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后人口数量:我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

            我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

                     许锡良

一、我选择了教师职业

   与许多成为名师的人的经历不同，许多名师当上教师当初纯粹是因为偶然，我当上教师既是一个偶然，又是一个必然。偶然是因为我在高中时的成绩只是班上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在当时师范没有多少考生愿意光顾的情况下，填报师范显然会胜算大些。农村的孩子读书能够吃上皇粮就很不错了，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挑选余地的。我当农民的父母也没有要我将来做什么，只说不种地就是好的。当我高考超常发挥，以高分考到了一所师范院校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还不相信我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拿到成绩单后还特地叫了一个同学到县招生办里寻问我的高考成绩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居然有二科成绩，语文与政治是全县第一名，特别是语文，居然比考上北师大的那个全县的状元同学还多了十几分，总分在全班五十多名同学里是第五名。当确认我的成绩就是如此的时候，班主任又连连为我只报了师范院校而深感惋惜。当时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按现在新课程改革只重视过程的话，我可能连当时的高考资格(因为那时凡参加高考的人都要先参加全省统一的高考的预考筛选，约有一半学生没有资格参加高考)都没有了。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当教师时一直对学生强调，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如果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话，就不能说是强者，更不能说是素质过关。平时行，最为关键的高考却不行，这肯定是有严重缺陷的人生，是素质不全的表现。我对学生说结果最重要，不仅因为现实只看结果，而且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学习过程的质量。论公平更是结果能够显示，如果只论过程，像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希望，没有出路。那年高考很有趣，我们县的高考状元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去了北京师大，而县长的女儿也在我们班上，却名落孙山了，可以说当时的高考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那时没有谁有拿钱买大学读的可能，也不可能在没有上分数线的情况下依靠手中的权力硬上一所大学。这是我对传统高考最为欣赏的地方。

   说必然是因为我以长大了要当教师早就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过程。说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我是在小学三年级时，一次在课堂上被一个下放的知青男教师严厉体罚之后，就在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将来要当一名教师的想法。这是我最早产生要当教师的念头。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热爱学生的教师这么少啊，我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教师，而且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教师，这个念头于是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了。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把所有的学校都填了师范院校的中文系，而那个时候师范是最不吃香的学校。我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中几乎所有上师范的都是在盲目无知的情况下被调剂过去的，他们在志愿里并没有填写师范，而是因为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后，被师范院校收罗走的。当时的师范院校非常难招收到学生，据说连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最高的师范院校也有一些专业招不满第一志愿的学生。这些被师范录取的同学并不象其他同学那样兴高采烈，很少有被那时称大学生为“天之骄子”的那种感觉。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话语：“考上大学上了天，进了师范入了地”。我虽然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即使是考上师范也意味着我从此摆脱了农村的苦难日子，而吃上了皇粮。但是即使是农村里的亲友面对我考上了大学而进了师范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值得庆幸的表情。许多同学在被人问到为什么进了一所师范学校时，都说是被调剂进去的。只有我说是自己选择的，于是，在这个时候会引来许多异样的目光。

二、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我还没有进师范读书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将来要到农村去当教师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于是，我在师范读书时其实已经为将来回到江西的农村学校当教师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是在农村学校读书成长起来的，我也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村实在是太清楚不过的了。农村学校里没有可读的书，不会有热水洗澡，也不会有什么体育运动，我就必须在毕业后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我在大学时只去过一次澡堂里洗热水澡，尽管那时每个星期可以由学校发澡票去澡堂里洗一次热水澡，女同学则可以有二次，体育系里的学生则可以有三次以上。这些都是农村学校里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可是，我怕在大学里洗惯了热水后到农村学校里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不适应，所以大学里我就开始了洗冷水澡，我在宿舍里的洗浴室里，无论冬天多么冷，外面下着雪，我都在这里洗冷水浴，这让当时我的同学感到惊讶并且难以理解，我把澡票都给了其他的同学。每天早起就去跑步锻炼身体，我认为一个强健的体魄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认为一个整天病恹恹的人能够把学生引向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从小对生病的教师就没有好感，更不喜欢教师带病坚持工作。我要让学生每天都看到一个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这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喜欢有人把教师比喻为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也不喜欢把教师职业视为多么崇高纯洁之类。我一直是把教师职业当作是一个平凡的岗位，要过一个平凡人的正常生活，而一个健康的体魄是一个人幸福的保证。

三、阅读、写作与思考：教师成长的关键

　　我在大学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广泛地涉猎各种书籍。这不仅是因为我所读的学校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分心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我读书的机会不会很多，我毕业后到农村中学里任教是这必然的，因为我没有别的门路，也不会有可能进县城当教师，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关系，更没有钱送礼。

   我现在还保留着的走到哪，读到哪的阅读习惯就是在读师范的时候养成的。我当时并不限于读自己的专业书，也不像现在的学生要用大学四年中的至少三年的时间去攻英语“四、六级”考试，我当时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自由选择的空间。我的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几乎在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书我都会拿来随手翻翻，先读几页然后才决定是否系统地来读。有时读到有兴味的东西，也会拿笔记本来记下几句。对教育学的关注其实在我入大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我自己瞎看了不少有关教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教材与专著，虽然在没有教师的指导的情况下，走了许多的弯路，但也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除了中文专业方面的书与当教师的书，我还读了不少历史与哲学方面的杂书。包括从《彭德怀自述》到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我都是从头读到尾的。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启蒙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如饥似渴地了解了法国的萨特，德国的弗洛伊德、英国的波普尔与哈耶克之类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书给我打开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我最早看到的波普尔的书是《猜想与反驳》，这是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看懂，不过，里面提到的新知识观却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最得益的还是通读了《鲁迅全集》，虽然当时也并不是完全读得懂，特别是鲁迅的《野草》似懂非懂地读了一遍，但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对于我思想方式的形成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在这里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现成的结论，最主要的是我学会了怀疑。在我没有真正认识一个东西之前，我不会轻易去相信它。这是我从鲁迅的书里读出的一个感觉。这些人的书，凡能够找到的我都是从读到尾的。

   我在中学任教时，不仅教学生语文，而且还教学生地理课。到农村了，就没有什么专业这一说，有学历的人在这样的中学里本来就少得可怜。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农村里就是什么都能够教的人。

   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是我初中时就开始的。一直保留到我整个大学毕业，并且当了六年的中学教师才宣告结束。这些日记堆在一起有大大小小的本子共六十多本。有时回过头去看看也觉得很有意思，中学时写的日记只是一些具体发生的事或者是一些想象性的东西。但是，在上了大学以后，我开始记一些有思想性与学术性的东西，这些写作习惯对我作为一个语文教师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在大学时还喜欢与同学一起争论，积极参加即兴演讲比赛，这可是最能够检验口才与思维敏捷性与知识面的一个方式了，我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有一个比较好的表达能力。当教师的怎能不会讲呢？会读，并且爱读，教师的知识面才会广，当时还流行着“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要有一桶水”的说法，不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教师要有长流水”的高度。长流水虽然比一桶水要多，但是做起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教师不断地学习充电，自己对知识有兴趣才可能让学生对知识有兴趣。会写，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有十几年写日记的习惯，我高考时的作文几乎得了满分，而且只用了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过一个字，这得力于我多年来的写日记练就的写作本领。我不一定能够写得多好，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我想清楚了，写的过程会非常迅速，在农村中学任教时，我写作之快是有名的，如果学校要急就一个报告，往往就是我的差事。当时校长常用“立马可待”来形容我写东西快，这一点并不夸张。当一个语文教师如果自己张口不成句，提笔不成文，怎么能够让学生热爱读、写、说呢？又怎么让学生过读、写、说的关呢？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时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教师的示范作用胜过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而作为工具性质的语文，练习又是最为重要的，比如作文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而要熟练没有相应的练习量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中学时就要学生写周记甚至日记。为了练习学生的读写的能力并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尝试着让学生在一个时间里读一篇范文，要学生熟记里面的结构、观点及用词，然后再把范文收起来，让学生凭记忆来复写这篇文章。这样做的方法，是我大学时在《富兰克林自传》里读到的。这是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自己用来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做法。我自己也多次尝试，觉得练习的效果非常好。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后我就是这样来训练学生的。我教过的那所农村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拿了全县参赛学生中的第一名，全省的一等奖，参加地区的语文知识与能力竞赛，全区的第一名也在我班上，这在当时引起了全县的轰动。以至于当时全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县一中的全体教师在校长率领下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中学听课取经。当我们的校长介绍说，这些参赛得奖的学生全部在我班上时，县一中的教师眼中都露出了敬慕的目光。那时我还只有不到三年的教龄，也就二十出头的一个毛头小伙子，这是我当中学教师六年最为得意的一幕。

四、在农村当教师的滋味

　　尽管我在读师范之前就准备要当一个教师，读了师范后我更是为将来当一个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想象了将来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比如没有热水洗澡，比如可能会没有什么书可读，比如工资可能会低到只够吃饭之类。我师范毕业后一切都如自己预料到的那样，被分配到了离老家四十多公里，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农村中学里任教。我没有任何门路关系可以利用，所以到农村中学里任教几乎就是我必然的命运。这所名叫“德胜关中学”的学校据说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造起来的，当时全民大办教育。德胜关这个地名，据说是因为当年朱德与彭德怀指挥红军在这个大山的关口打了一次大胜仗，所以取名为“德胜关”，这里真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抬头随便望去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山峦重叠，山上是翠绿的毛竹和杉树林组成的绿色海洋，山下是一条河，河水常年清澈见底，即使是下大雨也会在当天变清，用“清水石上流”来形容是最为恰当不过了。也难怪，这座山脉其实就是著名的武夷山脉，翻过山岭就到了福建，这里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离福建最近的城市只有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的路程。学校就这样依山傍水地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学校里的平地是非常难得的，房子也是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半山坡上。如果在大城市里住厌了，偶尔到这个地方来还真觉得这里点仙境的味道。

　　我去的时候还是一所连幼儿园、小学与初中、高中混合在一起的一所完全学校。但是所有的教职员工全部加起来也只有80多位。但这对一所农村学校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队伍了。这里虽然是农村，但是住房异常紧张，有好几个教师刚结婚，却没有房子住，连个新房也没有。我们这次一起分来的同校毕业的新教师有四个，但是我们连一间住房都没有。校长说是分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四个人，实际上只有九个平方米的小平房，或者说已经是危房了。因为这些房子几乎都是1958年时建的，全部是土木结构，没有一个教师住的房子是砖瓦结构，而且因为年久失修，都会漏雨。但是就是这样的房子我们也没有能够住进去，一个大龄青年教师结婚因为没有房子与校长吵了起来，而且不经学校同意，他已经把学校分给我们四个新来的教师的九平米的房子占据做了新房。我们虽然有点意见，但是刚来也不便与人家吵，而且他也是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了，我们对此是深表同情的，学校对被占的房子毫无办法。我们一分到这所学校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了。后来学校到附近的一个公办的招待所里要了一个八平米的小房间让我们四个人住。这基本上只能够放下几张床，每个人一张床都派不上。我们只能打通铺地睡在一起，我感觉我们不是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猪来关着的。

　　学校里也没有办法，一个学期只有几千元的办公经费，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的。地方政府也说没有钱来盖房子。可是这么一个只有不到2万人的小镇上，政府却养着一个有日本蓝鸟轿车的车队。所有的单位里也只有我们学校的住房这样紧张。我对农村教育本来并没有充满多少幻想，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在农村的中小学上学，知道老家的农村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读书，我设想我应该有一间虽然很小很破旧但却是我自己的独立空间的房子。这样我还可以有一个可以读点书的地方。可是我连这样一个很小的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这样一来连一个备课的地方也没有了。不仅没有地方可以读书，就是到了农村中学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可读的书，且不说学校里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书，就是自己想买来读，也没有买的地方。而且县城也只有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只卖中小学生的作业本与习题。更何况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2元。这已经是在1988年那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年代，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在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这点工资除了吃饭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结余。我曾经有几次因为买书，而向学校与校长私人借钱吃饭，其实当时也就是借十几元二十元的钱，可是当时这些钱就是拿不出来。学校里没有食堂，教师吃饭要自己解决，离学校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计划经济时留下来的公共食堂，这里的饭菜非常糟糕，而且很贵，我每个月的工资几乎要被吃光还不够。

　　我去报到以后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当初一年级的一个班的班主任，因为是新来的要有这个方面的锻炼，更何况我是语文教师，我要带的班共有五十多位学生。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班没有自己的教室，只能与另一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班在上午用，另一个班就要在下午用，用这样的办法轮流上课。我晚上睡不好，中午又没有地方休息。上午上课班级的学生是中午一点才放学的，而下午上课的班级则要到下午六点才放学。我第一次遇到的难题是找地方备课，因为办公室也没有一个，教师们是在各自的家里备课的。而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宿舍，只有一张睡觉用的床，而且里面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写教案，也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当教师我没有办法学习苏霍姆林斯基那样从容写观察日记了，也不可能学上海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那样把每堂课备三次。本来我是准备把在师范里从名师那里学来的方法都用上的，那时我对当好一个教师充满了信心。但是，现在的条件只能让我拿着一本教材，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备课，我把要讲的东西全都默记在心里。也许开了这个头，后来学校的办公室有了，我仍然不愿意把讲义写到备课本里去，学校例行检查教师教案，我总是说在我的脑海里了，最多在课本上写上几句关键的。教务处面对我的不合作还告到了校长那里，只是校长是一个开明人，在与我交谈过几次后，对于我是否写教案就睁着眼闭着眼了，他知道我不是不认真备课，而是备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其实后来我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写教学观察与反思日记，这一点学校的教师们都不知道。我喜欢对课文发表完全是自己个人的看法。并且告诉学生书上说的不一定对，教师说的更可能错。我在当教师之前就学了不少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理论，有许多观念我都想尝试一下。我喜欢鼓励学生提出不同于书上也不同于教师的观点，我也喜欢与学生一起去野营，自己带个炊具与食物，在冬天下雪的时候，课后与学生一起打打雪仗，就这样与学生完全打成了一片，学生自然很喜欢。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学生不怕我了，上我的课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其他教师，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上我班上的课就适应不了，说我对学生太好了，太纵容了。有些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争执起来，教师批评他们时，他们就说，这是许老师说的，可以与老师争论问题，老教师对我开始有意见了，而我则仍然我行我素。我希望我的学生内心深处没有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性。我的确是想从鲁迅所批评的国民劣根性入手把学生教育成一个会独立思考，没有奴性人格的人。大学时从鲁迅的著作里我学会了太多的责任担当。

　　但是一个学期后，学生按我的教学方法学下来考试成绩并不如意。我的教学开始显示了不同于传统考试制度的地方，由于我平时讲课喜欢独自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学生也深受影响，结果答题时把听课的一些不同看法都写进了答案。比如在教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课时，我发挥说这个词里透露着一种帝王思想，后来考试考到词的结尾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问什么意思时，学生们都答：“看今天的皇帝”，结果统考成绩可想而知，我教的学生没有能够考过老教师用陈旧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教务处又开始要我写教案了，原来在校长的关照下的一些做法也开始失去了依据。一些家长也因为学生的成绩下降而找到了我，一些家长甚至要求转换班级甚至转学，校长开始有些动摇了。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新教育思想没有能够在学校里合法生存下来，就这样夭折了。我开始被教务处要求去听老教师的课，学校里也指派了指导我教学的老教师，一年后，我也开始按老教师的指点的方法上课，也开始给学生布置大量的练习题，像其他教师那样搞题海战术，我教的班级，语文成绩果然上来了，在全县统考中排名到了第三名。这样的成绩当时是学校里出现过的最好成绩。语文课就应该是工具课，而工具是不能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大量训练的，这一点老教师还真没有错。现在想来我当初的许多设想与做法与今天的新课程改革提倡的理念多少是有些不谋而合的。其实今天政府用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难以改变的事情，而我当初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想挑战多少年来的传统权威，今天想来是何等的不自量力啊。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学生的愿望并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理论要求来学习的。他们到学校来受教育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与我这个农村出生的孩子一样早日摆脱农村的困境。如果僵化死板的知识与考试可以换来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就可以有一份城里的工作，从而摆脱农村户口的困扰。那么奴性、负担过重、无趣的知识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能够把考试也像我们的新理论一样，可以让学生有多个答案，可以考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来，甚至创造性一那该多好啊。这是我的学生在考试失败后产生过的一个念头。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天真了一些，现在才知道，这样的考试，只要是用了一张纸来统考，在中国的改革与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到这个社会诚信程度的情况下，就永远不要指望这会有实现的可能。

刚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就是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落伍。我当时还没有听过一些教育专家所说过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这样的话，我只是想都是农村的穷孩子，非常不容易，要认真去教好他们。仿佛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我手中似的。由于自己的身世同感吧，我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母亲找到我，说她的女儿偷了家里许多钱，要我配合家长把这个孩子偷东西的坏毛病改掉。我开始在班上观察这个女学生，这个学生的成绩一般，她妈对他的希望不是很大，只希望她不要将来成为一个品行不良的人。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卢燕的妈妈来找我，要我改变她女儿偷窃坏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小孩子有时出于好奇心，拿一点别人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是自己家里的。我小时候也偷过爸爸的香烟抽，那时才8岁，但我今天也没有学会抽烟，其实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一定要把卢燕教成一个不仅不会偷东西，而且学习也好的孩子。课后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在没有其他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把她妈妈找我的事与她说了，她开始就是不承认，后来我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偷家里的东西，甚至把我小时候偷爸爸的香烟的事也与她说了，她听着笑了，说自己确实是拿了她爸刚发的工资。我得知她家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家里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爸妈都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她还有一个弟弟。于是，我又找到她妈妈了解情况，原来她从来不给孩子零花钱，我就告诉她，男女其实是一样的，孩子应该有一些零花钱，但是必须过问孩子的钱用在何处。后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这是我当班主任第一次成功教育的案例。

　　但是学生并不是都这样容易就教育好的，我也有一些就是没有教好的学生，但是如果说是我这个教师没有尽责，怕是不公平的。班上有一个学生，据说在小学时候就非常难教，到处惹事生非，欺负同学，教过他的教师没有一个不为他头疼的。他却偏偏在我这个班上，他在学习上是没有说的，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差，教师们对他的关注基本上不是在学习上的，而是在他惹事生非上的。有一个在小学教过他的班主任教师甚至对我说，如果他在你班上没有犯罪就是成功的教育。我开始就是不相信，孩子这么小，怎么就可以这样断言呢？但是接触过几次后，我感觉说这个话的教师不是不负责任的乱说的。这个小孩不同一般的地方在于他成熟得比一般孩子要早得多，长得非常结实，样子有些像美国的拳王泰森，而他的拳头厉害得也确实像泰森，他在我班上才读初一，却已经经常有比他高几个年级的学生围绕在他周围活动。在自己班上惹事不多，但是却经常结伴去打高中的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打群架。派出所经常来学校调查他。我因此决定去他家里家访。他爸妈都是非常老实善良的人，在一个工厂里当普通工人，有三个儿子，在我班上的这个是最小的。其他两个儿子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在这个小镇里是有了名的，但是唯独这个小儿子特别难管。不要说读书寻求出路，现在就指望这个孩子不要出事，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就可以了。我从他父母的眼泪里读出了一个可怜的父母心。因此我更坚定了要把这个孩子教育过来的决心与信念。

　　但是我用什么办法呢？我开始找他谈心，刚开始，他也显得很认真的样子，我给他谈他两个哥哥成功考取重点大学的榜样，没想到他脸上却露出了不屑一顾的面色，他说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你不要给我谈这个了，至于其他的我会改的。但是没有过几个星期，学校里一个高中的班主任又告到我这里说，你们班上的某某打了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还是初一的学生却敢到高中打男同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事，也是全校里唯一出现过的事。我非常气愤，找到这个学生，要他向被打的高中学生道歉，但他拒绝了，他说是那个学生打了我的一个兄弟，我才去打他的。如果以后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打的。政教处对于这个学生早就放弃了，因为说不定惹恼了他连教师、校长他都敢打的，政教主任这样对我说。意思是劝我也不要太管他的事，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开始用一些怀柔策略，软硬兼施的办法让他走上正轨。如让他当班长，使他在管理别人的时候，学会管理好自己。但是没有想到他当班长后，班里的情况更糟糕，学生怕他比怕教师、校长还厉害。他身为班长，带头逃课。其他同学则说班长带的头，如果不听班长的，事后会有拳头报复。我于是又找他谈心，没有想到这回他主动提出不当班长了，他对我说就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当班长？他还对我说：“老师，你就不要对我白费心血了，你所要说的那些道理我都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老师，你又要做我的思想工作啊？我没有空啊。”说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以后我又采用了一些用全班同学来孤立他、远离他的办法，让他感到失去集体的孤独，但是，这样一来，他反而在校外有了更多的社会闲散人员的朋友。我没有办法，一次在学校集体组织看电影时，我当作全班同学的面，把电影票发给所有的同学，唯独留下最后一张不给这个学生。我说如果他不改掉打架的坏习惯，我以后也不会给他电影票或者其他活动的资格。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下课后他第一次主动找到了我，说以前都是他不对，以后一定改。于是，我把电影票给了他。事后，他对同学说，许老师非常好欺骗，我只是略施小计，他说得那么坚定的电影票就轻易给了我。我愤怒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常年的反反复复，我疲倦了。我甚至建议学校开除这个经常打架滋事的学生。但是校长说，开除学生是不允许的，因为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我遇到过最难教的学生，如果按一些教育专家说法，这肯定是我方法不对或者没有按照教育规律来教育学生的结果。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让一些教育专家来教教这样的学生。可惜的是就是国内最有名的教育专家也只是对其他中小学教师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去实践过一次。

　　一直到初中毕业，我教过的这个学生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我从此怀疑一些教育理论是否真正的管用。我当好教师的信心也大打折扣。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怎样捣蛋，他还是顺利地毕业了，没有在我手上走进监狱。但是，毕业一年后，就因为与流氓火拼而杀掉了我们镇上最为霸道的黑社会流氓头子。那次我记得我刚到地区参加研究生考试回来，就看见在镇里的广场上停着一具尸体，人们说是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杀死的。先是这个流氓头子叫了一批人打他，并且把他的两个脚筋挑断了。三个月后，他还没有等伤口完全好就在社会上纠集了二十多个人，把这个流氓头子的住房包围了，然后是用火枪把这个流氓头子打死的。我回来的时候，听说了就是这个学生干的，打死人后就逃走了。三年后，他被抓住执行了死刑。直到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起这个学生的样子，我曾经一再地质问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我有没有尽到对这个学生的教育责任？如果我当时耐心大些，如果我爱心再多一些，如果我在最后的初三不放弃对这个学生的管教．．．．．．，可能他不会走上这样的一条绝路。可是，当时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就是校长，这样博学善良的人，不是也被打了吗？而且眼睛都差点打瞎了。我们这样的农村教师，这个社会就给了这么样的待遇，在这样恶劣的教育环境里，我还能够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