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动仪对身体的危害:(转)张瑞敏:我最喜欢老子的《道德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11:46:54
张瑞敏:我最喜欢老子的《道德经》

人们把海尔的缔造者张瑞敏称之为哲学家式的“儒商”,他在哈佛讲坛上,面对着来自不同国家的MBA学生,用他的“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征服了惯常以自己的管理文化而自豪的西方人士。

张瑞敏的确算得上一个儒商,他一方面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融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然后自成一家。

在张瑞敏的“书谱”中,从《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菜根谭》,甚至波特的《竞争三部曲》、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德鲁克的管理著作都是他案头的常见书目,在博览群书中,张瑞敏吸取着中外文化,因而也升华着海尔文化。

有一次,张瑞敏在哈佛大学演讲,当时与会者问他,总裁先生,你把中国的海尔经营得那么成功,请问你有哪些秘诀?当时,张瑞敏卖了个关子,他说我经营海尔之所以成功,并不是我的成功,而是我请了三位著名的老师,是他们教我如何成功的。

这些人一听,都感到好奇,你张总还请了三位老师,是哪三位?张瑞敏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老子,老子教会我战略性的思考;他说我的第二位老师是孙子,孙子教会我策略性的思考,是战术;他说我的第三位老师是孔子,孔子教会我做人做事的道理。

接着,张瑞敏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他说我请了这三位老师,我虚心向他们学习,所以我经营得很好。接下来大家就问他,张先生你最喜欢哪一部书呢?他说我最喜欢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当中所讲的无为而治,他说我经营海尔主要是无为而治。我只抓大事,企业的大事就是文化、组织和战略。周恩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作者:胡长明)

传统人生哲学中对周恩来影响最大的核心观念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道家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其影响下,周恩来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

不可否认,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时代更是强调“诚”,注重“人格”力量,主张待人处事要“端赖良心”,特别富于道德践履精神,因此也很容易让人将他与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联系在一起。

周恩来的许多优秀品质如积极入世、忧患意识、彬彬有礼、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确也能从儒家文化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渊源。

中外学者有关周恩来与儒家思想精华之关系的评论所在多有。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周恩来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

国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周恩来积极投身革命,一辈子改造世界观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和蔼可亲的品格,又有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临危不惧,身居高位,廉洁奉公的情操,又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动体现。这些见解虽然说都可以成立,但似乎没有捉摸到周恩来人生哲学的底蕴。

其实,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对老子哲学也怀有相当的敬意,甚至有明显的扬老抑孔的思想倾向。

春秋时代,社会秩序失范,异说竞起。周恩来在解释孔、老哲学产生的原因和用意时说:“且孔氏亦值是时,尼山设教,倡仁义之说,秉先王之法,学者风从,几移完域。老氏际此,其不入于孔者几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礼之日,未尝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尽脱于羁挚,所行又多限于绳规,乃不得不超乎世俗,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争,宁退让保故有之我。弃礼灭义,剖斗折衡,岂无因而发哉?”

世人认为,老子主退让,失去了竞争之旨,周恩来认定此乃“失察”之见,他说:“世人假礼义以济私,恃斗衡而犯禁,老子要不得不有此激耳。不然,老氏既主退让之旨,又何为道德五千言,发为文章,与孔氏争学理之长短哉?”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认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变的真谛。在他看来,孔教、耶稣教、佛教三者“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亡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

可见,青年周恩来十分推崇老子哲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对于周恩来的见解,他在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深有同慨,评论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识,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并称赞周恩来能将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传出,识见迥不犹人”。

旅日期间,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将“自然的妙理”与“进化的轨道”并称,正是南开时期将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的“天演竞争”并提的旨趣之延伸。

正因为早年便对老子哲学有过浓厚的兴趣和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来后来与人谈及老子哲学时也颇能驾轻就熟。1939年,他在故乡绍兴与《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利关、美人关'。”

这时周恩来反问说:“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天风一时回答不上来,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

从老子五千言中选出这十二字作为最精彩的话,显然是比较推求的结果。虽然周恩来在三十年代才讲这番话,但这个认识应当说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因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典型的表达。

《道德经》云:“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又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这就是说,虽然“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结果、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他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不把有当做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做“玄德”。

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来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它却可以转化为一种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谁都承认,周恩来有儒家和墨家那种积极入世、励志勤苦的精神,对世界、对人类有脱不开的情缘。他像他所推崇的诸葛亮那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只要仔细寻味便可发现,周恩来又呈现出一种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点,他对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够忍受劳苦乃至屈辱,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给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遗爱。

人们往往惊叹他做入世之事的专注和投入,却很少去考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还有何种精神底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最能传达出周恩来人生哲学的神韵和境界。他在青年时代就乐于为公众“服役”,但这种“服役”绝没有什么功利色彩,而几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绝对命令”。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头脑中产生了共振效应,从而使他一步一步迈向人格的巅峰。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勤恳奉献,任劳任怨,即使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也从未想过置身事外。他身居高位,但又不盛气凌人,提出“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追求管理上的“无我之境”,正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重要体现,而且也与道家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相贯通。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现,周恩来在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时,总是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人。他对任何宣传他个人的形式和内容都加以劝阻。江苏淮安县委多次提出,要以他的故居所在地办个纪念馆,他始终没有同意。

周恩来对功劳缄口不言,但对错误却“公之于众”。他认为,“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和帮助,也可以给同志以借鉴”。

1916年,有次他在上海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党内,周恩来作检讨的次数恐怕是最多的,他动辄讲自己过去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某些错误,以至陈毅后来都有了厌倦之感,说你那点事我们都知道了,用不着再说了。

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黯郑庄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为汉武帝时两位有名的宰辅,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佩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为国的高尚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

1973年3月26日5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周恩来的人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人。他彻底回到了本真状态,但他的遗爱和精神又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