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发育迟缓康复训练:中国传统谋略与西方对策论

李炳彦解放军报社高级编辑，军事谋略学专家，国防大学兼职教授；曾获全军首届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第3届韬奋新闻奖；著有《三十六计新编》、《兵家权谋》、《军事谋略学》等，主要研究成果已被英国剑桥大学名人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

　　中国传统谋略与西方对策论

　　●西方的对策论是在保证己方损失最小中获利最大。

　　●中国的传统谋略则是调动对方不自觉地采用我所期望的策略，从而使我获利最大。

　　为了打赢高技术战争，必须发展我们的高技术，这是没有争议的共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还需坚持思维与技术齐飞？谋略训练还有没有意义？

　　曾有这样一种说法，打高技术战争，还得靠高技术，主意再好，点子再妙，没有新的技术手段也白搭。持此说法的朋友经常用老鼠怎能给猫脖子上挂铃铛，来比喻谋略在高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主意。但若用东方谋略的思路，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这里需要弄清西方对策论与中国传统谋略在思路上的差别。

　　西方对策论的基本思想是：不管对方用什么对策，而我所用的对策则要保证获利最大、损失最小，即所谓“最大最小原则”。中国传统的谋略思想，则首先看对方用什么策略，研究对方用什么策略；因势利导，诱使对方采用可以使我方获利最大的策略。这两种“获利最大”有所不同。对策论是在保证己方损失最小中获利最大；而中国的传统谋略则是调动对方不自觉地采用我所期望的策略，从而使我获利最大。

　　这不是说对策论的思想不对。比较而言，对策论的方法叫算法法，能用严密的数学表达，决策追求稳妥；对策论的假设前提和理论体系是建立在“重复对策”的背景之下的。在“重复对策”的背景下，最好的策略莫过于按照最优混合策略的概率分布，随机地选用一个策略。而中国的传统谋略则属启发法，即另辟蹊径，在最大的冒险中包含着最大的成功，风险与机遇同在。谋略是一方的决策者用来影响或控制对方决策活动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即通过谋略活动，制造和利用对方的决策失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

　　在对抗决策中，对策论假设决策者是“理想局中人”，不存侥幸、不犯错误，遵循着“从不利情况下争取最有利结果”的原则行事，由此建立起零和对策的模型。对策论作为一门应用数学发展起来，没有以劣胜优、以弱胜强之说。然而，军事对抗与作战指挥活动中，在一定实力的基础上，必须有“以谋取胜”的理论，这就是“上兵伐谋”的思想。这种理论的认识基点是：在错综复杂的人与人竞争、对抗的环境中，任何决策者、指挥员都有可能犯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错误。正因如此，以劣胜优、以弱胜强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在这里，谋略扮演着系统地研究敌方决策者、指挥员如何会犯错误以及如何利用这些错误而赢得胜利的角色。于是，对策论所假设的“理想局中人”就不得不还原为有思想感情、有个性特点的“现实决策者”了。谋略运用也就要以行为科学、心理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群及情报信息为基础了。

　　进而言之，谋略方法与一般对策论方法有两个显著区别：一、谋略方法以造成对方犯错误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争得胜利；而对策论则是建立在“最大最小定理”上，以保险取胜。二、谋略方法是“外延求解法”，即在“矛盾之外解矛盾”；而一般对策论则是“内涵求解法”，是在矛盾之内解矛盾。因此，面对两难困境，惟谋略方法能求得圆满解决，找到走出困境的第三条路。而在此情况下，一般对策论则显得一筹莫展。

　　从兵学文化的传统讲，对策论倚重于作战的物质方面，即便于进行量化的力的方面，有它的科学性，有值得我们汲取之处。因为我们的兵学文化忽略技术，轻视量化；强调艺术的方面多，强调科学的方面少。我们很需要取彼长，补己短；需要对自己的兵学文化观念进行改造。这也正是科技练兵的重要意义之一。但任何事情有其长，必有其短。西方兵学文化，重有形，轻无形，早已引起西方军事家的注意。对策论代表着西方兵学文化。它的遗憾就在于：对于人的智能和心理方面等难以量化的无形力量，不便被纳入科学的运筹之中。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波拉克说过：“当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可能有必要用兵时，他们更多的是注重敌方的能力，而很少考虑敌方的战略和意图。”

　　从对策论的角度看，猫是老鼠的克星，老鼠是无法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而按照中国谋略学的思路，老鼠可以设法诱使猫自己戴铃铛。

　　谋略运用与“以劣胜优”

　　●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不能机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

　　●人是有能动性的。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可以把双方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这几年，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新发现，认为“以劣胜优”的提法不符合规律，规律应该是“以优胜劣”。我们过去打仗，是在战略全局的劣势中，通过科学用兵，运用谋略，造成一个个局部优势；通过积累一个个局部的小胜，逐步赢得全局的胜利。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已经没有了这种转化的时间。不言而喻，“以劣胜优”的提法已经不适用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优胜劣”是规律，“以劣胜优”是事实，而不是规律。总之，“以劣胜优”受到了质疑。

　　然而，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不能机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规律。因为人是有能动性的。人与人的竞争、对抗活动可以把双方的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以劣胜优”的优与劣主要是指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往的战争中，衡量军事力量的优与劣，又多是以数量来作比较，以装备来作比较。因此，“以劣胜优”也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争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举的秦晋淝水之战、魏吴蜀赤壁之战等都是“以劣胜优”的典型战例。应当看到，多次重复、反复出现的事物就一定蕴含着必然性，就有其规律性。

　　美国的罗伯特·伦纳德中校曾研究了战争史上481次战斗，发现其中272次为劣势兵力一方取胜，175次为优势兵力一方取胜，34次是双方的实力基本相当。在劣势兵力一方取胜的272次战斗中，126次为进攻战斗，仅有81次为成功的防御战斗，剩余的65次攻方和守方的数据不全，情况不明。罗伯特的研究表明：战争中的数量优势在一定情况下对战斗力的发挥来说有制约性。兵力庞大会导致以下问题：装备和训练经费过高，训练难度大；部署和使用困难；指挥和控制困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使敌人产生方位失调，功能失调，士气失调，时空失调。

　　从罗伯特的研究可以看出：军事斗争是非线性的。这是“以劣胜优”的基本理论依据。军事斗争的非线性是因为偶然性常常影响决策，有时一念之差决定胜负命运。这就使军事决策成为一种非线性的。许多事实证明，在不少情况下，作出决策的依据是那些相对全局来说比较次要的因素。有一种说法，蒸汽机之所以被内燃机取代，主要是由于口蹄疫的蔓延所造成的。由于这次口蹄疫，许多用来为蒸汽机汲水的马槽被废弃了。战场上的军事对抗中，决策的非线性更突出、更明显。某军区在训练中曾出现过一则“以劣胜优”的典型事例。

　　某部在一次通信对抗演习中，为显示敌优我劣下的对抗，给担负干扰任务的甲方越级补充了大批量、高性能的电子侦察和干扰器材，堪称“一优三先”，即：优越的电子技术装备，由此带来所具备的干扰强度、频带宽度和跳频速度都遥遥领先于乙方。同时，甲方还从有关部门和院校调集了许多技术专家，并在对抗演习前，专门针对乙方的通信器材，秘密进行了干扰训练。

　　乙方面对与甲方的巨大差距，不畏缩，不气馁，从传统谋略与高技术装备的结合上求对策、找战法，主要采取了5招：一是将大的电台作为电子欺骗的假电台，将小电台作为隐蔽指挥的真电台。二是将约定俗成的试发报变为真发报，而按以往的习惯，应当真发报时，却发假报。三是派出众多的假指挥所，使原有的几个团变为十几个、二十几个团队，一些战斗保障分队也以团的名义出现，师指挥所也有真有假。四是让所有的电台以自编的代码，反复地进行要发一起发、要停一起停的“联合行动”，而且，齐发在对方休息之时，齐停在对方工作之际。五是将上述几种对抗之策不断地交叉变换，各个真假指挥所和通信枢纽的电台、雷达、密语代号及其联络时间、配置地域和工作方式也都每打一仗，换一个花样，不断翻新。

　　对抗的结果是：甲方的强大干扰波连连被乙方的谋略引向了假电台，而甲方还自认为抓住了真目标，紧紧咬住不放。就在甲方自以为得计并加大对假目标的干扰力度时，乙方的各级指挥所却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通信与指挥，各级部、分队也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攻击准备。

　　更可笑的是：乙方看着甲方连连失利的沮丧，决定在即将结束的最后一仗里不再使用谋略，给甲方一点面子。然而，就在乙方把所有的电台、雷达等都按常规用法开动、等待甲方干扰时，甲方却毫无动静、不予干扰了。原来他们误认为乙方又在行诈，惟恐再一次上当受骗。有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这一演练实例说明：“兵者，诡道也。”孙子2000多年前揭示的这一战争法则仍能反映高技术战争的规律；电磁场上，更是施诈用谋的舞台。谋法是逆常之举、用变之法。在科技练兵中练谋略，重要的就是通过网上对抗、电磁场上的交锋，演正法，学变法，研奇法。“奇正之变，如循无端之环，不可胜穷也”。无论何时，新奇总能达到“出其不意”之效，而新奇无非是第一次上演。

　　谋略训练与智能训练

　　●谋略展现在人与人竞争、对抗的场合，智能则闪耀于任何场合。

　　●智能训练非但不排斥谋略训练，谋略训练恰恰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军队由体能型、技能型到智能型的发展与变革也使军事训练发生了由以体能训练为主、到技能训练为主、再到智能训练为主的3次变革。智能训练正是科技练兵的本质所在。科技练兵为什么更不能忽视谋略训练？这是智能训练的本质内涵所决定的。

　　什么是智能？智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类智能，即人的智能；另一种是非人类智能，即人工智能。

　　许多复杂的问题必须靠人工智能。在科学史上，闻名世界的四色问题最先由德国数学家默比乌斯提出。此后的100多年间，许多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一假说，绞尽了脑汁。但这需要研究2000多个组合图形，进行200亿次判断，这是人力望尘莫及的。直到1976年，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哈肯和考西利用电子计算机运算了1200多个小时，才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如果用今天每秒钟运算一亿亿次的计算机，解决难题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在高技术战场上，纵横交错的信息流、宏大的信息量单靠人的智能是无法应付的，更要靠人工智能。有人估计，对于现代战场上所获得的情报，如果用传统的手段，只能处理30%以下，真正送到指挥官手中的还不到10%。另外，高技术战争节奏快，变化急速，单靠人脑无法应变。专家指出，如果使用先进的计算机决策辅助系统，进行运筹，一般说15分钟后就能给出1～3个经过可行性论证以及功效得失权衡比较的模拟决策方案。

　　应该说明的是：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扩大和延伸。信息只有转化为决策才能利用或才能实现利用。以人工智能构成的决策辅助系统是辅助人进行决策的，而不是取代人进行决策的。

　　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中，国际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比如，石油危机期间，松下商社的赢利额突然下降了37%。企业要求“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重新到第一线掌权。他上班第一件事是：下令把全部电脑停掉。目的不是为了省下100多万日元的电脑费用，而是给人留出更多的冷静思考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能会更深刻地理解，二次大战时，蒙哥马利为制服“沙漠之狐”———隆美尔，独自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隐蔽之处踱方步的含意了。

　　从上述关于智能的定义和列举的情况表明，智能与谋略是紧密相联的，特别在人与人的竞争、对抗的活动中，两者更是密不可分。在一定意义上说，谋略就是为实现某一利益目标而利用信息控制对方决策方向使之按照我所期待的方向行动的举措。这个定义和智能的定义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场合范围。谋略展现在人与人竞争、对抗的场合，智能则闪耀于任何场合。不言而喻，智能训练非但不排斥谋略训练，谋略训练恰恰是其中的应有之意。

　　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军队使用的热成像系统可根据目标与环境温热的细微差异，来发现、识别目标。即使关闭了发动机的坦克和车辆在短时间内仍因散发一定的热辐射而可能被发现。因此，热成像系统被称为提高空袭效果的“显微镜”。为对付这些“显微镜”，南联盟却偏偏有意识地把坦克、火炮等重装备置于燃烧着的废油料堆之类的热源附近，借助这些热源的强热辐射掩盖坦克、火炮的弱热辐射，使空袭的北约飞机和导弹无法辨认真假虚实。北约的各种雷达是根据目标对雷达波的反射来发现目标的侦察器材。将这种雷达装嵌入飞机、直升机，它对地面侦察和监视的死角是地面雷达的数十分之一、数百分之一，被称为指导空袭的“千里眼”。为对付这些“千里眼”，南联盟用折叠的波纹铁等物品误导前来攻击的飞机、导弹，使隐蔽于建筑物和树林里的坦克、车辆得以保存。

　　可见，现代先进的侦察技术虽然能看到“山那边的事情”，但无法知道“山那边将要发生的事情”；可以知道“山那边之其然”，但难以知道“山那边之所以然”。

　　其实，南联盟以谋抗敌之法，我军有许多部队在科技练兵中都已想到过或者采取不同的形式试验过。谋略思想没有变，只是行使谋略思想的载体、方式变了。“三十六计”第一

　　计叫“瞒天过海”。计中讲：“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不仅讲对立统一，还讲在互相排斥中存在着互含、互蕴、互引的特性。推演为谋略，其思想内涵就是：秘密行为、秘密行动不一定用寻常的保密方式、隐蔽的方式来藏匿，有时藏密于公开的行动之中，更能达到保密的目的。立足于高技术战争，对此谋略思想作个新解，那就是：制服高技术侦察器材的办法就存在于高技术侦察器材的原理之中。

　　可见，弄清高技术兵器的原理，对付的办法也就存在其中了。比如，地形匹配加区域景像是巡航导弹的主要制导方式。其原理是首先将飞行航线下方的地形通过遥测、遥感等手段，变成数字化地图，预先存入弹载计算机内。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再将探测到的实际地形同预先存入的数字化地图进行比较、对照，按图索骥，飞向目标。于是，防御者据此理，可通过临时增设、拆除或摸拟的方法，改变局部地貌，对其进行误导；或者通过强电磁干扰，使导弹飞行中获取的参数与预先存入的数据不符，从而偏离航线或目标。还有人提出，巡航导弹的这一导航原理决定它对固定目标打击较为准确，而对机动目标则无能为力。因此，防御者可对一些重要目标，如防空系统、战略导弹发射装置等，通过频繁机动，进行规避，由以往的静态防御变为动态防御。这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办法。

　　当然，上述招法在敌以精确打击实施不接触作战的情况下，还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重要的是谋划如何把战场推向敌方，在发挥“招架之功”时，运用“还手之力”，争得主动。　《中国国防报》2002年1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