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译制厂：一个国家声音秘史

苏秀老了，但她的声音没有老，像酒一样在岁月中发酵，带点沧桑的、更引人深思的味道。现在东方电台的淳子咖啡馆，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讲老译制片的故事，播放那些经典的老电影片段。在没有色彩的电波里，脱离了图像的老声音，就像活着的广播剧。

苏秀老了，但她的声音没有老，像酒一样在岁月中发酵，带点沧桑的、更引人深思的味道。现在东方电台的淳子咖啡馆，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她讲老译制片的故事，播放那些经典的老电影片段。在没有色彩的电波里，脱离了图像的老声音，就像活着的广播剧。

作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第一批演员，83岁的苏秀见证了译制片的60年变迁。194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11月设置了译制片组，专门把外国电影配成普通话，变成工农兵也能看懂的外国电影。1957年4月，译制组脱离电影制片厂，成立上海电影译制片厂。

译制片从此成为一代人心目中永恒的回忆。而作为外国电影和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者，苏秀及其他演员和上海译制片厂一起，经历了命运的跌宕起伏。

她的任务是让外国人说中国话

1950年，苏秀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报到。当时她24岁，译制片组刚成立，苏秀的任务，是让外国人说中国话。怎么说，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经验。把外国电影逐句配音，变成“中国电影”，1949年前是不存在的。上海1949年前也放好莱坞电影，但是没有配音，只是在国泰一样的大影院，在放映外国片的时候，给观众配个小耳机，耳机里有一个声音同步念故事情节。

“电影当时不是穷人的娱乐”，苏秀说，没文化的人看不懂，没钱的人看不起。成为上译厂厂长的陈叙一，英文特别好，解放前在苦干集团，大伙没钱，放好莱坞电影时，就凑钱给他买电影票，让他去看，看完讲给大家听。

解放后，电影这种曾经贵族化的娱乐，变成了面向广大群众的娱乐，而且是票价最低的娱乐。一份文献记录了建国初期的中国人，每年“消费”电影的数量，“农村每人每年看电影2.8次，城市每人每年看电影15.4次”。

在文化部党组60年代初的一份报告上，提及建国初期，作为一种直接影响群众思想的工具，电影数量的巨大缺口：“目前，困难的问题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这些大城市的影片供应”，“每星期上映两部新片，才能应付各方面观众的需要。”

电影拷贝当年异常稀缺———由于影片拷贝少，“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召开的各种大小专业会议，要求借片专场放映的风气很盛”，“一部新影片的拷贝，到县一级放映单位时，经过各种招待映出，已经放映了一二百场”“严重地影响到群众利益”。

文化市场需求有巨大缺口。1957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立。另一方面，进口电影也是对外输出电影的需要。

从外国电影翻译过来的译制片，为工农群众打开了一扇小小的、面向世界的窗口。

译制片打开一道小小的窗口

苏秀的青年时代，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度过。译制片打开了一道窗口，但窗口太小。

在她刚参加工作的50年代初期，美国影片被逐出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只有苏联电影可以看。到50年代中期，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电影陆续进口，还有就是一些国家的进步电影可以看。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由于意大利战后很穷，请不起专业演员，租不起棚，就在大街上拍，演员和大街上走来走去的人混在一块儿。1954年，文化部引进了《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是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拍的，他被认为是开创了新现实主义影片的代表人物。

这部电影表现的是意大利人在德占时期的生活和斗争。导演把演出场地搬到战争扫荡后、伤痕累累的大街上，在实景中拍摄，用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非职业演员。这是一部在世界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当时交给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成普通话，苏秀是这部片子的译制导演。

这和她之前译制的苏联电影差别太大了，50年代的苏联电影都是明亮的，斗志昂扬的，有高大的英雄人物。而这部电影几乎相反，“黑不溜秋”。苏秀当时并不喜欢这部《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几年后，阅读了内部电影参考杂志，她才了解到，罗马不设防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新流派。几十年后，她又在张暖忻的《沙鸥》、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贾樟柯的《小武》里看到了新现实主义的影子。

中国在50年代，能几乎在第一时间引入世界电影新流派的代表作，和时任文化部正副部长的夏衍、陈荒煤不无关系，其中夏衍曾在上海主政文教工作。他们懂电影。一个证据是，即使是在1963年，夏衍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发言里还提到，“输出的片子必须考虑艺术水平”。

为《第四十一》女战士配音

50年代，夏衍主政的文化部还引入了苏联的新浪潮电影。其中有苏秀最喜欢的一部《第四十一》，讲的是红军女战士押送白军俘虏，一起被大海的风暴冲上荒岛的爱情故事，影片的最后，一艘白军军舰靠近这个小岛，白军军官朝自己的军舰跑过去，被红军女战士打死，她又抱着他的尸体哭。

苏秀配的是这个女战士，当时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们都很喜欢这部电影，三对演员同时竞争。后来陈叙一让苏秀和配音大师邱岳峰组合，配男女主角。太喜欢这个女红军，苏秀说，配片子的头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电影里的一个特写，男白军喊女红军“礼拜五”，他给她讲鲁宾逊漂流记里面的礼拜五，讲得眉飞色舞，篝火在女的脸上跳动。

女红军玛柳特卡，她是战士，又是少女，所以她打死了他，又抱着他哭。当时，苏秀就有一种感觉，引入这部片子，似乎和当时的思想潮流、大环境是违背的。它在宣扬人性论，而模糊了人的阶级。

所以，尽管最后那个红军女战士把白军军官打死了，但爱就是不对的，明明是敌人，怎么能有爱。和其他几部苏联新浪潮电影一样，《第四十一》被停映，后来还被大规模地批判，批判罪名是“阶级调和”、“不分敌我”、“丧失无产阶级立场”。但苏秀说，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即使在“文革”，他们要求我批判，我也从来没有批判过它。

《红与黑》停止公映是一种征兆

1958年，司汤达名著《红与黑》改编的电影在国泰上映。上映当天，买票的观众就挤破了电影院的玻璃窗。电影当天停止公映。

《红与黑》的停止公映，后来被认为是一种征兆。

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热烈讨论的苏联新浪潮电影、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开始销声匿迹。

和苏秀同一批进厂的王文元，被打成了右派，后来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是因为他在联合国驻上海办事处当过打杂的boy。他后来被下放到青海，“文革”平反后才回来，又工作了10年，还配了《英俊少年》里的外公。

很多人为他感到惋惜，说他一生不幸，被打成右派不到30岁，女朋友也吹了，回到厂里50岁，黄金时代就过去了。

王文元离开后，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了，和其他文艺单位一样，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被安排下放到奉贤农场。

上译成了内参片的“专业户”

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相比，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无疑是幸运的。在干校才待了不到几个月，就有消息传出，要他们回去工作了。没有人欢呼雀跃，因为还不知道回厂要干什么，也没有不安。

回到上海后，上译当上了制作内参片的专业户。

内参片对外必须严格保密。比如《罗马之战》，只能叫17号片。苏秀说，就像做地下工作，配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能告诉家里人，念台词只能在厂里念。从上影调来的曹雷还记得，自己当时还签了保密协议。

上译的录音棚盖在三楼阳台上，二楼就贴了个条子，“没有工作的人禁止上楼”。如果不遵守规定，就是政治问题。内部也要保密，那怕译制厂的人，这部影片没有工作，也不能上楼。

这些内参片中，除了“供无产阶级司令部了解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啊，战友》、《战争和人》等日本片之外，还包括一批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电影，比如《鸳梦重温》、《魂断蓝桥》、《音乐之声》、《春闺泪痕》。据说是给样板团作艺术参考的。

“文革”还没结束，大家就觉得受骗了。写江青的《红都女皇》私下流传，大家猜测这些片子是江青挑的。苏秀记得，已故的厂长陈叙一当时说了一句话，“原来我们是在给人唱堂会啊”。

当时不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但是，译制厂的人都戴了黑纱，也开了追悼会。总理出殡的时候，黄浦江上一片汽笛声。

苏秀保留着上译厂历史最深处的记忆。和苏秀同一个年代的上译元老，现在已相继辞世。40年前，他们青春最辉煌的时候，曾经蹉跎、或许还嗟叹过命运的不公。现在他们要面对一个新的时代。

配完《铁道儿童》就走向开放了

更年轻的一代从“文革”中走出，70年代，丁建华还是孩子，20岁左右，在部队文工团当兵，看了上译配的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作为文工团团员，她还有机会看到只有排以上干部才能看到的内参电影，比如日本的几部军国主义电影，《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是作为批判对象看的。

这些内参片令她感到相当神秘，当时，她还不知道什么是译制片，也不知道自己将在未来30年，成为译制片的明星。

丁建华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都是军人，丁建华和被打成右派的父母一起从上海迁往崇明岛新海农场，小时候能歌善舞，最喜欢在稻田里面唱革命歌曲。农场的娱乐相当有限，如果放电影，简直像过节，崇明岛的冬天特别冷，人们穿着大衣，戴着口罩，就为了这一周仅有一次的娱乐。

在农场的时候，她看过国产影片《英雄儿女》、《上甘岭》、《打击侵略者》，都是露天电影，一片农田，用芦苇搭起来的一片窑洞，人住在窑洞里，露天电影就放在空地上，人从窑洞出来，看屏幕上的英雄。

“文化大革命”到后期，开始恢复高考了。复旦大学到东海舰队招生，招的是新闻系。丁建华考上了，但说她的出身不好，没让她去。她就打了复员报告，那是1976年。

丁建华不知道，选择从部队退伍，自己还可以做什么。1976年初，她寻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广播电台，上海话剧团、青年话剧团、人艺，丁建华都很想去，但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要的是三代红的青年。人艺和青年话剧团人才济济，要塑造英雄人物，丁建华个子不高，不被重视。

在部队一位老师的提示下，丁建华去考了上译厂。考电影译制片厂也不容易。当时部队文工团已经在缩编了。很多话剧演员都选择去考译制厂，没想到配音和话剧有很大差别。话剧演员说话，要让声音传到最后一排观众，要拿腔拿调，而配音需要生活化的情感表达，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丁建华复试了一次，考官让她再读一段：一个阿尔巴尼亚工程师说，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把工程做好。台词大意是，主张自力更生，反对崇洋媚外。

丁建华太熟悉这种思路和感觉了，她看过刘胡兰，看过江姐。她觉得，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它的工程师，一定和中国的刘胡兰一样。

丁建华就这样考上了译制片厂。和丁建华同一批从部队转业进入上译的还有施融，他后来为《茜茜公主》配皇帝。

曾为电影《春苗》当编剧的曹雷从故事片厂调来，后来配了《非凡的艾玛》、《国家利益》，她成了苏秀最好的朋友。

乔榛从电影演员剧团调来，后来他担任过两任上译厂的厂长，也成为了丁建华的银幕搭档，共同合作了《简爱》和《廊桥遗梦》。

“文革”还没结束，配一部戏就要写一篇批判文章，丁建华写信给在奉贤农场的爸爸，说现在的工作和部队里完成的工作完全不同，我现在要说“我爱你”，“亲爱的”。这些话，在部队里绝对不允许，话剧里面也从来都没有这样的词汇。说了以后，还要批判它，说它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丁建华说，我心里面觉得它不是，它是属于人类的爱。我的工作之前工作过程中工作后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工作完了要批判，工作的时候要投入。

父亲的回信是，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做好资产阶级的工作。

丁建华配的第一个主角是《铁道儿童》，英国的一个小男孩，十五六岁，在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得像雷锋一样。这是一部老片，苏秀配小男孩的妈妈，邱岳峰配隔壁一个大叔。他和丁建华配一场戏，说，孩子，早上好。丁建华提高声音说，早上好，大叔。邱岳峰提醒她，你这样说，相当于在喊大叔们，早上好。要把语调放低些。如果提高声音，就不能贴近说话的语气。

这个戏配完后，艺术就从批判走向开放了。

当时，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演员人数达到了顶峰，28人，而且有各种丰富的声音层次。拥有邱岳峰、毕克、童自荣、苏秀、曹雷、乔榛、丁建华、尚华、刘广宁、李梓等一大批声音的塑造者。

“真由美”撰文感谢丁建华

译制片的时代就如同他们曾经被剥夺的机会一样，不可遏制地到来了。

80年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人们从十年浩劫的荒芜中走出来，告别了八部样板戏，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被禁止公映的《红与黑》重新在电影院和观众见面，译制片重新打开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

那是配音演员最辉煌的时代，也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黄金时代。

童自荣配的《佐罗》、《黑郁金香》，成为当时少男少女们心目中的偶像。不管他配什么角色，影迷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说，童自荣来了。

李梓大概是收到信件最多的配音演员，她1957年进厂，当了30多年当家花旦，80年代她突然收获了很多观众来信。

苏秀当时已经很少配音，她专职做配音导演，有人写信给她，说想帮她做家务，有人想给她寄点药。

丁建华更年轻，“文革”结束，她才23岁，赶上了最好的时代。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明星。收到很多信，有求爱信，有孩子写的信。

她配了很多日本电影里的女主角。80年代是非常忙碌的年代，片子进来得很多。当时年轻人很少，一个月丁建华有时要配3-4部主要角色。《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在中国第一次掀起了日本文化热潮，就像50年代的苏联热一样。

日本电影《追捕》公映后，扮演真由美的日本演员中野良子在中国享受了在日本都享受不到的待遇，走到哪条街道上，都有观众叫她的名字。“真由美”后来专门写文章感谢丁建华，感谢她把自己带到了中国。

80年代，不只是电影，西方现代文学、音乐、美术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甚至发展到哲学。尼采、弗洛伊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多次出版。译制片的辉煌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遏止地发生。

国人同听一种配音的时代远去

而同时，那些带来美好声音的人，大多数已走过了他们的中年，他们在未来将相继退休，一些演员相继辞世。

苏秀身边的老伙伴一个个走了。最先走的是邱岳峰，他生于1922年，生前被认为是业务最好的，但直到1980年去世，他的“历史问题”也没有解决。他死的时候，观众闻讯赶到龙华殡仪馆。

然后是老厂长陈叙一，80年代就到了退休年龄，必须退居二线。他的晚年有些失落。1991年开始生病，1992年去世。

然后是毕克，他是《尼罗河上的惨案》里的波罗侦探，也是专门为日本演员高仓健配音的中国演员。他病故前因病不能发声，只能写字表达，他生于1931年，死于2001年。

1984年退休后，苏秀在上海电视台又工作了10年。

他们都离开了。

上海译制片厂的时代仍然在继续，《魂断蓝桥》、《红与黑》换成了《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文艺片时代被大片时代蚕食，声音的魅力被五光十色的特技遮盖。一位上译厂的老人问，泰坦尼克号还需要配音吗？谁配都是一个样。

2004年，丁建华也退休了，退休后她给《哈利波特》系列做配音导演。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数字电视台播放时，有两个版本，英文版和译制版。一些年轻人会选择看字幕，听原声，他们很难理解父辈对配音片的热情，他们不会熟悉那个精神饥渴的年代。

文化更多元，有更多种类型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选择，他们像中了魔咒一样地看《无极》，然后像中了魔咒一样地奚落它，他们还拿出比应付考试更高的热情来给几年前的超级女声投票。

和时代变化的同时，上译厂也在几年前搬家了，从永嘉路383号的原孔祥熙住宅，搬到虹桥路广播大厦，配备了更高级的影像设备，希望成为声音的生产、制作中心。

永嘉路383号，这座有几十年历史的古宅，曾经被禁锢，而后被犹如洪水一样的市场化席卷，又悄然退却。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演员人数不到“文革”结束前人数的一半。丁建华说，电视里的广告，有几个声音特别好听的，就是译制厂的演员配的音。

明星逝去。国人都只能看样板戏的时代早就过去，国人都看同一部《魂断蓝桥》、同一部《佐罗》的时代也已经远离。

□采写：本报记者杨传敏统筹：李召韩福东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