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诊向天果多少钱:从“社会主义民主 ”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争说起

　　稍稍注意网络媒体的人，会发现：去年底以来，中国舆论界对民主的讨论日增；近来，中国政界、学界、思想界对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模式正在有所争论。

　　乍一看来，会觉得这是一次词汇顺序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民主社会主义”。

　　其实，并非如此。这里不妨就所了解，简要一叙一议。

　　一、并非词汇顺序之争 ,实为探寻发展中的问题何解

　　年初，《炎黄春秋》杂志曾发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该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否定了他们自己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提出的暴力革命及共产主义。此外，在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成就的各项比较中，文章指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此后，上海、杭州曾有学界等方面召开座谈会，对此文提出强烈异议。

　　《科学社会主义》杂志 2007年第2期载文,则对此文作了比较中肯的分析，指出：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其“最后遗言”是“放弃革命”，并首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据此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新正统说”也是不能成立的。不能混淆恩格斯与伯恩施坦的原则区别，当年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其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革命精神的性质是不能否定的，虽然这并不排斥今天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作抽象的价值评估。肯定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今新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是正确的，但进而肯定其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作用，并否定共产党人当年的革命路线，则是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或“民主模式” ，参考借鉴有必要，顶礼膜拜不值得，迷信照抄更有害。中国的前途不能寄托于某种 “模式”，而在于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广泛借鉴、坚持走自己的路”，继续开拓创新。

　　《人民日报》也参加到讨论中，6月1日刊载文章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指的是渐进式、稳定的、在现有政治秩序内进行制度创新的民主化。

　　《光明日报》6月12日发表文章，提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民主”加“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这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不久前，相关议论还引起了大陆与香港媒体之间的风波:《亚洲周刊》刊文,把一位提出“和谐社会主义”主张者称为“北京智库”，并称“和谐社会主义 ”主张已经由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下属理论刊物《人民论坛》发表。 而《人民论坛》则发出澄清启事，指《亚洲周刊》篡改其杂志所刊文章的观点。《亚洲周刊》却回应坚称绝非捏造事实，并质疑《人民论坛》忌讳“和谐社会主义 ”。

　　这些看起来是"笔墨官司",词语之争的讨论,并非词汇顺序之争,实为发展中的问题如何解决在探寻。

　　在这些表明观点的文章中，有文章明确说,写下这“一席话”，是执行入党介绍人的临终嘱托:“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希望"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并因此,有了以下观点: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可以发现，其他持不同观点者，不一定观点相同，但在此点上却是有相同的意向的。

　　有文表示要探讨 :如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监督，如何遏制官僚腐败，以及力挽社会两极化、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

　　有文提出:中国对腐败人员的惩处不可谓不严厉，但为什么中国的腐败问题仍会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就恶化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显然，这是因为中国目前“个别惩戒”的腐败治理模式，根本无力对付权力过于集中的政制安排引发的“普遍腐败”问题。

　　有文指出:现在紧迫的问题是，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迫切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扩大党内民主方面有新的举措，切实从制度上遏制腐败，而不能任其越演越烈。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也有文章强调，中国现行体制的张力尚未发挥到极限，只要进一步改革，妥善解决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中国的政体还能出现几十年的张力，推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

　　可见，“民主”的这轮争论，有发端于腐败问题何解、探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缘由。

　　不过，也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

　　"民主"，乃至“社会主义民主”，内含究竟有哪些？

　　今天人类文明所达到的 “民主”，实际实行的状况如何？有何利弊？

　　用所谓“民主社会主义 ”，就能立竿见影的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吗？

　　能不能用“社会主义民主”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里想概略的对这些问题，做些探讨，以供参考。

　　二、"民主"内含与利弊

　　什么是民主?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解说。

　　可能有人会说，民主普选乃至直选，民主竞争乃至“多党制、三权分立”，也是民主的重要内涵。

　　诚然，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西方政治民主，包括社会党人的宪政民主，是包含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的，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的。譬如西方政治民主制度当中的程序制、选举制、任期制、轮换制、聘任制、罢免制、权力制衡与监督制，以及公务员制度和各种有科学性的行政管理制度等，实际上是反映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很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而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借鉴吸收了不少有益的成果。

　　不过，可能我们不得不看到，今天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民主”，实际实行的状况，民主的一些具体形式，是有长短的：

　　——就说选举。

　　在有选举权者人人都可参与的直接选举投票中，选票实际上可以由什么而获得呢？

　　可能我们不得不看到，至少有如下各种：

　　１、理智的、正确的投票；

　　２、情绪化的，因个人好恶、同情、一时冲动的投票；

　　３、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而误导的投票；

　　４、受到个人、集团利益而非国家、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影响的投票；

　　５、受到利益直接诱使的投票，例如贿选以钱买来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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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代表民众整体和长远、根本利益的正确的主张、意见，能否从各自为“是”的各自投票、简单量化中体现？

　　普选，人人投票权力相同，但各人实际情况不同，各自投票、简单量化，是否能达到选举的目的？

　　人人投票，各人投票动因多种，不分动因只看票数，唯“票”是举，是否易生弊端？

　　——再看“民主竞争 ”、全民普选乃至“多党制”。

　　竞争，本来对于调动积极性，有着巨大的作用。经济发展中的市场竞争，对经济发展产生过、并且在继续产生着作用。但是，市场竞争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少问题，甚至会造成不良、恶性竞争，扰乱市场。而政治上的竞争，例如竞选，让相互竞争的政党自身承担起监督官僚系统权力运用的责任，这在互相有力监督，调动执政的积极性等方面，是有积极作用。

　　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民主”现实，也在遗憾地告诉我们：多党竞争的全民普选民主，在“变味 ”。

　　我们如果打翻美国、中国台湾、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这五个实施普选“民主”的“五味瓶”，就能看到多党竞争的全民普选民主的若干“变味”：

　　选举民主变味一 :

　　难分高下时，互不服气和猜忌，更多争议、偏颇和不稳定。

　　由于种种哪怕是正常的原因，选举也会出现难分高下的情况，此时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极易导致参选各方及其拥护者互不服气和猜忌，形成争议和不稳定。这一现象，在现代竞选运动中，已经颇为多见。

　　几年前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那场选举导致了戈尔与布什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官司越闹越大，对立越来越僵，使美国新总统难产。

　　在当时的法庭抗争中，人们不难看出，戈尔反复高唱“尊重每一张选票”，强调“民主与公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佛州三郡重新进行人工计票，以便赢得胜利；而布什则强调尊重佛州法律以及法律赋予佛州州务卿的权力，其目的也在于巩固在佛州已取得的、超越戈尔的数百张选票。

　　在法院的裁决对戈尔有利的时候，戈尔认为，法院应拥有更多的权力裁决是非，纠正不明确的法令，并监督州务卿在选举问题上拥有的“行政权”。

　　当法院的裁决不利于布什的时候，布什则说，法院是一个有限权力的司法机构，如果法院挑战州务卿根据州法律所作的决定，那是不恰当的行为。佛州最高法院宣布可以重新计票，布什猛烈抨击法院“罔顾法纪”，认为“司法系统作出的决定已超出他们的职权”。

　　人们还可以看到，佛州州务卿哈理斯本身是共和党人，又是布什在佛州竞选总部的共同主席，因此，她根据佛州法律所作出的几项关键性决断，都是有利于布什，有利于共和党的。可见，选战中显然蕴藏着鲜明的利益因素、政治因素和偏颇与并非公正。

　　利益使民主“变味”，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选举民主变味二 :

　　利用不正常手段影响选票 ,导致抗争和分歧。

　　在中国台湾当局的“民主选举 ”中，这一点可能要算是史无前例的突出。在台湾大选中，处于劣势的陈水扁，为了影响选票，利用“国亲”的妥协性和对华盛顿心存侥幸的心理，成功地通过华盛顿对“国亲联盟”施加压力，诱逼“泛蓝”上套，搞了个“国亲版本的公投法案”。结果，被陈水扁利用，硬是将“要求大陆撤除飞弹”之类的议题，塞进了“320公投”，并与大选捆绑在了一起、在当天一起投票，图谋为陈水扁争取“绿票”。结果，选前争议不断，还在选举中发生了许多起投票无效。

　　更蹊跷的是，大选前一天，又发生至今查不出缘由的枪击竞选一方两位正副参选人事件。在大选的紧要关头，一方突中枪受轻伤，由于时间、地点、过程受到各方质疑，认为可能是绿营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是为激发出原本可能不投票的“绿票”。这样“巧妙”地干扰影响选举，使得原本认为处于优势的蓝方，在选举中以极其微小的差别败选。致使引起极大社会震动，至今也未平息。

　　利益使人以各种手段影响选举过程，而使民主变味，此乃“有史以来”少见的民主闹剧吧。

　　选举民主变味三 :

　　国外力量介入，扶植利己因素，导致选举中双方力量对比变化。

　　乌克兰或可算一例。据说，美国国务院每年用在所谓“推动全球民主”方面的总支出，高达10亿美元，而对乌克兰的投入就是其中一部分。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洛恩·克雷纳说，他领导的“共和党国际研究所”，一年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2590万美元资金，用于支持包括乌克兰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民主运动”。

　　乌克兰橙色革命后，纽约时报也曾报道：在乌克兰“橙色革命”的幕后，有反对派领导人、3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一位西方高级外交官、议员、内务部和内务部军队指挥官等等，在向库奇马的竞争对手提供消息；给反对派成员和民主派人士提供安全保障；公开表示不愿意遵从政府的路线，并对政府官员展开心理战，以软化他们对抗议活动的反应。

　　在选举中资助，鼓励、支持一方获胜，搞“拉偏架”的竞选，金钱推动的“民主”胜选，不是“变味”的民主？（更何况，乌胜选一方执政后，又很快发生大分歧；直到最近乌政局并未稳定而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还在闹，……）

　　选举民主变味四 :

　　因为利益需要，利用选举机会，以民主为由头，挑动“何患无辞”式的指责和驱赶领导人。

　　吉尔吉斯选举风暴，可能要算此种味道最足。

　　据报道，招致反对党非议的是吉议会选举。那次选举中共有14个党派参加。有500多名国际观察员和1.5万名本地观察员对整个选举进行监督，其中有来自独联体的218名观察员和来自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 208名观察员。为防止舞弊、确保投票合法进行，本次选举采用了专门的透明投票箱，选民在投票时需将大拇指的指纹印在自己的选票上，计票时有专门仪器进行检测，以避免重复投票。

　　经过两轮争夺，全部 75名议员中的71名已经当选。来自亲政府阵营的代表达到30名左右，而西方支持的反对派当选者不超过8人，以独立身份进入议会的人士占了将近一半。

　　本来两轮选举已经在平静的气氛中成功举行，但西方观察团在选举后的报告中，却把这种平静说成是吉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限制了选民自由。

　　1991年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曾被美国选定为中亚地区“民主样板”重点培养，在政治制度上也堪称本地区的瑞士。

　　吉尔吉斯长期以来被誉为中亚的“民主岛”。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00万，是中亚小国。但是，其有该地区数量最多的反对党，有声援反对党的电视台、广播和报纸，甚至连令原苏联执政当局谈虎色变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也毫无阻拦地在此“高效运转”。

　　据美国使馆公布的材料称，吉独立后的10多年间，仅美国对吉的无偿援助即达7亿多美元。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更是实现了其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包括在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甘西军事基地。

　　就是这样的一个“民主样板” 国，还是被反对派闹得天下大乱。反对派发动示威抗议活动，针对总统阿卡耶夫。他们说，支持阿卡耶夫的政党在选举中违规，这一切是为了在议会取得多数后修改宪法，为阿卡耶夫能在今年10月开始的总统选举中继续参加竞选铺平道路。（根据吉宪法，总统任期为 5年，最多可连任两届。阿卡耶夫是吉 1991年独立以来的首任总统，他分别于1995年和2000年两次连任。）

　　而对于上述指责，阿卡耶夫一直加以否认。他曾说过，吉尔吉斯斯坦拥有一部非常完美的宪法，他本人并“没有通过修改现行宪法来谋求延长总统任期的任何想法”。阿卡耶夫无奈地表示，尽管他在许多场合多次重申这一点，但吉本国的反对派和某些所谓的外国专家，总是不断地散布谣言，说他准备修宪以谋求延长任期。

　　在这里，我们可能看到了利益驱动下的变味的“民主”，似乎在“何患无辞”的指责和驱赶合法的领导人。

　　有鉴于此，有观察家认为，实际上吉国骚乱的原因并非选举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也不是制度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现政权的存在是否符合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利益问题。

　　是中亚的战略利益，使外国十分用心的插手吉国的“民主”了。毕竟，这一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太让人垂青：中亚地区的石油储量达2000亿桶，仅次于中东；天然气储量达7.9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

　　而美驻吉大使斯蒂芬·扬，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关于吉议会选举期间局势的报告说，吉议会选举期间，美国在各项推动“民主”和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的活动方面，已经花了500万美元，报告呼吁美政府在支持吉反对派方面再拨款2500万美元。

　　面对这些“变色”与 “变味”的民主，人们不该感慨和思考吗？

　　不由让人想到前苏联的创建者列宁的名言：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遭到反对的。今天世界上的一些“民主”的现实，在遗憾地告诉我们：当人为了利益时，民主是会被“触犯”、被 “异化”的。

　　因此，可以说，在现实中，人们已经不难看到：

　　在选举和被选举方面，都可能因为各自的利益，而非正常的影响选票。例如，台湾的大选情况，恐怕就是这方面比较极端的案例。

　　在一国、一地的选举时，其他国家还会因为其利益，而插手别国，非正常的影响选票。或许可以说，被俄学者称为美国策动的中亚“彩色革命”，就是最新的一组事例。

　　为了利益，在选举中，还能出现有意识的制造选举争议；可以原本无争议，而因利益和权利争夺的需要，使之变得有争议、起风波乃至风暴。吉尔吉斯的选举争议，直到形成风暴，看来有此情况。

　　今天，选举民主在一些国家遇到的问题，应该说是内外双重的:内部，会因为利益，在“民主”、“自由”名义下的选举中，发生非正常的手段、状况和争议；外部，会因为利益有关而在一国内部"打架"时，外国插手来拉"偏架"，声援乃至资助。

　　可以说，“民主”在人的利益驱动下的“异化”，已经和正在出现较多的非民主本来意义的情况：“民主”在异化中，正在出现丧失其价值和作用的现象。

　　台湾近年的民主选举，是已经把“民主”的这些短处在中华文化背景下,放大出来给全世界看了。——当然，自认为“民主”十分成熟的美国，恐怕也不敢恭维说他们的直接普选，是十全十美的理想状态，毫无瑕疵的。

　　三、“民主社会主义” ，或者其它什么灵丹妙药，能立竿见影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综上所述，或许我们要说，民主，乃至“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其它什么灵丹妙药，未必能立竿见影的解决中国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腐败问题。如果盲目照搬，弄得不好，可能结果更糟糕。

　　比之中国台湾、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中国大陆（乃至港澳），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人口更多、发展更不平衡，更加地大、物博（港澳则还有体制特殊、地位和社况复杂等情况），如果贸然实施普选、多党竞选……，内外的变数和插手完全可能会更多，极为可能导致政治和人心紊乱、经济和民生也会倒退，可能因此天下大乱。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台湾、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坦在民主普选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前车。

　　今天，在强调民主的同时，人们可能不得不考虑“民主”的有些方面的不足，可能带来的问题和社会成本。

　　当然，虽然民主有不足，有新的问题，并不是不要民主（就长远而言、就最终的有效制约、监督、制衡而言，民主仍应该和可以是人类文明的一件法宝）。但是，对民主应该进一步探讨，需要以适当的措施、制度，对民主扬“长”避“短”。那样，民主可能才会对人类进步发挥更好的保障、推动作用。

　　而且，广义的民主，不能只理解为选举民主——靠投票决定掌权者去留来制约，虽然这也是重要和必要的。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协商民主，广泛的、现代互联网条件下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决策、民主参与管理，以及明确、硬性的问责制度，都会不同程度的对社会的管理与反腐败，发挥重大的促进、制约作用。

　　为什么不能让广泛的、现代互联网条件下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

　　为什么不能让民主参与管理、民主决策，以及明确、足够刚性的问责制度，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

　　为什么不能让执政党自身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

　　为什么不能让多党合作的各党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

　　应该说，是能的。如果制度（例如问责制度、民意和舆论监督制度等）设置完善、健全、刚性程度较高和适当，权力的有效或比较有效的制约，应该是可能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只要进一步改革，妥善解决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就应该能应用不断改进的中国政体还能出现若干年的“张力”，争取以较小的社会成本，推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以发展来促进各种问题的解决，以及为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更高层次的民主创造较好、更好的条件。并在此期间不断的探索、改善、发展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民主、和谐的发展道路。

　　这样，可能才是目前更加实事求是的、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的发展道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