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胶空心胶囊0号的计量: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构想

内容提要：

一、新时代、新任务、国家安全新视野

二、建构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

（一）中国海权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法理支点

（二）战略设计

（三）近期和远期目标

（四）战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1．世界霸权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需求

2．中国国力伸展极限与收缩底线及其意义

3．中国国家反分裂规律及其中的台湾问题

三、挑战与机遇

（一）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承认中国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二）“台独”与日本右翼在钓鱼岛日益契合——马英九新台海政策孕育新风险

（三）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给中国统一台海预留着充分空间

（四）简短小结

四、台海统一的紧迫性及其路径分析

五、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就在中国学界关于中国是否需要大幅提升海权的理论争论尚未落下帷幕的时候，中国海洋时代则不以人们的意志悄然而至，以至让我们有了一份“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感动。时代的特征就是历史任务的特征，而历史任务的特征，就是国家面临的主要压力的特征。在中国改革开放步入世界的今天，海洋安全问题已从过去的一般“事件”上升为中国不能回避的国家风险。应对风险，需要战略，笔者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嘱托为目标，提出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构想，与同行讨论。

一、新时代、新任务、国家安全新视野

海洋安全战略涉及海权的理论和实践。而海权理论成熟的国家在政治上必然也是一个向世界进取的国家。这使我们想起近代中国。近代中国吃亏主要来自海上。那时我国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海权思想先驱，比较有名的是严复。严复生逢中国衰落的年代。严复曾到英国学习海军，回来后任职于北洋水师学堂。那时不认洋文凭，只认土文凭，文化人晋升要考乡试，一级级考，最后要到状元。没这个状元“文凭”，也就没有话语权。严复三次乡试均不中，终郁闷不乐，染上鸦片。就这样，这位中国海权的先驱，壮志未酬，只落了个“翻译家”的名声，给世人留了三个字“信、达、雅”。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历史的讽刺。

与严复同时代的美国海权理论先驱人物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生逢美国崛起大好时代。20世纪初美国国内出现的危机，促使美国政府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并由此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及国家海军建设尤为关注。就在太平洋西岸的严复在李鸿章手下郁闷无以施展才华时，太平洋东岸的马汉理论则受到国家最高层的关注，以至在马汉提出退役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给马汉写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战略家，务必不要谈论你的活动结束！我们必须依赖你这位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后许多年里我必须依赖你。”同一个太平洋，东岸的马汉指点江山，为美国谋划，西岸的严复却在病榻上大剂量地吸食鸦片。1898年，美国一年拿下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夺得中太平洋的制海权，真有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进入世界前列，发展特别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已成为一个很强的海权国家，触角已至远东；而同时期的中国则步入灾难深重的境地。

1921年10月27日，严复仙逝。就在三个月前的7月23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命运否极泰来。此后，我们的国家走上了一条强国之路。1949年，中国基本统一。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同年，毛泽东在武汉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1964年，中国人又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世界上少数有核国家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日益与世界紧密相联，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2008年，胡锦涛同志号召“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我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再次进入中国海军大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知识人的幸运，更是我们的祖国及其捍卫者中国军人的幸运。

与我们的海军大发展同步的还有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大发展，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两个大局”是我党新时期关于国家安全的新视野，它看到了我们中国的前途命运紧紧地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相联系，它使中国的安全战略有了真正的全球眼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了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今天中国已渐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而现在我们是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中国现代化从此不能仅仅把自己的事办好就行了，必须同时要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动力和轮子的运转。如果没有海外资源和市场的支撑，国内经济发展也就受到限制。2007年11月，令计划同志在《党建研究》发表文章指出：“综观全球，国际形势正在向各国关系日益紧密、互动日益增强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正在演化成一个‘地球村’，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闭关自守、在世界潮流之外独立发展。只有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使本国的发展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才能从世界发展大势中赢得更多的机遇，获得更广的空间，取得更大的优势。”文章将中国的资源需求问题纳入全球视野，提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通过互利互惠获得国际资源要素，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撑。”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时候，我们只是注意到在国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利用资源”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必然引起我们外交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相应调整，即在以往支撑国家发展的国内“支柱”外，又加上另一个国际“支柱”。现在我们的孔子学院办到海外了，这对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说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在外交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出国时也重视海外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商人，有了事，中国使馆外交人员被要求到第一线处理问题，因为在国际“大局”中，我们的海外华人活动成了不可缺少的生力军，是国内“大局”的重要支持者。

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的文化份额、经济份额都上去了，就是两个大局中间的联系手段即中国海军的发展还不能同步。海军是两个大局的关键连线。经济全球化不能不伴随国家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如果离开了海军，不能形成国家力量，中国的“两个大局”就会如断线的“风筝”。看看前两年的“印尼事件”，华人挣钱挣得好好的，也很有效益。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人家挑起一个“莫须有”的事件就会把你撵走了。历史上，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不可当的时候，那野蛮就随之而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犹太人很有文化，是他们给人类贡献了马克思学说，创立了相对论。这么聪明的一个民族，由于没有国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最终被希特勒整批整批地送到焚尸炉里去了。从奥斯维辛跑出来的犹太人建国后为什么那么执着，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硬实力，没有国家力量，光靠账房里的那点小聪明不能自救。

二、建构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

（一）中国海权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法理支点

海军大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军事变革的重要特点，与此相伴的中国特色海军理论建设，不能食洋不化，要能说明中国国家利益。

现在世界海军理论多基于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提出的“海权”学说。海权（Sea power），是马汉海军战略理论形成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是为当时的美国霸权服务的，因此，这对当代中国海权理论就不适用。

其实，马汉的海权概念（Sea power）并不反映海权的本质，因而没有理论意义。因为它致命的缺陷是不能说明“海权”的正当性即法理基础是什么。确切地说，主权国家时代的“海权”首先应当是主权国家才有的海洋“权利”（right）而不仅仅是海上“力量”（power）,海权的合法性来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不是来自单纯的武装力量（power），武装力量只是实现国家权利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权利本身；武装力量（power）一旦失去权利（ right）依托就失去了合法性，就是霸权主义。马汉的“海权”概念，师出无名，仿佛一个提着大棒，满街上唬人的大汉，这样的形象既不好也不对。

海权属法权范畴，法权是“权利”（right）的集合体，是有联合国公约保障的主权国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 right)。现代主权是隶属于法权的概念，海权与主权的一致性决定了海权是每一个国家，而不仅仅是霸权国家拥有的正当权利；同时它也是非主权国家而不能拥有的权利，比如台湾当局就没有“海权”，它所拥有的只是“海上力量”。将海洋权利（sea right）纳入中国海权（sea right of China）理论，是对西方海权理论的突破。它伸张出中国海权的法理来源，及由此产生的中国海军大发展的正当性。中国海军是保障国家海权即海洋合法权利的战略力量。今天我们融入的这个世界体系，理论上说，还是法权语境中的体系。因此，我们也要学会用这个语境来说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们将海权纳入“权利”范畴，不仅赋予中国海权在国际法中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正义性，同时也使当代中国海权理论与霸权主义的海权理论发生了本质的区别。

海权如果被确定为只有主权国家才拥有的权利，那么所有对于中国目前尚未统一的台湾地区的所谓“海权”讨论也就失去了法理前提，尽管台湾地区仍拥有一定的海上武装力量，但它并不拥有海权（sea  right）。由于台湾没有主权资格，因而，它拥有的只是连公司也会拥有的制海权（Sea power or Command of sea），而不是海权。

海权如果被确定为派生于国家主权的一种权利，那它就是国际民主权利的合理延伸。也就是说，推进中国海权建设是中国对国际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中国为世界作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我们给世界提供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和廉价产品，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同时我们也就应当在世界能源分配体制中拥有稳定地获得相应配额的权利。在这方面光靠耍嘴皮子不行，还得有枪杆子；具体说，就是中国人民海军。

有的同志会说，海军那么重要，难道陆军、空军就不重要了吗？还有同志会说，海权及由此产生的制海权那么重要，难道空权和制空权就不重要了吗？

其实这是一种旧式的误解。确切地说，现代意义上的海军，并不是一个兵种，它是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向海洋的延伸。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写的一本书题目叫《国家的海上威力》，仅从题目就看出他已将海军当作推进于海上的国家战略力量，而不仅仅是三大兵种之一。所以我们对中国海军大发展的要求，并不能理解为是海军的事，其实它是中国国家战略力量向海洋推进的大事业。当代海军，其实就是由陆海空作战力量，从外空到低空、从浅海到深海，以及整个信息网络技术体系所构成的国家战略性武装力量从陆地向海上的外推。正如一艘航母，如下面没有潜艇、声纳和上面没有外空卫星技术及空中预警技术作战体系的配合就没意义，现代航母不过是从外空到深海大立体作战体系的一个作战平台，而海军只是在海洋上使用这些平台的武装力量。

（二）战略设计

制定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目标如天女散花，什么都重要，什么都不能忽视；战略制定者眼中要么全是朋友，要么都是敌人，要么到处都是危险，要么到处都是鲜花；战略无时间空间限制，或战略适用时间过长（比如千年），空间过大（比如宇宙），对象过泛（比如人类、动物）。这样的战略一般都因过于空泛而不可实施。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嘱托我们：“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邓小平就将他为中国制定的发展战略的时期定格在一百年，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今天我们不仅进入了21世纪，而且很快就走完了新世纪的头十年，离2050年也就剩下四十来年了。现在我们中国经济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与之相应，构建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任务也就提上日程。

国家安全关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海洋安全战略则是两个大局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重要保证。

如果我们将中国海洋安全形势限制在21世纪的前半叶，鉴于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刚刚起步、台海尚未统一的特殊背景，我们中国对未来50年的海洋安全战略所能够作用空间不可能设计过大，而只能集中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确定了时间和空间，我们下面的研究将在这特定的时空中涉及并明确如下内容——

1．近期和长期目标；

2．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3．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4．对手和盟友；

5．战略实施的空间界定；

6．战略实施的路径；

7．战略目标实现后巩固和消化战略成果的善后政策。

最后一点可能比前六条更重要，上山容易下山难，历史上取得胜利而又失去胜利并为胜利而毁灭的例子，远比取得胜利并巩固胜利的案例要多。因此，最好的战略设计并不是仅仅包括能取得胜利的设计，而是包括能巩固并消化胜利成果的善后战略的设计。

（三）近期和远期目标

目标取决于安全威胁方向。如果说20世纪60、70年代中国面对的主要安全威胁几乎是全方位的：东南先是美蒋，后是苏越，西南是印度，西北是苏联，那么，在中国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的较紧迫的安全危险则基本被缩小于东海。“东急西重”仍是我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东急”，主要急于围绕台湾问题产生的东海政治形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推进，今天制约我们发展的瓶颈已从经济层面向政治军事层面转化。国家经济重心之所在便是国家防务重心之所在；目前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但这一地带却与包括“台独”在内的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比如中国上海、浙江、苏州等经济重心以及刚刚建成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保卫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台海统一，鉴于处于我们控制范围的海域的深度和广度有限，我们这些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就会受到限制，从而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也会大大受到限制。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实现的最主要的瓶颈因素。因此，不管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还是必要性来说，中国台海统一是中国21世纪上半叶海洋安全战略时不我待的近期目标；由此，为完成台海统一而必需的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在中国同期海洋安全战略中便合乎逻辑地成了远期目标。而前者即台海统一反映的是中国核心利益，因而完成海峡两岸的国家统一也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环节。至于维护国家一般的海洋利益，这是任何一个海洋安全战略必需的功能，避免目标过泛起见，在此不做目标设计。

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中国东部海区的主要矛盾决定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任务，战略任务决定战略布局。在这诸多矛盾中，牵引我们今天的东海战略布局的是台海统一任务。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东海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在北太平洋西岸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一般说来，国家的海外利益拓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海洋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国家防务由此便出现了保卫国家“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两重任务。“边界安全”即主权安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东部安全边界并不以大陆沿海为准，而应当以台湾东部沿海为准。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不能回避的目标，但目前中国离“边界安全”目标的完全实现，还有相当距离。“安全边界”即利益安全，利益走向哪里，我们的安全边界就走向哪里。目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达60%以上，海外利益要靠我们的海军维护，与19世纪末美国面临的形势一样，但目前我国的海军力量远远不足以完成保卫中国在海外利益的任务，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须以非常的规模推进中国海上力量的建设。

（四）战略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1．世界霸权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需求

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确立这样的战略目标是否合理？是否能实现？我认为在21世纪前半叶内中国台海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边界安全的向东推进，是能够实现的。

战略设计合理性的重要前提是知己知彼。在知道了本国的战略需求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与我们需求目标相关的大国的战略利益需求。在未来五十年，可以左右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除中国外，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海权国家美国和世界上最强的陆权国家俄国。目前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是世界性的。我们从全球视野将俄美的海外战略利益按重轻急缓分为核心利益、关键利益、重要利益及一般利益四个等级。历史上看，俄罗斯追求的战略利益线，从全球地缘政治视野观察，主要集中在通往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陆上战略通道上，在这所有的战略利益中，对俄罗斯来说，核心战略利益是通往印度洋的南下通道，我们不妨称之为俄罗斯核心利益线。为此，俄国先后与英国、美国争夺了几百年。在这一线上俄国不许他国染指，只是由于它与英、美海权国家在印度洋战略利益相冲突，因而俄国对这段核心利益线的有效控制范围从未走出阿富汗。在远东地区，俄国的目标是进入太平洋，为此它必须打通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到大连、旅顺不冻港的关键利益线，在这条线上，俄国与日本在辽东半岛“拉锯”，打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朝鲜战争后，俄国人见识了新中国的力量，知道那里已是俄国力所不及的地区，此后，俄国基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企图——这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后基本放弃对黑海海峡绝对控制的企图的道理大体相同。

与俄国一样，美国的战略利益线也是世界性的，主要集中在海上战略航线。全球范围看，与当年的日不落英帝国一样，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印度洋。为此，从美国西部海岸经夏威夷、关岛、菲律宾至马六甲海峡一线是其在太平洋海区的关键利益线，目的是要保障美国能够进入印度洋以取得中东和非洲的资源。台湾和东北亚都与美国这条关键利益线有相当的距离，因而它对美国战略的重要性由其与美国上述关键利益线的距离递增而递减。

2．中国国力伸展极限与收缩底线及其理论意义

国家版图大小变化遵循国际战略博弈的合力构造原理，而世界地图则是国家战略博弈能力进化的稳固化石。在确定了世界霸权大国的战略利益需求后，我们就会明了中国国家版图的变化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将考察的时间锁定在清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中国国力伸展距离与亚太其他至少与中国对等的大国的关键或核心利益线的远近成反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太地区能与中国成为对手的国家，由近及远，也就是俄国和美国。这不仅由于这两国的国力，同时也是由于它们在北亚和北美所具有的主体地理板块的位势。历史表明，只有具有洲际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才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长期发挥举足轻重的稳定作用。与印度在南亚主体地理板块位势一样，中国是东亚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大国。鉴于欧洲军事力量自二战后就基本退出亚洲，那么，俄美就是中国在亚洲利益拓展不能回避的利益攸关方，而俄国和美国两方的利益拓展能力极限外留下的空间，则是中国利益生存和拓展的空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影响力就在朝鲜、越南、南亚等周边地区迅速伸展，中国的力量并没有用于海陆权霸主国家的关键利益线，而只是在这些国家与中国接壤的北部地区得到适度且成功显示。这说明，中国力量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在南北两向的接近海权大国美国和陆权大国俄罗斯关键利益线上——这里是中国力量伸展的极限区域——外推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在美俄大国在非关键利益线的空间内，也就是东西两向，特别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东部海区的外推空间还是有相当的余地。假定中国、美国、俄国的国力（矢量）不变，中国与他们的关键利益线离得越远，中国国力伸展的空间就越大。其间，因美国、俄国在不同时期的国力变化，中国利益的拓展空间也有相对变化，但在中国国力（有效战略博弈能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力）没有超过美国和俄国之前，不会有绝对变化。

近代陆权霸主的俄罗斯和海权霸主的英美等国扩张到远东后，它们就在远东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封贡体系”中插入它们的殖民体系。他们在中国周边曾为中国“藩属”国的地带与中国“拉锯”，当中国力量强大时，中国的影响力就在其周边增长，反之则退回其底线。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北方的陆权大国沙俄和欧洲的海权大国英、法、美等国向远东扩张对中国形成的南北挤压，导致中国版图从西至东呈现纵扁横长的形态，而在这之前，中国版图，如不算当时的“藩属国”，则呈饱满型大三角形态。这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版图受到损失的原因主要来自南北的海陆大国挤压，而不主要是东西挤压。而中国能够保留下来的版图基本都保持在陆权和海权霸权国家即俄国和英美国家的关键利益线之外。而夹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区，则由原来向心并环绕于中国周边的“藩属”地带变为受到陆海霸权两种力量与中国两向拉扯的破碎地带：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与亚洲大陆之间则出现一大片破碎的岛陆小国；在北方，日本崛起后，中日之间的朝鲜，中俄之间的外蒙古也加入到这片破碎地带。这些环中国破碎地带在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起到了独特的缓冲作用，它们的破碎程度则根据占据东亚大陆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与陆海霸权国家力量变化而伸缩。根据亚洲近代几百年历史，这种中国与海陆霸权国家之间的地理“拉锯”，总的说来，最终还是有底线和极限的：底线是双方谁也吃不掉谁。

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西方人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至1927年，中国接近完成统一；1937年后，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但美苏分裂中国的企图最终还是失败了。这半个世纪中、苏、美三国博弈的结果反证了中国的主权边界是有压不垮的自然底线的。这个底线大体就是目前呈东西横向扁长型的中国版图。

西方霸权国家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彻底分裂中国版图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能够成功反制西方干涉的地区均在西方干涉国的关键利益区域和国力极限之外。理解这一点对谋划中国本世纪前半叶的海洋安全战略是重要的。

从全球视野观察，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核心利益在于印度洋，而从北美西海岸到马六甲海峡的通往印度洋的亚太地区海上交通线则是其实现核心利益的关键利益。对俄罗斯来说，通往印度洋的中亚通道是其全球战略利益的核心利益，而从俄国本土通往其他大洋出海口的陆上交通线则是其实现其核心利益的关键利益。马汉说得好，“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交通所系便是大国利益所系。

在中、美、俄三国力量间多为中小国家，由于它们力量有限，更由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相互制衡的破碎地带，因此，两面下注是它们的外交传统。在这个总体特点下，具体分析，它们之间两面下注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处于与中国接壤的半岛国家，对华外交的依赖比重较大些，但由于它们两面受制，它们既不能形成对中国的绝对依赖，也不能长期与中国绝对闹僵。因为这些国家近代以来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海上，而对海上的抵御则需要“大后方”中国的依托。至于完全漂在海上的中南太平洋岛国，出于生存的考虑则更侧重于对海权大国的依赖。

战略目标成功与否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合大边第三边”的原理，也就是说，战略目标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其抗力即与其他大国利益冲突的程度。如果这个目标与一个大国的核心利益冲突，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已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核心利益也同时发生冲突，那这个战略目标就是绝无实现的可能。曾几何时，拿破仑横扫欧洲，但1812年又打入俄国，三年后失败。希特勒步其后尘，在欧洲得手后，1941年打入俄国，三年就败。日本与中国打，占有相当的优势，1941年出击美国，三年便败。朝鲜战争中，美国跟中苏打，三年失败。越南战争，美国跟中苏打，时间虽长点，但败得更惨。勃列日涅夫时苏联跟中美作对，戈尔巴乔夫时苏联解体。

这些历史经验告诫中国，未来中国永远不能将自己的战略目标定在与一个以上的亚太大国（这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就是俄罗斯与美国）核心利益线上。具体说来就是，印度洋是美俄核心利益冲突区，因此，通往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利益拓展中，中国当持极谨慎的态度，不能外推过远。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给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这一仗，毛泽东高调但打得不远，战机与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使美苏无暇东顾。在东亚地区，则不存在美俄关键利益的重叠区域。中国在东南方向，尤其是在台海一线的中国力量外推和利益拓展无疑会得到俄国的支持，而在东北面和西北面适度的扩展，则会得到美国的默许。因此，如果不是走得太远，中国在俄罗斯、美国之间总会有一个盟友。这一条件曾使中国赢得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阻止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胜利。

美俄上述两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线和关键利益线织成的力学结构，规定了中国在亚洲利益拓展的极限边界。只要俄美两国力量存在于远东地区，这个他们的力量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极限边界以内的地方就是中国未来力量伸展绝对要避免大规模直接冲突的地方；同理，在俄美有效力量极限外即力所不及的地区，中国都会有很强的控制力。

3．中国国家反分裂规律及其中的台湾问题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同样证明：在中国目前已保存的扁长型力量伸缩空间中的所有分裂中国的活动都没有成功的可能。最典型的是发生于17世纪下半叶康熙年间中国南方的“三藩之乱”、台湾郑氏及北方准噶尔噶尔丹等几乎是同时的大规模叛乱的失败结局、19世纪70年代猖獗新疆十年之久的阿古柏伪政权为左宗棠一年消灭的结局，以及20世纪50年代西藏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惨败的结局。这些在长达数百年几乎在相同的空间内发生的分裂活动遭到的失败结局，说明了在中国版图这个扁长空间内，一切分裂主义势力的力量是无力抗衡中央政府的；这些分裂国家的活动因其远离其他大国的关键利益线而得不到持续和足够的物资支持而必败无疑。比如，左宗棠出兵新疆时，俄国关心的并不是阿古柏的命运，而是其南下印度洋关键利益线不被侵占，为此俄国占领了其南下通道东侧的新疆伊犁。盘踞印度的英国在新疆没有关键利益，尽管阿古柏与俄英有“外交”关系，但在其生死存亡之际，阿古柏始终没得到英俄的有效帮助。相反，左宗棠则从俄国商人那里得到大量的粮食供给。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国家控制力呈现破碎征兆，但到1949年，中国力量又迅速扩展；20世纪50年代初，尽管失去外蒙、台湾也与中国中央政权形成分离状态，但中国政府最终还是稳稳地控制了西藏、新疆和东三省等外部势力曾干涉很深的边远地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将美国抵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东北及辽东半岛的港口利益。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将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连同大连、旅顺港一并无偿移交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境内。朝鲜战争胜利给中国带来的意外成果，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对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他的战友们，感谢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贡献。

那么，在新世纪上半叶，甚至是在更短的二三十年内，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是否可行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的背后是中美在西太平洋上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正在经历着新的崛起，中国的海权诉求已经刻不容缓地提上日程。而解决台湾问题迫切性——它已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已不仅仅是实现中国主权统一问题，更重要的，台湾问题已是实现中国海权不能绕行的门坎。既然我们已将“恺撒的骰子”即“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承诺抛了出去，那我们中国就必须强渡台湾海峡这道“卢比孔河”。

“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是中国中央政府对“台独”势力有足够的军事威慑力量，而威慑的前提又是这些军事力量能够有效的发挥。目前“台独”势力担心的并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前提。因为第二个前提牵涉到中国在西太地区与其他国家在台湾问题上战略博弈的结果。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结果必然是积极的。这不仅因为台湾地区位处于上述中国反分裂规律可以发生积极作用的空间范围之内，也不仅因为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已大为提升，而是由于台湾不在美国必须誓死防务的从美国西海岸经关岛到马六甲海峡的关键利益线上。

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确实曾想固守“从阿留申经过日本、琉球群岛、福摩萨和菲律宾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线以阻止中国东进太平洋，而台湾则是这条线关键环节。美国根本无力胜任的从阿留申群岛到澳大利亚一线的防务设计只是麦卡锡政治极端主义时代的产物。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使美国认识到美国无力守住这条与中国大陆过近的海上链条。此后，美国尼克松时期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意见，这实际就是对上世纪50、6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凯南无限遏制理论和麦卡锡主义的第一次也是最有力的校正。此后，美国就部分地抛弃台湾，提升日本在亚洲的军事作用，将西太平洋的防务资源收缩到关岛—菲律宾—马六甲关键利益线上。此后，台湾就成了美国西太关键利益线的“编外人员”，而中国则成了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攸关者”。

美国的两位罗斯福总统对此看得最清楚。20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对东北亚采取经济外交攻势，西奥多•罗斯福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西奥多·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与尼克松放弃死守台湾的政策的原因一样，1945年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消灭中国东北日军的活让给苏联的斯大林，也就是因为那里远离上述美国关键利益线。2001年小布什上台不久对台政策曾回归麦卡锡时期，要“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但到后期他很快转向尼克松主义。美国加图研究所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在2005年10月出版了一本《即将来临的美国为台湾与中国的战争》，作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印证了——尽管因立场而表述不同——上述判断。他在全书结尾时建议美国政府——

美国继续对台出售武器而不提供安全保证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承认，即台湾是美国的一种有限的或‘边缘性’利益，而非至关重要的利益。

当然，美国人并不愿意看到繁荣民主的台湾被独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强行合并。而且，如果美国能够以极小的风险防止这种结果发生的话，那它肯定也乐于这么做。但是，对台湾的安全保证需要承担巨大的而非极小的风险。中国现有20多枚洲际导弹能够打到美国城市。在未来几年内，这一数量可能会增加到几百枚。即使一场最初仅限于台湾海峡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也可能会升级以至失控，而置美中两国决策者的意图于不顾。对于美国来说，这种程度的风险只能在保卫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时才能承受，而维持台湾事实上的独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

相对于冒步入战争之险而去保卫台湾，或就台湾政治地位问题向北京卑躬屈膝来说，布什政府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总统应宣称，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不持任何立场。我们无意支持或反对台湾的独立。同时，我们不应承担任何义务，去保卫一个（事实上或法理上）独立的台湾。

一项向台湾提供军售而非安全保证的政策，是一种既能尊重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尊严而同时又降低美国面临风险的做法。但目前华盛顿的战略却恰恰相反。它强迫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的台湾放弃行使其民主权利的同时，却又使美国在冲突突发的情况下，面临十分危险的高水平的风险。这就是目前美国冒险并已告破产的（对台）政策的实质。美国能够并且应该做得比这更好一些。

说了这么一大段，绕了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一句话：让“台独”自生自灭！

无独有偶。与上述政策建议几乎是同时，小布什的对台政策作出了调整。2005年8月，小布什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专访时在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进攻，美国是否会遵守承诺协防台湾”时，他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是防止台海两岸任何一方片面采取行动。2008年8月1日，小布什在参观奥运会前夕，接受香港英文《南华早报》专访时表示：“我清楚地指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两岸关系)上是有底线的，就是不能有人单方面宣布‘独立’，我们的政策至今是一样的。对于美国总统来说，维持政策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这在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力量快速上升，时间的天平倒向大陆一边的时候，美国这样的政策表示已有了罗斯福、尼克松现实主义外交的音响，是对台湾进一步逐渐的抛弃。这对“台独”分子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但是，美国的尼克松主义也不是天上掉下的，而是中国人民通过斗争赢得的。与当年美国崛起使对联美抗英有更大战略需求的沙俄将阿拉斯加廉价卖给美国的结局相似，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有远比台湾重要得多的战略需求，只要我们读读美国涉台各类文件，就可看出这一点。美国对台政策基本目的是让台湾阻挡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时间越久越好，而不是要台湾实现完全彻底的独立。因此，只要需要，抛弃并非关键利益线上的台湾，对于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美国人来说，做起来既不是太难也不会太难为情。

三、挑战与机遇

（一）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承认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会发现日本将是中国台海统一的最近也是最现实的障碍，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要想成为亚洲政治大国，仅凭经济崛起是不行的，在地缘政治上它一定要图谋台湾，这是与明治目标相适应的基本地缘政治要求；控制台湾的目标产生的基本逻辑就是：围绕台湾西、东、南，日本必须控制中国东南沿海，控制北马里亚纳群岛和控制菲律宾。20世纪40年代的太平洋战争就是在这个逻辑下推演出来的必然结果，而《开罗宣言》将台湾从日本手中交还中国，也是从制约日本东山再起的角度考虑的。但战后日本仍将台湾视为它的核心利益。现在大家到天津、青岛去，会发现那里韩国、日本的企业特别多。越是中国重要部门，其周围的日韩“企业”就越多，他们购置的楼层就越高。如果这些地方对他们没有战略意义，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清末时，日本人就在中国东部沿海渗入得很深了。关于此大家从电视剧《霍元甲》中会有感受。霍元甲是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大师，生于1868年，卒于1910年，其间日本完成了对中国台湾从图谋到最终吞并的全过程。为了巩固占领台湾的成果，日本最终发动并毁灭于太平洋战争。

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９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８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那么，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日本方面在这几个文件中是如何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份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三个文件中最基础性的文件，共九款条文。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文件第二、第三款条文认为——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在第二款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第三款中，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这两款条文中，日本方面有意义的承诺是“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这样写的——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关于台湾，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是这样规定的——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后记者招待会上曾解释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我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如果仔细查一下《开罗宣言》就会发现，大平正芳在此通过偷换概念而回避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实质性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

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即下文的《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它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

对此，李登辉倒看出其中隐义，2008年7月26日 ，他在“李登辉学校”开讲时说：“台湾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台、澎、金、马在日本放弃时也没有指明要交给中国”，他呼吁要从“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到“做一个新时代台湾人”，真正摆脱“一个中国”。

再看第二个文件。日本方面关于台湾问题的上述隐喻最后在1978年8月12日中日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中得到反映。该条约共五款条文，均未涉及台湾。《友好条约》第一款“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其中的“领土完整”的含义，如结合1972年《联合声明》第二、三款的解释，对中国而言，是将台湾地区排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这实际上已远离了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的中日建交“政治三原则”，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这一隐喻后来便自然转成日本对华外交始终不变的基调。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文件，这就是1998年11月26日中日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宣言共三部分。在第三部分中，双方重申：“恪守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所阐述的各项原则，确认上述文件今后仍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关于台湾问题，日方在第三部分专列自然段重申：“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日本在对华关系的文件中关于台湾法律地位的隐喻通过单列条款强调的形式渐转向明喻。2007年4月11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中日双方就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并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日双方在公报第二条款中确认，“将继续遵循《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台湾问题单列第三条款称，“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表示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立场。”2008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中日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再次确认了三个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关于台湾，在日方声明中再次单列第五条“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如果我们理解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日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就不难看出，时至36年之后的2008年，日方的“一个中国”的表述仍是不包括台湾的。在2007年的《新闻公报》和2008年《联合声明》两个文件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相比，不同的只是中日双方关系的定位已上升到“战略互惠关系”（即“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但日本方面对台湾法律地位的表述不仅不变，而且日益直截了当，比较如下——

比较1972年、1998年、2007年、2008年的中日文件，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已经日益不再满足于“理解和尊重”隐喻式表述，而是转向日益鲜明的“重申”式表述，意在特别提醒人们在1972年文件中“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所表达的特别含义：1.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2.日本“坚持和遵循”《开罗宣言》中关于“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规定。

与日本相比，美国在中美建交的文件中对台湾主权归属是明确无误的。1972年2月28日，中美共同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表述如下——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在这里，美方对“一个中国”的原则认可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为它是“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问题。这尽管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有相当的距离，但与日本比，却更为积极。这个立场到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中被大大向前推进，美方在《公报》表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上述立场在1982年8月1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第一条款中形成高度凝练的表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双方同意，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大家注意，与日本不同，在中美三个公报中美国对台湾的地位表述非常确定，即“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又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法权逻辑上也就承认了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与美国不同，日本上述文件对台湾主权归属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如果硬要说有什么立场的话，那就是《开罗宣言》所规定“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由此推出与美国完全不同的结论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不属于中国，而是归属于所谓的“中华民国”。关于此，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记者杰姆斯•莱斯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台湾有野心，日本想直接统治台湾。所以，日本在联合国支持台湾，决非简单之事。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不仅是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问题，他们想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想实现所谓台湾独立。”

通过上述历史文献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1972年迄今凡三十多年，日本对台湾不仅从未死心，其觊觎之情反而日益强烈。对台湾归属的立场是检验日本是否放弃昔日“大东亚”政策的试金石。三十多年来日本坚持不承认而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这表明，与美国对台湾政策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东海有着绝对不可调和的事关亚洲战后和平体系即雅尔塔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中日间的东海问题，并不是什么石油问题，它实质就是台湾问题。关于此，邓小平说“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

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在双方改善关系的需求日益增大的同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日益南辕北辙。日本方面对不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一部分”的表态在中日双方的文件中日益鲜明和突出，如果在中方的核心利益即台湾问题上日本不仅不做让步，反而还日益强调，那么双方主张的“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就成了空话。

（二）“台独”与日本右翼在钓鱼岛日益契合——马英九新台海政策孕育新风险

我们确定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确定了近二三十年中国推进海权的力量配置的布局。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如果我们以台湾北南划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即渤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是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中国舰队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一海域敲定。钓鱼列屿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列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与19世纪70~90年代历史的重演即中国东海制海权的彻底丧失。

这一点，“台独”大佬李登辉看得明白，2003年10月25日，他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时任台“行政院长”的游锡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李登辉是从“台独”政治的角度看待钓鱼主权问题，他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是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读者不要忘记，关于台湾的主权，日本在与中国三个文件中有实质性的承诺是《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即《开罗宣言》中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最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月5月20日，马英九就任台湾“总统”不到一月，他在“外交”上的重大行动就是处理日本引起的“撞船事件”，地点恰好就是钓鱼岛。

6月10日，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舰艇撞沉，六人落海后顺利获救，由台湾“海巡署”舰接回返台，但船长何鸿义则被日方滞留数日，接受“侦讯”。6月16日，台湾保钓人员带着大批媒体到钓鱼岛宣示“主权”，台湾海巡警艇在钓鱼岛外海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对峙，台当局“国防部”同意派出海军最大、战力最强的基德舰搭载“立委”到钓鱼岛宣示“主权”。6月17日，马英九强调，钓鱼岛“是台湾的属岛”，我们的渔船进入“领海”是很正常的行为，争议应该透过和平的方式处理；他表示，日方光是口头遗憾还不够，应该要正式道歉。同时马英九亲自下令，此次风波要以和平解决为最高指导原则。6月20日，日本正式就撞沉台湾渔船事件向台船员道歉。日本交流协会副代表舟町志仁下午4时带着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支部本部长那须秀雄的道歉信，前往船长何鸿义的家中亲自鞠躬致歉，并且同意进行赔偿。

7月1日，5名日本国会议员日前搭机在钓鱼岛上空盘旋，挑衅意味浓厚，台湾方面提出抗议，“立委”也扬言择日将出其不意地搭军舰出海保钓，若遇上日舰阻挠，不排除碰撞作为手段。一时间，台湾当局与日本方面势同水火，海内外华人反日情绪高涨。值得玩味的是李登辉对“撞船事件”的反应是高兴的。7月2日，他说船沉了，日本赔偿道歉，没什么问题，双方关系也没有“打坏去”。报道说，“好久不见的李登辉晚宴上心情‘这么好’”。

只要读过1999年出版的最能体现李登辉政治理念的《台湾的主张》一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李登辉是在为在这次“撞船事件”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和民族大团结精神而高兴。那么，李登辉为什么对这次事件有如此好的心情呢？因为这次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变相地宣示并得到亚洲大国日本变相确认的台湾“主权”。

我们如果抽象掉这次事件中那些慷慨激昂的情绪和繁芜的细节，就会从中看到这次事件中三个关键环节：1.日本方面挑事；2.台湾方面出船高调“宣誓主权”；3.日本政府随即派日本交流协会副代表舟町志仁赴台致歉，同意赔偿；4.事态无损害平息。

与以往不同，台湾这次“宣誓主权”，得到了日本官方和军方的正式“致歉”，这种关系是变相的主权对等的关系，这种“赔偿”不是公司行为而是国家或准国家行为，质而言之，就是国家赔偿。这是日本政府在绕开中国政府的前提下，对台湾进行的正式公开，甚至是在世界面前高调的官方接触。从法律上说，这是日本在向其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的“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即《开罗宣言》规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立场的首次公开实施。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李登辉为什么对“撞船事件”心情“这么好”的原因。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二款即“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第三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真实含义。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马英九上台不久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方向竟不经意地出现在钓鱼岛。

但这还不是这次事件的全部含义，日本和台湾当局只是通过这次事件对大陆进行小步测试。如果测试有效，那顺理成章的就是日台各方以“周瑜打黄盖”的方式在钓鱼岛“冲突”若干次后，终以“共同开发”的形式实行“和解”，其结果是日台之间在钓鱼岛建立某种“主权”关系，“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由从偷偷摸摸的勾结变成公开的制度性勾结；由陈水扁时期的台海两岸的“外伤”变成“内伤”。

细观马英九治台施政，很接近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中的思路。李登辉在这本书中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他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马英九一上台，就与日本利用这次“撞船事件”向这个“联盟”小跑前进。撞船不久，7月21日，马英九允许台“法院”对“宪法”重新解释，允许台湾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名,或以台独为号召的政党和社团；当天，又在台湾托出一个“与中共无关”的“台湾共产党”。此举则明显有着李登辉1995提出的用所谓“台湾经验”“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思路的印迹。所有这些告诉我们，马英九之后，中国政府的反“台独”斗争面临着一个与陈水扁时期不同的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挑战。

然而，应对这样的挑战也不难，我们只要将台湾当局的假动作变成真动作就行了。如台湾方面真要为中华民族争钓鱼列屿的主权，我们只需要告诉马英九先生：“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舞！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并对其为中国争取主权的行动予以坚决支持；如不便公开，那至少也要有当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那样的默契行动。如果台湾方面拒绝或回避中国大陆的支持，那台湾的所谓“宣誓主权”，如果不是另有所图，那至少就是媒体披露的“完全都是作秀”。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过过真招，其向北“暗渡陈仓”的目的就会大白于天下，其“司马昭之心”在全体华人面前就会落个“千夫所指”下场。

（三）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给中国统一台海

预留着充分空间

尽管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海洋安全形势，但在国际形势中同样存在着相当有利的机遇。

第一，在远东地区，中国永不孤独。与今日俄罗斯希望印度向南进取以冲击美国在印度洋的利益，昨日沙俄支持日本南下台湾以冲击英国利益的目的一样，今天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俄罗斯会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诉求和相应的行动，这样有利于将美国的力量牵制在欧亚大陆的东南面，以缓解它面临的自欧洲北约东扩的压力。如果印度向南印度洋推进，俄国、中国、印度三国可以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形成一个拱形防御弧，这样可以将西方压力有力地阻挡在遥远的海上。反之，如果问题在东北亚，俄国的态度就会与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十分不同，而美国则会冷眼静观。

第二，在中南半岛，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作出的对中国和亚洲未来历史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破了越南将印支三国整合为一个政治邦联体的企图。如果当时越南整合东南半岛的目标实现，那东亚大陆就会出现欧洲那种地理板块对称型破碎（比如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格局，这不仅对中国，甚至整个对稳定的亚洲政治的传统格局而言，无异于经历一次无法愈合的“骨折”。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是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及由此产生的某种文明失传主要原因。比较四大文明古国，最先毁灭的是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文明；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特征才导致欧洲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源头。深受其苦的西方人为了其殖民利益，也将这种“己所不欲”的痛苦经验施用于东方，以造成便于控制的地缘政治形势。二战前后，美国也曾想借力于日本将西太平洋沿岸分裂出东北亚日本和东亚中国两大地缘政治板块，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苏联和美国也曾想促成国共以长江为界使中国——也是亚洲大陆——一分为二，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打破了上述企图，才保住了中国在东亚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位势。而中国在东亚的主体地缘政治位势，不仅是历史的传承，更是东亚和平的保障。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大陆版图一分为三后对欧洲带来动乱不断的历史，就会认识到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实施及其胜利，对中国和亚洲的和平发展，对整个亚洲的稳定有着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深远意义。不然，目前位于南中国海所有国家间的战略平衡就会被破坏，不仅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甚至马六甲海峡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稳定形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也会大幅度增加。

第三，作为在雅尔塔体系中是中国的朋友，在台湾问题上又是中国对手的美国，在21世纪初犯下了战略目标过大，并因此造成国力严重透支的失误。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是苏联解体使美国战略学界产生了狂妄自大的情绪。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国力破坏性最大，当然也是最不成熟的战略家思想是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对美国破坏性较大同时也是集麦卡锡和凯南浪漫主义于一身的战略思想家就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基辛格对凯南的批评用于布氏也是合适的。

我们看看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反共著作《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见识与当年的麦卡锡不相上下，1997年布氏又出版《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给美国设计的战略与凯南、麦克阿瑟大体相同。送给美国的目标如天女散花，而且大得惊人，他告诉美国今天的“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洲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他告诉美国政府“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即中亚——笔者），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在台湾问题上，他说的话与当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说的内容差不多一样轻率。他说——

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

他书中的那为战略研究大忌讳的骄横之情跃然纸上。他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

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这样的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

这段充满骄横的引文使笔者想起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威克岛那次决定美国在朝战败局的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总统说——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

谈话是在中国出兵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这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也让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丢其丑。书中对中亚重要性的论述说出的是地地道的真理，但只是一个美国力所不及的真理。结果小布什被布氏画出的天边彩虹忽悠得直奔中亚，结果落了个越战的下场。在台湾问题上，布氏也没有想想曾在朝鲜、在越南一败涂地，已近八年还在伊拉克不能自拔的美国，难道在台海就立起美国的“凯旋门”吗？我说不能。原因很简单，历史反复表明，美国并没有足以覆盖全球所有目标的防务资源，甚至没有实现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这类陆权大国的近海的非关键目标的防务资源——这与1962年苏联因没有插手靠近美国的古巴的资源而被迫撤回运往古巴的导弹的道理一样。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美国没那么多“干粮”，做不到在“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而布热津斯基全然不顾美国国力，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天大目标，以至小布什在中东地区被折腾成这副模样。不难预料，如果美国要再按布氏《大棋局》中的意见，对中国台海统一“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的话，届时中国人民只需有抗美援朝时的一半意志，就会让美国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无疑，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如此，美国的力量只够保住其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

美国小布什连同其身边的战略家们这几年在战略上忘记了这个经验，他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正在为俄罗斯人和欧洲人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角色。塔利班曾是俄国和伊朗的死敌，小布什赶走了塔利班，为俄罗斯南下扫清了障碍。信奉逊尼派的伊拉克和萨达姆是什叶派伊朗的死敌，小布什帮着伊朗搬开这个障碍，伊拉克在美国的“帮助”下转入什叶派手中。二战前东欧属破碎地带，也是西欧国家的外围地区。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忘记当年西欧的衰弱是马歇尔和斯大林共同拉起“铁幕”挤压出的结果，美国和苏联在当时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只是在两国那一代老政治家去世之后，他们的后代们把假戏作真了，结果把“黄盖”苏联给打死了，美国由此也失去了在欧亚大陆牵制欧洲的“苏联因素”。不信大家看看最新的世界地图，就会发现，现在的欧洲版图，尤其是东欧巴尔干的版图已接近第二次大战前的格局。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美国自科索沃战争后推进的北约和欧洲东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这是罗斯福、马歇尔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却是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书中希望的结局——欧洲坐大，并在大西洋东岸对美国形成新的更大的压力，并迫使美国战略收缩。但这个结果对中国而言，有利于减轻中国在实现台海统一时的战略压力。

最后，必须提醒的是，在21世纪上半叶，乃至再近一些的二三十年内，中国东海战略的核心利益及与之相应的海洋安全战略目标就是台海统一，对中国这个目标感受最为敏感的是日本。但日本目前在东亚政治崛起的条件尚未成熟。学界有人说日本已是东亚大国，把日本说得那么玄乎，其实，日本目前还是一个祖国尚未“统一”的国家。北方四岛还在俄罗斯手中，尤其是在朝鲜有了核武器后，这从相当的层面上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势头。日本南面还存在着美国在冲绳的占领权、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对日本南进的拦截。从地缘政治看，中国在东亚占据主体板块，海岸线特别长，防御纵深辽阔，这些对日本都是绝对性的战略优势。今天东海的战略态势已与当年甲午海战时大为不同，在中远程导弹和潜艇技术发达的今天，日本拥有优势的海洋技术使用效果在如此靠近中国大陆的海面上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日本的海战能力也会与其近陆程度而递减。

（四）简短小结

至此，我们已完成了建立21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原则和条件的讨论，要点总结如下：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已不容我们忽视东海的海权，这就是国际海洋法赋予中国在东海的合法海洋权利（sea right），不容我们忽视东海的制海权，这就是中国实现国际海洋法赋予中国在东海的合法海洋权利的必要手段（sea power）。

（二）而实现中国东海海权和制海权目标的关键环节，是中国台海统一。

（三）目标决定对手：中国实现东海制海权的战略压力来自美国，但在实现台海统一进程中的直接障碍将来自日本。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台湾以南即南中国海的制海权扩展，而日本担心中国制海权从台海东进。对中国制海权适度东进的接受程度美国高过日本，因为后者比前者缺少“渔翁得利”的条件。因此，在中国实现台海统一目标上，美国是主要矛盾，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19世纪90年代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确定了与中国的关系后，美日在东北太平洋的关系也就大体确定。只是当日本1937年大举南下时，美日矛盾才日渐激化。在今后，只有日本承认了中国拥有台湾主权的立场，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阻力才会相应缓解。中日关系的最终定位是中美关系最终定位的前提。

（四）东海形势，千变万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日本不明确承认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之前，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就难有实质性的成效。

对此，我们当有预案。

四、台海统一的紧迫性及其路径分析

目前的中国历史进程已将解决台湾问题提到迫切的议事日程，解决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门槛，而目前台湾问题正在被“台独”向更加复杂化的方向推进，以至台湾问题成了中国解决整个海权问题的大纲，纲举才能目张。

我们要学俾斯麦统一国家的经验，在关键利益即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不惜代价。台湾是推进中国海权的关键性矛盾，而激化这个矛盾的主要外部因素来自台湾以北而不是以南。“台独”与日本右翼支持力量接榫的关键地带就是钓鱼岛。为此，中国加强渤海、黄海海区攻防力量配置便成了遏制“台独”的关键。加强这一海区的海防力量西可守御华北安全，南进则可切断“台独”与日本右翼的勾结。

中国东部海面战略力量的重要作用是牵制，牵制的目的在于不让台湾跑出祖国的怀抱，因此它是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力量。当年施琅取澎湖而不登台岛，毛泽东留金、马于蒋介石，就是为了将台湾牵引在国家一边。我们常说“和平统一”，并不能理解为绝对排除军事手段。与当年施琅收复台湾的路径曲异而工同，中国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提是1950年10月昌都之役的胜利，此役打开了进入西藏的东大门，门开而兵不入，这才有了和平的《十七条协议》。其次，“和平解决”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大家还有统一的愿望。毛泽东1959年曾提出的“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的方案也基本是蒋介石不放弃一个中国原则，还想回来。如此类推，如果今后台湾当局还想把台湾带回祖国，那我们原来的“金、马、台、澎”一揽子解决方案仍然有效；如果他们已心猿意马，想跑，跑到别的国家去当“汪精卫”，那我们不能死守旧章，中国的统一就应与时俱进地另辟路径。当年达赖没有公开打出分裂国家的旗帜之前，中央政府可以十分耐心地长期等待藏区的改革，但1959年达赖公开叛国并在国外打出分离旗帜后，中央政府就毫不留情地消灭了藏区分裂主义势力，提速藏区改革政策并建立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变化也应当以不打折扣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为界碑。

现在我们对台湾当局的和平政策取决于他们对国家统一即“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2008年5月16日，马英九即任台湾“总统”的前夕表示，两岸统一在“我们这一生”不太可能发生。这么说也不要紧，口是心非的事在台湾前两任“总统”那也有过，关键是今天的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是真心认同还是假心认同。如果是真心，那我们两岸同胞就应团结一致，将国家内部体制性矛盾暂时搁置，将民族矛盾作为共同目标，为收复国家尚未收回的岛屿（比如钓鱼岛）主权而协调（至少是默契）行动。谁都知道，没有中国大陆的力量，仅凭台湾一家难有作为。但如果是以体制矛盾为借口，想搞“台独”，那中央政府就应将依据《反分裂国家法》，将1959年毛泽东用于牵系台湾的“船拴”（即金门、马祖）进一步向东推进，沿着当年施琅的路径，学习毛泽东从昌都打开西藏全局的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进一步震慑“台独”分子的气焰，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台主张国家统一的爱国力量，以最大的和平诚意得到海内外全体华人的理解并由此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2007年11月23日，台军宣布准备从蒋介石曾决心誓死“保卫”的金门岛撤兵，从现有万余兵力裁减后可能剩下5000至7000人。现在台湾当局也有意放弃金门防务，其意在通过将其实际边界东移的方式与大陆拉远距离。这是要“跑”的信号。对大陆来说，台进我退，台退我进，总之，台海两岸的这个“距离”在消除之前，是不能被拉远的：如果金门已起不到拴住台湾的作用的话，那就得考虑继续向东寻找新的“船拴”；既使我们不直接“登船”，但决不能让台湾这条船离岸远去。而牵系这条船的，除了我们两岸同胞的诚意外，就是在战略和策略上灵活机动的中国东海海上战略力量。

在南海方面，中国与南海国家的矛盾，与当年的中印矛盾一样，是第三世界内部的矛盾，而与美国的矛盾具有即是雅尔塔“利益攸关方”，又是冷战中的对手两重性质。在台湾南面的东盟国家本身并不缺少“出海通道”，因而对台湾的战略需求远小于日本，他们只会观望而不会给“台独”以倾力支持。东盟考虑的只是从台海两岸分离和中美矛盾中获得中间利益，而台海统一会让他们失去这部分本来就不大的“中间利益”，但也会因中国强大而同比增长的他们在中美间的“中间利益”。因此，台海统一，他们也会乐观其成。

20世纪初的日美关系是1895年甲午海战和1905年日俄海战后才定下基调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告诫塔夫脱：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罗斯福建议塔夫脱将东北亚让给日本。现在历史又回到日本围绕台湾问题又在不断测试中国底线的时候，如果中国赢得了这次挑战，也就赢得了中美在太平洋合作的前提。

未来二三十年中，台湾问题已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障碍，且不说经济走向世界，就说我们海洋战略力量和技术效力也因缺少可控的深海空间而大受限制。这对对外经济依存度已超过60%的中国而言，其风险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现代海洋技术的发展对海区深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没有深海，有些战略性海洋技术，即使开发出来，也无法自由实验和运用。也就是说，没有深海就没有当代海军技术培育和运用的基地。战略潜艇必须是深海的，大陆架并不发展海军而只是养鱼的地方。因此，台海统一，不仅仅是主权的问题，在现实性和紧迫性而言，它又是海权和制海权问题。中国的沿海本来就在台湾东海岸，这里既是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中国海军起航的地方。所以，当代中国海军突破海上链条封锁是一个很硬且不能回避的任务，其关键突破环节，就是台海统一。台海统一是中国进入世界大国的首张资格认证书。在世界强国行列中，你如连起码的承诺即要取回自己的东西也做不到，那你就与人家玩不起这一场场国际游戏，更何况这事，比较而言，在各大国崛起史中又不是人家没有经历过的多么高不可攀的难事。

最后，必须提醒的是，目前我们所讨论台海统一的历史背景前提，是日本北方四岛尚未收回，朝鲜半岛尚未统一；而在可预见的时期，这个前提不会改变。但是，北方四岛全部或部分回归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的统一，与台湾回归中国一样，是或迟或早要发生的事。但对中国具有紧迫意义的是，如前两国的统一出现于中国台海统一之前，那届时台湾问题向有利于中国方向解决的难度将会成倍地增大。

历史的量变是漫长的，但历史的飞跃却是突然和出乎意料的。2008年8月8日，就在第29届奥运会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下在北京开幕的同时，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爆发大规模冲突。这个突发性事件向我们警示：国家分裂的危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对此，对中华民族有历史责任感的人，都要对祖国两岸统一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

五、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

五、台海统一后，中国海洋安全战略应做收缩性调整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谋东海，必然要着眼于亚太，我们谋时下的台海统一，必然要谋台海统一后的亚太和平。和平是所有战略的终极目标。

那么，台海统一后，中国的海洋安全战略是否应当有所调整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涉及到21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以及中国发展的方向。

关于此间的中国海洋安全战略设计，我们要牢记毛泽东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国训；要牢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定下的是百年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而不是世界霸权国家，是有限目标而非无限目标；中国要牢记古罗马、英国等因过度将国家力量倾注于海上而衰落的教训；要牢记俾斯麦德国在国家统一前不惜“铁血”而在国家统一后则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四面树敌，用“双保险条约”最大限度地孤立对德国统一最为不满的法国，并由此使德国统一成就得到巩固的经验，以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因急于称霸世界又使德国衰落的教训；我们更要避免重蹈美国在赢得太平洋战争和与苏联的冷战后忘乎所以“乘胜追击”并由此栽在朝鲜、越南和伊拉克的覆辙。台海统一后，中国应当转而长期采取地区性守成和大国多边协商的外交政策。

为此，中国决不要摆脱仍在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雅尔塔体系框架，在不打破俄国、中国、美国战略合作框架的前提下长期采取地区性守成政策：在南海与美国合作优先，同时团结和善待东盟国家，为他们秉持公道；在东北亚与俄罗斯合作优先，维护远东雅尔塔和平框架，消融冷战框架，以巩固和消化中国台海统一成果。

我们应记住，中国与美国、英国不同，而与古罗马、法国、德国等国家相似，是一个陆海兼容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是在21世纪前半叶，我们只能在最核心的利益，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可以采取完全和强有力的攻势，因为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雅尔塔体系规定并得到美国和俄国承认并是中国力所能及的目标；而在东北亚、南海，和美俄核心利益线上的中亚地区，甚至更远的其他海区则采“有利、有理、有节”的威慑性守势；即使如1950年抗美援朝那样的迫不得已的攻势，也要争取至少一个大国的真实默认或支持；即使有了这样的支持，也要极为节制，更不可走得太远。不然，我们就可能得鱼忘筌，最终连台海统一的成果也保不住。

在远东地区，我们尽可能延长、维持和利用远东雅尔塔和平框架——这是历史留给中国现成的和合法的“双险条约”——尽可能长时期地孤立对中国台海统一抵触心最强（而不是意识形态与我们不同）的对手国家（近代日本给亚洲带来的灾难，就是由1894年和1902年日本与英国签约结盟开始的）并最大限度地缩小其负面影响，其目的就是用相当长的时间巩固和消化台海统一的成果并让更多的亚太国家适应和接受这一无损于亚太和平的现实。

总之，在世界范围，中国要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在中国周边坚守平衡和谐的外交政策；行稳致远，争取让世界，亚太国家，尤其是台湾同胞更多体会和分享因中国台海统一给他们的发展带来的好处，并由此在世界，首先是在亚太地区探索出一条不同并优于近代西方道路的更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相关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限于篇幅，未保留原文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