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智航骨科机器人:蒋庆：用中国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蒋庆：用中国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晶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先导人物

·30年30人·国内篇·第16人

《晶报》首席记者：陈冰

2008年11月27日

记者：李忠 / 摄

引言：改革开放30年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有影响的“文化热”，到90年代的“国学热”，再到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把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予以支持和推动。这不仅意味着国学已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精神资源，也意味着中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方向。蒋庆是一位独树一帜且颇有争议的思想者，国内一些学者称其为“当代大儒”，西方学者则称其为试图在西方自由民主之外为中国未来政治提供另一种可能性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在当代国学界，蒋庆是一位卓有成就且争议颇多的儒学大家。他是独一无二的，不仅表现在他对儒学“有其天健日新之活生命与真精神”的信念上，还在于他是国内选编少儿读经《诵本》的第一人，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活着的书院”的创办者和山长。西方学者贝淡宁在其英文著作《自由民主之外：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中说，在学术前沿，中国出现了儒家学说的会议和书籍的大爆发，其中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当是蒋庆的《政治儒学》。

蒋庆是西南政法学院（现名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78级的一员，当他的同学们创造“国内法学界的半壁江山”的神话时，他独辟蹊径，探索中国文化的演进道路，并且沉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未来走向。1989年，尚不为时人注意的年轻学者蒋庆在台湾发表文章《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被人们看成是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政治宣言和思想纲领”，并把它与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四先生1958年于香港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相提并论。

“难道离开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真的就无法言说？”怀着这样的疑问，蒋庆在遍览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佛学、基督教思想等一座座理论高峰后，把中国的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归宗，在其中安营扎寨。他已不再为研究而研究，而把目光远投到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诠释系统，回应西方政治文化的挑战，建树中国之为中国的文化身份。《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以善致善》、《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等一系列论著相继出版，蒋庆举着儒家的幡旗站在国学前沿。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晶报记者就中国文化真价值和真精神等问题，访问了蒋庆先生。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

晶报：现在“国学”是一个很流行的词汇，“国学热”、“国学班”、“国学研究院”等等，凡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称作国学，像胡适先生所说。那么“国学”究竟是什么呢？

蒋庆：对于“国学”一词的滥用，我是不赞成的，我甚至不认同“国学”概念。传统的中国学术只有经学、儒学、理学、心学等词，而无“国学”一词。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的开端，就写下一句令人触目惊心的话：“‘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中国在过去并无“国学”之名，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有人提出了“旧学”或“中学”的概念。为了与“西学”相对应，“五四”以后一些中国学者受日本学界的影响，将“中学”称作“国学”。现在人们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统称为“国学”。外国学者则把研究中国的传统学问叫做“汉学”或“华学”。至于“中国学”的称谓，则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和现当代学术的合称。孔子说“名不正言则而不顺”，“囯学”“汉学”“华学”等词均“名不正言不顺”，均是中国固有学术系统被西方学术系统解构颠覆的产物，即都把中国学术当作毫无精神价值的死物来作考古似的研究。因此，站在中国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中国学术本位立场，理应恢复经学、儒学、理学、心学等名，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中国学术充满生命活力的精神价值。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辜鸿铭先生当年就非常反对西方“汉学”或“中国学”把中国学术当作无生命的死物来研究。

晶报：有学者认为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你怎么看？

蒋庆：基于上面所说的理由，我们在谈论中国传统学术时，最好不要用“国学”一词。如果勉强从俗使用“国学”一词，必须警惕，避免把“国学”当作无生命的死的学术来研究。在我看来，“国学”的主体当然是儒学。按道理，在中国讲“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是不用解释的，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历史实事，也是历代中国人长期形成的一个思想共识。但是，由于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系统受到西方文化与西方学术系统的猛烈冲击而日益衰微，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儒学是什么了，更遑论理解儒学的正统主体地位。由于现代中国学人受晚清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如章太炎之流“等孔子为诸子，夷六艺于古史”的影响，又由于现代中国民众受“五四”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影响，认为儒学只是一个学派，同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墨家学派、道家学派一样，并无区别。实则不然，儒学不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或者说，儒学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

我们知道，法家、道家、墨家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而儒学则是孔子对其以前四千年中国文化的整理、传承和总结。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即继承了源自上古以来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说，道家学派由老子、庄子创立，法家学派由商秧、韩非创立，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而孔子述而不作，只是对他之前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进行了重新整理和解释，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重新发掘前代文化的价值，保存前代文化的典籍，所以我们说由孔子建立的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晶报：“以儒学为主体”的提法，尽管是事实的陈述，但也许不能得到某些道家、释家学者的认同。

蒋庆：在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文化格局，释是外来文化，虽然后来中国化，但在本源处毕竟是外来文化，这自不用说；道源于“六艺”，出于儒家经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不能正面代表中国文化，而儒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之源，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这是马一浮先生“诸子出于六艺”的看法。所以，儒学代表了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正”和“主”，而道家是中国文化的“偏”，佛家是“客”，尽管“客”在主人家中居住久了，能尊重主人，后来主人接纳客人为自家人，但客人毕竟不能占据主人的位置，即不能自居中国文化的正统主体地位。这是阳明先生“三间屋喻”的看法，即儒是正中堂屋，道释是两侧厢房。所以，儒学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是主流的中国文明，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它中国学派和宗教。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中国几千年来经过反复的思想文化博弈后形成的历史文化共识，所以我们不能像现在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中国人那样认为这是儒学或儒教的自我尊大和文化专制，更不能将儒学或儒教与其他学派或宗教一体拉平。当然，强调儒学或儒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不尊重中国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其他学派或宗教，儒学或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与其他学派或宗教的互动博弈中获益良多，不仅丰富了儒学或儒教的内容，并且使儒学或儒教的义理更加博大精深。强调儒学或儒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只是说明儒学或儒教在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中国文化格局中分工不同，历史定位不同，而无丝毫排斥否定之意。中国文化的历史业已证明，儒、释、道三教和谐并存一直是儒学或儒教追求的目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更何况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现在共同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巨大挑战与冲击，更没有理由互相排斥。

晶报：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中的“破四旧”及“批孔”运动，儒学为代表的国学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国学开始复苏，到新世纪已蔚为大观。那么国学复兴意味着什么？

蒋庆：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对中华民族来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是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人民如美国人、英国人的文化身份标志。儒学的复兴，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纠正，是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即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积极回应。我们可以说，儒学的复兴，是中国文化恢复自信的象征，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文化方向。

以儒学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

晶报：儒学不仅具有高深超越的学理，同时又是入世的学问，具有很强的实践功用。那么，儒学能解决当前国人普遍的浮躁心态吗？

蒋庆：浮躁心态是心灵缺乏安顿、生命没有归宿的表象之一。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化衰微，出现了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调失”现象，即老文化崩溃，新文化又没建成，使中国处在“文化真空”中，而“文化真空”必然会带来中国普遍存在的“心灵空虚”与“信仰危机”，就是我常说的中国人“灵魂在飘荡”。我们知道，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人的生命，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过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怎么办呢？解决之道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历史上的中国人把儒学称为“身心性命之学”与“安身立命之学”，用今天来话说就是解决人生信仰、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之学，儒学中所说的“达天德，立人极，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三不朽、返心复性致良知”等，都是通过儒学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生命。所以，要解决今天中国人生命无处安顿飘荡无归的状况，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中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

晶报：我们常听到道德沦丧的种种消息，比如毒奶粉、黑心棉、剽窃论文专著、搞虚假成绩被外国大学集体开除等等，儒学对道德重建有何功用？

蒋庆：由于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崩溃，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开始崩溃，人们已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我常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规则”就是指的这种局面。现在的问题不是不遵守道德，而是已经没有道德标准了！在今日中国，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听到看到的都是道德崩溃的消息：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文假博士假医疗器械，还有医生收红包、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员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屡禁不止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国处在一个靠利益驱动的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

怎么办呢？解决之道还是只有复兴儒学，复兴儒学就意味着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因为我们知道，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正是儒学的实践目标。比如儒学中的“五常”就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仁义礼智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过时。举例来说，“诚信”是现在中国最缺乏的道德，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虚假盛行，就是缺乏“诚信”。因此，要在今天恢复“诚信”道德，就要恢复儒学的权威，用儒学的道德来教育中国人，包括教育中国的儿童和成人，让中国人认识到儒家道德就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总之，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的指导下发起一场振兴中国社会道德的运动，才能重建中国的社会道德，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民族，使中国不愧为“礼义之邦”的美名。

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晶报：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当务之急，儒学有何作为？

蒋庆：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时间的历史文化演进中逐渐形成并定型。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都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中国在一波又一波的反传统浪潮中，儒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的最主要目标。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其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同时，由于儒学式微，中国国家的文明属性也逐渐丧失，出现了严复所哀叹的“国性不存，国何以为国”的状况，中国逐渐退变为一个地理国家，而不再是文明国家。怎么办呢？解决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复兴儒学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就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今后的岁月中，儒学也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实现“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另外，也只有通过复兴儒学，才能恢复中国的“国性”，因为中国的“国性”自古以来都是儒学赋予的。中国具有了“国性”，就意味着现代中国同古代中国一样，再次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从而使中国在当今世界以文明划分国家属性的国际交往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文明定位，实现近来以来无数中国学人追求中国“国性”的愿望，不再被西方人视为“精神分裂的国家”。因此，中国现在不仅要增强“国力”，更要回归“国性”，因为“国性”才是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本标志。

晶报：如此看来，儒学复兴可以让中国人获得新的希望？

蒋庆：人在本质上是希望的存在，而儒学是希望的学说，儒学追求的是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方向，获得了动力，产生了意义。但是，近百年来中国人自己打倒了儒学，转而向西方的学说寻找希望。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消亡，中国人才恍然觉悟，西方的学说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真正的希望，中国人又一次陷入没有希望的痛苦中。为了解脱心中没有希望产生的痛苦，中国人开始通过无休止地拼命追求权力、财富、虚荣来麻痹自己。

怎么办呢？就是要复兴儒学。儒学提供的希望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解除中国人因丧失希望与理想产生的痛苦，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马克思·韦伯说现代性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化铁笼笼罩的世界，因而是没有希望与理想的世界，儒学的希望与理想就是要打破这个理性化的铁笼，为生活在理性化铁笼中的人带来信念与热情，提供希望与理想。

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晶报：中国人都有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儒学能否为此提供思想资源？

蒋庆：这实际上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合法性问题，是所谓“政道”问题，解决的是权威与服从的关系，是实现政治稳定与执政能力的根本。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就可以把统治变成权利，把服从变成义务，实现中国人所说的“长治久安”，就不会有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儒学赋予的。具体说来，儒学是通过“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来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基础，包括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学习西方，在政治领域不断西化，具体表现在政治合法性上抛弃了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传统，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一重合法性的传统，即民意独大传统。由于西方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了神圣天道的合法性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导致了政治的世俗化、私利化、平面化、庸俗化、非生态化与非历史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的问题。就中国的现实政治来看，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民意合法性中一个很小的方面，即经济增长的方面。一旦经济增长减缓或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怎么办呢？只有复兴儒学，用儒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思想来为当今的中国政治提供周全完整的合法性，同时又用周全完整的合法性来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的标准。中国的政治若能得到天道、历史与民意的全方位支持，就算民意合法性中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其它合法性仍在稳定地支撑着中国政治，不会出现“稳定压倒一切”的焦虑。

晶报：那么儒家思想和民主政治是不是矛盾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前景又是怎样的？

蒋庆：儒家所推崇的王道政治比西方的民主政治更有中国特色、更全面、更有高度。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都推崇王道政治，因而都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即儒家文化特色。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学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这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就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向西方文化歧出并变质。这种文化的歧出变质在中国古代叫“以夷变夏”，其直接后果就是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中国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定位与文明归宿。

但是，通过复兴儒学却能创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不仅在合法性内容上优越于并周全于只具有一重合法性的民主制度，同时王道政治本身就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今后政治发展的方向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既吸收了西方民主正面价值又避免了西方民主弊端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王道政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要用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歧出与变质，才能寻回中国政治文化的自我，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自性，才能回归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才能确立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身份。

30年国学复苏与发展脉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复苏的波澜不断涌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国学”因此热起来了。

在80年代中期广有影响的“文化热”中，以中国文化取向为主的“中国文化书院”系列丛书和以科学主义取向为主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以现代主义取向为主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并列为当时的三大文化思潮。正是“中国文化书院”系列丛书在中国文化沉寂了三十多年后，初步表露了对中国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吹响了中国文化复苏的号角。1984年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1986年《孔子研究》杂志的创办，为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和阵地。

“文化热”中，季羡林、张岱年、庞朴等学者所持的弘扬传统文化立场，与港台钱穆、徐复观、南怀瑾及身处海外的杜维明、成中英等人正桴鼓相应。在这波被称为新儒学复兴运动的热潮中，人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南怀瑾的话，或许可以作为这派的代表观点。南先生说："我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国学的复苏，也有其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其中以政治改革问题最为尖锐。面临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示范的压力，官方对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儒学开始逐步重视。1989年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接见了与会部分代表并讲话，为儒学的研究提供了较宽松的现实环境。与此同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一系列“经济奇迹”，也让东西方学者追问：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它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是得益于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来源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中国大陆的经济要发展，要腾飞的时候，也必须重视对传统文化、儒家伦理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危机，加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真空地带。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中就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比如重人际关系、重社会和谐、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重道德自律、重理想人格、重和而不同等，恰恰是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对国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1989年，不为时人注意的年轻学者蒋庆在台湾发表文章，举起了复兴中国文化的大旗。但蒋庆的观点囿于两岸交流的障碍，少为时人所知。1994年，年轻学者陈明创办《原道》杂志，为儒家思想的新解提供更纯粹的学术阵地。此后，蒋庆、陈明、康晓光、盛洪（经济学家）、张祥龙（哲学家）、梁治平（法律学家）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越来越受到关注，是对文化激进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有力回击。

进入新世纪，国学热持续升温。大学是中国文化脉动的风向标。进入本世纪以来，一些大学的国学研究提到重要事程，引导和推动着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复苏。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率先在校园树立起孔子像，2002年成立孔子研究院，2005年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2003年在竞标中获得教育部“儒藏”编纂工程项目，国学大师汤一介担任了首席科学家，20多所高校和文化研究机构参与其中。山东大学于2004年成立了儒学研究中心，聘请著名学者庞朴先生为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则于2006年初成立了“国际儒学院”。

民间也是中国文化脉动的大舞台。90年代初期，台湾学者王财贵把儿童读经理念带进大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800万中国儿童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读经班。北大的“一耽学堂”默默推广儿童读经，已经坚持了数年。2001年蒋庆在贵州龙场创办“阳明精舍”，2005年鞠曦在吉林创办“长白书院”，拉开了中国民间讲学传道的序幕。网络作为一个可以广泛传播思想文化的新兴平台，聚集着大批鼓动、支持和投身中国文化复兴事业的网友，如孔子2000网、原道网、儒学联合论坛、中国儒教网、华夏复兴网等。

官方是中国文化脉动的关节点。2004年的公祭孔子和《甲申文化宣言》，因为有在职或退休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而被视作是“官方祭孔”和“官方宣言”，标志着“国学”研究开始了新的阶段。中国要在国外开办100个孔子学院，被海外认为是中国要以中国文化来建设自己的“软实力”。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2006年****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都曾给予中国文化以充分肯定与积极评价，被海外认为是中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方向。

媒体方面，央视的《百家讲坛》打造了一些“学术明星”，却也通过学人雅俗共赏的讲座，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光明日报》等纸煤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等等。2004年深圳《晶报》对当代大儒蒋庆的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的连续报道，让这位儒学家的思想进入公众视野。因为蒋庆的“出山”，引起了2004年的“读经大讨论”、 2005 年的“国学大讨论”、2006年的“儒教大讨论”，国学影响力已从学界普及到大众。

前不久颁布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从“国学”中汲取智慧。特别是现在，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面临许多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国学”总能给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传道”“解惑”。可以预想，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今后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物简介

蒋庆，1953生，字勿恤，号盘山叟，江苏徐州人。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深圳行政学院。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在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任山长。他以承续光大儒学为己任，为当世大儒。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等，翻译有《基督的人生观》、《自由与传统》、《当代政治神学文选》、《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主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语录：

当今中国学术的最大问题就是重建被西方学术解构殖民了的中国儒学，而要重建中国儒学就必须首先回归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然后再用儒学的义理结构与解释系统去解释中国、解释西方、解释世界，当然最重要是去解释西方学术本身。只有这样，中国学术才能从西方学术的解构中回归重构，才能从西方学术的殖民中独立解放，因而中国学术才可能复兴再盛，人类问题的解决才可能有另外一种文明中的参照与选择。

——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