治东北达26年之久的罪恶历史。随着关东军的灭亡，由其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也一起崩溃了。伪满洲国皇帝博仪及其随从和主管伪满皇宫事务的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吉同安直中将等人，糊里糊涂地就成为苏军的俘虏。随后，博仪被押往苏联的战俘营。

　　苏军加人对日作战发动远东战役，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缩短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进程。但是，苏军的参战是以(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侵犯中国的许多利益和主权为代价的。苏军参战后又以“战利品”为名从中国攫取了大量工业设施和机器设备，运走了大批物资。此举影响了以后的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由于受国情所限，其时间虽然短暂，但其作用和地位却是不可磨灭的。

　　中国战场的大反攻，由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的不同，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全面反攻。

　　在这次大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利用敌后抗日军队所处的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立即展开了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的猛烈进攻。其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在8 月以后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7 万余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省的全部，河北省大部，山西、绥远、辽宁各一部，收复了张家口、宣化、集宁、丰镇、承德、秦皇岛、绥中、锦州等月余座城市。

　　晋绥军区在8 月至9 月的大反攻中，共毙伤日伪军1.6 万余人，俘日伪军5100余人，收复离石、文水、静乐、神池、朔县、平鲁、左云、右玉、武川、陶林等10余座县城和大片国土。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在8 月至9 月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5 万余人，收复县城59座，攻克日伪据点数百处，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根据地连成一片。

　　山东军区在一个余月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6 万余人，解放县城46座，攻克烟台、威海卫等沿海城市、港口6 处，攻占火车站35处，切断了胶济、陇海、津浦等铁路，解放了大片国土。

　　新四军各部队在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7 万余人，解放县城40座，重要市镇440 余处，收复了大片国土。

　　华南抗日武装反攻中也取得了重大战绩。

　　东北抗日联军在大反攻中配合苏军解放了全东北。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在1945年8 月9 日后的大反攻中，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余人，缴获枪支24.3万余枝，机枪5000余挺，火炮1300余门，收复县以上城市ho余座。并一度攻入归绥、天津、保定、石门、芜湖等城市，切断了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日本政府对于战败投降这一事实一直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的。当中国、美国和英国的《波茨坦公告》发表以后，日本大本营甚至下令各地日军继续顽抗。直到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后，才不得不重新考虑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告最后投降。

　　8 月8 日下午，东乡外相谒见裕仁天皇，建议迅速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关于日本投降条件，裕仁在无可奈何之中也表示应该争取尽快结束战争。当夜，日本收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但是在9 日上午召开的战争指导会议和下午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对在什么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无法统一。是时，长崎遭到美国原子弹袭击的消息传来，日本慌忙中于9 日夜11时50分至10日凌晨2 时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御前会议，然而讨论了两个小时之久仍无定论。

　　这时，日本外相东乡，首相铃木主张在保留皇室这个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军令部总长丰田则坚持要在保留皇室、自主地撤兵、在本国处理战争责任者。不实行保障占领这四个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否则将继续把战争打下去。由于两种政见相持不下，铃木最后只得请求天皇“圣断”，此举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对此，裕仁表示同意外相意见，接受盟国公告提出的条件。裕仁指出：被我战力悬殊，纵继续战争，徒使无辜涂炭，文化摧毁，导致国家灭亡，尤其原子弹出现，后果更为严重。为此，决定结束战争。裕仁说出此番话后，满场只有呜咽之声，要求在保留天皇的条件下投降的事就决定下来了。

　　8 月10日上午，日本外务省将《关于接受美、英、中三国共同公告的照会》，拍发给驻瑞士公使加濑及驻瑞典公使冈本，令其转达给美、英、苏、中四国。

　　与此同时，外务省于10日夜将以上照会对国外作了秘密广播。但是，日本陆军部为维持军队士气，陆相阿南于10日下午4 时发表谈话，鼓动日军战斗到底。

　　同盟国方面反映是迅速的。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将中、美、英、苏四国对日乞降照会的复文，送交瑞士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托其转达日本政府。该复文指出：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最高统帅将系取其认为适当之权力，实施投降条款。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裨波茨坦公告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实施号令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统帅在实施投降条款时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所扣侨民运至指定之安全地点，能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

　　要日本痛痛快快接受公告并非易事。当日本政府收到这个答复后，其内部一下子炸了锅。12日，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联名向大本营直辖的军司令官发出明确反对的电报，要求再次发出照会，表明日本的态度，如不同意即继续战争，以期死里求生。军部的一些将校则计划动用武力，弹压主和派，以维持天皇制度。

　　8 月14日10时50分至12时，日本在皇宫防空洞内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当铃木、梅津、丰田各申明了自己的意见后，裕仁天皇发表了“圣谕”，表示“看法仍和上次谈过的一样”，并认为“再继续战争下去不妥当”，“此时可以接受对方的要求”。当晚11时，裕仁颁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与此同时，日本外务大臣通过驻瑞士公使加濑，致电美。英、中、苏四国，电告了此事。15日，裕仁公开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

　　裕仁的这个停战诏书是敷衍塞责的。诏书根本不提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把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以掩饰其战争罪责。但是在发动侵略战争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这个史实面前，裕仁也不得不承认其侵略战争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宣布接受公告，向中美英苏等国投降。

　　日本军方的少数死硬分子是世界法西斯中最顽固的一部分，他们不愿意投降。14日夜，这些死硬分子杀死了近卫第1 师团长森赳，企图切断主和派在皇宫的出人，以抢夺准备与第二天广播的天皇停战诏书的录音盘，阻止投降进行。与此同时，他们还袭击了铃木首相的官邸及私邸等地。但是这场叛乱至15日晨便被平息。

　　伴随着叛乱的是日军高级将领的纷纷自杀。他们中有：原陆军大臣阿南惟机、日军参谋总长衫山元、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第10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告、军令部次长大西拢次郎等。他们自杀的原因或因主战，或因战败自咎，然而其中不少人在侵华战争中罪行累累，这种下场完全是罪有应得。

　　8 月15日，铃木内阁总辞职，随后成立了以东久达宫为首相的贵族内阁。16日，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下达了停止战斗，向同盟国投降的命令。

　　盟军方面，麦克阿瑟元帅指示盟军先遣部队在8 月26日空运到东京，只派五个师于28日进驻东京。美海军第3 舰队的1 个支队，于8 月27日上午驶人相模湾。8 月28日上午美国陆军150 人空运至东京附近的原木机场。麦帅本人即于30日下午到达原木机场，并进入先于其到达的美国第8 军团司令部内。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及美、苏两国代表乘美舰于8 月31日下午4 时抵达日本横滨附近停泊。“9 月2 日，盟国正式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及美、英、苏、澳、荷各国代表于是日晨8 时乘驱逐舰至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舰旁，中国代表首先登上了”密苏里“舰，此时军乐齐鸣，继而英、苏、澳、荷等代表顺序登舰。9 时，日本政府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日本大本营代表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率领随员9 人登舰，肃立在美国新任命的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案前，一片静默无尸。

　　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元帅主持，参加仪式的还有：同盟国方面的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_苏联代表德雷维扬库中将澳大利亚代表“布拉梅将军加拿大代表科斯格雷夫上校法国代表勒科莱将军荷兰代表赫尔弗里克海军上将新西兰代表艾西特空军少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9 时4 分，日本政府全权代表重光葵、大本营全权代表梅津美治郎分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首先签署了受降书，中国代表徐永昌及英、苏各国代表相继签字，9 时8 分完成仪式。此时，美国第三舰队的900 架飞机以密集队形飞过”密苏里“舰，另有数百架飞机在高空盘旋。

　　徐永昌在“密苏里”舰上对中国大公报记者发表感想说：“我觉得大家皆应反省，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过失者外，皆应有所仟悔。”

　　中国战区还有一个受降仪式，这就是9 月9 日在南京举行的受降仪式。这一天9 时，以何应钦为代表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典礼，历时20分钟，遂完成了具有历史性的日本降书的批准。

　　在受降中，中国国民党军从日军手中获取主要武器、车辆以及飞机、舰船数量如下：步骑枪68万余支手枪6 万支轻重机枪2.98万挺主要火炮1.2 万门步机弹18099.4万粒手机弹203.5 万粒炮弹207 万颗战车383 辆装甲车151 辆卡车(含特种车辆)15785 辆马匹74159 匹飞机1067架炸弹6000吨航空汽油1 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计5.46万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1931年的局部抗战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取得最后胜利止，先后有84个国家约20亿人卷入，军队和民众死伤总数超过1 亿人，财产损失达4 万亿美元。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以其广阔的战场及其广大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力资源，坚持了长达14年的抗战、其抗战时间之早，经历时间之久，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最。

　　自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战场始终抗击和牵制着2 /3 以上约100万左右的日本陆军主力以及2 /5 的日本航空兵和海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歼灭日军达150 余万人。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总人数达128.3 万余人，占此间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约50%。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日军队还歼灭了伪军118.6 万余人。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达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 余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 /3 还多。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胜利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经过长时期战争的创伤，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来名状的。

　　2.蒋介石“不战而治”的“和平”攻势

　　中国持久抗战如此迅速的胜利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对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早已预料并着手准备的。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计划大约是在1945年6 月初。但由于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联系，故无法将情报传往延安。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延安的中共中央的领袖们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还在5 月7 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领袖们就预料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刻将会到来，但是对于来得如此之快的胜利，毛泽东没有料到，中共其他领袖也没有料到。此时，中共中央正在按照预定部署，有条不紊地召开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此后又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来自各地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都聚集延安，没有立即返回各地。

　　从8 月9 日起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延安的气氛由祥和转人紧张，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袖们开始了昼夜不停地工作。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将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枣园的小礼堂，那里地方宽大，便于向各地来的负责干部布置工作。

　　胜利提前了，领导力量必须有所动作，这是历史的要求。9 日下午，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天首先解决方针问题，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和国共谈判。我们要广泛发动对日寇的进攻，扩大力量，这关系到制止内战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取之于敌伪，壮大自己，然后回头来对付蒋介石的内战威胁。”

　　在军事指挥部署上，中共领袖们从来不会怠慢。在8 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即向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发布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命令，要求他们向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碟，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果日伪军拒降，应予以消灭，接收他们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 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日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的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存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军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其间，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部分重要指示，根据上述指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纵队等人民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日伪军据守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发起了猛烈攻击。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而华北、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均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包围之中，在东北也主要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坚持斗争。这一局面的形成，是蒋介石长期以来消极抗战的结果。

　　延安的行动，急煞了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蒋介石。

　　8 月11日，蒋介石发出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一个要求他指挥的各战区“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电报是发给中共领导的第18集团军的，命令却规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并指出：“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收到蒋介石的这一电令后，群起愤之。华北、华中、山东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是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过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

　　8 月13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了电。电文中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持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这封复电，铿锵有力，给予蒋介石的卑劣伎俩以深刻揭露。

　　同时，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当天，他还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毛泽东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积极行动，蒋介石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作为中国抗战“领袖”，随着抗战的胜利，使其到达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并列号称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而且还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一遗憾的是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因为蒋介石的美械军师和半美械军师大多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的大后方。这些军队要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重要城市，依靠国民党自己的力量，没有半年至10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办到的。而相反的是，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就挨着敌占区，处在对日作战的最前沿，只要迈开双腿就可以对日受降。为此，蒋介石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来阻止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的进军，使其“不战而降”。

　　傍晚，一封邀请毛泽东前往山城和谈的电报飞越千山万水传到了延安。这封电报全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各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1945年8 月14日在这封电文中对于受降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争端只字未提，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过节儿似的。

　　然而，电报虽然发出了，但毛泽东究竟能否接受邀请，蒋介石心中却没有底。他立即指示国民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了解中共领袖的反应。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从1938年起，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一直向八路军(第18集团军)总部和各师派驻有代表，又称联络参谋。这些人实际上是安插在中共身边的耳目。此种联络参谋制度一直延续到1946年冬国共两党关系最后破裂为止。在此期间，国民党所派出的联络参谋曾多次更换。1945年8 月间，在延安充任联络参谋的是周励武和罗伯伦两人。周励武在中国大革命时代曾加人过共产党，后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此人诡计多端，甚得其上司的赏识，为此曾多次被派往延安担任联络参谋。罗伯伦之所以能被派到延安，也是深得特务头子看重的人，其反共立场也是十分坚定的。鉴于以上两人在延安中共中央身边的特殊条件，蒋介石在发出邀请毛泽东的电报后，即同时密令周罗二人及时收集和了解毛泽东的态度。

　　8 月16日，毛泽东发出了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回电很简单：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1945年8 月16日对于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示。他既没有表示接受，也未完全予以拒绝。而是在电文中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要求蒋介石首先对由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8 月16日的那份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参加受降问题的电报作出回答后，才能考虑与蒋介石会面问题。毛泽东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接见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将此转告重庆方面。

　　8 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他对朱德8 月16日所提的批评进行了辩解，并端起最高统帅的架势相要挟，该电指出：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格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一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将他不允许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受降的责任完全推到了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身上。应当说，美国支持蒋介石这是事实，白宫确实发布过“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命令。然而杜鲁门政府的这一命令是根据蒋介石的请求和支持蒋介石的赫尔利和魏德迈的报告才发布的。八年全国性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浴血苦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国际法，应由谁接受日伪投降，纯粹是中国的内政，应该依据各抗日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贡献来决定，盟国没有权利剥夺中共的受降权利。蒋介石无论在受降中或是在电报中以同盟国的命令来压制中共，是毫无道理的。

　　还是在这份电报中，蒋介石第二次重申了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由于在发出这份电报前，蒋介石已得到了联络参谋的报告，了解到毛泽东无意赴重庆。于是他一反常态，在电文中邀请得更为热烈。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磋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诸为感。

　　蒋介石的这份电报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以体恤人民疾苦，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相标榜，而弦外之音却是在攻击毛泽东不考虑国人疾苦，不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肯接受邀请来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和平攻势，毛泽东冷静地考虑了两天，决定以慢制快先取缓兵之策。8 月22日，向重庆发出第二封复电，电文指出：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1945年8 月22日。

　　在这封复电中他对自己是否赴渝，避而不答。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决定先让周恩来去重庆，看看蒋介石葫芦里卖什么药，然后再就他本人是否去重庆作出决定。

　　蒋介石自接连发出两电之后，也在紧张地注视着延安方面的表态，根据他安插在延安的联络参谋的密报，蒋介石认为毛泽东未必会答应来重庆，毛泽东一贯谨慎，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他从未离开过延安，眼下国共关系异常紧张，毛泽东更不可能来重庆了。为此，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判定，毛泽东根本不会接受他的邀请，走上门来的。于是他借题发挥，决定穷追不舍，进一步发动和平攻势，“将邀请毛泽东赴渝的调子再唱高一些。8 月23日，蒋介石发出了精心设计的第三封邀请电，该电指出：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行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进，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1945年8 月23日对于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毛泽东的判断是：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刚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和平的到来，以便重建家园。在国际上，各战胜国大国从各自利益出发，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一反常态地接二连三地给毛泽东发电报要求和平谈判呢?其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精锐部队美械军师或半美械军师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尚需时间。对于这一点，蒋介石的美国盟友杜鲁门总统曾再清楚不过地作了说明，他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其实质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

　　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为尽快恢复对全国的专制统治，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实现这一梦想。抗战中，蒋介石保存了440 万军队，得到了美国16个亿以上美元的援助，接受了百万侵华日军的装备。收编了六七十万伪军，而且在政治上捞到了一笔政治资本。蒋自以为可以通过内战，一举荡平中共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抗战胜利了，蒋介石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反革命力量，而且意外地抢到了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大桃子”‘，加上美国和苏联的承诺，这就使之觉得共产党无论如何无法同他比试，他可以在3 -6 个月内轻而易举地解决共产党问题。

　　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和平民主潮流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强烈，国民党内部反蒋反内战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国统区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特别是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蒋介石的内战兵力远在大西南难于短时间部署到位等客观事实，同其既定的“内战”方针相对立，这又使得蒋介石顾虑重重。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矛盾心理驱使蒋介石一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反革命策略。因此在重庆谈判开始，他曾确定‘“政治上极度宽容，军事上不稍迁就”的谈判方针。

　　此次，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企图利用和谈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有利于嫁祸内战责任于中共。如果毛泽东不来重庆，就可以给共产党安上个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将战争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蒋介石自信毛泽东本人是不敢冒险赴渝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冒险来了，就让给中共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剿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于赢得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如果中共赴渝和谈，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的必需时间，而这些时间对于军力远远超出共产党军队的国民党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3.美国“一边倒”的对华政策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具体地说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采取何种政策，这对于战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产生至关紧要的影响。

　　二次大战的硝烟散尽，中国局势却一直剑拔夸张。

　　自1945年4 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脑溢血逝世后，在最高法院院长主持下，副总统杜鲁门宣誓就任总统。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和担心他能否继承罗斯福的伟大事业。然而，他与前总统罗斯福相差太大了。他的经历，甚至连相貌都使人感到失望。

　　杜鲁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讲起话来既像密苏里州的村野粗人，又像个炮兵队里的炮长。他看起来不像一个政治家，倒像个银行职员或者服饰商店的小伙计。

　　但是，富有自知之明的杜鲁门懂得如何使用职权，知道为什么有的总统会成为坚强有力的首脑，而有的却软弱无能。7 月初。他乘坐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赴欧洲，与邱吉尔和斯大林在已经投降了的德国波茨坦会晤。

　　在会面中，身高只有5 英尺10英寸的杜鲁门发现邱吉尔和斯大林两位巨人都比他矮，照相时他俩都喜欢站在高一级台阶上同他一起合影。杜鲁门大为诧异，他似乎因此增强了自信心。在波茨坦期间，杜鲁门获悉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向日本投放，以促使这个该死的东亚帝国早日投降。在横渡大西洋回国途中，他得到报告：8 月5 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造成了巨大破坏;四天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果然，8 月14日，日本投降了。更令人瞩目的是，二战后，杜鲁门使美国经济平稳地从战时状态转向和平建设时期，并没有因战争影响而造成经济萧条，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大战的结束，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到战后的世界上来。

　　此时的杜鲁门不停地注视着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猖撅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和势力没落了，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新的全球性政治格局里，美国从战前有实力而无名分转为战后的既有名分又有实力的霸主地位，它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庞大国家无论在欧洲或者是在亚洲都形成了两大国际势力的对峙局面。

　　在中国这块最关键而又最敏感的土地上，内战正迫在眉睫。复杂的是，经过二次大战，中国国内的民主力量增长，社会主义力量得到壮大和发展，中国内战的结局不仅有一个政治领导权转移的问题，而且有一个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交替的问题，因而也是这一地区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是关系到其战后在亚洲确立霸主地位的大问题，杜鲁门当然不会掉以轻心。然而，如果由美国明目张胆地卷入中国内战，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这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事。同时二战刚结束，立即武力干涉别国，也与美国的国际形象所不合。因此，如果直接出兵中国，美国会在国内外遇到太多的麻烦，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眼睁睁看着这位昔日的盟友由于专制而被共产党和人民一步步推倒垮台，那也是杜鲁门所不愿看到的。此时的杜鲁门一直在搜索枯肠，思考着如何在中国实现一个“伟大的美国梦想”。

　　杜鲁门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其历史知识并不缺乏。他记住了先贤们的“中国梦”。自美西战争开始，美国十字军就扛着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先进的文明”的星条旗，踏上了向西扩张的征途;正当美国兴冲冲地准备跳上中国大陆大干一场时，却迎头碰上了列强在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在这场弱肉强食的混战中，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以便在无力参与瓜分的条件下，从列强向中国的勒索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自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被沙俄和日本携手排挤出中国东北大门之外。到了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更是把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搅得七零八落。此后，美国的绥靖幻想，又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不死不活的局面达10年之久。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才庄严地对这个弹丸小国宣战了，并大幅度地调整了远东政策，决心最终打败日本，取得对远东的支配权，以保证美国在这里的繁荣发展的前景。

　　杜鲁门一直牢记着他的前任罗斯福的对华策略。罗斯福在致力于粉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同时，一方面时刻警惕苏联势力在战后“从亚洲东北部向外扩张”，另一方面，又对犹如蓄势欲发的火山一样的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忧心忡忡。

　　这是当时美国处理亚洲事务中的两大难题。

　　1943年罗斯福把先人“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发展为“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新对华政策，以便使中国成为支撑美国在远东的主导地位的台柱子，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这一决策既然定下来了，罗斯福便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想象中的形象。1942年1 月，在莫斯科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不断向苏联外长施加压力，迫使苏联承认美国赐给蒋介石的头衔，使中国政府得以在四国宣言中签名。11月下旬，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又接待了“四强”大厦的第四块“基石”。自然，美国与蒋介石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

　　问题在于，当罗斯福头脑形成“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幻想时，美国正面对着蒋介石统治中的中国既不统一，也不民主，更谈不上强大的问题。就在罗斯福拼命树立蒋介石国际地位时，中国的国内国共两大党的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蒋介石政权由于腐败无能及其专制独裁，也正面临极度困难。然而，由于美蒋战略关系的确立，使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逐渐失去了可供选择的余地。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却不能取代他;而中共方面则控制着许多地区并集合着一批愿意抗日的爱国者。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自1944年10月，美国政府召回了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信心，同时又对中共延安政权寄予较大希望的美国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印缅美国空军总司令、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史迪威上将，而改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赴华后，情况又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那就是在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上。在罗斯福眼中，赫尔利是忠实于他的好老头。1944年9 月，罗任命赫为总统私人代表赴华，不久又任命他为驻华大使，全权代表总统推动上述对华政策。

　　可惜的是，赫尔利在执行罗斯福的调整后的对华政策时，可以说并没有完全忠实于罗斯福，他过多地偏向了蒋介石，赫氏一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对蒋介石表示，总统给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和拥护您做中国的领袖”。随后，一方面推动国共接触，企图找到一个“以中共交出军队”为条件，给其。“合法”地位的途径。另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向国民党以外的军事集团提供美援，赫尔利的赴华，使美国在华的主要工作目标，变得遥遥无期了。

　　赫尔利在1944年12月24日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提到自己来华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赫尔利的赴华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了。此种人事更迭，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由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积极加强中国抗战力量而转变为扶蒋反共政策，或者用一些美国人自己的话说扶蒋抑共政策。

　　赫尔利于1945年4 月2 日还发表声明明确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随着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美国所持的这一对华政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加剧。

　　日本的如此迅速投降，美国人也根本没有料及。面对突如其来的战后中国局势，对杜鲁门是一个措手不及。而赫尔利则采取“授蒋内战”的政策，认为大力加强国民党，支持蒋介石，才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避免内战。中共会因为蒋介石力量的增强而避免与国民党打仗。显然，赫尔利的举动与美国对华的主要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

　　1945年10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宣称：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合作解决其种种问题，鼓励并协助其发展为统一、强大、合作与民主之国家。

　　11月19日，美国《生活》杂志发表题为《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社论，内称：“美国应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协助中国完成统一独立，……”第二天，美国纽约《太阳报》刊载了赫尔利对《生活》杂志社论的评论文章，在这一评论中赫尔利再次重申了全力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

　　美国政府的此种扶蒋抑共政策的危害性，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在对蒋介石政权援助方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因为抗日战争的结束而停滞。翻开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日程表，对于美国援蒋反共的既定政策就一目了然了。

　　在军援方面：8 月28日美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租借舰艇8 艘，是日，中国接舰军官在美国迈阿密正式接收赠舰8 艘，计有护航驱逐视2 艘、驱潜舰2 艘、布雷扫雷舰4 艘，分别命名为：“太康”、“太平”、“永兴”、“永泰”、“永胜”、“永顺”、“永定”、“永宁。

　　9 月5 日杜鲁门根据美国军方的建议，批准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6 个月的租借物资。其中包括：利用美海空军为国民党政府运兵、继续运送已经贮存在印度和缅甸的准备供应中国的物资，以及将中国西部贮存的美军物资转交国民党政府。

　　9 月22日美海军部宣布赠中国驱逐舰20艘。

　　11月5 日周至柔在南京对记者称：美驻华空军所有器材，包括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将全部移交中国使用。中国战区美空军飞机(含飞驼峰空运总队)，总数在300 架左右。

　　11月10日美军移赠国民党军飞机200 余架，并协助国民党军建立空军。

　　12月2 日美国国外清理委员会在沪设办事处，处理在华剩余物资;印缅战区剩余军用飞机700 架开始移交中国。

　　1946年2 月5 日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一致通过授权总统以美国过剩之海军战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及驱逐舰271 艘移交中国政府之议案，该议案并授权总统派遣海军顾问团援华，并将运用并保养上述舰艇以及训练舰只上人员所需之物资同时移交中国(其中包括弹药、零件、修理厂中机器及保养并运用此项舰只所必需之一切物件在内)。

　　同年5 月27日，美海军部就决定将200 余艘舰艇移交中国，英国亦拟赠中国各式舰艇并在上海成立舰队指挥部，陈诚任指挥官。

　　在经济上，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也没有停止。

　　8 月30日，当租借法案停止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商订3 年计划，获贷款20亿美元。时隔一个来月的10月18日，第一批海运来华的美国黄金已抵达上海。

　　1946年1 月8 日宋子文与美军总部签订购买美剩余物资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将以美金2500万元及国币61.6亿元购买美国在华剩余物资及全部美国留于中国西部之器具。

　　1 月16日，美进出口银行宣布：美国向中国发放贷款3500万美元，以购买美棉。此贷款将于货物抵达两年后偿还。该款可购美棉27.5万——30万包，足敷60万枚纱锭一年之用。

　　2 月1 日，国民党政府为购置留印美军剩余物资，成立上海接转处，将布匹、机械、卡车等3 万吨货物经海路运沪。16日，美军海外剩余资产清理委员会委员马克贝宣称：中国政府购买堆积在加尔各答全部美军剩余物资，计值2500万美元，此项物资计有载重3 吨之卡车5700辆，此外尚有纺织品约值500 万美元。

　　2 月6 日，美国技术团炼油、制糖、化肥专家爱格洛夫、罗比、胜雷、司马尔等7 人应资源委员会聘请飞抵台湾，就任技术顾问。

　　3 月14日，中美在华盛顿签订《美棉贷款合同》，美方提供3300万美元贷款。

　　3 月19日，美进出口银行与中国签订5 种借款合同，共计借款3379.375万美元，作为购买船只铁路及煤矿之修理材料设备及辅助动力厂之用。同日，美国国外物资清理委员会宣布，将价值1 亿美元之陆海军剩余船只、药品、食物售予总署，以供“救济”中国之用。出售物品中，有价值4000万美元之船只及港口设备。此外尚有干粮4.5 万吨及大量医药品。

　　4 月4 日驱美大使魏道明致电外交部，报告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关于美国对华贷款之声明，略谓：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决定，准备1947年6 月30日以前，贷给中国政府机关及私人企业信用贷款总数5 亿美元”。

　　1946年6 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执行租借法案的二十二次报告)中披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日本投降后，美国对各国都已停止租借，但仍继续援助中国军队，为空运华军赴中国各处，美国已用去了3 亿美元，并由美军供应品中供给华军价值6800万美元的车辆及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火。抗战胜利后给中国的援助(给国民党政府)等于胜利前向中国租借物资总量的两倍。自1945年12月31日迄今，美国向中国(指国民党政府)租借物资价值13.36 亿美元。

　　在帮助蒋介石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过程中，美国打着帮助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是不遗余力的。这是其战后在华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使然。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一幕幕历史情景：1945年9 月2 日美军开始空运国民党军汤恩伯部至南京。上海，每日各100 架次飞机分别运输3000人进入南京和上海。

　　9 月5 日，新6 军廖耀湘部自芷江由美空军运抵南京。

　　为了支持蒋介石的所谓“统一”，加紧调运蒋介石部队，1945年9 月19日，美国第7 舰队第一支舰队60艘军舰由海军上将金凯德率领驶入上海港。

　　9 月30日，美海军陆战队第1 师1.8 万人，在天津塘沽。大沽登陆。其先头一部。1200人于同日6 时进入天津，另有一部在秦皇岛登陆。

　　10月4 日，美第7 舰队进入烟台解放区，并派代表上岸要求接收烟台，遭到中共抗日军队理所当然地拒绝。

　　10月11日，美海军陆战队第6 师在青岛登陆。

　　10月14日，国民党第8 军由美舰自九龙运抵青岛。

　　10月25日，杜幸明以内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身份在上海与美第7 舰队指挥官金凯德达成协议，由美第7 舰队负责运送国民党军队到营口和葫芦岛。

　　10月27日，美海军陆战队开始在华北各铁路沿线布防，并在货车上担任护卫。

　　10月31日，美军与国民党军各一部，由秦皇岛犯北戴河，八路军被迫撤出北戴河。

　　11月1 日，美舰到达营口、葫芦岛，发现港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决定折回秦皇岛。

　　同日，美舰将国民党军第13军全部运抵秦皇岛。在8 月至9 月间，美空军已运送国民党军14万余人至华北地区。至10月上旬，美海军开始大量运送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关于这一点，美国驻华总司令毫不隐讳。

　　11月8 日，魏德迈在上海对记者说：已决定派5.3 万名海军陆战队代替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执行任务。

　　11月11日，美舰31艘载运国民党军4 个师在秦皇岛登陆。

　　11月12日，美陆军部长柏德逊在华盛顿发表言论称：在华美军将协助国民党政府解决在华100 余万日军之武装，并遣送返回。……倘或遭遇攻击，将必予以有力抵抗。

　　11月14日，魏德迈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提交报告，内称目前运抵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已有第13、第62、第92、第94等四个军。这些军队足以把美军从其占领区替换下来，并同时保护一些有限的地区。但是，蒋介石如果坚持要守住现在已占领的所有地区，并企图加以扩大，特别是准备进入东北，肯定需要美军继续替他看住沿海港口和交通要道。11月24日，魏德迈向继任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报告对中国形势的估计，认为即使蒋介石暂停接收东北，全力巩固长江以北和长城以南地区，如果没有美军的帮助，这也是很难实现的目标。12月初，魏再次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华北形势，称驻华美军实际上正为国民政府防守着秦皇岛、天津、北平和青岛，并控制塘沽至秦皇岛的铁路线。26日，驻华北美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在上海对记者称：今日华北局势诚为严重，现今驻防华北之美海军陆战队共有5 万人，以协助国军完成受降工作。27日，美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决定：海军陆战队必须留驻中国;继续帮助国民党向华北运兵;在日军撤出地区实行停战、在国共之间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把共产党地区和部队包括在内组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国家和中国军队。28日，魏德迈接到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通知，重申要执行美国继续在后勤方面援助国民政府的命令。

　　12月22日，美第7 舰队司令巴贝抵达南京。据合众社电称：巴贝来华是为“运用美水陆作战舰只训练青岛华军，加速遣返日军及其他有关共同利益事宜”。美第7 舰队运输舰一队开始运送杜聿明部抵葫芦岛港，并由该港开赴锦州。总而言之，美国为着保持中国这根支撑亚洲稳定局面的支柱，避免在亚洲同苏联迎面相撞，它一方面尽力促使国共合作，对国民党施以一定的政治压力，极力要求蒋介石“和平统一”中国，在国共之间表示“公正”。另一方面，又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积极援助蒋介石，不管蒋介石是否接受美国的“调处”，美国都将扶持蒋介石政权。此种扬抑并用的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党的战后内外政策。

　　4.来自“远方”盟友的压力

　　在整个中国局势和世界局势发生急剧转变的时刻，当中国的革命运动急需要其盟友的提携和支援的时刻，这个来自“远方”的盟友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早在1919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诞生的共产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在列宁领导下，它曾高举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大力支持和积极声援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并帮助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十分密切。还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中间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1922年起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ZI年中，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此期间的共产国际尽管犯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对此，毛泽东还在1943年5 月26日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就曾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做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

　　毛泽东这一段话是客观和公正的，而中国共产党也历来将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共中央自1936年在陕北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后，毛泽东等与斯大林等一直保持着电讯联系。但是由于条件所限，通讯十分困难。直至1940年2 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随身带回延安。此后，任弼时延安筹建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该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1940年底，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又建立了十分可靠的空中联络，但仅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

　　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延安派出了军事情报组。自1942年5 月至1945年11月间，一直由苏联人孙平(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负责。这使得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联系进一步便利。

　　然而，在1945年8 月9 日，苏联红军从远东的双城子至西伯利亚的赤塔一线全面出击东北向日本侵略军展开猛烈进攻之前，无论是苏联方面，或是东北抗联领导人、“国际88旅”旅长周保中和在延安的孙平苏联军事情报组，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中共方面的人员刘亚楼、卢东生等，都没有向中共中央透露过任何消息(中国同志主要是受通讯联络的限制，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将面临着向着民族民主革命推进的历史进程。面临如此巨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到来，此时此刻的中国共产党是多么期望得到来e 远方盟友的支持和帮助啊。

　　就在与蒋介石的“和平”攻势周旋的同时，毛泽东向斯大林发报通报情况，以倾听来自远方老大哥的意见。

　　然而这时的斯大林却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其内容大意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这封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他甚至情不自禁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此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又来过第二封电报，指出：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由于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使中共领袖们不能不联想起几个月前苏联背着中国人民所做的那件事情……

　　1945年2 月4 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领袖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除了取得关于德国和欧洲问题的某些重要协议外，还根据1943年10月美、英、苏、中四国宣言关于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达成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等问题的协议。

　　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期望在亚洲既防止美国的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利用罗斯福积极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心理，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交换条件，谋求在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的权益。

　　三国首脑还签署了关于同日本作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三项条件下，苏联于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个三项条件是：(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二)日本于1904年所夺取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和邻近一切岛屿交还给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也由苏中合办，并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这个秘密协定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它是由三大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作出的。只是在会议结束四个月之后，美国政府才正式将此协定的内容通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是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签署的方式来看，都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隔不久的8 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苏联的援助完全给予国民党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与这一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并就外蒙问题进行了换文。

　　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党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合营中东、南满铁路3C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实际上，苏方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长路等方面的权益;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中挑选，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这些条约、协定的实施，使苏联取得了在华的许多特殊权益。在国民党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三个月内撤军。

　　同日，斯大林发表声明，指出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将全部从东北撤军。

　　在8 月14日签订的《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事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

　　在以上条约、协定和换文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对此。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的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及其维护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扩张、同情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政策，对推进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无疑起到了直接的支援作用。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所得利益，不愿看到中国被纳人美国的势力范围，也不愿在远东与美国实行军事对抗，期望战后赢得和平环境，以恢复国民经济。所以，它在中国问题上，同美国既斗争又妥协。

　　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估计过低，不赞成中国人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革命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实行同国民党妥协。斯大林没有看到，如果美国通过支持蒋介石集团独占中国的企图得逞，远东的紧张局势只会加剧;而中国人民国内斗争的胜利，并不会妨碍，反而有利于苏联同美英等国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达成协议。至此，情况清楚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对蒋介石的执政党有利，延安得不到来自苏、美、英等国任何一方的支援，甚至作为远方盟友的苏联还在某些方面如与国民党和谈问题上还在向中共施加着一定压力。

　　苏联的这种对华政策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困难，并使中共中央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

　　当然，必须肯定的是，斯大林对于杜鲁门的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抱有很高的警惕。苏联在抗衡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暴发起来的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行动，对于遏制美国独霸世界的野心，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的作用。

　　出于苏联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的考虑，斯大林不愿中国成为完全受美国支配的附庸国，尤其警惕美国势力渗人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及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起着支持的作用，对于美国在中国的行动起着限制的作用。

　　然而以上方面，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之初显现的并不十分充分。此种积极的向上的影响力，是在此后的历史活动中才充分显示出来的。

　　5.毛泽东争取和平的韬略

　　综观战后时局，国共力量对比之下，中共仍处于劣势。军事上，国民党军440 万，中共仅占其总兵力的1 /4 ，尤其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经济上，蒋介石占据拥有全国3 /4 人口的2 /3 面积，并且多为江南富庶地区，另外还有美国的军事援助;而中共解放区却基本在较为贫瘠的地区，没有外援;因此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希望打内战。

　　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导力量，是向往和平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从世界形势、人民意愿。党派利益来说，换言之于世、于民、于己，和平终归是一条最理想的道路。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已成为国内第二大党，并掌握着一支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但是比较已取得十数年执政党地位(指以蒋介石为党魁的国民党)的国内第一大党的国民党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强国的国际地位;比较其经过美国租借军火和日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数百万军队，以及蒋介石本人所谓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的“领袖”地位，毛泽东及其所统辖的武装力量和人民政权的实力绝对不占优势。

　　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是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呢?也不是的。事实上，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两党领袖的会谈早就有所考虑。早在1942年下半年，毛泽东就认真考虑过与蒋介石会面，以解决战后的国共关系问题。1944年冬，赫尔利来延安会谈时也提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毛泽东再次表示他愿意在适当的时机与蒋介石会面。但由于蒋介石一心拖延，无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因此抗战期间，两党领袖会谈的事情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在抗日战争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这一自1928年以来中共第一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为着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前途的方针。在毛泽东所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是：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仍然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此段话，全国解放后编辑毛选时，已全部删除);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中国因此可能在战后走上和平统一的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策，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既然要建立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就得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两党领袖举行会谈是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事。

　　当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一传出，中共中央即又一次开始考虑恢复国共谈判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随着抗战胜利而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政治主张。最初的政治考虑到底是怎样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过去由于党的核心史料一直没有公开披露，故这一问题即使在史学界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社会上的众说纷纭更是缺乏依据的。

　　为了解决所面临着的毛泽东是否亲去重庆和谈这样一个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8 月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目前形势和中共中央对策，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他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基本形势，指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将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肯定的。

　　关于中国的和平问题，毛泽东预言说：“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据8 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这一中共党史中最具权威的材料记载，毛泽东力求避免内战，争取全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观点和倾向是十分明确的。毛泽东在这次重要会议上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民族的要求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这样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这样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会议认为随着和平建设阶段的到来，应当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当积极争取。会议认为，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但是眼下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牵制，他还不可能很快定下打全面内战的决心，因此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共产党及其军队也需要和平，为此，提出和平、民主、团结这个新的三大口号。会议还认为，目前对国民党的批评，今后几个月要逐渐缓和下来。将来采取的原则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现在需要与蒋介石面对面，举行直接谈判，不能拖了。并要尽快发表和平、民主、团结的宣言和纲领。

　　会议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问题。

　　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周恩来的意见实际上还是不愿让毛泽东去冒险。

　　朱德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准备把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会上，陈云、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发了言。与会人员的多数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毛泽东考虑到争取和平的重大意义，并打算亲自去会会“委员长”做做工作。一他认为，“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正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加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在这次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当前内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和平是可能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如果谈判不成，国民党进攻我们，是否打?应该打。条件是打胜仗。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思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

　　会议最后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随后毛泽东再去。毛泽东赴渝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8 月24日，毛泽东发出致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电文指出：特急重庆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1945年8 月24日从毛泽东以上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这短短的几日之内，中共中央对与国民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就是从准备观察一时到考虑毛泽东亲赴重庆。但是从毛泽东的第三封复电看，毛泽东虽然已答应赴渝，但仍计划安排周恩来先行，至于他本人何时成行，还要再看一看后才能决定。

　　然而，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一同赴渝的决定，在24日这一天并未形成。

　　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成员与由重庆回来的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一起，连夜研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经反复权衡，认为目前重庆方面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每时每刻都梦想吃掉中共，但目前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出手，去重庆谈判，争取一段时间和平，对我们的发展有利。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并于同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表明了中共的基本立场。

　　就在8 月2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收到了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来电，还是有关邀请毛泽东赴渝和谈之事。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定的方针，毛泽东利用魏德迈的这封电报，施展了一点小谋略，于同日复电魏德迈说：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毛泽东1945年8 月25日魏德迈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赫尔利便立即将毛泽东致魏德迈的电报向蒋介石作了通报。

　　蒋介石无法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决策经过，但毛泽东居然能够答应亲赴重庆则使他吃惊不小。他原先估计毛泽东不会亲来重庆，企图借此捞一些政治资本，不料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准备来了，弄假成真，只得假戏真做，潦草派人作紧急布置。此后的8 月26日，蒋介石只得硬着头皮第四次致电毛泽东，表态指出：“顷闻先生可偕同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同赫尔利将军明日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经过精心考虑，彼得蒋氏信任的、又与中共有较好关系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为代表，偕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往延安，以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渝。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巢县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先后在滇军、桂军和川军中任职。参加过北伐战争，后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192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军长兼师长、东征军第10路军总指挥、第9 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过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抗战。后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曾于1942年和1944年两次代表国民党参加国共谈判，素有“和平将军”美誉，是国民党内著名的主和派，其一贯主张政治解决党派争端。至于赫尔利这位美国大使又为何要亲自飞往延安，也是有原因的。赫氏此人此行主要是想以此来表示美国官方对中国和平和统一的关注程度，是为了促使毛泽东尽快赴重庆，同时也是消除中共对毛本人安全的担忧。

　　8 月26日，当毛泽东准备赴渝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被一些解放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得知后，尤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地区的中共党政军负责人便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来了“十万火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指出：“蒋介石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又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这里面一定有个大阴谋!”

　　“请毛主席不要去重庆，顶多周副主席去就行了……”

　　“……周副主席现在也不能去，中央任何领导同志都不能去……”

　　看完这些电报后，周恩来还告知毛泽东，不仅党的高级干部对赴渝和谈感到担心，就连延安人民的心也像系了一块巨石一般，感到万分的沉重。许多群众还聚集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宅前，请求毛泽东不要去重庆。有人甚至说：谈判自然可以，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让蒋介石有来有去。还有一些人激动地说，“蒋介石最不讲信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他却高喊和平，电邀主席谈判，更是心怀叵测，而主席你竟然不曾三思，贸然前去，莫非是要学宋江的样子，接受朝廷的招安不成。”

　　听到这段议论后，毛泽东说，我们赴渝与宋江不同。宋江本来就是朝廷的小官吏，只是在官场中混不下去才造反的，后来朝廷又许了他大官做，宋江受招安就不足为怪了。而我们共产党人则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而出卖广大的人民群众。

　　当听到周恩来提起一位从井冈山开始就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老同志说，江西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泽东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却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万一有个闪失，给党的事业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反映后，毛泽东神情立刻严峻起来，他指出：“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向延安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分析一下日本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一下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以及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连同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和对策。总而言之，我们既要告诉广大军民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安全担心，也要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这一天，中共中央再次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25日整夜讨论的意见，并且宣布了自己准备亲赴重庆谈判的决心。毛泽东说：“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他还说：“由于我们有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至于去重庆谈判会不会形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也有充分的考虑，他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即：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是“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于当天向党内正式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以统一全党对国共重庆谈判的认识。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党内通知。它说明了争取和平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解放区军民吃了一颗“定心丸”。《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通知》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通知》还告诫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

　　出自毛泽东亲笔的党内通知，已将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表述得很清楚了。一此后，毛泽东与刘少奇进行了彻夜长谈，详细商量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毛泽东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应当说，为了更好地贯彻战后中共争取和平的方针是促使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最重要的原因。后来毛泽东曾经说过：“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针锋相对’，要看形势”。

　　8 月27日，蒋介石派出张治中作代表，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同飞往延安，以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来渝。临行前，赫尔利还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称：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甚多，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依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1945年8 月27日对于赫尔利的声明和其本人的即将来到，毛泽东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他还在两个月前，就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愚公移山》里说过，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8 月27日，赫尔利_张治中乘座的用于接送毛泽东去重庆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张治中和赫尔利旋即被接往延安的中共中央交际处休息。

　　这个惊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延安全城。

　　由于延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尚不知道中共中央在昨日作出的重大决策，因此都在纷纷猜测着，这个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的上将又来延安干什么?

　　其间，大部分共产党干部都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将与蒋介石谈判的文件传达。但许多人的脑筋一时仍转不过弯来。人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蒋介石的和谈诚意到底有多少确实是值得怀疑的。毛泽东的安全更是让人担忧的问题。历史证明，蒋介石曾经采取过各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其政敌，并且每每得手。显然，毛泽东已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有胆有识，不畏艰险，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危险是有的，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共自己力量的空前壮大，人民已空前的觉醒，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国，蒋介石不敢贸然冒天下之大不违加害于他。

　　临行前，仍有一些军队高级将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们问毛泽东：“‘你去重庆后，如果国民党来进攻，我们怎么办?”他们担心，如果打起来，蒋介石可能以此作为加害毛泽东的借口。

　　“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毛泽东回答得十分明确和干脆，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虚弱本性。

　　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在整个重庆谈判中，蒋介石对毛泽东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重视，并作了周密安排。他很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一点不敢在安全问题上造次。由于国民党内部特务系统庞杂，另外极端反共者大有人在，蒋介石也十分害怕这些人会擅自行动，弄出些乱子来，于是还精心挑选了一些忠实可靠的卫士，组成“警卫班”，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蒋介石甚至命令这些负责警戒的人员说，“不管哪一派，哪一‘统’(指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如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就是开枪打死了，也不要紧”。据说，蒋介石还曾专门找过戴笠等特务头目，指示其一定要约束属下，千万不可乱来，以免坏大事。

　　8 月28日清晨，是毛泽东亲赴重庆的日子。延安的清凉山机场上已聚集了数千干部和群众，准备为毛泽东等人送行。

　　当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等走近飞机时，没有演讲，没有喧闹声。据一位当年的送行者描述：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影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主席走到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涌去。主席摘下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光荣。

　　与毛泽东的从容、自信和胸有成竹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蒋介石的慌乱、后悔和忧心忡忡。

　　蒋介石压根儿想不到毛泽东真的会送上门来，故三发邀请电，大力发动“和平”攻势，欲置毛泽东于被动境地。然而谁知弄巧成拙，此计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真的来了，而且赢得了国际国内一片颂扬，声名鼎沸。这使得蒋介石有苦难言，不得不硬着头皮安排应酬。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和缩小毛泽东此行的重大政治影响，蒋介石采用了尽量压低接待规格的手段，对毛泽东一行抵渝的时间竭力封锁，严格控制机场迎接人数。他还向国民党宣传媒体发出指令，要他们对“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于是，在这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重庆的新闻界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奇怪现象：一方面是各报各刊对于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和谈的特大新闻大加报道，又发消息，又登社论，气氛热烈;另一方面是作为东道之主的国民党中央喉舌的《中央日报》仅以寥寥数十个字的新闻稿报道毛泽东赴渝的消息，压低报道规格，气氛冷清。“历史不会倒转，蒋介石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不论他如何冷淡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影响却是阻挡不住的。随着毛泽东飞抵山城，中国的历史无疑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章 历史性的言和

　　6.最高级别的谈判

　　毛泽东这位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能与蒋介石对手达18年之久，而不曾低头和输过的中共领袖终于亲飞重庆了。1945年8 月28日下午3 时许，一架三引擎巨型飞机徐徐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0 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走下飞机。到机场迎候毛泽东一行的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正副秘书长邵力子、雷震，各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此外还有各界群众代表和中外记者。尽管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但毛泽东一行的抵渝，无疑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大喜事。

　　《大公报》著名记者彭子网记述了当时对毛泽东的印象：毛泽东先生，52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9 年前经过四川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一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毛泽东准备的书面讲话是由周恩来代发的。在书面谈话里毛泽东宣称：“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车辆将毛泽东等送往“和平将军”张治中官邸桂园。

　　毛泽东在此稍事休息，即会见当时以文学家、历史学家。无党派人士身份居住重庆的郭沫若及夫人于立群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并赴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南方局欢迎晚会。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即尽地主之谊于当晚8 时在自己的山洞住处——林园官邸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毛周等一行。作陪者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魏德迈。应蒋介石邀请，当晚在林园下榻。

　　在重庆谈判，毛泽东除刚到和临别时有3 日是住在林国外，其余时间全部住在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住在一块。张治中为方便毛泽东会客，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作为毛在城里会客、工作和休息之所。但毛无论再忙，晚上仍回红岩村过夜。

　　毛泽东亲赴重庆，整个山城沸腾起来了。《大公报》8 月29日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外国记者普遍认为，毛泽东此行是世界大事件。

　　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拉开了帷幕。8 月29日上午，由周恩来、王若飞在林国同张治中具体协商和安排，毛泽东于当日下午同蒋介石第一次直接商谈。

　　毛泽东说：“和为贵”，蒋介石也对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愿望。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赴重庆的胡乔木回忆，蒋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他还对毛泽东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回答说：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

　　在这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方面事前并无充分准备，一时拿不出具体方案。蒋介石居高临下地对毛泽东、周思来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接过蒋介石的话头说道：“中共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远的和平能够实现……”‘当着毛泽东这位老对手之面，蒋介石又重提所谓中国无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在原则上的坚定性是极其坚强的，从来不会在大是大非面前让步，他立即驳斥了蒋介石的观点，列举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毛泽东说：“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

　　在史实面前，蒋介石无言可对。最后提出谈判三原则即：(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

　　第一次最高级别的交手，仅以讨论原则为主。晚上，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周恩来、王若飞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等继续作一般性交换意见。应蒋介石之请，毛泽东等再宿林园。

　　第一次会谈，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王若飞，与周恩来一样均为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五四运动后到了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并由法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并与赵世炎等人创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王若飞赴莫斯科。1925年由苏联回国，第二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他被捕入狱，直到抗战爆发前夕才获释。1944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并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是中共党内的谈判高手。

　　国民党方面对于这次谈判阵容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不乏该党优秀人才。

　　张群，系政学系骨干成员。早年赴日留学，是蒋介石的同窗好友。辛亥革命时又与蒋介石同为陈其美属下，与蒋用私交甚笃形容实不为过。在国民党内张群地位显赫，历任军政部常务次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等职。与共产党包括苏联打交道多年，是国民党内最理想的谈判人选之一。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原为汪精卫派，后成为政学系重要成员。历任国民政府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不久前参加过中苏谈判，与斯大林打过交道，是蒋介石进行和谈的倚重人物。

　　国民党方面的另一位代表是邵力子。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也曾经参加过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担任过黄埔军校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1926年下半年作为国民党代表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中共中央主动提出解除其中共党籍，但希望其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邵力子曾担任过省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大使。与中共关系较好，蒋介石只要一打共产党的牌，就必然想到邵力子。

　　中共代表团的和谈活动是卓有成效的。就在8 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转告中共中央，下月初准备向国民党提出*条意见：(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

　　(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

　　(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方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央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他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十一)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和平文件，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和谈的基础性文件。

　　这一文件与毛泽东赴渝之前中共中央所有公开发表的文件相比，作出了许多明显的让步。而其中最主要的让步是，中共不但放弃了抗战以来坚持了多年的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且明确表示愿意实行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阐述的三民主义，同时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整个方案有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上坚持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二是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只是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开价较高，但并未脱离实际去漫天要价。之所以开价较高，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存中共在抗战中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为同国民党讨价还价留有一定余地。

　　为什么中共作了如此大的让步呢?固然由于国民党是国内第一大党，又处在执政地位，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比中共要强大得多，中共必须承认这一基本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共中央向往和平和对于和谈具有很大的诚意。

　　当然，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为了共产党自身的利益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计，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11条意见中也堂堂正正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其主要内容是：确定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承认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停止一切武装冲突;迅速结束党治，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合作等。总之，这一方案在整个重庆谈判中的影响不可估量，它使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在和谈中处于主导地位。

　　历史进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随着重庆国共两党最高级别的谈判的实现，给予了蒋介石再好不过的机会，只要其放弃旧有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改以往的错误政策，顺应新的历史潮流，采纳中共意见，不仅中国的和平统一有望真正实现，他本人也可能成为各党各派和国内民众所共同的领袖。其何去何从，中国共产党人拭目以待。

　　9 月2 日，毛泽东亲自出马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对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人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毛泽东的上述8 点原则性意见与其在8 月30日所拟定的11条意见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是将中共将提出的和谈方案的主要内容，预先向国民党方面作一通报。

　　9 月2 日晚，蒋介石在林园举行晚宴。宴毕，蒋介石与毛泽东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举行了第二次直接商谈二中共方面的11条意见这一重要和谈文件是9 月3 日经毛泽东等略加修改后由周恩来、王若飞面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的。当蒋介石得知中共的11条意见后，即在当日的私人日记上写下了“脑筋深受刺激”六个大字。9 月4 日，他将其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四人，要他们对毛泽东等9 月3 日所提方案拟出复案。

　　蒋介石的《要点》一开始便指出：“中共代表们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倘该方案之第一、二条尚有诚意，则其以下各条在内容上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相矛盾，即不应提出。

　　蒋介石自拟的要点是：(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

　　(三)拟将原国防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年龄和资历长毛泽东和周息来一辈，从其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和尊卑观念上讲，根本是看不起中共党人的。但是他又不敢小视中共的实力。所以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方案第一、第二条表示要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时，蒋介石当然心里舒坦感到满意。然而，除此之外，所有民主要求一概拒绝，不予中共任何商讨问题和平等地位的余地。他只允许中共有服从其领导的自由，而不允许有争取正当民主权利的自由，这是其顽固的专制主义本质特性的又一次充分暴露。

　　在蒋介石这个“要点”‘中，蒋介石还对如何答复毛泽东及中共所提出的几个具体要点定了调子。

　　毛泽东提出，中共在抗战中已生长起来的100 多万军队，至少应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蒋介石却认为，最多只能编为12个师。他还声称：这是“中共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毛泽东要求国民政府应承认解放区政权组织;蒋介石则一口拒绝，指出“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根本不愿考虑。

　　毛泽东指出，应由各党派派出代表参加中央政府，并立即对政府进行改组，使之民主化，这才是国内和平的真正保证;而蒋介石一口予以否定。他坚持国民党政府之组织和人事，暂不更动，必须待国民大会开过之后，才可“依法接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入政府。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变换了策略，给中共留下了一个诱饵，即“中共方面如现在即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毛泽东为确保政治民主，提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应根据民主原则重新选举，抗战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出”的代表宣布无效;蒋介石则坚持现有国大代表继续有效，但中共方面可考虑酌量增加代表名额。

　　事实证明，时代进步了，但蒋介石那落后的、顽固的封建政治思想观念没有多少变化。与抗战胜利前国共两党的谈判立场相比，国民党方面的僵硬立场没有多少改变。

　　对于蒋介石这个人，毛泽东是研究得再透彻不过了。因此在思想和性格方面都作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当年担任毛泽东身边副官的蒋泽民回忆说，无论谈判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语调也都是温和的”。毛泽东是在尽自己最大努力来争取走可能的和平之路的蒋介石在整个谈判中，始终是以居高临下的“一国之君”的姿态出现的。就在9 月4 日晚，当国共两党政见出现了碰撞之时，他第三次与毛泽东进行了直接商谈，并继续施加其“领袖”的“压力”。

　　自8 月29日下午起，至9 月2 日晚、9 月4 日晚、9 月12日中午、9 月17日中午、10月9 日中午、10月10日下午和晚上以及10月11日晨，国共两党顶级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共进行了9 次最高级别的和平谈话。然而，“据理力争”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的既定策略，原则是一定要坚持的，。绝不能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但要顾全大局，甚至不惜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换取和平的成功。

　　作为中国国内一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此时也展示了其伟人风范。他本人并不直接参加国共两党间的具体谈判活动，而由周恩来、王若飞具体出面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直接谈判。由此形成了自9 月4 日开始至10月5 日为止的为中外所极为关注的两党间的12次正式谈判。

　　经过双方顶级水平的互换意见后，9 月4 日晚起周思来和王若飞在中山四路的德安里101 号与国民党代表就实质性问题展开了第一轮正式会谈。

　　谈判开始后，张群认为，中共方面所提请项与国民党方面的所提相距尚远，其中数点根本无从讨论。邵力子对此也认为，中共的提案对国民党“成见过重”。

　　对此，周恩来以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杰出审视力和口才明确告之中共已尽可能作了让步。这些让步主要为：第一，不再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而仅仅只是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是不再提出国民党认为有推翻国府顾虑的召开党派会议以产生联合政府的要求;第三是中共不再坚持普选国民大会代表的主张(当然也不放弃)，并不反对参加国民大会，以此保证谈判的成功。

　　张群虽对周恩来所言“让步”问题表示“了解”，但仍坚持认为中共提案之第九、十两条即军队改编办法和解放区处置办法蒋介石等难以接受，如实行之将与政令统一相违背，势必导致领土分裂和人民分裂。

　　对此，周恩来雄辩地对答到，中共之所以坚持解放区解决办法的主张，主要因为：一是中共已对国民大会的选举作了让步;二是中共仅为少数党地位，在国民大会和政府中俱难以保持应得的政治地位，所以才坚持凡中共力量占多数的省市必须由中共担任主要行政长官的主张。王若飞补充说，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125 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国情所不容，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当话题进入军队问题时，张治中声言，战后决不可再蹈军阀时代的覆辙，更不可自恃武力向中央伸手要地盘。并宣称，中共此时如放弃地盘，交出军队，则地位和声誉更高。邵力子也在一旁帮腔，总而言之，就是希望中共答应放弃根据地和军队。

　　一对此，周恩来义正辞严，给予有力驳斥说，国共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18年之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打，是为中外情势所不容，只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周恩来反问国民党方面，我党已本此宗旨提出了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中央对于此事的具体方案是怎样的?

　　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预料到毛泽东会来得这么快，所以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经周恩来一问，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第一轮会谈遂告结束。之后，谈判被迫中断三日。

　　经中共方面的一再敦促，张群于9 月8 日匆匆拿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复案。于是，开始了第二轮会谈。张群的复案题为(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共*条。其主要内容是：(一)“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四)”解放区“名词应成过去，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歧视。(五)惩治汉奸必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六)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后，自可考虑。(七)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惟中央部队不能专赖空运，在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止其通过。(八)原则上同意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其讨论事项，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十)中共军队编为12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并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北平政治委员会之设置，更不相宜;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为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十一)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应释放人员之名单;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严禁逮捕、拘禁等作为。

　　只要将国民党方面的上述复案与中共方面的提案稍加比较，就可以立即看出，复案除对“拥护”蒋之领导地位二点表示满意外，对其余各点根本没有接受和讨论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的上述复案实际上是对中共方面的提案的基本否定。

　　当中共代表们接到此复案之后，其心情之沉重是不难想象的。为此，周恩来于同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表面上招待得很好，天天有人出来请宴会，报纸上不刊发刺激文章，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较放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但实际上对一切具体问题并未放弃削弱我以至消灭我的方针，以求得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解决问题，他们只要求我们认识和承认他的法统及承认军令政令要统一，但反过来却不愿认识和承认我们抗日军队和解放区民选政府长期存在的事实，不愿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只取一概否认的态度，他们特别抓紧的是军队国家化问题，而对政治民主化问题则根本不感兴趣。

　　周恩来给延安的这份电报准确反映了重庆谈判中第二轮正式会谈时的真实情形，究竟谁是谁非，谁想和平谁不想和平，谁现实谁不现实就十分清楚了。

　　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在9 月8 日(第二轮)、9 月10日(第三轮)、9 月11日(第三轮)、9 月12日(第四轮)、9 月15日(第五轮)的会谈中，双方除在召开政治会议问题上意见较为接近外，在其余实质性问题上大都争执不下。而争论的焦点是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

　　国民党方面坚持所谓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的必要性，要求中共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的观点。

　　中共方面认为，中共已作了重大让步，国民党前途已获保障，决无动摇;而国民党对中共的态度却是不平等的，观念是自大的，自西安事变以来一贯视中共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始终不愿予以承认。要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就必须承认中共所领导的军队、解放区及经普选产生的人民政权，目前政府尚处于国民党党治时期，中共自不能将军队和政权交给一党之政府;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全军之理想，就必须从现实出发，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而就，若谓“我的是我的，你的亦应当给我”，此非民主协商之态度，将无益于问题之解决。

　　和谈的气氛恶化了，这在9 月15日的第六轮会谈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责问国民党代表，谈话已进行两星期，中共为谋求问题之解决一再让步，不知政府对于此事，除已提出之原则外，尚有没有其他意见?

　　在周恩来等追问下，张群不得不承认，国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亦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甚至连蒋介石的主张亦未经党和政府的讨论。张群一语不慎，道破了国民党的天机，那就是，蒋介石对这次谈判根本就没有抱有过丝毫诚意。

　　国民党方面在这轮谈判中，其代表张群竟然宣布。中共所提军队问题与中央规定相距甚远，实无法再谈;至于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亦不能再有变更。9 月17日，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林国直接商谈时，双方争执仍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至此，国共和谈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是充满和平诚意的。为了争取和平建国的局面，毛泽东决定按预先制定的方案率先作出让步，以打破僵局。

　　为此，9 月19日，国共双方进行第七轮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通知国民党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为1 /5 ，中共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 ，即中央现有263 个师，中共应编为43个师(较9 月3 日所提方案让步5 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如中央军从缩编为60个师，中共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 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同时，关于军队驻地问题，中共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及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

　　9 月21日，第八轮会谈开始，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提出的新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 个军16个师。同时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能混为一谈，中共尽可开列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材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无疑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免中共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不能同意。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周恩来严正指出，过去在抗战期间，双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是和平建国时期，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商谈不能拖延，也不容僵持。

　　在这两轮会谈中，虽说双方都有所让步，而且也均已接近了各自最初拟定的谈判底价，但仍不足以打破彼此间的僵持状态。在随后5 天的时间里，国共谈判不能不再次停顿了下来。

　　在和谈停顿期间，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面向毛泽东施加压力。

　　在一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这时的蒋介石，自恃实力雄厚，趾高气扬，态度蛮横，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的骨头是最硬的，他生来就敢于迎接挑战，从不在任何人的威胁下低头。次日见到蒋介石时，毛泽东当面答复了蒋介石的挑衅：“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事实上后来的中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就是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将敢于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军最终消灭的。

　　由于谈判的搁浅，国共双方陷入僵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并对中共方面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赫尔利对周恩来说，蒋介石可同意中共军队的数目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北方五省主席和两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由国民党统一，要么谈判破裂。这实际上是想以再增加四个师的数额来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本来，国共双方准备在军队数目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发表会谈公报，但这时赫尔利却节外生枝，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表公报。不过，他向中共方面保证，无论谈判成功与否和发不发公报，毛泽东随时可以返回延安。赫尔利说完后，便蛮横地要求周恩来马上请示毛泽东作最后决定。并于21日向毛泽东提出如不照此办理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如同最后通碟一般。毛泽东抑制了愤怒，从容不迫地用八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并指出：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在会谈中，毛泽东还表示，中共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军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作进一步的考虑。这实际上还在准备作一定让步。毛泽东还将灵活性和原则性巧妙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接受了蒋介石给中共增加四个师编制的建议，另一方面，在解放区问题上却抛回去了一个软钉子。赫尔利是色厉内茬的，面对毛泽东之天衣无缝的回答，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要是当初按照《延安协定》(除联合政府的名词不要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好了。赫尔利在谈判中旧事重提，充分反映了他那穷途末路的凄凉心情。也许是心有感应吧，他这次回国后不久便被杜鲁门解除了大使的职务，此后，他再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毛泽东对这位前美国驻华大使的印象也是再坏不过的了。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谈到赫尔利的恶劣表演时，曾气愤难平地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

　　在谈判陷入僵局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及各党派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共谈判的真实情况，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指出谈判停顿的责任在国民党。经过周思来卓有成效的工作，各方人士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为中共已仁至义尽，不能再有让步。否则，不仅是中共的损失，而且也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将同感威胁。有的民主人士甚至提出，今后应改变谈判方式，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来代替现在的国共谈判，立即结束党治，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等。他们纷纷指责国民党，为中共鸣不平，从而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

　　在对中共施加压力后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蒋介石本人也乱了方寸。他感到如继续对中共施压，最终只能导致和谈破裂，如果和谈破裂对国民党未必有利。战后苏联的动向，尤其是中共如在东北发展，令蒋介石忧心仲忡;美国的态度同样令他放心不下。为此，他在9 月2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俄国对‘共毛’之袒护，几乎以此为奇货，预备制造其傀儡，美国蒙昧，且为之保证，殊为可叹!此时俄国是否因此借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中共因之‘叛变’，其能有成乎?”

　　可见蒋介石十分担心重庆谈判的结果很可能会直接影响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如果这次和谈不欢而散，蒋介石必然承担主要责任，如此无论从国际或者国内对其都不会有好印象。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蒋介石都不敢过于造次，把事情做过了头，导致和谈破裂，他无法向世人交待。

　　其实，国民党使谈判陷于搁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恐吓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并非真的使谈判中止。当赫尔利亲自出马向毛泽东施压无效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中共再作大的让步已无可能。所以到了9 月25日，国民党方面由张群出面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重新谈判，继续就双方僵持的政治问题和解放区问题进行谈判，这样一来。僵局便打破了。

　　从9 月27日起，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双方在这一阶段共进行了四轮会谈，并取得了如下进展：(一)军队整编问题，认为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商定由军令部次长刘斐、军政部次长林蔚和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磋商全国军队之整编问题;(二)解放区问题，虽未达成共识，但同意继续商谈;(三)国民大会问题，。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四)政治会议问题，同意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推荐代表出席，代表人数原定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 人，但青年党要求独立参加政协，后经周恩来斡旋，重新确定的名额分配比例为：国民党8 人、共产党7 人、民主同盟9 人、社会贤达9 人、青年党5 人，共38人。

　　鉴于国共谈判已取得部分进展，同时考虑到毛泽东应返回延安，一周恩来在10月2 日的会谈中建议，将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其中总的方针、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等或已双方同意，或者意见接近，择其能发表者发表之，以解人民之渴。对这一建议，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

　　10月5 日，周恩来将谈判记录交给国民党代表，并告以毛泽东拟于下星期返回延安。10月8 日，双方就会谈纪要交换了意见，并将其定名为《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内部对发表会谈公报意见并不统一，其中国民党谈判代表的态度较为积极，如张治中曾对毛泽东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但多数国民党人不以为然，据说国民党中常委会在讨论该问题时，争论甚烈，后经邵力子解释，说签发公报是蒋总裁的旨意，这才得以通过。;公报的名称也作了变动，其全称原拟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代表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X 最后删去了“和国民党代表”几个字。实际上，一直到10月9 日，当毛泽东与蒋介石直接商谈时，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但被毛泽东回绝。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国客厅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结束后，邵力子深有感触地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当时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遂从楼上走下来与在场者—一握手，以示祝贺。蒋介石没有出席签字仪式，而是于当日下午4 时赶到桂园回访毛泽东的。晤谈10分钟后，偕乘车参加双十节迎外鸡尾酒会。至此，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和平文献诞生了。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双十节《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所以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又被称为《双十协定》。

　　中共在和谈中自始至终都占有主动地位，甚至连《会谈纪要》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该纪要共有十二条内容，其条款写得很别致，既记录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陈述了双方的分歧所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共两党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其中，双方一致同意的有三条，即第一条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第二条政治民主化问题，第四条人民自由问题;双方意见接近或基本同意的有三条，即第五条党派合法问题，第六条特务机关问题，第八条地方自治问题;其余各条如国民大会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奸伪问题及受降问题，双方虽未达成一致，但表示愿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以求得问题之圆满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纪要》的措辞，尤其是第一条更耐人寻味。在谈到该条时，文字是这样表述的：“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这种表面上将“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分别与“统一”和“军队国家化”并列相提的表述方式，既回避了双方先前关于谁先谁后的争论，同时又在事实上坚持了中共方面的主张，因为把“和平、民主、团结”和“政治民主化”放在最前面，无形中使之在程序上分别变成了“统一”一和“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其措辞之巧妙，令人拍案叫绝。周恩来谈判艺术之炉火纯青，着实令人叹服。

　　毛泽东原准备在《会谈纪要)签署前返回延安的。为此，张治中于10月8 日在军委会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但是，蒋介石又插了一手，一定要毛泽东过完双十节再走。毛泽东因盛情难却，又在重庆住了两日。

　　10月10日晚，毛泽东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到山洞林园向蒋介石辞行、话别并长谈。蒋介石再一次邀请毛泽东下榻于林国官邸。

　　10月11日晨，毛、蒋作了最后一次长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思来、王若飞将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是日上午9 时左右，一毛泽东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毛泽东与送行国共两党及各界人士握手告别，并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机场留影。毛泽东还与在桂园服务的国民党宪兵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登机前，毛泽东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9 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至此，为时43天的重庆最高级谈判落下了帷幕。

　　7.毛泽东弥天大勇一石二鸟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可谓一举两得。一得是会见蒋介石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奔走;二得是广为接触中国政治舞台上各派政治领袖和社会贤达，在他们中间做工作，由此极大地提高了中共在社会各界的声望，争得了人心、民心。这个帐，蒋介石算不来。

　　毛泽东一踏上山城大地，便传来国统区各界的一片赞扬。许多人盛赞毛泽东敢于亲赴“鸿门宴”，是一个“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壮举。

　　毛泽东本人居然敢于亲赴重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第二大党的领袖为争取和平而来的，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和谈伊始就夺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中共在国统区民众之中的形象也因毛泽东此行而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十年内战中，蒋介石掌握着国家所有宣传机构，对中共长期以“匪”相称，国民党政府也曾以XX万大洋悬赏过毛泽东的性命，拼命地宣传共产党人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的匪“和”魔鬼“，是不要祖宗、不要民族文化的”群氓“。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虽言必称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而蒋介石却从未给过中共以“好脸子”看。两党统战关系虽未破裂，但斗争十分激烈，由于中共和毛泽东长期身处穷乡僻壤，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因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国统区一般百姓眼中的形象仍受到歪曲。

　　然而现在完全不同了，毛泽东的身价因此而倍增，大后方的百姓对毛泽东和共产党另眼相看。“毛泽东”这个名字一时成了国统区亿万百姓的热门话题，乃至在9 月1 日出现了数千重庆市民自发地拥挤在中苏文化协会门前的大道上，争相目睹毛泽东风采的热烈场面。

　　在渝，毛泽东除去参与谈判外，还遍访各界人士，参加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用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话来说，毛泽东是在大搞统战“阴谋”。阴谋也罢，阳谋也罢，反正毛泽东什么人都见。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大官小官、平民百姓，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毛泽东都和他们打交道。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看望老朋友，结交新朋友”。

　　争取各民主党派力量的支持是毛泽东重庆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8 月30日，毛泽东专程访晤国母宋庆龄。并在桂园与柳亚子、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等中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会面。

　　著名诗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柳亚子特作诗一首，颂扬毛泽东的胆识勇气。诗曰：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而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及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为了表达对柳亚子的谢意，此后的9 月6 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拜访柳亚子。应柳亚子所索，毛泽东以1936年的旧作《沁园春。雪》书赠。这是一首气壮山河、脍炙人口的好词。词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前，毛泽东所有的诗词均未公开发表过，这一次则不同，该诗在传抄中被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觅得，并立即全文刊出。随后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士感到惊讶：毛泽东竟有如此文采，如此文学底蕴，真是没有想到。沉寂的重庆文坛沸腾起来了。

　　8 月3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被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国，拜访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毛泽东从未见过张澜，但两人神交已久。

　　毛泽东向张澜介绍了解放区开创和建设的实情，解释了中共中央8 月25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采纳实施。

　　张澜还担心地对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

　　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在渝的社交中，毛泽东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著名的左派民主人士和科技界产业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宋庆龄、冯玉祥、柳亚子。张澜、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等，与毛泽东交往最密。毛泽东在他们中间无话不谈，经常一谈就是几个钟头。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和解放区的各项建设，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内战独裁政策。毛泽东的渊博学识、精辟见解和风趣幽默使他们叹息不止。

　　毛泽东没有忘记听取党内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政治、文化活动家们献计献策。

　　8 月31日晚，毛泽东约请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冯乃超以及阳翰笙、于伶等人看电影。并在桂园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冯乃超，字绍基，别名冯子韬，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老一辈革命活动家，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中共“一大”就在其上海家中召开。他早在1923年便在东京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并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创造社”后期主要成员。1927年回国参加革命，1928年正式加人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左联”第一任中共党团书记、中共“文委”书记和文化总同盟中共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中共中央特科成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共特支书记、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共党内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委书记。建国之初担任过中央人事部副部长等职。曾长期坚持国统区斗争，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正是由于这了缘故，中共中央暨毛泽东此后即决定安排冯乃超担任中共重庆代表团顾问这一重要职务，直接配合周思来工作。

　　在桂园的交谈中，毛泽东非常关心冯乃超等的工作和生活，认真听取大家的汇报，一直谈到夜深仍不肯休息。当冯乃超等劝毛泽东休息时，毛泽东却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房里有多的被头呢，就摆地铺吧，谈下去!谈下去!”毛泽东这种忘我工作的风范，使冯乃超等十分感动。此后的9 月3 日，毛泽东再一次召冯乃超、郭沫若、于立群、翦伯赞、邓初民。周谷城等“问计”。其中郭沫若、于立群均为以民主人士身份作掩护的党的重要领导骨干。

　　遍访国民党党政军各界显要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活动。先后拜会过孙科。于右任、居正、朱家骅、白崇禧、陈诚、邹鲁、叶楚伦、贺耀祖。程潜等国民党元老和重要领导干部，甚至连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国民党政客都—一亲自登门拜访，以礼待之，并与其坦诚交谈。

　　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是国民党CC派领袖。兄弟俩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要职。二陈与蒋介石关系甚深，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二陈及其CC派进行反共活动和排斥异己是不择手段的，是蒋介石维护专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据当代一些国外资料反映，CC派在破坏国共和谈活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陈立夫这样的人，毛泽东也要去见他，中共党内许多人自然感到难以理解。他们抱怨说，这样的反共专家，有什么好见的呢?可毛泽东的看法却不同，他耐心地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跟反动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

　　毛泽东的政治眼光确实远大。尽管同陈立夫这样的反共强硬派会面，免不了唇枪舌战一番，但毛泽东准备十分充分。

　　据当时的陪同者回忆，在陈立夫的家里，寒暄之后，陈立夫便流露出一种傲慢的神气。他对毛泽东说：“润之先生亲自到陪都来，我们很欢迎。不过，谈判要成功，关键在于中共要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和政权，与政府共图新中国之建设。不然，政府即使想和，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却满不在乎，面带微笑地接过陈立夫的话题：“立夫先生差矣!和平不是共产党一家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你我都是过来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后来呢，若不是蒋先生一脚将共产党踢开，怎会有十年内战?”

　　说到这里，见陈立夫沉默不语，毛泽东略略提高了声调，继续说：“十年内战，结果又怎么样呢?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

　　毛泽东越说越起劲，用词也愈加尖锐：“你们说我们争地盘，争军队，要知道，当年我们之所以上山打游击，都是你们‘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认定是齐天大圣。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看起来，逼和打都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和的好。”

　　这一席话，软中带硬，人情人理，使陈立夫窘迫异常，无言以对。他只好连连点头：“对!对!还是和的好!兄弟愿为这次和谈尽心效力。”

　　陈立夫的反共政治观点是极端顽固的，但面对毛泽东既不屈从，又不挑衅的谈论，无言可以对答，只得找句“好话”结束争论算了。此后毛泽东由重庆返往延安，在中共中央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

　　无论毛泽东以上对陈立夫的判断是否正确，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决心是很大的，不论你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如何，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开展工作。

　　毛泽东不仅要会陈立夫，而且还要会国民党理论家、蒋介石的密友、谋士戴季陶。毛泽东认为做工作比不做工作好，况且他与戴氏还在十八年前就曾相识。

　　不料，这次拜访归来时，正巧与蒋介石狭路相逢。

　　一见面，蒋介石很客气地问：“润之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也很坦率地告诉他：“刚去看了戴传贤。”

　　蒋介石听罢一怔。看得出，他很愕然，也不大高兴。不过，他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干笑着连声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在重庆，有人指责毛泽东说，你们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对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们不另起炉灶怎么办?”

　　毛泽东在重庆同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中，一是交流了政治见解;二是介绍了中共的主张;三是了解到了大后方以及国外的实际情况。在此后回延安时所作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他谈到了这方面的感受。毛泽东说：我这次来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热情。……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

　　总之，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对于战后中国社会起到了极大的政治震撼力和影响力，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任何斗争手段和经济手段所难以达到的。

　　8.“双十协定”的真正价值

　　毛泽东所乘的双引擎C -P 型运输机经过4 个小时的飞行，于10月11日下午1 时30分安全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历时43天，双方经过十二轮艰难曲折的正式磋商，最终公开地签发了会谈公报，这在两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单从《会谈纪要》本身来说，它承认了中共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地位和召开政治会议，也承认了中共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额，由抗战之初只承认3 个师，到1943年承认6 个师，1944年承认8 个师，直至这次承认20个师，这都是空前未有的，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它很快就被国民党的内战炮火所撕毁，但是仍如周恩来所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应该说，周恩来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毛泽东是带着力争国内和平的决心返回延安的。一到延安，他不顾40余天紧张工作的疲劳，于当日下午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报告了这次谈判的经过：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公报不可。《会议纪要》是蒋介石提议，由周恩来起草的，也采纳国民党方面的意见，略有修改。国民大会和解放区问题还没有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了对《会谈纪要》的看法。他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纳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是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继续谈。

　　毛泽东的以上发言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记录，可见毛泽东对于争取国内和平的急迫性和真切性。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驻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斗争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必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此后的10月17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打击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足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毛泽东上述的几次讲话是完全站在力争国内和平的立场上，阐明了重庆谈判及“双十协定”的意义所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对革命的两手，以战促和的决心和信心，中共的态度是既然通过重庆谈判打开了国内和平之门，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轻易让这扇已经打开的大门关上，在此之后几个月的一切政治、军事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的。

　　第三章 得关东者得天下

　　9.毛刘周朱任看好关东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是走向国内和平，还是走向内战，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国家，还是重走蒋介石专制主义制度的老路，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种命运和两种前途。

　　在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东北地区以其优越的经济条件、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突出的军事、政治价值，成为美。苏两国十分关注的热点中的热点和国共两党极力争夺的战略区域。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那它就能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同华东、华中相配合，南北夹击中共及其解放区。反之，如果中共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蒙、朝的战略基地，根本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状态。

　　东北，包括现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地区，总面积130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2 %，人口3800余万。这里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中国现代化较早启动、现代化工业较早建立和较为发达的地区。

　　东北物产十分丰富，在大山和黑土之下，闪耀着各种瑰丽色彩的数十种矿藏，其储量之丰富，有的是中国之最，有的为世界之首。据1944年矿产储量调查统计，当时的东北拥有铁38亿吨，煤228 亿吨，铜132 万吨，铅、锌113 万吨。据1943年统计，煤产量2532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49.5%;安全发电能力107 万千瓦，占全国的78.2%;水泥产量150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66%。这在旧中国工业中是个不小的数字。

　　东北是全国主要产粮区，清一色黑钙土的松辽平原，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

　　在关东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可耕地面积3273万余公顷，年产将近2000万吨粮谷。

　　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小麦。其中大豆产量占当时世界产量60%以上。

　　东北的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面积为2615万公顷，木材总蓄积量3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 /3 ，木质优良，是造船、架桥、建筑、军用的优质材料。

　　东北的铁路、公路运输较为发达。当时铁路有1.4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全长1 /2 以上;公路有10.8万公里，几乎占全国公路的50%。

　　东北南临黄海、渤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今丹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还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辽河及其支流，河流交织、航运贯通。关东的经济，在全国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地理环境和战略位置看，关东的北面是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和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同山东半岛的胶东解放区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如果共产党控制关东，就将打破国民党军长期对关内各革命根据地四面包围的局面，使之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一个革命的总根据地，以支持关内各解放区的斗争，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相反，如果东北地区为国民党所占据，关内各解放区就会处于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中。所以，抗战胜利后的关东立刻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眼光显然要比自命正统的蒋介石要高明得多，社会整合能力也较这位“委员长”强得多。他们最先看到了东北地区背靠强大的苏联，西邻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南与冀热辽、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是理想的战略大后方和总根据地这一步带有全局意义的好棋。因此如考察中共中央抗战后期诸多决策，就可以发现进军东北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毛泽东等政治局成员向往已久的设想。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后期，就已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1942年7 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曾在电报中探讨过在战后为争取同国民党合作建国，把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的问题。

　　1944年9 月1 日，刚刚担任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提出：“成立城市工作部……现在主要准备一批干部做满洲工作。”

　　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曾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1945年4 月，在苏日中立条约终止后不久，身在酉北高原的毛泽东则更加关注东北这块战略要地了。为此，他在批转给晋察冀分局的一项指示中说：苏联终止苏日中立条约表明，苏日战争爆发已经为期不远，远东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今后配合盟军作战，将主要配合苏联。现在即加紧进行主力军、地方军的训练与扩大，以便能抽出若干主力，用于开辟东北。

　　1945年4 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其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5 月，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又一次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20到25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6 月9 日，在七大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再度谈到东北，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此后的6 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及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好更巩固了。”

　　毛泽东还指出，如果东北四省被我党我军占领，中国革命不但有巩固的后方，而且将使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处于我四面包围之中。相反，如果东北落人国民党手中，就将使我敌后根据地陷人蒋介石的四面包围之中。

　　1945年8 月，当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曾指出：“我看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革命提早若干年，掌握不了可使革命迟延若干年。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别的地方丢一点也没有什么。”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预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成为中共中央确定战略方针，把战略发展的重点指向东北的根本依据。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随着东北很快光复，中共迅即布置军事力量以最快速度抢进东北和热河地区，好比棋手对弈，刚一交手，棋艺高超的共产党人已先胜一着。

　　急剧变化了的国内外政治格局，使东北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国际两大政治势力争夺、角斗的一个焦点;也使中国共产党人挺进东北，把东北变成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的理想变为可能。

　　朝气蓬勃地创造历史的共产党人，以铁的纪律、意志和信念，把种种可能化作现实。

　　日本宣告投降时，国民党400 万军队的主力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中共领导的130 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220 余万民兵，则遍布于同东北海上联系和陆地接壤的华东、华北广大地区。不仅如此，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早已在东北生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抗战胜利后的形势，极有利于中共向东北的发展。鉴于上述有利形势和东北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立了迅速发展东北的方针。

　　毛泽东确实看好了关东，还在8 月10日他就电示山东罗荣桓、黎玉等，令关东子弟兵“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

　　苏联出兵东北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第三天，朱德一口气发出七号命令。

　　与关东直接有关的第二号命令指出：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朱德1943年8 月11日8 时同日，中共中央又做出新的指示：晋绥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往东北四省，而应依中央的指示，动员全军执行当前任务勿懈。惟山东万毅部，应准备待命出发。

　　中央1945年8 月11日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核心层的领袖们眼睛盯住了整个大东北。然而消息传来，苏联8 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两国政府还互换了关于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照会。这些条约和协定，保证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好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准备把占领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苏联的此种以己利益为中心的对华政策条文犹如一盆凉水泼到了中共领袖们头上。仅从条文上理解，形势对中共很不利。决定变不变?东北还去不去?

　　久经腥风血雨斗争考验而又经验丰富的中共领袖们认准了大东北这块宝地，几乎没有丝毫的动摇，不管你“老大哥”如何态度(此间斯大林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未直接联系，中共对苏联的态度一时不十分清楚)。

　　为了关东，中共中央动员了全党和全国各个解放区的力量。

　　8 月17日，政治局委员、中央候补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晋察冀晋绥分局和太行太岳区党委，指出：“你处所有东北籍及曾在东北工作过之干部，凡可能调出者，望立即集中待命;其工作不能立即离开者亦望即找人接替，准备第二批集中待命。”

　　8 月18日，毛泽东致电罗荣桓、黎玉，做出具体部署：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2500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1500人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万电台与军委联络。

　　为适时发展东北，中共中央继电令冀热辽军区和山东军区万毅部率先北上之后，由毛泽东拟稿，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各地布置挺进关东事宜。毛泽东指出：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在10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

　　……另有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赴东三省。

　　依地理位置而言，从山东进入东北最为便利，故毛泽东对于八路军山东军区出人出枪进入关东寄予的希望和托付也最大。

　　8 月22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派人打人满洲开展地方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要求：……为迅速争取满洲起见，分局应即抽调大批干部在红军占领旅顺大连之后，穿便衣到满洲去，进入建立地方党、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如果红军能允许山东八路军部队进入满洲(先去交涉)肃清散敌与汉奸，则应从山东抽调部队用东北义勇军名义进入满洲。

　　毛泽东不仅战略眼光过人，而且十分善于集中政治局请成员的智慧。8 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

　　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决定先派千余名干部在林枫率领下去东北;万毅(原系东北军将领)等所率部队仍需在热河待命，可去东北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以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

　　8 月2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中又以正式文电的形式强调了以上思想，该电文指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没有问题。

　　但时隔3 天后，具有远见卓识的毛泽东及其他中共中央领袖们就已经作出了对形势的进一步判断，并消除原先只能派干部暂不能派部队的顾虑，而大胆地向关东派遣部队了。

　　8 月28日，朱德在延安为即将去东北开辟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就重申了中共中央的决心。朱德说：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们占乡村。

　　有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

　　朱德的上述讲话，是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讲的，代表了中共中央领袖们的一致意见。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也指出：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八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走公路。

　　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博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

　　当然必须承认此时中共中央对于东北究竟能否进入，以及怎样进入尚未有很大的把握，但并未停止发展东北的部署。

　　8 月29日，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山东分局发出指示。指出：由于中苏条约明确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活动，只要它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最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苏联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还指出：晋察冀与山东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到苏联红军后方了解情况，随时报告。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电示中还要求“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该电示中还要求晋察冀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发，“但要用东北地方军和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这说明，中共中央虽然早已有争取东北的预案，但由于对东北的情况不大了解，又考虑到条约的限制和不明苏军的态度，因此尚未最后定下派大部队前去争取东北的战略决心。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央对于东北的了解越来越清楚，对于争取东北的决心也越来越大了。解越来越清楚，对于争取东北的决心也越来越大了。

　　10.抗联是关东抗日的主力军

　　在东北坚持抗战的领导力量和部队是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人民武装在这片黑土地斗争最英勇，人民最拥护，牺牲最重大，坚持最持久。一提起抗联来，关东大地上不论男女老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炮轰中国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发动了对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把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撤到关内，使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抗战，自1931年10月起，陆续派出中共满洲省委、省军委负责人杨林。杨靖宇、赵尚志、童长荣、冯仲云、夏云杰、王德泰等赴南满、东满和北满等地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孤悬敌后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始终高举抗日救国大旗，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给日伪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推迟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在东北牵制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全国抗战，为全民族的御侮打下了基础。全国性抗战爆发后，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而他们的斗争却更加坚决。1945年8 月，抗联部队又协同苏军进军东北和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为中共创建东北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东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关东大地的白山黑水是抗联将士浴血抗敌的战场。

　　1933年秋，在东北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至1936年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最盛时期发展到11个军3 万多人。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从1933年到1944年，抗日联军同日伪军作战1199多次，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给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和东北同胞发来慰问电，称赞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 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人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作战中心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日军在大举进犯关内各解放区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东北抗日游击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从原来屯驻在东北的7 个师团增加到11个师团，日军70万人，加上伪军总兵力号称百万。他们集重兵于东北各战略要地，并动用大批精锐部队采取“蓖梳式”、“踩踏式”战术，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残酷的“大讨伐”。日军还推行“集家并屯”政策，搞“集团部落”，施行“保甲制”、“连坐法”，严密控制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制造无人区，隔离人民群众同抗联的联系，使抗联队伍的处境极为艰难。不仅如此，东北地处高寒区，自然条件非常艰苦。在异常艰苦的斗争中，抗联队伍英勇战斗，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仅1938年一年中，抗联官兵就伤亡1600多人。同时，也涌现了许多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率领部队长期转战于长白山麓、鸭绿江畔，为光复国土，战斗到最后一息，被日军包围壮烈殉国。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宁死不屈，赴刑场还昂首高唱“红旗歌”。赵尚志、苗可秀等抗日英雄，面对日军的屠杀和诱惑，仍大义凛然，慷慨就义。他们血沃北国、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抗联指战员前仆后继，战斗不止。

　　从1941年开始，东北抗日联军除留少数部队在东北境内坚持游击活动外，大部分队伍转移到苏联境内，成立南北野营进行休整。1942年8 月，南北野营合编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独立步兵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部队集中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同时，还不断派出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军事侦察和游击活动，做群众工作。

　　总之，在14年东北抗战中。抗联先后歼灭日本侵略军达10余万人之多，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为尽早解放东北，驱逐日本关东军，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还在1945年7 月下旬，抗联教导旅就组织290 人编成小分队，乘苏军飞机空降到牡丹江。海林、磐石、海拉尔、满洲里、索伦、赤峰等18个地区，进行战前侦察，为苏军提供军事情报，付出了很大牺牲，但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远东战役发动前夕，抗联处于高度的待命状态。此时，他们收到斯大林的来电。斯大林指出：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

　　听到了斯大林的电文后，抗联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8 月，抗日联军经过中苏边界营地召开誓师大会，立即随苏军行动，全力配合苏军消灭日本关东军。正在执行艰苦的敌后侦察任务的原抗联第11军第1 师师长李景荫，率领部队主动出击，配合苏军作战，抗联部队还从教导旅抽调一部分人员为苏军担任向导和参谋。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作战时，抗日联军从苏联境内打回祖国东北地区后，在苏军统一指挥下，迅速进驻哈尔滨、长春、沈阳、吉林、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延吉、北安、绥化、海伦等57座大小城市。

　　因此，可以说整个大东北抗联武装进去得最早，接管得也最早。

　　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人的口舌，驻各大小城市的卫戍司令由苏方担任，而抗联的各级指挥人员只任副司令。周保中化名费绍元中校，担任了长春卫戍副司令，张寿镇化名李兆麟，担任哈尔滨卫戍副司令。此外，冯仲云、王效明、王明贵等领导人也分别担任了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等11个市的卫戍副司令。

　　自1941年以来，由于东北斗争环境所需，抗联余部进入了中苏边境营地，并被编人苏军序列。抗联领导人与苏军指挥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延安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也是经过周保中等的安排才实现的。

　　抗联部队进入东北后，一面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一面着手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先后成立了松江、黑龙江、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长春、沈阳等地地委以及所属的各市市委和县委组织，并组建了7 个步兵团，5 个警备军团，7 个警备大队，两个骑兵连。

　　1945年8 月后的大东北，混乱之极。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中央派出的负责干部尚未达到，蒋介石的正式“接收”班底尚未最后搭起来。

　　在国民党特务策划下，东北形势十分复杂。原伪满洲国警警、汉奸活动猖狂，有的公开挂出国民党党部的牌子，有的组织“解放同盟”、“敌产清理委员会”等组织，并组建反共武装，在长春先后成立“中国警备军”、“公安大队”等，进行反共反苏活动。在由先期进入东北的中共抗联组织和中共在东北的部分人员领导的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指导下，各地抗联部队及广大干部，发动组织群众，摧毁了“解放同盟”等反动组织，成立了中共领导的“民主大同盟”，驱散了反动的“中国警备军”，逮捕了充当“地下军”的特务，严格控制了各地的“公安队”，有的予以重新组建。同时查封了长春、沈阳、哈尔滨。吉林、延边、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的反动报纸。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和抗联部队，为了保卫东北抗战胜利成果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9 月，随苏军最先进入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李兆麟冯仲云亦参与领导工作。到10月中旬，自卫军发展到4 万多人，积极开展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对国民党“地下军”的斗争。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和人民自卫军在各地区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开展接管伪政权和建立新政权工作，扩建人民武装以及发动组织群众，并与八路军冀热辽部队密切配合，开展对敌斗争。

　　总之，抗联是中国国内最早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沦丧了14年的东北所有权的人民武装，并在整个大东北的接管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抗联首先随苏军进入东北，为中共抢先争取东北的经营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1.冀热辽李运昌部——出关第一军

　　最先出关进入大东北扫荡日伪军残余及拒降之敌的中国武装力量当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1945年8 月11日，朱德在发布的第二号命令中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冀热辽军区接到延安总部命令后，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即于8 月13日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人关行动。

　　李运昌在会上传达了延安的命令，参加会议的各级指挥员群情振奋。

　　李运昌是河北乐亭人，早年投身中国大革命，1925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革命家李大创的侄子。他既参加过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同时还在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共满洲省委做过地下工作，对东北十分熟悉。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后，经热烈讨论，决定在冀热辽军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的基础上，以李运昌为首成立“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并将准备开进东北的部队，分别编组为西、中、东三支独立进军的先遣部队。兵分三路，出长城各口以最快的速度，大踏步地向东北进军。其中，西路由第14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13团、第16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2000人，于8 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15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11团及青(龙)平(泉)支队(后改编为第51团)共约2000人，于8 月17日经喜峰口、平泉向赤峰前进。东路由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治委员唐凯率领第12、第18团和朝鲜支队共约2500人，由抚宁台头营叶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进军。“前方指挥所”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在挺进中，大雨连绵，河流洪水暴涨，道路泥泞，冀热辽军区出关部队情绪高昂，克服许多困难，不断加快进军速度。

　　此时，正值盛夏，苏军的猛烈进攻使不少地区日军已停止抵抗。但大批日伪军一时尚未全部解除武装，尤其在冀热地区与长城内外，许多日伪军仍保持其完整的建制与指挥，固守据点，拒绝向共产党军队缴械投降。其间，在长城内外各地有伪军19个旅、27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及伪华北“治安军”3 个团，共约10万人。日伪地方武装也未解体。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进军途中不断与其发生战斗。

　　西路进抵兴隆地区时，当地伪军第24、第25旅及“讨伐队”拒绝缴械投降，该部即向敌军发起进攻，后经冀东主力增援将其歼灭，俘其官兵3000余人。中路解决了平泉一带伪军第17旅，并在平原与苏军会师。此后向凌源、赤峰、朝阳前进，接收8 座县城，俘伪军5000余人。东路所部于8 月20日出发，沿途冒滂沦大雨解决了石门寨、九门口等地伪军。自8 月25日以来，冀热辽军区挺进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所遇日伪军全部被缴械，先后缴枪122 多支。27日，迂回山海关，到达绥中县属之前卫、中前所一线。8 月29日，东路挺进部队在山海关以北的前所车站俘伪军400 余名和一批枪支及物资。

　　在前卫以北之凉水河地区，东路部队与由林西、赤峰经叶枯寿、凌源驰往山海关的苏军一个战斗分队会师。第16军分区临时抽调了一些司号员组成“军乐队”，吹起了欢迎号，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两军会师后，官兵们互相握手，亲切拥抱，共庆会师，气氛异常热烈。“斯大林万岁!”“毛泽东万岁!”“乌拉!”“乌拉!”的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天空。

　　两军会师后，双方指挥员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向驻守山海关的日伪军发动攻势。待东路部队包围山海关后，由苏军向山海关守军送交无条件投降通牒。

　　山海关是一座古老的名城，位于燕山山脉东端。地处河北秦皇岛东北，南临渤海，北依角山，西亘长城，山高势险，北宁路穿此而过，是华北通往东北的门户。明朝洪武十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在秦皇岛东北设置山海卫，次年12月筑起山海关城。从此，山海关便成为长城东部的一座军事重镇。山海关城墙高达10米，宽容五马并行。“天下第一关”的横匾雄踞于东门之上。全城占地8 平方公里，山势陡峭，又加上护城河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守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为迫使守关日伪军投降，第16分区部队和苏联红军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碟。该通碟全文如下：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举行对日大反攻。8 月15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国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2 时率部于山海关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

　　此致——驻山海关日本军司令官中国八路军司令官苏联红军司令官1945年8 月30日当时山海关有日伪军约2000人据守。这些已经接到上级拒降命令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投降。面对山海关如此高大的城墙，冀热辽部队苦于无炮，打不开城门，冀热辽所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只得决定先围再打，首先扫清据点外围。当8 月30日这天，曾克林部绕道出关，占领前所车站断其山海关守敌退路时，发现苏军的一个小型车队拖着3 门平射炮向前所地区驶来，这真如雪中送炭一样来得及时。曾克林遂带领大家拥了上来，热烈欢迎苏军官兵。起初曾克林请求苏军炮火配合攻击山海关未果，原因在于苏军不了解这些部队是什么人，不敢贸然表态。后经曾克林再三请求，苏军指挥官才答应联合攻击山海关。

　　30日拂晓，苏军开始向山海关发炮，60名苏军士兵以十分娴熟的战术技术，把一发发炮弹准确地送到守敌的头上。曾克林即令军分区部队分头攻击，仅激战1 小时即攻人城内，俘伪军1000余人，大部日军南逃秦皇岛。通往东北的门户——山海关获得解放。东路部队在山海关稍事休整和补充后，继续北进，于9 月4 日进入锦州与苏军会师。其间，消灭锦州地区伪军两个师。并由第18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控制了整个辽西战略重镇锦州。

　　曾克林、唐凯一路夺关斩将，出师顺利。在锦州夺取后，即率所部一部约4 个连坐上火车向沈阳前进。

　　由于这些冀热辽的八路军是第一次乘火车，所以十分惊奇，一个个兴高彩烈。当火车一路直下抵达沈阳车站之时，苏联红军守卫部队一见车上有这么多来历不明的中国军人，顿时戒备起来，于是立即封锁站台不让曾克林所部下车。

　　曾克林是一位典型的军事指挥干部，办事讲求效率，决不会吃苏军这一套。他立即带人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接头，办理放行手续。

　　7 日，苏军驻沈阳的第6 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等会见曾克林、唐凯。苏方提出，由于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规定限制，沈阳要交给国民党政府，八路军不能接管。

　　苏军卫戍司令还态度生硬地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要不是“老大哥”这一层关系，曾克林早就“翻脸”了。他耐着性子解释说，我们是中共八路军冀热辽部队，奉延安总部之命前往东北受降。谁知，被这位卫戍司令一口回绝，将曾克林等赶回了火车。曾克林经与唐凯商量，决定再次到苏军司令部交涉。这一次来到苏军司令面前，曾克林和唐凯的态度就不同了。唐凯投身中国革命时曾在自己胳膊上刺过五角星和镰刀、斧头的标记，于是他将袖子一亮，露出胳膊上的印记大声喊着：“共产党，毛泽东!”终于，苏军看出了门道，态度改变了，最后同意冀热辽军区部队下火车进入沈阳市区。按照苏方要求进入东北的部队均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并摘下八路军徽章。苏军城防司令部通知所属各部队对人民自治军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加限制。随后，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成立，曾克林任司令员，唐凯任政治委员，张化东任副司令员，汤从列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显示八路军冀热辽部队的军威，曾克林整顿军容，部队穿上了缴获来的日本军衣，扛着枪威风凛凛地走在沈阳的大街上。被日本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军队走在大街上，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迎。苏军看到八路军如此受民众欢迎，态度大有改善。两日后，苏军驻沈阳最高指挥官克拉夫钦科上将还亲自会见了曾克林和唐凯，并答应给予配合。

　　曾克林由于有了苏联红军的支持，便放手在沈阳大干起来。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曾自任司令。当时的沈阳一片混乱，大批日军和日侨在等待美国军舰的遣返回国，暂时滞留在沈阳。东北老百姓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的殖民统治，对日本人恨之人骨。一旦在路上相遇即举拳就打，以发泄十几年来的怒气。沈阳市面仍由伪满旧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则忙于搜集日本在沈阳的资产，和拆御军工企业的设备，加紧转运回国。由于工人大批失业，街头流民日益增多，曾克林等即组织补充部队，不到10日，部队从不足千人迅速扩充到两万人。苏军有意将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苏家屯的一个军火仓库交给曾克林看守。于是曾部很快运出了3 万支步枪，300 挺机枪和100 余门火炮。由于动作过大，惹恼了苏军。苏军担心的倒不是这些日式轻武器的流失，而是怕刺激蒋介石和美国人。为此，苏军下令要赶走曾克林所部，曾克林根本不吃这一套，理直气壮地告诉苏方，要赶我们走必须要有延安中央的命令。结果弄得苏方毫无办法。

　　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进入沈阳的同时还分别占领辽阳、鞍山、抚顺、本溪一带，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即返回锦州，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负责接应出关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冀热辽军区部队配合苏军部队进入东北的行动，为中共组织和人民军队进一步进军东北，建立东北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历史功绩不可埋没。

　　第四章 延安棋快一步

　　12.密使延安汇报

　　尽管此时具有远见卓识并且棋高一着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大胆作出了一系列经营东北的举措，但东北和苏联政府及红军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苏军对于中共进入东北后究竟持什么态度?已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亟待进一步获取上述方面的新的情报。

　　为了了解东北情况，此时中共胶东区党委即已派日其恩、邹大鹏率领一个连100余人带电台渡海到辽东半岛进行战略侦察，于8 月30日攻占庄河县城，发现当时苏军只占领少数大中城市，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均未占领。吕、邹立即将这些情况报告山东军区并转报给中共中央。

　　但是仅仅靠上述情报仍解决不了问题，中共中央对部署大规模行动仍有顾虑。

　　9 月11日，先期到达东北大连同苏联红军取得非正式联络的中共胶东区党委的吕易来电，报告他们到达东北后的情形。尽管苏方并没有允诺中共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要道，但具有过人眼光的刘少奇仍决定加大进军力度。他当天向毛泽东报告说：胶东区党委派吕易率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于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

　　为适应这一部署，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和一名“最高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

　　经过几次电报来往磋商，9 月13日，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初步拟议彭真、康生和程子华前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当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同意。至此，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在相当程度上转向了东北。

　　是时由于中共抗日军队进入沈阳并接收一些城市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和美、英等国的关注。国民党政府强烈指责苏联政府违反中苏条约规定，并再三提出抗议，美国和英国则在外交上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在紧迫而又关键的复杂形势下，驻东北的苏军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经请示苏共中央，决定派代表赴延安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这就顺应了中共中央控制东北和掌握东北所急需情报的需要。

　　9 月14日，先期进入东北收复山海关和锦州等地后迅速自行进入沈阳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经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的批准，陪同苏军驻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苏军上校卫斯别夫(中共中央文电中译成贝鲁罗索夫中校)以及苏军中校副官谢德明，乘苏军运输机从沈阳直飞延安。

　　14日上午，卫斯别夫、曾克林一行飞抵延安。飞机在延安东关机场着落后，受到了熟悉俄语的杨尚昆、伍修权的迎接。

　　朱德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军队的总司令在王家坪总部会见了苏军代表。陪同的还有伍修权。双方进行了认真的谈判。苏军代表奉命转达苏方意见，为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规定，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必须交给国民党。中方提出，热河、辽宁部分地区，从1937年抗战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开创冀热辽根据地，而且这一地区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应交给中共。卫斯别夫给中共中央带去了耐人寻味的谈判条件。譬如“按照红军统帅部的指示，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并要求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命令已进入满洲、热河的八路军，“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由于朱德和伍修权的力争，中苏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中共接管(锦州为满洲一个省，辖辽西14个县)。

　　卫斯别夫的谈话记录如下：(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介石军与八路军之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

　　(二)在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之单个部队已到奉天、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元帅转告总司令他不论对总司令个人，不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朱德还交给苏军方代表一封信，请其转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这封信的内容是：(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需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

　　(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

　　(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刘少奇对苏军代表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飞机一起走。苏军代表答应了刘少奇的这一要求。事后，朱德即安排苏军代表食宿。

　　中共中央对苏军代表和曾克林到达延安，是十分重视的。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以及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张闻天、彭德怀、李富春、叶剑英等领导人均决定亲自听取情况报告。

　　下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临时会议。曾克林由彭真带领进入会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张闻天、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刘少奇首先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去了，暂时很难有结果。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消灭汉奸，肃清土匪，建立根据地，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国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准备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但是，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现在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这里，请你(指曾克林)谈谈东北情况，越详细越好。”曾克林首先汇报了带领16分区部队进军东北，接管各城市和进驻沈阳的经过，以及部队发展壮大至两万余人，并还在不断扩大的情况。并告知各领导人由于日本统治14年，东北人民的苦难十分深重，纷纷参军参战，对敌斗争情绪高涨，我军扩军很容易。每一号召都有数百人参军，目前我们已接管了许多重要工厂及仓库，内有大批枪炮、弹药。军需物资、粮食。此外，苏军只驻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各中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混乱，我军应该配合苏军，消灭敌伪势力，接管东北。

　　此时的曾克林心情十分激动，情况也谈得格外细。他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乘火车不用车票。在东北招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沈阳，一星期就扩大了4000人，还收编了1 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红军虽然不让八路军进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去了，可以在红军帮助下当市长、卫戍司令。

　　曾克林还谈到：到苏联学习的义勇军干部大部分已经回到东北。在抚顺、本溪、鞍山有八路军被俘人员2 万多人，他们已经组织了游击队。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也从监狱里出来了，到处活动，挂起牌子招收人马。我们已经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但是现在我们的大批干部还没到，处处缺乏干部。

　　曾克林还汇报了一批苏军在东北的情况。他指出：红军士兵生活艰苦，衣衫破烂不堪，纪律很坏，强奸妇女的事很多，我每天都去红军政治部报告苏军违犯纪律的事件。他们政治部主任说，这些部队是从西线调来的，对法西斯十分痛恨。强奸日本女人不好管，政治部已经下令枪毙了20人，扣押了380 多人，还是无法维持。

　　整个汇报使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们都很兴奋，曾克林也受到领袖们的高度赞扬。

　　在一个多小时的汇报中，刘少奇说：“东北是战略要地，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大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国民党十四年前出卖了东北，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他们一定不会死心，会抢占东北，夺取胜利果实。我们要和他们针锋相对，力争这个战略地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抗日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预料，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现在抗战胜利了，只要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会建立起来。”

　　朱德告诫曾克林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的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人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这次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了解苏军在东北只占领中长路沿线的大城市，许多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或为真空地区，或为匪伪盘踞。苏军虽碍于中苏条约不允许八路军在其撤退前进入东北，但不用八路军番号即可得到默许。人民自治军在东北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都有数百人参加，极有利于军队发展。

　　在这次会议期间，政治局以刘少奇名义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发出了电报。电文指出：今天下午，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乘飞机由沈阳到此，并由我冀热辽军区16军分区司令曾克林(现任沈阳卫戍司令)同来。贝中校明日飞回沈阳，今天拟与贝中校正式谈话，详情另告。传令电台等候。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并就东北局势和中共的政策展开讨论。政治局成员一致认为，东北的条件太好了，蒋介石还没有来得及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天赐良机。

　　朱德兴奋地说：“冲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40万至O 万军队。”

　　刘少奇拟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想法已有多时，曾克林的汇报促使他定下了决心。经过集体讨论，通过了两项决议：(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 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消灭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强调说：“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并指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为了加强东北的力量，完成控制东北的任务，中央改变南下意图，并将原来计划从延安等地派到中南华东的部队和干部一律改派东北;并准备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到东北。

　　关于苏方的要求，政治局会议决定按照中苏条约处理，撤出单个部队，一部分转人农村。会上，张闻天、李富春、高岗也纷纷请战，要求去东北工作。会议直到深夜才结束。

　　立即组成东北局是经营黑土地的当务之急，为此9 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成立东北局的决定。全文如下：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他们已在奉天之沈阳城市设立机关(对外不公开)，各地到东北干部及党员，可到沈阳城南街张作霖公信卫戍司令部找司令曾克林(党员)即可找到东北局接头。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中共中央还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6 人乘苏军的飞机离开延安。

　　由于考虑到苏方实行军衔制，而中共方面则没有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在彭真一行离开延安时，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了任命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还于当天将上述重要情况通报各中央局，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该报告如下：各中央局：我冀东军区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奉命率1500人于日寇投降后向东北前进，曾配合红军打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市。8 月12日进入沈阳城，并被红军委为沈阳卫戍司令。昨随红军代表飞低延安，据曾报称东北情况如下：(一)曾克林部队已发展到二万余人，全为新式武器，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改编保安队万余人。

　　(二)原在东北做苦工之我八路军被俘人员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军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

　　(三)国民党人员从监狱释放者甚多，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

　　(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10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材落在民间者甚多。

　　(五)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千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

　　(六)红军只驻大城市及要道，各中小城市及城乡无人管理，秩序混乱，伪组织等待交代或畏罪潜逃，土匪兴起，并占领若干小城市。

　　中央1945年9 月15日9 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乘苏军到延安的飞机一同去沈阳。但飞到山海关时，飞机出了故障，降落时，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曾克林都受了伤。

　　关于这次意外事故，伍修权的回忆是这样说的：由于苏联飞行员的疏忽大意，飞机在路道中段降落下来，结果一下子冲出了跑道，直插到一块稻田里，机头栽进地，机尾高高地翘了起来，机身几乎成了垂直状态，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部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到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损伤。苏联机组人员马上将我们—一请下飞机，叶季壮同志是抬下来的。正在我们狼狈不堪时，远远地奔来了一些八路军同志，带队的是我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他们看到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后遇险，立即赶来接应。他们马上把我们安顿下来，表示了欢迎和慰问，并找人为我们检查治伤。

　　飞机是不能再坐了，第二天只好改乘火车。

　　9 月18日，巧得很，正是东北沦陷14周年的日子，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回到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

　　当天晚上，彭真、陈云等立即在当年张作霖的大帅府安营扎寨，正式开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各项工作，担当起这片黑土地上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之责。第二天，东北局在大帅府的西楼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心和指示，确定了东北局的主要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中央派来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阴谋。

　　毛、刘、周、朱、任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确实较蒋介石计高一筹。他们充分估计到，由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较为强大，这就决定了对东北的争取和发展绝对不是短期的和顺利的。因此，继续加强共产党在东北的政治、军事实力是支撑东北已有的局面和发展共产党强大力量的决定因素。

　　9 月6 日，中共中央军委就迅速和隐蔽地开展东北工作发出了指示。

　　9 月10日，中共中央在得知八路军、新四军可以自治军名义进入东北后，再次电示山东、冀鲁豫、晋察冀各解放区，决定除原调之四个团外，再拍出1500人到2000人的团10个开赴东北。

　　9 月*日，中共中央根据山东分局派往东北侦察人员的报告，又两次电示山东分局，指出：为利用国民党军尚未到达东北之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12个团，共2.5 万人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统一指挥。还要求部队首先进入乡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消灭并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壮大我军力量，改善群众生活，出版报纸，发动民主运动。同时，从各区抽调的大批行政、教育、技术干部组成干部团加紧送往东北。

　　一贯执行中共中央意图最坚决的刘少奇于9 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向各中央局的指示，该指示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人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满洲边界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100 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议华中20个团，山东30个团，晋察冀25个团，晋冀鲁豫25个团。各地准备去东北之部队在外，晋绥及陕北亦在外。此数是否可能，望考虑电复。其他到东北能做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批，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

　　为了与苏联方面达成进一步协同行动及其相互了解的协议，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还致电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出：已令进入沈阳、长春之八路军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区;并再次提出八路军部队仍留冀热辽根据地问题。这一要求得到了苏军的同意。

　　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这些部署，致电延安：“各电均悉，甚为欣慰。这里友人和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希望力争东北，时机要紧，万勿失机。”“除完全同意你们的部署及东北局组织外，请考虑吕正操率一至二个团兼程北进。”

　　有毛泽东、周恩来的全力赞同和支持，刘少奇等延安领导人心里就更有底了，其抢占东北的部署遂越来越紧，力度也越来越大了。

　　13.“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面对东北这一“真空”地带，尤其这块“真空”又是块非同一般的战略基地，蒋介石此时也不敢再掉以轻心了，国民党军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正加紧从数千里外的西南运兵前往。东北的数十万伪军没有放下武器，打算同国民党合流。时机越来越迫切了!刘少奇和朱德等也没有丝毫的松懈，正在计划集中共产党的主力全力同国民党来一场关东大角逐。

　　值得一书的是中共高层领导骨干中，不乏独具慧眼的杰出人才。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新四军第3 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就是其中的一位。9 月14日，当黄克诚获悉苏军已占领东北，各军区也开始调动少数部队去东北的情况，遂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黄克诚向中央的建议是经华中局电台发出的，在该建议中，黄克诚主要说，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的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主力分散，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都有敌顽据点，被控制了铁路及大城市，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为了取得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军事上应集中主力决战，向东北派出大部队并派有威望的军事领导人去主持，迅速创建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并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集中10万主力;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集中15万主力。其他各地区成为两大战略根据地的卫星。东北既能派部队去，应尽量多派，至少5 万人，能去10万最好。为执行上述方针，黄克诚认为山东应调3 至5 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 到6 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及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新四军)一个师的主力应调回江北。

　　黄克诚的大胆设想与刘少奇考虑多日的战略构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9 月15日，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毛泽东，依据谈判进行情况，致电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提出准备将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在适当时机撤到江北和八路军南下支队与新四军第5 师靠拢的意见。

　　黄克诚的进言，毛泽东、周恩来的南方战略收缩意见，表明战后中共战略发展方向已有重大变化，这就进一步促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加快了思考。

　　9 月17日。刘少奇将一个酝酿了十多天的战略构想，通过(为力争东北控制热察之战略计划及工作布置的意见)这一文电，电告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5 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

　　刘少奇在全面分析全国局势后，提出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队大规模调动的部署，这个“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最初提法。刘少奇的主张是：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5 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10万至15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10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9 月18日，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向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通报电文中还反映了饶漱石和黄克诚的建议。该电文主要内容如下：(一)西安确息，英美高级人员向国民党高级人员说：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带，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将来在和平会议上对国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云。

　　(三)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昨电抽调10万至15万兵力的部署望速考虑。又饶漱石提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黄克诚提议陇海以南兵力北调，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他认为如此，可长期坚持，一切不怕。

　　在这份电报中，刘少奇对黄克诚的建议的概括稍有出人，但基本反映出了其向北推进和发展的思想。

　　9 月19日，毛泽东就刘少奇、朱德17日电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寄予了高度的信任。毛泽东指出：完全同意提出筠电所提战略部署，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建议由政治局形成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接到毛泽东电示后，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共十八人参加了会议，主要是讨论将原来中共中央决定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刘少奇首先让大家传阅毛、周的电报。接着指出：“我们今天的方针应确定，这是最重要关头。方针即刚才这一电报上所说的——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搞得好，苏也可掩护我们。仅有苏联帮助，不成功。要我们有决心，有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以保障这一块，才有可能。是否有危险性——‘两头塌’?可能。但赶快动作，利用时机，还可能实现。因此，我们要当着(成)全军全党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迫促，干部走得慢。因此，可能做到，但保证难说。危险有一点，但只要搞到了冀东与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因此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

　　这次会议将战略方针的提法确定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根据这个战略方针和毛泽东的安排，刘少奇提出调整全国兵力部署的具体计划：苏南主力撤退，王震部回来;山东第一步调6 万兵出来，3 万去东北，3 万去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归华东局领导。东北局现已去了，再派5 万军队去，各地送ito 个团的干部，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

　　会议同意刘少奇的报告，并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决定：“在工作紧张时期内，书记副书记行使政治局职权。

　　同日夜，刘少奇代中共中央起草向各中央局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至此，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并具体阐述了这一方针的内容和部署。

　　“向北发展”，就是大力发展东北、华北共产党及其军事力量，力争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支持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

　　“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保证共产党军队主力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

　　这个“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主要部署是：卜)晋察冀滁冀东外)和晋绥两区现有力量，坚决打击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的进攻，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二)山东主力部队和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先由山东调3 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由山东调3 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

　　(三)华东新四军(除5 师外)调8 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部队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

　　(四)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变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五)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3 万兵力，在11月内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六)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由“向南发展”到“向北发展”，完成这一举足轻重的战略转移，中共中央用了40多天。这首先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数十日内，作为这一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的刘少奇则适时把握住了中国革命形势所出现的这一“千载一时之机”，能动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迅速争取东北的决策，高瞻远瞩，多谋善断，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并在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制定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由于这一方针的确定以及一系列重大部署的实施，对于敢于发动反共内战的蒋介石将会产生致命的打击。

　　14.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争闯关东

　　随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形成以及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号令的下达，从各个解放区抽调的部队和干部立即像潮水一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10万大军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闯关东，是旧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山东、河北一带穷苦人民的习俗。当人们在自己的家乡活不下去的时候，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关外谋生，企图找一条活路。尽管确有不少人在东北找到了一碗饭吃，但更多的人所得到的，却是梦幻的破灭。因此，在受苦百姓的心目中，“闯关东”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名词，它包含着说不尽的血和泪。

　　如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也闯上了关东，其意义已大不相同，这完全是为了争取人民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因此，凡是参加这次大军闯关东的人，无不充满着信心和自豪感。

　　在闯关东中，走在头里的并起着领导作用的是那些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

　　为了建立东北大根据地，中共中央急需派出赴东北的最高负责干部去进行领导工作。考虑到东北缺少领导骨干，还在9 月11日，在延安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康生、高岗均表示愿去东北工作。

　　9 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康生(后改变了康生去东北的决定)前去东北，并拟定中央候补委员程子华亦去东〕匕。

　　继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陈云等首先飞往东北后，许多奉命赴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纷纷行动起来，运用各种方式迅速进入东北。

　　然而，东北战场上的军事统帅至此仍未明确。9 月19日，中共中央委员林彪以及候补中央委员萧劲光一行抵达河南，此时中共中央及刘少奇并没有考虑让他俩去东北。从延安出发时，毛泽东原准备先让他俩分别担任山东军区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的，原因是山东军区的老底子是八路军115 师发展起来的，而林彪则是这支大部队的指挥员。林彪因抗战初期遭国民党军阎锡山所部用枪误伤后，健康受到很大损害。后到苏联养病，健康仍难已恢复，平时面色苍白，但是打仗却不含糊。这一次毛泽东把山东军区交给他管，他当然十分满意，当在晋南与刘伯承、邓小平握别后，便与萧劲光昼夜兼程地向山东进发，就在9 月19日这一天，他才收到中共中央令他转赴冀东负责冀热辽军事工作的指示。

　　林彪与毛泽东同为抓枪杆子起家的苏区干部，关系非常深厚。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泽东的手下。20多岁当上了红一军团军团长。又曾毕业于黄埔第4 期，有一定的军事水平，很能打仗。在党内几次关键的是非问题上，他基本上支持的是毛泽东，因此毛泽东一直十分器重林彪。1942年10月，林彪由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得悉后特地起了个大早，亲自下山迎接。而毛泽东以往甚至连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远途归来时，也不曾有过如此举动。所以毛泽东麾下那么多战将却偏爱林彪，绝非偶然。

　　9 月25日，林彪等率部北上冀东，10月17日才奉命开赴东北，于10月28日到锦州，29日到达沈阳。

　　实际上真正能打硬仗的要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黄克诚的新四军第3 师。“黄3 师”(苏北人民的亲切称呼)是进军东北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也是闯关东的过程中，最辛苦的一支了。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县人，生于1902年。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又参加北伐战争，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1928年，黄克诚参加了湘南起义。红军时期，他的最高职务是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

　　长征结束、抗战开始后，他担任八路军115 师344 旅政委。不久，为支援华中抗战，黄克诚奉命率领所部南下，转战江苏北部地区。1940年，他配合新四军陈毅的部队打开了苏北的抗日局面，并创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Q 华中各地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当时，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 纵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3 师，他被任命为师长兼政委。以后，他又兼任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是朱德、陈毅的部下，与彭德怀共事多年。极善独立思考，为人刚正不阿，敢说真话，好办实事。当他于9 月初闻讯八路军先头部队已进入东北后，立即向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建议，给中央发报。要求派大部队去东北。饶漱石则不以为然，认为这不属于新四军和华中局管辖范围的事，不同意发电。为阐明自己的观点，黄克诚以个人名义，于13日向中共中央发出了那份著名的建立东北总根据地的电报。当9 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中共中央命令要他率部新四军第3 师4 个主力旅、3 个特务团共3.5 万人开赴东北后，他首先想到了几万人长途跋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为此，黄克诚作了周密的考虑。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曾有个说法，要我们把武器留下来交给地方，说是到了东北就可以拿到新的。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因素尽量想得多一些，以便有备无患。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东北后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所以，我坚持部队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去东北。同时我还考虑到，到东北之后，即进入冬季，首先将遇到与苏北迥然不同的寒冷气候，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亦是当务之急。当时尽管受到一些责难，我还是坚持这两条：一是要部队带上棉衣，二是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来，这样，我一边安排先头部队及后勤人员由第一副师长刘震率领即刻出发，一边抓紧筹集棉花。”

　　黄克诚用最短的时间做好了北上准备后，便与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暨全师大部踏上了千里征途。由于临行前，黄克诚坚持部队要全副武装，因为他实在放不下心来，不太情愿按照中共中央通报办理，由此招来一些非议。当3 师经过山东时，新四军军部又要求他协助山东部队作战，黄克诚又一次“抗命”并直接获得中央军委的批准，未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全师以3000减员的代价，历尽千辛万苦，由苏北淮阴，经山东、承德，出冷口，于同年11月10日到达河北玉田境内，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地区。

　　统率山东各支部队的总指挥，是中共中央委员、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115 师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罗荣桓。1963年罗帅因病逝世的时候，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悼词，题目是《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诗曰：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鹊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谁都知道，除了为自己的夫人杨开慧和青年时期的战友。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苟，一个“杨”、一个“柳”写过悼念性的诗外，毛泽东为之写悼诗的，就只有罗荣桓了。足见罗荣桓与毛泽东的情谊非同一般。

　　罗荣桓和毛泽东也是同乡，湖南衡山人。大革命失败前夕，他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1927年9 月，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鄂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即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三湾改编时，毛泽东首倡将支部建在连上，并在连一级设党代表，罗荣桓也被分配到一个连里担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他在革命军队里做政治工作的漫长生涯。

　　此后，罗荣桓历任营、纵队、军、军团的党代表、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抗战开始后，又担任过115 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兼代师长。总之，做政治工作，他是出了名的。

　　1939年，罗荣桓奉命率领八路军n 师开到山东后，对山东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山东工作期间，他独当一面，把山东这块重要的敌后解放区搞得有声有色，因而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

　　这一次，延安既然下了决心要大力经营东北，当然需要得力干部，而罗荣桓又最熟悉这些部队，中央理所当然地选中了他，让他率领山东主力挺进东北。

　　中共中央原定罗荣桓到延安治病，由林彪来山东接替他，但是林彪在路过淮阳时，中央改令其去冀东。罗荣桓去延安的计划，中央也取消了。罗荣桓此时身体已经很差，为了组织部队渡海以及山东的各项工作，他常常一夜只睡几个小时。他委托许世友组织海运指挥部，动员了30多艘汽艇，14o 余艘帆船，分别在蒙城、龙口两港运送部队。

　　罗荣桓于10月24日收到中共中央令其“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的电令后，当日便带领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供给处长何敬之、卫生部长黄农以及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还有部分机关人员和特务团1 个营，从山东临沂出发。一路上，肾病十分严重的罗荣桓一直在尿血，但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前进。11月5 日，他们到达山东龙口，罗荣桓化装成商人，与随行人员登上了一艘小汽船。

　　罗荣桓渡海途经大连海面时，被苏军的巡逻艇拦住检查。苏军舰长问：“您是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吗?”看着罗荣桓一身长袍马褂，而且还戴着一副深度眼镜，苏军舰长不敢相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罗司令。

　　罗荣桓解释了半天，苏军舰长还是不相信。为了证明身份，罗荣桓让警卫员拿来张他和毛泽东的合影。苏军舰长认出了毛泽东，也认出了照片上的罗荣桓，马上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并说：“司令员同志，对不起了，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履行职责。”

　　当罗荣桓提出能否从大连登岸时，苏舰长坚决不允许。

　　经数十个小时搏斗，终于在一个叫做貌子窝(今新金县皮口)的地方靠岸。随后改乘火车前往沈阳与彭真等会合。

　　中央委员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高岗等10月从延安出发，乘飞机到邯郸，后经承德去东北，于门月20日前后到达沈阳。

　　从1945年8 月以后，陆续被派往东北的就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余名。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书记彭真、陈云;政治局委员高岗、张闻天;中央委员林彪、罗荣桓、李富春、李立三、蔡畅(女)、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王稼祥、萧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陈郁。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调动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进入东北，加强了东北的力量，为开辟东北总根据地，迎击国民党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准备了坚强的领导力量，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5.八路军、新四军海陆并进

　　中共中央为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尽早进入东北是不遗余力的，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为战略方针，指示文电一个接一个下达到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诸”山头“，布置各部日夜兼程向大东北挺进。

　　9 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萧华立即率干部数十人穿便衣经大连到沈阳与东北局接洽，并不得迟误。

　　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原准备去湖南及新四军第5 师工作的文年生。张启龙部速去东北工作，部队愈快出发愈好。

　　9 月18日，彭真和陈云就关于海路情况的报告致中共中央并转万毅、罗荣桓、黎玉、许世友、林浩。电文指出：“……胶东北庄河途中，在威海方向发现美潜艇以探照灯向海面照射，并闻确有美舰13艘进入渤海，……如万一遇美舰武装部队可坚称为冀热辽与乐亭山海关部队，便(一半以上)可坚称难民，回东北求生。”

　　为掩护闯关东的各解放区干部和部队，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国民党军北上部队。9 月下旬，中共中央即调山东6 万兵力到冀东和进入东北发展;新四军主力从江南转移到江北;江北新四军主力撤到山东。

　　9 月20日，彭真在关于迅速派干部及部队来东北致中央。聂、程、罗、梁、许、林、万电中指出：“此间发展条件甚好，已接收两座省政府，有三个省政府正派人去接收锦州及沈阳两市的政府，望迅速派干部及部队兼程前来。……”

　　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彭真、陈云。电文如下：彭真、陈云：……中央19日电部署谅达，你们应依靠山东力量，在两个半月之内在东北组织20万至30万能作战的军队才能完成任务。

　　中央1945年9 月20日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和大批干部向东北进发。

　　山东是中共中央这次调兵的重点。这是由于山东地理位置靠近东北，可以从海道北上，有利于争取时间;此外，还由于东北人口中由山东迁移过去的比例大，山东部队进入东北容易同当地人民打一片。为此中央在8 月下旬曾命令山东军区万毅部渡海北上，后因为没有部队接防，拖延了一些日子。中共中央为此不满意，几次批评山东方面行动迟缓。

　　9 月19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山东要准备承担进军东北的主要任务。随后的9 月20日，刘少奇致电山东分局，指示：“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开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执行，越快越好。”并要求罗荣桓及萧华能很快到东北。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根据中央的要求，迅速调兵遣将。主力部队第l 、第2 、第3 、第6 、第7 师及第5 师一部，警备第3 旅，另两个支队，共6 万余人分批开往东北。

　　为执行中共中央9 月20日电指示精神，罗荣桓、黎工作出快调东北的部队及干部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林、萧并报中央转彭真：(一)山东决定调赴东北及冀东之部队肢东6 个团，万毅两个团，由胶东经海上赴东北，万毅吴克华已于22日起程，萧即可于数日内赶到海岸。

　　(二)渤海3 个团刘其人率领已由渤海经海上进到冀东……滨海主力两个师走此路线准备参加冀东作战……

　　(三)其余抽调之14个团的干部将不断运胶东出口……

　　罗、黎1945年9 月24日此时主持山东大局的罗荣桓无法立即动身，因为接替他工作的陈毅还在途中(罗系11月5 日出发赴东北的)。为执行中央命令，罗荣桓忍着巨大痛苦，带病指挥，令萧华所部渡海先行，其他部分部队过黄河由陆路北上，将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留在山东坚持斗争以便下一步接陈毅指挥。直到10月上旬，陈毅进入山东后，罗荣桓才松了口气。

　　就在9 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向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了严厉的渡海命令，指出：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万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其实，罗荣桓等一点也未敢怠慢，而且抓得相当紧。

　　9 月28日，中共中央再一次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

　　9 月29日，中共中央第三次下达严厉的命令，指出：必须在20天里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绝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全力迅速组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

　　中共中央对山东的要求越来越紧。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又电华中局及罗荣桓、陈毅、黎玉等并告东北局，指出：山东除留武装两个师作基干不调动外，第二批去东北部队(华中叶飞纵队不在内)竭力争取出足5 万(包括已动身地方武装部队及武工队在内，这些部队到东北能起大作用)和分别海运、陆行，争取于11月全部到达东北，愈快愈好。

　　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黎玉指示：“请令罗舜初所部二石万人火速北进渡海，不得片刻迟误，沿途鼓励士气，力争时间，其他北上各部亦然，各部情形速告。”并询问叶飞部北进情况。

　　这次调兵，对于山东军区而言，可谓是一次大搬家，规模是从未有过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此步棋走得好坏，关系到整个东北的最终命运。据史料统计，山东军区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有：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由滨海支队改称)3500人，分别从山东蓬莱县的滦家口和黄县的龙口渡海，先后在辽东半岛的子窝、庄河、小孤山一带登陆，10月中旬到达磐石、海龙、西丰一带;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领山东军区司、政、后机关部分干部和部队1000余人，从蓬莱县滦家口出发，渡海到大连登陆。月底，萧华到东北局报到。部队于10月初全部到达安东地区;胶东军区第5 师师长吴克华、政治委员彭嘉庆率领第5 师2 个团，第6 师3 个团，共6000人，从海路跨上了辽东半岛，于10月24日全部抵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第7 师1.2 万人，由第7 师师长杨国夫和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各率3 个团，分批陆行，于10月先后到达山海关。古北口地区;第二师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率所部7500人，从海路进入东北，10月30日登陆庄河，于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山东军区支队长田松率领的支队1000人从海路登辽东半岛，于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山东军区直属机关、警卫部队和独立营共4000人，渡海到东北，于11月上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

　　此外，第1 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率所部7500人，先渡海到冀东，又从陆路进军，于11月21日进入锦州以西地区;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的第3 师和警备第3 旅共30000 人，至12月初到达辽阳、鞍山地区;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约4000人，从海路到辽东，于11月到达沈阳地区。

　　上述山东八路军部队，总计兵力约6 万人，在1945年的东北大进军的10万部队中约占60%。由此可见，山东军区是挺进东北的主要力量，由其构成了东北中共军队的基础。此外，新四军3 师3 万余众，在进军东北部队中也占有30%左右的比重，其实力不可等闲视之。

　　新四军第3 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于9 月23日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该师主力开赴东北的电报，即刻部署部队北进。先头部队第10旅由第3 师副师长刘震率领先行出发。随后，黄克诚和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率第7 、第8 旅、独立旅和3 个团，总共3.5 万人，9 月28日从苏北淮阴出发，经山东、河北承德，出冷口，部队有3.2万人于*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地区。

　　必须指出的是，进军东北是中共全党全军的整体行动，一切为了东北，一切部署、调动、作战也是为了东北，因此派往东北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大战略区及其延安总部。其中，陕甘晋绥边防军教导第2 旅旅长黄永胜率领该旅第1 团和教导第1 旅第1 团共3350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000人和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和政委邱创成率领的炮校1069人，也奉命于9 月初分批奔赴东北，经晋北、察热地区，于11月12日到达辽宁的阜新、沈阳地区。一些原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兼程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也掉头向北进发了。如著名的第359 旅自1944年王震率部分人马组成南下支队深入湘赣边界地区后，其余部3300余人于1944年6 月在刘转连、晏福生率领下，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另有原陕甘、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一旅，两部合计6300余人也风尘仆仆向南疾进，计划与王震会合。9 月中旬，当刘、晏、文所部行进至河南林县时，突然收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要他们掉头北上去东北。并指示放下重武器，轻装北进。9 月中旬，刘、晏部3300人从河南林县出发，向东北挺进，10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10月下旬，文年生部3000人到达锦州地区。

　　晋察冀军区派往东北的部队有11个团和两个支队，共1.04万人。除冀热辽军区的第11、第12、第13、第16、第18、第46团和2 个支队先期出关进入东北地区外，沙克率领的冀中第31团，周仁杰率领的冀中第62团、第71团，也于10月到达东北地区。李运昌到达沈阳后，又调冀东第15团到沈阳，担任东北局警卫任务。

　　派往东北的部队，还有吕正操率领的晋绥军区第32团600 人，早在10月中旬到达沈阳;邓克明率领晋冀鲁豫军区之第24团1500人，经冀中北进，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周桓率领的太岳支队600 人，也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于10月到达东北地区。

　　各解放区调往东北的主力部队，都克服了时间紧迫，路途遥远，时近寒冬，衣单被薄，水土不服，医药匮乏，供给不足等种种艰难困苦，胜利到达东北指定地区，总计达10.8万人。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原决定派遣陈赓和叶飞纵队以及中央党校、延安大学去东北，最后定于12月2 日才改变计划不去东北的。

　　各部队出发前，部队普遍进行北上动员，抓紧时间进行了形势和任务教育。克服了部队中程度不同地产生“革命到头”要过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些则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对其抱有幻想，有的还存在地域观念，不愿离开老区，不愿远离家乡。这些观念是部队北上执行战略任务的严重思想障碍。对此，各部队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教育。山东军区所部、新四军3 师在闯关东中边组织干部学习动员，边紧急收拢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将部队收拢归建，从而确保了北上行动。

　　晋冀鲁豫军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北上东进部队，在指战员们的思想感情上，对远征也一时转不过弯来。通过教育，部队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延安炮校师生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东北，他们是消除了东北冬天“一擦鼻涕鼻子就掉了，一搓耳朵耳朵就掉了，甚至连小便还要用小棍往下敲”等顾虑后上路的。

　　新四军3 师在远征中，不畏严寒、饥饿和极度疲惫，在部队严重减员、气候水土不服的条件下赶赴指定位置。山东、苏北等地方党政军领导和人民群众对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给予了大力支持。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新四军3 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等领导，在率部北进前，对当地党政军工作做了周密安排，充实加强了地方的各级组织领导，调整了部分领导骨干，扩充部队，留下一批武器，加强了坚持原地斗争部队的战斗力。

　　在主力北进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派遣大批干部随军队进入东北，开辟这一总根据地。

　　冀热辽军区部队向东北进军时，从地方抽调地委书记、行署主任以下的25个团架子的1000多名干部随军进入东北。9 月二日，由张秀山率干部800 余人，从延安出发，后到晋西与林枫干部团汇合，组成1500人的干部团，在武装部队护送下，于10月上旬到达东北地区。9 月17日，中共中央又决定抽调4p多名干部分批开往东北指定地区。随南下二支队行动的延安五干队、九干队2000多名干部，也在中途奉中共中央之命，随军进入东北。山东军区组成30个团架子的6000名干部，分批从海路和陆路随部队进入东北。按照中央军委1945年10月8 日指示，原拟回山东的华中干部3000人，作为20个团架子的干部配备从华中地区转赴东北。晋冀鲁豫军区组织25个团架子1000名干部，按中共中央指示，集中一批走一批，由武装部队掩护，分期到达东北。

　　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从各解放区调来的军事、政治、技术和地方干部共2 万多人按照中共中央实行分散的方针分赴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地方武装。

　　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对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中共中央党政机关进行如此规模的大调动，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的。十余万军队和干部，由南向北在数千里战线上移动着。这种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南防御”是公开进行的，从浙东、苏南、皖南和皖中解放区向苏北及皖东后撤;而原在苏北和皖东的主力则迅速向山东开进。二是“向北发展”也就是向山东和东北运动的中共武装力量则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迅速向东北进军的。这二者在当时为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保卫抗战成果，建立一定的能与蒋介石集团相抗衡的实力，以争取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实现国内和平，使战后的中国不再为战争所困扰，能够走上一条和平发展的民主之路。

　　第五章 极不和谐的和谈画面

　　16.偷鸡不成蚀把米

　　重庆最高级别的谈判，没有驱散神州大地上空的内战阴云。而这一战争的主因是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握手言和，一面却向他的部下发出抢占由中共同日本人浴血苦战并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那一部分国土及其战略要地。

　　1945年9 月20日，正当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和谈陷于僵局之时，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电文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蒋介石的这份电报，再清楚不过地表答了其对待和平谈判的真实意图。对于蒋介石来说，与毛泽东在重庆言和，只是一种手法，以此稳住和拖住中共，以争取时间调兵受降，抢占全国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以武力压垮或打垮中共，迫使中共在和谈桌上屈服。

　　然而，蒋介石要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并非一招一势就能解决的。尽管蒋介石日夜不停地向华中、华北调运军队，但毕竟千里迢迢，困难重重。幸亏有美国的全力支援，调动了巨大的海空军现代化运输工具和美国海空军部队为其运兵，否则在重庆谈判桌上将进一步失去“分量”，更加难以压服中共。

　　随着蒋介石一声令下，从8 月中旬起，他的百万大军便由海陆空三条交通线，杀气腾腾地涌向华北、华中地区在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下，其下辖7 个军，以主力进占同蒲铁路沿线，一部进入中共领导的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解放区，即上党地区。

　　由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的6 个军，在夺取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等城市后，遂沿平绥铁路东进，兵锋直指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胡宗南这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抗战八年中没有什么建树，下山摘桃子动作却很快。其一下出动了8 个军，以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至临汾以北地区，拟通过石太线，东出娘子关，进占石家庄等地。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在蒋介石驱使下，指挥3 个军，沿平汉铁路北上，计划与胡宗南部共同占领平津等地区。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则调3 个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继续北上，打通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出动两个军，企图占领浦口，蚌埠，并计划与徐州的蒋军打通联系。

　　此外，第五、第七、第九战区的刘峙、余汉谋、薛岳等头目，也奉命分别进攻位于中原和湘粤边境的新四军第5 师和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

　　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军下山摘桃子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加快。

　　美国空军从9 月5 日至10月15日，运送国民党3 个军到达京、沪、平、津。即：新六军由湖南芷江运至南京;第94军由广西柳州运至上海，复运天津;第92军由汉口运至北平。

　　美国海军自10月中旬起开始为蒋军海运部队，先后进入各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蒋介石全面进军的公开理由是受降和收复被日本侵占多年的失地。然而，实际上华北、华中的日伪军及日伪占领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早就处在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包围和控制之中。如果蒋介石下一道命令，同意日伪军就地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那么人民抗日武装可以极为迅速地完成大部分地区的受降任务。但是，蒋介石却没有民主意识，国民党政权也缺乏开放民主的自我启动能力，蒋介石绝对不会让任何成熟了的“桃子”落人为抗战浴血了八年的中共手中，他不但要束缚住人民军队的手脚，而且还有更长远的打算。他要乘受降之机，侵占更多的解放区，摘取更多的人民抗战“桃子”，最终将中共挤垮、压垮或者不惜得罪了世人，将中共打垮。

　　但是，已经同蒋介石较量了18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并非是蒋介石的囊中之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不但对其和平攻势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对其武力进攻也有相当的警惕。

　　还在8 月11日，中共中央便作出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8 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中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泽东这个讲话为中共领导人民军队反抗蒋介石抢夺人民胜利成果、坚决保卫人民抗战果实指明了方向。

　　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收复失地”中，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试图重做山西土皇帝的美梦，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已成为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成为人民抗战的果实，为此他调兵遣将企图摘取山西这颗“桃子”。

　　阎锡山于8 月中旬开始命令其部下19军军长史泽波乘八路军主力一时未能顾及之际，先后抢占了襄垣、潞城。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控制了上党地区。

　　上党地区，古称上党郡，位于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间，抗战时期，它成了八路军第129 师创建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整个地区没有国民党一兵一卒。现在史泽波军控制了上党地区，尤如在解放区的心腹中插进了一把尖刀。从8 月底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便多次电示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要拔掉这个深人解放区的钉子，收复上党地区。

　　9 月初，从延安归来不久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立即发动上党战役，给蒋介石、阎锡山一个迎头痛击，以配合重庆国共谈判。

　　刘伯承抓住史泽波军孤军深入和守备分散的弱点，准备了晋冀鲁豫军区3 个主力纵队和一部地方部队，计8 万余众的优势兵力待命。计划以主力部击破分散守备的史部一部，而后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同时以大部兵力专打由长治出援的阎军，并乘胜夺取长治城，另歼灭来自太原、平遥出援的阎军。该计划经上报延安并得到了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最后批准。刘伯承说打就打。9 月10日，战斗正式打响。经激战10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先后攻克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全歼了长治外围各城阎守军7000余人。但由于史泽波十分狡猾，两度出援即迅速缩回，刘邓无法完成歼灭计划，即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利用阎锡山轻敌和救援心切的心态，至10月6 日止，歼灭间军援军互。8 万余人，并于10月12自全歼弃城逃窜之敌，活捉了军长史泽波、是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取得了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歼灭阎军11个师及1 个挺进纵队，共3.5 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 万余支的胜利。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吃了大亏还不能发作，为了逃避舆论谴责，他把战争责任全推到阎老西身上，说此事是间自作主张所为，“中央”并不知道。阎锡山更是吃了哑巴亏，只好自认倒霉。

　　上党战役直接影响到重庆谈判，战役中蒋介石因对此战存在极大幻想，所以迟迟不肯在已经拟就的已经基本达成协议的(会议纪要》上签字。他企图以战胜之力压迫中共作出更大让步。然而事与愿违。10月6 日之后，当蒋介石得悉战况不妙时，再也坐不住了，赶紧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系，表示要尽快在协定上签字。这里应了刘伯承的一句话：“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胜利越大，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就越有力量。”

　　17.一枕黄粱再现

　　蒋介石摘“桃子”在山西吃了亏，但在他数百万军队中算不了什么，何况被歼灭的只是阎老西的晋系杂牌军，无伤其大体。10月13日，《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发出密令。指出：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作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这份电报是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本性的大暴露。在发出密电的同时，十年内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拟订的、抗战胜利后又名以重印的《剿匪手本》，也被运往各个战区，分发至国民党军官兵手中。这个手本以“赤匪不灭，军人之羞”开头，向国民党军官兵“传授”秘诀。而所谓“秘诀”就是要在国民党军中实行“连坐法”，即“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班长不退而全班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以此类推。“这个连坐法一行，就在全军之中，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蒋介石企图重新使用如此残忍的手段，逼迫国民党军官兵为他的“剿共”内战卖命。其政治上是极端腐朽和残忍的，是很难赢得民心的。

　　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从10月14日起，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率领第40、第3O军和新8 军共7 个师分左右两线，自河南新乡沿平汉铁路北进，其任务是先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3 、第16军会合，尔后继续北进，与空运到北平的第92、第94军会合，最终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蒋介石的这一部署着实凶狠，如果让这一阴谋得逞，将对中共华北地区的两大解放区造成极大威胁，甚至会使整个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逆转，将使中国革命和民主力量丧失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制约力，使刚刚签定的《双十协定》成为一纸空文。

　　对此，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含糊，一定要坚决回击，以巩固和谈成果。

　　10月12日，毛泽东刚返回延安的第二天，便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示说：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6 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此电发出后，毛泽东仍感到事关重大，于是于10月17日，再次致电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强调说：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根据毛泽东迭次电示，刘邓集中了3 个主力纵队和3 个军各一部，共6 万人，而且动员了10万民兵配合作战。刘邓决心将国民党军歼灭于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滋阳河套地区，绝不让蒋军占领邯郸，更不让他们在华北的大地上为所欲为。

　　邯郸，是平汉路上的一个重镇。如今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蒋介石要打通平汉路，分割解放区，摘取华北的这颗“桃子”，邯郸便首当其冲，成为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进攻目标。

　　刘伯承采取了诱敌深人以逸待劳的战术。他首先指挥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诱敌进入邯郸以南的预设战场。当国民党军3 个军进入邯郸以南的马头镇、磁县之间时，刘伯承即令埋伏在该地区的第2 、第3 纵队和冀南。太行军区部队会同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及部队将其3 个军团团围住。

　　坐镇重庆指挥的蒋介石见势不妙，立即电令驻石家庄的第16军和驻安阳的第32军南北对进，增援被围的3 个军。

　　为了对付蒋之援军，刘伯承即调太行军区部队协同晋察冀部队一部在高邑阻击援军，同时加强障河阻援阵地的防御，并在安阳以南袭扰蒋军，阻止敌32军的行动。

　　28日，总攻开始。为尽快解决战斗，刘邓又加紧争取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 军军长高树勋的起义。同时，还派出参谋长李达亲赴新8 军，敦促起义。高树勋和新8 军原属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集团有十分尖锐的矛盾，中共曾派出王定南等共产党人进入高部进行工作。由于蒋介石始终未改变歧视旁系的政策，并逼迫其开赴内战前线，充当内战炮灰，故高对此十分不满，此次奉命北进前，高树勋派王定南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刘邓遂决定动员该部举行战场起义。为打消高树勋的顾虑，中共中央还电令新四军4 师师长张爱萍派人到徐州成功地接出了高树勋的夫人及其他起义军官的家属。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8 军和河北民军1 万人正式宣布战场起义。这对于加速整个平汉战役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蒋军军心动摇。本来一直在顽抗的第40军马法五部和第30军完全失去了固守的信心，即突围南窜。

　　然而，刘伯承何以了得，马法五之类的行动早在其预料之中，他早已布置了晋冀鲁豫军区第1 、第2 纵队等部队组成的罗网等着马法五等突围之敌。

　　经两天两夜激战，南逃的国民党第40、第30两个军2 万余人，除少数逃脱外，全部被歼灭于临漳。磁县之间地区。马法五本人也被活捉，至此邯郸战役结束。是战，蒋介石又损失了3 万余兵力和大批美式装备。

　　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营垒引起了极大震动，其内部对于蒋内战政策更为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切实停战议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则怨天尤人，既难以咽下这口气，又无可奈何。总之是损兵折将，又做了一次“黄粱美梦”。

　　平汉战役后，蒋介石没有接受任何教训，也不可能就此改变内战方针。他加快了调兵速度，继续抢占战略要地，并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回已取得的果实。

　　11月8 日，蒋介石召集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总司令等高级将领到重庆，举行了抗战胜利后首次秘密军事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确定了“剿共第一”的指导方针，提出“六个月之内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规定：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第二步，集结重兵于平津，‘书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绥。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国战后的主要问题。

　　18.控制铁道线数百里

　　对铁路交通线的破袭战，是中共抵御蒋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最有效的战法之一。并为争取东北和热察创造了条件。早在1945年9 月22日，国民党军队便气势汹汹地沿同蒲、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北进，并沿平绥铁路东进，分别指向张家口、平津及济南，企图进而控制热察和东北。为了迟滞国民党军队从陆路向东北的进攻，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指示电，提出要尽一切力量迟滞国民党军队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以便争取东北和热察的胜利。电报中说：提议采用下列战法：由山东及新四军主力对付沿津浦路北上之顽，以冀鲁豫主力及大行之一部对付沿平汉路北上之孙连仲，以太行、太岳主力及赵尔陆部对付沿同蒲、正太路北进之胡宗南，每路主力兵团须各有三万到五万人，组织得力的野战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最好伯承指挥同蒲路，李达指挥平汉路)，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用纠缠扭打的战法，在顽军前后左右，一直和顽军纠缠扭打到平津，最后配合我在冀东控制的部队，在冀东进行决战，以保障我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安全。为实现上述战法，须以我之小部队和民兵经常袭扰顽军主力，彻底破坏铁路公路，大量埋设地雷炸弹，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长期疲困与消耗顽军，而我之主力则窥视顽军弱点，在其弱点暴露时猛力进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或由我控制铁路一段，根本阻止其北进或仍继续与之纠缠扭打。实行上述战法，如果日军不配合顽军大举向我进攻，我不易陷入被动，而顽军则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我之疲劳消耗易于恢复补充，而顽军则因后路断绝，疲劳消耗不易取偿;如顽军被逼出而与我决战，则对我亦有利。在这种作战中，我之野战军亦可借此组成并受到锻炼，军事政治训练亦可在作战中加强。

　　10月2 日，粉碎山西阎锡山部进攻的上党战役即将结束，刘少奇同毛泽东电商晋冀鲁豫根据地刘邓主力下一步作战方向时，进一步指出：“目前解放区的战争，基本上已成为交通要道战争，深人解放区据点已不多，顽伪敌均要打通铁路。因此，我应将解放区兵力全部分别有计划的向交通要道集中，进行交通破袭战，并可因此组成我之部队。”

　　中共中央的以上布置，有效地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北进部署。11月1 日，中共中央在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报中说：“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蒋军各部均不得进。平绥路我聂贺军已占领大半，包围归绥;同蒲南段被我陈赓切断。”“石家庄李文军南援处于进退维谷，一时不能去北平;津浦路南段、中段、北段均被我切断，霍守义、陈大庆等军均不得进，故去东北者除海运空运外别无他道。”这就为在东北的先机展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津浦铁路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推进，迅速控制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便快速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并抢占东北的必经之路。对此，蒋介石动作快于中共。在同年10月其第12军和骑2 军从豫皖边进抵徐州后，乘我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人鲁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沿津浦路北上，于10月11日进占济南。另国民党军第97军进至临城;第51、第59、第77军及由伪军郝鹏举部改编的新编第6 路，从徐州进占韩庄至台儿庄一线。第7 、第48军由皖进占蚌埠、滁县。浦口，控制津浦路浦蚌段。

　　蒋介石嫡系第三方面军汤恩伯和第3 战区顾祝同部也企图先控制宁、沪、杭及津浦路南段，而后以徐州为前进基地，继续扩通津浦线，以便向天津、北平及东北推进。

　　中共中央军委为打破蒋介石打通津浦路计划。于10月12日电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

　　此外，中央军委还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的主力和原山东军区的部分主力，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以控制津浦铁路，阻止国民党军北犯。

　　其间，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统一领导华中、山东的全盘工作。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北移后，华中另组华中分局，归华东局领导;同时成立华中军区，隶属新四军建制，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下辖苏中、淮南军区及两个独立旅和8 个军分区。

　　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6 、第7 、第8 、第9 纵队，共4 万余人。

　　与此同时，在鲁南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指挥部，由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负责，统一指挥原山东军区留下的部分主力和新四军人鲁部队。以渤海军区地方武装控制津浦路济南以北有利地形，积极开展破击战，阻止顽军北进，山东军区第3 、第4 师，警备第3 旅攻歼泰安、衮州之敌;以山东军区第8 师及鲁南警备第8 旅攻歼邹县、临城之敌，切断铁路;以鲁南警备第9 旅和鲁南军区地方武装进逼徐州、临城。枣庄地区，钳制国民党军北进。为了会同山东军区部队迎歼继续由徐州北犯之敌，粉碎蒋军打通津浦路企图，还以新四军第2 师的第4 、第5 旅和4 师第9 旅，编成新四军第2 纵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行人鲁，与山东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迟滞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上。

　　此次战役自10月18日开始，至11月上旬，新四军暨山东军区部队先后攻占邹县、大汉口，在界河以伏击手段歼灭由伪军改编的吴化文部第1 军3 个师，控制了衮州、滕县间一段铁路，截断了国民党军北进的通道。10月下旬，津浦前线野战军主力南移韩庄、膝县段扩展攻势，歼日伪军4000余人。12月12日至15日歼灭蒋军第19集团军一部9000余人。1946年1 月7 日，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在台儿庄、枣庄、临城线及津浦路中段向北进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和政治争取，使郝鹏举部1 万余人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军。

　　是役，新四军、山东军区部队以伤亡6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等2.8 万余人，控制了津浦铁路线200 余公里，挫败了蒋介石打通津浦路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争取和平的斗争。这正如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所说的一段顺口溜那样：山是老子开，树是老子栽。

　　谁敢来摘果，叫他把枪放下来!

　　陈毅的这段话，生动地道出了广大军民的心声，表达了人民子弟兵誓死保卫抗战果实、保卫解放区的坚定信念。

　　根据毛泽东电示，周、王此后在与国民党商谈中，以及在指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中将工作重点转向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上去，并先后邀集民主党派领袖黄炎培、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等座谈，告以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阴谋。

　　11月11日、15日，国共两党代表又先后进行了会商。该两次商谈重点是谈东北问题。也正是在双方会谈之际，国民党“外交接收”在东北受挫后，决心实行“武力接收”，东北内战因此突起。会谈中，国民党代表坚持蒋军进入东北强行接收。中共则希望东北能经过和平协商，成为民主实验区。然而。两党观点相差甚远，在东北问题上也如同其他重大问题一样，双方根本谈不到一块儿。在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解双方冲突。但是中共早就对赫尔利失望了，认为“此人太不公平”。而赫尔利本人也丧失了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就在11月底，他最终被白宫炒了“鱿鱼”。

　　11月25日，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随着谈判大师周恩来的返回八双十协定》签字后的又一轮谈判遂告结束。

　　一个多月的谈判之所以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从表象上看，似乎是由于双方都企图为争得战场上的优势创造条件，但究其本质，国民党方面拒绝无条件停战才是根本原因。因为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是由国民党军队进攻华北解放区而引起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垄断受降权而执意进兵，才最终导致了这一阶段谈判的失败。诚如中共中央当时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所揭露的：“泪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既然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的双方最终不欢而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有一点必须明确。虽说这一阶段的谈判失败了，而且内战的危机也随之变得更为严重，但周恩来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却是冷静而客观的，其反内战求和平的信念依然是坚定的。返回延安后，他在为供中央领导人传阅而撰写《关于国共谈判》的书面报告中说，自毛泽东离渝后，国民党由和偏战，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但中间也有起伏。从总体上看，蒋介石是摇摆不定的，现在要他放弃反共思想和灭_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目前他要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动摇，也不能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边打边谈会成为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国共两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在和中酝酿着战，在战中又酝酿着和，斗争将是严重的复杂的。为此，我们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实践证明，周恩来的估计及其所提出的谈判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陷于僵局的谈判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子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这段话，是毛泽东在日本投降后第四天的延安干部会议上讲的。他的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抗战胜利初期内战发生的基本原因。

　　应当承认，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有一定的贡献，那么应该属于其摘的“桃子‘”理所应当由其去摘取;而中共在抗战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让其摘取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桃子”，就太没有道理了。蒋介石这种“分配”方式，是任何一个对于中国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党和团体所不能接受的。

　　此时的中国国内，从太行山上的激战，到平汉路上的交火，还有绥远、察哈尔地区国共两党间的争战，乃至整个华中、华北的搏斗，其缘盖出自此。

　　如此这般，在《双十协定》签字后不到3 个月的时间里，内战事实上已在不断进行，内战的事实已经客观存在。不过，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内战尚未成为全国性的，还是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是紧紧围绕和谈而展开的。国共两党都没有停止和谈。蒋介石认为他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打算;毛泽东也讲，要继续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作斗争，迫使蒋介石最终停止战争。总之，说到底，这期间的一切“战”，都是为了“谈”，为谈判增加筹码。

　　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国共产党的总谈判代表周恩来仍留在重庆主持和谈。

　　周恩来和陪同毛泽东回延安后又返回重庆的王若飞此时的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解决《双十协定》没有解决的问题。

　　10月20日，在重庆的第二轮商谈正式开始，地点是宋美龄在市区的住宅之一的中四路德安里103 号。参加会谈的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只剩下了张群。王世杰、邵力子3 人。张治中没有参加，去处理9 月份新疆的“伊宁事件”了。

　　《双十协定》的第二条规定：“关于政治民主化道路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因此，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基本原则已经确定，出席政协会议的名额也已达成协议，暂定37人。现需要进一步商谈的，主要是名额的分配、组织及职权等问题。经协商，大部分问题均达成了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政协代表的名额为36人，由四方面组成。其中：国民党方面9 人，共产党方面9 人;民盟9 人;无党派社会贤达9 人。

　　然而，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却又出尔反尔，在代表名额问题上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原来，到了政协开幕前夕，蒋介石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民盟与中共的关系特别好，在政协会议上可能完全倒向中共一边。此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蒋介石虽然可以拉过去一些代表，但不可能完全控制。这样一来，中共不可能被孤立，国民党倒有被孤立起来的可能。

　　于是，蒋介石及其谋士们决定在民盟的代表名额上打主意。

　　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为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 月由反抗国民党压迫，谋求共同生存的各中间党派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当时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该同盟的主要有三党三派，即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和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

　　然而，由于三党三派并非以党派名义集体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其领袖和成员都是以个人名义自愿履行人盟手续才成为盟员的，因此，原来的各党各派仍是独立的，同盟的决议和行动在法律上和实际上对各党派并无约束力。另外，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推选黄炎培、张君励、梁漱演、章伯钧、左舜生为同盟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主任，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民盟一开始就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爱国的民主党派。尽管民盟中不少领导成员主张走中间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与中共政见有分歧，但民盟坚持抗日，要求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则与中共完全一致。因此，民盟与中共建立起了较好的关系。

　　蒋介石忧虑的正是这一情况。因此，要想方设法分裂民盟，要在民盟的政协代表名额上做文章。

　　1945年12月的一天，张群、吴铁城邀请民盟部分常委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被国民党唆使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狂妄地提出要占政协代表5 席，使座谈会不欢而散。

　　蒋介石下决心要把青年党作为独立的单位拉进政协，并占据5 席。中共起初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承认青年党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后来经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取灵活政策，提出民盟继续保持9 个名额，青年党可另成单位，保有5 个名额。代表总人数则由36人增加到38人。以上问题解决了。这场风波的发生和解决说明了国民党用心险恶，而中共则顾全大局。从表面上看，似乎国民党为青年党争得了5 个席位，但是他们企图分化中共与民盟关系、最终达到孤立中共的诡计却被击破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风波是后来才发生的。

　　在10月20日的会谈中，有关政协的问题比较顺利。21日，双方继续商谈。除继续讨论政协问题外，双方还谈到了军队停止前进、恢复交通，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承认解放区等问题。对于这些棘手的问题，双方代表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结果一天下来，什么问题也未解决。谈判可能再度陷于僵局。

　　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将情况电告延安。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回电了。毛泽东指示说：在谈判中，必须首先解决伪军、重划受降区和承认解放区三大问题。否则，其他问题的解决均谈不到。如商谈军队缩编，必须先谈国民党军如何缩编，至少也应是两党军队同时缩编。

　　这个电报表明，延安方面对谈判一开始就是表里如一，是有基本的原则的，“要价”并不高，但是不能再“杀价”了。但是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问题都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或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是绝对不肯兑现的。蒋介石关心的问题，说穿了就是两条，一是所谓恢复交通;二是缩编中共领导的军队。第一条的实现，有利于蒋军运兵和抢占战略要地，分割解放区;第二条的实现有利于使中共不战而被削弱，乃至消灭。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各有各的考虑。双方谈到一起去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而此时延安的态度强硬，是有原因的。由于全国形势正在恶化，《双十协定》虽已签订，但蒋介石并无履行协定的诚意，而是倚仗武力玩弄边谈边打，谈归谈，打归打，这样一套把戏。因此，中共方面除了坚决自卫，打退蒋军的进攻之外，还必须在谈判桌上予以揭露和斗争，不能让蒋介石欺骗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为此，毛泽东决定对蒋谈判如军事斗争一样一定要强硬，不能过分谦让。

　　中共头号谈判大师周恩来和极具有雄辩才干的王若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原则，巧妙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22日、23日、26日，国共双方代表又进行了三次商谈，会谈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还是关于停止军事进攻，运兵和恢复交通。

　　周恩来指出，双方军队应立即停止进攻，各就原地不动，然后再谈其他军事问题的解决。王若飞则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和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他指出，我方最不满意者为：(一)美军不断在沿海登陆，美国帮助蒋介石运部队，开人解放区的兵力已达70余万;(二)利用敌伪军队作前锋进占城镇和交通线，以便中央军之前进。

　　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仍然坚持蒋介石的那套歪理，说什么只要中共军队全部撤离交通线，恢复交通，让政府运兵，不予袭击冲突就会停止。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只要中共让蒋军将自己置于死地后，蒋军才会停止进攻。对此，周恩来和王若飞立‘即予以驳斥：现在国民党军前进的地区，均属我解放区和收复区，所经过的交通线，亦都在我军控制之下。因此，今之冲突纯系中央军进攻我军而引起。要我方停止自卫，撤出华北地区的交通线，将这些地区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让给你们，使你们代替日寇控制我方地盘，然后再与我方谈判，这绝对办不到。

　　蒋介石并没有罢休。在26日的商谈中，张群等人重弹起要求中共军队退出交通线的老调，并说什么，交通必须恢复，这是蒋介石和陈诚的要求。至于铁路以外，中共现已占领的区域，可暂维持现状。

　　中共方面深知，蒋介石的“暂维持现状”是假，而急于打通交通线才是真的。周恩来坚持不让步，他提出：“日本军队今日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护交通，而中共军队倒要退出交通线，按诸情理，宁可谓乎?”王若飞也提出：“在现在的情况下，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受降区没有重划以前，在我们看来，中央军之进军，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以阻止中央军之进兵，乃为当然之事。故此问题很简单，交通应恢复，但必须于和平状态之下，始能恢复。若中央必欲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方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

　　周恩来又补充说：“恢复交通之目的在避兔内战，而避免内战之惟一途径即是停止进兵。”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代表只得表示，同意停止进占，但不同意停止进兵。他们还要求周、王提出恢复交通，避免冲突问题提出书面提案。

　　周恩来答应，此事须待请示延安后再作答复。

　　商谈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重划受降区问题。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即下令将全国划分为14个受降区，却一个不给已有超过百万兵力的中共抗日武装，太不公平，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答应。所以中共中央一直强烈要求重新划分受降区。只有公正、公平地重划受降区域，才能消除内战。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也多次提出过这一要求，但蒋介石方面就是不答应。《双十协定》第12条对这一问题写得也很含糊。协定记载：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这样的措词，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国民党也根本不给中共以参加受降工作的权利。于是，在《双十协定》之后的商谈中，周恩来、王若飞不能不再次提出要求。而国民党对此除再度拒绝外，根本不愿再谈。其结果是关于中共参加受降问题的商谈没有丝毫进展。

　　第三个问题是承认解放区。该问题难度较前更大，解决的希望更加渺茫。

　　还在毛泽东等赴重庆会谈期间，是否承认解放区或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就是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最后讨论情况写进了《双十协定》，但问题并未解决。《双十协定》第10条写道：“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

　　接下去，就是一大段记述，叙述了中共方面就此问题的方案和蒋方的答复。中共先后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但国民党方面答复仅一句话：这些方案有碍于中央政令的统一，故不能同意。

　　谈来谈去，双方惟一达成的协议之点，是同意继续商谈下去。

　　在10月22日的商谈中，中共曾多次强烈地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权。王若飞说：关于解放区问题，我主张现在解放区的村、乡、县行政区，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皆由民选产生，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认加委。各边区政府(包括冀、热、察、鲁四省)维持现状，俟宪政实施后，再行依法改选。

　　与以前的方案相比，中共又作了很大的让步，暂时放弃了对承认边区和省一级政府的要求，提出先解决县以下民选政府的加委。对于此点，原重庆最高级别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曾表示可以考虑的，但是，这次商谈时，连这一点也收回了允诺，并拒绝了中共的方案，由此堵死了就解放区问题进行继续商谈的大门，这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对此，周恩来和王若飞费尽口舌，据理力争，但国民党方面则死不松口。后来，周恩来在延安对这次谈判作了回顾，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来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关于解放区问题，实际上成为了国共谈判中一个最为要害的问题。这不仅是导致两次重庆谈判流产的主要问题，也是导致国共两党最终破裂的基本因素。

　　为打开商谈的僵局，10月26日，中共代表草拟了一个书面提案。这个提案指出：(一)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应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八条铁路线(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渤海东段、津浦、胶济、北宁线段)上双方均不驻兵;政府方面如需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相商。

　　(二)军事小组只能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方能拟具办法，否则无权解决此事。

　　(三)如万一问题不能商得协议，中共方面不反对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开会时，必须先行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

　　(四)在回延安前须向政府问明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

　　之后，周恩来、王若飞将上述书面提案报告了延安。10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周、王，同意所提提案。同时指示周恩来、王若飞：要国民党立即撤退各地区进攻我军之部队;政府不得委派人员;向各界说明，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双十协定》成了废纸;蒋介石急于召开政协会议，在于让各方承认旧国大代表有效及筹备登极大典;蒋之所谓和平是骗人的。

　　10月30日、11月1 日、2 日，周恩来、王若飞先后三次约见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将上述书面方案给他们，并同他们就中共提出的4 点主张进行商谈。然而，国民党方面并无松动，故这3 天的谈判仍无进展。

　　此间，11月2 日，刘伯承在平汉线作战缴获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大批文件。这些文件被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看后十分义愤：蒋介石太阴险了。11月5 日，毛泽东致电重庆周恩来和王若飞，告知：邯郸战役缴获大批国民党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你们考虑，可否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不要撤销原提四点，只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

　　11月7 日，周恩来、王若飞致电延安，提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中央门月5 日电示的意见。电报说：拟要求国民党政府负责向其所属部队命令，实行下列四事：(一)全面停战;(二)从解放区撤退;(三)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四)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国方如不接受，我可以发表蒋之申筠元电、胡宗南养电，及我们的紧急提议，以明责任。这样既转了弯，且操主动，而对国内外宣传，也被我们抓着题目了。这是第一步。过两天，我们再提第二步全面解决问题，即：停战、撤兵、受降、解伪、驻兵、自治、交通等问题。

　　从周恩来、王若飞给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王在对蒋方谈判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艺术。同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王若飞，指出：目前的谈判，国民党方面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他们的一切布置，均在消灭共产党。赞成有方向的建议，加强宣传攻势，以“哀者”的态度出现，以利团结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我们对谈判的方针是在不束缚手足的条件下，可以保留伸缩余地。

　　第六章初次踏上黑土地

　　20.“经营东北”，刘少奇部署“分散”之策

　　彭真等是东北局最早进入黑土地的高级干部，然而，一到东北就发现情况并不乐观。作为中共第一代老党员，并具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的彭真在抵达沈阳后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第一次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有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朱其文、段苏权等。在这次会议上彭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力争取东北”的指示，要大家放手接管城市，收集武器资材，猛烈扩大部队，建立人民政权。

　　彭真还对时局作了估计，他认为中共中央为了争取东北发动了津浦路中段战役和平汉战役等作战，牵制了全国抢夺抗战成果的国民党军，因此国民党短期内进不了关东。这正是东北发展的大好时机。遗憾的是东北局自己手里可掌握的兵力太少，除了李运昌、曾克林的冀热辽部队和周保中的少量抗联干部外，大批各解放区的部队和干部刚刚上路。面对重重困难，彭真等决心很大，一定要在短时间里开创新局面。

　　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与“友人”取得协同是首要任务。彭真在伍修权陪同下首先拜访了苏联红军驻沈阳的指挥官。起初，苏军态度客气，甚至还将沈阳附近的一个储存有10万支枪的军火仓库告知彭真，并说可以移交八路军。但是随着调查的深人，我方发现东北的实际情况与原先所掌握的情况相差甚远。为此，彭真在9 月21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日：(一)曾克林部原1500，现已发展到3.7 万，轻重机枪400 及相当数量的子弹。

　　(二)现在我看守下的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5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

　　(三)沈阳兵工厂仍在苏军看守下，传有步枪60万支，大炮6000门不确。究有多少正调查中。

　　(四)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备用运输车交涉尚无结果。

　　(五)已获得许多帮助，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

　　(六)在大城市如沈阳我受有相当限制，但仍有相当便利。在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基本上我们可以放手干。

　　东北工作是中共中央最为关注的工作之一。最初，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计划是独占东北。刘少奇曾设想在苏联的帮助下，在冀热辽地区屯集重兵，堵塞国民党军队从陆路进入东北的通道;在东面控制渤海湾一段，阻止国民党军从海上登陆，进而控制整个东北。但苏联的帮助因受外交条约限制而不能做到，国民党在美国直接帮助下，却大大加快了运兵到东北的速度。如此，刘少奇认为原有的“独占”设想难以实现。中共中央对于彭真的报告及时作了答复。9 月24日，中共中央电示如下：(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

　　(二)较集中的武装，应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和保持多量武器，尤其是重武器。(三)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料，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

　　这份电报是刘少奇起草的，刘少奇在这份电报中说出了关于分散的一些考虑。

　　9 月28日，刘少奇根据变化着的情况，主持修改独占东北的计划。提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2 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部署上的改变，刘少奇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指示东北局：“军委前有一满洲军事部署电告你们，你们有何意见。这个部署的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而目前在大城要道除找取物资兵员外，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运动。望你们注意这一方针，不使紊乱。”

　　这便是中共中央为东北局制定的最初的“分散”发展的方针。

　　当时，有些人对中共的这一部署不以为然。“彼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主张我将主力布置在山海关15万人，沈阳为中心10万人，批评我未脱离游击战争概念(系指将主力布置在靠近苏蒙边境事)”。这种看法在东北党内也产生某些影响。10月9 日，刘少奇再电东北局，指出：“山东部队已大批运入东北，望即成立东满指挥机关，负责迅速开辟东满工作。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决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在将来适当时机，部队即须集中整训和作战，但这是下一时期要做的。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作到处防御的想法。”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分散”的指示，东北局认真地进行了一系列“分散”的布置。他们坚信抓军事建设在战争年代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不论是“集中”还是“分散”，抓军事建设没有错。

　　彭真、陈云等依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了军事和行政领导机构，并对进入东北的部队进行整编、扩编。

　　1945年10月9 日，中共中央同意组建东北临时性军事指挥机关，并指示东北局：这一临时性军事指挥机关，定名为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外不公开，暂以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委，伍修权为参谋长，东北军区司令部受东北局指挥。东北军区司令部成立后，程子华、彭真、伍修权加强先期抵达东北各部队的协调工作，对老部队进行整编和扩编。此外，在此期间，还以萧华率领的山东军区部分机关人员为基础，在安东成立东满临时指挥部，统一领导由山东挺进东北的部队。

　　中共在踏上这片黑土地之初，力量的确太小了，因此只得在东北招兵买马以迅速扩大武装力量。然而这不仅直接刺激了国民党，而且也引起了苏军的不安。因为有约在先，他们认为不仅向蒋介石方面难以交待，对美国人亦不好交待。为了这一缘故，苏军代表甚至通知彭真，要中共军队退出沈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李运昌所部于10月6 日撤出沈阳，将司令部移至锦州。但东北局机关最终留在了沈阳。

　　中苏条约对中共的限制太大了。八路军先期进入关东的部队，大多驻扎于南满地区(今辽宁省境内)。中东铁路为苏军控制，中共不能使用。由此形成北满广大地区中共仅有少量干部活动的局面。彭真等为打开局面，经中共中央同意，决定组织人民代表会议形式，以图将地方的行政权力纳人中共领导范围。而此间东北局只是一个空架子，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尚未到达，彭真手里既缺武将，又缺文官。为解决东北局急需大批干部的困难，延安把所有能够派出的干部都给派出了。在林枫、陶铸等带领下，800 名干部千里转战，于10月23日到达沈阳，同时到达的还有张平化、倪志亮、程世才、袁任远、刘澜波、雷经天等。这些干部一到沈阳，即马不停蹄地奔赴各地开展工作。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派出的由李富春率队的第二批延安干部也正在赴东北的途中。毛泽东在给彭真的电报中还专门询问彭真：“10月底止已到东北及热河之干部，计有：山东2000，林枫1900;晋察冀500 ，太行、太岳600 ，冀鲁豫350 ，黄永胜1500，万毅80共计6900. 张启龙、倪志亮、伍晋南等批尚不在内，是否均收到?”

　　为了争得这片黑土地，毛泽东抽空了陕北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并把大批得力的部队和干部派到这里，这不愧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壮举。

　　21.“独占东北”，毛泽东改行“集中”方针

　　先期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联军部队，为阻止秦皇岛等地国民党军进占东北，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形势的变化，在军事部署上做了几度调整。

　　从1945年8 月到10月，共产党进入东北的部队共约4 万人，除冀热辽军区先期到达8 个团外，还有晋绥第32团，晋察冀第31团，晋冀鲁豫第24团，山东军区第6 、第7 师，第5 师一部及两个支队，另有党政干部7000人。按照中共中央实行“分散”的方针，东北局将部队部署在靠近苏联、朝鲜。蒙古地区，实行有依托、有重点的分散配置，以建立持久斗争的基地，收编改造伪军，迅速发展壮大队伍，进而夺取和控制交通干线和各大城市。

　　10月9 日东北军区司令部成立后，合理调度各方，迅速实行初步的新老部队合编，配合各级党组织建立民主政权，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展开清剿土匪等项纷繁复杂工作。并抢先占领安东、营口、葫芦岛等处重要港口，从陆上扼守了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道——山海关及中间地带冀东、热河。同时华北、华东解放区也相应地控制着通往东北的几条交通干线，从战略上予以配合，由此造成了阻隔国民党军运兵东北的陆路通道，迫使国民党只能从西南大后方及越南、缅甸、九龙经海上和空中运兵东北的形势。依据这一良好的客观局面，中共“独占东北”，即全部控制东北的设想在毛泽东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

　　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忘记帮助蒋介石调兵遣将，其驻华海军、空军在支援蒋介石运兵方面是十分称职的，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全力相助，蒋介石的正规军将不可能染指东北。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军不断帮助国民党军海运北上，争夺东北的战争迫在眉睫。10月11日，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10月16日，毛泽东决心调整刘少奇所提出的东北现行的“分散”方针，改行“集中”方针。于是，指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就在10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又电示彭真、陈云、程子华等。电文曰：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面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萧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先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问……万毅、吕正操。萧华、李运昌应暂留辽宁，指挥作战;整训部队，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

　　中共中央发出以上两电后，还不放心，10月19日又再次指示东北局。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安东二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以上指示，将原来“分散”发展的方针一下子改为“集中”方针，而且决心相当之大，正如毛泽东在10月23日给东北局的电示中所述：“总之，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其间，苏联红军按中苏条约规定已经撤离了热河的承德。平泉二地区。八路军黄永胜部进入该地区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即国驻下来，未再北上。毛泽东分析了东北整个情况后认为，我军在东北力量薄弱，又是新到，立足未稳，如果苏军按期于1945年底全部撤离东北，面对蒋军在东北的登陆，我军将难以对付。因此特别需要得到苏联的配合和帮助。为了得到援助，毛泽东于10月27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电日：(一)推延撤退时间至明年1 月或2 月，热河友军则请留至12月底才撤。

　　(二)在上述期间请求友军拒绝蒋军登陆及接收政权。

　　(三)允许我方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力量。

　　中共中央的三条请求中尤以阻止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最为重要。当彭真等向苏方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请求时，得到了苏方的允诺。彭真将以上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感到“甚为欣慰”。应当说，苏联红军确实给了中共以很大支持。首先是允许中共军队在不使用共产党和八路军名义的情况下，可以进入东北地区;其次是要求中共迅速接防东北各城市以及内蒙地区，并在以上地区先人为主，遍地开花。这一切，离不开苏联。对此，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曾经不无感激地说过：“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我党并不如此。”

　　国民党军大连登陆问题解决后，东北现存的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如何阻止国民党军在华北出海口秦皇岛登陆。对此，毛泽东对李运昌的冀热辽八路军部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10月25日，毛泽东电示彭真、程子华、李运昌指出，将李运昌的冀东部队抽出有战斗力的2 万人，编为10个团，总称冀东纵队。由“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准备迎战来自海上和承德方面的国民党军。毛泽东此时过于乐观，认为如果照冀热辽军区部队的发展速度，到年底有望组成lbo 万地方军，加上苏方暗地里帮助，在两个月内阻止国民党军登陆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调给彭真的文臣武将其数量已相当可观，但是还有一位统帅全东北军事工作的大将一直未登场。他就是林彪。对于林彪的使用和安排，毛泽东早已心中有数，眼下最令毛泽东焦急的是林彪自10月中旬中央电令其速去沈阳以来，已经有十多天没有音信了。

　　直到10月30日，中共中央还在连发两电追问林彪下落。一是毛泽东问彭真：“林彪等现在何处?”二是刘少奇致电林彪、萧劲光，指出：“你们现在何处?中央前电要你们即速赶到沈阳，收到否?你们意见如何?久末得复，甚为焦念。现美蒋军急于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苏军恐难以拒绝，我军必须坚决抵抗，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在此情况下，冀东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望你们星夜赶去沈阳，指挥作战。”

　　林彪等不是没有收到中央的电示，而是苦于没带电台(后来到了东北仍无大电台，指挥部队得借用下面部队的电台)，所以十多日未与中共中央联络。10月29日，当林彪乘火车到达沈阳未及喘口气时，山海关一线就已经打起来了。林彪遂赶往锦州指挥战斗。

　　东北自林彪到来后，彭真有了一位主持军事工作的大将，各项军事工作进一步展开。

　　10月31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这是进入东北的中共各支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机构。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与抗日联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实行统一指挥，命林彪任总司令，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周保中任第三副司令，萧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任参谋长，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政治部副主任，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部长，吴溉之任后勤部政治委员。

　　这是东北中共军事工作上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22.“招兵买马”的风波

　　先期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扩编很快，达到了30万之众，发展速度惊人是中共军队历史上所没有的。这段历史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既引人注目而又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史实。

　　自东北光复冀热辽军区闯关部队作为八路军部队最先进入东北后，当了14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为之欢欣鼓舞，要求参军的人员与日俱增。为此，从1945年9 月中旬起，先期出关部队的扩军活动开展得极为迅速，部队迅速膨胀。这在当年的东北局的往来电文中清晰可见。9 月18日，东北局致电中共中央，电文主要内容如下：中央：我们现以一个团为基础，拟扩编为七个，发展很快。

　　寅卯(彭真代号)

　　1945年9 月18日9 月23日，彭真就(满洲目前情况)问题致电中央和吕林黄张并聂(转启龙、世才、伍、雷、周等)指出：满洲发展条件甚好，现我军已由2000人发展到4.7 万人，原辽宁省政权已全部接受，……

　　10月7 日，彭真等鉴于吉林部分县工人武装主动要求收编问题，致电万毅等指出：吉林省之盘石、桦甸、敦化三县，有工人自动组织成的武装三股，约千余人，机枪18挺、炮2 门。现已派代表到沈阳找我，军委决定由你们先派干部5 名，即乘车赶来沈阳赴该地去收编。……

　　1O月8 日，彭真、陈云就先期闯关东的部队发展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主要内容如下：中央军委：曾克林部之2000余人，现已扩大至6 万，其分布情况如下：本溪1.5 万;铁岭、开源、康平、法库共1500;清源、兴京、西安、东丰、海龙、柳河共4500;辽阳5000;辽中、台安、盘山共4000;营口、海城共2000;山海关2000;绥中至黑山沿线共约1.3 万。新民冀热辽军区直属……共约1 万人。东北局直属……约3000人，彭、陈1945年10月8 日10月20日，东北局再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东北扩军情况。该电主要内容如下：中央、军委：曾克林除接收1.3 万由东北局李运昌直属外，现尚有5.7 万人，其分布：辽阳6000，山海关1500，辽中4000，营口1000，鞍山3500，双山、蓝田150 ，辽阳东北花沟子2000，本溪、兴京1600，清源5000，绥中、朝阳、盘山、北镇、阜新、彰武、新民、黑山共1.34万人，清源5000，康平、法库800 ，开源、铁岭、昌图1500. 李运昌属5000人及曾克林一个团1100人位于锦州。

　　吴克华六师全部位于营口、盖平、海城、牛庄、鞍山。

　　邹大鹏部4000位于安东、庄河、岫岩。华北6 团4000位于沈阳、抚顺。

　　孙光300 由沈经哈尔滨至佳木斯，……李文率1600(两个团)向论南、哈尔滨、齐齐哈尔前进。

　　东北军区直属特巨团、特2 团(在沈)、特3 团(苏家屯)共5000人。

　　各地派往东北之于部及抗日联军出狱干部扩大者……已成立武装6000(警察及保安队)，另平房2000……继续扩大可能到30000 ……

　　舒兰、五常、敦化一带，有友方派来于部队发展至11人，……哈尔滨出狱者及过去派来东北于部组织“人民保安队”约1000人。

　　我在接收之城市：辽宁省府、绥中、兴城。锦州、锦西、义县、朝阳、北票、阜新(市)、盘山、台安、彰武、营口、辽阳。辽中、沈阳、本溪、抚顺、法库、康平、开源、庄河、岫庄、通化、安东、临江、通辽、辑安、桓仁、新金、柳河。……控制的有海城、新民、兴京、清原、铁岭、西安、东西丰、海龙、舒兰、德惠。农安(驻有我军)……

　　东北局1945年10月20日该电与彭、陈10月8 日电，仅隔12天，但东北各部队的现实扩军数字已比较12日前增长了许多，可见部队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由于东北对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说，是一个空白地带，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在关内活动，中共满洲省委又遭日本殖民者破坏，抗联武装虽然在东北人民心目中有一定地位，但是在日本关东军等的反复“讨伐”下，自全国性抗战中期就已退人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因此国民党在东北民间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国民党的地下军人员活动频繁，暗地里鼓励老百姓迎接“国军”接收东北。再加上苏军占领东北后，将伪满洲国伪军全部解除武装，导致17万人四处溃散。充任社会治安的旧警察仍然在维持治安和交通。这些人员的政治态度大多倾向于国民党，而对于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有的持对立态度，有的持观望态度，表现为先投八路，后投“中央”。这些人在扩军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当时，“招兵买马”的兵员成分，不外以下4 种：一是工人，学生;二是溃散的国民党旧军人;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成分严重不纯。

　　如先期进入东北的冀热辽军区部队、抗联周保中部、万毅部等将城市失业工人、伪军的散兵、乡村的地主武装(大挂队)，不论来历，只要愿意当兵，统统拉进部队。由此造成这些部队急剧膨胀。据李运昌回忆，仅冀热辽军区出关部队从8 月11日，即迅速发展为12个旅、2 个支队、10个独立团，约十万余人。

　　周保中部发展得非常迅速，是有据可查的。周本人在10月18日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到：建军：哈尔滨7000-8000 牡丹江2000依兰1000佳木斯1500延吉5000-7000长春5000-6000齐齐哈尔2000-3000按最高估计，一个月扩军2.4 万人。

　　应当肯定的是最先进入东北的冀热辽部队以及东北局进入东北初期的大力扩军对于迅速扩大共产党在东北新区的力量，对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独占全东北的战略部署，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放松了扩军原则的情况下，盲目地追求数量上的发展，是必然会出问题的。正如李运昌所说，在扩军中，由于心情过急，对改编的伪军审查不严，出现了单纯“招兵买马”，兵员成分严重不纯的问题，以致牺牲了一些干部。由此一度给东北人民军队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第七章关东大角逐

　　23.“三国四方”同唱一出戏

　　东北是中国抗战胜利成果中一个最大的“桃子”‘，它不仅吸引着中国国内两

　　大政治力量，也使美国和苏联想入非非。

　　美国一直在盼望日本关东军投降后取代日本完全控制东北，但是要迫使70余万

　　关东军投降乃至在整个中国大陆击败日本，美国还须付出100 万官兵伤亡的代价。

　　美国不可能承受如此重大的牺牲，故罗斯福总统希望由苏联出兵东北，以减轻美国

　　的损失。

　　美国的请求给了斯大林一个极好的机会，苏联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苏联对于东北一向十分关注，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临近，斯大林

　　已经开始仔细地考虑东北问题了。对于罗斯福的请求，斯大林一方面明确表示愿意

　　参战，同意出兵东北;另一方面竟不客气地提出了参战后的权益要求。

　　为了最后确定美苏双边利益归属和划分问题，在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最

　　南端的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小城市——雅尔塔召开了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1945年2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几

　　乎同时抵达这里，“三巨头”会议随即开始。

　　2 月8 日，“三巨头”正式讨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在第一次

　　讨论中，罗斯福没有等斯大林开价，就认为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从日本人手中

　　移交给俄国没有问题。罗斯福深知斯大林为了海上“霸业”太需要太平洋上这个不

　　冻港大连了，对此他也表示“赞成苏联租借大连或把大连变成国际共管的自由港来

　　使用”，但他倾向后者。

　　实际上，罗斯福早在这次会议前已经写信给斯大林表达了以上意见。对于罗斯

　　福的“慷慨”，斯大林却仍不满足。他告诉罗斯福除了以上条件外，苏联还要求使

　　用满洲铁路。时隔数日，斯大林将莫洛托夫起草的协定草案交给了罗斯福。这份草

　　案包含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全部条件。其要点如下：(一)维持外蒙古(蒙

　　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即：甲、

　　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

　　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

　　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

　　洲的全部权益。

　　(三)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斯大林的价码实在是太高了。罗斯福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同斯大林、莫洛托

　　夫一起又多次交换意见，希望苏方适当降低价码，然而斯大林那里根本没有商量的

　　余地。

　　为了换取苏联出兵减少美军的伤亡，罗斯福不惜牺牲中国的权益来达到目的，

　　于是全部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

　　由于罗斯福答应斯大林的是中国的领土和权益，这就涉及到必须征得中国政府

　　同意的问题。但是协定草案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写法十分含糊，仅指出：“三大国政

　　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战败日本后毫无条件地予以满足。苏联方面表示

　　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

　　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尽管罗斯福后来在协定上加上了“经谅解，有关外蒙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

　　尚需征得蒋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

　　意”这么一段修饰语，但是罗斯福为了美国的利益，牺牲中国的民族权益的最终用

　　心是掩饰不了的。

　　2 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分别在协定下签了字。据邱吉尔后来说，

　　他并未参加苏美两国的讨论和密谋，只是临签字前才看到协定文本，但毫无疑义地

　　同意了。

　　雅尔塔协定是大国政治贸易的产物，对美苏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通过这个协

　　定斯大林得到了他需要的权益，罗斯福则得到了苏联参加和支持其对华政策的保证。

　　在协定中美国没有放弃其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同时也不允许苏联独占东北。白宫的

　　政策是坚持要求克里姆林宫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以确保美国资本在战后进入

　　东北畅通无阻，并且积极支持国民党政权尽快控制东北地区。这个协定还划定了美

　　苏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势力范围，既对双方都有利，又都有约束，因此美苏两国谁

　　也不吃亏，谁也都乐意接受。而真正吃亏的是被当作交易筹码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中国没有代表参加雅尔塔会议。其中雅尔塔密约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连蒋介

　　石也没有看到全文。

　　1945年3 月15日，蒋介石收到了驻美大使魏道明的电报后才了解到密约的内容。

　　为此，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

　　惟知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

　　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最清楚自己，如果苏联不出兵，靠他的力量是难以战胜

　　日本的。何去何从?只能承认这一协定。

　　一直到同年6 月中旬，美国才将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并督

　　促蒋介石尽快派人去莫斯科谈判落实雅尔塔协定的具体内容。于是又带来了1945年

　　7 月正式开始的中苏谈判。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主要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

　　决定亲自出面是为了表明他对谈判的重视，他企图以强硬的态度，出现在中国代表

　　的面前，给予中国以强大的压力，如此才可能迫使中国政府就范，以接受雅尔塔协

　　定的条件。莫洛托夫是世界级的谈判老手，西方外交官们称他为“硬石头”，也有

　　人称他为“铁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其在谈判桌上的厉害。

　　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以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当

　　时中国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并掌握着财政、金融大

　　权，其成员主要有蒋经国、胡世泽、傅秉常。蒋经国曾长期居住苏联，了解苏联的

　　社会和文化，作为蒋介石的长子，其特殊的身份，与代表团的使命是相称的。至于

　　胡世泽和傅秉常，前者是外交次长，后者是驻苏大使，职责所在理当加入谈判。

　　然而，这次谈判是异常艰难的。实质性会谈一开始，斯大林便提出，中国必须

　　承认外蒙独立。对于这一要求，国民党方面竟然毫无准备，他们原以为雅尔塔协定

　　中所述的“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就是保持原有状态，故没有作为这次谈判中的问

　　题来加以准备。

　　在谈判中，斯大林强调外蒙的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他对宋子文、蒋经

　　国说：如吾人在外蒙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斯大林还找出一条理

　　由是如果再发生战争，敌从外蒙攻苏，西伯利亚将被切断，“如是则西伯利亚全部

　　将丢失。”

　　宋子文没有答应斯大林的要求，但认为中国对目前外蒙的现状可不闻不问，如

　　果在法律上承认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发生动摇。

　　对此，斯大林根本不予让步，他向宋子文施以强大压力，说如果不答应外蒙独

　　立，“外蒙将统一所有内蒙至北蒙之蒙古人民。”

　　中苏谈判至此陷于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蒋经国以其特殊身份去见斯大林，请求斯大林谅解中国政府苦

　　衷。“蒋经国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上取回

　　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

　　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

　　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

　　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属给苏联。

　　斯大林对此态度十分冷淡，并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

　　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

　　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

　　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碰壁后，宋子文只好打电报请示蒋介石，并建议万不得已时只好终止交

　　涉。

　　此时的蒋介石那平日里个人专断作风不知到哪里去了。他深知这次中苏谈判非

　　同一般，如果中止谈判，不但要得罪苏联，而且还要得罪美国。经过多日苦思冥想，

　　慑于苏美的强大实力和高压，蒋介石决定在蒙古问题上作出让步。为此他提出三个

　　条件，即苏联保证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各地被陷地区必须恢

　　复;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于是他电告宋子文如斯大林同意上述

　　条件，“外蒙独立或可考虑”。

　　结果是宋子文将蒋介石的电示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听后立即表示满意，对于蒋

　　介石提出的种种条件包括不支持和援助中共，都—一表示同意。

　　蒋介石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访问过苏俄，深诸苏共策略思想的奥秘，他不放心

　　斯大林的口头允诺，指示宋子文务必要求苏联就以上三项作出书面保证，斯大林一

　　改先前的僵硬态度，满口答应了中方的要求。此即中苏条约的附件之一，中苏之间

　　两个外交照会的由来。

　　至此，中苏谈判中的第一个障碍，外蒙问题的分歧基本扫除。不过中苏双方的

　　讨价还价并未结束。此后在旅顺军港、大连、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上分歧不断，

　　第一轮谈判历时半个月，并未全部解决问题。第二轮谈判自8 月7 日开始，至8 月

　　14日为止，蒋介石将王世杰加进谈判代表团。据说，宋子文自第一轮谈判后回国，

　　感到中国政府同意外蒙独立，将在历史上成为千古罪人而被后人所唾骂，故不想以

　　外交部长身份在中苏条约上签字。因此要求辞去外长之职，蒋介石只得另安排王世

　　杰就任新的外交部长，并参加双方第二轮谈判和代表中国国民政府签约。

　　在第二轮谈判中，由于苏军已出兵东北，如再谈不拢，国民党害怕无条约约束，

　　苏军在东北就可能胡作非为，对蒋政权“接收”影响更大，最终不得不迁就苏方达

　　成协议。经过一个余月的中苏谈判，两国终于达成最后谅解，于8 月14日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各附件。

　　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是悲是喜，不得而知。但他在9 月2 日的日记中写下了

　　“旧耻虽雪，新耻重重”的话，多少能代表一些他此时的心境。

　　蒋介石以外蒙为代价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换来了中苏条约的签订，莫斯科只能

　　支持国民党和不能支持共产党的许诺，这一度使蒋介石变得飘飘然起来。然而历史

　　可以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从来没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斯大林也从来

　　不是蒋介石的保险公司，政治斗争尤其是国际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实力的较量，是以

　　实力作基础的。

　　正因为如此，当抗战一旦胜利，东北地区立即成为苏。美、中共和国民党“三

　　国四方”的“竞技场”，在这“三国四方”的实力较量中，谁有实力，谁就能在东

　　北获得利益，这岂是一纸条约所能包办得了的。

　　24.摘“桃子”容易路难行

　　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无论是沦陷区或者是大后方到处是一片荒凉破败

　　的景象，这次战争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美国

　　驻重庆的情报官员们向其政府的报告中是这样记述的：中国的情况，无论在哪个方

　　面都很糟。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全部停顿。通货急剧膨胀;学生、职员和士兵都感到

　　生计难以维持。中国的铁路叨%陷于瘫痪。全部车辆都被砸烂焚毁，隧道和桥梁被

　　破坏，中国曾极为依赖的内河航船几乎全部毁坏，或因桔据而无法经营，在大多数

　　地区，公路破烂不堪，各种货运车辆都为数极少。

　　以上是外国人的记述，从中反映出了抗战后中国的交通业瘫痪的实际情况。蜀

　　道难，难于上青天。重庆这地方日本人进不来，但中国人又出不去。日本投降正值

　　8 月，连续暴雨使江水猛涨，当时大后方为数不多的几条旧轮船，想运送成千上万

　　的乘客，犹如杯水车薪。许多人只得乘汽车沿着艰险的盘山蜀道，转至贵州、广西，

　　最后从越南走海路辗转广州、上海。

　　抗战胜利了，整个中国就像是一棵结满鲜桃的大树，够蒋介石吃一阵子的。其

　　中南京、上海、北平、广州、青岛等大城市则是这棵大树上的大桃子。为了抢夺胜

　　利果实，蒋介石在调用了大后方全部的运输工具之外，主要是依赖美国的空军。然

　　而，有限的交通工具不仅要运送军人和老百姓，还需要将100 余万名侵华日军和几

　　百万日本侨民遣返回国，这对于已经十分脆弱的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压力之沉重是可

　　想而知的。

　　由于蒋介石有美国政府的支持，在其接收华中和华东的大中城市的港口时，比

　　较顺利，京沪一带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区，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就摘到了“桃子。”

　　但是到山东和华北地区摘“桃子”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当时，通向北方的道路，

　　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都被人民及其武装扒得破破烂烂的。从10月下旬开始，有十

　　多天津浦和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无法通车。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急令国民政

　　府交通部次长凌鸿勋视察津浦路，只见“大多数路轨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

　　掘断者。桥梁之破坏，工程尤为巨大。钢骨水泥建造之坚固桥墩，均被炸毁，电线

　　杆则多平地锯去。依照片所示种种迹象，均可证明为有计划且备新式破坏工具之破

　　坏行为。”

　　蒋介石有不给中共以应得的民主，不承认人民抗战的现实，不许中共参加抗战

　　受降，中共就有力争民主和受降权的权力。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当然也不会

　　坐视国民党军自由进入华北，进入解放区，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为保证解放区

　　人民的利益，争取部分受降并配合抢占东北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许多

　　有关破路、破袭的指示。其中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

　　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

　　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

　　在实行破路中，解放区军民是按照各军区、军分区所在位置分片负责实施的。

　　主要破坏了津浦、陇海、平汉、正太、同蒲、平绥等铁路线。其目的有两个，一是

　　阻挡国民党军北上;二是防止阎锡山、傅作义部对解放区的进攻。这个指示强调：

　　“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料、枕木、

　　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

　　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定价奖赏。对于铁路工人和路警，应十分注意联合和

　　解释，其失业者，须加救济，使其参加破路，不反对我军破路。”“凡为我控制之

　　线路及在可能时，对于高出地面用土垫起之路基，及车站、月台等，均须彻底破坏。

　　所有机车及车辆、行车用具均须彻底毁坏。”

　　中共中央的指示一旦下达，各解放区军民群众起响应。仅几天时间，就将几条

　　国内铁路扒了个稀烂。解放区军民称这种战术为“铁路大翻身”。由于南北交通大

　　动脉的中断，火车无法通行，国民党军下山“摘桃子”的步伐被大大延迟了。相反

　　的是，10万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的数万名干部则硬是靠两条腿走在了蒋军的

　　前头。如果不破路，这个先机是得不到的，可见破路对于装备落后处于劣势的中共

　　军队来说意义多么重大啊。

　　蒋介石对此恨之入骨，国民政府也开动舆论工具大肆攻击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

　　是什么“八路八路，就是专扒铁路”。不管你政府怎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

　　只要你蒋介石一天不给人民的民主，我们就一天不停地同你斗。要你知道摘桃子容

　　易，这路可不怎么好走的道理。

　　25.煮熟的鸭子还会飞

　　曾任蒋介石的东北保安总司令的杜幸明有如下一段回忆。他说，在中共解放长

　　春的那天午后二时，蒋介石在北平的官邸召集我和傅作义、卫立煌开会。蒋介石举

　　着拳头恨恨地说：“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到锦州后不再向东北前进，美国人却

　　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的精锐部队都调了去，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

　　这段话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蒋介石的心态，尚难以断定，但是蒋介石垂涎东北已

　　久却是事实。

　　“八一五”后，当中共的干部和武装向东北开进的时候，蒋介石并没有闲着，

　　他及其支持者美国深知东北地区的重要地位。1945年上半年，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

　　就曾经向蒋介石建议过派傅作义进攻共产党绥南解放区，企图建立一个所谓“绥察

　　热防共隔绝地带”。日本投降后，美、英等国政府官员又向国民党提出：“如果此

　　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在

　　将来和平会议上对中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

　　中共问题不难解决。”此后，蒋介石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宣称：“国民党命运在

　　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

　　保。”

　　此时的蒋介石太忙了，忙得超过了抗战时期了。他的当务之急是要把大后方的

　　嫡系部队尽快运出去抢占关内的大城市，以防八路军、新四军与他平分秋色。因此

　　到了10月底，仅仅一个多月工夫，蒋介石就在美国帮助下，空运出了数十万美式战

　　斗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此时的蒋介石，已拥有3000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

　　中国大部分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线。他接收了100 余万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军

　　队达到了430 万。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一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

　　的。

　　由于蒋介石的对内政策是假和平真备战，企图垄断全部抗战胜利果实。其实行

　　的方针是：集中全力，先接收关内，再接收关外。所以在执行以上政策时，总是将

　　重点放在关内，关于东北问题蒋介石在战略考虑上一开始就犯了错误。按照蒋介石

　　的部署，首先要把南京、上海、北平、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接收过来，然后再举

　　兵北上，收复华北、华东，最后从苏联人手里把东北完整地接收过来。对于蒋介石

　　的部署，起初国民党政府上下都认为接收东北不会存在问题。蒋介石就曾对“东北

　　行营”主任熊式辉说过：“签订了中苏条约，中国可以很快的收复东北。东北沦陷

　　区将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得早。”“在东北只要同苏联处好，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是因为东北有他和苏联政府的友好条约作保障，他自信苏联早晚会将整个大东北

　　放在他手上的。

　　熊式辉到重庆后即运用他的政治手腕，开始进行东北党政军各方人事上的选择

　　和安排。东北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建设又比内地发达的一个地区，许多国

　　民党政权内部的文官武将都想在苏军击败日军之后，分到一碗现成饭。僧多粥少，

　　争食者众，各方奔走活动要官的几乎无法应付。为了豢养更多的官僚政客，瓜分东

　　北人民胜利的果实，国民党政府官僚机构中提出许多划分东北行政区的方案。当日

　　本投降、举国狂欢庆祝胜利之际，蒋介石反而忧心仲忡，张皇失措，连中苏条约中

　　规定应派到驻苏军总部的“军事代事团”也无法派出。只是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于

　　*日发布了几个命令。这几个命令的要旨是：(一)一般通令给各省市政府、各战

　　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在政府未公告前，全

　　国军民工作一如战时，不得稍有疏懈。

　　(二)命令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一切努力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

　　命令，积极推进勿稍疏懈。”

　　(三)命令沦陷区各色伪军——“应就现在驻地，安谧地方，乘机赎罪，努力

　　自救;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这其中主要原因有：一则因国民党军在美

　　国大力支持下，正忙于在关内各地接收，无兵可调，亦无法运往东北;二则因蒋介

　　石、熊式辉对于东北军事人选各有成见。蒋曾一度属意于关麟征，并召关麟征到重

　　庆商谈，决定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于10月8 日任命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

　　令长官。熊式辉则对关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极表不满，可是又不能提出反对。事

　　有凑巧，由于云南的龙云被逼下台，到了重庆后，逢人大骂杜聿明，并说，一定要

　　惩办杜聿明，同时欢迎关麟征去云南，关个人亦表示同意。对此，蒋介石采取将计

　　就计的办法，施用权诈手段，于16日发表命令，将杜聿明”撤职查办“，调关麟征

　　为云南警备总司令，以息龙云之愤。时隔不久的10月26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

　　司令长官。蒋介石集团内部对东北的人事安排，到此初步告一段落。

　　然而，进入9 月以后，蒋介石的情报机关不断送来情报，说中共的军队正在秘

　　密地向东北开进。但是到底出关了多少，分布在哪些地区，则全然不清楚。这一下，

　　急坏了蒋介石，他立即命令东北接收官员飞赴长春，与苏方进行交涉。

　　1945年10月9 日，第一架飞入东北的国民党飞机在长春降落。40余名国民党军

　　政官吏作为先遣人员进入东北。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

　　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傲等国民党接收大员也飞抵长春。

　　熊式辉和蒋经国等立即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在会谈中，熊式辉声明：此次来东北的任务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办理接

　　收东北事宜，希望能得到苏军的帮助。并提出四点要求：(一)协助我方建立政权，

　　并接收各省市行政机构;(二)协助我方接收日本及伪满在东北之工业机构及其设

　　备;(三)我方决定由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请指示适宜登陆地点，并予协助。

　　又我方拟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请将该港口现状见告;(四)我方为期在苏军撤

　　退以前，保有相当兵力以维持各大城市之治安，并准备空运少量部队到沈阳、长春

　　各地，请予协助。

　　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对熊式辉等的要求早有准备，立即答复道：(一)行政

　　接收事务，苏方可以协助;(二)经济接收事务将指定专人与张主任委员嘉徽商洽

　　;(三)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

　　(四)空运中国军队至东北各大城市一节，应由两国政府商量而决定之。

　　熊式辉考虑到运力缺乏等困难，又向马帅提出苏方能否提供若干火车车辆和轮

　　船，借给国民党政府运输军队。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根本不予考虑继答复说：东北铁

　　路车辆已在战争期间毁坏，或转到朝鲜境内，无法借给。轮船也没有剩余。

　　总之，苏军尽管态度友善，但在一切问题上都不想向蒋方提供协助，其实际上

　　是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

　　熊式辉面对这位“狡猾”的苏军元帅无计可施，只得飞回重庆，当面向蒋介石

　　汇报情况。此时的蒋介石憋了一肚子火，既怕东北落人中共手里，又怕过分得罪苏

　　联人以影响他接收大东北。无奈，耐着性子，继续寻求外交接收途径。

　　10月18日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在国民党的高级军官算是

　　比较能干的一个，也是很受蒋介石的赏识的一个。

　　这位出身于陕西米脂县的国民党将军，1924年6 月投笔从戎，考取了黄埔军校

　　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当时他刚满20岁。

　　同大革命时入伍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杜幸明也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爱国

　　心。但是，后来随着革命队伍的分化，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为了升官发财，出人

　　头地，他投靠了蒋介石。由于他聪明好学，肯干，能吃苦，对蒋介石又特别忠心，

　　蒋介石越来越信任他，他的官运自然也就十分亨通，不到40岁，便当上了集团军总

　　司令。

　　杜幸明也曾为国家和民族做过好事。在艰苦的长城决战时，在反击日军的昆仑

　　关大捷中，在远征缅甸的崇山峻岭里，杜幸明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并且是中国第

　　一次远征缅甸的远征军司令官。

　　这一次，蒋介石又委他以重任，把打开东北大门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他也很

　　自信，下决心要在东北“建功立业”，报效“领袖”的知遇之恩。

　　10月22日，蒋介石指示杜聿明：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

　　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指旅大、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可

　　先在长春去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

　　之责。此外，可问问南京何总司令的意见，再到上海会见美军第7 舰队司令金开德，

　　看他一次能运输多少军队，能否掩护我军登陆，然后到长春去见熊式辉、蒋经国，

　　同苏军交涉掩护我军登陆事宜。

　　依照蒋介石指令，11月24日，杜幸明在南京接受了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

　　指示，并在上海会见了美国第7 舰队司令金开德，代表蒋介石请求美舰支援，运送

　　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

　　28日，杜幸明飞抵长春，当晚在苏军总司令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驻址)会

　　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貌及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也

　　一同随行。外交方面十分老练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杜幸明的到来采取了在外交

　　辞令上满足其要求，而在实际行动上根本不予合作的策略。

　　当马元帅一见远征过缅甸的国民党名将社幸明后，就像老朋友一样地对他说：

　　“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

　　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个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

　　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他还巧妙地推托说

　　旅顺、大连地区为苏军另一元帅指挥范围，安东、营口以北，西至山海关才属于他

　　的指挥范围;此外还告知苏军解除日军武装后即准备撤退，现山海关、葫芦岛已没

　　有苏军，只有中共抗日军队。营口尚有苏军少数部队……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还同意

　　国民党军的营口登陆，并给杜幸明画了一份苏军位置图，同时还写明苏军营口警备

　　司令部及掩护国民党军登陆要旨。

　　杜幸明感动了：只要苏军允许在东北登陆，就是一大胜利。随即也谦让地说，

　　我们不一定非从大连登陆，请苏军在营口掩护国军登陆也行。马林诺夫斯基成功地

　　玩了一个大手腕，他的一番巧妙语言成功地迷惑了杜聿明等人，同时也掩护了已进

　　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苏联大使也郑重其事地转告国民党政府，同意国民

　　党军在营口、葫芦岛登陆。

　　10月30日，杜幸明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蒋喜形于色，继续做着坐享其成的美

　　梦。

　　蒋介石告诉杜孝明，已经与美方商量好，用军舰先将13军和52军海运到营口登

　　陆。现13军已陆续到达秦皇岛，52军正由越南海防市北上。他要杜迅速去秦皇岛乘

　　美舰到营口指挥登陆。

　　杜幸明是位责任心极强的将领，奉命后又急飞天津，拜会了美军第3 陆战队司

　　令洛克将军，请求其协助维持天津至秦皇岛段铁路的安全。

　　11月3 日，当杜幸明率联络人员同美第7 舰队代司令巴贝一同乘美舰“脱罗尔

　　号”到营口与苏军联络时，才发现这时苏军已宣布自东北撤退，苏军马林诺夫斯基

　　元帅已离去，中共军队已接收营口。接收营口的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吴克华部。仅

　　6000余人，是10月24日才抵达这里的。尚未做好战斗准备，武器也极为简陋。但社

　　幸明不敢贸然登岸，只得与美舰退回秦皇岛。这一次又让八路军抢先一步，致使国

　　民党军在东北登陆的计划完全破灭了。

　　直到此时，一贯精明的杜聿明才恍然大悟，知道彻底上了苏军总司令的当了。

　　至此，国民党军幻想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的计划已成泡影。其惟一的希望就是

　　依靠美国海军第7 舰队的力量从海上将第13. 第52军等国民党军运至东北。

　　此外，东北首席长官熊式辉只能在北平落脚并筹备将北平地区的第94军一部及

　　收编的伪满军空运长春。东北二号长官杜聿明在此期间也只能在重庆拟定武力接收

　　东北的意见书。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请蒋介石迅速抽调10个军，以美舰队掩护，

　　由营口或葫芦岛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第二，请建立东北

　　地方武装，按9 省2 市收编伪军11个保安支队，准备整训后接替国民党军防务;第

　　三，请委派9 省2 市11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发动敌伪残余在八路军、新四

　　军后方捣乱。

　　11月6 日，杜聿明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营口之行的见闻。结果把蒋介石气

　　得叫道：一定要打出关东去。杜幸明即向蒋呈上了拟好的意见书，要老蒋调10个军

　　的兵力，由美舰掩护在营口或葫芦岛登陆，以肃清东北八路军。

　　蒋介石表态却是：10个军调不出，只能用13、52两个军，由陆路山海关打出去。

　　之后，蒋即指示何应钦下达命令，将该两军交杜聿明指挥。东北战争的战火首先在

　　山海关点燃了。

　　同样是争夺关东，重庆在与延安的较量中，由于幻想依赖一纸协定而坐收抗战

　　成果，而先失一着了。

　　第八章大战在关外爆发

　　26.山海关难以拒蒋

　　以受降为名，将东北一举归为己有这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为此他一直幻想在苏军撤出前实现这个方针。但是，由于国民党军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进犯的傅作义、孙连仲、李延年、陈大庆等部沿途遭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新四军部队的坚决抵制，加之路途遥远，铁路被破坏，故行动缓慢。蒋介石为在苏军1945年11月撤军能迅速抢占东北，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使用美国的飞机、军舰，加紧运兵。

　　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请求，早在1945年8 月15日，即命令第14. 第10舰空队开始全力空运国民党军队抢占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9 月30日，从冲绳岛开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1.8万余人开始在塘沽登陆。10月2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400人在秦皇岛登陆。9 月15日，美机空运国民党军第92军千余人到北平。16日，美机空运国民党军第94军一部进占天津。此后，蒋介石又迫不及待地从九龙海运第13军在秦皇岛登陆，并在美海军陆战队配合下，侵占冀东解放区的秦皇岛、北戴河、留守营等地。

　　国民党军是怎样轻易就取得了秦皇岛的呢?主要是美国海军的“功劳”。还在10月初，美国第7 舰队的舰只满载着海军陆战部队，在渤海湾来回游七，目的在于寻找登陆港口。当时，苏军与中共方面达成默契，以营口已为中共军队所占名义拒绝了美军登岸。美舰无奈最后来到秦皇岛，在此有500 名日军和部分伪军防守。为了夺取这一出海口，中共冀东八路军部队曾对秦皇岛进行过收复作战，但因实力不足未能取胜，未能将该出海口控制在自己手上。而美军的到来，则得到了日伪军的帮助，故顺利登岸。这次美军的登陆，为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建立了一个前进据点。

　　没有美海军就拿不到秦皇岛。美军登陆后，积极抢修道路收集八路军情报，因涉及到国际争端问题，八路军亦不便贸然干涉。如此就为国民党军登陆准备了条件。从10月下旬起，庞大的美国舰队载着国民党陆军在秦皇岛靠岸。首先登陆的是国民党第13军2 万余人。该军是蒋介石的嫡系，在抗战中没打过多少硬仗，实力保存完好，一色的美式机械化装备，当然其中不少装备为美军淘汰的旧装备，但在国内战场上仍堪称一流。11月初，滇军第52军2 万余人也抵达秦皇岛。该军是由美舰由越南海防抢运北上的，虽然为半美械军，但滇籍老兵较多，有一定的战斗力，所以战斗力并不弱于蒋系第13军。

　　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党军先后还进占了天津、北平、唐山等战略要地，尤其是秦皇岛的登陆，缩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由内地向东北运送的时间。随着国民党军在秦皇岛立足已稳，便企图沿北宁路继续北进了。

　　为了挡住沿北宁线北上的国民党军登陆部队，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置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据此，东北局调整军事部署，遂将主力部队迅速集中于锦州、沈阳一线。

　　到了10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各战略区调到东北的部队和干部，除少数在北满、东满地区配合东北抗日联军部队执行开辟新区工作外，主要分布于沈阳、安东、锦州为中心的南满、西满各地，并以位于锦州附近之冀热辽部队和冀中第31团，迎击国民党军从山海关或葫芦岛沿北宁路的进攻;由山东军区渡海前来之第6 师、第5 师两个团及部分地方武装负责营口、安东方面的防务。

　　陆续集结于秦皇岛的国民党第13军，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航空兵的掩护下，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逐步逼近山海关。

　　此时，山海关周围的中共武装计有：冀热辽军区第19旅之46团、47团;第22旅之64团驻防山海关;第15军分区第17团，第52团约2000人及3 个游击队1500人，共3500人围困遵化;16军分区2 个团(系收编的讨伐队)约1800人，加3 个游击队约2000人，共约3800人在丰润以东铁路沿线活动;17军分区第14团约1100人活动于丰润、唐山线;第49团约600 人在滦县一带活动;18军分区第56团约1000人，另3 个游击队活动于滦县以南铁路线。李运昌部虽然人数多，但多为进入东北后才扩编的新部队，战斗力很弱。另3 个小团在唐山附近活动。詹才芳部6000人由玉田调到抚宁。11月2 日，经由承德增援的山东解放军第7 师1 万余人赶到山海关。综合实力为2.7 万人。担任山海关防御任务的也只有万余人，而需要防御的阵地，从东南海边到西北九门口、田家岗、黄土岭计有50余公里。因此，困难重重。

　　而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截至11月4 日，塘沽至秦皇岛段有美海军陆战队第3 师1.8万人;国民党第13军、第94军之53师、121 师等部5 万余人;另有日军9500人，伪军1.7 万人，总兵力达8 万余人。占绝对优势。

　　蒋介石海运第13、第52军这一招着实厉害。是其在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 条铁路线进兵受阻、“行政接收”东北计划受挫后，所走的第一步“好棋”。此着企图在于向东北大门山海关进攻，破关后再大举进兵东北，以实现其武力接收东北的新计划。

　　而此时，中共中央决定调往东北的大批部队和干部尚在北进途中。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拒止蒋军登陆”。“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大门”、“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的指示，改变过去分散布置的部署，依靠已进入东北的部队，集中主力对北宁路榆锦段来犯之敌作战，以节节抗击敢于踏上黑土地的国民党军。

　　坐阵延安的毛泽东，在此前后不断接到国民党军北上的情报，凭着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他感到了一场大战将在东北爆发。11月4 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东北局罗荣桓等，指出：“战争中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同日，中央军委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也提出：“11月至12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次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

　　毛泽东此时把扼守山海关关门堵截蒋军的希望寄托在李运昌及其冀热辽部队身上。因为，第一，李运昌部最早进入东北，发展又最快，两个月时间部队扩军达8 万人之多，而且又是新枪新炮。直到10月上旬，李运昌还征用了不少马车运送武器，支援北上的各解放区来的八路军部队呢。第二，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地势险要，长城在此依山傍海，蜿蜒而上，经义院口、九门口、角山寺形成一条防线，易守难攻。正因为如此，10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将山海关、锦州一线防御交给李运昌负责。

　　11月1 日，中共中央还直接致电李运昌日：你即在彭真、林彪指挥下担任山海关、锦州地区指挥作战、整编部队，运输干部等项任务。而以作战为中心任务，坚决歼灭北进之敌，不要回冀东。詹才芳编成之野战军及在山海关、锦州地区之一切军队及地方工作统归你指挥，而你则接受彭、林指挥。此时的李运昌心理压力很大。虽说现在手上兵强马壮，但兵力并不集中，大部分分散在辽西各个地区，现有的几个团目前仍在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摆开，真正守在山海关的部队仅有沙克的两个团。此外，冀东的八路军部队虽参加过八年抗战，但打游击战多，打正规的阵地防御战的机会却较少，部队能否战胜美械装备的正牌“国军”是他所担心的。

　　因此，在10月30日，李运昌电告中共中央：秦皇岛美军掩护顽军向我山海关驻军进犯，在石河发生冲突，该地情况不明。山海关只有新编……约2300人，战斗力不强，情况危急。速告杨国夫率部到山海关增援，此间部队分散沿岸，调不动。不少部队缺武器弹药，不能应战。

　　10月30日上午，美军和国民党军一部进攻海阳镇。

　　10月31日，美军和国民党军侵占北戴河。同日晚，另一部美军和国民党军向山海关以西的石河进攻，占据范家营、西富店、南李村、铁庄、东盐务、王家岭、太和寨等8 个村庄。

　　11月五日晨7 时，美军14人和国民党军300 人向昌黎东北之北宁路上留守营车站进攻，该地为国民党军占领。

　　同日，中共中央电示李运昌并告彭真：由李运昌在彭真、林彪指挥下担任山海关、锦州地区指挥作战、编整部队。运输干部等项任务，而以作战为中心任务。坚决歼灭北进之敌。

　　同日午后，国民党第13军两个连兵力犯海阳东北5 里之缨庄、张庄，另有美军乘数辆汽车率领芦台伪军一部向守军山海关前沿阵地作试探性进攻，被击退。

　　11月2 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亲到秦皇岛督战。在这关键的时刻，为策应山海关自卫阻击战，山东军区第7 师师长杨国夫率领第19、第20、第21团，以强行军进抵山海关，并立即投入战斗，接管了山海关正面防御阵地。杨7 师是步行一个余月从山东赶到山海关的。杨国夫是安徽霍丘人，1929年参加红军，红军时期担任过团长，文化虽然不高，但为人精明强干，能征善战;是真正的军事指挥家。其所率的7 师是山东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当时是在长途跋涉，异常疲惫的情况下，硬凭着一些有限的轻武器抗击国民党军的。

　　山海关战役打响后，出现一个怪现象：由于国共双方彼此都缺乏了解，因此交手时都十分谨慎。当时据李运昌部估计由秦皇岛登陆之敌兵力有5 万人，加上美军和伪军达8 万人;国民党方面估计中共军队也有5 万之众，并且装备了东北日军的武器，战斗力很强。其实是蒋军过高地估计了守军的战斗力，所以行动谨慎，不轻易发动进攻，而是加紧构筑工事，摆开了正规、持久作战的架势。

　　11月4 日，国民党军第13军继续扩展占领北到石门寨南6 里之大王庄、小王庄一带，南至海岸，西到海阳，东至山海关八里处之石河地区。

　　同日11时，美军7 人乘汽车一辆驶进山海关47团阵地，被阻击，击伤、俘获美军7 人，缴短枪7 支。

　　此后，国民党军向山海关守军送出通碟称：限6 日退出山海关，撤出铁路100 里，否则，其第89师将大举进攻。

　　11月5 日晨7 时，国民党军向山海关以西之娘娘庙、二郎庙的守军阵地发动大举进攻。守军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奋起反攻，夺回已失之阵地，将进攻之敌赶出山海关。

　　11月6 日，身经百战的杨国夫决定主动突击一下，于是利用是日夜暗，突袭山海关以西之孟家店和前后七里寨敌军，激战彻夜，毙、伤敌300 余人，俘敌50余人。

　　11月7 日，中央军委电示李运昌、詹才芳：美军直接向我作战，助顽向我进攻，我应坚决抵抗。所俘之美军7 人，应暂扣留，并向美军抗议，将二切情形及美俘之供词公开发表，速由新华社告延安，延安亦向美军总部抗议。但不应虐待美俘，应做争取工作。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又给李运昌、黄克诚、詹才芳等发电指示：山海关附近已发生战斗。3 师部队到达冀东了解当前情况后，即取捷径向锦州前进，但是必须隐蔽，不要使顽军发现我军大部队进入锦州，可以从山海关以西以北离顽军作战地带数十里以外的地区，绕过顽军进入山海关以东的铁路线上前进。

　　11月8 日，山东第7 师又以2 个营兵力出击，夺回古城。黑河庄、红瓦店村等阵地。

　　打了胜仗后，就有了发言权。杨国夫向上级报告说，顽军特点是射击准确，火力强，指挥灵活，通信联络极好，每个阵地都安有电话。但害怕八路军刺刀见红，只要八路军一冲，该敌就后退。

　　李运昌是山海关战役的总指挥员，这时其担心才一扫而光。11月9 日，他向彭真。林彪致电说：目前顽军三个军已在秦皇岛登陆，数度企图进占山海关，均被我打回。应于目前固守山海关、九门口，而以助守石门寨、海阳镇，滦河镇，局限顽于狭小范围内。并不断以夜摸袭击动作消灭其分散驻守之敌，增加其物资生活困难，消灭其士气。顽大军久驻狭小范围，人地生疏，不能展开，吃烧均较困难，后兵舰撤走则等于瓮中之鳖，不难全部歼灭，东北可无大忧矣。

　　山海关前线的乐观情绪传到延安后，毛泽东于门月门日在给梁兴初的电报中也认为“顽军火力盛，士气低。”“最怕冲锋，一冲即溃。”并认为山海关一线如能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于大局极有利。“然而山海关的实际战况与想象完全不是一回事。

　　11月8 日，国民党军最骁勇善战的将领之一的杜聿明来到秦皇岛，秉承蒋介石打出山海关，武力占领东北的旨意，立即召集13军将领会议。在会议中，当杜聿明听到13军军长石党所谓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建议加强工事，稳固防守等的汇报后，十分惊讶，他根本不相信石觉等的汇报。经实地勘测后，他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专门布置了进攻事宜。

　　11月9 日，国民党军继续向山海关镇和抚宁进攻。山海关守军顽强反击。第13军重新调整部署，将其主力一部转向石门寨至九门口方向进攻，形成对山海关的迂回态势，但仍无大的进展。

　　11月10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目前只争半个月，半个月内黄永胜、文年生两部5000人，梁兴初、黄克诚两部4 万多人必能到沈阳、锦州线。望今山海关我军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

　　11月11日，在杜聿明等指挥下第13军在美军飞机掩护下，再次向山海关发动猛烈进攻。守军各部队在南自海边，北至九门口、城子峪、黄土岭的百里防线上，顽强阻击，战斗异常激烈。各阵地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浴血苦战，打退其多次进攻。

　　11月12日，国民党军一个营攻占山海关南龙腰阵地。

　　11月14日14时，中央军委给山海关前线指挥官李运昌。沙克发电指示：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主力黄梁集中锦州，时间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望动员民众，构筑多道防御工事。

　　11月15日，中央军委给林彪、彭真、罗荣桓回电：你们11月15日给黄梁、杨国夫电已转去，并令他们依照你们电令以先头一部，配合杨国夫，打击山海关、义院口方面之顽军，主力迅速转到绥中、兴城之线。

　　11月30日，由越南海防海运至秦皇岛的第52军赵公武部全部登陆。14日，杜聿明重新下达了进攻命令。他重申了蒋介石的“连坐法”规则，吓得各级军官谁也不敢消极怠慢了。

　　15日，以第13军全部及第52军主力共5 个师，在炮兵和飞机配合下，猛攻守军阵地，并以第52军之25师和第13军之89师出九门口，经角山寺东麓对山海关守军侧背的薄弱部位进行包围。

　　杜本人也亲自督战。由于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太大，杨国夫的7 师尽管全力阻击，但也拦不住强大敌人的全力冲击。

　　杨7 师顶不住了。他及全师从山东由陆路长途行军至山海关，没经休整即投入战斗。当时幻想到东北后能拿到新枪新炮，但到了山海关才发现根本不可能。战斗中与山东地区完全不同，没人送饭送水，甚至连伤员都找不到人抬。左右配属的部队，大多是临时“扩军”凑合起来的部队，一听见炮响就四下溃散。当杨国夫得悉九门口、义院口均已失守，如再不转移，全师将有被合围的危险情况后，没等李运昌的命令，于16日早撤出山海关，沿北宁路后退，仅留下少数部队担任掩护。

　　16日早晨，国民党第13军向山海关正面发起总攻，然而得到的回答是一片寂静。

　　后来，杜聿明才知道，守卫山海关的中共主力已于16日晨撤出了山海关。

　　对于撤退的原因，李运昌这样说：“从11月8 日至16日，敌以7 万人向山海关九门口正面进攻，激战多次均被我军击退，乃以三个团出城子峪口，迂回山海关和九门口侧后，企图包围我军。我因兵力不足，无预备队阻击敌人，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不得已于11月16日撤出山海关。是日下午，13军与52军一部在山海关以东地区会合，蒋军终于占领了山海关城，打开了陆路通向东北的大门。”

　　山海关阻击战，前后激战半月余，迟滞了国民党军进攻，有效地掩护了新四军3 师、山东解放军等主力部队进入东北，并为日后战胜国民党军积累了经验。

　　27. 决计避战一一个根本性意见我军放弃山海关后，开始北上;而国民党军占领山海关后，除留第13军之54师、第52军之195 师守备山海关及附近战略要点外，其主力部队继续北进，企图趁我军兵力转移不及组织新的防御之机，夺取北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

　　此时，杨国夫的山东7 师因撤出山海关前，军情太急未及通报李运昌，直到第二天李运昌才获悉杨7 师已撤至绥中。毛泽东主要是靠收听新闻广播得知山海关我军已失利的消息的。尽管战况很不妙，但毛泽东考虑到独霸东北的需要，山海关。绥中之线还是要坚守。为此，他致电李运昌、沙克、命令“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梁集中锦州。时间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在此电中，毛泽东指示李运昌、沙克报告所部兵力和战斗力情况。

　　李运昌如实报告了其所掌握的军情：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共有正规部队二万人。其中山东部队(杨师)有战斗力，他属下的冀东19团、22团是县大队改编的，战斗力差;还有地方武装和驻葫芦岛的36团也都没什么战斗力。电报实际上反映了靠李昌所部坚守绥中兴城一线，恐难以胜任。

　　中共中央收到11月16日李运昌的电报后，决定改变计划，遂于17日致电黄克诚、程子华、李运昌等，命令李运昌。杨国夫7 师在锦州地区运动防御，实行“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同时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迅速集结到锦西地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

　　但是，当中共中央的以上指示尚未及执行的时候，杜幸明已经抢在了前头。杜聿明严厉地斥责了第52军军长石觉没有乘胜实行战场外追击的失职行为，命令各部继续北进。11月18日，第52军之25师沿临(榆)锦(州)公路和向绥中进犯。第13军以3 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向绥中围攻。25师占领沙河站。

　　是时，杨国夫师刚从山海关撤至绥中，部队极度疲劳，尚未喘口气，国民党军就紧紧跟上来。杨国夫只得布置部队再行抵抗。随后，由于敌强我弱，不利于再战，杨国夫即指挥7 师继续后撤了。这样到了11月19日前后，国民党军侵占了沙河站、绥中等地。

　　随着绥中的失守，兴城、锦州便暴露在国民党军的兵锋之下。东北军事形势突变后，毛泽东依据的还是山海关之战前东北局所反映的东北情况，仍希望待黄克诚和梁兴初两支主力部队到达山海关地区后，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决战，举行反攻，最终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毛泽东这一意图反映在11月15日给彭真和林彪的电示中。电报指出：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二部4.2 万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3.5 万。梁兴初7000，杨国夫7000，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2 万，共约7 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击……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

　　毛泽东是要彭真和林彪将主力隐蔽在锦州一带地区，进行内线作战。应该说，毛泽东的设想是很好的，但由于东北实际情况变化太快，而且形势发展下去将对中共越来越不利。此时作为总司令的林彪比谁都着急，遗憾的是“强将手下无强兵”，林彪“巧妇难为无米炊”，他也拿不出好办法。他习惯于用小指挥班子，指挥起来轻便迅速灵活。这时他离开了锦州的指挥部，前往兴城、锦西察看地形，同时等待新四军第3 师和八路军山东梁兴初部的到来。

　　在兴城，林彪了解到了山东7 师杨国夫部“伤亡失散千余人，极疲惫。无棉裤，许多无鞋，赤脚战斗”。林彪会用兵，也懂得爱兵。他认为杨7 师不能再打了，应撤到后方休整或剿匪，暂时不参加正规作战。

　　11月21日，山东军区一师师长梁兴初和政治委员梁必业带8000人由山东昌邑、寿光，经河北霸县、玉田，从冷口出山赶到了兴城。梁师是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部队，但此时已是疲劳不堪，必须立即进行休整了。

　　林彪还仔细检查了其他部队的情况，结果他认为，依照现有条件，根本不可能打胜仗。

　　11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林彪、罗荣桓、李运昌。黄克诚、刘震：顽第13军、第52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会同已到锦州以西地区的山东第1 师和已至冀东正向锦州方向疾进的新四军第3 师，隐蔽集结于兴城、锦西、锦州之三角地带，俟敌进至绥中、兴城一带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时，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的时机、地点，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各个歼灭进犯敌军。

　　但此计划因我军主力还未赶到，随着11月18日绥中失陷和11月22日兴城、锦西、葫芦岛的很快失守，计划未能实现。

　　至11月中旬，由于中共开往东北的部队尚未完全到达，加之新区缺少人民支援，因此，战场对东北我军不利，不具备打大仗的条件。

　　22日，林彪向中央军委和在沈阳的东北局彭真、罗荣桓发了个电报，汇报了此次前方调查的情况，并摆开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意见。该电内容如下：军委、彭、罗：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粱，缺少费用。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非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二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待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权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林彪1945年11月22日9 时锦西彭真、罗荣桓按此电后，经研究认为符合实际情况，故同意避战，并报请中央批准。

　　28日，中央军委批准林彪的这一意见。同时指出：仍应力争消灭敌人一二个师，迟滞敌人前进，以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掩护后方有秩序的撤退。

　　这就是我军进入东北初期，林彪从战场实际和东北敌我武装力量状况的实际出发，从一个军事指挥员角度提出的著名的根本性意见。应当说，这个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清醒的。冷静的和比较符合东北地区斗争实际的。

　　28. 黄克诚“七无”苦不堪言林彪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一个根本性意见后，亲自带领几个得力参谋人员前往锦西江家屯，在那里等候黄3 师的到来。黄3 师是在11月12日到达河北玉田的。刚休息几日，就接到军务命令，让全师参加山海关战斗。于是这支极度疲惫之师立即又上了路，当时他们与杜聿明的北上大军是平行前进的，所不同的是黄3 师走的是小路、山区，全靠官兵两条腿。然而机械化终归是机械化，国民党军还是抢在了黄3 师前头，其13军和52军则在杜幸明的督促下经长途奔袭于*月22日占领锦西，24日抵达锦州城下。

　　而此时东北我军在锦州西线的兵力十分薄弱。老部队仅有文年生的警一旅两个团。国民党军兵临城下时，他们尚未准备好。此外，沙克所属的特务团仅5 个连，布防女儿河一线，锦州城内只有李运昌所部。

　　锦州为辽西第一军事重镇，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交通枢纽。杜聿明这时得到情报，锦州城内空虚，林彪的主力部队正在运动途中尚未到达这里。为此，杜聿明决心不惜代价抢在林彪前面占领锦州。遂命第52军为右路，第13军为左路，另安排一部进攻锦州以西地区。

　　杜聿明大军兵临城下，锦州城里顿时紧张起来。李运昌一方面组织人力抢运物资，一方面命令烧毁机场上停放的苏军移交下来的战利品几十架日本旧飞机。此后，李运昌命令部队向黑山、阜新方向撤退。其间，沙克部有限的5 个连兵力还在女儿河防线抵抗了一阵，即后退了。11月25日晨，杜聿明终于进入锦州城，东北局势更加严重。

　　就在这同一天，黄克诚3 师全数抵达锦西江家屯。第3 师的到来，无疑是一件大喜事。

　　这里有一个插曲。

　　11月上、中旬，当国民党军正在准备向山海关发起攻击时，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 师到了冀东的山河、玉田一线，山东一师梁兴初部也抵达冀东地区。东北局也许已察觉到山海关兵力不足，于是两次电令黄克诚，要他率部赶至山海关及其附近地区，并统一指挥梁师，配合在山海关的守军打击国民党军杜聿明部，守住山海关。

　　黄克诚接电后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新四军3 师刚经过几千里的长途跋涉，极度疲劳，要赶到山海关以南之抚宁地区，与山东梁师会合，起码也要有6 天时间，如此匆促作战，后果是难以预料的。为此，黄克诚只好分别致电延安和沈阳，说明存在困难，请求指示。

　　10月14日，毛泽东复电黄克诚，同意他的意见，嘱他不要去山海关，而令其与山东梁师分路平行前进，限24日左右到达锦州地区休整。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东北局，告知中央对黄、梁两部行动的指示，电报说：我黄、梁两部4.2 万人，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应令黄、两师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准备决战。

　　延安比较实事求是，实际上否定了东北局急于求成，御敌于山海关之外的意见。不过，毛泽东对整个东北的形势也偏于乐观，他还是打算在锦州地区决战，而没估计到国民党军进展得那么快。

　　此时，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盼望已久的黄3 师终于来到了。但是来到东北的黄3 师已非昔日纵横在苏北的黄3 师了。经过近2 个月的长途跋涉，部队严重减员，战士们身着破衣烂衫，缺少弹药和重装备。按照黄克诚的设想，部队应该立即休整，补充枪弹和棉衣棉裤。谁知到这里一看，条件和形势与苏北老区差得太多，地方民主政权早已不知去向，要吃没吃的，要穿没穿的。东北气候较南方冷了许多，新四军官兵不仅穿得破旧，而且衣被单薄，无法御寒。更可气的是，与老区截然不同，老百姓不理睬人民军队，因此部队情绪低落。

　　丢掉了山海关、锦州，延安和东北局都不甘心。锦州失陷前后，延安屡次电令林彪，设法组织反击，把侵人北宁线锦榆段的蒋军或消灭，或赶走。

　　此时，黄克诚部已到达锦州附近，山东1 师、2 师主力也已前来报到。兵力倒是大大增加了，可现在马上打大仗，行吗?黄克诚坚决反对在锦州地区同敌人拼。

　　此时，黄克诚自己也窝了一肚子火，他是个再实在不过的人，北上动员时说得那么好，现在怎么向战士作解释?又要马上打大仗，而这个仗又根本无法打。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再不向中央表白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向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该电文日：(一)3 师主力已于11月25日到江家屯，锦州亦于此日失守。

　　(二)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锦州至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甚多，少数人无法通行，战场极坏。而顽已占锦，直起沈、长。

　　(三)在上述情况下，我提议我军应暂不参加主力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再行作战。并以一部主力占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四)我与林彭罗初见面，特向你提议。是否有当，希考虑。

　　11月29日，毛泽东即复电黄克诚，要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中央军委也电告黄：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毛泽东是最讲军事民主的，以上回电使黄克诚的担心减轻了许多。然而，此时由于通讯工具缺乏，黄克诚和林彪一下子还联络不上。

　　而林彪又在干什么呢?此时林彪正在指挥手头上能掌握的老部队梁兴初师前往高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准备由侧面打杜聿明一下。在此次战斗中，林彪一下子切断了蒋军13军一部的后路，击溃了其13军第89师主力。此举令杜聿明吓了一跳，林彪到底要搞什么名堂?然而，令其不解的是，林彪打了一阵子就主动撤走了。至此，杜聿明提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蒋介石得悉后才着实吃惊，他也知道林彪的厉害，于是严令没有他的手令，不得继续前进。杜聿明则考虑为避免孤军深入，就势在锦州休整了20余天。

　　林彪为何打了一下就停下来呢?

　　原来，林彪一直没有大功率的电台，因此发不出电报。在近一周的时间里，一份电报也发不出去。直到12月3 日，才找到一部能用的电台，与中共中央及左右取得了联系。他在12月3 日的电文中揭开了为何打了一下就停下来了的“谜底”。该电日：敌25日攻占锦州，该日我梁师始赶到江家电以东30里，黄师主力到达江家屯(江家屯距锦州约100 里)，其一个旅尚距江家屯三日行程。我因对敌情不明，故继续向高桥、塔山前进。于27日占高桥、塔山，但却扑了个空。旋即分三路向锦州西北追击前进，于30日黄昏到达大茂堡一带。得知敌一个师在锦州以北30里一带，当即决定次日攻击。但次日战斗，因有的部队未收到电报，故兵力未能照计划赶到参战。只有不到4 个团的兵力参加了战斗，在战场上又缺乏电话联络，不能配合攻击，致仅将敌给予打击，未能解决战斗。次日因顾虑锦州增援，故脱离敌人。

　　而黄克诚这方面，自到达江家屯地区后，与东北局和林彪都联系不上，便决定执行原命令准备与国民党军交手。他带领各旅干部视察战地时，巧遇了林彪派来与他联系的李天佑。黄李见面后，黄克诚才得知中共中央已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的消息。而且现在林彪离自己仅有10公里路程。黄克诚立即同李天佑去见林彪。

　　当林彪看到黄克诚后，心里自然高兴，两人立即互通了意见。黄克诚对林彪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以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

　　林彪立即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他与黄克诚“英雄所见略同”，看法完全一致，决定放弃锦州大反击计划，而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作发动群众的工作。

　　彭真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说：11月12日，林彪接受黄克诚的建议，从辽西打电报给中央、东北局，提出：“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彭真、罗荣桓等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报中央批准。

　　第九章千里马也有失蹄时

　　29.“达娃莉西”翻脸

　　1945年门月山海关护关之战后，对中共在东北的全局产生了不利的连锁反应。原先有利的局面发生逆转。当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我东北人民自治军于11月27日向锦西与锦州间的高桥、塔山一线出击。12月1 日，黄3 师对进至锦州以北上下齐台的国民党第13军之89师发起攻击，由于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再加敌情不清，战斗部署缺乏重点，没有切断敌军退路，结果打成击溃仗。同时，攻击队形密集，自己伤亡较大。至晚撤出战斗，向义县、阜新一带转移。之后，国民党军向北镇、黑山、义县、阜新猛扑，东北人民自治军各城守备部队经节节抗击后，全线北撤。

　　除此之外，来自国际和国内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大，这就迫使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对东北的战略方针和策略进行重新估价和全盘思考。

　　回顾东北9 月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1945年9 至10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陆续进入东北。这时，东北广大地区尚无国民党军队，形势极为有利。这一阶段，中共中央由开始的分散配置方针转为集中方针的目的是控制全东北，并取得了相当乐观的成绩。来自关内各个根据地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干部一批批进入黑土地，分散到东北一些城市和乡村开展建军、建政工作。自从彭真等领导人在沈阳建立了东北局领导机构后，苏联态度也一直良好，表面上维护中立，暗地里支持八路军活动。为此，彭真在10月4 日向中共中央的电告中还专门指出：“某方(指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如果照此发展，东北很快就能由中共完全掌握。然而，俗语讲得好，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之下，有工作失误的方面，但有些突发事件也是难以预料和避免的。

　　中共中央则从全局的高度于10月2 日，告诫东北局，还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复杂情况和任务中，你们不可疏忽任何一个方面。南满是重要的，北满决不可忽视;武器资材是重要的，城市群众运动决不可忽视。望你们派人到北满去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适当的地区，召集适应的会议，建立你们对他们的领导关系。发动和组织群众，再进而引导他们走上武装斗争，如此才能造成组织武装及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广大基础。

　　对此，东北局执行得很好，并于10月3 日提出了“在满洲之东、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形势下，能依据有利阵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斗争。”可以说，这一做法是相当高明的，此举如果经营得好，将为支持整个东北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有了以上正确指导，先后到达东北的干部和军队，被派往不同的地区和大中小城市开展工作。国民党把东北划分为9 个小省，东北的中共组织也是照此办理，以9 省为区划，建立中共省级工作委员会。

　　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在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的统一组织与指挥下，迅速进行了整编和扩编。

　　在整编和扩编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扩编成第19、第21、第22、第23、第24旅及1 个支队，归冀热辽军区调进东北的第16军分区指挥。11月，第19旅调归山东进入东北的第7 师指挥。后来，冀热辽军区在锦州编成的第22旅与冀中军区调入东北的1 个团，陕甘宁边区调入东北的警备旅2 个团，教2 旅1 个团，八路军总部1 个团合编成第22、第27、第30旅和炮兵混成旅，统由李运昌领导的临时前线司令部指挥。由冀热辽军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调入东北的各1 个团，扩编组成保安第1 、第2 、第3 旅，归属在沈阳成立的辽宁保安司令部指挥。山东军区调入的第5 师2 个团、第6 师3 个团和警备第3 旅扩编成第2 、第3 纵队。由黄永胜带来的教2 旅第1 团，编入冀热辽军区序列。山东军区机关部分干部到达沈、阳后，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渤海军区调入东北的刘其人部2 个团另1 个支队，于11月编成热河纵队第1 旅。晋冀鲁豫军区调入的1 个团扩编为第25旅。12月，东满临时指挥部改编为辽东军区。其他到东北的部队，原番号保持不变。

　　12月3 日，彭真、罗荣桓依据部队整编和扩编以及部队实力、分布向中共中央报告如下：中央：……东北我军实力及分布状况……

　　(一)3 师黄克诚部2.8 万人，1 师梁兴初部7000人，分布在锦州西北地区，……杨国夫之7 师7000余人，位于1 、3 师西南地区，……

　　(二)文年生、沙克、黄永胜各部与运昌合编后共有3 万人，分布于北票、义县以南、沟帮子(广宁南60里)以西凌河之线阻击敌人。

　　(三)吴克华之第6 师原有7000人，现发展到1.7 万人，分布于海城、营口一带。

　　(四)萧华所率山东第3 纵队原有5000人，现发展到5 万人，分布于庄河、安东、辑安、通化一带。

　　(五)程世才率冀热辽16分区之21旅、23旅共2 万人，分布于辽阳、鞍山、抚顺、本溪一带。

　　(六)359 旅原有4000人，现已发展至8000人，及赵承金旅2500人，现在抚顺地区。沈阳保安第3 旅3000人，在沈阳、抚顺之间剿匪。炮兵旅5000余人，亦在抚顺。

　　(七)罗华生率山东第2 师7000人，邓克明率25旅即原冀鲁豫之21团4000及沈阳保安第1 旅3000人，均分布于黑山、北镇、新立屯一带。

　　(八)程世才16分区之24旅、马骥部5000人及辽北军区倪志亮部5000人，分布于四平街、铁岭以西、康平、法库、通辽一带。

　　(九)万毅部1 万人以上分布于清原、海龙、梅河口、盘石、吉林一带。

　　(十)周保中建立之部队及由南面派去之基干部队共2 万余人，分布于长春周围。

　　(十一)王友、聂鹤亭部队1.3 万余人，分布于哈尔滨周围。

　　(十二)刘锡五部3600人，分布于齐齐哈尔及其周围地区。

　　(十三)孙光部2000人，分布于佳木斯及周围地区。

　　(十四)总部直属队(司政警卫团)约2400人，在本溪以南……后勤部、供给部、卫生部与炮兵学校、教导团约3500余人，……其他地方武装不明，仅据辽宁省工委报告，辽宁即有1 万以上，此外海伦地区及牡丹江地区有新发展之部队各2000，延吉地区有新发展之部队1 万，其详情尚不明。……

　　彭罗1945年12月3 日以上分散在东北各地的部队和干部，其中大多数分布在西满地区。由于力量的分布和各自的经营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还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控制。

　　这一时期，中共与苏军关系很好，也比较放得开，不太受中苏协定的约束，苏方日常公开支持东北局的工作，并定于11月20日撤退苏军。然而，山海关炮声一响，形势立即发生变化。11月以后，国民党一面派重兵进攻东北解放区，相继攻占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一面向苏联政府发动外交攻势。11月10日，苏军同意国民党空运部队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还同意国民党关于延缓苏军11月底撤退时间，以及苏军驻区内之“非法武装”予以解除的要求。并立即从表面上拉开了与中共方面的“距离”。11月10日，苏方通知东北局：他们准备在撤退的前五天允许国民党军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空降，并让国民党来接收各大城市。彭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于11日急电中共中央请求向斯大林交涉。13日，毛泽东回电，指出：(一)11日电悉。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此间亦不好交涉。

　　(二)如友人方针不能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

　　至于如何部署东北工作，中共中央11月15日给东北局的指示是：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中共中央的电示并没有让东北局让出沈阳，彭真当然不能让出沈阳。于是东北局继续在沈阳城里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谁知仅开了一天，苏军就闯了进来，告诉正在主持会议的林枫，要东北局立刻搬出去，并令会议代表马上解散。林枫作为东北局高级领导干部，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苏军代表的粗暴做法。但大会显然不能再开下去了。

　　次日，彭真、伍修权亲自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苏军完全变了脸。据伍修权回忆说：苏联对中共态度为何如同孩子脸“晴雨”多变呢?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政府施压的结果，此外也是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在华利益考虑所致。自抗战胜利后，东北接收大员熊式辉、蒋经国到达长春后，接收一直不顺利。蒋军究竟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进入东北，苏军一直故意拖着不答复。

　　至11月中旬后，共产党和八路军在长春撤换了伪满市长曹肇元，换了中共党员刘居英接替。后来还任命张庆和为市公安局局长，长春城里的守备部队也换成了八路军担任。当时就连长春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满炭大楼周围都贴上了“国民党行营滚回去”的大字标语。国民党接收官员们一个个担心成为八路军的俘虏。当蒋经国将这些情报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只有通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急电苏联政府，进行外交交涉。莫斯科继续行使外交手腕，答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是：斯大林目前不在莫斯科，要等他回来才能处理。在无可奈何之下，蒋介石下令熊式辉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再说。11月16日，东北行营400 余人乘飞机离开长春暂迁山海关。至此，国民党第一次接收东北草草收场。

　　蒋介石此招也算厉害，反而使斯大林大为紧张。为了苏联在东北的利益，斯大林最终向蒋介石作了让步。他复电蒋介石，请国民党政府派代表来莫斯科会谈，并通过外交途径，重申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苏军驻东北的统帅们才态度一下子转变得那么快。

　　11月中旬以后，苏军开始在长春和沈阳驱逐中共机关和部队。并撤了长春市长刘居英的市长一职，又将伪满市长曹肇元请了回来。苏方虽然是在“演戏”，但是严重地伤害了与中共东北局的感情。

　　30.叛乱之凤的四起

　　随着国民党军加紧调兵遣将，以及东北日趋紧张的斗争形势，加之扩军中指导思想有偏差，放松了政治质量原则的要求，因此，从10月初开始新扩建的部队即不断发生哗变。

　　东北局、东总的往来电报反映了这一点。10月8 日，彭真等通报：……在沈阳收编之两团伪军，在运昌部撤出城时，于2 日哗变。……

　　11月25日，彭真、罗荣桓、林枫等带领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移师到本溪。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组成东北局西满分局至抚顺;陶铸、邓华带领辽宁省委和军区去法库。由于走得太急，甚至一些该撤的单位都没有通知到，随着中共的撤出，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地下军和原伪满官员、军人、警察乘机大肆活动，一哄而上，冲击中共党政机关驻地，追杀中共党员和八路军干部。

　　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地下军造谣惑众，四处活动;原伪满人员和汉奸也公开倒向国民党，只要是身穿八路军灰棉衣的干部便成了他们的袭击对象。他们在大白天的大路上向中共委任的辽宁省主席张学思的汽车扔手榴弹。中共在城市活动的一些公安局长、区委书记等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彭真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1月28日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指出：我们25日退出沈阳，此间国特即有数处骚动，并有数处警察叛反我们。接着苏军即大举肃清潜伏反动武装，闻搜捕之人甚多。

　　由于苏联红军的着力维持，才平息了这股叛乱。

　　与此同时，长春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也掀起了一股叛乱浪潮。被中共收编或留用的伪满人员、土匪、旧军人纷纷倒戈。各地新组建的部队和保安部队整连、整团的哗变。刚刚建立的中共省委、县委和地方政府遭受严重破坏，一些干部被叛乱分子杀害，国民党特务反共气焰十分嚣张。11月19日，苏军强迫中共人员撤离长春，造成周保中、张启龙、伍晋南等与吉林省工委干部到处迁移，无法正常指挥下级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相反，国民党地下军却组织起了什么“吉林省党部”和“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与中共组织公开对抗并四处发展党员，网罗日伪，收编加委土匪。在几天内，桦甸、农安、德惠、榆树、舒兰等县都出现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周保中等收编的原伪满地方武装绝大部分叛变了。农安县独立团一部500 人叛变。原地方武装九台数百人，怀德上千人，范家屯600 人，敦化8 个大队中的七个半(只有一个朝鲜族中队没出问题)，以及榆树、舒兰、安图、蛟河等保安队，也都先后叛变。叛军多达9000多人，拖走枪支在5000以上。这是中共在吉林工作的一大损失。

　　哈尔滨的形势也出现逆转。李兆麟等抗联干部一直在此坚持工作，同年11月16日陈云来到哈市主持工作，接着张闻天、高岗也来到这里坐镇。但是苏军于11月17日命令中共党政军机关必须于23日前退出哈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陈云、高岗只得撤出哈尔滨。当时，陈云手上仅掌握1500人的老部队和60个干部，处境十分危险，县级党政机关遭受大损失。东北局老人张秀山回忆说：“为防止土匪突然袭击，当时许多同志经常是抱着枪支，轮流坐班或和衣枕戈待旦的。”

　　佳木斯、牡丹江一带的合江省范围内敌情更加严重。原抗联武装收编的部队到了11月共达8000人。其中土匪头目孙荣久被委任为勃、宝林三县司令;谢文东被委为富、绥、同3 县司令，其余小股土匪被收编的为数也不少。而作为中共三江军区司令的孙景宇手中只有1 个特务团、1 个新兵团和两个县大队，总计才2000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到了12月初，谢文东被国民党特务委任为上将司令，这些被收编的部队大肆叛变，疯狂杀害中共干部。整个合江省叛变武装达5000多人。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张雨新、刘山东等大小十余股土匪很快发展到上万人，加上各地地主武装“大排队”总数约在2 万左右，成为中共在合江地区的凶恶敌人。这些叛变武装有的大白天敢于冲入佳木斯政府杀害中共副市长;有的敢于攻击牡丹江军区司令部大门;有的敢于伏击八路军的列车;其猖獗程度达到了顶点。11月底，东北局为加强合江军事工作派方强去主持大局，为进入佳木斯市区，方强只能化装成考百姓冒险通过土匪盘踞的勃利县，才到达佳木斯的。

　　此外，齐齐哈尔形势也非常严峻。该市原为中共嫩江省委和军区所在地。11月中旬，当嫩江省委、军区和警备旅撤离后，国民党组织伪满警察和各县地主武装成立“光复军”，人数竟达1.8 万人，还配有装甲车、重炮等装备。该匪所到之处尽占原中共掌握的县城，杀害八路军营团干部，成为中共的凶恶敌人。

　　12月7 日，我自治军部队部分指挥员电告林、彭、罗指出，其部队哗变6000人，失县城3 座。该电指出：林、彭、罗：……20天来我部先后哗变6000余人，约5000枪。被匪消灭1500人，……现剩下2.5 万人内较可靠的仅1.9 万人，失掉县城三个。

　　周、张、伍

　　1945年12月7 日12月20日，周、张、伍再报林，彭、罗，具体内容如下：林、彭、罗：(一)长春西面国匪猖狂已将我长岭怀德乾安占领损失四个步兵整连，牺牲一个政委傅根深。

　　(二)近10天来新部队先后哗变2600人，枪近2000. 周、张、伍1945年12月20日12月29日，陈云、高岗致电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指出：……黑龙江、嫩江、松江、合江、牡丹江……总计北满数字上有4.4 万人，枪3.9 万，存枪5000支，但可靠者只有1.1 万。其余3.3 万不可靠……

　　在这份电报中陈云、高岗还指出，这些“招兵买马”来的部队不可靠的原因是：(一)首领与国民党勾结;(二)许多是旧公安队改编的八三)委任大排来的;(四)新兵觉悟低，易被反动分子拖去，干部又少。据此，陈云和高岗估计：“如此大量不可靠部队，将来定成后患。”事情的发展证实了陈。高的预见。

　　自治军将领倪志亮等于12月30日致电东北局并吕正操。李运昌，电文如下：东北局并吕、李。

　　……怀德30团于本月13日两天内全部叛变，团江政委幸免逃回。16日黑林子镇部队三个营继之叛变，叛部武装外并将怀德库存之轻重机枪百余挺弹药资甚多，全部抢走殊堪痛惜。

　　倪、郭1945年12月2 日12月31日，彭真、罗荣桓通报：……据倪、郭来报怀德之一个团叛变，政委幸其逃回，继之黑林子镇一个营叛变，并将怀德库存之轻重机枪百余及大批物资弹药抢走……

　　彭、罗1945年12月31日据东北军区编辑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 月初，仅10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 万人，合江5000人，龙江约3000p 余人，牡丹江3000人，松江1 万人，辽北3000余人，嫩江3000余人，先后叛变共约4 万余人。”

　　在血的教训面前，东北局各级领导成员先后有了清楚的认识。为此，东北局在12月13日即向东北各级党政军领导和机关发布(警惕敌之内奸政策)的指示。该指示说：……反动分子因无合法地位又怕引起外交纠纷，到处采取内奸政策，特别打人我军内部组织成部队请我收编，一面待机叛变，一面故意破坏我军纪律，破坏我与民众关系，故敌称此种政策为挖底政策。……据陈光同志电敌占锦州后盘山县大队沟帮子区队30旅60团之两个叛变投敌，并有一个连溃散，我军数日内则损失人枪500 余，……为了防止上述事件发生……对于所有武装详加检查，见不可靠者应迅速分居与老部队合编或由老部队或党政机关迅速予以洗刷整理或坚决解决之。

　　北满分局领导人李运昌、吕正操等于12月18日在给东北局并中央的电报中也指出了导致扩充部队叛变的内外原因，该电指出：北满各省新部队，不断发生整连整营整团的哗变，证明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混进部队，不少成批或合股来的首领是动摇分子，各省必须立即进行清洗坏分子，适当处理动摇分子，团结与培养新干部，纠正不择对象扩兵愈多愈好来计算成绩的想法，立即停止以委任地方武装作为我们扩兵的办法，并明令禁止野心家收编民枪，摊派款项。

　　……在新部队中则表现为军阀主义倾向，单纯的军事观点(兵多官大的坏思想，乱抓物资乱打兵，不集中，不统一，不听命令，违犯政策，放松了纪律，脱离人民，脱离部队的土匪主义倾向也因之产生)

　　12月23日，北满分局在致东北局、中共中共的电报中，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是十分深刻的。该电指出：委任地主组织武装是完全错误的……

　　(一)各满各县委任地主分子组织变相大排的保安队，证明完全错误，实际上增加了许多国民党武装，增加了我们许多敌人，应立即以明令禁止野心家组织武装，私缴民枪，摊派粮款……对我们委了的，或地主已经组织的地主保安队，则给其限制，并使其不积极协助匪，又因为地主武装多，我们又是新部队，不宜简单缴枪而多树敌人，解决地主武装的根本办法，是在农民斗争中将它变成农民武装，但不能粗暴，必须精细研究办法。

　　(二)委任地主分子，组织保安队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北满许多干部思想方法中存在着一种错误，不是实事求是认清现实而是把今天的东北看成抗战初期的敌后，机械地搬运经验，未认清抗战初期的敌后与今日东北带根本性质的区别，前者是日本打进来，后者是日本被赶出，再加中苏条约规定，苏军将撤，国民党将来，因此人民情绪不是斗争，而是求安，人民对国党国军不是失望而是幻想;人民对我党我军，不认为惟靠山，而是冷待旁观，人民这种情绪与态度是暂时的，我们工作深入后一定会起变化的。但目前便利国民党，增加我们的困难。……

　　总之，“招兵买马”的风波使初人东北的中共部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教训是沉重的。但也使东北局各级领导成员在扩军问题上吃一堑长一智，为后来建设强大的东北人民武装摸索了经验。

　　31.“新兵新枪，老兵老枪”

　　进入东北之前，由于各解放区部队均打算一到目的地即接收日伪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因而各自出发时，并未按齐装满员通例上路。最典型的是从陕北来东北的第359 旅。由于当时部队中流传着“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的说法，所以第359 旅在轻装的时候，也轻到家了，将稍重一些的火器都大大方方地留给了当地的军分区部队。其中一部分轻武器在途经河北邢台时又送给了冀中军区的一些地方部队。当10月下旬，第359 旅到达河北玉田时，每班只剩下一支枪，还是用来站哨用的。

　　故后续部队与最早出关的冀热辽部队的武器装备相比较，有一定差距。因此，当时流传着“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即冀热辽部队在东北发展起来的新部队都使用的是新枪好枪，而后进入东北的其他解放区出关的部队都使用的是老枪或没有枪)的说法。

　　对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十分重视，彭真、罗荣桓、程子华以及李运昌等做了许多工作。

　　为了尽快解决好这一问题，彭真、罗荣桓以及林彪于1945年11月19日电示李运昌、文年生和沙克，该电摘要如下：李、文。沙：……应将新部队的机枪，立即动员暂时交给老部队使用，以便消灭敌人。

　　林、彭、罗1945年11月19日时隔一日的11月20日12时，林彪又致电彭真、罗荣桓，指出：……为使老部队能立即补充武器可规定陈唐部，每连只留三挺机枪，其余的转给老部队用。

　　1945年11月下旬，陆续进入东北的各解放区挺进部队领导人鉴于装备的严重不足问题开始纷纷致电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反映情况。

　　11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接到反映：新人东北的黄秀发部只有1 /5 步枪，自动火器、掷弹筒、步炮等全无;刘其人部亦缺1 /3 步枪及大半轻重机枪，赵尔陆部反攻以来即无大的缴获，步枪大多破旧不能用，此次经怀来已放下许多，全部需补充上。新兵只能组织地方兵团亦感没有武器，此外军区教导师一个人一条枪也没有，第2 野战兵团组织以来有名无实，赵尔陆部力量不大，刘道生部抽不出来实无法担任较大的作战任务，因此请东北速送一批武器到承德或令李运昌同志将扣留送承德之武器如数发还。

　　11月23日，程子华也发现这一情况，致电东北局，该电摘要如下：……刘其人部枪支不足半数，且属本地造杂枪，从山东出发时，有的动员来背新武器的，故现在情绪不大好，需补充武器才能作战。……

　　程1945年11月23日12月间，程子华再次致电东北局彭真、罗荣桓、伍修权，汇报了由各解放区至热河的部队的兵力情况，该电全文如下：彭、罗。伍：热河现有兵力：(一)热河纵队8 个团1 万人，武器二三旅较好，一旅(刘其人部)较差。

　　(二)赵尔陆部4 、个团约7000人武器多老枪，轻机枪平均每连两挺，无炮。

　　(三)黄寿发部5 个团1 万人，但大部徒手，只拿上2400支步枪(1 /3 老枪)、25挺机枪。

　　(四)杨苏部10个团1.5 万人，到冀东有1.32万人，武器较好但出发时以北上改善装备为动员因此步枪放下1 /3 ，机枪放下百余挺，迫击炮放下一门，山炮全部放下。

　　程1945年12月黄3 师的兵力最大，但十多天过去了，“七无”情况更加严重。东北局拨给的伙食费，支持不了几天。更要命的是根据东北局计划拨补入关老部队的武器，黄3 师只得到了很少一些，远不够装备部队。为此，12月17日，黄克诚又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直言了目前的困难。该电文日：(一)3 师、梁师全部已休息10天，除部分部队外，疲劳大体恢复。惟部队因遇各种困难不能解决，情绪不高。因持久方针未定，临时救急，干部感觉苦闷，落后分子则表现悲观。杨国夫部发生严重逃亡，且有下级干部与成班带枪逃走之现象，该师由山东出发到锦西，逃亡已达30%以上。3 师与梁师则稍好，除怪话外，尚无大批逃亡。现正进行建立根据地，提高胜利信心的教育工作。

　　(二)3 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200 万元，够伙食16天之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500 元、100 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因整个部队：1.情况混乱;2.地区未划定;3.火车被破坏;4.乡村被匪割据;5.各地部队各自为政，无法统一支配。故虽有粮食，仍感严重之恐慌。日侨与炭矿工人铁路工人均无粮吃，不少当乞丐和饿死。部队则到处征饷。

　　(三)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 万，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黄克诚如此尖锐地提出了东北部队中确实存在的“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问题后，令中共中央领导人十分为难。大敌当前，出现些偏差在所难免，需要靠细致的工作加以解决，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东北新老部队的矛盾激化，于大局无益。因此，12月20日，刘少奇在中央关于必须注意与先去东北之部队及地方干部团结问题给黄克诚的指示中，从团结的角度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电文如下：黄克诚：(一)你处的混乱现象是由尚未建立统一领导中心、统一部署工作而导致。中央本日已有决定告诉你们，望迅速执行，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望你就全盘工作提出部署的意见，并取得林彪、运昌及分局同意后执行之。

　　(二)来电说新部队装备好，老部队破破烂烂，干部战士极不满，这是不对的。这将引起新老部队的隔膜。只有由于先到满洲的同志组织了新部队，才把这些武器拿起来，否则就被土匪或顽军拿去，因此他们对党有功，你们因为后到，暂时还少补充，以后还得补充及新老部队之武器的调剂的，这种不满必须切实解释。

　　(三)你必须告诫干部对先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及部队和本地干部，如李运昌等，采取热情的团结的态度，在工作上引导他们，对他们少批评多建议，然后才能很好团结。

　　东北局对上述情况也是清楚的，12月3 日，彭真、罗荣桓在向中共中央通报东北兵力部署时，也提到过“李运昌部。程世才部、万毅都经我们手获得较充足步、机枪之补充。吴克华部、萧华部也得到相当数目的补充。而梁1 师、黄3 师、罗2 师及正进入东北之山东曾国华部第3 师均未得到补充。原运热河之1.2 万支步枪，拟分发1 、3 师，他们尚未得到。”

　　由于黄3 师等主力将承担重大作战任务的确需要补充，中央也为此连电催促东北局解决矛盾，这使得东北局没有小视这一问题。

　　“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对此彭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于12月23日致电李运昌，决定在冀热辽部队抽调被眼支援新四军3 师部队。该电全文如下：运昌同志：(一)据来的同志谈，你直属各部被服武器补充已齐并言有储存的，后到老部队迄今未得适当补充，又王元运去之大批物资克诚所得亦甚少，因此老部队情绪颇受影响，已引起部分不满。

　　(二)估计先到部队较充裕、后到部队较困难是必然的，此事如不妥为解决将影响作战、影响团结。影响大局，希你抓紧时间主动地积极地坚决采取有效办法，把各部所存物资抽出并动员干部战士发扬阶级友爱捐赠慰劳，首先解决他们的被服等，他们是南方来的本来就怕冷，应当十分重视，同时两军新会合，开始关系搞好彼此印象甚好，将来自易团结，开始关系不很好，将来麻烦甚多，要教育干部照顾大局，此事希复予注意。

　　彭真12月23日12月30日，为进一步协调好整军、扩军中的统筹工作，彭真、罗荣桓、萧劲光还发出关于枪弹物资统一调配问题的指示，要求李运昌等指挥检查调剂。该电摘要如下：(一)未退出沈阳前一个极短时间(一周左右)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除处理这批物资有缺点须检讨外曾用极大的注意转运。

　　应首先补给西线，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达80万发，手榴弹约15万，皮帽鞋子各3 万，大衣1 万，棉裹腿10万，另有北面运去1.2 万支步枪，机枪33挺，同时10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上述物资如能到达西来部队手中当可解决大部分困难，这批物资究竟如何分配或失掉，望李黄负责检查调剂。

　　(二)自离开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因此便无法解决各方面向总部的要求，总部穷于应付。

　　彭、罗、萧1945年12月30日奉彭、罗、萧30日电后，此时已任锦热地区政治委员的李云昌即着手调查了解情况，并将西运物资损失及分发情况向东北局作了报告。摘要如下：彭、罗并林：(一)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团近水楼台获先机扩军与收集物资较多，对外来部队本具满腔热忱，尽量补充，但因干部缺乏，加以情况变动常转移无可靠，部队守卫物资多有损失，自己未能随时抓紧清查督促，致老部队未获充分补充，新部队多有浪费，影响老部队情绪与团结，使我内心十分内疚，成为最大的遗憾。

　　(二)由叶柏及马三家子充锦之械弹物资在中途已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及清查，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因为徒手，为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步枪2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金补充，黄梁师后以该部队未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七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偷去私拿一部分，黄粱师赶到在情况紧迫下，各部自己到仓库去取，部队游击习气重，秩序大乱，领多报少打埋伏现象更多。

　　(三)各方面组织不健全，阴差阳错事态很多，运输时接收物资又无清楚手续，很多事无检查考虑，使人着急。

　　李运昌1945年12月30日李运昌的报告以及后来一些史料证实，进军东北时冀热辽部队得到的武器，除发给扩编部队外，还装备了各解放区陆续到达东北的老部队。其中16军分区部队还将一批军火运往鞍山、营口、安东等地，发给了进入东北的359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以及延安来的教1 旅等部队。冀热辽军区在锦州掌握的武器，先后发给进入东北的冀中31团、延安教2 旅。警1 旅、山东2 师、7 师及新四军3 师。同时萧华、曾克林等还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了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 万子弹、炮弹。

　　关于这一问题，聂荣臻在回忆中说明了事情发生的原委：“由于出关部队完成任务出色，苏联红军对他们的态度很好，他们进入沈阳之初，苏军曾经把关东军的武器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仓库里存放的武器，能装备几十万人。曾克林同志带领的部队，从仓库里取出一批武器，发给了扩编的部队使用。”

　　曾克林同志到延安汇报工作时，讲了接收武器仓库的情况。党中央听了这个汇报后，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留在原地，到东北重新发给武器。可是，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的时候，就在曾克林去延安之后，苏联红军收回了武器仓库，等他们从延安回来，苏军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他们驻在沈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因为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要对东北进行“行政接收”，苏联受条约的约束，对我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武器仓库已被苏军收回，哪里还有武器发给兄弟部队?此事，使李运昌。曾克林同志受到很大的埋怨，其实，这件事不怪他们。

　　关于此事，作为当年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的伍修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述：“当时彭真同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与苏方会谈都由我为他翻译。大约是第二或第三次接触时，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明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10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部队和新四军3 师黄克诚的部队，把自己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收这些批新武器。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彭真和李运昌为此受到许多指责。”

　　第十章还是要有大根据地

　　32.“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山海关、锦州地区的失守，中共中央东北局又被迫退出了沈阳，现在是前方国民党大军步步紧逼，后方特务、伪满分子、土匪四处破坏，形势极其严峻。从全国各解放区抽调来的10万军队和2 万余干部向何处发展?还能否在东北最后站住脚?这都是需要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作出正确选择并拿出解决危机的办法的。

　　东北初战遭受挫折，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与国民党争夺东北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意识到由于国共在东北的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无可能。至此，中共中央原拟从军事方面全部控制东北的条件已不存在。当此形势突变之际，苏联在美国及中国国民党政府压力之下，也不得不在外交上有所表示，执意要求我方退出东北的各大城市及主要交通线，让与国民党政府接管。从*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领导人逐渐改变战略，根据条件变化而重新布置东北的工作。

　　11月19日，苏联红军正式通知中国共产党：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中共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要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国民党军能接收。斯大林的态度变化显然与国民党政府施加的外交压力有关，中共中央对此也十分清楚，但为了避免与苏军发生冲突，不得不表示服从苏方决定，并重新考虑中央在东北的策略方针。

　　有关沈阳苏军当局与中共中央东北局交涉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伍修权曾有一个回忆，谈了不少细节。他说：就在我们在东北开始站住脚并正待开展工作时，国民党军在美国支援下，从海陆空三路也涌来东北，蒋介石政府向苏军要求接管东北，由他们的军队进驻接管沈阳等地。苏联出于自己的政策需要，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就于当年12月正式通知我东北局，限令我党的机关及所属部队，在指定日期内全部撤出沈阳，将地方让给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出面同我们会谈此事的是苏军驻沈阳的一个少将卫戍司令，此人级别有限，年纪不大，架子却不小，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其实并不会办外交，其简单粗鲁和傲慢态度，使我们十分反感。彭真同志和我听完他的话以后，尽量抑制住心头的不满，向他陈述了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委婉地请他从我党和我国人民利益出发，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哪知那位少将竞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只强调他们已与国民党政府议定了，不容许我们讨价还价，必须遵从他们的决定。彭真同志依然耐心地说明我们的立场，请他向上转达我们的意见，他讲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竟无礼地嚷嚷道：“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同志一听也按捺不住了，抓住他的话责问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我们都指出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

　　11月20日，彭真、林彪、罗荣桓电告毛泽东、刘少奇等，指出：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准我与国民党军作战，如我军不撤，苏军将不惜武力驱散我军。

　　20日，对已在预料中的这一情况，刘少奇当机立断，致电东北局：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你们应根据新情况速作布置，东北局本身及林彪应靠西满联系热河，部队主力亦靠西边，罗荣桓、萧华及山东部队靠东面，成立东南满分局，另派部队及负责人(如周保中)到北满佳木斯、嫩江一带组北满分局。现仍在路上到东北的干部均在承德停止。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3 小时后，刘少奇又为中央拟稿复电东北局，决定改变自10月以来扼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并照顾苏联外交，同意我方迅速退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外。随电明确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是：从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撤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将来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挑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制汉奸及减租运动。国民党将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这份重要文电内容，体现了中共中央关于让开主要交通线及大中城市，广占次要交通线及中小城市的新的战略思想。

　　两天后，刘少奇把这样的战略思想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2日，他在为中央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中指出：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这个电报是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周恩来等的一份重要文电，东北局彭真方面未收到此指示。

　　28日，中共中央就此问题电示东北局，进一步指出：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童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萧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中央最后指出：上项具体部署，由东北局及林彪决定电告。上述几电内容，集中表明了中共中央对东北工作重心转移的果断决策，并且高度概括出这一重大战略方针调整的核心任务，这就为东北局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指明了正确发展的方向。

　　在这一段时间内，部分东北局领导人认为时机有利时，还可集中兵力，消灭国民党军，夺取大城市。这种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文件上：一是11月29日，东北局做出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在这个精神提出：“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强调：在过去的情况下，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两则的广大地区，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为中心，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二是12月5 日，东北局给中央的复电中。该电仍坚持要夺取沈阳和长春。电报认为“除北宁作战部队外，我们拟集中3 万至4 万主力夺取沈阳，并集中二万主力威胁长春。”“如蒋军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领沈阳，再夺长春。”

　　东北局是11月四日撤至本溪的。在此之后，为统一思想，刘少奇就东北工作的发展方向问题，又连续5 次致电东北局，指示他们在今冬明春“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其中12月7 日，刘少奇同意东北局5 日复电的部署并重申了中央的战略方针。刘少奇再一次指出：……第一由于目前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亦不可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即使在苏军撤退后我们消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占领东北大城市，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

　　……请你们注意目前事实：杜聿明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几乎未遇严重抵抗，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阻断北宁路及大量歼灭顽军暂时是不可能的。林彪2 日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因此目前与顽军作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但我们必须利用东北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迅速准备，以便明春能够进行胜利的决战。

　　刘少奇提醒他们注意建立东北长期永久的根据地，加强长春铁路两边深远后方的工作。他指出：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你们部队和干部应该更高度的分散到内地去建立工作。看到现在，还要看到将来。看到顺利的情况，还要看到困难的情况。你们应抓住现在有利的时机以发展力量，同时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准备将来。

　　11月29日，中共中央在致电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中也要求东北局：努力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以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及可能的优势。

　　12月10日，对于中共中央对东北局有关方针问题的指示和帮助，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成员一致表示“决遵照执行”。但实际上此时领导成员的认识仍与中央的电示存在距离。如12月13日，罗荣桓依据战场形势及时局变化问题，单独致电林彪、李运昌、吕正操的电文称，虽然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并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等许多好的意见，但是仍存有“同国民党可争夺大城市和可以夺取大城市插一脚(之可能)”的认识。

　　再如12月15日，东北局在研究中央的指示后，对东北工作作了新的部署，在这个长长的指示电中，分析了当前我方的不利因素，确定下一步的总方针是“为了争取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长春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络点)，建设根据地。”“目前对于沿长春线大城市的争夺，基本上应该放弃。但对个别大城市如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如果国民党兵力不大，兵力不够分配，我军可能夺取的情况下，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

　　刘少奇看到东北局的这个部署后，仍然不放心。他担心东北局还没有下这样大的决心，来实行工作的大幅度转变。于是在12月24日，他又给东北局书记彭真发了一份长电。该电文日：彭真同志：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城姿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挑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着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你们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保持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在友方必须执行条约的情况下，你们只有这样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好好在冬季进行几个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你们务必在今冬能建立几个可靠的根据地，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兴初)、罗(华生)等部，必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即是分散与剿匪亦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如你同意的话，请向东北局提议迅速适当地改变若干部署。

　　刘少奇1945年12月24日应当讲，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方针的调整和确定这一极为重大的问题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3.要城市还是要乡村

　　在东北的经营问题上，究竟取何种方针，对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最终控制和掌握东北是极其重要的。毛泽东自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不久即患重病，经苏联专家诊治后，一直未能完全病愈。而他虽然在病中，仍时刻挂念着关东的一举一动。据黄克诚回忆，为了弄准东北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东北发展方针，12月初，毛泽东还普遍征求了东北局每一位领导成员的意见，发扬了决策民主的好风气。

　　林彪作为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员于12月11日，给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发了电报，汇报了自己对作战和今后工作方针的看法。林彪指出了人民自治军的弱点：(一)各地皆有土匪。股匪、散匪到处皆是，许多县城被匪盘踞。我少数侦察人员皆派不出，战斗力尚不强，训练尚未成熟。

　　(二)老百姓说：八路军与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的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三)我军收编的旧武装，一到与敌接近时，即叛变投敌。

　　(四)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与征给养人员打骂。我军驻城市时，因用边币大票子，商店关门。我新编部队纪律最坏，部队政治工作亦须大加整理。

　　(五)部队缺枪弹、衣服、鞋袜，现虽补充了一部，但均未补齐。仓库存的东西有的已经没有了，以后如何补充，尚无着落。

　　(六)战斗中我火力不强，不能压倒敌人。我冲锋时猛劲较差，这一则由于疲劳，次则未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同时来东北的观念是进大城市，装备新武器，对打仗无精神准备。

　　(七)战斗中伤兵须用战斗员抬，下火线又要随军行动，甚感不便。指挥员最怕此麻烦。

　　(八)地图不全，致走弯路;电台不灵，致有部队调不到。电话线少，在出发与战斗中皆不能迅速动作。侦察未良好建立，对敌情了解迟缓而不正确。

　　(九)指挥机关不健全，锣齐鼓不齐，阴差阳错的事特别多。

　　考虑到人民自治军的以上问题，林彪建议对东北斗争须作长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坚决肃清土匪改造旧政权;建立后方基地，包括军工厂、兵站、医院;对部队进行整编训练。具体说，是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一概分散于广大乡村打匪，做群众工作，收集资料，建军与整训，准备度过整个冬天，而在明春再集中打大仗。林彪反对目前与国民党军队硬拼，他认为“以我部队的现状而勉强打，则结果多不佳。在锦州以前敌集中前进时，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仗，则很可能演成主力的退却，而损兵、损士气。”

　　12月25日，林彪再次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致电，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他指出：凡愈靠近城市与铁路的地方，人心愈浮动，群众愈难争取;而这一带亦往往首先失掉，使群众工作的建设白费力气。距城市与铁路线(北宁、长春两路)愈远的地方，人心愈巩固，群众工作愈易发动，且敌来的可能少，故愈易成为巩固的后方……故我群众工作的布置，应将重心布置于边缘地区。先把那一带搞起来，然后用群众运动的影响，来向城市扩张群众运动……我绝大部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

　　林彪的这份电报文字不长，大道理也不多，但意思却较深刻。言下之意就是要农村，到农村去，甚至是到较为远离大城市和铁路线的农村去，否则就难以取得胜利。至于城市眼前根本不要考虑它。

　　在此期间，东北局领导成员们也在认真研究和探索东北工作的新方针问题。

　　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任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根据在东北工作的实践和对时局的看法，起草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于11月30日以他和高岗、张闻天的名义致电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指出，苏联要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还要我们交出已接收的政权，国民党军已占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正准备向沈阳推进。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的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陈云的这个电报是11月29日和30日分两次发往延安的，中共中央第一天收到电文的一半时，就立即回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共完全同意。”

　　刚刚到达两锦地区的黄克诚，也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于11月29日致电东北局，指出：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立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必大大削弱原有之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顽占，乡村则为土匪盘踞(大都与顽有关)，我则处在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会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利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的5 个月时间，发动乡村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为当前急务，求得5 个月内建立根据地之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

　　黄克诚还根据华中地区经验，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的根据地，每师划3 至5 个县。……该师(旅)立即派遣地方工作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展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该师(旅)立即派出必要兵力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该师(旅)收集粮食资材、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源补充主力部队。……如规定地区已有党委、军区时，则分区领导工作之进行。……主力部队集结作战，伤病(员)则送该区休养……”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参实施，“则请划10个县、地区给3 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以免伤病(员)继续妨碍主力行动与作战。我认为20多万军队没有千万以上群众支持是不堪设想的”。

　　12月初，西满分局负责人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联名将(关于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的电文告彭真、罗荣桓、林彪，认为“独霸东北目前既不可能，但力争优势仍有充分可能。中央指示既要力争控制长春路与中心城市，更要控制次要交通线、城市及广大的农村的工作方针是完全对的”。随电提议西满工作布置“是以控制从阜新、通辽、双辽、挑南到索伦的铁道，及从长春经批安到王爷庙的铁道为中心，面向长春铁道沈阳等中心城市。掌握铁道西边的城市及广大农村，各省有重点地建立西满根据地，确立在西满、热东野战军的后方”。

　　这些意见，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实施工作重心转变，完善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毛泽东虽然远在陕北，但通过对这一份份电文的仔细研究，看出了东北的斗争一定要做长期的打算的形势，感到必须使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个民主革命时期的老办法。建立根据地已经是东北局领导成员的共识了，但是在如何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认识差距较大。有的成员虽然同意退出大城市，但总是不愿意走得远一些，总希望找个机会再打回大城市来，因此，总是不忘马上找机会与国民党军争夺沈阳、长春等大城市。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重要文章(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在这个具有纲领性质的指示中明确告诉东北局：目前“我党在东北地区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如果不抓紧群众工作，“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毛泽东要求中共所有的干部和军队，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要下决心与东北人民打成一片，要彻底扫除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

　　其核心意图是在东。北、西满建立军事政治根据地。毛泽东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他并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要求东北全党全军放手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人反攻。还具体制定了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战略部署和战斗任务，要求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东北局和东总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新形势下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在东北的力量，同国民党作长期斗争，最后夺取全面胜利的途径，对东北根据地的开创具有决定性意义。

　　34.“新老合编”的曲折发展

　　为彻底纠正“招兵买马”的错误扩军方式，对新扩充部队进行整顿，解决组织不纯、成分不纯等问题，东北局领导人提出了实行新老部队合编的建军原则。

　　关于“新老合编”问题，彭真、程子华早有意识，因此，提出得最早。还在1945年10月19日即注意到了。如在《关于黄部与新部队合编等问题的电示》中他们就曾指出：运昌：……黄永胜所属教2 旅之第1 团留锦州与新部队混编，并由你们具体商定。

　　彭、程10月19日但此时的新老合编方式主要是采取混编的形式，即新老部队均按原建制混合编成，故“招兵买马”而来的部队因此保留了下来，这就留下了叛乱的基础。“

　　10月23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关于黄(永胜)、张(秀山)所率两个团留热河开展工作给林枫的指示中因看到了新扩充部队成分太杂等问题，也提到了新老合编问题。该电说：承德、平泉之线苏军已撤，我在热河尚无主力并无人主持;国民党军队已到北平，可能很快向古北口、承德进攻，如热河被国民党控制，对我整个局势将极不利。因此，决定黄永胜、张秀山及其所率之两个团，并干部200 人，即留热河，迅速与新发展之部队合编，并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准备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以上指示，热河区分委于10月26日部署了新老部队的合编工作。该部署具体内容为：……热河主力为两个旅，共约9000人(地武在外)，大部是新发展起来的，老基础只1000多人，又因干部太弱，不易掌握，不能很快执行战斗任务。

　　……黄张带过来的两个团，均为老部队，基础很好，急需人员和武器装备。

　　……为此，我们准备以黄张之两个团为基础，同原热河两个旅合并，以充实和加强这两个旅作为机动部队。

　　10月四日，承德地区的新扩部队也在积极着手整编工作。并表示：“……我们同意军队整编，热河野战军加强地方军骨干的指示，……我新扩部队已有前部发生拖抢逃跑叛变事，我们现正准备迅速整编军队，加强保卫热河之动员工作，为正确执行新老合编的有关原则和规定，11月1 日，林彪、彭真发出关于整编军队与扩兵问题的指示。该指示指出：”……战胜顽军和争取确保东北的中心一环是整编已有之兵团，成为强有力的野战军，并且继续放手地大规模地扩兵。

　　“……扩大新兵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由老部队一个个扩来补充各连队，用这种办法来扩大是很慢的。另一种是找到工人农民学生中的群众领袖或用新兵去扩兵，扩来一班即编一班，扩来一排一连一营即编为一排一连一营等。他们的领袖即任班排连营长或副的，另由老的干部或战士任正的或副的，并派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经验证明这样便可以极迅速地获得扩大，这些扩兵英雄，这些新的正的或副的排连营团长等也许不是党员或党龄很短，但他们是群众领袖与战士群众与当地居民有血肉联系，其中大部分很快地可以培植为优秀的干部，老部队外来干部与他们一结合便可以很快地在当地生根。

　　“……新老部队合编是使新的兵团迅速成为有力野战兵团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合编时老部队不应过于分散或平均混编，致令合编后丧失其突击力量和倡导作用，但也不应过于集中，这样便不能迅速巩固与提高多数新的部队。

　　“……例如，以一个老团与二至三个新团合编时应该以两个老的营为基础把一个最差的新的团补充进去，成为一个主力团，另以一个营作基于扩编为一个次等的主力团再由老团中抽调干部去加强另一个新的团领导，这样来编成的旅很快即可以成为一个有突击力的野战兵团。

　　“……上述指示各级首长须切实研究传达，并切实执行。”

　　12月8 日，东北局为与敌长期斗争，建立根据地，就合编新老部队的具体布置，发出致林彪、陈云、高岗、吕正操。彭真并报中央电，该电指出：我们独占东北目前已不可能，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我在北宁线作战，因主力初到已不可能阻止国民党沿北宁线之进逼。因此我们同顽军的斗争应该有长期的准备，同时为了解决目前主力没有后方与广大的阵地作依托之困难，以及加强新编兵团之作战指挥能力起见，……将主力与新成立兵团合并指挥单位，组成野战兵团并成立军区基干兵团及县的武装……因此提出以下布置：(一)以黄克诚师与李运昌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山海关至锦州大凌河以西沿线之作战，由李、黄负责另组成一地方性之基于兵团以共同创造热边根据地。

　　(二)暂以梁、杨、罗三师组成一纵队与李黄均直接归林指挥。以李、吕组成之后方为后方，担负由大凌河以东至奉天沿北宁线之作战，并协助创造辽西根据地。此一纵队将留作为作战重点转移之机动力量。

　　(三)邓克明旅、赵承金旅与24旅直属于吕、李指挥，除参加沿北宁线作战外，首先必须集中力量解决新民、彰武、法库之土匪并负担掩护根据地工作之开展。

　　(四)有近登陆之罗舜初部(约1.4 万人)，将置于沈阳以南辽阳以西地区(包括辽阳鞍山)。同程。曾、唐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沈阳东北、铁岭、清源线，以及沈阳以南及辽河以东广大地区……保安3 旅即作为该区域之地方基干兵团。

　　(五)万毅部与聂、张部合并359 旅与周保中部合并，除留相当数量建立地方基干外，组成两个纵队(至少5 个旅)，统归高、周、陈指挥……

　　(六)萧华部(包括吴克华)就现划定地区创造安东沈大——山区根据地，并以适当的力量控制安东至普兰店之线确保各海口外，应加强海城至营口线之机动作战力量，……

　　(七)北满、西满各军区之划分地方部队之组成及作战重点之确立，请高、陈、李、吕作具体布置，并电告我们。

　　以上一类的“新老合编”措施，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新部队的哗变问题。

　　12月14日，林彪基于从10月起不断发生的新部队哗变以及不断采取的“新老合编”措施成效欠佳的实际，向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发出请示电，该电指出：中央、东北局、李、吕。

　　……在东北新成立之10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警察、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分亦被带坏，这些部队，则全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成为群众对我之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助长敌人之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之勾引，对此种部队如单独成为纵队及旅，皆须极长时期安定环境的训练，不断成为有力的战斗部队，我军既无此种客观条件，则此种纵队与旅将来有逐渐垮台下去的可能，我意应将此种部队以团为单位配属于华中与山东来之各旅，使每旅成为四团，而将新部队之旅以上的指挥员担任指挥老部队。

　　林彪1945年12月14日23时林彪的上述合编方式，已比前两类合编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其实际上是采取了将新部队以团为单位配属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旅级部队，并限每旅只配一个新部队的团的办法，来影响改造新扩部队。12月16日，林彪对新老合编问题有了新认识，遂又致电东北局和中央，指出：我真亥及元十时两电谅达。鉴于中央苏区时李德成立新的师与新的军团的教训。故提议将新部队以团为单位配置各旅，我军的新部队，士兵成分远逊于江西苏区，而老的骨干亦远逊于苏区时新部队的老骨干，故必须采取取消团以上的新指挥单位。

　　林彪1945年12月16日14时这个将新发展的部队团以上指挥单位取消的办法，最终成为真正有效的新老合编办法。中共中央及东北局很快接受了林彪的这一建议。

　　11月20日，刘少奇在(关于西满分局统一领导及当前工作任务)给林彪、黄克诚、李运昌、东北局、吕正操、李富春等的指示中说：“……西满一切新老部队立即合并编制。由一个至两个老旅配两个或一个新旅编为一个纵队，然后再以一个至两个老团配两个或一个新团编为一个旅。老营与新营的配合编制亦可以采用。”

　　根据刘少奇的这一指示，东北新老部队的合编工作不断深入开展起来。

　　在部队的新老合编工作中一条根本的任务就是各级指挥员的训练。为抓好这项工作，林彪于12月27日提出了对成批参军之连长、排长等一类干部之处理方法的建议。全文如下：彭、罗：在扩军中间有由排长、连长等成批带来者，此种排长、连长、副连长等一类人，在扩军时诚然有作用，但在同国民党斗争时，此种人没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在情况稍紧张时，即煽动逃跑叛变，我意最好通知各部将这一类的小干部及士兵中间的有活动能力而缺政治认识的人，一概断然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分别进行淘汰与争取，盼你们注意。

　　林彪1945年12月27日2 时林彪关于集中训练和筛选新扩部队中旧有军官的做法是极富有见地的，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此举对于整编部队，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是完全必要的。

　　尽管东北开创之初，在军队建设上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经过东北局和各级党政军的努力，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数量上仍然有了较大的发展。

　　12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局，再次告之各部驻地及实力，其电文如下：军委、东北局：(一)各部驻地：梁兴初师驻阜新西20里之海州，罗华生师驻北镇，杨国夫师驻黑山，黄克诚师师部在阜新，7 旅在清河边门，8 旅在阜新西北40里之王府(贝子府)，10旅驻义州，独立旅驻新邱，冀热辽军区军直驻北票，22旅驻北票朝阳一线，27旅驻朝阳，30旅驻锦州西北山地。

　　(二)各部实力：梁师3 个团3016人;罗师3 个团6238人;杨师3 个团5127人;归杨师之39旅2123人;黄师7 旅3 个团6800人;8 旅6000人;10旅3 个团6900人;22独立旅5716人;师直4835人;冀热辽军区：军直2247人;22旅3 个团(新部队)4500人;27旅4500人;30旅4200人;炮兵旅2250人。

　　林1945年12月22日12月25日，彭真。罗荣桓、萧劲光向林彪通报了最新统计的东北部队实力及分布情况。电文如下：林：我军实力各分布如下：(一)龙江军区刘锡增部8500余人，枪3000支，分布于龙江、嫩江。开通一带。

　　(二)辽北军区倪部1.2 万人，枪8400支，重机(枪)40挺、轻机(枪)115 挺、各种炮10门，该部分布于黎树、西安一带。

　　(三)辽西军区邓陶部1 万人，分布于康平、法库一带。

　　(四)吉林军区万周部3.8 万人，枪2.4 万支，分布于长春附近海龙城、梅河口一带。

　　(五)延吉军区罗文涛部8000人，枪3000支，分布于延吉周围。

　　(六)滨北王聂部1.4 万人，分布于滨北。

　　(七)孙光2000余人，分布于佳木斯。

　　(八)吴克华部二万人，山野炮4 门，步平速射炮13门，迫炮14门，掷弹筒120具。重机枪64挺，轻机枪120 挺，步马枪8005支，分布于海城。

　　营口、盖平一带。

　　(九)萧华2000人分布于安东、貌子窝沿海一带。

　　(十)359 旅8000人向北满前进中。

　　(十一)辽宁军区程罗部4 刀82万人，分驻于抚顺、本溪、辽阳、鞍山。

　　(十二)杨部2 万人。

　　(十三)总直5000余人，分驻本溪附近。上列各部再加梁、罗、杨、黄、李、陈合计人数27.3万人。

　　彭、罗、萧1945年12月25日在部队整编扩编的基础上，为加强军区和政权建设，东北人民自治军于12月底，建立了12个军区，并将有关纵队。旅、军分区等分别划归有关军区建制领导。

　　这12个军区是：辽宁军区，以张学思为司令员，白坚为政治委员，辖本溪地区，下属1 个军分区，保安第3 旅和3 个保安司令部，约1 石万人。辽东军区，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南满地区，下属第2 、第3 纵队及5 个支队2 个旅1 个警备司令部，共3.64万人。辽西军区，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为政治委员，辖沈阳以西和阜新地区，下属第1 、第2 、第3 军分区及保安第1 旅和工人训练总队，约1 万人。吉林军区，以周保中为司令员，张启龙为政治委员，辖吉林地区，下属东北挺进纵队，以及批东军区，共约3 石万人。辽北军区，以倪志亮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辖梨树地区，下属3 个军分区约1 万人。松江军区，以聂鹤亭为司令员，张秀山为政治委员，辖哈尔滨地区，下属哈东、哈西、哈南、哈北4 个军分区，约1.4 万人。三江军区，以孙景宇为司令员，李范五为政治委员，辖佳木斯和合江地区，下属特务团、新兵团，共2000人。嫩江军区，以王明贵为司令员、刘锡五为政治委员，辖油河、泰来、挑南、白城地区，下属4 个军分区，警备第1 、第2 旅，约8500人。北安军区，以叶长庚为司令员，王鹤寿为政治委员，辖北安地区，下属3 个支队和1 个军分区，共约8000人。牡丹江军区，以李荆噗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此外，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直辖第1 、第2 、第3 、第7 师，黄克诚第3 师、第359 旅、警备第3 旅、第25旅，第16军分区共6.83万人。

　　至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发展到12个军区、3 个纵队、5 个直辖师、17个旅，总兵力为27.49 万人。比较12月25日彭、罗、萧的统计实力及分布数字还有增加。

　　然而此时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发展，仅仅是形式上、规模上的发展，还没有在质量上真正提高。由于没有真正提高部队建设的质量，在此后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

　　为解决部队存在问题，1946年1 月4 日，林彪又发出成排、成连参加我军的干部应迅速集中教育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各兵团在扩军中，成排、成连地参加我军的，班排连长等一类人，扩兵时还有作用，但在与国民党斗争情况紧张时，因无政治觉悟，多发动逃跑、叛变，对此种干部，又在士兵中有活动的能力，而缺政治保证的人，应一概迅速断然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分别进行教育。

　　上述建议和指示，在新老合编工作中起到了明显的成效。

　　1946年1 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任副总司令，萧劲光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副主任，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部长，杨至诚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同时将原来的12个军区合并为东满、南满、西满、北满4 个军区，重新调整了M 级军区、军分区。各主力部队除山东第1 师仍归总部指挥外，其余大部划归各军区指挥，大力充实发展地方武装。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治委员陈云，下辖合江、牡丹江、松江、嫩江、龙江5 个军区，并指挥由冀热辽第19旅同原山东和7 师合编的第7 师，辖第19、第20、第21旅。还有新组建的嫩江军区警备第1 、第2 旅，龙江军区警备第1 、第2 、第3 旅。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后黄克诚)，政治委员李富春。辖辽西、嫩南两个军区以及新四军第3 师，辖第7 、第8 、第10旅、独立旅和3 个特务团，及原晋绥第32团一部和冀热辽第15团扩编而成的保安第1 旅。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萧华，辖安东军区及由原山东第3 师、警备第3 旅与冀热辽第16军分区第21、第23旅合编组成的第3 纵队;以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 、第3 纵队合编为第4 纵队。东满军区亦称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林枫，辖吉东、通化、辽北3 个军区及新改编的第22、第23、第24旅和由山东滨海支队扩编组成的第7 纵队(辖第19、第20旅)，吉黑纵队(相当旅)和警备旅第1 、第2 旅等。各部队在各军区领导下认真贯彻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求，抓紧整训，加强“一点两面’、”三三制“、近战夜战战术和单兵四大技术训练。组建不久的航空学校。炮兵学校、军政大学等学校，特种兵和总部后勤机关，也转移至牡丹江、佳木斯为中心的后方基地全力发展。

　　随着新老合编工作的开展，1946年2 月17日，林彪总结了前一段合编工作的经验，向东北局提出了《新老部队合编原则》的建议。该建议说：“根据数月来的经验，在新老部队的合编问题上，绝对不可将三个老团拆散，混在新部队中，否则，必造成战斗力降低，而不能突破敌人，解决战斗。因此，你们必须保持3 个老团在一个建制内，另拨一个新团成为第4 个团，而在每个老团之内，给他一个补充营成为第4 个营。另外对原来老的连队充实其名额，对其他新部队则集中练兵，学习政治和技术与战术。你们必须严格执行这一方针，切不可改变，否则将来战斗力上要吃大亏。”

　　这一新的建议无疑是巩固新老合编成果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东北局、东总在根据地创建之初，地方武装尚未巩固，干部骨干缺乏，基层领导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实行新老部队合编的办法，尤其是1945年底至1946年初最终实施的新老合编办法，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下一步彻底解决扩军建军中领导不纯、干部骨干不纯、兵员不纯的问题，打下了基础。

　　第十一章和平之光的再现

　　35.马歇尔紧急使华

　　国共谈判宣告中断后，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内战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激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一时间反战运动勃然兴起。

　　中国的内战危机也引起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严重关注。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国统区人民反战运动的掀起，证明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公开扶蒋反共的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中国局势的糜烂使白宫的决策者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若蒋介石发动内战，其结果“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这是充满商业头脑的美国人所无论如何不愿见到的，因为在二战期间，他们在蒋介石身上倾人了太多的感情投资，押上了太多的物质赌注，一旦共产党控制中国，他们所做的一切将付诸东流。但由于当时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为国力民心所限，它又不可能拿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直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再说，出于维持其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妥协而考虑，它也不希望蒋介石这时就一意孤行地发动大规模内战。因此，美国政府不能不调整其助蒋内战的对华政策，而代之以较为温和的调处手段。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宣布辞职，在一片谴责声中“咆哮而去”。随后，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被任命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矛盾。

　　中国是二次大战战后，苏美两国注视的重点地区。尽管美国一直在直接插手国共矛盾问题，但在重大涉及外交的问题上，还须征得斯大林的认可。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5日就对华政策发表声明，认为一个紊乱的、分裂的中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扩大政府基础，推进民主改革，用和平之方式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军事干涉的方式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随后，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了远东局势。其间，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游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他说：“马歇尔将军试图说服蒋介石与共产党达成一项专门的协定，使之成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和实现中国统一的最佳途径。”莫洛托夫答曰：“美国处于了解蒋介石政府的意图和计划的最佳地位上。惟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确实希望解决其内部问题。”当贝尔纳斯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的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既然美苏两国在马歇尔使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也就很快形成了协议。12月27日，三国外长发表会议公报，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并重申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马歇尔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赴华，一时被视为三大国赞助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的化身。

　　马歇尔是12月15日，由华盛顿乘坐一架美国军空军“霸王”号巨型运输机离开美国的。

　　可以认为马歇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二次大战中驰名全球的美国杰出的军人。马氏早年毕业于弗克尼亚军事学院，一次大战中，在菲律宾服役。1932年时，已满52岁的马歇尔只不过是一个中校。然而时势造英雄，到了1939年欧战爆发时，他竟然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领临时上将和永久少将军衔。1941年12月后，马歇尔成为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和主持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工作的陆军参谋长，他此时出席过历次首脑会议，参与作出各盟国重大决策，组织和领导了二次大战的历次重大战役，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12月，马氏晋升为五星上将。恰巧马歇尔的姓与英语“元帅”一词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相等于元帅的军衔，所以他又被人们尊称为马歇尔元帅或马帅。

　　当美国国会准备通过授予他美国陆军元帅这一头衔的时候，马歇尔自己却不同意，他公开指出的理由很有趣，这个理由是：如果今后把他称作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然而，马歇尔的海量更加得到大家赞赏。至此他在军队内的地位达到了顶峰。

　　更加受人赞扬的是，1945年8 月20日，二次大战结束没几天，马帅就向杜鲁门写了辞职书。人们惊呆了，这位天才全球战略家，竟然不干了。而马帅自己则说，他无意恋栈了，他的爱妻凯瑟琳已在弗吉尼亚州买了一所老式住宅，准备在那里安度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杜鲁门终于于11月26日为马帅举行了告别仪式。并向他许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绝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

　　可是，第二天下午，杜鲁门食言了。他打电话请马歇尔出使中国，马帅答应了，他是瞒着妻子答应的。此时，他满脑子都是杜鲁门的《总统对华政策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指出：“美国久已信守主权国家的内部事件应该由那里的人民负责处理的原则，本世纪以来的事件，都指明了：如果任何地方的和平被破坏了，那么全世界的和平都会遭到威胁。因此，为了美国和全体联合国家最重大的利益，中国人民应不放过迅速的和平谈判方法解决内部分歧的机会。

　　“为了能完成全中国复归于中国的有效控制，包括立即撤退日军在内，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意见不同的武装力量间，应即设法停止敌对行动。应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的办法——一种是以达成中国的团结的方法。美国知道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同时相信，假如这个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分子，那么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所以美国坚定地主张，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的全国会议，应该对于使这些政治力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都能得到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的诸方法，成立协议。自主性军队的存在，如共产党军队，不但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符合，并实际上促使它不可能实现。在一个有广泛的代表性政府成立后，自主性质的军队应当取消，而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应有效的编人中国的国军。

　　“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家，都承认现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它也就是达成中国团结统一这个目的之适当的机构。英美两国根据1943年开罗会议的宣言，苏联依据其所参加之7 月间的波茨坦宣言和1945年8 月签定的中苏条约和诸协定，对中国的解放，包括将满洲归还中国在内，都有一定的约定。以上这些协定都是和中国国民政府订立的。

　　“为了恢复首先由日本侵略满洲而破坏之和平，美国已经被迫付出巨大的代价。除非日本在华势力全部被扫除，除非中国成为一个团结、民主、和平的国家，并取日本地位而代之，否则，太平洋的和平就是不被破坏，也要遭危机了。美国的海陆军所以要暂驻在中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的支持将不致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至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把美国的对华政策阐述得动人悦耳，是美国对华外交原则的生动表白。而美国在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这个文件精神而展开的。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口头承诺，是文件上所没有的，这就是杜鲁门在马歇尔临行前交待他的：当蒋介石不肯作出合理的让步时，美国如果放弃对委员长的支持，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以及俄国人可能重新在满洲掌权的悲剧后果，并失去我们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

　　杜鲁门的这一口头指示加上前面的声明，再清楚不过的表露了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的全部实质性内容。作为马歇尔本人也十分清楚，一方面，他觉得美国对华政策是和平鸽嘴上衔着的橄榄枝，自己就是手持橄榄枝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他心中明白，和平橄榄枝中藏有毒箭——也就是杜鲁门交给他的底牌，一枝象征着武力和战争的箭。因此，马歇尔此行不论其结果是和平或是战争，都将不是他的过失，只要他尽力而为，因势利导就行了。

　　12月20日，马帅乘坐的专机在上海江湾机场降落，并在当时中国最豪华的国泰饭店下榻。

　　第二天，马歇尔与蒋介石在南京紫金山北麓小红山官邸会面。

　　蒋介石此时心境好不了。其军队进犯解放区受到了沉重打击;虽然美军帮助自己占领了华北的主要城市，但不少据点仍处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沿平汉、津浦、平绥线进攻解放区以打通交通线及其联系的意图又一时难以落实，而且损失兵力近10万余人。蒋介石心里明白，离开了美国的援助自己打不了内战，不说经济援助了，单就美国海军运兵一项，如果美海军陆战队一旦撤退，华北的重要港口和铁路立即就会被中共所控制。因此，蒋介石离开美国就无法生存。

　　在会面中，马歇尔首先谈了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如果中共继续保留自己的军队，“那么他所在美国所享有的那一点点同情就将会很快失去”。关于这一点，蒋介石听了暗喜，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蒋介石说：“国军目前策略是首先占领华北，只要那里有足够的军队就可以迫中共妥协。”此外，希望马歇尔帮助其多运些国民党军到战略要地。

　　马歇尔知道蒋介石乐于要中共交出军队，但要他停止内战，放弃“一党专政”则难上加难了。然而，必须立即停战，必须压蒋停战，否则自己在华就站不住脚。他针对蒋介石赤裸裸地要求美国为他继续运兵的要求，以和平相要求，并告之如果再有内战，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这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着华北等地的一些港口、铁路线，名义上是为遣返日本人。而实际上，是在为蒋介石保卫这些地方，蒋介石希望陆战队不要离开这些港口和铁路线。马歇尔则故意谈及美国在华北等地的军事实力过多对于舆论会产生不利影响。

　　蒋介石深谋远虑，他知道马歇尔的目的是要自己停止内战，对党内进行改革，并协商解决国共争端，否则美国不能给予美援。而没有美援作后盾，蒋介石内战打不下去。

　　为争取马歇尔完全为蒋介石所用，蒋介石使出了拿手好戏：利用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猜疑，煽动其反苏反共情绪。蒋介石把斯大林与毛泽东拴在一起，来打动马歇尔，使马氏在调处中倾向于他。于是蒋介石滔滔不绝向马氏灌输苏联侵略东北和赤化中国的信息，把中共的一切策略变动都说成是苏联指使的结果。他怨恨地描述了国民党军未能在大连登陆的情景，说：“苏联的目的是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满洲的司令官在有意识拖延从满洲撤出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苏军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

　　蒋介石这一手着实厉害，马歇尔这位五星上将确实被蒋介石触动了神经。这位具有强烈反苏战略意识的特使，一直着眼于取得对苏联优势，试图尽快把苏联从东北赶回苏联本土去。蒋介石的话使马歇尔作出了一个不正确的判断：他遇到了在德国与苏联打交道时相同的情况。马歇尔对苏联人印象一直很坏，现在他对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更加疑神疑鬼了。

　　当然，蒋介石并非有意让马歇尔难受，而是要马氏为他出力。

　　自第一次蒋马会面后，蒋介石即调整了策略，既然武力一时吃不掉中共，那不妨与之再和谈下去，一面进行内战准备。通过继续谈判能达到溶共目的，自然是上策，谈判不成功或破裂，那在军事上争取时间也未必是坏事;更何况可将马歇尔调处失败的责任推在中共身上，争取更多的美援，打更大的内战，这也不是很好吗?总之，共产党休想重演历史——像几年前那样绝处逢生。

　　36.再度开始的和谈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和谈是极为关注的。赫尔利辞职，马歇尔接踵而来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国共谈判前途可能产生哪些影响呢?主持谈判工作的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些问题，为谈判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着重分析目前国际的中心是苏美之争，其特色是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仍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即是明证。尽管马氏来华后，美国政策扶蒋压共的基本点不会改变，但方法却有可能改变。周恩来认为中共在谈判中必须坚持“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争取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他估计到：在国共重开谈判后，如强调民主的统一，美国有可能同意，而蒋介石不会接受;反之，蒋介石想以邀请几个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就算作民主、美国也能同意，但中国共产党不能无条件接受。所以他提出，在与国民党进行的这场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应争取的对美政策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坚持抵抗。”

　　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中共中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还在赫尔利宣布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认为“目前世界的中立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必然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12月9 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董必武、王若飞电中说：”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认为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

　　12月15白，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了立即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与此同时，延安方面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些建议从表面上看与中共即将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接近之处。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

　　周恩来还认为，从个人历史修养和气质上来看，马歇尔将军又属于美国政府内部中存在的比较开明的一派，如果这一派的意见占上风，真能言行一政地履行杜鲁门声明，加上国民党在国内外反对内战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实现一定妥协下的和平不是不可能。于是中共中央表示欢迎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

　　就在12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还确定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人选，批准了中共代表团的谈判方针和纲领。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响应杜鲁门声明，“要求中国内战之立时的、全面的与无保留的终止，并要求即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指示，认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说明中共“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也不好过。

　　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难宁。1946年1 月2 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8 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遂不得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再次唱起了和谈的高调。

　　蒋介石是不情愿的，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参加谈判;而中共却是真心诚意地再度寻求和平的途径。不管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既然国共两党都表示要恢复和谈，于是双方的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前。随着马歇尔的使华，一度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再次出现了新的转机。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其代表团成员有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等。周恩来一到重庆就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

　　12月18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中共代表团这次前来，一是要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二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强调停止内战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其他一切问题。同一天，“周恩来通过《新华时报)发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的社论。这个社论指出：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一)中国的内战必须迅速设法停止;(二)用政治协商的办法实现中国的团结、和平。民主;(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才准备以信用贷款及其他方法协助中国。我们欢迎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相信美国总统的这一声明，将对中国时局和远东时局发生良好的影响。

　　周恩来充满自信心地迎接新的谈判斗争。他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协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在生命的1 /5 ，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12月19日，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设宴招待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席间，双方就召开政协会议及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邵力子称，中共军队必须先撤离铁路线，始谈其他。周恩来则提出，双方应立即无条件停战，迅速召开政协会议，一切具体问题如铁路线驻兵问题、进占区问题等，可以留待停战后在政协会议上讨论解决;并要求邵力子将此意见转陈蒋介石，以便重开国共谈判。

　　12月22日，马帅飞抵重庆。12月2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冶园会面。

　　这次会晤，重要的一点是马歇尔只希望中共接受他这位美国调解人地位，从而为他调处取得立足点。

　　在会见中，马歇尔介绍了他来华的使命及美国的政策，特别强调美国介人中国内部事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要求中共方面接受他的调处。他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且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了庞大的陆海空军力量，因此，有义务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认为，中国必须谋求达成协议的基础，以便结束中国两支军队并存的局面，因为中国只要有两支军队，就意味着有两个政府即两个国家。他表示希望随时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当前他设法了解情况的时期。

　　周恩来说：“马歇尔特使能来华促进中国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特使刚才所说的精神是很好的。我们共产党人在战时和战后都是以这种精神来谋求中国的和平与团结的……目前又出现了战争状态，这是十分不幸的。当前我们共产党所主张的就是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

　　马歇尔没有忘记大谈美国的民主传统。周恩来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的中国化。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这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此外，还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

　　周恩来系统地阐明了中共方面的主张，表示可以接受马歇尔的调处，但明确界定了中共能够与美国合作的范围。他说，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中共同意其“主要论点”，因为它与前总统罗斯福所提出的关于用民主方法解决中国国内一切问题的政策是“一致的”;中共主张首先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迅速召开政协会议，改组政府，并着手筹备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使中国走人“宪政的国家”。他强调，目前的中国政府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它的军队也是“一党的军队”，所以迫使中共拿起武器自卫，于是便有了“两个军队存在的事实”;中共一向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一个有宪法的国家，而中国现在是没有宪法的。他认为，目前可以先通过政协会议产生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然后再“改革一切”，并使全国的军队在此政权下统一起来，这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既不属国民党，亦不属共产党。同时，他还表示：“这政府当然仍以蒋委员长为主席，国民党仍将在政府中居第一大党。”在会见中，周恩来紧紧抓住杜鲁门声明中有利于中共的论点充分发挥，使马歇尔看来，中共的主张至少在形式上与其最初的设想有不少共同之处，这对争取马歇尔在此后的调处中采取较为公正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送走周恩来一行后，马歇尔对中共的和谈诚意有了一定了解，他想不到自己与一位共产党高级代表的首次会晤竟然谈得如此融洽。他问身旁的一位华裔翻译：“我和将军年龄相差十几岁，信仰各异，为什么却能谈得那样拢?”翻译告诉说：“旁观者清，我想您和周将军在性格上有着某些共同之处，诸如说话明确，处事坦率等，而这些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毫不相干的。”

　　12月27日，在马帅斡旋之下，国共谈判正式恢复。中共方面的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和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在会谈中，周恩来以书面的形式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三项办法：(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调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国民党代表虽口头表示将考虑中共的建议，但迟迟定不下来，没有回音。

　　国民党方面的拖延态度，激起了国内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12月3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两党在1946年元旦下令所属一切军队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协会议解决。信中说：“全国人民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双方既经迭次会商停战，际此履春伊始，咸与维新，同人等基于国人公意，敬掬致诚，为此迫切建议，希望转达当局，迅于鉴纳施行，是为至盼。”次日，周恩来等复信转述中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书面建议，说明“自此意见提出以后，迄今未见政府方面具体答复，现正催促当局，速求实现”，表示“际此献岁发春，百象更始，尤宜改弦易辙，以达民主和平，此实全国人民之公愿也”，“所示明岁元旦国共双方下令所属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恩来等完全同意。”中共方面的立场得到了民主党及各界人士的理解与支持，而国民党则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

　　马歇尔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也颇表不满。12月叨日，他会见国民党代表，向他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放弃“相当不妥协的立场。”

　　在国内国际多方压力之下，经蒋介石批准同意，于12月31日由王世杰出面向周恩来正式递交了国民党复文，并说明蒋介石已经决定于1946年1 月10日召开政协会议。国民党复文也是三条，其主要内容有：(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一人，中共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八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五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

　　然而国共双方的所提办法都是三项，但这两个“三项办法”在内容上却有本质不同。

　　将中共方面所提之三项办法与国民党的复文条作一简单的对照，人们不难发现，中共主张先无条件停战，然后再协商解决其他一切问题;而国民党则把恢复铁路交通与停止军事冲突相提并论，实际上是想以恢复交通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坚持有条件停战。由此可见，双方的基本分歧仍然是集中在前一阶段未解决的主要问题上。推一不同的是，国民党在复文中径直要求美方参加讨论与停战有关的一切问题。

　　对于国方所提之邀请美方直接介人国共谈判的建议，周恩来最初是持审慎态度的。1946年1 月1 日，当马歇尔劝说中共方面接受此建议时，周恩来委婉地说，为了促进国共间的信任，中共欢迎外来的友谊协助，希望盟国过问中国的内争，但同时也希望盟国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虽说要做到二者兼顾而不致顾此失彼“极为困难”，但中共方面“很愿在使这两方面给合起来的基础上考虑问题”。其实，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随着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发表，“国际过问国共谈判已在开始”，且公报又确认美国在解除日军武装及遣返日俘方面负“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如“完全拒绝”马歇尔介人国共谈判，不仅有所不能，而且势必不利。他之所以未明确答复马歇尔，主要地想请示一下中共中央的意见。

　　对于美国人，中共中央是很难予于以信任的。因为他们在华的种种表现已让人凉透了心。但是出于利用美苏矛盾考虑，认为如能使苏联参加，将“利多害少”。为此，中共中央于1 月2 日电示周恩来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能作到英苏参加更好，如作不到只好让马(歇尔)单独参加。”

　　事实上，苏联由于种种原因此时难以介人有关中国问题的正式外交活动，中共中央此时仅是提及苏联一下，并不存在奢望。

　　1 月3 日，根据中共中共指示，周恩来正式答复马歇尔，表示欢迎他参加有关停战、受降、恢复交通等问题的协商，并说明中共原则上同意国民党的复案，但强调应恢复一切交通，包括邮电、航空和解除封锁等。他还指出，军事冲突应限期停上，特别是热河省和津浦线的冲突应立刻停止。

　　经多次会商，国共双方于1 月5 日就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达成了如下初步协议：“(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8 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代表，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的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根据上述协议，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具体讨论发布停战令的有关细节问题。此后国共谈判转人三人小组内进行，马歇尔从此也正式开始了他的调处工作。

　　1 月7 日，三人小组举行首次会议。周恩来提出，停止冲突应适用于全国，其中拆除阻碍交通的障碍物应包括影响交通的碉堡和工事，至于交通的含义，应包括铁路、公路、轮船。电报和邮政等，即一切交通。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认为东北和华北的某些地区如赤峰和多伦应当例外，理由是，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政府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周恩来认为，中共既然无法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当然也就难以阻止其接收仍处于苏军控制之下的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再说，张群以政府履行中苏条约为借口，他也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周恩来表示，政府可以为接收主权向东北运兵，但事先必须协商，以免引起军事冲突，而且，该项谅解不能正式列人停战今，否则易产生误解，令国人不安。

　　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可以让步，但在赤峰和多伦的归属问题上则不能退让，因为华北各地已由国共双方接收完毕，赤峰和多伦已被八路军光复，再说中苏条约中也根本未提华北问题，国民党提此要求毫无根据。因此，周恩来提出，这些地方的主权已为中共掌握，目前的问题是停止冲突，若国民党部队继续向该地区推进，冲突将不可避免。但张群却声称，赤峰和多伦目前实际上仍处于苏军控制中，根据中苏条约，政府有权接收这两个地区。为了促成停战，周恩来建议改变谈判方式，邀请苏联代表参加。张群断然拒绝，他说，中苏已就接收赤峰和多伦作出安排，没有必要再与苏联讨论。周恩来遂又提出，既然国民党声称接收华北某些地方与接收东北都以中苏条约为根据，在此不妨为接收这些地区制订明确的原则。但张群仍表示不能接受，他说，接收赤峰和多伦可以援引接收东北的方式，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结果，由于张群节外生枝，三人小组首次会谈便不欢而散。

　　1 月8 日，三人小组继续会谈，国共双方在早已为中共光复的赤峰和多伦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论。

　　直到1 月9 日，停战令的其他条款已基本谈妥，但赤峰和多伦问题仍未解决。鉴于政协会议次日就要开幕，周恩来不得不提醒张群，国民党实际上仍在坚持有条件停战，这表明它不准备停止敌对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国民党承担全部责任。但张群充耳不闻，坚持赤峰和多伦地区应由政府方面接收。至此，停战谈判陷入僵局。

　　赤峰和多伦的归属问题之所以成为国共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赤峰和多伦原分属热河省和察哈尔省，抗战时期曾为日军所占，一度划归伪满洲国，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战略要地。苏军出兵东北后，八路军在苏军的帮助下，解放了这两座城市，并接管了市政工作。但国民党对热。察等战略要地早有觊觎之心，特别是在外交接收东北失败之后，更是急于开辟进入东北的陆通道。所以，在整个停战谈判期间，国民党并未停止对热察地区的军事进攻。国民党杜聿明部在占领锦州后，利用苏军延缓撤兵的机会，兵锋西指，大举进犯，企图打通锦承线，以确保向东北运兵，并彻底切断华北解放区和东北的联系，将中共部队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但由于兵力有限，结果于1 月4 日被八路军狙击于平泉、古山一带，无法再向西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配合其军事进攻，捞取军事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张群在谈判中提出赤峰和多伦问题目的就在于此。

　　对于国民党的这种战略意图，中共方面是洞若观火。1 月3 日，中共中央在给程子华、肖克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民党推迟接收东北，集中兵力西犯热河，意在停战前抢夺战略要地，切断华北和东北的联系，降低中共的地位，并动摇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迫使中共在谈判中接受其苛刻条件。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华北八路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并强调“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

　　1 月9 日，中共中央指示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拒绝国民党方面将热、察作为停战例外地区要求，并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在热、察发动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停止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

　　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立即会见马歇尔，向其表示了如下意见：(一)如中共承认政府根据中苏协定(不论有无)有接收赤峰、多伦的权力，这便给政府一个政治基础，依据同样理由来接收其他地点，如朝阳、古北口等地;(二)政府提出赤峰、多伦的理由是说要接收主权，但该地的主权已由中共部队接收，如中共的部队不能代表中国，则所有它已接收的地方将均被否定，如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军队，则当然也能接收;(三)如赤峰和多伦由政府占领，即使政府在战略上处于四边包围解放区的优势，中共已经同意政府可以进兵东北，政府既可以在东北调动，又可各方配合，使在以后的谈判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因此，要中共承认政府进军占领该二地是不可能的。目前立即停战，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的希望，是全国全世界人民都在等待的，中共也愿尽一切力量无保留地保其实现，现如仅赤峰、多伦两地之争而导致停战不能实现，中共则恕难负责。这实际上是马歇尔发出了最后通牒：如国民党仍坚持其无理要求，中共将收回其先前的承诺，反对美军帮助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周恩来此举的意图，是想利用马歇尔急于向东北运兵的心理，让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让步，以尽快实现停战。

　　华北停战和向东北运兵是马歇尔调处国共停战的基本思路，如果国民党在多伦、赤峰问题上过多的坚持，肯定会影响整个华北停战。周恩来和张群相持不下，只有看马歇尔的态度如何了，如果马歇尔“不公正”，那只能使会谈再次陷入僵局。

　　实际上，马歇尔对张群的建议是清楚的。在1 月6 日的会谈中，张群曾提出热河应与东北一样，可以作为政府调动军队的例外地区。马歇尔当即表示反对，认为中共不可能接受，并转而建议不要提热河全省，只提赤峰和多伦。当时他认为那里仍由苏军占领，国民党为接收主权可以派军队前往。张群被迫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但马歇尔同时声明，他不能保证中共方面肯定会接受。在周恩来明确表示华北内战不止，就不同意国民党向东北运兵的情况下，马歇尔调来处去，结果竟毫无进展，这是他所难以接受的。他不能听任国共谈判这样僵持下去!于是，他于1 月9 日晚上直接向蒋介石提出了赤峰和多伦问题。由于马歇尔手中握有运兵和美援大权，蒋介石在权衡利弊之后，只好同意“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这样，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障碍终于被扫除了。

　　1 月10日，周恩来和张群正式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该文件规定：(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之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同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的军队下达了停战令，要求最迟在1 月13日午夜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毛泽东还号召说：“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随着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停战令的发布，国共冲突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东北除外)逐渐平息下来，从而使东方的地平线上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虽说和平只是昙花一现，但这毕竟为政协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37.政协会议的和平曙光

　　停战协定的签订，为政协会议的如期召开铺平了道路。重庆国共谈判形势看好。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即1946年1 月10日，举世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8 人，共产党7 人，民主同盟9 人，青年党5 人，社会贤达9 人。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和邓颖超。

　　会议首先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青年党代表曾琦、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社会贤达代表邵从思相继在开幕式上致词。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表示，本会议召集的目的，是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来共商国是;政府对于本会议的决定，只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有稗于人民的幸福，有助于民主的推进，无不倾诚接纳。并声称政府决定实施以下事项：(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二)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三)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四)释放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致词中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和民主人士多年以来所期待的，经过政府及中共代表在抗战胜利后的会谈中加以确定了。这次会议主要的是各抗日党派的协商会议，为使会议的范围扩大和比较完备起见，更邀请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参加。这样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还是创举。尤其当举国一致要求迅速结束训政，积极筹备宪政的过渡期中，这个会议更负有严重的历史任务。他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就是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他表示，中共代表团“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致词中，周恩来还对蒋介石代表政府所作的四项保证表示欢迎。他说：“人民权利和党派合作，更是目前急迫待决的问题，方才听到蒋主席关于保证人民权利四项的公布，我们表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

　　中共对政协会议是十分重视的。周恩来在12日大会报告和谈经过时，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他指出：“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第二点是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到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第三点是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之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不应要求独霸。第四点是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竟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只有这样，中国的人民力量、民族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最后，周恩来强调：“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这是我要报告的主要部分。”

　　国共两党谈判的历史已经很长了。自1936年以来，已九个寒暑。漫漫九年的国共谈判，周恩来除去苏联疗伤的一个极短时期外，几乎全部参加。由于长期处在国共谈判的第一线，他总结出来的这四点经验教训，人木三分，切中要害，且充分体现了中共希望谈判成功的愿望和诚意，从而紧紧地抓住了与会者的心。虽说会议由国民党主持，但周恩来那合情人理的话语，为会议的走向定下了一个务实的基调。对此，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是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曾不无叹服地写道：“懂得宣传的人，必须懂得人民的心理，离开人民的心理而言宣传，必扦格而不能人。共产党是懂得宣传的，因为他们时常注意人们的心理，人民的要求。”

　　唐纵的话，没有讲错。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所以他的讲话总是那么深人人心，得到人民的拥护。

　　从1 月14日起，会议进入正题。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其议题有五个：一是改组政府问题;二是施政纲领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四是国民大会问题;五是宪法草案问题。会议由此分为相应的五个小组，各议题在全体大会提出后，再分别交由小组具体协商。周恩来除出席大会外，主要参加了军事组和宪法草案组的讨论。他对会议的每项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关于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问题，董必武代表中共系统地阐述了10项主张：(一)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二)人民自由权利问题;(三)结束训政，扩大政府的民主基础;(四)筹备国大制定宪法;(五)实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六)改组军事委员会，分期整编全国军队;(七)制定善后复员计划;(八)改革财政经济;(九)改革文化教育;(十)维持国际和平，保护华侨利益。周恩来侧重谈了人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问题，他说：“蒋主席在本会宣布的四项主张，我们非常拥护，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全部实现。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说到这里，周恩来“感到很沉痛并表示遗憾”，他特别提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人身自由问题。他说：“不愿来说过去历史，但是在道义上不能不说。九年前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的张扬两先生，他们做法虽然鲁莽了一点，做了一件政府认为不对的事情，但此事结果，却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只有对国家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同时，他还表示：“我们负有一部分地方政权责任的方面，政府党与全国人民也可以提出向我们要求，我可负责声明，只要各方面有真凭实据来批评，错了的，我们一定认错，应改的一定改。”

　　关于军事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12项建议：(一)成立各方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二)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的原则;(三)凡是抗日有功部队，应该一面承认，一面整编;(四)用文人主管军政，军政机关应隶属行政院;(五)改革军队制度与教育问题;(六)地方治安应由地方的保安队或自卫队负责维持;(七)军党分开;(八)现役军人不做行政官吏;(九)一般军费支出不能超过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五;(十)采取切实办法，彻底解散伪军;(十一)限期解除敌人武装，并遣送其回国;(十二)复员善后如需借外债，须经过改组后的政府批准，且外债支出应该用于建设和复员方面，绝不能用来养兵以进行内战。关于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强调，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至于军队国家化的标准，周恩来说，军队应不属于个人，不属于派系，不属于地方，而须属于整个国家，由代表国家的民主政权的机构来统率;而且，军队也应属于人民。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现在的军队，无论其为国民党所领导，或为共产党所领导，其根源都是从革命武力而来，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就必须改革军队制度，加强军队教育。现在重庆街上有一句口号叫“军人第一”，这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不妥当。因为“军人第一”的口号，很容易使军人想到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很容易使军人滋长“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从而导致军民关系紧张。而军人是有枪的，横行霸道十分容易，老百姓决不敢和他冲突。因此，向军人进行“人民第一”的教育“非常重要”。

　　关于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问题，邓颖超代表中共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应负责协同政治协商会议商定中国民主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选举法、组织法，并立即根据新的选举法，进行选举;(二)确定在本年内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依据宪法成立正式的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鉴于国民党坚持其旧国大代表依然有效，并引用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所说之“中共坚持旧代表无效，惟不会因得不到协议而不出席”的话来劝中共让步，周恩来解释说：“我们认为，承认不承认国大旧代表是一回事，是否因此而闹到分裂，这又是一回事。国大旧代表选在十年以前，那时一党统治，中共处在地下，许多党派也无选举权，选举方法根本不是直接、平等、普遍与自由无拘束的民主选举，这样选出的代表，我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为合法代表。但如果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下这个问题未得解决，是否为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就要与政府党分裂呢?当然不能。那天毛先生与王雪艇先生谈话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又不承认旧代表，又不要分裂，那末这不是很困难么?”周恩来接着说，‘当然是困难的。既是难题，就要找出路，就要在许多问题上找政治民主化的出路。如果关于政治民主化，在别的问题上都找不到出路，国大旧代表问题上，中共又作妥协，那么，我们将无以对人民。如果在若干别的问题上都有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末，对于这一件违背民主的事情、人民或者还能谅解。“

　　以上诸方面问题，各方意见很不一致。但经过十多天讨论、协商，总算不同程度地达成了协议。

　　1 月27日，周恩来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陆定一也一同飞回。中共中央认为重庆“代表团取得的成绩很大”，肯定了其“方针都是正确的”，并同意在政协文件上签字。

　　1 月30日下午，周恩来偕陆定一等返抵重庆。次日晚上，政协会议举行第十次大会。

　　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决议案。接着，举行大会闭幕式。蒋介石致闭幕词，他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一本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四大原则而进行，所以各种议案都有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的说一句：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五十年来国民革命的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须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希望我们大家要把这四大原则，永远奉为我们的信条，永远照着这个信条共同遵守，共同努力……”并表示：“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开辟我们国家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主同盟代表张君民青年党代表曾倚及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也分别在大会闭幕式上致了词。周恩来在致词中高度评价了这次政协会议，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今天通过的各项协议，证明了这次会议得到很大的成功”，“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他指出：“和平建国纲领和宪草原则，是使中国走上政治民主化的准绳;军事协议，是使中国军队走上国家化的根据。而把这两方面——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联系起来，就是改组政府的这一协议，我们一致的同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我们要组成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合作的举国一致的国民政府，来结束训政，筹备宪政。有了这些协议，有了民主宪草的原则，于是国大问题就能用政治方法得到合理的解决。”他表示：“虽然这些问题的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虽然各方面的见解和认识也有一些距离，但是我们愿意承认，这些协议是好的，是由于各方面在互让互谅的精神之下得到的一致结果。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拥护这些协议，并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不分地区、不分党派地努力奋斗。”同时，周恩来在致词中还指出：“这是中国走上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开始，值得我们庆幸。我们也懂得建设的开始，必然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本着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一定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使中国和平建设真正能够开始。而创造出中国新的历史一页。”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奋斗到底。”

　　政协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中共为争取和平建国所作的让步密不可分。2 月6 日，周恩来在回答美国(读者文摘)记者乌特莱女士的提问时，曾对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所作的基本让步作了概括。他说，会议通过的纲领与中共原来的提案出人颇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放弃了根据边区经验而提的三三制，即最大党不得超过1 /3 的原则，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会中占1 /2 ，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问题上，接受了英美式的初期民主，如解散国会制度;在国大问题上，做了大让步，容许始终为人民反对的十年前的代表继续存在。但“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作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

　　中共方面之所以准备走渐进的和平建国之路，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和平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动员人民。那时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人民要和平。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协决议。”

　　会议结束后国统区民主和平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对此也表示欢迎，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对于政治的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出面参加。”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在那段短时间里，我们党内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我们准备参加政府的工作，同时也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甚至准备允许他们参加解放区政权。”

　　关于政协会议的意义，应当看到——虽然政协决议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及其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的。政协决议的形成，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亲密合作并同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由此，中共提出的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民主管理国家的主张，更加深人人心，并成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的共同目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协决议成了人们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坚持政协决议，谁赢得人心;谁破坏政协决议，准将失去人心。这就是政协会议意义的根本所在。

　　38.《整军方案》竟然达成

　　政协会议确定了军党分立、军政分治、以政治军的整编原则，并责成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全国军队的整编办法。根据这一安排，政协会议结束后，在重庆上清寺的尧庐，国民政府参军长办公厅和蒋介石待卫处的所在地开始了三人军事小组会议。

　　军事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组成。

　　整军谈判是在马歇尔主持下开始的。三方人员在一大方桌前成门字形就座：马歇尔坐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分坐左右。马歇尔只带一名华裔翻译，周恩来也只带了翻译章文晋;而张治中则带了随员郭汝瑰和廉壮秋，还有翻译皮中阈。

　　堪称马拉松式的整军谈判每天上午8 时开始到中午12时休会，中间休息一次，略备茶点;下午2 时开会到4 时结束。

　　整军谈判围绕着马歇尔所提出的整军方案进行。国共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即国共军队的比例、整编的时间和程序、整军方案的名称。

　　国共军队的比例问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长期争论的焦点。在重庆谈判期间，赫尔利曾建议国共双方按5 ：1 的比例整编彼此的军队，但被国民党方面拒绝。随后周恩来又表示，中共愿按6 ：1 的比例进行整编，但国民党方面仍不同意。结果，重庆谈判未能就这一关键问题达成协议。

　　马歇尔来华后，试图突破国共保留军队数量比例的难题。在整军谈判开始之前，马歇尔经反复研究修改后，曾提出了一份整军方案草案，规定整编后国共军队的比例为5 ：1 ，即在第一期整编时，国民党军队编90个师，中共军队编18个师;第M 期整编时，国民党军队编50个师，中共军队编10个师。但中共方面对马歇尔所提之比例并不完全赞同。1946年2 月8 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第一期整编时至少坚持中共军队编20个师，而且要力争编7 个军，并为东北部队增编三四个师。同时强调：“中国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谨慎处理。”

　　2 月门日，军事三人小组召开预备会议。周思来就整军问题分十五个方面扼要地阐明了中共的立场。在谈到军队的数目问题时，他说，政府拟将中央军缩编为90个师的计划已在政协会上作过报告，关于中共部队的改编问题，在双十会谈纪要上曾载明，政府愿考虑缩编中共部队为20个师，因此，第一期整编双方军队应按90个师和20个师的数目进行。但考虑到中央军之改编为叨个师和中共军之改编为20个师原本是两件独立的事，是政协会在讨论政府改组之事时将这两个原无联系的问题联到一起了，而此事又曾使政府代表感到处境困难，因此，为了解除政府代表的这种困难，周恩来在会谈中同时还表示，他个人可以负责向延安建议：“(一)在第二期整编时不再依此比例，而另商办法;(二)愿由三人小组来商定第二期整编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数。”这样，周恩来既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第一期整编时至少坚持20个师的指示精神，同时又暗示中共方面在军队数目问题上最终是可以让步的。

　　然而，张治中根本不接受周恩来所提出的方案。他认为，政府军队保留254 个师时，中共军队可编为20个师，若政府军队缩编至叨个师，中共军队应低于20个师。他提出，国共军队的比例应为6 ：1 ，即中共军队保留15个师，第二期整编时仍按此比例进行，无需另行商定。结果在三人小组预备会议上，国共双方便在军队的数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2 月14日，整军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开始前，周恩来找马歇尔谈话，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军队比例的最新意见。他说，昨天有几位同志从延安来，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已规定的20个师不变更，因这已宣布了很久;但在第二期整编时，愿意维持5 ：1 的比例，即中央军为50个师，中共军为10个师。

　　从下午4 时起，军事三人小组正式讨论整军问题。会谈以马歇尔草拟的整军方案为基础进行。当讨论到国共军队的比例问题时，国共代表再次激烈交锋。张治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声称，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曾提出国共军队的比例为6 ：1 ，而赫尔利大使甚至提出7 ：1.虽然当时政府方面没有承认国共军队永远按6 ：1 的原则，但这的确是周恩来去年的希望。政府方面当时虽未应允这个比例，但现在可以同意。张治中说这番话的意图显然是要表明，相对重庆谈判而言，国民党方面现在所作的让步是很大的，中共应当知足了。但周恩来不为所动，仍坚持中共军队至少编为。20个师。不过，为了解决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中共军队可以加快整编的速度，而国民党军队仍照原计划进行整编，例如，国民党军队整编为叨个师需12个月，中共军队整编为20个师可缩短到9 个月。但张治中仍表示不能接受。

　　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刻，素有“眼前飞过的苍蝇都能判断其雌与雄，轻与重”之称的马歇尔经过揣摸双方代表的心思后，又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在整编第一阶段的前9 个月，国民党军队缩编为105 个师，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到第12个月、国民党军队缩为90个师，中共军队为18个师。

　　为了推动谈判进程，周恩来率先表示同意马歇尔所提之方案。经反复讨价还价，张治中最后表示接受按5 ：1 的比例整军。于是，三人小组就军队数目问题达成协议，商定目前国民党军队裁编为叨个师，中共军队裁编为18个师;整编全部完成后，全国军队编为60个师，其中国民党军队50个师，中共军队10个师。根据这一方案，整编第一阶段结束时，中共军队比原提之数少编2 个师，但到全部整编完成时，中共军队则比国民党所提之6 ：1 的比例多一个半师。应该说这一方案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但蒋介石却认为，允许中共军队统编为18个师，是“政府最大之损失”。

　　整编的时间和程序问题，是马歇尔在整军谈判中最为关心的问题。他的基本原则是“快编”。在2 月1 日和4 日的非正式会谈中，马歇尔曾向周恩来提过他的统编原则，主张在整编第一阶段就以师为单位混编国共军队。其具体做法是，一部分军由两个中共师和一个政府师组成，军长由中共将领担任，另一部分军由两个政府师和一个中共师组成，军长由国民党将领担任;司令部则均由双方人员组成。

　　周恩来不赞成在整编第一阶段就混编国共军队，而是主张先平行整编。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马歇尔所提之方案。他认为，马歇尔提出的统编办法是公平的，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曾说：“只要我们有信心、有魄力、有办法，以一个军长、两个师长，还怕不能影响其余一个师?至少亦不会被消灭，如此可保住6 个军。另一方面，我们抽出6 个师参加他们6 个军也可影响其一部，而不致被消灭。”所以，周恩来主张在第二期整编时逐渐试行马歇尔的办法。

　　但是，此时中共中央有自己的考虑。中共中央虽然准备在整军问题上执行政协决议，并打算以自己的让步来换取中共军队的合法化和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但考虑到军队问题在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主张对马歇尔所提之统编办法谨慎从事，强调整编要有一个过程，最后解决需要拖一段时间。2 月8 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转告马歇尔，现在只能决定第一期整编计划，第二期整编计划待第一期整编完成后再作决定。

　　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由于与周恩来的考虑有所不同，作为周恩来这位首席谈判代表，他既不能漠视中共中央的命令，亦无法完全拒绝马歇尔的方案。因为相对张治中所提之不分程度和级别的混编办法而言，马歇尔的方案还算是公平，且对中共也无大碍。若一口回绝马歇尔的方案，则有使马歇尔倒向张治中一边的可能，这显然会使中共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境地。在进退两难之时，周恩来巧妙地作了变通处理。在2 月11日举行的三人小组预备会议上，他以个人名义表示同意马歇尔所提之统编办法，同时也表示，由于种种原因，他不能赞成马歇尔在这次会谈中提出的整编开始三四个月后即进行混编的办法。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于2 月11日再次致电延安，建议中共中央接受马歇尔所提之办法，以推动谈判进程。他认为如此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试验，不吃亏的话，可以继续统编;若有被吞并或形同吞并之迹象，则可以此为借口拒绝统编。这样，其曲在彼而不在我，有利于揭露国民党消灭我军之阴谋，有利于赢得舆论之同情。

　　中共中央在经过认真研究后，于2 月1 日复电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马歇尔所提之统编办法，但同时也强调这只能在整编第二阶段进行。次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述中共中央的意见，并说明其原因是：“(一)政府军缩编至90个师需要相当时间，我方要裁减100 万人也需要时间;(二)教育问题也不简单，需要统一教育才能使统编事做得好，因此需要在第一阶段有充分的准备。”

　　尽管中共中央作了让步，但国民党却得寸进尺。2 月15日、16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张治中提出了一个办法，即：国共军队整编为60个师之后，即应完成混编，即只有一支国家军队，而不应再有国军与共军之分。这实际上是想把中共军队“混一”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取消中共军队。对此，中共方面当然不会同意。而马歇尔虽表示可在整编开始6 个月后再进行统编，但仍主张在整编的第一阶段(即头12个月内)就统编国共军队。

　　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驳斥了张治中之所谓的“混编”意见，明确表示反对使用“混编”一词。他说，政协决议中只规定第一期整编时应有一定数量的政府军，说中共军队应当整编;而对第二期整军也只使用了“统编”这个概念，因此，与“军队混编”相比，我们宁愿使用“统编军”这个词，否则容易造成误解。这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名词的转换，但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张治中之所谓的“混编”主张。因为这两个词的含义大相径庭，“统编”可以理解为统一编制，并不等于把国共军队混合，而“混编”的含义则是不分程度和级别的混合编组国共军队。几经争论之后，三人小组最终敲定，在整军协议中使用“统编”一词。

　　随后，针对马歇尔所提之整军进行6 个月后即开始统编国共军队的主张，周恩来在会谈中再次重申了分阶段逐步完成统编的意见。他说，在整军的第一阶段即头12个月内，国共军队应各自完成复员整编的任务，而国共军队之统编应在此后的第二阶段进行。理由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在经历了18年的敌对之后，要统一在一个旗帜下并非易事，急于求成将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中共军队缺乏正规训练，需要准备一段时间，方能达到正规化的标准。

　　周恩来的发言有理有据，给马歇尔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说：“我必须承认，今天我对统编中涉及的困难比两个月前有了更深的印象。我想，关于中共军整编和训练的种种困难，关于使他们获得与已经装备齐整、训练有素的政府军的师有相同装备的问题，我承认比我在此已经谈到的还要多。”

　　马歇尔虽然没有理由反对周恩来所提出的分阶段逐步统编的建议，但他决不同意无限期地拖延统编的时间。在2 月16日举行的三人小组会议上，他又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整编开始6 个月以后，先以军为单位混编，从第7 个月开始，每月编成1 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由国共各1 个军组成，共编组4 个集团军，驻扎于华北地区;从整编开始后的第13个月起，再以师为单位混合编组。至于中共军队的正规化训练问题，马歇尔表示，美军可在解放区选定地点，举办军事训练学校，培训中共军队的下级军官，以避免影响统编的进度。

　　由于军队问题事关重大，周恩来对马歇尔新提之统编方案未作明确答复。当时他只是说：“我非常感谢马歇尔将军提出的构想，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统编中国军队，而不是让他们处于不受约束的地位。我们将不遗余力寻求解决办法。至于你的建议，我个人愿意给予考虑，并还要向延安呈送报告。”而张治中当时却明确表示，只要中共方面接受马歇尔所提出建议，他将尊重马歇尔的建议和看法，这就把球踢到了周思来一边。鉴于这种态势，周恩来于2 月19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近期谈判情况并请示对策。

　　中共中央认为，马歇尔所提之新方案混编级别比较高，对中共军队的影响不会太大，起码不至于发生被国民党控制或吞并的危险，而且又是在半年以后才开始实行，中共也有充分的时间观察形势和预作准备。因此，中共中央同意军队分两步统编的步骤。

　　这是中共又一次较大的让步。2 月21日，周恩来返回重庆。当天他便向马歇尔转述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他说：“这次回延安曾把你告我的话报告延安和毛主席。他谢谢你的好意，谢谢你努力把中国的事弄好，使中国的军队现代化，使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延安方面相信你能把中国两方面的军队带到一个水平上合作起来。他们信任你。毛主席也赞成美国的朋友在技术方面和水平方面帮助我们的军队。关于你分两步来进行统编的建议，他们也愿意在原则上接受，即7 个月后采取集团军的办法，12个月后开始军的统编。所以你前次交我的修正案，原则上是愿接受的。”

　　由于国共双方都同意马歇尔所提之统编办法，军事三人小组遂就整军的时间和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

　　在会谈中，周恩来还主张将宪兵问题列人讨论方案，因为这种宪兵实则就是特务，对中国民主政治危害颇深。他指出：“在整军方案中必须规定保护‘民政，使之不受宪兵之干扰，还要规定其职责以军事为限。”但张治中坚决不同意。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不是注意宪兵力量的大小和对比，而是注意宪兵制度。宪兵到处干涉和骚扰人民。中国民主何以实现?”最后，马歇尔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请中共提出书面意见。在马歇尔看来，特务统治是蒋介石一党专政的表现形式，这正是他希望加以改革的。

　　关于整军方案的名称，是国共双方在整军谈判中争论的最后一个主要问题。马歇尔最初所拟之整军方案草案的名称是“整编中共军队并使之合编为中国政府军队的基本方案”。周恩来不同意使用这个名称。在2 月对日举行的三人小组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整军方案的名称应改为“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方案”。理由是原名称不能包括方案中的全部内容，而且也不符合政协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他说，建立军事小组是为了讨论整编中国军队，此种目的已在三人小组向蒋介石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建议中陈述明白，其后又被批准，这种对军事小组的解释也已在政协决议中提出;自三人小组会议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整编中共军队为20个师的规定，而且也完成了整编部分国民党军队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一个整编中国军队的计划，而马歇尔原拟之整军方案名称与三人小组现在讨论的情况没有多大关系，涵括不了所有的内容，故宜废止，而代之以能够反映小组会谈的明白措词和协定实际内容的名称，即“军队国家化的基本方案”。

　　张治中拒绝作此修改，理由是这种改动违反了《双十协定》第九条的规定。他指着《双十协定》文本的第九条说，这是建立军事小组的基本原则，该条规定其职责是讨论中共军队的改编计划。其实《双十协定》第九条的标题是“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军队国家化当然是指中国的所有军队，国民党军队自不能例外。关于这一点，张治中本人也很清楚。早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谈之初，他私下曾向马歇尔表示，他愿“使小组会议的讨论扩展到并包括整编中国一切军队的问题”。如今他之所以在整军方案的名称问题上横生枝节，诚如马歇尔在一份报告中所评论的：“会谈过程中，国民政府代表总是小心地避免使用危及国民政府军队合法地位的名称，希望强调协定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和统编共产党军队。”

　　马歇尔见状遂又提出，名称是否可改为“中国军队复员和统编为国家军队的基本方案”。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但张治中仍持反对意见。张治中说，毫无疑问，周恩来会同意，但他却“不得不面临许多困难”。周恩来希望他“宽宏大量些”，而张治中又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张治中说：“国共谈判确定了这个军事三人委员会的权限，在已发表的会谈公报第九条中规定，由军事三人委员会草拟整编中共部队方案。在目前的会议上尽管将整编纳人这个计划，但这是政府方面的一大让步。因而，对这个问题张将军没有把握他本人是否能决定这一条。”

　　鉴于国共双方争执不下，马歇尔建议休会，并望着张治中那沮丧的神情幽默地说：“很对不起，张将军不得不开完这个气氛不好的会。非常希望他明天感觉好点。”

　　2 月22日，军事三人小组继续会商整军方案的名称问题。会谈一开始，张治中就建议将整军方案的名称定为“改编中共军队为国民政府军的基本方案”，并自我感觉良好地声称，用这个名称能使人产生“极好的印象”，即“我们正在进行军队整编，以废除任何只属于单一政党的军队，国民政府军队即将产生。”其理由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合法政府的军队，若赞成对其进行与共产党部队同样意义的统编，将会危及国民党军队的地位。按照张治中的逻辑，‘国民党军队仅仅是缩编，不存在整编的问题，军队国家化只是将中共部队统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

　　张治中的要求，中共方面根本不能同意。

　　周恩来又施展开了其谈判大师的水平。周恩来指出，中国武装部队的国家化不仅包括中共部队，而且包括政府方面的部队，这在政协会议的决议中说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张治中接受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政协决议已为蒋委员长本人和政府其他代表所接受。再说，三人小组会议所通过的建议中也说，基本计划的制订，应包括对中国武装部队的整编，对此张治中不必负任何责任。因此周恩来表示仍旧同意使用马歇尔昨天所建议之名称，并强调，如果张治中不顾上述基础，仍认为接受这一名称有困难，那也可以不要任何名称，因为人们在阅读各段时，都能看清整军方案的内容，所以名称就不必要。但张治中仍认为周恩来这只是“非常勉强地做了极小的让步”，拒不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这时，马歇尔建议使用“军队复员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作为整军方案的名称。虽说这个名称仍不理想，但整军谈判已接近尾声，为了避免国民党方面长时间纠缠，周恩来遂以此为基础提出折衷办法，建议将整军方案定名为“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由于这个名称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较为合情合理，所以得到了马歇尔的赞同，张治此时也不便反对，整军方案名称问题遂这样决定了。

　　2 月25日，周恩来和张治中、马歇尔在重庆上清寺尧庐正式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在有三方人员和中外记者的签署仪式上，三将军均发表了演说。周恩来和张治中都表示“百分之百”实行整军方案，都盛赞马歇尔为整军方案做出了巨大贡献。张治中甚至把马歇尔称之为“和平团结之接生婆”和“政府与中共合作之媒人”。至此，整军谈判划上了句号。

　　第十二章在和平的浓雾之下

　　39.林彪警告;和平是个阴谋

　　蒋介石自马歇尔来华后，心理是有所顾及的。这倒不是因为马歇尔是史迪威的最大支持者，而是总要给美国人作些样子出来。因为国统区尚未稳定，立即打内战有一定困难。但是马歇尔的态度十分强硬，在会见他时说，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和平局面，美国将要考虑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蒋介石最害怕的是失去美国的空中和海上的支援，因为失去了美国援助，实际等于失去了东北，所以他表面上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与中共进行停战谈判，暗中指挥杜聿明抓紧向东北发动进攻。

　　1945年12月24日，杜聿明坐镇锦州指挥第52军主力冒雪向北镇和黑山发动疯狂进攻。

　　而林彪在此之前，已率领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主力移兵义县地区休整，北镇、黑山只留少数部队坚守。为保存有生力量，当杜聿明优势兵力攻击该两地时，该两地守军即主动撤离。

　　12月28日，国民党第13军主力沿铁路向义县进攻。东北人民自治军从锦州后撤时曾彻底破坏了沿途铁路和铁路桥梁，通常需要两个月时间才能修复。然而第13军使用了先进的机械化修路装备，仅十余天即修复通车，东北人民自治军作有限抗击后遂放弃义县后撤。

　　30日，第13军攻击阜新。林彪决定弃守，带领梁师和黄3 师一部退往彰武、法库。黄克诚率3 师一部退往通辽。至此，国民党军控制了热河与沈阳河的铁路线，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随后，杜聿明下令兵分两路：第52军南下进攻营口;第13军由阜新沿铁路向西攻击朝阳和热河。

　　就在国民党军在关东步步推进的时候，在重庆的国共谈判也有了新的进展。中共代表团主张无条件停战，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维持现状。国民党代表则拒绝做出不进攻解放区的承诺。马歇尔为表现其公正，于二月3 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为：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是国民党军为接收主权而开人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作为;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驻地。

　　以上议案，对国共双方都有一定好处，也都有不利之处。蒋介石不愿意停战，更不愿意把军队停留在原地。而对于共产党来说最不利的是国民党军仍可以进攻东北，东北局和我军的处境将更加困难。由于国民党拥有中苏条约的保护，中共方面不能公开反对蒋介石军队接收东北。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来换取国内和平。

　　停战之前，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是热河和承德。

　　蒋介石从战略上考虑，一定要杜聿明在停战令公布前夺取热河，以彻底断绝关内与东北的陆路联系。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充分认识到了热河地位的重要性，并于1946年1 月3 日致电热河的程子华、萧克和林彪、李运昌，该电指出：最近数星期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而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军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冀东及杨、苏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均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为此而牺牲数千人的生命是完全值得的。

　　林彪接到中共中央这一电报指示后，持怀疑态度。因为，自从他挂帅东北军事工作以来，被杜聿明这个黄埔同学整得好苦，杜聿明所部军一个劲地压着东北人民自治军打，根本没有丝毫停战的态势。刚收到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才几天，正准备将部队分散布置到各地开展建立根据地工作中去，怎么又变了?又要集中打大仗了?已经“分散”、“集中”、“分散”一个循环了，还要再“集中”吗?林彪对此不太放心，故于1 月5 日致电中共中央，询问情况。该电日：3 号电悉。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中共中央收到林彪5 日电后，即于6 日复电林彪指出：国内和平有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有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决战方面是由程萧部队担任，你在义县、阜新方面是钳制作用，但须由你们作有力之钳制。

　　中共中央的复电明白地告诉林彪，东北部队还要再“集中”起来，要准备大打。于是林彪又开始集中部队。1 月10日，林彪向中共中央汇报准备情况。报告说：此间作战部队决定明天开始出动，向阜新、新立屯一带前进，消灭留在该地之敌一个师。而后再以义州为目标向敌进攻，协同杨得志消灭向热河前进之敌。

　　就在林彪集结人马准备大战的时刻，延安和重庆都宣布了停战协议。毛泽东发布命令指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态度是严肃的。为此，1 月12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林彪、黄克诚连续下达三道命令，指出：“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 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否则违法。”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林彪难以接受。眼下已出现战机，国民党军现已开始分散占领城市，每占一城就必须分散一部分兵力，自治军也开始集中兵力准备打一仗。突然停战，有利的是国民党，而不利于我自治军部队。

　　1 月14日，林彪毫不客气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数条疑问，电文日：我驻军地区与城市，他是否有权进驻?如有权进驻，则我之后方即难设立……倘顽军开入后，实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权，限制群众运动，则我既不能在军事上打他，又无合法地位进行群众工作。

　　……如我无政权、财权，则部队衣食、供给如何解决?……如我无一定的整块立足地区，无实行民主。

　　民生的政策权，无发动组织群众之权，则顽军一旦翻脸，我岂不无立足地区?

　　林彪以上疑问，问题看得很准，疑虑也很实在，是必须弄清的重要问题。

　　15日，林彪请示中共中央，提出：以现在敌之分散情况，我们如配合热河部队采取各个击破方法，消灭杜聿明全部，夺取锦州有充分把握。

　　望中央速考虑，是否能让我们开始攻击。我意最好利用国民党对东北问题拒绝谈判以前，我们开始攻击。

　　同日，中共中央复电林彪还是不让再打。电报指出：国民党在各方面已遵令停战，15日只有个别地方有战斗。你们现在决不要攻击，部队在现地停止待命。但对方来攻时，则坚决消灭之。

　　中共中央信守13日停战时间，国民党军在13日以前却一天也没停止过对东北的进攻。

　　1 月7 日，国民党第52军第25师向营口发起攻击。时值天下大雪，自治军吴克华部打退了对方6 次冲锋，坚守了正面防线，但却让由辽河迂回过来的敌军包抄了一下，损失了部分兵力，最后不得不放弃营口，撤回了海城。52军第25师占领营口后，仅留1 个营驻守，其大部拟铁运沈阳，参加“接收”。吴克华部侦获此情报后，决心夺回营口。经苦战于14日凌晨2 时(停战令生效前2 小时)收复了营口。

　　东北人民自治军虽然在营口占了点“小便宜”，但在承德方向却吃了亏。国民党第13军于1946年1 月5 日占领朝阳，9 日占领叶柏寿，10日侵占凌源。当国共双方协定停战今于13日生效时，蒋介石即密令杜聿明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务必于13日前拿下平泉等城。于是，杜聿明指挥13军和52军第195 师继续西进，击退了李运昌的冀东第12、第14旅的防御，于13日拿下平泉。当李运昌指挥部队进行反攻时，由于停战令生效，李运昌只好命令部队退出战斗。

　　1 月13日前后的国共和战问题使得东北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为此，14日彭真致电中共中央说：现停战令下，全国能和平对我甚为有利。但国民党仍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且仍可能向东北进兵。蒋军不向我进攻时我又不能向蒋军进攻，此种情况对我争取控制东北则甚为不利……现华北、华中停战，敌又控制交通线，可自由将关内兵力运来。东北境内敌机动方便，而我甚困难。

　　而林彪则对停战协定表示出明显的怀疑。他于15日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依照中央13日18时电看来，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方针。……从目前所知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

　　如故调整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

　　关于东北问题，中共中央此时所采取的是“争取和，准备打”的方针。但“争取和”放在了第一位。一方面同国民党通过谈判谋求政治和平解决东北纷争，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

　　为此，1946年二月15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国民党现仍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他对东北我军仍未放弃武力解决方针，因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必须使我在东北能击败顽军之进攻，使其武力解决东北问题之计划失败，他们才会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和我们谈判问题。

　　1 月16日，中央军委复电彭真、林彪，对停战问题作了解释。电文指出：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的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利用时间训练军队，准备战场，在顽军进攻时给予歼灭打击才能有利。经常注意掌握有理有利这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地位。营口盘山胜利后，应巩固这一胜利，准备将来继续争取胜利的各种条件。

　　林彪是军事干部，基于其的政治敏锐性和军事指挥员特有的戒备心理，以及为了使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他于1 月15日向东北人民自治军各部队接连下达了两道命令：第一个命令是15日7 时下达的。命令：各兵团首长。

　　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林彪1946年1 月15日7 时第二个命令是15日10时发出的。命令指出：各兵团首长并报东北局、中央：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器，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林彪1946年1 月15时10时林彪以上两令，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在当时和平迷雾浓重缭绕的形势下，对于稳定各级指挥员的思想，保持我军各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40.“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5年最后3 个月的国内局势确实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一方面，国共双方正在进行谈判，还签订了协议;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在玩弄阴谋，他那条藏在围裙下面的狐狸尾巴不时会露出来。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情形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

　　毛泽东的看法是：第一，蒋介石要消灭我们，这个主意老早定了，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要使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对他(指蒋介石)更有利些。这是目前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第二，由于他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存在和他要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还不足，因此目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可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时间内，还不是全面的内战，“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第三，“和平、民主、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因此，毛泽东仍认为，和平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

　　毛泽东没有放弃和平发展新阶段的主张。毛泽东是真想“和”的。刘少奇也在电报甲说过真想和的话。自重庆返回延安的当日，毛泽东在向中央政治局谈到自己此次重庆之行的感受时曾说过：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总而言之，如同中共著名理论家。党史专家胡乔木所言，当时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的劲头“不大”，是“像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

　　时隔几天的10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着重点仍在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为此，毛泽东指出：‘胸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时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办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人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目前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在华北和东北，“只要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为了实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先后在平汉路、平绥路、津浦路进行了作战，这种打最终还是为了和，这是中共及其人民军队在1945年最后3 个月中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中国大地上(不合东北)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景象。

　　在对于中国和平的热切追求中和剧烈的忘我工作中毛泽东终于支撑不住了。11月中旬他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毛泽东自己说是“神经疲劳”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经回忆说：“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扰。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

　　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领导者的坚决劝说，毛泽东最终答应暂时治疗养病。然而尽管如此，毛泽东从未间断过对时局的掌握。从毛泽东重病这一阶段中他本人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长电文里就不难发现他对时局的了解是多么的深刻，大有亲临实际和现场的感觉。

　　毛泽东尚未战胜病魔的1946年1 月10日，他怀着对国内和平的良好愿望，依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向全党发布了停战通告：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文件，它反映了中共同全国各界民众一样真诚地期盼中国从此能脱离战争的火海，在和平的环境里建设国家。

　　中共中央另一位领导者刘少奇的和平主张也十分鲜明。1 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主持中央会议时指出：“将来还会不会有变化，当然还不能预料，还可能有波折，但大体上和平的局面是定了。从八月十一日起，恰好经过五个月的过渡期。我们中央曾预料要经过半年的过渡期。现在和平还不巩固，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平，这就需要发展民主，民主愈发展，和平愈巩固。要争取民主改革，巩固国内和平。斗争的总路线仍然是需要有团结有斗争，放手动员群众，有理有利有节。主要的是非武装斗争，抗日时期与日本投降后五个月中，斗争形式主要是武装的，以后和平实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特务机关还一定要坚持独裁，用种种阴谋来破坏民主运动，但和平的实现有其深厚的社会原因与国际背景，美国抛弃赫尔利政策也是经历了一番猛烈的斗争。我们的强大力量与五个月斗争使得赫尔利垮台，使得美国政策由站在矛盾之中变为站在矛盾之上，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是全国人民的压力，昆明示威是其一例。第三是国际压力，美国政策与三国会议。加上他自己的困难，军事困难、财政困难等。”“这样才迫使蒋接受和平。我们的要求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已争得和平，没有损失人民的基本利益，军事上获得了很大胜利。这些胜利在和平之下是会保存的。”

　　刘少奇的发言十分清楚地表白了当时中共中央对待和平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此间的1 月31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政协会议上与民主党派人士相互配合，在会议上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和《宪法草案》等五项提案，确定改组政府，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和议会制等原则。这些决议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中共中央也着实准备在此基础上为实现和平建设继续走下去。如果说这份文件还不足为凭，那么到了这一年的2 月1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则再清楚不过地阐述了中共对于和平期盼的真实性。在这个指示中，虽然也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告诫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是细研这一指示，不难发现这一指示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该指示曰：“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

　　同已延安还召开了干部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说：“现在已经开创了新的局面，从重庆停战协定成立、停战命令发布后，各地战斗除个别冲突外，一般是停止了。现政协会昨闭幕，决议今天可发表。”“这些决议的通过、实行，会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开始破坏，从此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虽然要经过很多曲折，但应估计到新阶段已开始。”

　　不仅如此，到了2 月6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中共参加国家宪草审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行政院的官员名单。毛泽东根据会议的决定，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指出：(一)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博古及何思敬5 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二)国府委员仍照周恩来1 月27日返延时议定的8 人，即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适宜，以便将来全党指导中心移至外边。第一次会议少奇可不出席。如范明枢不就，可提彭真。(三)同意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个部长及不管部部长。

　　由此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期望过这次和平谈判能够成功，并为和平一旦实现后，参加政府活动作了认真的准备，选出了自己的政府阁员的代表。

　　毛泽东对于未来国共可能合作共同建设新国家持乐观态度。2 月9 日，他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过如下一段话：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面参加。

　　毛泽东还在最为关键的问题即军队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牺牲。3 月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即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这一指示对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的军队员额提出了分两期裁减的计划，要求该三个战略大区第一期精减1 /3 的兵员，三个月内外完成，第二期再精简1 /3 ;此外，对晋绥、晋察冀两个战略区的兵员裁减工作也作了进一步的布置。此项工作很快在一些战略大区开展了起来，根据这一指示在有些地区还形成了相当规模。这些都是不可消除的历史事实。

　　以上指示表明，中共中央的和平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指示措词亦十分严厉，决不是为对外宣传而作的官样文章。

　　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刘少奇等的讲话，真真切切表明了中共是真心诚意地渴望和平民主的。而且对于和平问题到了1946年的一二月份有升温的趋势，大量重要历史文献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事与愿违。从1946年的2 月起，国内政局开始向着中共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严重事件。如2 月10日的重庆较场回事件;2 月20日的大闹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办公室事件;2 月22日，重庆捣毁中共《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事件;3 月1 日至17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产生的决议对政协会议的彻底动摇;以及国民党25万大军进入东北和关内频繁地对解放区的蚕食行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共中央包括刘少奇在内，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些过分乐观，对于国际上苏美英三国对中国时局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影响作用也估计偏高，对蒋介石的破坏和平的决心估计不足。正如全面内战爆发后刘少奇曾说过的：“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

　　但是总起来看，这个“糊涂了一下”只经历了很短的时候。这不是哪一位领袖的过失，而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反苏反共立场的使然。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很快看清了蒋介石。这一年3 月15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对时局谈了四点分析。当讲到蒋介石时，毛泽东说：“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第二条，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这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2 月1 日到9 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还是在这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作总结时肯定毛泽东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的政党中独立自主性最强的政党，在政治现代化建设的尝试中，当其意识到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最终还是在坚持旧有专制政策不思政治现代化改革的时候，其反击将是十分有力的。为此，3 月15日、18日两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两份党内指示，开始强硬起来。前一个指示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CC系和何应钦等军人派，正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的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持、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除东北、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都应力争完成，以利于作长期打算。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

　　后一个指示告诫说：“我们必须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对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基于上述认识，实际上从3 月中旬始，是个分界。毛泽东等领袖逐步加重了对蒋介石的批评和揭露，同时加强了各项应变准备。

　　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毛泽东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上有一个认识。他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们，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也好，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也好，虽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未完全陷人对和平的幻想之中，更没有放弃人民手中的武器。到了这一年的三月以后，中共中央迅速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而将主要注意力的重点转移到准备应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上来。对于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活动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

　　41.“和平前最后一战”

　　1946年1 月14日，东北局在应付复杂斗争局面中遵循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以及中央军委命令，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并在民主联军总部之下，建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二级军区。林彪自己除直接指挥梁1 师和黄3 师7 旅(彭明治旅)外，其他部队均置于各二级军区领导之下开展斗争。

　　当时的东西南北满军区是这样划分的：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治委员陈云。下辖杨国夫的山东7 师(内含冀热辽第19旅)、刘转连的359 旅以及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5 个三级军区。

　　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下辖吴克华的第3 纵队(辖山东第3 师、警备第3 旅、冀热辽第16军分区第21、第23旅)、胡奇才的第4 纵队(辖原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 、第3 纵队)及辽宁、安东、辽南3 个三级军区。

　　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林枫。下辖陈光部山东2 师、万毅的第7 纵队以及通化、古东、辽北两个三级军区。

　　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后黄克诚，政治委员李富春。下辖黄克诚新四军3 师(不含第7 旅)以及嫩南、辽西两个三级军区。

　　组建不久的航空学校、炮兵学校、军政大学等院校，特种兵和总部后勤机关，也转移至牡丹江、佳木斯为中心的后方基地全力发展。

　　由于实行了分散安家的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深入远离大城市的城镇和乡村去进行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活动。由于广大农民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和政治上的民主(惩治了地主恶霸)，开始拥护共产党的军队，改善了军民关系。

　　然而此时和平的浓雾仍然掩不住战争的硝烟。1946年1 月10日的停战令束缚不了蒋介石，其在“接收主权”的旗号下，大举向东北增兵。利用停战的有利时机，美国海军第7 舰队从上海、广州等地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主力新编第1 军和新编第6 军以及第刀、第60、第93军陆续转运至秦皇岛、葫芦岛等地，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的兵力猛增到28.5万人。经苏军同意，1 月15日，第52军第25师一部进入沈阳北大营;第13军第89师于1 月26日接收新民和彰武两地。

　　这时的黑土地上的形势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一边倒”现象。一方面是国民党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沈阳以西和辽东半岛的大片土地;另一方面是东北民主联军步步后退，地盘越来越小。

　　此时的黄克诚率领着3 师大部于1 月12日乘苏军退出通辽之机，攻战了该地。随即开展了建立西满根据地的活动。然而黄克诚发现自己的身后再往西北全是沙漠，部队已无再退的余地了。他向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表态，如果国民党军再来“接收”，他将一定要打，不再退让了。

　　此时，中共中央对于东北民主联军的求战呼声，持谨慎态度。苏联也向中共中央施压，他们甚至警告在重庆谈判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说什么“营口及东北决不能打，在满州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至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人满的绝大危险。”中共中央很快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东北局。

　　黄克诚的确不同凡响，他始终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且月25日，他又一次向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发出措辞强硬的电报，他指出：彰武已由苏军交顽军接收，通辽苏军已撤走，同日我们从土匪手中夺回，为西满全区之后方。3 师现有伤病员300 人及工厂(手榴弹、鞋袜、被服)均在通辽，已无地方可退。我们决死守通辽，任何军队来接，坚持抵抗到底。请向苏军司令部力争，西满西部乡村没有多少村庄，尽为蒙民、沙漠，如果不力争过来，3 师3 万部队只有向热、察撤退。否则我们为求生存在此地拼死一战，即苏军来也坚持抵抗，全部战死在所不顾，我们决定主力集中通辽拼命。

　　中共中央收到黄克诚的电报后，感觉到东北形势的严峻，但眼下的大局是争取和平。1 月2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电告黄克诚，指出：我控制通辽十分重要，如苏军只送少数国民党人员来接收，不带兵来，你们应很好招待，允他接收，向他提出要求，和他合作。暂不要生硬赶走，免引起外交纠纷。但如国民党大兵来接收并向你们开火，你们应在自卫条件下坚持打败顽军。

　　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向东北局、林彪。黄克诚发出指示，就目前东北方面问题提出要求。该电指出：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我们在东北要实现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

　　接到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后，东北局进行了研究，认为一味追求和平是办不到的，只有实行自卫反击，才能在东北存在下去。为此，彭真于同日致电中共中央，电报提出：“在长春线之外地区，如顽军向我进攻时，我亦拟坚决自卫。”

　　1 月27日刘少奇复电东北局：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在我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望彻底向干部说清，不惜以重大牺牲求得这一战役之完全胜利，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为此，林彪应设法到主战方面去指挥。

　　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东北局，要求立即做好一切准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惜以最大牺牲，求得作战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的方针，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一方面争取时间整训部队，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打大仗，争夺东北;一方面始终注意做好发动群众、剿灭土匪、摧毁敌伪政权、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扩充军队、创建根据地等工作，以此作为同国民党在军事上争夺东北的依托和基础。

　　1946年1 月10日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自认为东北的军事发展形势对其有利，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东北的进攻。尤其是新6 军到达东北后，从2 月8 日开始，国民党军集中第52军、第6 军、第13军6 个师兵力，以锦州为依托，分3 路沿北宁路及两侧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企业巩固北宁线，并占领沈阳，为其占领全东北打下基础。南路为新6 军第22师，由沟帮子、大虎山之线进攻，10卧占领盘山、台安，14日占领辽中;中路为在黑山、北镇地区的第52军(欠第195 师)，占领新民后，以其第25师继续推进至沈阳皇姑屯;北路为第13军第89师，分由阜新、彰武出动，先后侵人阜新东北的骛欢池和彰武、法库间秀水河子地区。

　　东北民主联军在且战且退的情况下，决心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一部。

　　2 月9 日，林彪在秀水河子一所小学内召集梁1 师和彭7 旅营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林彪在动员中说：东北和平巳成确定前途，但和平到来之前尚有场激烈的争夺战。国民党新6 军逗留于沟帮子、彰武之线，证明这一仗是不能避免的。这一仗的意义，是争取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只有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与辉煌伟大的战果，才能较多的分给我们以生存的根据地，才能打下国民党的威风，才能取得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才能巩固与提高新老部队的信心，才能争取我党在国内国际的地位。……这一仗是必然能胜利的。它与过去敌我的情况完全不同。从前敌人是六个师集中在一起行动，而现在他们分散于热河和东北，有了许多的目标，便于我们选择目标与各个击破。我们进入东北时，缺乏作战准备，武器留下很多。而现在战斗情绪与装备都比以前改善了。从前我们对敌情不明，现在侦察技术也改善了。从前我们没有根据地，伤兵到处放，现在则有了。从前南满方面的部队或被营口海防牵制，或未到达。现在有3 师、7 师，巳经形成单独作战的强大力量了。

　　林彪这番动员，给予营以上干部以很大的鼓舞。营以上干部回去后把这些鼓动的话传给部属，部队士气明显提高。

　　2 月10日，林彪指示黄3 师和山东第1 师10旅、独立旅担任消灭骛欢池之敌，并乘胜夺取阜新;彭旅、梁师担任消灭秀水河子之敌，并准备乘胜夺取彰武的作战任务。同时明确骛欢池战斗以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第10旅旅长钟伟为正副指挥;攻打秀水河子以第7 旅旅长彭明治、第1 师师长梁兴初为正副指挥。

　　林彪是最讲求战术的中共高级将领之一。就是在这次战斗之前，他指示梁师说：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得很艺术、很坚决，切不可鲁莽草率。务须严密弄清敌情，干部须亲自侦察地形，选择攻击点与布置火力，当面详细交代任务，切实搞好联络，规定统一作战时间。一切布置好后，即行猛打。

　　同日，林彪又讲述了他考虑许久的“一点两面”战术。

　　所谓一点，就是要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对其他的方面只用少数兵力助攻。总之，不可平均使用兵力。

　　所谓两面，就是不应将突击队与钳制队统用在正面。通常应将突击队应用在敌人侧面去，钳制队用在敌人正面。如只从正面攻击，则敌无后顾之忧，必顽强抵抗。且击溃后他能逃脱，不易消灭。以上两条，排以上干部无论对大目标或小目标的攻击，皆当采取。

　　2 月11日，国民党第13军第89师第226 团于攻占法库途中和该师进占彰武之第265 团第互营及师属山炮1 连。运输1 连在秀水河子会合。东总据侦察情况分析，决心歼灭该路进攻之敌。秀水河子位于彰武至法库的公路上。13日17时30分，秀水河子外围战斗打响。民主联军第1 师第2 团经抢占了附近有利地形。第1 团进至西山附近。第7 旅两个团，也分别向虎皮山。洋桥、大架山守军展开进攻。第19团也将敌第265 团第1 营包围。第21团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22时，总攻开始，第2 团先后由北面向东北面发起攻击。第玉团同时由西北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第7 旅突然向守军发起猛烈进攻。第2 团乘机分3 路攻入镇内。同时，第刀团与第19团，向守军发动强大攻势。

　　战斗进入巷战后，东北民主联军官兵与敌展开逐院逐屋的争夺，并进行肉搏战。经第7 旅和第1 师合力冲击，很快将第266 团团部歼灭。余部向西逃窜，被第3 团堵击，大部被歼灭。前来增援的国民党第52军第2 师的1 个团，被第20团和保1 团堵截在太平庄一带。2 月14日晨，战斗结束。

　　此次战斗，共歼国民党军第89师1500人，其中毙伤500 人，俘副团长以下900 余人，缴获炮38门，机枪100 余挺，步枪800 余支，汽车32辆及弹药、电台等。东北民主联军伤亡771 人。

　　与此同时，第89师第267 团一个营进犯彰武以西之骛欢池，东北民主联军集中第3 师第10旅、独立旅于2 月12日将其歼灭。由阜新增援之另一个营亦被击溃。共毙伤483 人。

　　秀水河子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出关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要胜利，它对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取得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是役在政治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东北军民的斗争士气，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妄图以武力独占东北的阴谋，为中共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争夺了主动权。

　　为了庆贺是役的胜利，中央军委给东总电报指出：“在秀水河子歼灭敌五个营甚喜，在顽敌进攻下如能再打两次这样的战斗，国民党将不能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

　　是役在军事上，提高了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对战略战术指导思想的认识。这次战斗，取得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分散孤立之敌的成功经验。国民党军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官杜聿明说，秀水河子之战“是蒋军在东北第一次整个团被消灭的开始”。

　　国民党军在秀水河子遭到惨败后，慌忙令新6 军第14师。第52军第2 师于15日向秀水河子猖狂反扑。民主联军部队遂主动向法库以北转移。同时，南满部队牵制国民党主力西犯，配合西满主力继续作战，对侵占盘山以东沙岭的国民党军也进行了反击。

　　进占沙岭之新6 军，为国民党最为精锐的美械军之一。其进犯沙岭的第22师又是该军主力师。该师于2 月10日以第64、第66团攻占盘山，又以另1 个团攻占台安。2 月11日，占据盘山的第66团等部继续东犯攻占沙岭。

　　第“团攻占沙岭后，即遭东北民主联军第10旅第29团袭击。

　　为策应西满作战，粉碎国民党军东进计划，南满军区决定集中第三纵队主力消灭沙岭、郑家房之敌。

　　战前，一些攻击部队进行了动员。指挥员在会上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提出了“这是和平前最后一仗，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战斗胜利”的口号。于是下边各级传达动员时也层层加码，高喊“最后一战建立功勋”的口号，使指战员们产生了真的是最后一战的模糊认识。

　　而此时，民主联军的对手，号称“国内无敌”的王牌军新6 军的战斗力与进入东北的其他几个二流美械装备的军比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新6 军在印缅接受过美军的现代化整改和组训，与日本在缅印的最精锐师团打了多年硬仗，武器好待遇高不说，光是士兵中“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七八年的军龄”，其中部分原从国民党各部队抽调到新6 军的基层军官，至今仍在作为士兵使用的还大有人在。因此部队战术技术水平较高，作战经验十分丰富，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16月18日，各部队同时发起总攻。因守军防御组织严密，攻击成效不大。

　　17日，再战打响后，第32团迅速占领村北两个高地，但各团亦无大的进展。

　　在18日的战斗中，第28团进展迅速，并在夜间续战。至19日，吴克华部继战无益，撤出阵地，守军也趁机于20日下午逃窜。

　　是役，吴克华部共毙伤国民党军550 名，俘74名。第4 纵队伤亡2195名，其中牺牲332 名。

　　沙岭战斗牵制了国民党军主力，迟滞了其东进计划，策应了西满作战，并予国民党精锐部队以迎头痛击。战斗中，吴克华部指战员们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是役，教训也是深刻的。吴克华部参战部队共两个旅，兵力是占优势的，但由于缺乏细致侦察和周密部署，将立足已稳之敌当成未稳之敌去打;在指挥上未能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在进攻中未使用正确的战术采取密集战斗队形连续冲击，因此造成过大的损失。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中，民主联军一胜一负。战后，林彪既不争功，又不讳过，而是让干部们总结经验教训，并如实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

　　秀水河子和沙岭两个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真刀真枪的初次较量，这两仗虽然不是什么大仗，但是却教育了人们，使人们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同时还为提高民主联军的作战能力和战术水平摸索了经验。

　　第十三章从和谈到破裂

　　42.议而未决的抚顺会议

　　秀水河子和沙岭两次战斗以后，国共两军暂时处于对峙状况，双方都不主动进攻。此时新6 军集结于盘山、辽中、沟帮子一线;第52军一部驻沈阳铁西区，一部驻扎新民。其司令官杜聿明因患严重肾病，急需就医，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准备安排杜聿明到美国手术。在杜聿明的推荐下，原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行杜聿明的职务。郑洞国是杜聿明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曾在广西昆仑关血战中并肩作战，后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赴缅作战，郑洞国是后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两人彼此了解、信任，感情甚好1946年3 月，国民党政府乘东北停战尚未达成协议之机，积极利用其已进入东北的部队扩大东北内战，以图最终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至三四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有第13军、第52军、新1 军、新6 军、第60军、第71军6 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31万人。从而使东北内战并没有因停战谈判而有所缓和，相反，战争规模已日益扩大。

　　这时彭真及东北局机关已由本溪移至抚顺;黄克诚3 师主力由法库北上四平;萧华、吴克华的第3 、第4 纵队在辽东半岛;第359 旅和杨国夫的7 师去了北海，林彪带着梁兴初的1 师和彭明治的新四军3 师7 旅在沈阳与抚顺间牵制国民党军主力;除此之外的部队，大多为地方武装改编，战斗力水平有待很大的提高才能适应作战需要。

　　此时，彭真考虑到国民党军重兵进入关东，东北局压力太大，希望中共中央再给东北增派些力量来。尤其是盼望新四军主力叶飞部和华北主力杨得志纵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很快回电了，答复是否定的。电文指出：“如我先向东北增兵，给国民党以借口;我增彼亦增，彼快我慢，结果反而拖延东北战争形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实际责任人民一时亦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有鉴于此，中央要求东北局“准备独立坚持，切不可希望再增一兵一将”。

　　当时在黑土地上，形势于中共十分不利，国民党军名正言顺地根据中苏条约“接收”东北，老百姓受“正统”影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而民主联军缺乏根据地依托，没有一个“家”，没有群众支持，连伤病员都无处转移，还得用主力来抬着走，此种无根据地作战方针是人民军队难以适应的。此时的部队统计起来人数很多，但除了内地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有战斗力外，新编武装战斗力很差，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部队叛变严重。总之，此时东北局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

　　为了解决中共在东北的行动方针问题，3 月6 日至8 日，东北局领导成员在抚顺开会，主要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和战争指导方针以及建军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萧劲光、伍修权。高岗、黄克诚等。

　　在会上，与会领导人就上述东北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部分领导成员如林彪，坚持认为和谈的实质是蒋介石的最大阴谋，罗荣桓、陈云、高岗、黄克诚等都同意这一看法。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是以占领城市为主，还是以占领乡村为主，与会领导成员也有一定争论。

　　在建军问题上，彭真、罗荣桓、林彪等对于“一招而来”，不讲阶级路线的扩军方式，结果造成部队成分严重不纯问题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与会领导成员就敌我力量悬殊、打阵地战以及对手情况的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据原东北野战军老领导。原上海市委老书记陈沂回忆，“总的说，会议对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当时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些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

　　伍修权回忆这次会议时提到：“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抚顺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

　　韩先楚回忆中谈到：“由于处于认识过程中，又受到当时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这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从(1945年)9 月下旬起，中共中央虽多次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西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但中间曾多次发生过摇摆和变动，以至在东北的领导层和广大干部中间，对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和城乡关系以及作战方针问题，都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混乱。”

　　以上回忆均反映出了当时东北局领导成员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这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东北已经小打不断，但是整个国内的大趋势仍然是和平气氛多于战争气氛。国内还在和平谈判，政协会议也在举行，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曾真心期望和平的到来，并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和姿态。

　　这次会议在以上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取得大体一致的认识，是一次议而未决的会议。

　　由于抚顺会议上，大家认识未及统一，会后，彭真于4 月19日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切不要忽略根据地的建设》指示中，严厉批评了这一时期由相当一部分干部只想在城市工作，不愿到农村去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的偏向，并强调“应准备应付持久的、更残酷的、更剧烈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

　　陈云是认识以上问题较早的东北局领导人。他在抚顺会议之前的2 月25日就曾致电东北局，提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共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滞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一带领导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应该说，陈云的这些话讲得是十分中肯和符合当时东北实际的。

　　罗荣桓身患绝症，但在抚顺会议后，还给东北局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四条建议。这些建议如下：(一)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期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且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二)部队作战须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三)巩固地盘，发展游击队，造成主力运动战更果敢条件。

　　(四)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安置病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作战化与加强下层领导。

　　东北局领导成员的上述认识，对于这个领导集体进一步形成对东北斗争实际的正确的总体认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43.马歇尔“国统区”、“赤都”万里行

　　追求高效率的马帅于整军协定签字后第二天就提议：三人军事小组赴华北。华中视察，以检查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工作情况。

　　2 月28日上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同乘“霸王”号专机离开重庆飞往北平西郊机场。李宗仁、熊式辉两个行营主任和军调部美、国、共三方委员罗伯森、郑介民、叶剑英都来迎接，此外，马帅的女婿、军调部执行处长白鲁德也到机场迎接他这位和平使者。

　　三人军事小组首先到达设立在协和医院南门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并听取军调部三委员的工作报告。张治中的训词好听，但调子空泛。张治中说：今日中国情况，有如兄弟失和。于此失和中，竟遇此竭诚相易之朋友，实不易得。余认为政与中共终是一家，故愿于此贡献一点意见，余觉刻下非是非问题，而是根据事实如何运用智慧设法解决之问题。

　　周恩来发表演说指出：目前整军基本方案之签订，将如重诸位之责，仍需要诸君监督与计划，在盟军的协助下，努力完成诸君过去之勤劳，以为今后工作建基地，故相信必可完成任务。余认为，凡事应告求诸于己，如能永伸团结之手，则问题自易解决。

　　马歇尔是最后讲话的，他所言内容更加鼓舞人心，马帅说：一方案之获得，在华盛顿或重庆可以谋成，而付诸实行，则殊不易。执行部在世界历史上实乃最巧妙之组织，在双方利益冲突的基础上，构成如此庞大之执行机构，然而都能目的一致，顺利工作，可见对世界和平之贡献殊大。整军方案之签字，且将付诸实行，实有赖于各小组传达命令与监督执行。余相信以诸君已有经验与合作互尊之精神，必可圆满达成任务，希望诸君为中国和平与世界之幸福，不计牺牲，将中国自落后阶级中解放出来，可立足于现代世界中。余相信前途至为乐观。余认为个人感情为局部的，不重要的，吾人将为四万万中国人民及世界幸福而努力，定不会介意于个人的情感。

　　傍晚，军调部在北京饭店举行战胜日本后首次盛大鸡尾酒会，招待三人军事小组。(新华日报)社特派记者周而复及其他记者也一同参加了。酒会成了记者追逐周恩来、马歇尔和张治中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三人小组又赴东城苹华楼出席军调部举行的晚宴。

　　3 月1 日上午，三人军事小组飞至张家口。他们在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听取了张家口执行小组报告会，一致认为，该小组成绩很大。中午，聂荣臻司令员举行盛宴欢迎马歇尔一行。宴席上的菜肴一律是中国北方和四川名菜，例外的是备有西式刀叉和牛油果子酱。一些美国随员边吃边赞叹不已，说他们在世界许多国家吃过的饭当中，这是最美好的一顿。

　　马歇尔也嗜美食，但非常注意效率，不等最后一道菜上席，便站起来退席，找贺龙会谈去了。

　　午后，三人小组飞抵集宁，与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等会面。

　　3 月2 日，马歇尔一行飞往济南，听取了当地国共军事首脑陈毅和王耀武报告各自部队情况和济南小组美国雷克上校的汇报。

　　当马歇尔发现周恩来与张治中的发言中立场相去甚远时，他施展了自己的演讲才华，指出：目前美国的困难，只是国共双方的评判员，与棒球的裁判员一样，美国政府派我来中国调解国共争端，好像干涉别人家庭闹事，做得不好，会引起批评。打棒球时，双方都不喜欢裁判，但没有裁判又打不起来。

　　人们恍然大悟，明白了马帅借棒球流露出自己的“苦衷”。而周恩来以其伟大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马帅的实质，尽管马帅口口声称自己像棒球裁判员一样抱着公正态度来调处国共关系，然而正如任何裁判员都说自己公正。而实则在偏袒一方则是时有发生的事一样，马帅在对待山东伪军的问题上采取回避的方式，实际上是暗中偏袒伪军。

　　正在这时，门口响起了“打到共产党”、“打倒汪精卫第二毛泽东”等口号。原来这是王耀武搞的名堂。为破坏和谈，找了一帮地主子弟、劣坤、恶霸及部分国民党员组成所谓“鲁西南十六县民众代表请愿团”，以中共不让农民还乡为由来此捣乱。

　　为揭露王耀武的阴谋诡计，周恩来发表了演讲：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要和平。抗战胜利后，我和张、马两将军不辞努力就是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山东在八年抗战中，在日寇的残酷统治中受尽了痛苦，我现来慰问诸位。现在的乡村和城市不应再隔绝了。城市群众需要粮食，乡村群众需要商品，我看应该实现这个要求。

　　周恩来的这番话，不仅使“请愿团”离开了，而且使马歇尔为之佩服。周恩来又对王耀武和陈毅说：“刚才我看到王。陈两将军握手言欢，我很高兴。两位将军的握手可以保证实现山东的和平。”周恩来最后说：“这次我们三个人来，诸位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一定要实现。”话音刚落，掌声如雷。王耀武煞费心思安排的丑剧彻底失败了。

　　离开济南，三人小组直飞徐州。国民党军在沿铁路线筑有许多堡垒工事，三人军事小组到来，决定凡属交通线上不需要的工事一律拆毁。枣庄煤矿共有3 口井，国民党占1 口，中共占2 口;电在国方手中，水在中共手里，双方都不能出煤，却又都需要煤。最后决定双方军队撤退，由美方担任技术方面顾问，双方共同经营。马歇尔对此十分满意。

　　第二天上午，三人军事小组来到平汉和道清两条铁路的交叉点新乡。

　　国民党军在这里违背停战令进攻孟县，但却谎称是停战令下达之前进攻的。为此，叶剑英甚至拍案怒斥了郑介民。

　　马歇尔此时仿佛变成了一名历史教授，他指出：“我国曾有过南北战争，但战争结束后，双方便不问是非地携手和平建国了，于是才有今天强盛的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我们也弄不清楚那次战争中的谁是谁非。”

　　马歇尔以讲历史故事来回避国民党军进攻孟县的事实。

　　此后，三人小组飞抵阎锡山王国的心脏太原。阎锡山身为一级上将，却穿着长袍马褂，留着两撇八字胡，俨然一个地主豪绅。他疏落马歇尔，讨好张治中。马帅在太原没解决什么重要问题。他私下对周恩来说：“太原，我感到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3 月4 日，三人小组飞往呼和浩特，受到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的热情接待。在宴会上马歇尔吃得特别痛快，他还幽默地说：“这么好的莱，回到美国，就是碰上饥荒也不在乎。”马歇尔深知傅作义其人抗日坚决，打内战也不手软，停战今生效后，他还率部袭占集宁。对此，周恩来一针见血地说：“协定订下来后，最重要的就是完全实行。中共反对空谈，述而不作，说谎骗人。”周恩来语惊四座，博得热烈掌声。马歇尔也不由看了周恩来一眼，流露出钦佩的眼光。

　　1946年3 月4 日，两架飞机穿过云海，在延安上空绕行一周后，徐徐降落在延安东门外机场。这时欢呼的交织声压倒了飞机的轰鸣声。机舱门打开了，美国的和平使者马歇尔五星上将出现在人群面前。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重托，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的争端，马帅已经忙碌了近四个月了。他仍然在尽自己的努力，用最大的耐心斡旋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其基本立场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关于这一点他使华后始终没有动摇过，但是在对待中共问题上他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话”的态度，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应该给予中共以一席之地。因此，马帅在对待中共问题上比较赫尔利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

　　毛泽东对美国人的印象一直不太好。但抗战中对主张支持中共抗战的史迪威将军却产生了较好的印象。而对于马歇尔，毛泽东的印象也比较好。还在重庆政协会议闭幕时，毛泽东就通过周恩来向马帅致谢，感谢他为促进中国国内和平所做的努力，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美国政府合作。毛泽东还对美联社记者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重庆谈判后，国内谣传毛泽东要出国去苏联养病，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转告马歇尔说，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

　　在延安机场上，矗立着一座红布搭起的牌楼，上端插着中美两国国旗，横匾上悬挂着用中美两种文字写成的“欢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的横幅，两旁的巨幅红色标语上写着”国共合作万岁!“”中美合作万岁!“。机场右侧，上万欢迎群众有秩序地站着，仪仗队列队，此种隆重场面，是延安前所未有的。由周恩来介绍，马歇尔与站在前排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等人—一握手。

　　马歇尔被感动了。他最大的长处是明于认人又善育英才。因为他早年担任过军校的教官。校长，他培养出来的著名将领有布莱德雷五星上将、霍奇上将、史迪威上将和李奇微中将等一大批二战名将。当他与毛泽东初次会面后，就更加坚定了他的看法：蒋介石用武力是消灭不了毛泽东的。

　　马歇尔在毛泽东、朱德陪同下检阅了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后，乘坐悬挂中美国旗的汽车到王家坪出席毛泽东举办的茶会。当汽车在上万群众面前驶过时，雷鸣般的欢呼声时起时伏。

　　当天下午，马帅到枣园拜会毛泽东。会谈中，马歇尔强调停火的必要性。他告诉毛泽东，他已经向蒋介石表明，如果中国不统一，美国就不能给予援助。毛泽东答应遵守停战的各项协议，并希望停战协定能引用于东北地区。马歇尔解释说：他认为，停战协定本来是可以引用到满洲的，但共方事先宣布在那里有特殊权益，对引用停战协议有怀疑。蒋介石怕引起国际纠纷，也不愿意执行小组去满洲。

　　晚上7 时，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举行欢迎宴会。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江青同坐第一席，军调部三委员等坐第二席。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起身致祝酒辞，他语调洪亮地说：大家都知道三位将军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共也感谢各位的努力，并准备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团结万岁!我建议为杜鲁门总统、蒋主席、马元帅、张将军和在座各位朋友健康干怀。

　　马歇尔在讲话中说，非常感谢这里的主人，感谢毛泽东主席及中共各位领袖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他提议为中国人民幸福干怀!宾主酒杯相碰，欢声笑语，喜气洋溢。

　　马歇尔在重庆就知道毛泽东夫人是上海演员蓝苹，现名江青。他即向她祝酒，邀她合影。

　　宴毕，马歇尔一行又出席了杨尚昆在延安大礼堂主持的歌咏晚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并列举了马帅赴华所做的和平工作。马帅激动了，明白了中共的心意。张治中兴奋地高声说到：黑暗已过，光明在望。和平事业的完成要感谢盟邦美国的协助与蒋主席的领导，让我们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高呼万岁!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的话立即引起满堂掌声。毛泽东也鼓起了巴掌，他侧身问张治中：“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自信地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们将来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的时候就到南京去!”

　　陕北天气寒冷，为取暖，毛泽东、周恩来、马歇尔等靠在躺椅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脚下放着火盆。马歇尔此时则在谛听(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马歇尔又一次被这雄壮的歌曲感动了，“他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雄风和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

　　次日，延安东门外机场和昨日一样，热闹非凡。马歇尔一行要登上飞机离开延安到汉口。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欢迎您早日到南京去。”记者从旁边播问：“请问毛主席，准备什么时候到南京?”毛泽东微笑答道：“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他转过身，对将要上飞机的马歇尔：“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马歇尔登上舷梯，转身与毛泽东等握手告别。

　　44.民主联军填补四平“真空”

　　自1946年1 月国共双方停战协议生效后，蒋介石就抓紧时机在美国的帮助下，将其主力部队一个个调往东北，以“接收”为名，行独占东北之实。他原计划在上半年调运0 个军的兵力，但由于交通运力的限制和关内作战的需要，一些部队未能到达。尽管如此，到了1946年3 月，由海路运送到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计有孙立人的新1 军、陈明仁的力军、曾泽生的60军、卢浚泉的93军，加之先进入东北的新6 军、13军、52军，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上升到24万以上。这些军队全部参加过抗战，其中新1 军、新6 军在印度接受过美军专门训练，参加过远征缅印作战，13军也是第一批接受美式装备的部队。此时的东北，国民党在军事上已占绝对优势。

　　国民党方面进行着两个方面的行动。一方面，其军队的行动计划是：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面发展所谓“扇形攻势”。首先攻占沈阳及外围各城市，巩固沈阳战略基点;其次则重点攻击南满，占领本溪、鞍山、营口等南满工业资源地区，形成后方基地;最后集中全力沿中长路北进。蒋介石也深知四平的重要地位，为此，他曾说过“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这类的话，由此可见四平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仍在继续与中共进行着和平谈判。

　　3 月9 日，马歇尔到重庆曾家岩拜会蒋介石，向蒋提出必须向东北派出军调部执行小组。蒋介石表示“原则上的认可”，同时提出五项条件作为派遣执行小组的前提。这五项条件是：(一)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问题;(二)小组应伴随政府部队，避免出人苏军占领地;(三)小组前往冲突地点或国共军队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调处。小组应访问中共部队的指挥官和司令官;(四)国民党军队受权在东北重建主权。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两侧30公里的狭长地带，实行单独管辖。

　　(五)中共军队撤离国民党为重建主权而必须占领的地区，包括煤矿。中共军队不准开进苏军撤离地区，实行占领。

　　关于这“五项条件”连马歇尔都一眼看穿了，其实质，蒋介石同意派遣执行小组只是幌子，主要是想借谈判来谋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蒋介石太贪心了。

　　对于蒋介石的“五项条件”，周恩来只表示能够接受三条，而后两条则反对。

　　然而此时，中共中央也在进行着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在东北问题上依然照顾到和谈全局的需要，对沈阳等一些特别敏感的大城市的处置始终持让步态度。比如，3 月13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和林彪，指出：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有在国军向我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

　　就在同日，苏军最后一批撤离沈阳，驻扎在郊区的国民党军立即向市区开进。林彪得悉后十分着急，即于3 月15日向中共中央提出破坏南满工业区的建议。刘少奇接报后，立即复电林彪告知：关于南满工业区无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国、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的影响。务望不要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做坚定明确的解释。

　　这恰恰证明了中共中央为谋求和平在军事上已作了许多让步。

　　另一方面，则积极准备夺占四平等战略要地。苏联红军的撤退，给东北民主联军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为了使东北局尽早准备接管苏军走后的“真空”，苏军还事先通报了其撤退的具体日期，以利于民主联军夺占之。

　　东北局抓住这一机会，从西满调黄克诚3 师主力紧急北上，由法库赶往四平。

　　3 月13日，驻四平苏军全部撤离。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共关于苏军撤退后，必须打几个胜仗，使国“民党军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的指示，决心首先夺取战略要地四平。

　　参加夺取四平战斗的有辽西军区保1 旅第1 团、万毅纵队第56团、辽西二分区第16团、西满第3 师第10旅第28团及梨东县大队等共6000余人。战斗总指挥为3 师第10旅旅长钟伟，副总指挥为保1 旅旅长马仁兴、辽西M 分区司令员邓中仁和东满第7 纵队第19旅副旅长杨尚儒。参与指挥的还有中共辽西省委书记陶铸和辽西军区司令员邓华等。四平守军为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临时收编的伪铁石部队残余及外地逃至四平的土匪武装共3000余人。

　　东北民主联军于3 月15日攻占四平西郊机场，16日晚开始围城。战斗于17日4 时打响。保1 团、第56团、第16团分别从城西、东、北三面攻城，其他部队积极配合。当日15时解决战斗。除200 多名守军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俘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省保安司令张凯及匪首王大化、王耀东等以下3000余人。缴获大小炮32门，轻重机枪69挺，步枪2000余支，汽车20辆，军马7ho 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四平获得解放。四平的解放，为后来组织大规模防御作战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作梦也没想到“共军”来得这样快，糊里糊涂当了俘虏。民主联军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养活他们，只关了几天，就打发他们乘车去了沈阳。

　　第十四章关内小打，关外大打

　　45.中共中央决心不惜一战

　　进入1946年初春后，中共中央仍未放弃和平的追求。中共中央此时的计划是争取共产党在东北的部分地位，以利于和谈中合法化，以尽可能多的保留一些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然而，国民党仍坚持武力解决东北问题，根本不考虑将“和平”二字用于东北问题。2 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委派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北平拒绝同中共代表叶剑英谈判东北问题。国民党当局在二三月间调集7 个军约25万人进入东北，其中包括曾在印度和缅甸作过战的精锐主力新二军和新6 军。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2 月15日指示东北局：“国民党仍坚持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已极为明显，你们的一切决定于打败蒋介石之进攻。”同一天，刘少奇又致电热河分委程子华、萧克等，指出：“东北大规模战斗即将展开，热河我军有牵制热河境内顽军不使其东调以配合东北作战之任务。为此，我热河部队应坚决消灭由平泉、凌源向南北我区进攻之顽军，并向平泉、凌源、叶柏寿、朝阳之铁路线威胁，相机破坏一段铁路。”

　　这是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使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一个抗争。

　　3 月5 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在东北外交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蒋介石利用他已进入东北军队向我进攻，企图击溃我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想在外交上将东北更多城市移给蒋接收，以便将来在国共谈判中有更多的法律依据来压迫我方让步，因此蒋与我方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冲突将继续一个时期，蒋军可能在最近进攻西满及南满通辽及辽阳、鞍山。营口、海城、本溪、抚顺等地，……你们必须迅速准备严重的粉碎蒋军进攻的战斗，并须准备在上述地区被蒋军占领后，你们仍能继续斗争。”‘中央同意最近林彪的意见。坚持以多胜少，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及待敌分散疲劳后各个消灭敌人的原则。“对此，东北局依照中共中央指示，调整作战部署，并积极寻机歼灭其有生力量。

　　3 月12日，刘少奇指示东北局：“在苏军撤退后，东北的军事情况即将紧张起来。你们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之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目前你们应即准备粉碎蒋军的进攻。”

　　尽管蒋介石不断使用武力，但是中共在重庆和北平仍然在为争取东北停战而努力。这时，国民党提出十分苛刻的条件，要求中共从长春路两侧30里和苏军一切撤退区退出;军调小组随国民党军队前进等。他们实际上准备独占东北。这样，就失去了商谈的余地了，两党争端只能通过战斗来解决。

　　苏军在东北呆的时间太久了，到了不得不走的地步了。为此，3 月22日，苏联政府照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决定在“四月底即自满洲撤退完毕”。

　　3 月23日，为争夺北宁路及沈长路沿线战略地区，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和林彪：你们应立即放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时，坚持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部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3 月24日，准备狠狠教训一下蒋介石，甚至不惜一战决心已经很大的毛泽东，再电东北局和林彪、黄克诚等。指示说：我党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

　　两市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

　　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

　　25日，中共中央在给林彪、彭真等发出的(关于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为此目的，中共中央又具体指示东满军区部队应负责占领长春、哈尔滨两市及长春路北段，并积极剿匪;西满军区部分则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打击国民党军北进企图，并乘机歼其一部，迟滞其向长春前进;南满主力则就地歼灭辽阳、抚顺等地进攻之国民党军。预计若能在南满歼灭国民党军一两个师，即可打破大量国民党军，使其不能北进;同时计划若国民党军在辽阳、抚顺地区巩固其地位，以至可抽出兵力北上向四平、长春前进时，则须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西满及东满部队协力保卫北满。

　　其间，在和谈桌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据理力争和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于3 月27日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关于调处东北停战之协议，停战7 天。但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停战协议的签订并无诚意。签字之前的3 月26日杜聿明下令：“限期抢占各战略要点。”

　　3 月27日，停战协议签订，国民党东北行营即令新6 军。第刀军及第52军各一部，准备攻占海城、营口;令新6 军(欠第207 师)攻占鞍山后，主力向辽阳集结，挺进本溪，协同第52军一部围歼东北民主联军驻军;令第52军一部向本溪挺进，与新6 军1 个师于4 月2 日前攻占本溪;同时，令新1 军“扫除障碍，于4 月2 日前攻克四平街。”第71军(欠第88师)则于4 月初由新民、彰武出发，攻占法库、康平;然后集中新1 军、新6 军等部沿中长路向四平以北发动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压迫于松花江南岸加以消灭。

　　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使毛泽东与中共领袖们的和平愿望遭受了极大伤害。

　　3 月27日，毛泽东再度电令东北局和林彪，迅速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中东路全线。决不能在蒋介石的武力政策面前示弱，该给其一点颜色看一看了。

　　3 月30日，毛泽东又一次指示东北局：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将其全部解决武装。“但对其非武装人员(党政)，勿加侮辱与杀害，将其移置乡下软禁，以利将来交换。

　　东北局领导人彭真、林彪、罗荣桓等基于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及对敌情的判断，认为力求较久的保持沈阳、辽阳以南及铁岭以北地区，对南、北满作战和建设都甚为有利，保持长春以北广大地区更为重要。因此，以沈阳以南和铁岭以北的两个方向上同时作战，才能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根据双方力量和达到歼敌的目的，决定在战术上采取乘其在运动和立足未稳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求得打其一路，并彻底歼其一部，其它次要方面则以少数兵力进行牵制或佯攻。为此，林彪、彭真将所有可以使用于南北两方面作战的野战部队，做了如下部署：南满与辽东地区部队和保3 旅，统一由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萧华及副司令员罗舜初指挥，担任南满和辽东地区作战;西满第3 师所属第7 、第10旅并尽可能抽出第8 旅、独立旅大部，迅速向铁岭以北地区集结，担任该方面作战，统归辽西军区领导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和副司令员洪学智指挥;东满第2 师、北满第7 师两部的绝大部分或全部，迅速向开原方向前进，准备作战;万毅纵队及第1 师暂在铁岭东南地区休整，第二步则向四平南转移;鉴于新1 军已向沈阳北突击，西满部队应抽出一部，在铁岭附近阻击，掩护主力在四平以南昌图与双庙子、昌图与鹅缘材之间山地集结，然后再视战斗发展情况确定对四平的作战。

　　为配合四平地区作战，东总还决定第359 旅及松江军区主力立即从敌伪手中夺取哈尔滨;西满军区与嫩江军区主力也同时组织夺取齐齐哈尔;第7 师与吉林军区准备攻击和夺取长春;第2 师参加中长铁路之作战。

　　至此，四平地区大战为期不远了。

　　46.决一死战前的交锋

　　果然，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3 月下旬后蒋介石命令东北行营加紧进兵，在东北行营的指挥下，东北国民党军不顾大雨和道路泥泞疯狂向北推进。

　　3 月18日起，国民党军按计划开始向沈阳外围发动进攻。18日，新6 军除以第2U7 师留守沈阳苏家屯外，其主力第14师和新22师分别由苏家屯向南。由辽中向东进军。21日占领辽阳。19日，进占沈阳的第52军以其主力第2 和第25两个师沿浑河两岸东进抚顺，遭东北民主联军阻击。山东第1 师、万毅纵队及第3 师第7 旅于抚顺西北的肥牛屯、莲岛湾地区，打击了第25师，歼其2000余人。21日，东北民主联军部主动撤出抚顺。22日，第52军占领抚顺，第25师随即调头南犯，与新6 军合攻本溪。

　　在向南满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军新1 军沿中长铁路线向北进攻;第71军主力向康平、法库进攻。

　　3 月19日，新1 军新30、新50师分别北犯铁岭，新38师也尾随跟进。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既定作战方针，除主力迅速向四平西南和东南地区集结外，以第3 师第10旅首先在铁岭附近迟滞新1 军前进，3 月23日下午，东北民主联军第10旅第30团在铁岭以南的辽海屯一带与新30师一部激战3 小时，即撤出战斗。3 月24日，双方在铁岭车站附近发生争夺战后，新30师占领铁岭。3 月25、26两日，第10旅先后阻击新30师于铁岭以北、开原以南的中固、孙家台、二台子等地，予其以较大杀伤。新1 军之新50师于27日占领开原车站。第10旅第28团在清河铁桥附近与南十社一带歼其Zbo 余名，又将渡过清河的第50师一个连全部歼灭。国民党军于30日进占开原，第10旅第四团在开原以北马千总台与马仲河一带，冒雨继续阻击，节节抗击。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在开原以北地区部队，仅有第3 师第7 、第10旅。由抚顺作战后向中长路转移的万毅纵队及第1 师尚在西丰以西国民党军侧后，因连日大雨，行军受阻，无法与西满的两个旅集中作战。为拖住敌人，万毅纵队第10旅一部，暂在开原、铁岭间进行袭击。由于国民党军主力在南满，故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将作战重点放在北面，牵制南满。调南满之第3 纵队第7 旅及保3 旅一部北移铁岭以东、抚顺以北地区，以便集中兵力，在四平地区作战。正面则以第3 师第7 旅在四平以南进行阻击。以掩护主力集中。

　　林彪是4 月4 日带领指挥部到达四平的。当天晚上他致电黄克诚、李富春，指出：我此刻已到四平，对情况尚不了解，明天南去侦察地形。此次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望以种种方法振奋军心，一定要争取胜利，以奠定东北局面。请将此报即转东北局与中央。

　　黄克诚收到林彪的电报后，立即转报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和新四军3 师各部队。电文曰：林总已到四平街，决心在四平地区与顽军决一死战，打垮顽军进攻，以奠定东北局面，……因此四平地区的战斗，是决定现在和将来局势变化的关健。必须动员全体军人在林总司令决一死战的决心下，以最高度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来进行作战。不惜任何牺牲和疲劳来达成争取决战胜利的光荣任务。

　　4 月5 日，林彪亲自绕四平转了一圈，对四平地形心中有了数。当日再告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原预定于情况许可下，则利用双庙子以南山地歼敌。如果兵力来不及反击时，则决心死守四平，主力突击侧后。此间已在进行守城布置。

　　毛泽东收到林彪的电报后，于6 日发电林彪、彭真，指出：集中6 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兵至9 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

　　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毛泽东的决心如此之大，对林彪等民主联军将领和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自进入东北以来，部队一路后撤，没打上一个像样的仗，上上下下气都不顺。即使是秀水河子一仗，打得那么费劲，伤亡了不少老战士、老骨干，这口气一直没有出得来。这次在四平就是要摆开架势与蒋介石的美械部队大战一场，让他们也知道一下“老八路”的厉害。

　　为了打好四平防御这一仗，林彪首先调整部队，部署四平外围作战。命令万毅纵队、第1 师及第3 师第8 旅主力迅速到达昌图西北地区集结。

　　4 月7 日，占领昌图的国民党新1 军在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下沿中长铁路向东北进攻。新1 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该军军长孙立人在第一次远征缅甸作战中，担任新38师师长，亲率小部人马将英军数千人从日军重围中救出。后在反攻缅北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日军精锐，被英美军方称之为“东方隆美尔”。这支部队和新6 军共为国民党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军官和士兵中青年学生较多，文化素质也较高，全军上下都是由美国人在印度兰你一方训练出来的，部队战斗力较强，火力十分猛烈。在缅印作战中，素有“常胜军”之美称。此时军长孙立人还在英国接受英国女王的授勋，军中一切主要由梁华盛主持。

　　4 月8 日晚，东总集中12个团向此时已深人兴隆泉、柳条沟、兴隆岭之新38师进击，激战一夜，歼新38师4 个整连。同时，第7 旅一部在朝阳堡攻击新50师1 个团，歼其一部。两次战斗共歼灭1200余人，俘营长以下350 人。给予新1 军以首次重创。

　　这次战斗，给予新1 军很大震动，梁华盛向郑洞国通报情况称：4 月8 日占领四平街根本行不通，“越前进越感到兵力不足”，请求援兵巩固侧翼安全。

　　与此同时，向泉头车站攻击的新1 军第50师也遭到我军的阻击，连攻7 天7 夜未能得手，8 日晚又遭第7 旅打击，伤亡甚重，便在第7 放阵地外围构筑工事，对第7 旅形成半圆形包围态势。4 月11日，新50师兵分5 路，每路以1 个营兵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发起进攻。我第20团予以顽强阻击，在完成泉头车站守备任务、阻击并削弱新50师后，傍晚主动撤离泉头阵地，按预定计划向北转移，另以第19团在红牛哨以南沿线阻击国民党军。

　　4 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指出：马歇尔有于文日(12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以利谈判。惰况如何望告。

　　林彪立即按中央指示对坚守四平、本溪做了部署。

　　就在新1 军沿中长路向四平以南进攻的同时，其北犯的第71军第87、第91师，企图绕道八面城迂回四平。71军的装备在国民党军中也属上乘。然而，民主联军已在此张开了“口袋”。4 月9 日，林彪令独立旅第3 团与配属的第13团及1 个大队从康平迅速赶往金家屯截击。10日，歼其230 人。11日后，独立旅第3 团、第24旅第70团(属第10旅指挥)等部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人。以日，第10旅和独立旅特务1 团投入战斗，独立旅第3 团则迂回敌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兴隆泉歼灭新38师一部后，已在大洼、金山堡一带设伏。

　　4 月15日，国民党第力军87师一部行进至大洼的金山堡、秦家窝棚地区，中了民主联军的化装埋伏，未及发挥美式火力的威力，就被民主联军缴械。紧接着，民主联军第1 师。第3 师第10旅、第8 旅、万毅纵队3 个团、独立旅第3 团，辽西工人教导团等14个团的兵力，向第87师展开猛攻。经一夜激战，第幼师大部被歼。增援来的敌91师一部被独立旅第3 团等部击溃。此役，共歼灭国民党71军中4400余人。缴获汽车30余辆，各种炮31门，机枪136 挺，步枪1241支及大量军用物资。

　　此次战斗，是民主联军后退条件下打的又一个胜仗，是运动中歼敌的典型战例。在作战中林彪的战术原则中的“一点两面”战术得到了运用。此战伤亡少，缴获大，受到了林彪的嘉奖。

　　大洼、金山堡战斗后，东北民主联军又于4 月21日在四平西南的马家店歼灭敌91师一个营，歼其80余人。

　　正当上述地区国共双方激战正酣之时，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部撤离长春市。就在苏军撤走之前，苏军与东北局达成默契，要民主联军乘机进占长春，苏军还下令所有的工矿企业放假一周，并通知在长春的大批日侨呆在家中不要外出。

　　到底占不占长春呢?东北局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理所当然地要请示中共中央。但是林彪部对攻占长春持有异议。4 月*日，他在致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鉴于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实际指出：“我固守四年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的方针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是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

　　毛泽东于12日复电同意林彪这一意见。但是其间自接到了周恩来从重庆来电报告国民党谈判代表陈诚改变了原来所坚持的东北不属于和谈范围的态度，开始赞成东北停战维持现状的情况，并建议我军夺取长春以利于和谈的情报后，毛泽东又开始考虑能否攻占长春等大城市的问题了。于是，他向林彪。彭真转达了周恩来的电报，并询问攻打长春、哈尔滨有否把握?

　　林彪和彭真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即于14日电示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对进攻长春市作了部署。

　　长春为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中心。1946年1 月，国民党政府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管了长春，并将东北行营设于长春，委派大批官员到长春任职。同时还将冀东的原伪满靖安军铁石部队的姜鹏飞所部空运到长春。他们搜罗伪满军、警、宪、特及股匪，鱼肉百姓，与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遥相呼应，不断蚕食解放区，哈尔滨、齐齐哈尔也为敌伪盘踞，等待国民党军北上接收。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北满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第7 师、第359 旅、第3 师第8 旅一部，在东、北、西、南满地方部队配合下，在四平保卫战的同时，于4 月18日至28日，连续解放了三市。

　　当时，长春守军有伪保安第2 、第4 总队sop 人，吉林省15个保安支队及1 个骑兵大队8000人，伪警察2500人，及由战败日军残部组织的一支部队，共2 万余人。其人数虽多，但系拼凑而成，散漫无斗志，内部矛盾极大。主力为姜鹏飞所率的保安第2 总队。市内除以建筑物构成主要据点外，重要路口均设有工事。守卫要点为中央银行、飞机场及南岭等。

　　东满军区(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林枫按照东总要求，以杨国夫的第7 师担任主攻。计第20. 第21旅5 个团及第8 旅配属4 个营，约11万人，由杨国夫、刘其人指挥;北面及东北以曹里怀支队及第23旅二个团担任，计6000人，由曹里怀、谭甫仁指挥;南面及东南则由永吉、敦化、延吉各抽调1 个团担任，共4000余人，由贺庆积、邓飞指挥。

　　经数日激战，长春解放。此役，共毙伤敌伪军2000余人，俘伪保安第4 总队司令兼长春卫戍司令陈家桃市长赵君迈等1 万余人，其中日军200 余人。缴获飞机1 架，各种炮56门，机枪432 挺，长短枪1.157 万支，子弹110 万发。东北民主联军亦伤亡1700余人。

　　长春之战，东北民主联军推毁了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堡垒，解放了长春80万市民，极大地鼓舞了四平前线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震撼了国民党军。

　　占领长春，使民主联军收获不小。黄克城曾说过：“国民党当局本以为苏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休整、补充的时机。”

　　毛泽东得知民主联军占领长春的消息后，也十分欣慰，于4 月19日连发两电给东北局，指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并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彭真也回电报告：“对于长春，我们决定采取巩固与确保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

　　4 月20日，毛泽东又一次致电东北局，指示说：“长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现在就要做此准备。”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后，于4 月24日以嫩江军区部队及第3 师特务团进击齐齐哈尔。25日晨，东北民主联军解放该市。俘匪首袁大衡、张伯全及伪市长以下1500余人，缴获坦克5 辆，机枪11挺、步、手枪1000余支。向东北及南面逃窜的1500余人亦被堵击歼灭。

　　4 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又集中第359 旅、第7 师第19旅及龙江军区警卫第3 旅、松江军区独立第5 、第7 团等部攻克了哈尔滨。是役，共歼灭土匪、伪军5000余人。

　　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市，消除了北满腹地隐患，巩固了后方，配合和支援了四平前线作战，同时也促进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工作的迅速开展。

　　在苏军从东北撤军，国民党军向东北大举进兵中蒋介石占了一点便宜，但是在其攻占战略要地四平时，又让民主联军占了先，而且又丢失了长春，这使得蒋介石十分恼怒。熊式辉军事上无能，范汉杰在东北国民党军将领中又没有威信，还得杜聿明来东北才能使人放心。而此时杜聿明已经切掉了一只肾，术后尚未痊愈。然而蒋介石顾不了这么多了，急忙指示这位爱将返回东北主持军事。杜聿明堪称“忠勇”之将，不顾大手术未愈之苦，于4 月16日返回沈阳，主持东北军事。

　　国民党军在向北进犯的同时，集中新6 军最精锐的新22师及第14师，第71军第88师，第94军第5 师，第52军第2.第25师共6 个师兵力向沈阳以南大举进攻。三四月间，先后占领了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大石桥等地后，又决定由第52军军长赵公武指挥其第25师、新6 军第14师及第60军第182 师第545 团，会攻本溪。

　　本溪距沈阳东南62公里，是东北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南满的煤钢之都，沈阳的东南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驻守本溪的为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程世才、萧华部。

　　为了保卫本溪、配合四平地区作战，辽东军区决定以第3 、第4 纵队和保安第3 旅等部队防守本溪。

　　4 月1 日后，国民党军第52军、新6 军等部分分别由抚顺和辽阳向本溪进攻。先后遭第7 、第8 、第9 旅所部的坚决反击，共伤亡17ho余人。

　　4 月7 日，国民党军向本溪发起第二次进攻。第3 纵队集中第7 、第9 两个旅。于黄昏迂回包围了第25师一个团。激战4 昼夜，共歼灭1800余人。第10旅主力协同第8 旅在本溪西北之姚千户屯、大英守屯。苏家屯东南长岭子地区，毙伤第14师副师长以下1380余人，俘600 余人。国民党军第二次进攻本溪计划再告失败。为增援四平作战，林彪令程世才率第3 纵队第7 、第8 旅于4 月20日北进四平。

　　4 月27日，国民党军对本溪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辽东军区部队经顽强抵抗击退了国民党军多路进攻，并主动撤出战斗。5 月3 日，国民党军占领本溪。

　　本溪保卫战，共毙伤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减弱了其对四平进攻的力量;同时为东北民主联军向四平战场集结兵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47.四平决战之一：老八路厉害

　　自国民党第刀军在大洼、金山堡遭到打击后，即放弃从左翼迂回四平的打算，改向右翼新1 军靠拢，并于4 月17日逼近四平;同日，新50师则由红牛哨沿铁路进至庙子沟以北、四平以南之山地;新38师于18日进占四平以西之老四平，下午伸至以西的泉眼车站，并以小部队向四平西北之任家屯方向活动。至此，四平已被国民党军弧形包围，东满、西满之铁路交通被截断。郑洞国、梁华盛亲临前线督战。郑洞国、梁华盛均为国民党军中所谓优秀军事指挥官，参加过缅印远征作战，接受过美式军事教育，这次亲自抵近前线指挥，可见其对四平地区作战的重视程度。

　　为迎接日益迫近的四平保卫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控制四平的指示，东北局于4 月初在梅河口召开会议，专设研究保卫四平问题。计划于四平以南，集中优势兵力，于进犯四平之国民党军以歼灭性打击，使其从根本上失去进攻力量。东总仅以保安第1 旅第1 团及万毅纵队第56团两个团兵力守备四平地区，以一部主力在正面迟滞国民党军，而大部主力则集中其侧后的八面城、梨树等地区，并调已完成夺取长春任务的第7 师、曹里怀支队、第8 旅第23团南下，第3 师第7 旅北上，投入保卫四平作战。

　　为了统一指挥，东总命令成立了四平卫戍司令部，保安第1 旅旅长马仁兴任司令员，中共四平市委书记刘瑞森任政治委员，左叶、邓忠仁、杨尚儒任副司令员。4 月初，林彪移驻梨树，指挥四平保卫战。

　　四平，位于东北平原中部，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四平)齐(齐哈尔)、四(平)梅(河口)三条铁路在此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城北有北山掩护。城东亦有小山岗，南至沈阳、北达长春均为一片平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冲。

　　然而，四平市区地势又比较平坦，没有防御的城垣。该道东区多为中国老百姓居住区，平房矮小。道西区则为政权所在地和日本侨民居住地，有部分楼房。从地形上看，四平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城市。

　　林彪对防御作战非常有研究，曾经在苏联养伤时写过一些论文，并在党内外发表过。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曾受到苏联红军一些高级将领，甚至斯大林的赞赏。由于这里地形条件不太好，林彪最初布防时并未将主力一线摆开，而只是择其要道进行小部队重点防御。主力则处于机动位置，根据需要投入战斗。

　　四平市区及市北高地为万毅纵队56团防守;西区由保安第1 旅防御;第二、第2 、第7 师和黄3 师主力则分布于四平两翼的要点地区。

　　为避免被动，民主联军主要防线在市区以内的泊罗林子，市区的西北和东北的小高地上，争取在四平城外与国民党军决战。

　　林彪等还要求各级指挥员奉命后，要以较大的决心坚守防线，没有命令不得后退。这些命令对于打惯了游击战、运动战而基本上没有打过大规模阵地防御战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其间，防守部队在四平城外构筑了很长的一条交通壕。四平城内的小河流也被民主联军堵塞，让小河漫出河床形成城外沼泽，以防止国民党军坦克的冲击。此外，还在阵地间驾设了电话线，大大加强了各部间协调行动。防御阵地内都设置了小缸、干粮、弹药和医疗用品，指战员们大多为关内进入东北的老八路、老红军，政治素质相当高，作战勇敢，他们士气很高，准备同这些吃过洋面包、喝过洋牛奶的曾参加过出国作战的国民党军决一高下。

　　四平保卫战是继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四平后的第二次激战。其战役持续时间之长，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斗之激烈，影响之大在东北战场是空前的。

　　四平保卫战，从4 月18日国民党军进攻市郊开始，至5 月18日夜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为止，历时31天。国民党军凭借其美械装备之优势，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对四平进行了疯狂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昼夜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3 次预期占领四平的计划，消灭其大量有生力量，对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东北战场局势，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四平保卫战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4 月18日至4 月历日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国民党军锐气正盛，连续猛攻，东北民主联军沉着顽强进行抵抗。4 月27日至5 月14日为第二阶段，双方形成对峙局面。5 月15日至5 月18日为第三阶段，国民党军增援猛攻，东北民主联军实施战略撤退。

　　四平保卫战第一阶段于4 月18日打响。4 月18日上午，郑洞国指挥新1 军新30师以1 个团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开始同四平西南及南郊的海丰屯、前后玻林子和鸭湖泡等地发起正面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守城部队奋起还击，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由于攻城国民党军中有最为精锐的全美式装备的部队，其火力超过日军最优秀部队火力的许多倍，故其炮火猛烈程度是空前的。四平南外围一线，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东北民主联军主要阵地上，平均每分钟遭受35发炮弹，阵地上弹痕累累，守城部队利用钢板构成的空心堡垒工事和组成的各堡垒间的交叉火力，得以牢固地坚守。新30师经过3 小时的炮火准备后，即向守城部队接连发起3 次冲锋。守城部队阵地屹立不动。新30师为寻找突破四平正面防御弱点，又于19日于正南、西南、东南分路进攻。向铁路以西进攻时，被保1 团击退，向铁路以东进攻时，将第56团鸭湖泡阵地占去一处。自20日起，新30师在四平南面以保1 团和第56团接合部为中心，向铁路及其两侧阵地进攻，企图沿铁路突入市区。同时，新38师向四平西北三道林子、北山进攻，企图占领北山制高点，由北面突人城内，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三道林子位于四平西北、杨木林子车站以酉，距四平1 公里，是东西走向长臂形高地，无论攻守均属战略制高点。

　　守军为民主联军保1 团第2 营。4 月19日，新38师派出小部队进至四平西北的程家窝棚机场附近构筑工事，其主力于20日进至小孤榆树、江嘴子、条子河一带。随即以1 个营的兵力向三道林子进行侦察性进攻，遭第2 营抗击，21日10时许，新38师又以1 个营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再次进攻，后经第2 营数次反击后才阻止了其前进。

　　新38师对三道林子、北山的进攻，给守城部队以严重威胁。为确保四平侧后安全，林彪调第3 师第7 旅进至杨木林子、莫杂货铺、八大泉眼一带，沿北山由右后侧延伸防线，防止新38师由四平西北重点突破造成合围四平的态势。

　　毛泽东极为关注四平保卫战的形势。4 月21日，他电告林彪，指出：新1 军是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而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攻势。

　　4 月22日，新38师以两个营兵力猛攻北山阵地，经连续4 次冲锋，曾占领部分阵地。第2 营又组织反冲锋，夺回阵地。

　　同日晚，毛泽东致电林彪说：“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夺取战局好转。”林彪根据毛泽东指示，下达了死守四平的命令。还在四平保卫战前，林彪是一直主张边战边退的，即使是打也是找到合适机会后才打的，原因是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没有变化。然而，四平一战，毛泽东决心那么大，林彪当然予以高度重视，为了指挥好战斗，他嫌不足百人的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人多。仅带领几名精干参谋和几名工作人员，1 部电台和不足20人的卫士，亲临前线布置作战指挥。

　　23日，林彪致电毛泽东，向中央表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决心。电文指出：“22日亥时电悉，当坚决执行，死守四平。”

　　23日8 时10分，新38师再次猛攻北山，多次反复冲杀，保玉团第1 营守军以反冲锋击溃其进攻。双方伤亡较重。当夜东总令民主联军中的头号主力第7 旅投入战斗，由第7 旅第21团一部接替三道林子、北山防务，继续坚守防御;第7 旅第19. 第20团进至哈福车站、南塔山3315高地及羊鼻子山阵地。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又由南满抽调第52军第195 师北上增援，进至四平以南双庙子一带;第力军第91师及第87师残部，由大洼、八面城北进，企图插至四平、长春之间，施行大迂回。

　　针对国民党军的布局，东总将四平外围主力全部调至四平以东及以北布防。除第7 旅已进入阵地外，第8 、第10旅位于喇嘛店以北，第二师位于大房身、胡家窝棚地区，第1 师位于梨树以南的平安堡、罐子洞地区，万毅纵队主力则转至四平东南下三台、遮麻上霸、小红山嘴一带。使企图向四平侧后迂回的第力军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杨国夫所率第7 师于22、23两日连续向新38师太平沟阵地展开攻击。23日，该师第21旅亦进至四平东北的十里堡车站。其第61团进驻小桥子一带，配属该师的东满第67团进驻四平以北小城子铁路两侧地区。

　　4 月24日，新38师又以1 个营兵力向三道林子、北山我第7 旅第21团阵地进攻。第3 连官兵跃出工事，与敌短兵肉搏。激战1 小时，先后3 次反冲锋，该部歼敌cd余名，击伤新38师副师长，使该师进攻受挫。

　　25日，战事更为激烈。新38师再次向三道林子及北山发起残酷进攻。第7 旅和第20旅指战员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连续打退新38师在坦克掩护下的5 次冲击，共毙伤其300 余人。当日晚，趁新38师疲惫之机，第7 旅和第20旅主动联合出击。第7 旅第19团攻夺小孤榆树，连克3 座碉堡，收复1 座村庄。第20团亦占领任家屯，歼其一部。第20旅第58、第59团也驱逐了三道林子附近的西太平沟之国民党军。此次出击，共毙伤新38师300 余人。

　　新38师遭到夜袭后，26日没敢进攻。当日晚，我第7 师一部在第19团配合下，袭击了驻任家屯、牛城子新38师部队，歼其一部。新38师连遭打击后，战局呈对峙状态。

　　在四平北面激烈战斗的同时，新1 军在四平东南面也发动了猛烈进攻。

　　4 月20日，新50师在四平东南向第56国阵地发起进攻。21日，第7 旅第21团向第56团接合部防御。由于鸭湖泡防线后缩，其两侧的玻林子阵地即形成凸出。新50师为打开攻城缺口，自20日始的4 天时间里，集中100 门大小火炮，以每分钟25发炮弹的火力，向玻林子阵地猛烈轰击，其步兵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反复冲击，均被保1 团击退。为缩短第56团之防御正面以增加其机动兵力，第7 旅第21团第2 、3 营于23日进入铁路以东，协同守备四平东南阵地。

　　在我守城部队的顽强抗击下，新50师几天进攻均无大的进展，并遭致很大伤亡。24日，新50师第150 团集中至平东车站，由南向东迂回，冯以一部伸至半拉山门一带活动。新30师1 个也由南向东迂回，企图攻占四平东南小高地，遭打击后退回。

　　26日，新50师第150 团两个营约700 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向我第56团东南高地进攻，遭第56团迎头痛击，毙伤其400 余人。此次战斗，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其从东南侧寻找弱点进占城区之企图。

　　至此，四平保卫战第一阶段战斗结束。

　　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力量先后从南、西、西北、东南多方面进攻四平，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打击，初次尝到了“老八路”的厉害，以惨重之伤亡获得微小进展，只好转攻为防，固守待援。而在9 天保卫战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大部队已相继到达四平地区，从东至西组成几十公里防线，保障了四平侧翼安全，调整了部署，增加了守城部队力量。

　　4 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对四平守军望传令嘉奖。

　　就在同日，郑洞国指挥新1 军向四平城东再次攻击。但没占到便宜，丢下百余具尸体，退了回去。在城北三道林子，杨国夫指挥第7 师对新1 军的攻击进行反冲锋，这一战术在抗日战争中打日本人和打国民党杂牌军十分有效。然而对付新1 军这样装备精良、火力极强的“王牌”部队(新1 军在1944年缅北反攻作战中，就是使用这种美式装备及袭击战术打得日本最精锐的第56师团全军覆灭。当时日本人惊呼孙立人军火力强过其数倍)就没能奏效。结果在新1 军强大火力下，以双方伤亡500 人告终。

　　在第一阶段的四平保卫战中，民主联军的成功的经验和失利的教训是很多的。

　　第一阶段的较量成功地挫伤了进攻的国民党军锐气，使其再也不敢小视这些装备破旧的“老八路”了。但是经过第一阶段的作战，民主联军不善于打正规战，阵地战的弱点也完全暴露无遗。比如，不懂得正确的火力配置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民主联军只知道向正前方射击，不知道组织交叉火力网;在防御时只管自己眼前的敌人，不知道照顾两侧的友邻部队;不懂得武器保养方法。民主联军只知道拼命的使用武器，不知道枪筒温度过高就不能使用的道理。还有就是不注意及时抢修工事造成不必要的伤亡;部队换防不巧妙，结果国民党军摸到规律，因此常遭炮击。

　　对比之下，新1 军则完全不同。新1 军善于步炮协同作战，炮兵火力运用十分熟练，时而打在阵地上，时而打在民主联军纵深预备队头上。但是，通过第一阶段的较量，民主联军也抓住了新1 军的致命弱点。这个弱点就是怕死，不敢近战，害怕白刃格斗(新1 军步枪大多使用冲锋枪和机枪，步兵极少)，只要面对面的干上了，新1 军往往掉头就跑，根本不敢与民主联军刺刀见红。而恰恰相反的是，“老八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士气使得新军这只“王牌军”官兵为之胆寒。

　　48.四平决战之二：四平不是马德里

　　4 月27日，四平保卫战进入第二阶段。此时的四平前线国共两军已形成对峙状态。对方都在进行新的战斗准备。

　　4 月2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1 至2 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此份电报说明，毛泽东为了全国和战全局，决心将四平和长春变为马德里，坚决死守了。

　　毛泽东关于“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岂止用在四平一地，也非他一人所提出，林彪也有一份。自1945年11月初后，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就曾3 次研究关于“保卫马德里”的问题。

　　第一次是11月4 日，林彪即致电毛泽东为保卫沈阳拟以一部守城，将主力控制在适当位置，专打敌之攻城军队的“保卫马德里”式的作战。该电文全文如下：毛主席：昨发之作战意见谅达，兹补充如下，根据你的指示作内线作战的打算。

　　第一期作战即我主力未到达，新部队尚不能作战时之作战，拟以四个环节组成。即第一个环节为坚守海口，但海口不止三个，还另有三个不知顽攻哪一个，故无绝对把握完全做到使他不上陆。故第二个环节为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但其他路则只有迟滞钳制。故第三个环节为迟滞敌人。第四个环节为进行沈阳大保卫战，故沈阳为马德里(以一部守城主力控制适当位置，打敌之攻城军)，拟据此方针以布置一切工作，望中央速考虑批示电复。

　　林彪1945年11月4 日同日，林彪又将这一设想告知彭真、陈云，并补充意见更加明确地提出准备保卫沈阳约两个月，该电指出：彭、陈：第一次作战计划，除原定的四个环节外，拟加上第四个环节，即决在沈阳进行坚持持久的(约两个月)保卫战，一部守城，主动野战，变沈阳为马德里，使每坚固房屋起堡垒的作用，此一点如你们同意，即请告XX给城防的诸兵器的帮助，对长春及其他大城市，亦当有守城思想与具体准备，林彪1945年11月4 日11月8 日，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设想和部署。后由于人民自治军放军放弃了沈阳，该部署未予实施。

　　第二次是1946年4 月18日12时，由于长春地位突出，毛泽东于长春解放后第二天致电彭真，指出“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4 月19日7 时，毛泽东再电彭、林并转周、陈、高，指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用全力夺取哈、齐两市……用全力发动长、哈、市三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200 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

　　为全面实施以上部署，4 月20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南满抽两旅北开变长春为马德里问题给东北局林的指示。该电文主要内容为：东北局及林：……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

　　毛泽东以上两次“保卫马德里”部署，只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未能实施。只有第三次在保卫四平的“马德里”式的保卫战中，才得到实施。

　　4 月28日，毛泽东指示林彪，电文曰：从长春及南满调来的主力军集中后，我们意见只有花充分把握，能击溃新1 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主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

　　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坚守四平的战略主张没有改变，还是要将四平变为马德里。但在使用力量问题上，希望林彪尽可能不要将主力立即全部投入战斗，以备下一步使用。

　　林彪对四平战地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就民主联军的装备和战术技术水平而言，根本不具备和国民党王牌部队进行正规的阵地防御战的条件，于是他于29日致电毛泽东，委婉地向毛泽东反映了四平前线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该电指出：28日亥时电悉。近十日内恰值夜间无月亮，不便于我大军的夜间进攻。又因地形平坦及新1 军已构筑阵地，且71军及52军、60军各一个师已与该军靠拢，故在十日内歼灭或击溃该军可能性不大。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1 军又为其最强者。

　　故我军虽英勇奋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四平仍在我方，敌攻势受挫，但正在调防，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以上情况供你们研究参考。

　　困难要反映，但仗还要准备打。29日这一天，东北局以林彪、彭真、罗荣桓名义通令嘉奖有功部队和将士。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地区作战部队，除原有的保安第1 旅，万毅纵队，第1 师，第2 师和第3 师第7 、第8 、第9 旅，第7 师第20、第21旅外，第359 旅，第7 师炮兵旅亦于解放长春、哈尔滨后先后赶到，总兵力在14个师(旅)。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东总认真分折第一阶段战斗后国共双方态势认为，坚持死守四平是可以求得在四平城下大量杀伤国民党军，造成今后作战之有利条件。故又调南满第3 纵队第7 、第8 旅经四梅路车运北援，准备由四平东侧向昌图、开原间国民党军侧后开辟第二战场。保安第3 旅则在沈阳、铁岭间向国民党军侧后袭扰，以牵制其兵力，掩护四平作战。

　　此时的四平一片寂静，战场基本上是平静的，国民党军暂时停止了大规模进攻。四平城内秩序井然，水电供应充足，部队中坚守思想树立得很牢。但是暂时的平静和胜利也助长了和平思想和轻敌的心态。许多人认为新二军也不过如此，我们守住四平不成问题，东北的和平很快就将来到了。

　　林彪比较善于独立思考，他不这样认为。为此，在梨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召开的东北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林彪说：“全国有无和平，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说。但是东北肯定没有和平，和平是打出来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是略好了一些，敌人给了我们一个喘息时间，使我们能在四平街守下来，我们决不能就因此产生错觉。敌人新的进攻还会到来的。当前最主要的是决不要为国民党的和平触角所麻痹，这纯粹是一种缓兵之计。只要南满他们一抽出手，四平前线更大的战斗就会爆发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杜聿明自带病指挥后，首先部署攻占本溪，以图更好地进攻四平。当时负责守卫本溪的是萧华指挥的南满第4 纵队3 个团。以如此少的兵力防御这么大座城市，实际上是防不胜防的。而进攻本溪的国民党军系“五大主力”之一的新6 军，第刀军的88师和第52军共5 个师的兵力。新6 军的武器在国民党军可谓一流水平的，与新1 军几乎不相上下，在装甲武器方面还略优于新1 军。廖耀湘本人，亦属于蒋系少壮派军人，懂得现代军事知识。其部属大多经过印度兰伽美军的严格训练，在反攻缅北的作战中，取得重要战绩，与新1 军联手打得日军第56师团全军覆没。这次攻击本溪，该军及第刀军88师、第52军赵公武部分在空军配合下对守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萧华所部第4 纵队第30、第31团打得十分英勇，其中第30团4 个连的干部全部伤亡，每连仅剩下十余人，仍坚守着阵地，5 月3 日，萧华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下令放弃本溪。

　　此时，民主联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在大连养病，听说四平吃紧后，便找到苏联方面请求援助。苏军即调拨了八列车的武器弹药和医药由海路运到北朝鲜，然后用火车经集安通化运到梅河口。由于在梅河口未及时抢运，4 月28日，遭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炸毁260 节车厢，造成巨大损失。

　　林彪得到这一损失的报告后，感到情况严重，即向中共中央告急，认为“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困难与弱点将日益暴露。”

　　随着四平形势的日益吃紧，5 月1 日，毛泽东致电林彪，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一)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果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

　　(二)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

　　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

　　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料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调整，实际上是进一步加重了林彪的领导权力，特别是前线的党政工作权力，以保证四平作战需要。那么有人要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坚持死守四平呢?主要是为了以四平保卫战来争取重庆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达到国民党占沈阳，我方占长春、哈尔滨，以平分东北的目的，然而，平分东北又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的。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此时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的，为了全局的利益而不惜多牺牲一些局部的利益，则是在四平坚持旷日持久作战的根本原因。

　　在第二阶段之初，由于国民党军援兵未到，攻击力量薄弱，故大规模战斗较少，频繁的小接触则连续不断。国民党军经常于夜间对守城阵地进行袭击，企图寻机突破。4 月30日，新30师一部利用雨夜向玻林子阵地及铁路以东第7 旅第21团阵地袭击，并突破前沿阵地铁丝网，但被保1 团和第21因急促火力击退。

　　5 月6 日24时，新1 军分3 路向守城部队进攻，一路向第56团阵地攻击，另两路沿铁路两侧向第21团及保1 团阵地攻击，激战1 个半小时，被打退。新1 军采取夜袭战术仍不能得手，进而采取近迫作业，利用战壕工事逐段向守城阵地接近，或利用地形地物逐渐迫近，与守军近距离对峙。其最近处相距只有五六十米，新1 军的这一战法，是其在缅北的丛林战中对付最善长打丛林战的日本第56师团时学会的。这一招也确实奏效，给了四平守军以很大威胁。民主联军四平守军保1 团和56团为防止其利用战壕渗入阵地，除在其所挖掘方向的空隙上连夜筑成阵地、填补空隙，还组织曲射火器打击其作业手。第21团则选择有利地形，控制新的交通壕以包围对方所构筑的交通壕。

　　5 月6 日，东北民主联军第7 师炮兵旅第2 团投入作战，加强了防御力量。黄昏，第2 团以炮火轰击国民党军阵地，摧毁其纵深堡垒2 座。

　　新1 军炮兵多，立即展开炮战。但始终没有找到7 师的炮兵阵地。

　　5 月12日17时30分，守城部队铁路东7 门炮与路西的2 门炮配合轰击东南前沿红楼之国民党军，先后发弹400 发，予其以重大打击。

　　新1 军炮兵部队此后开始退人隐蔽地区，不敢像原先那样招摇了。

　　其间，民主联军也打了些莽撞仗。如7 师试图乘38师立足未稳打它一下，但事先准备不充分，敌情地形也不够清楚，就在夜里发起攻击，结果受到新38师火力夹击，吃了大亏，伤亡了千把人。事后，林彪发了很大的火，说“这是小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办法。”此次失利教育了大家，打正规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需要认真准备和组织的。

　　5 月3 日，林彪致电毛泽东，汇报了东北民主联军不利的情况。电报指出：近一月来的战斗，每旅皆伤亡一千数百人，战前连队原不充实，目前缺额更大。现在部分进行缩编，因此先不要成立新的野战旅，应将新兵开来前方补充，且不必等待很大的数目时才开来，须随时集中，随时开来前方，以维持部队的源源补充。

　　林彪在这份电报中，还向毛泽东建议，乘国民党尚未集结完毕，派出部队深入敌后，开辟第二战场，切断敌人的运输补驻线。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指示南满部队迅速北上配合作战。程世才率南满3 纵的两个旅连夜乘火车，到达四平右侧的哈福。第359 旅也从北海南下，到达哈福以北的赫尔苏。

　　自本溪失守后，东北战场形势对民主联军也越来越不利。新6 军正在向叶赫推进，迂回四平右侧;陈明仁的71军向八面城挺进，包抄四平左侧;新二军为中路，此时孙立人也从英国返回指挥部队。为防止国民党军迂回包抄，民主联军只好将防御正面再作延伸，整个防线长达50公里，有限的几支主力部队绝大部分用在于第一线阵地上不断消耗。为弥补一线主力不足，林彪将二线部队都用上了，但仍感兵力不足，无法进行强有力的反突击，加上部队缺乏正规防御战经验以及武器装备落后，主动权难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四平战场形势对民主联军十分不利。

　　此时，黄克诚的3 师负责四平左翼防御。在对峙中，他认为这样死守不是办法，于是给林彪发了几次电报，建议不要与敌硬拼，打敌一下子，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但如今敌倾巢而动了，想与我决战，我们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逐个消灭它，那个时候就主动多了。

　　对于黄克诚电报，林彪并不作答，黄克诚不了解中共中央以打促和的决心，情急之中于5 月12日越级给中共中央去了电报，就四平保卫战谈了自己的看法。电报说：(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团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对于黄克诚这一电报，中共中央还是不作答复。因为共产党此时正在同国民党进行激烈的和谈斗争，马歇尔作为美国特使和调解人，在偏袒蒋介石的前提下，也主张给中共部分利益，谈判的焦点在于东北地区如何分配?为此，5 月13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在东北问题上，马歇尔与蒋介石双方意见已相去不远，在关内问题上美国与我党日趋对立。形势真正的好转绝无可能，全面破裂蒋尚有顾虑，但危险已经增长，半打半和也许可能性较大，最后要看力量的变化和对比来决定，必须动员群众，以待决战。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分析是赞同的，他提出两条谈判条件：一是停战一周;二是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

　　5 月15日，毛泽东向各中央局发出电示：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来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

　　毛泽东这一指示，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此时他及中共中央主张，四平决不可轻易放弃，因为这是共产党与蒋介石和谈的重要筹码，如谈判成功，中共必将取得在东北地区的部分利益，就能多保持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的利益，为今后发展再创条件。既然中共中央、毛泽东都坚持死守四平，林彪就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以上意图。

　　5 月上旬，国民党军集中主力以夺取四平。将其第力军第88师、新6 军第14师、新22师由辽阳、本溪、大安平一带调出北上，同时，继续增兵东北。至5 月初，其第60军已全部由越南海运抵达东北，第93军亦在5 月内陆续运抵辽西、热河一带。

　　北进增援之国民党军前进甚速。至5 月12日，新6 军已进至铁岭以北，第力军第88师进至开原一带。至5 月中旬，四平地区的国民党军已达10个整师并配有飞机、坦克和重炮。

　　5 月12日，毛泽东电示林彪：“望将最主要力量放在开原、昌图地区，切断四平敌之后路，歼灭由沈阳北进之敌。”还要求南满部队积极行动，牵制本溪地区国民党军，使其不能调动或不能作大的调动。此时，东北民主联军除第3 纵队在昌图以东活动外，仅有在公主内岭的第359 旅及于四平以西休整的第3 师第10旅可作机动。5 月1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林彪，要求作战方面务望全力击溃新6 军并坚守四平。按中共中央指示，5 月15日，林彪令南满部队乘新6 军北上之际，攻占守兵少的城市，以牵制北进之国民党军。他今程世才率南满3 纵从昌图开原一带拦截新6 军;彭明治的7 旅和杨国夫的7 师增加四平正面防御;黄克诚3 师和梁兴初1 师在四平以西八面城拦敌;万毅7 纵增援塔子山防御。当新6 军主力北进到达威远堡、莲花街时，林彪又令第3 纵队和第359 旅节节抗击。

　　应当说，林彪的这一措施是高明的，但是由于民主联军装备太差，此项战术难以有很大的收效。

　　49.四平决战之三：林总临机撤守

　　5 月15日，四平决战进入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和最为惨烈的阶段。在杜聿明指挥下，国民党军各部分成3 个兵团同时开始向四平发起疯狂攻击。

　　左兵团为第71军第87、第91师，向四平以西八面城、四平以北梨树进犯;中兵团为新1 军3 个师，仍向四平近郊进攻;右兵团为新6 军第14师、第22师及第力军第88师，沿开原至西丰及开原至叶赫两条公路前进;第195 师为预备队。

　　在进攻中，廖耀湘的新6 军等部进攻最为得力。当新6 军经莲花街北进时，遭到民主联军第3 纵队有力杀伤。但新6 军充分发挥机械化优势，只以小部队与第3 纵队在阵地上厮杀胶着，大部队则依靠600 辆汽车北进。由此冲破第3 纵队防线，进入四平东侧“，相继占领西丰、平岗、哈福车站，尔后直扑四平外围防御要地塔子山和三道林子。

　　中兵团分为两翼攻击。其右翼50师，15日以10倍于民主联军守军的兵力占领了四平以东的258 高地。16日再度强攻万毅纵队扼守的3315高地，冲锋7 次均被击退，伤亡600 余人，守军亦伤亡200 余人。17日，第50师增调坦克，从正面再攻3315高地，并以1 个团侧翼迂回，终于占领该高地，从而威胁了四平守军外围制高点塔子山。

　　中兵团左翼新38师，在连续两天炮击三道林子、北山阵地后，又于17日上午，在7 架飞机、20门大炮掩护下，‘以1 个营的兵力向该阵地猛攻。高不及20米，宽不及100 米的小山岗上，承受着平均每分钟落炮弹100 发的轰炸。民主联军守城部队冒着强大炮火，待敌逼近阵地，即与之展开白刃格斗，国民党军遗尸360 余具在阵地前，进攻受挫。

　　进攻四平的左兵团第71军于5 月15日以两个四轮番向四平西北罐子洞、海清窝棚的民主联军第二师阵地进攻，发射炮弹3000余发，冲锋10余次，均被第1 师以少数兵力击退，毙、伤其300 余人，击伤第91师师长赵琳。至此，塔子山阵地遭到国民党军西、南、东3 面包围。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10公里处，居东部群山之首，为守城防线的最东端，可俯瞰四平守军东北方向全部阵地。塔子山的得失，关系到四平全局的安危，是四平外围最重要的制高点。为增强东线防守力量，林彪将第3 师第10旅东调增援。

　　5 月18日，新6 军首先以极为猛烈之炮火向塔子山轰击，继以飞机反复扫射，然后以二个营在坦克配合下由东面发动进攻。守备塔子山阵地的第3 师第7 旅第19国沉着应战，打退其第一次冲锋。新6 军继以更猛烈的炮火，从前沿阵地至山顶给以逐次排击。方圆不过七八十米的山头，不到5 分钟即落炮弹数百余发，有的阵地被炸平。第19团即以大石头为掩体，继续坚守，并打退对方第二次冲锋。上午，新6 军集中全力对塔子山进行更大规模的攻击，守军奋勇拼杀，终因新6 军兵力火力强大，东调增援部队一时赶不到，塔子山阵地失守。

　　塔子山的失守，不能怨部队打得不好，也不能怨林彪指挥的不妥，应当说，部队打得相当英勇，牺牲了许多老八路、新四军骨干，甚至还有老红军骨干，指战员们尽了力了。林彪的指挥也是非常具体、非常到位的，其命令中已经讲到了“不惜一切牺牲”这样的语词，但终究因为实力不及国民党军而失利了。林彪明白，此时四平已不能再守了，应该考虑撤退了。还在17日他就预料到这一结果，于是把总部的陈正人和陈沂两位部门领导人找来，指示他们起草撤退的电报。林彪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果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侧后迂回，封闭四平守城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而且有被歼之危险。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

　　……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3 纵的防线被新6 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林彪17日的预料是正确的。果然18日一大早培子山危急了，林彪向毛泽东发出了告急电。告之中共中央情况危急。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回电，林彪也顾不得了，于18日下午6 时，不等中共中央回电即果断决定，7 师于三道林子北山，7 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线撤退。

　　随着林彪撤退令的下达，四平地区民主联军立即行动，21日，市区部队开始后退，由于退得隐蔽，国民党军竟毫无察觉，仍在一股劲地往撤空的阵地打炮。林彪即致电毛泽东报告情况，电文：中央、东北局：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林巧亥24时前，城区及外围部队全部撤完。由于组织严密，至天明，部队已撤离四平20余公里，国民党军丝毫未发觉，仍不断向市区射击。5 月19日13时，被民主联军打怕了的国民党军才敢进入市区。

　　中外瞩目的四平保卫战历时31天，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离宣告结束。国民党军被毙伤1 万人以上，东北民主联军也付出了8000人(多为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骨干，营团干部中还有相当部分人员为老红军)的沉重代价。

　　四平保卫战是东北局、东总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进行的。这次作战，中共中央给予了充分肯定。5 月19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四平我军坚守1 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的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四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北犯进度，为建立和巩固后方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国民党军4 月2 日占领四平的计划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抗击下，被迫推迟了48天。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后方各地方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反奸清算，打击敌伪残余，清剿土匪，建立地方武装，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四平保卫战消灭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打击了其嚣张气焰，提高了东北民主联军指战员同国民党军作战的信心。

　　四平保卫战是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停战，阻止国民党扩大东北内战前提下进行的尖锐军事斗争。它打击了国民党企图以军事力量独占东北的野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东北和平民主斗争的坚强意志，有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其政治意义极为重大。

　　四平保卫战是东北解放战争过渡阶段的一次大规模城市防御战，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战斗中消耗了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东北民主联军也付出相当代价。因此，中共中央在肯定四平保卫战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一般的作战方针。

　　四平决战这段历史，一直是后来中共党史、军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韩先楚老将军的观点，韩老将军说：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1 万余人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的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8000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由于我军果断地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韩先楚老将军的这个说法，可以说代表了当年参加四平保卫战的绝大多数老战士的观点。

　　据老将军苏静回忆，当年陈云在给高岗的一封信中说：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作为共产党人进入东北七个月来的两件大事。如果这两件大事有错误的话，东北很难有以后的大好形势。

　　但是，作为驾驭中国革命全局的毛泽东却坚持认为四平保卫战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全国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抗拒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以争取和谈中的有利地位，就是要与蒋军决战一场，让蒋介石和美国人不敢小视共产党。所以中央才考虑进行四平决战的。一直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黄克诚说起四平保卫战时，仍持这一观点。

　　据黄克城回忆：当谈起四平保卫战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主力决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第十五章和与战的最后选择

　　50.东北局弃守长春

　　民主联军四平撤守后，下一步往何处去?对此中央是有指示的。5 月19日毛泽东就有一电示，要求东北局和林彪立即布置保卫长春。电报指出：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

　　长春还能不能守?还要不要守?罗荣桓带着病于5 月19日赶到长春，并立即去找此时已由梨树转移至范家屯的林彪。关于守不守长春的问题罗荣桓的态度很明确，不赞成守。罗荣桓指出：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彭真等东北局领导人听取了罗荣桓的意见后一致同意撤出长春。这次会议后，林彪继续留在范家屯指挥部队撤退，罗荣桓、彭真等回到长春，组织与北局机关由铁路退往哈尔滨。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让东北局退往哈尔滨，他还是按原定的守长春的想法来给东北局下达任务的。5 月23日，毛泽东继续电令彭真、林彪，要东北局守往长春和公主岭，该电令指出：(一)望坚守公主岭。

　　(二)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待谈判。

　　(三)立即部署公主岭及长春的守备。

　　(四)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

　　在收到毛泽东这一电示前，东北局就已经临机决定不守长春，而直退哈尔滨了，并且已付诸行动了。现在再改变已晚，毛泽东23日的指示也无法执行了。林彪和彭真只得于当日给毛泽东回电如实汇报实际情况。

　　林彪在电报中称：我军自四平防线撤出后，连日一面抗击敌人，一面进行转移。白天受敌机轰炸，行军多在夜间，部队甚疲惫，被敌人切断掉队甚多，目前无法组织兵力进行战斗。已令各部如遇敌时，则向敌进路的侧面转移，避免单独决战。现具体敌情及各部具体情况，均无法得知，我电台正在转移中。

　　林彪电中比较巧妙，只谈不守长春的客观的军事原因。

　　彭真在电报中称：长春方面幅员广大，周围地势平坦，我兵力不足，不可能固守。为避免被迫作战，我们(林罗等)

　　决定撤出长春。我们昨夜退出，现已抵哈尔滨，林仍率主力在前线指挥。

　　以上彭真一电可以看出，彭真是坦诚地、直接地向毛泽东陈述了为什么退出长春的原因。

　　毛泽东不愧为军事战略家，他对这两位大将十分了解，对东北的实际困难就不难理解了。

　　51.且战且走退过松花江

　　国民党方面在占领四平以后，其统帅部内部在今后战略安排上也有一番争论。

　　费了不少代价攻占四平后，是就地停止，还是继续进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白崇禧代表蒋介石的意见，提出：只要打下四平，与共产党的谈判就有了面子，不必再向长春北进;而杜聿明坚持要打长春。为此，他向白崇禧谈了自己的主张：夺取四平后如果不乘势前进，必将前功尽弃，因为“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国军”却不能尽量补充，现在停战是对“共军”有利。杜聿明还认为攻占长春等地有把握，经杜好一番争辩白崇禧才同意杜聿明按原计划继续打下去，其本人则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示。

　　杜聿明送走白崇禧后，立即部署了追击民主联军主力的计划，并下令给孙立人和廖耀湘：谁先进入长春，就奖励东北流通卷100 万元。谁知命令下达后，新1 军军长孙立人根本不吃这一套。此时新6 军和对军已奉杜聿明之命出发。而新二军却原地不动，原来孙立人是心里有气。新1 军在四平打了一个月，伤亡不说了，结果却让迟迟进入战场的新6 军从右翼突破，抢先占了四平，白捡了个“便宜”。孙立人还认为杜聿明指挥不公，让新1 军打硬仗，新6 军占便宜。孙立人的不服使杜聿明又增加了一块心病。

　　就在这时，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来到杜聿明的司令部。据国民党方面的史料记载：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嗣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及从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之亲近重要部属。于5 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知共军所行非义，逞向我军投降来归。

　　据东北民主联等老同志说王叛变是从迷恋上总部驻地一地主女儿后发展演变而来的。王继芳的叛变给民主联军带来了很大麻烦，一他随身携带有民主联军的部分重要文件，并向国民党泄露了大量民主联军的实际情况，使杜聿明一改以往谨慎用兵的做法，下决心调动其精锐以机械化为先导，分兵追击民主联军，甚至企图将民主联军截留在松花江南岸加以歼灭。

　　这一时期，是民主联军比较困难的时期。从5 月21日，杜聿明指挥其部队以多路平行追击方式对民主联军穷追不舍。国民党军是坐着汽车或开着坦克、装甲车迂回民主联军的。民主联军不分白天黑夜迈开双腿拼命地向北走，许多部队被打散了，打乱了，与上级暂时失掉了联络。全军上下都感到奇怪，杜聿明怎么一反谨慎用兵常态，开始追着民主联军后尾打了。直到后来才获悉是失踪了的王继芳这个叛徒造成的(王继芳叛变后，一度得到国民党当局奖赏，并被授予少将军衔，调入军统机关工作。但很快就失宠了。1949年他改名换姓逃回老家重庆，混人了重庆市公安局工作，工作异常“能干”，但很快被人民政府识破关押。四野总部暨华中军区立即派人到重庆确认系王继芳后，即将王继芳押回武汉公审处决，叛徒得到了应有下场)。

　　就在民主联军全力后退之际，国民党军也在齐头并进咬着民主联军后尾不肯罢休，并于5 月21日占领公主岭，22日占领范家屯，对日占领长春、海龙、德惠、农安。此后又沿长吉铁路占领九台、永吉。其第88师一部沿松花江直扑小丰满发电厂。民主联军罗华生部2 师4 团经数日急行军抢在敌军之前占领小丰满，并成功地组织防御，阻击蒋军，掩护友邻撤到松花江东岸，最后炸毁了松花江桥。

　　民主联军5 月下旬撤退时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罗荣桓曾回忆说：“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有些同志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看成是自己的，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但是很不巩固。敌人一进攻，散的散，叛变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比如，5 月29日林彪在给吉林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反映了这些问题。林彪指出：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p 多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到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此为我军进入东北，惟一的被歼的事实。

　　5 月30日，林彪致电东北局指出：我在吉林附近渡江部队被敌机械化部队切断，有四个团未渡江来。该四部无电台、无地图、无群众的引路报信，并在土匪的扰乱下将遇到很多困难。而且渡江之诸部队建制皆不完全，逃亡与疲惫现象极严重。

　　6 月2 日，林彪又一次致电东北局，在电文中指出：被敌隔断尚未找得之部队，梁兴初缺一个团，罗华生部缺一个营，万毅部缺四个营。万部减员最大，有的团只剩得半数。

　　黄克诚的3 师也遭受严重损失。为此5 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电报：从我所了解的东北部队部分情况及地方情况和我对今后作战意见略报如下：(一)从3 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 万人，仅两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7000左右，7 、10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干部亦换三次，团级干部伤亡尚小，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

　　(二)部队从四平撤退尚有计划，长春撤退则已有些混乱。两满四个旅，一个旅到北满，一个旅到东满，两个旅到西满，其他各部情况不明。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撤退时走不动，不愿跟走;干部因长期支持着，亦极倦怠。

　　(三)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作生意、作手工，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主要是由于后方工作太差。但干部在长春撤退前逃跑尚少，在战场上一般均积极勇敢。

　　(四)地方工作在西满只有法库、康平、昌图。通辽几县比较普遍的有初步基础，其他各县除县城外，乡村中有些则有了点工作，有些则完全没有工作。土匪问题尚未解决，长、哈、齐占领后，西满散匪达互万以上，进剿很难消灭，灭窜则做了。因为集中兵力在四平，亦无较多部队进剿，地方武装有部分尚不巩固。地方工作进展迟缓，是由于时间短、干部少、土匪多及干部恋着城市不肯下乡。工作作风亦有毛病等。分配土地农民情绪很高，但提得较迟，一时难普遍开展。故从西满说，我们尚无广泛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五)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黄克诚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采取主动的歼敌。而目前争取一个时间来整理部队，恢复疲劳，提高士气，剿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为最有利。待敌分散后作战，即失掉一些城市，这样做亦较稳妥。

　　5 月2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平决战后民主联军情况，并请示今后作战方针。该电日：“东北我军经长期苦战，主力甚为疲惫。敌已占四平至长春线及郑家屯、西安至海龙线。我西满、北满甚为空虚。同时东、西、北满土匪尚未剿清，今又乘虚弥起，现敌向我军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今后作战方针，请中央指示。”

　　5 月27日，毛泽东复电提出：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外交方针已告恩来，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必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毛泽东上述指示，是其审时度势为东北革命斗争在当前形势下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方针。这一指示也完全符合东北局领导成员的心愿，实际上是毛泽东已认可了东北局在四平决战后临机后撤的一系列行动的必要性。这一指示的适时下达，为东北局及时扭转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52.和平是打出来的

　　东北民主联军四平撤退后，国民党军气焰嚣张。杜聿明一心乘胜猛追，一举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全面“荡击”中共军队。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此时客观上有两件事的发生，使他不得不在松花江边收住了脚步。第一件事，就是在杜聿明的后背的南满的民主联军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及其他几个战斗，一下子牵住了一心北进的杜聿明主力。

　　还在5 月3 日国民党军攻战本溪——而北满四平地区国共双方仍处于激战中时，为配合北满作战，民主联军辽东军区按中央军委、东北局指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由第4 纵队和辽南第1 军分区部队，向中长路鞍山、营口一线守军发动进攻，相机占领鞍山、海城、营口。战役作战指挥由第4 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负责。

　　5 月24日后，第4 纵队发起对鞍山守军第184 师第551 团的外围战斗。第11旅第32团和第10旅第28团共歼守军2 个连。至此，鞍山外围之敌军全部肃清。

　　25日，在第4 纵队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当夜第551 团剩下的350 多名官兵全部放下武器。此间，韩先楚副司令员致信驻地海城的国民党军第184 师师长潘朔端，促其放下武器，走光明正义之路。

　　海城位于辽南腹地，中长铁路、哈大公路南北并行，贯穿全境，是沈阳、鞍山往返营口、大连的必经之路。

　　28日黄昏，进攻海城战斗打响。第4 纵队等终于在29日18时占领距第184 师师部只两公里远的玉皇山高地。

　　为促使海城、大石桥守军举行起义，争取鞍海战役全面胜利，韩先楚等加强了对守军的政治攻势。在大军压境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潘朔端决心举行反内战起义。29日夜，海城国民党军第IM师师部及第552 团共2712人，在潘朔端的带领下，宣布起义。31日，辽东军区副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治委员莫文驿到析木城欢迎并慰问了第184 师起义官兵。经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与潘朔端商议，并得到上级批准，将第IM师扩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1 军。

　　潘朔端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国民党军起义的先例，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统治集团。

　　海城战斗后，6 月2 日，第4 纵队于国民党军第184 师第550 团拒绝起义后，向该团发起攻击，至3 日10时，全歼第550 团团部及第2 、3 营。鉴于北满增援来的国民党军暂编第20师已达营口，新1 军主力第30、第38师及第182 师已逼进海城，以及已达到作战目的等原因，民主联军南满部队，遂改变继续歼灭第550 团驻营口的第1 营计划。6 月4 日，鞍海战役宣告结束。此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300余人，起义官兵2712人。缴获各种炮42门，轻重机枪84挺，各种步、手枪1107支，子弹75.87万发，炮弹3086发，击落飞机1 架。辽东军区在鞍海战役中，不但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促使潘朔端率部起义，还牵制和调动了国民党军由北满调回4 个师的兵力来坚守南满，有力地配合了北满东北民主联军粉碎国民党军继续北犯的企图。

　　鞍海战役是一次成功之仗。作战中，民主联军吸取了沙岭战斗的教训，集中了优势兵力和火力，并把军民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促成了国民党军进入大东北后的第一次起义投诚。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表彰。

　　此外，还在5 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即采取分兵疾追冒进的战术，以机械化部队对东北民主联军进行追击，企图捕歼东北民主联军于吉林、长春以南地区。其沿中长路北犯的新1 军21日进占公主岭;新6 军第14师亦相继占领了西丰、东丰和伊通，并继续向长春、吉长线、长白线等铁路两则迂回扩张。

　　东北民主联军经四平30多天苦战，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第1 、第2 师、万毅纵队及第359 旅向吉林以北舒兰、五常转移;第3 师(欠第7 旅)及辽西军区部队向白城子方向转移;第7 师及第7 旅等部队向长春以北和以东转移。之后，国民党军陆续占领双阳、梅河口、海龙、磐石、长春、农安、德惠。5 月31日，国民党新6 军第207 师第181 团进占祥甸，团部带两个营驻烨甸，一个营驻黑石镇。

　　黑石镇位于吉林磐石县东南部，距县城38公里，东距烨甸20余公里，距朝阳山e 公里。东北民主联军第3 纵队以第7 旅围攻黑石镇，第8 旅阻击朝阳山可能来的援军。围歼战斗在第7 旅旅长曾国华、政委李伯秋指挥下，经6 月1 日晚至2 日拂晓的激战，共歼其500 余人。同时，第8 旅于老鸽位子阻击前来增援之国民党军1 个营，并予以沉重打击。

　　黑石镇战斗结束后，第7 旅乘胜进攻。

　　烨甸位于吉林南部，地处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6 月3 日，在第3 纵队第7 旅政委李伯秋指挥下第20团和第19团一部发动烨甸战斗。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军第181 团Zto 余人。

　　这次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后大规模战略转移途中，首次歼灭孤立之国民党军的一次胜仗。

　　第二件事，就是蒋介石亲赴东北。这次蒋介石来东北，是其“光复”后的第一次。这对于国民党东北的党政军各界自然是一件特大事情，一切党政军公务都必须服从蒋亲临这件头等大事，因此追击民主联军之事也自然降至第二位了。

　　蒋介石偕宋美龄在白崇禧、张家嗷等陪同下，是5 月23日飞到东北的。熊式辉、杜聿明等东北要员一路陪同，费时费力。而蒋介石又是全面视察，既参观沈阳故宫和北陵、沈阳工业区，又接见东北党政军各界，到处演讲、训话。由此，打乱了杜聿明的全盘部署。

　　由于国民党军向北推进时，并没有在松花江南岸停止，故其新6 军88师一部渡过了松花江，占领了对岸民主联军的部分阵地。此时杜聿明满心欢喜，以为蒋介石即将下达停战今，如此便可以与“共军”隔江对峙了。谁知，5 月28日，杜聿明在国民党军侵占吉林后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更加利令智昏，打开军用地图，见拉法为永吉(吉林)以东铁路、公路交叉点，战略位置重要，即当面喻杜：“拉法非常重要，必须派兵一个团固守。”

　　5 月叨日，蒋介石又飞抵长春，在机场大厅召见廖耀湘面授机宜：“拉法为战略要点，必须派一个加强团固守。”

　　此时的廖耀湘，即安排第263 团孤军守卫拉法和新站。

　　长春失陷后，国民党虽然已经占领东北腹地30余座城镇和相当部分的交通线，但在东北民主联军奋力反击下，其兵力也损失5 万多人。因其关内外战线过长，继续在东北组织大规模进攻有困难。为求得喘息和增补部队的机会，同时慑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斗争和东北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的强烈愿望，6 月5 日，国民党与中共达成东北暂时停战15天的协议。6 月6 日，国共双方分别下令，自6 月7 日中午2 时起，东北停战15天。

　　就在停战令下达当天，廖耀湘所部第力军第263 团和第264 团1 个营侵占了拉法、新站，并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蚊河发起进攻。拉法位于蚊河北12公里处，拉(法)滨(哈尔滨)、长(春)图(们)、拉(法)吉(林)3 条铁路线在此交汇。新站位于拉法北6 公里处，是通往哈尔滨的交通要道。

　　而民主联军于四平撤出后，已经连续行军十余天了，见杜聿明所部还是死死咬住不敌，决心狠狠打它一下，让他们再恢复一次什么是老八路的记忆。

　　根据林彪等指示，东北民主联军在第1 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第2 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以及吉辽军区副司令员陈光指挥下，经3 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在拉法、新站全歼了国民党军第263 团及第264 团1 个营，共歼灭1900人，缴获大炮10余门，轻重机枪70余挺，各种步枪1200余支。并将被击毙的国民党军团长尸体装进一口棺材里送到了松花江对岸，以煞国民党军的锐气。廖耀湖见了尸首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与杜聿明互相抱怨，推卸责任。

　　拉法、新站战斗是在国民党军违反停战和约情况下进行的。东北民主联军奋起反击，全歼进占拉法、新站之国民党军，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首先，东北民主联军自卫反击，教训了国民党，显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实力，保障了拉滨线、拉图线铁路畅通，使东满、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其次，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装备精良的孤立分散之敌，进一步证明了“敌愈分散，愈便被我歼灭。”迫使国民党军停滞在老爷岭以西、松花江以南地区，不敢再分散兵力，孤军深人，贸然北进，使东北民主联军赢得了时间扩充兵员，进行整训，提高战斗力;再次，因拉法、新站战斗引起了“谁破坏停战协议，谁先打的第一枪”的国共争端及新站谈判，使中国共产党通过谈判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挫败了美蒋方面妄图以此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停战协议的诡计。同时，此战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斗志，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念。

　　6 月6 日宣布的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中，蒋介石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时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一举识破了其险恶用心：是要在有利军事形势下，休整国民党军队，准备对共产党发动新一轮进攻。于是周恩来立即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情况。

　　毛泽东则认为，我党“决定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间也好。”根据这一决定，周恩来返回南京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时，为指导东北工作，毛泽东于6 月13日电告林彪等东北局领导成员：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15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

　　当中共杰出的政治家和谈判高手周思来返回南京与蒋介石再谈时，蒋亦开出了他的所谓“和平”的新价码：一是要求中共退出察哈尔、热河两省;二是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三是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白城子。蒋介石的这些苛刻的、令人无法接受的条件，理所应当地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这样一来，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就不可避免了。全面内战也就迫在眉睫了。

　　此时，毛泽东最为担心的是东北，因为这是一块新区，我党我军全面进入时间不长，工作基础薄弱，如果真的再打起来，是否能够顶得住。6 月22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局，指示说：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8 天至30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7 月初蒋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豫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东北局成员的压力都很大。由于国民党方在全国尤其在东北占据了极大优势，而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则不断后退，并退到了最后关头了。当6 月初，杜聿明突破松花江防线时，东北局拟放弃哈尔滨，到农村去打游击，让各部队独立开创局面，化整为零。当东北局把这一打算告知中共中央时，毛泽东因和平谈判的需要，一定要东北局坚守哈尔滨10天，由此制止了东北局机关的再度转移。现在毛泽东又指示要打，对此，林彪信心不足，他至今未与东北局成员们会合，而是独自带领主力驻在距哈尔滨城一百余里的五常地区，准备与国民党军打运动战。甚至不惜到辽南山区去打游击。

　　据民主联军苏静老将军回忆：“当时，人称”酒罐子“的民主联军参谋处长李作鹏，认为国民党军不敢过松花江，正当他放心地自斟自饮时，林彪来到了，大发了一顿火，把李作鹏的酒桌也掀翻了。于是轻装简从，又从哈尔滨撤到了舒兰县。

　　“由于敌人顾虑战线太长，停了下来不再追了。民主联军也没有再退，因为再退就退到苏联去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在舒兰一个小城园子里讲了一次话。林彪说：大家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太慢了，丢得还少了。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东北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有了，身子就轻了，敌人的拳头也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

　　“林彪说，城市只能是旅馆，暂住一时，把敌人拉散了，一股股吃掉了，城市自然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拿破仑的军队打到莫斯科时，也是很猖狂的，可他们的失败在那时就决定了。今天也一样。我们已经通过大规模地撤退换取了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这并不是个新问题，我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这么做的。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力气用在建设根据地去。

　　“林彪还说，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食有粮食，要衣服有衣服。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有了全东北。”

　　6 月24日，林彪以东北局名义向中央发电，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反映了一些要求。林彪提出：彼如集中力量打东北，则我应在华北、华中发动大攻势，给蒋方以大破坏，迫其停战。这是求得全面停战最有效的办法。……由于东北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干部思想的混乱，部队的不充实与缺乏训练，后勤无巩固基础等等原因，我方的确以目前能取得和平为有利，以便造成有利的条件对付国民党以后翻脸。

　　故我们固然要基本上准备作战，但同时应力争和平，准备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这种让步的限度，以国民党能增多少兵来，我即酌量让多少步。估计他如以军事进攻时，能何时到达何地，我即准备在何时交出何地。这是我们让步的标准。

　　6 月25日，毛泽东即回电了，告诫林彪：(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无和平希望。

　　(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

　　(五)友邦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

　　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

　　毛泽东这份电报不是轻易发出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产生的。坚持打，或者不打，此时打或彼时打，毛泽东主要是站在全局的需要来考虑的。至于考虑局部的情况有不周到处，在所难免。胡乔木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人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1946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泽东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地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东北局成员李富春、黄克诚此时也向中共中央阐述了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的一些看法。两人认为：二战结束后，苏联严重地受伤了，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取得的胜利。美国却相对地加强了，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中国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目前又得不到国际革命的实际援助。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在抗战后加强了，嫡系军队增多，又得到美国的援助，今后数年还可能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反革命势力虽然也面临严重的困难，但目前均不足以制其死命。鉴于以上对形势的估计，李富春、黄克诚律议中央应力求采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具体办法是：(一)让步以达和平;(二)拖延以待时机;(三)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很少，只有一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让步以走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部分军队和解放区，还是以让步求和平为宜。但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们让步而放下屠刀，而一旦把刀拿得更稳，随时可爆发大屠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持打下去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也危险，胜利把握不大，但如打得好可能取得打打停停，可以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的根本变化。

　　胡乔木认为上述意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带有普遍性的。由于国共力量对比相差太大，谁也不敢说我方肯定能打胜。然而，毛泽东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李、黄的报告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二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一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将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于以坚决的斗争，其结果比付出更大更多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以上批示，体现了毛泽东在形势转折关头的胆识和魄力，同时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终归选择了坚决斗争的方针，并以此揭开了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序幕。

　　就在东北中共党政军工作最困难之时，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集中主力向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战役持续10天，先后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巩固和扩大了山东解放区。蒋介石在慌忙中将原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了回来，这就大大减轻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压力。关于这一点，后来的1947年4 月民主联军总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过：1946年5 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了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

　　从这个材料中，不难看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部队在1946年5 月对于民主联军的支援是何其主要的。然而，可以说，真正解了自己之围的是东北民主联军本身。因为，随着东北战线的不断拉长，杜聿明的战线太长了，分兵把口，其所占城市和地区越多，兵力就越分散，就越是难以在东北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决战。这样一来，一条松花江就把国共双方隔开了，由此使东北战场上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沉寂。就是靠着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才得以开始了规模巨大的、扎扎实实的建设东北大根据地的斗争。

　　第十六章到了有个“说法”的时候了

　　53.七七决议的历史地位

　　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长春等地撤退以后，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以和平谈判作掩护，加紧进行全面内战的部署。至1946年6 月底，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以6 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面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关内逐步形成大打局面，并吸引了国民党原拟增援东北的第5 、第53、第54等军不得不滞留关内战场，因而有力地援助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使之在东北赢得了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宝贵时间。

　　国民党为了全力部署关内作战，并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然后再转兵解决东北问题，故被迫一再延长6 月7 日签订的停战协定的有效期限，由此形成了东北暂时的和平局面。这是在全国内战爆发以后，在东北局部地区特有的一种情形。

　　虽然东北暂时保持了一个时期的休战状态，但是国民党军向东北解放区的局部进攻和蚕食行动从未停止过。国民党军集结于东北的部队有8 个美械化半美械化军，总兵力36万余人，占国民党军当时用于部署内战第一线100 万兵力的1 /3.至1946年底，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包括热河)的面积达25万余平方公里，占东北全区面积29%强;人口约2135.9万人，占东北人口53%强;控制了东北70%-80%的工矿企业以及主要大中城市和重要的铁路干线。东北解放区的面积大大缩小，除北满几个完整的省以外，大部分为国民党军占领，而且形成被分割的局面。

　　民主联军在四平战役中伤亡8000多名。部队骨干减少，少数部队暂时失掉战斗力，少量地方武装和少数干部逃跑、叛变，部分指战员对自四平大踏步撤退的战略措施一时缺乏明确认识，对阻止敌人进攻、坚持长期自卫战争和争取胜利的信心不足，缺乏长期艰苦斗争、创建根据地的思想准备。加上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作依托，一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补充，第3 、第4 纵队会合时的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抚松、长白、蒙江4 个完整小县。长白山和两条大通沟占据了大部分土地，交通落后，人烟稀少，一片荒凉。中共中央南满分局、辽东军区、辽宁省委、安东省委4 个机关和两支主力部队共10多万人，聚集在狭小的山沟角落里，粮食、弹药、被装毫无着落。而国民党军以4 个师的兵力继续进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则扬言：“将南满共军逼上长白山啃树皮，拱进鸭绿江喝凉水。”由于受到当时同国民党和平谈判这一政治形势的影响，从1945年11月起，中共中央虽多次指示东北局，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但中间曾多次发生过变动，以致在广大干部中间对和与战问题、城乡关系以及作战方针问题，均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以上种种情况，使得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继锦州地区作战以后再度处于空前险恶的境地。当时，摆在东北我党内军内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统一认识，生长和壮大革命力量，以改变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全面地阐述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指出了党在东北的战略任务和取得胜利的根本方针。要求“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中共中央这一指示，标志着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的完全形成。12月31日，东北局作出(对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之指示》，1946年2 月25日，陈云等给东北局的电报均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此外，3 月6 日至8 日和23日，东北局部分委员和部分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先后在抚顺和梅河口召开会议，围绕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广泛讨论。这两次会议对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斗争起了积极作用。3 月27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大胆发动群众创造坚强的根据地》的指示。4 月19日，东北局发出彭真起草的不要忽略根据地建设的指示，这些指示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

　　6 月3 日，中共中央重新提出：“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即《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在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长春前的头9 个月，东北的战略决策、工作方针、作战方针乃至重大战役部署，都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或批准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严肃地执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命令，大部分时间是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队打大仗，争夺东北。与此同时，坚持不懈地逐步展开放手发动群众、剿灭土匪、摧毁敌伪政权、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建设民主政权、迅速扩大部队、创立根据地等工作，以此作为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依托和基础。正因为如此，东北军民才有可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取得重大的胜利。到1945年底，东北民主联军已由出关的10万人扩大到近30万，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在1946年上半年抗击了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整个北满并联结东满、西满一部分的大块根据地，以及南满几块根据地或游击根据地，为以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了统一东北地区的领导，1946年6 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林、彭、罗、高、陈5 人组成东北局常委。副总司令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兼第一参谋长)，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副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谭政，政治部副主任周桓，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后勤部政委杨至诚。

　　1946年6 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东北局班子调整的指示全文如下：东北局：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中央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决定。东北局领导人表示一致拥护，并委托高岗和谭政将林彪接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工作。

　　6 月16日，东北局确定了各军区后方根据地工作区域：东满军区背靠朝鲜，在延吉、挥春、和龙、汪清一带建立后方根据地;西满军区以兴安岭为门户，面向齐齐哈尔，背靠满洲里，在中长铁路的博克图、牙克石和在海拉尔、扎兰诺尔、满洲里之线建立第一个后方根据地，在北安、德都、嫩江、纳河建立第二个后方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牡丹江、穆棱。勃利、东宁、东安、密山、虎林之间建立第一个后方根据地，在佳木斯、富锦、绥滨、同江建立第二个后方根据地，在孙吴、援民黑河建立第三个后方根据地;南满军区在长白山地区建立后方根据地。从此，在东北地区全面开展了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7 月1 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给各分局的指示》，“决定各旅划定一个地区去创造根据地，各派出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去打匪和做群众工作。”东北局还决定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实行大精简，各抽出约3 /5 的干部，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概下乡做群众工作。

　　7 月3 日至门日，东北局举行扩大会议。在东北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地领导人云集哈尔滨。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中央委员林彪、罗荣桓、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

　　在会议中，讨论和修改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决议草案。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和东北的形势，总结了前一时期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东北局内部争论了很久的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上统一了指导思想，并确定了今后的方针。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委托陈云同志起草《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7 月5 日完成初稿后，林彪一面组织大家讨论，一面向中央报告。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决议，亲自动手作了修改，于7 月11日复电林彪。东北局在7 月7 日通过决议后，又根据毛泽东的电报进行了修订，在7 月下旬向党内做了传达。这个决议，后来通称为《七七决议》。

　　《七七决议》第一项内容是对东北当前形势的估计。原文强调主要的特点是敌强我弱，因此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由于我们的部队尚不是像关内一样与群众密切广泛结合在一起，许多新部队尚未巩固，另一方面，又由于国民党想争夺东北，而必须从关内继续运兵，在关外继续扩兵，国民党在东北还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敌我力量的对比，现在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是敌强我弱，东北的战争，已经有并且还可能有打打停停、此打彼停的局面。因此，我们的思想必须有长期战争的准备。不认识这一点，不将这一点作为我党在东北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工作上是可能造成不良结果的。目前全党需要明确认识上述的形势，对于敌我力量不轻视、不夸大，不放松一切有利条件，但不作侥幸取胜。而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斗争。

　　毛泽东将这一段改为：“去年8 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自日寇侵人之日起，即领导了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与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但是，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在美国反动派的援助之下，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从去年11月山海关战役起，至今年6 月7 日两军停战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坚决的自卫战争。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战争仍有再爆发之可能。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处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尚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与建立根据地的必要与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与粉碎蒋军可能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对总的形势分析与原文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不同。毛泽东强调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强调我方进行的自卫战争，完全否定蒋介石政府在东北的“正统”。并指出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方是有利的，这就使东北同志们认清了战争的性质，鼓舞起胜利的信心。这段分析也反映出毛泽东决心同美蒋反动派决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前几天对李富春、黄克诚报告的批示比较，毛泽东的思想更加明确和发展了。

　　《决议》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当前东北工作的六项任务。第一项是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自卫战争的观点。原稿的内容是：“(甲)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自卫战争的观点。我们奋斗的目的，是为实现和平。但和平不是轻易可得的，只能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国际情况变化则是例外，但我们不能寄托于这一点)。必须在党内明白指出，东北斗争异常尖锐的性质，指出被国际反动派所全力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力量还大过我们，他们仍在坚持全部消灭东北革命势力的方针，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决不是诚意调停东北内战，而是以军事援蒋为主要方面，调解内战为辅助方面，两者都是以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在东北扶蒋灭共目的。这种反动政策，虽已引起国际国内民主势力的反对，但尚未遇到决定的打击。因此，我们一丝也不要放弃和平的可能，但党的任务是全力准备战争。同时又必须指出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势力，斗争力量发生对我有利的变化，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其主要方法：充分地发动群众，使我们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将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将使我们建立起牢不可破的阵地，将使敌人无法战胜。那个时候，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运动与国际民主势力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斗争，共同开展起来，使国内国际反动派既不能和，又不能打，东北和平才能出现。因此和平的胜利是存在的，但和平绝非任何依赖外力侥幸可得，只能由坚持自卫战争和艰苦群众工作中得来。因此不作长期战争的准备，不能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幻想和平等待和平，是完全错误的，与客观面貌不相符的，这类错误观点，必须全部予以彻底扫除。”

　　毛泽东将这段改写为：“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美英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来说仍感兵力不敷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与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15天及8 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但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中原区、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苏皖亦有很快大打的可能。对于目前东北，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一部和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犹疑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毛泽东在原稿的基础上，对我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立场，又作了更加深入具体的发挥。原稿强调了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坚持准备长期战争，要下决心去发动群众，以增强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在承认敌强我弱的同时，把东北与全国形势联为一个整体来看。既指出了我方的有利条件，也指出了蒋介石的困难，并表示了与美蒋反动派决裂，以战争决定胜负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几个月前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以“保卫马德里”的方式求得和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重申了去年12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观点，强调依靠群众，强调自力更生，才是争取胜利的正确途径。

　　大方向确定之后，对于具体问题，毛泽东同意《决议》原稿的内容，只作了少许修改。其主要精神是：当前战争的目的，是为保卫解放区而斗争。由于反动派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就不能不举行自卫战争。“自卫战的目的，是为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在经济上，是为劳苦人民争得土地、房屋，以及分粮、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免除失业、发展生产的民主而斗争;在政治上。是为推翻敌伪残余和特务、警察的统治，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由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的民心而斗争;在军事上，是为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和政治土匪的压迫，为组织人民武装的民主而斗争。”为了进行这些斗争，应当结成广泛的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但是“不要被地主阶级所蒙蔽，不要委任和发展地主武装，必须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

　　关于我军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一般不作阵地战，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

　　关于根据地建设，“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

　　《决议》特别强调：要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人农民的热潮。”

　　《决议》最后确信：“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条件之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

　　关于《七七决议》的意义，罗荣桓曾经指出：“这一决定是具体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是以毛主席的思想作指导的，是完全正确无可怀疑的。这一决定对东北有很大意义，也可以说是转变的关键。当时以这一决定解决了干部中‘战’与‘和”的思想和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就谈不上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就不可能打开今天这样局面。韩先楚上将在(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中也强调：“(东北局)7 月7 日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简称”七七决议“)。这一决议经中央修改后批准，成为我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针，已然沿着中央指示的道路走上正轨。”

　　这一期间，东北局创办了第一个党内刊物，林彪把它命名为《群众》。在7 月13日出版的第一期上，林彪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林彪指出：“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前面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在东北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建立根据地就好比是为自己造房子，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飘来飘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那么不仅我们会无处可走，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东北人民也就不能翻身，不能有他的地位。”

　　林彪还要求东北党政军各部门“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务必在最短的期间内，建立我们自己的家，造成我们自己的房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暴雨，我们就有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关于如何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问题，东北局在《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中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号召一切可能下乡的同志，均应自觉响应党的号召，跑出城市，跑出洋房，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服装，背上包袱，暂时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历史长短，不论资格大小，不计个人得失，提倡大官做‘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乡村中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不怕脏，不怕烂，住到农民的家里去，和农民在一起，学习东北农民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的斗争，解决他们的切身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扫除干部中盲目的乐观、享乐腐化、厌战情绪，留恋城市不愿下乡，以及幻想和平，等待和平等错误观点。”

　　二是“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团，选择战略区域和战略基点，首先突破，由点扩大联系成面。”“首先从一个屯、一个村做起，实行‘蝗虫政策’。”

　　三是开展农村斗争。这“实质上是进行一次伟大的农村革命。”要让农民拿起武器，建立人民武装，“到处捉拿特务、伪警、收缴地主枪支、肃清小股散匪。对那些组织叛变，杀害我干部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坚决镇压，没收分配其财产”。只有解决土地问题，锻炼出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才能奠定建军基础，使政权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通过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党在农村的支部，才能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四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与工作团配合，发动群众，形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在全军指战员中进行深人的政治动员，提高部队英勇果敢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采取出奇的远距离的奔袭、合击、穷追、反复扫荡等办法，以达到在军事上彻底消灭顽匪。”

　　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东北地区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做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创建根据地工作。

　　54.“拾破烂”与“捡洋落”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自打踏上了关东这片黑土地后，是靠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现代化军、兵种建立起来的，东北局领导人在现代化军兵种建设上是有远见的。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东北前方不论与国民党军打得再激烈，后方的军兵种建设和后勤建设却没有一刻不在发展。

　　1945年10月，东北我军就成立了炮兵旅。1946年5 月，成立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学校，朱瑞任校长，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任副校长。

　　为了尽快组建起自己的炮兵部队，还在闯关东前，朱德总司令便亲自给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写了信，对其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希望苏联红军给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东北人民自治军军政大学副校长、炮兵学校校长等职的朱瑞以支持，主要是指在重武器上给予支持。

　　延安炮校1000多人搬家来到关东，别说炮，连手枪也没带几支。按照原定计划，延安炮校开赴东北，任务是接收日军装备，“招兵买马”，建立一支新式人民炮兵。从延安出发时，得到的消息是关东军投降后，日伪军的大炮、装备都留在东北，号称“有大炮六千、骡马车辆无数，弹药器材堆积成山”。

　　当时，炮校师生们恨不得能助生双翅，立即飞到东北。朱瑞抵达沈阳后即约见了马林诺夫斯基，经同有关部门交涉，从苏联人手上弄到部分破旧火炮。后来朱瑞亲率部分人员，在几座仓库里找到了37门大炮和30余辆坦克以及7 座弹药库，但由于苏军不同意转让，“想拿没办法，哭秦庭亦无结果。我们赤手空拳来沈阳，……又赤手空拳退出沈阳。”

　　建设东北自己的炮校和炮兵还是得靠自己的力量。不仅是炮校，各部队、各地方政府都有搜集任务。为此，东北炮校将上千名干部分散到苏蒙边界苏日作战地区找炮找炮的部队走到哪问到哪。看到老乡车上有汽车、火炮和飞机“轮子‘，就追上去商量，买下来。再问日本人来过没有，附近打过仗没有。苏军和日军打过仗的地方都走遍了。各种火炮都有，大都残缺不全，就几门炮凑成一门炮。有的是打坏的，有的是故意破坏的，有的是拆开扔到河里的。

　　为了“捡洋落”，炮校师生冒着一30℃-40℃的严寒，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中寻觅。

　　我们去搜集武器，自己来武装自己，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搞到大炮决不回。

　　见人就问，见影就追!

　　追!追!追!

　　追到深山，追到森林，追到旧有工事里，追到可疑的地区。

　　为了几门大口径野炮和一批炮弹，朱瑞带领一个连硬是砸开坚冰从镜泊湖中打捞，结果捞出数门野炮。

　　朱瑞曾是苏联莫斯科克拉辛炮校的学员，他还通过老同学的关系从苏军一些部队中弄回了十几门大炮。为了发展炮兵，刘亚楼、朱瑞、尹健陈总作战科科长，后任作战处处长兼东北骑兵司令、二线兵团副司令员)等还为此去了苏联。苏方送了一些缴获的德国和日本的火炮、汽车及炮弹(当然不是白给的，是用东北大米和大豆换来的)。

　　直至1946年5 月，共搜集到各种火炮700 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批火炮零配件和其他器材。以此为基础组建了6 个乙种团(各两个营)、4 个丙种团(各3 至4 个连)、6 个营(各2 至3 个连)、20个连的炮兵部队，约合80个炮兵连。另1 个战车大队，1 个高射炮大队。

　　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就是这样靠自己的努力迅速发展起来的。

　　按照中央军委1946年1 月21日电报《训练工兵人材问题》的要求，民主联军每个野战纵队的旅(师)都成立工兵连。3 月，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在通化成立。

　　为确保解放区铁路交通安全，支援前方作战，促进解放区生产发展，利用日军留下的护路装备，东北局从1945年10月开始组建护路部队。直至1946年6 月，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铁道司令部，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支铁道部队。

　　1945年10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的大部和第一、第三分校离开延安，于12月到达吉林省通化县。1946年2 月，组建东北军事政治大学。林彪兼任校长，彭真兼任政治委员，何长工、朱瑞任副校长，吴溉之任副政治委员，徐文烈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建立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分校。

　　1946年3 月1 日，利用日伪旧有飞机和设备，民主联军在通化成立了航空学校，由留苏的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老共产党员常乾坤担任校长，政治委员由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吴溉之担任。

　　此外，这一时期还成立了测绘、通信和外国语等各种专业技术学校、各乙等军区和野战纵队普遍成立教导团(或营)等教育训练机构。

　　东北局决定1945年门月在沈阳成立总后勤部，下属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兵站部、铁路管理局、东北银行等机构，由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部长。

　　到1946年夏，东总总后勤部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和鸡西等地建立各种军事工厂36处。

　　55.“安家”必先“打匪”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必须先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然而东北境内四处活动的土匪武装，是妨碍中共党政军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心腹大患。因此“安家”必先“打匪”。

　　关东匪患，由来已久，历史上就是一个“巨匪”泛滥并从未根除的地区。抗战胜利后，土匪与伪满军和国民党特务相结合，活动更加猖撅。早在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之前，国民党就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东北各地，广泛网罗日伪残余势力和地主土匪武装，以“地下军”、“光复军‘、”挺进军“和”先遣军“等名目，封官进爵，以此作为其抢占东北的别动队。这些土匪武装，身穿军装，佩带军衔，公开以国民党政府的招牌招兵买马，欺骗群众，并且与国民党军的正面军事进攻相配合，到处攻城夺地、阻断交通、扰乱破坏中共后方。

　　据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有16个之多，有37种名目。先后加封委任伪军土匪头子为所谓“先遣军”。“挺进军”、“总司令”、“总指挥”等头目的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 名，师以下官阶的加封委任者不计其数。其所收编扩充的匪徒遍及东北，约10万人。其中北满、西满最多。盘踞北满的大股土匪，都被国民党搜罗，打着“救国军”。“先遣军”、“保安司令部”的旗号，无恶不作。

　　土匪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武器装备精良;大股土匪中还含骑兵，并配有坦克。装甲车和迫击炮。他们控制了北满的大部分县城，动辄残害百姓，屠杀中共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东北的剿匪，实质就是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武装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措施。

　　我军队初人东北时，由于经验不足，在政策上出现过一些失误。主要是盲目收编土匪武装，以招兵买马的方式扩大了一部分军队。如1945年11月，原抗联领导干部孙景宇到佳木斯后，认为李华堂、谢文东原来曾当过抗联的军长，可以与其联合，便任命李华堂为三江自治军司令，谢文东为富(锦)。绥(滨)、同(江)三县司令，孙荣久为勃(利)、宝(清)、林(口)三县司令。还收编了一些散匪。这样表面上看部队扩大至8000多人了，但是实际上是极不可靠的。以上情况在东。西满等地区也程度不同存在。结果国民党军一进攻，这些土匪纷纷叛变，在国民党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他们袭击民主联军后方，屠杀地方干部，破坏交通运输，造谣惑众，造成社会混乱和动荡。仅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江地区，叛变土匪即多达3.3 万人以上，杀害中共干部154 人。土匪甚至胆敢袭击苏军小分队和零散人员。1946年2 月6 日，土匪在烨川县境内就袭击了苏军汽车，打死苏军19人。3 月，在林口县境内，苏军一个排被土匪全部杀害。

　　东北各地土匪的全面叛乱，是国民党军向东北开进后开始的，此时我军正在北宁线上节节抗敌，而这些土匪却在心腹叛乱，给东北中共党政军各方面均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难。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指出：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正是由于分兵太迟，部分到达各地太迟，结果还是没有能够防止1945年12月底及1 月初东北各地大批新部队及地方武装的叛变。

　　苏军原决定1946年1 月5 日撤退，国民党地下军及所利用的伪满军官、警察、特务潜伏在我们新部队及地方武装内的分子，他们的口号是‘先当八路，后当中央“，于12月底举行大批的叛变，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整连、整营。整团、整旅的叛变。当时西满，北满、东满大部分县城被他们占据，他们以为苏军1 月5 日一定撤退，这样一来，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到时苏军没有撤退，而各地主力部队亦逐渐赶到，这就给了我们时间。苏军仍控制铁路线及大城市。我军就在各地进行剿匪，逐渐收复一些县城。但土匪并未肃清，不过打击了土匪猖獗的威风，克服了这一严重的土匪威胁。

　　1945年秋至1946年6 月是东北剿匪斗争初期。

　　中共中央东北局初进东北阶段的剿匪斗争，是围绕接管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这一重要任务进行的。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并占领山海关至锦州一带后，一些乘人民自治军扩军之机混入内部的土匪特务即公开叛变。针对匪患猖撅情况，中共中央东北局、各分局先后作出进一步加强剿匪斗争的具体部署，积极组织对土匪的围剿，但由于主力部队大部在前方作战，抽不出更多部队，不少土匪武装仅遭到打击但尚未剿灭。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6年。1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将部分主力分兵投入剿匪、发动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

　　山东第7 师、陕甘宁第359 旅在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治委员陈云的领导下，同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省军区一起，在北满地区进行剿匪建政。新四军第3 师(欠第7 旅)在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李富春、副政治委员黄克诚(后任司令员)的领导下，同嫩南。辽西军区一起，在西满地区剿匪建政。南满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的领导下，东满在司令员周保中、政治委员陈光的领导下，都迅速开展剿匪建政工作。

　　在北满，主力部队开进后，力量大增，剿匪斗争取得很大胜利。1946年1 月12日，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率部进剿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张雨新匪部，5 个月先后歼匪6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大炮20余门，轻机枪20余挺，重机枪8 挺，汽车20辆，马100 余匹，子弹10余万发，收复依兰、勃利、密山、宝清、饶河、抚远等主要县城，初步稳定了合江局势。松江地区部队和第359 旅配合，二月22日攻克木兰，毙匪200 余人，俘300 余人;接着解放延寿，歼匪500 余人，缴获汽车7 辆。1 至2 月中旬，收复通河、样川、萝北。鸡东、饶河5 县和村镇30余处。牡丹江主力部队从2 月至6 月底，先后发起3 个战役，在合江军区部队和第359 旅的配合下，进剿东宁、密山、东安等地的土匪，共歼灭8600余人，俘匪首郑云峰、张德振、李开江，打通了牡丹江与东安、佳木斯、延吉的交通联系，使东满、北满解放区联成一片。黑龙江地区，从1945年12月下旬到1946年4 月，发起泰安、北兴。海星、庆安等战役，消灭大股土匪1.2 万余人。在哈尔滨南作战38次，哈东23次，哈西21次，哈北8 次，哈尔滨市内4 次，共击溃匪军1.2 万余人，其中毙、伤、俘和投降6000余人，收复城市12座。绥宁省经过半年剿匪，毙。伤1740余人，俘3600余人，毙、俘团长以上匪首16人，击溃1000余人，缴获步枪1100余支，轻机枪107 挺，重机枪52挺，各种炮56门，解放绥宁、东安。绥阳、东宁等县。4 月，嫩江部队在辽西部队两个支队和第19旅的配合下，收复齐齐哈尔市，歼匪3000余人。先后收复甘南、嫩江、油河、富裕、林甸、大康、龙江、景星、布西等县城，歼敌9000余人。1 至5 月，北满军区共消灭、击溃顽匪4 万余人，伤匪4 万人，缴获各种炮约200 门，机枪500余挺，步枪2 万余支。

　　在东满，到1946年3 月，古东地区先后进行大小战斗60多次，毙。伤、俘匪近万人，投降3000余人，缴获步枪5811支，轻重机枪269 挺，炮28门。先后肃清吉林西、北、南三方面和辽北地区的土匪，打通图佳(图门一佳木斯)线。延边警备旅与牡丹江部队配合，肃清盘踞在东宁县的马希山残匪。

　　在西满，1 月中旬至3 月中旬，第3 师先后解放开鲁。开通、怀德。农安等10余座县城，歼灭伪军和土匪近M 人。

　　在南满，1 月，辽东军区部队在安东市粉碎国民党“先遣军”一部暴乱，俘其所属师参谋长关子庆等43人。2 月3 日，在通化粉碎国民党特务勾结日伪残余势力策动的万人武装暴乱。逮捕数十名匪首和骨干，毙、伤500 余人，俘3000余人。

　　在热辽地区，1 至2 月共消灭土匪7200余人，不仅使热西、热北地区股匪大部消灭，同时也使热辽、热东、热中地区的土匪活动削弱。至1946年3 月，东北地区共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剿匪斗争212 次，歼灭土匪7 万余人，收复被土匪盘踞的城镇11座，为创建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剿匪的同时，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发动群众工作，同时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一时期土匪多只是被击溃，残匪多逃匿山林潜伏，企图伺机再起。因此，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任务还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

　　第十七章山雨欲来风满楼

　　56.马歇尔满盘皆输

　　就在马帅回国述职期间，整个中国的形势已经与一个月前马帅回国时完全不同。此时，东北正在大打，关内情况也不乐观，小打小闹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使马帅十分震惊。应当承认，马氏重返中国的时候，其主观愿望中仍有好的一面，他不赞成中国内战再起，不赞成蒋介石在东北大打出手。他开始寻求调解东北内战的良策。马歇尔知道蒋介石对于挑起东北内战负有主要责任。他曾不断批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官员们违背停战协议的行为。他直率地告诉蒋介石：鉴于在中国的局势中本来存在的深刻的不信任和怀疑，政府过去的行为是致命地挑衅的，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地愚蠢的。我痛惜政府的军事长官在满洲的行为和政府长期拒绝允许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满洲。

　　马帅又对国民党谈判代表徐永昌上将说：当国民政府的军队开进满洲时。他们采取了鲁莽的行动，企图消灭在内战的共产党军队;我不得不作出结论，蒋委员长的属事顾问们所表现的判断力是很低劣的……国民党曾经有过在满洲获致和平的机会，但是它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现在共产党正在利用当前局势，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因而使国民政府处于很危险的军事地位，即战线过长，兵力不断地日益分散。

　　马歇尔的上述批评并不错。但是，美国干了些什么，他却只字不提。就是因为美国的援蒋政策，尤其是帮助蒋介石将大批精锐部队运往东北，极大地鼓励了蒋介石，使他敢于撕毁停战协定，在关东大打出手。

　　事实上，蒋介右所感兴趣的不是美国民主，而是美援，他之所以要把那么多军队运往东北，就是为了不给中共以民主，为了武力压垮共产党，为了进行内战。因此，只要美国一天不改变援蒋政策，蒋介石一天也不会改变内战政策。

　　既然马帅找不到问题的症结，不改变援蒋政策，他也就无法让蒋听他的话。不论马帅如何批评、劝告、要求蒋介石停战，而蒋介石根本不理会他，相反却反过来要求马氏向中共施压。

　　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中共必须退出长春，将长春交给国军“接收”;否则，他将命令继续打下去，直到夺取长春为止。他甚至向马歇尔保证，只要占领长春，国军就停止进攻。他希望马帅去做周恩来工作，压中共让步。

　　这步棋究竟如何走?对蒋介石的要求是支持，还是反对，不仅对中国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对马歇尔本人的赴华使命的成败也将产生影响。

　　而事实表明，马帅的抉择令人失望。在关键时刻他走错了棋。他没有坚持‘’公正“原则，他按照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转过来压迫中共让步。他轻信蒋介石占领长春后就停止进兵的许诺。

　　当然，在东北局势发展的关键问题上，马帅走出了这样一步死棋，绝非偶然，这与马帅执行美国对华政策和全球战略有密切关系。由于美国在美苏交易中不得不默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但是为了抵制苏联的影响并打破其对东北的垄断，美国只能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支持蒋介石尽快控制东北。美国支持蒋介石控制东北，但又不能不顾及因此而加剧的东北内战。马歇尔赴华，执行的正是白宫的这种矛盾的政策。因此，他不得不“走钢丝”，力求取得两者之间的平衡。结果，终于以难以调整支持蒋“按收”和避免内战的关系。马帅曾有个幻想，先支持蒋介石接收“主权”，再促使他停止内战。蒋介石不愿听从马歇尔的安排，马歇尔只能落了个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下场。

　　马歇尔正是带着这种幻想来找周恩来的。他首先抓住长春问题大喊大叫，指责中央占领长春违反停战协定，就是不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东北的事实。马帅声言，中共如不退出长春，内战便难以停止，和平就无希望。并保证一旦蒋军占领长春，就会停止在东北的一切行为。

　　周恩来不相信蒋介石的“保证”，并非是中共不肯让步，而是蒋介石得寸进尺;轻易地占领长春，将导致国民党占领更多的城市的结果。他还指出：停止美援是避免国民党内战的最可靠办法之一。

　　中共的话，马歇尔是听不进去的，但中共拒绝了这位特使，他也无可奈何。

　　为此，马歇尔忧心忡忡。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说：蒋委员长一再坚持，共产党若不撤离长春交由国民政府占领，他决不签署或同意任何解决办法，而且除非国民政府完全掌握满洲的主权，他绝不接受任何条件，于是满洲问题的解决越发困难了。

　　走投无路的马歇尔，只好以退出“调解”对国共双方施加压力。他先后告诉蒋介石和周恩来，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他不愿再作“调解人”。

　　这是在长达一年多的调解过程中，马歇尔第一次掼纱帽。以后，他又多次采用这种办法来向国共两党施加压力。

　　尽管周恩来和蒋介石都立即表示挽留，希望他继续担任调解人，并表示今后愿意倾听他的意见，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蒋介石再一次玩弄拖延战术，以避开马歇尔的纠缠，同时争取时间，等待战场上较量的结果。5 月下旬，他以视察为名，带着宋美龄，乘坐马歇尔的专机，飞往东北，把马歇尔丢在南京。

　　就在蒋介石动身飞往沈阳的同一天，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主动撤出后的长春。行前，蒋介石曾与马歇尔约定，一旦国民政府控制长春，他将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前进，停止攻击和追击，并在长春建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然后国共两党重新坐下来谈判。但现在，蒋介石却不愿履行前约，而是如周恩来所说，得寸进尺，一面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沿铁路线往北向哈尔滨、往东向吉林扩展，一面通过马歇尔，向中共提出一系列新条件，压迫中共让步。

　　5 月24日，即蒋介石到达沈阳和国民党军占领长春的第二天，蒋介石让宋美龄出面，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转达了他提出的、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的新条件。主要是：(一)依照停战令的字面规定和精神实质予以执行。

　　(二)依照计划进行复员和整编军队。

　　(三)恢复交通必须完成。

　　(四)程序办法：(甲)共产党不得阻碍国民政府依照中苏条约接收主权;(乙)共产党不得干涉或阻碍国民政府修复中国各地铁路的努力，这些铁路在军调部规定的一定时间内开始恢复运输;(丙)在执行三项协定(停战令、军队整编方案与“恢复交通协定)中，国共双方观点有分歧时，在军调部或执行小组里的美国军官必须有决定权以及执行和解释之权。

　　在这封信中，“第一夫人”还要求马帅对“共产党是否同意这些条件?”和“美国代表是否愿意‘保证’共产党的诚意?”等问题作明确表态。一马帅看到此信后十分不快，感到受了愚弄。

　　他倒不是对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有什么不满，而是对蒋介石只字不提是否愿意发布一道制止军队前进、攻击和追击的命令，只字不提是否同意设立军调部长春指挥所感到气愤。因为蒋介石到沈阳去以前，曾对马歇尔许诺，他到东北以后，如国民党军占领了长春，他将就这两件事作出决定，并把决定通知马歇尔。更有甚者，蒋介石不但食言，而且反过来要马歇尔“保证”共产党的诚意，这不啻是给中共，也给马歇尔下了一道通牒，马歇尔岂能忍受?

　　马歇尔收到此信，正在考虑怎样办的时候，他又收到宋美龄的第二封信，信上所署日期仍是5 月24日。

　　这封信仍然不提发布停战令和设立长春指挥所的事，只是声称，如果共产党接受前一封信所提的条件，蒋介石希望马歇尔通知共产党，他可以接受马歇尔的一些建议，如中共可在满洲驻扎三个师等等。

　　马帅此时虽然十分不高兴，但还是履行职责向周恩来转答了蒋介石方面的意见。

　　蒋介石还不放心，他又在5 月25日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让宋子文去做马歇尔的工作。

　　这封信本是秘密的，但后来台湾当局将其收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予以公布。它把蒋介石当时的思想和盘托出，很值得作一番介绍。

　　一开头，蒋介石就说：“接辞修(陈诚)电，据悉马特使对我军占领长春不甚同意，此乃其对和平之一贯政策，中之所以来东北者，亦以此故。”“中”，是蒋介石的自称。

　　接着，蒋介石写道：“但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象者，完全不同，将来当与其面晤时详述，照目前情势我军进入长春，实于和平统一，只有效益，而毫无阻碍，请其放心;只有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

　　这时，蒋介石还通过宋子文转告马帅，说什么如果中共不找马调解，亦不必理会。此外蒋介石还透露，他的做法已得到苏联的谅解，要宋子文将此也转告马。蒋介石说：“自中到此以后，某国不断作间接表示，决不对‘共方’袒助，阻碍我统一，过去如此，今后也必如此，”惟望中国能早日和平，并探询有否需要其尽力之处，此为其在我军进入长春后所表示之姿态，余尚未作答复，但据前后各方报告，某方态度确与前大不相同。至于马特使顾虑今后北宁路后方交通恐更易被‘共军’断绝一节，中已注意及之，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以作缜密之处置，请勿过虑。“

　　这封信反映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对在东北停战无兴趣，他关心的是将东北的中共加以消灭，然后回过头来对付关内的共军。蒋介石之所以对国内外呼吁东北停战不予理睬的原因在于此。蒋介石还在信中表露他已得到苏联的支持，而东北共军已处于孤立地位，是其放手消灭的有利时机。

　　总之。蒋介石的思路非常清楚，他把解决东北问题，特别是消灭东北共军主力看成是关键的一着棋，只要这一着走好了，即可收“一着走对，满盘皆活”之效，整个中国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蒋介石的计算非常精细，但是他总是轻视对手，他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自己力量估计太高，这就必然会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判断。

　　实际上，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将东北共军主力消灭，“击溃”也做不到，杜聿明部已成为强弩之末。

　　从军事角度看，东北问题确是关键，但蒋介石所谓的妙棋，恰恰成了“死棋”，其结果只能落得个“一着走错，满盘皆输”的下场。

　　马歇尔当然比蒋介石要高明得多。他根本不相信蒋介石能把东北共军主力消灭，也不相信东北战火殃及华北和华中，对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好处。他不仅担心自己的调解使命有可能失败，更担心内战的扩大，最终会给国民党政府带来灭顶之灾。他依然拼命地呼吁蒋介石立即下停战令。

　　5 月26日，在同周恩来磋商过以后，马歇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复信。信中说：“在此期间，我提出下列建议和意见：(一)周将军和我建议立即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二)我劝你立即发出在二十四小时内停止国民政府军队前进和追击的命令，公开宣布这一命令，并声称：这是为了促进你的结束战斗的愿望，并以谈判的和平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增进你目前的军事优势，将使国民政府在满洲初期经历的不幸结果和最近在长春的共产党将领们的好战态度导致的结果重复出现。无论如何，如果你不能做到上述两点，就将违反你最近向共产党提出的建议。”

　　信中马歇尔又谈到了所谓美方决定权问题，他还要求蒋介石解释宋美龄的信中关于“要美国代表保证共产党的诚意”这句话的意思。

　　蒋介石最善于“过江拆桥”，在他眼里马歇尔只是一将领，而自己是国家元首，是领袖。

　　对于马歇尔要他立即停战的要求。蒋介石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把马歇尔教训了一顿。

　　5 月28日，蒋介石又叫宋美龄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信不长，全文如下：“蒋委员长答复你5 月26日通过宋子文博士转来的信件。蒋委员长对于周将军所说的他‘原则上’同意履行三项协定感到恼怒，蒋委员长说，如果你和政府立场坚决，共产党就会让步。万一共产党不让步，蒋委员长说，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占领满洲各战略中心，这样共产党就将被迫履行协定。”

　　收到蒋介石的信后，马帅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蒋介石用这样的口气同他说话，这是第一次。马歇尔心里明白，包括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在内，从没有哪个美国人这样教训过他。蒋介石如此目中无人令马帅气愤。但是马帅此时也毫无办法。明知受辱，但不能发作。因为后果的造成与自己有很大的关系。他终于开始尝到偏袒这位中国元首、轻信其诺言的苦果。

　　同一天，蒋介石又亲自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蒋介石答应考虑发出停止前进和追击的命令，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马歇尔取得共产党的保证，即军队整编方案将立即实施，并首先在东北实行。他也答复了马歇尔的问题，因为马歇尔曾经问他，“要美国代表保证共产党的诚意”究竟是什么意思?

　　蒋介石说：关于保证共产党的诚意，期望你对你所参与的一切协定的实施规定时限，并负责监督共产党方面严格遵守这些协定。

　　这封信的口气比同日宋美龄的信要客气一些，但实质没有变化，蒋介石开始给马帅规定任务了，这个任务就是监督中共。

　　本来，要说“监督”的话，作为中间人的马歇尔和其他美方代表，应是国共双方的“监督人”才对。现在，马歇尔的任务只是监督共产党了。在蒋介石眼里，马歇尔究竟成了什么角色，可想而知。

　　马歇尔实在无法忍受了!他只好再次以退出“调解”相威胁。5 月四日，他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个电报。声称，由于“国民政府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因而“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

　　5 月31日，马帅的心情还是没能平静，他又给这个专断的顽固的“元首”发了一电，、电报指出：我未收到你对我5 月29日电报的答复。因此我必须重申：在政府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的情况下，我的调解工作不仅日益困难，而且即将达到这样的地步：我的正直诚实的地位要成为严重的疑问了。因此，我再一次请求你立即发布停止政府军前进、攻击或追击的命令，并准许军调部前进指挥所立刻出发到长春去。

　　马歇尔开始强硬起来的态度，镇住了蒋介石。6 月1 日蒋介石致电马帅，表示体谅其困难。此外通知马帅，他很快返回南京，一切可以面商蒋介石真的改变态度了?根本不是。原因很简单：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进攻已达到顶峰，无法再继续下去了。蒋介石想就势暂停攻击，把精力转到谈判桌上和准备关内大战方面来，同时也给马歇尔送一个顺水人情，免得他真的撒手不管。此时，蒋介石想在谈判桌上压中共让步，还需要马歇尔这个“公正人”。

　　57.流产的东北休战谈判

　　6 月3 日，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从北平飞返南京。

　　从1946年5 月5 日起，国民党中央政府宣布正式还都南京，一切党政机构皆在此前后从重庆迁到南京办公。中共代表团及各民主党派也同时搬到南京。从这时起，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马歇尔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蒋介石刚到南京，马帅就迫不及待地到黄埔路官邸拜访了蒋介石。马帅一点也不客气了，他要求蒋介石宣布停止军事行动，立即同中共重开谈判。，在马歇尔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允诺：东北暂时休战七天。在这一星期内，中共必须就东北停战、恢复华北交通和实施军队整编等问题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他还以不容置疑的蛮横语气告诉马歇尔：“这是我同共产党打交道的最后努力，因为国内经济情况迅速恶化，交通瓦解，全面的经济停滞，即使进行全力以赴的战争，也比这种情况好。”

　　面对蒋介石如此凶恶的武力叫嚣，马帅显得十分软弱，他只认为7 天休战太短无法操作。结果蒋介石同意延长为10天。马帅立即又同周恩来会面，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

　　为了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和平，周恩来同意休战及重开谈判，但休战必须二个月。

　　马帅只好再找蒋介石讨价还价，蒋介石最终同意把10天改为15天。

　　6 月一6 日，根据国共两党约定，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向各自的军队下达了从6 月7 日正午起，在东北停止前进、攻击和追击的命令。与此同时，休战谈判正式开始。此后，休战期又延长到6 月30日为止。

　　这一时期，在马歇尔为东北停战进行调解的过程中，周恩来发现，马歇尔越来越偏袒国民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歇尔支持蒋介石占领长春的要求，、而毫无道理地向中共施加压力。二是在东北战火越烧越旺的情况下，马歇尔仍坚持要将国民党尚未启运的第60、第93军运往东北，从而使东北国民党军多达7 个军。周恩来从上述事实中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马歇尔的“公正”已开始贬值。为此，他在同马歇尔的会谈中再一次表示不满。

　　尽管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对美国对华政策和马歇尔取客观分析态度。

　　在5 月13日发给中共中央的一个电报中，周恩来说：由于国际形势不许，特别是马歇尔所代表的美国政策，尚未支持蒋之全面内战方针。惟于东北问题，美马对苏联及中共却具大疑惧，其本身亦急欲插足东北，故对蒋之接收长春主权，虽不公开主张，但亦不反对，而且助其运兵……

　　美马与蒋对中国内战看法，尚未一致。马一方面认为蒋只要拿下长春便可停战，另一方面也怕万一长春之战旷日持久，引起关内战争，那便全面破裂，又非美国之愿。蒋则认为只要美马不反对拿下长春，便可能在打下长春前挑起关内战争，那便拖下水，不容马不赞成中国内战。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发给党内的一个指示也认为，“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的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

　　鉴于上述认识，中共中央仍决定采取与美国、与马歇尔合作的政策，对他们的错误做法继续在内部进行批评、斗争，而不在公开场合予以抨击。

　　在13日的电报中，周恩来向延安提出建议说：对美国仍以争取为主，批评为辅。适当与严正的批评，应在个人谈话时多多为之。公开舆论(不限制我们自己)，应要求其停运、撤兵及督促国方停战，并表示其应公正调处。各地停战小组有作用者，而工作关系与美亟谋改善。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在5 月15日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

　　中共中央的忍让和克制态度避免了与美国关系过早恶化。

　　但是，白宫并未因东北内战的加剧而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这使得中共领袖们感到愤慨。为了制止美国进一步援蒋，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发起一个要求美国执行莫斯科决议的运动。

　　5 月28日，延安致电南京，指示周恩来、董必武采取必要的行动。在电报中，中共中央对美国的援蒋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国政府中的反动派，这一切破坏三国协定的反动措施，实际是在美国援助下进行的，马歇尔调处中国内争的努力，除开表面的成绩而外，没有阻止中国反动派的任何活动，中国反动派在美国许多实际援助下反而更加活跃与毫无忌惮，这就是美国海陆空军的继续留住中国‘，并以极大规模的军事运输不断从南中国运输美国所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及大量美国军火，包括一切重武器到华北及东北的内战前线，继续供给反动派大批武器，包括数百架飞机、数百辆坦克及数万辆卡车、数十艘武装舰船在内。美军人员还继续帮助中国反动派，训练大批海陆军人员，不断输送到内战前线，供给中国反动派的军事情报，并有美国帮助所组织训练与武装的数万特务人员，出现于内战前线。

　　……这些实际帮助，是中国反动派继续坚持独裁，反对民主改革，扩大内战，不理睬三国会议决定……，并使马歇尔的和平调处只是成为无效的表面上的配角而已。

　　以上电文与半个月前对美国政策的评价已完全不同。这是自马歇尔使华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如此严厉地批评美国的援蒋政策。当然上述批评内容仅在内部传达，尚不是公开的文件。

　　延安公开地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6 月下旬。

　　6 月1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一项军事援华法案，请国会审议。同一天，白宫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由该法案所提出之协定，即《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这一协定规定，美国将保证供应国民党政府以充分的军火和器材。

　　华盛顿的这一举动，极大地激怒了延安，使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很快便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6 月22日，延安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的军事援蒋法案。声明尖锐地批评了所谓的军事援助，指出：……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

　　这是自1946年1 月以来的半年内，中共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谴责美国的援蒋政策，措词之严厉，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声明的发表，表明中共中央的对美政策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已开始恶化。

　　此时，中共中央实际上已不再信任马歇尔的“公正”了。然而，延安在对美斗争的策略上仍十分谨慎。

　　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又要求全党仍须“注意不要反对整个美国与整个美国政府，亦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对美方公正人土与普通人员，仍应争取同情”等等。至于对待马歇尔个人的态度，中共中央说：“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

　　在国民党不理睬、共产党又不信任的情况下，马歇尔在谈判中的“调解”作用势必越来越小，谈判成功的希望也就更加渺茫了。

　　正如中共中央的判断那样，到了6 月30日休战期满的时刻，由于蒋介石蓄意破坏，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国共两党虽都明确表示，并不因此关闭和谈大门，但整个中国局势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大变化。

　　对于6 月休战谈判的失败，马歇尔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评论。他说：“不管是什么原因，看来清楚的是，在休战期间的谈判中，共产党是比较愿意就停止冲突达成协议的，而政府则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共产党接受这些条件是不大可能的。看来同样清楚的是，某些国民党文武领袖的力量和权力是以武力解决为目标的，他们的信念是，全面战争要比目前伴之以经济与政治停滞的半战争状态为好。”

　　马歇尔虽然在调处东北内战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公正”，但他对事实的真相毕竟还是心中有数的，并且对他的上司杜鲁门说了真话。

　　谈判最终被蒋介石破坏而失败了，代之而起的是东北的大打，全国性的内战随着战火的浸延也不可避免地要在全国爆发了。

　　58.特大暴风雨的临近

　　1946年6 月前，中国虽然尚未爆发全面内战，但局部的战争已经此起彼伏。

　　当蒋介石国民党在东北大打出手的时候，华北、华中的军事冲突也没有停止过。

　　1946年6 月14日，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就当时的时局发表谈话时，曾经指出：“自1 月10日停战协定起，到5 月20日止，据我们现有材料统计，国民党军队向关内外各解放区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先后使用兵力共为258 万余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发言人还强调：“如能搜集全部材料，恐这个统计数字还不止于此。”

　　国民党方面同样也在指责中共违反停战协定，向国民党军队进攻，而且也拿出了一大堆统计数字。

　　从1946年3 月开始，蒋介石就以自己的言行昭示世人，他曾经举手通过的政协决议，并非他们真正希望达到的政治目标。他所要的并不是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民主联合政府，仍是他多年来所全力维护的“一党专政”。他在停战协定、政协决议上签字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缓兵之计而已。而中共却坚持不折不扣地按政协决议办事，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认为，只有建立这样的联合政府，才能确保中共的政治地位，才能真正维护中共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蒋介石曾企图通过谈判压迫中共让步。此计不成，他便决定凭借其优势的军事地位，以武力逼迫中共就范。

　　面对蒋介石的武力压迫和军事进攻，中共没有别的路可供自己选择，只有奋起抵抗。

　　蒋介石明确地表示他已下决心要消灭共产党，是在4 月初。当时，他已命令部队在东北大打。4 月9 日，他又秘密地接见美国记者，告诉他们，他已作好了打的准备，并说：“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

　　5 月2 日，蒋介石到新乡视察，在那里，他对郑州绥署所属各部队长发表了讲话。他说：“在你们大多数部队驻扎着陇海路上，与共产党相距很近，你们如果是有志气有血性的现代爱国军人，必定要提高志气，雪耻自强，扫荡反动派共产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6 月10日，休战谈判刚刚开始，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指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

　　蒋介石的这一讲话表明，他准备发动的全面内战已经迫在眉睫了。

　　中共发言人曾在6 月14日揭露说：“根据1 月停战协定，军队不能自由调动。但据现有材料。自1 月13日至5 月底为止，国民党军队共调动了42个军，118 个师。两个工兵团，两个炮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共计有130 万人的移动。”还说：“国民党军队在冀南、晋南地区(即我之晋冀鲁豫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2104座，在豫南。鄂北地区(即我之中原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6000座以上。如果把各解放区周围的碉堡全部统计，这个数目必然大得惊人。”

　　为了大打，蒋介石还调整了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他学习美国的做法，于6 月1 日iER 建立了国防部，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任命陈诚为参谋总长，又让一大批高级将领担任国防部次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

　　白崇禧、陈诚都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主战派”，蒋介石把这两位大将安排在国防部的重要岗位上，说明他发动内战的决心是很大的。

　　蒋介石要打内战，而国内人民却心向着和平，而不是战争。因此，随着国民党加紧内战准备的同时，继昆明“一二。一”运动之后，一个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尤其是在国统区蓬勃开展起来。学生、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进步团体都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不满，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请愿、罢课、示威等各种方式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6 月23日，上海各界民众10万人举行了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集会游行，并推选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十余人，以上海各界代表的名义赴南京请愿。当晚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却遭到国民党特务和自称“难民”的暴徒疯狂殴打。马叙伦等4 人被殴成重伤，民盟前往车站欢迎请愿代表的人员和《大公报》《新民报》记者时，亦有12人遭袭击受伤。

　　7 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连续暗杀了反对内战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国民党的增加苛捐杂税，也满足不了庞大军费开支的需要。以1946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支为例，包括税收在内的全年收人仅为法币19791 亿元，而军费支出一项就超过6 万亿元，赤字高达4 万亿元。

　　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的惟一办法就是大大增加货币发行量。抗战以前，法币的总发行额为14亿元，而IWh 年却猛增到8.2 万亿元。

　　这无异于杀鸡取蛋。增发货币，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造成的恶果却异常严重。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又必然导致财政破产、经济崩溃、百姓遭殃。

　　蒋介石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幻想战争全面爆发后3 至6 个月就消灭中共。

　　正当蒋介石剑拔弩张，准备大打一场的时候，延安的动向如何呢?

　　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东北开始大打和马歇尔调解东北内战失败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完全改变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他们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对美国“调停人”也不再拖幻想，开始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准备接受蒋介石新的挑战。

　　中共中央当时判断蒋介石有可能发动全面内战大约是在4 月底、5 月初。

　　5 月1 日，毛泽东在发给中共全党的指示中说：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5 月13日，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也致电中共中央，认为：“目前蒋系有意识的走向战争，但做法尚保存两面。”接着，他又对国民党的两面手法作了全面分析：“蒋之做法，在关外则强调接收长春，在关内则极力向我挑战，在政治上则国大无限延期，先用全力肃清后方，而口头上则说遵守政协协议，坚决实现整军、复员、改组政府及国防部，企图以此骗取舆论，争取美国造成我欲内战之印象，以孤立我们，以达到其发动全面内战之目的。本此分析，我之方针当然应据实揭露蒋之内战方针及挑战阴谋，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准备自卫，并实行还击。”

　　到6 月份，形势的恶化已难以挽回。6 月21日，东北休战15天期满，谈判却毫无进展。这一天，蒋介石虽然宣布将休战期延长到6 月30日，却又同时宣称，这是“为了再一次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个机会”，并提出了新的条件，继续为谈判设置障碍。

　　蒋介石最后通碟式的声明，把中共对可能实现和平的最后希望扫除干净。

　　6 月22日，周恩来电告延安，指出：“国方一切为了打，八天后整军方案也难得协议。故应在此八天内积极备战。”

　　同一天，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的指示》。他毫不含糊地通告全党：“蒋现延长休战至30日，7 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决心大打的意图洞若观火。既然特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并且已经无法阻挡，中共当然不能坐等着挨打。充分准备，迎接挑战，力争夺取自己战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方针。为了反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自1946年春开始，各解放区即认真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

　　中共中央部署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对所领导的军队进行精简整编，组建野战部队，重新划分各级军区，开展练兵运动，提高作战能力。并将所有的军队分成野战军和地方军，前者承担跨地区机动作战任务，后者则主要在本地区作战，或配合野战军作战，或独立承担比较次要的作战任务。经过整编，全军共建有野战军27个纵队(师)及6 个旅，共61万余人。地方军共ho万人，分为33个地方军区，102 个军分区，45个隶属于军区的独立师(旅)

　　中共中央部署的第二次工作，是在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并进行土地改革试点。5 月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逐步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此即著名的(五四指示)。

　　中共中央部署的第三项工作，是在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一着很有成效，中共能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就是这样，国共两党都在积极备战，以准备全面内战的爆发。

　　在1946年春夏之交之际，中国大地的上空，已是乌云翻滚，蔽天遮日。

　　山而欲来风满楼，一场特大的暴风雨即将席卷神州大地。6 月26日，隆隆的炮声最终打破了全面内战前夕短暂的沉寂。

　　主要参考书目

　　1.《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2.《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3.《中共中央文献选集》，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出版。

　　4.《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6.《辽沈决战》，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7.《辽沈决战》续集，辽沈战役纪念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8.《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王世英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

　　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乔木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0.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

　　11. 《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12. 《刘少奇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13. 《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14.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15.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6.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人物传》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

　　17. 《回忆与怀念》，伍修权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

　　18. 《朱瑞传》，郑建英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

　　19.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

　　20. 《和谈内战交响曲》，孙其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21. 《大东亚战争全史》，服部卓四郎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本。

　　22. 《冯乃超文集》(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23. 《广东党史资料》第3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24. 《辽沈战役实录》，田玄著，河北人民出版1997年出版。

　　25. 《马歇尔传》，福雷斯特主。波格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

　　26. 《蒋经国传》，江南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

　　27. 《马歇尔失去中国》，袁小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出版。

　　28. 《折冲》，王静著，重庆出版社1998年出版。

　　29. 《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刘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出版。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本书编写组著，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

　　31. 《刘少奇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32. 《中华民国大事记》，韩信夫、姜克夫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