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特”字当先

    历史上德国的“特色”之路表明，探求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后发展国家的理性选择。全球化下的资本逻辑不同以往，形势更加复杂，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理性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构架及其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真正面对中国问题的起点。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旗帜。这是我党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中华民族自强之路的理性探索。面对日益扩张的资本全球化，如何在充分利用全球化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开辟出合乎自己特色的自立、自强之路，这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的根本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立足本土历史情境，对这一难题的应答，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自强之路的理性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紧紧围绕这个主题，才能真正地展开。

    历史上德国的“特色”之路

    如何选择自己发展之路的问题，不只全球化时代中的发展中国家会遇到，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刚起步时也曾碰到，比如，如何面对资本主义，寻求自己的发展之路。这在德国体现得较为明显，并在一些哲学家的思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法国经过政治革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生产方式上，当时先行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在经济制度上，自由贸易被当作自然法则；在政治制度上，自由政治原则也得到了论证。相比之下，德国依然处于封建城邦割据的局面，小国林立与地域之争，无法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与统一的国内市场。当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先发国家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进入到快速发展轨道时，德国还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如何面对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这构成了德国在民族国家发展之路上必须回答的难题。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及其内在理念；二是如何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两个层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就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自由市场也就失去了统一的条件。这些都成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及法哲学领域中思考的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包括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统一和民权的建立。在英、法等国资本主义经济兴起时期，它们都通过政治变革确立了合乎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原则，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得以发展的外部保障。对于这个问题，马基雅维里那里早有洞识。在马基雅维里写作《君主论》的时代，意大利正经受着蛮族入侵、半岛四分五裂、内部混乱的状态，而在周边地区，西班牙与法国已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侵入到意大利的核心，形成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正是对此的洞察，马基雅维里认为即使采取暴力的方式也要重新实现意大利的统一。“意大利的解放者不可能指望意大利全境居民自发拥戴追随。他必须推行一个残酷暴戾、阴险毒辣、刀光剑影、背信弃义的铁血政策。”①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才能真正地推动意大利的发展。黑格尔后来在评论《君主论》时这样写道：“这本书时常被人认为是满纸胡说，徒然替虐政张目，所以厌弃不读；而不知道这位作者实在深刻地意识到了当时有成立一个‘国家’的必要，因此才提出在当时环境下非得这样就不能成立国家的各种原则。”②马基雅维里体现了意大利人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理性自觉。意大利的这种情境与黑格尔时代的德国相似。当哈布斯堡皇朝无力克服分散的诸侯势力时，普鲁士邦的兴起，一方面对前者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为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而这种统一正是德意志发展的前提，这也正是黑格尔抬高普鲁士国王地位的原因。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一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话，那么黑格尔及当时一些德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却又体现了“德国特色”，这种思考在黑格尔那里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早年的黑格尔非常憧憬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认为这是个人与共同体同时自由发展的生活。但当他研究了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脚步是无法阻挡的，这使他深入研究了法国的启蒙哲学和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现状，这些研究成果最初体现在《耶拿时期的实证手稿》中，后来在《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精炼的表达。在黑格尔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劳动体系和自由市场的发展，使市民社会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在他看来是理性从最初的统一体向外发展的过程，也是理性得以回归自身所必经的阶段。市民社会的发展使国家与家庭生活得以分离开来，自由意志与理性得以摆脱直接伦理阶段，这正是现代社会超越古希腊城邦的地方。③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无条件地认同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理念。在黑格尔看来，以劳动分工体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虽然能够促进人能力的发展，但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又会导致劳动的异化，使人成为技术的附庸。④另外以利己个体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理念，并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市场的良性发展，这就是他将国家理性看作绝对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的原因。因此，国家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而是理性真正实现自己的场所。这就意味着，德国固然需要引进现代劳动体系和自由市场经济，但德国又不能直接照搬英国的制度。就现实层面来说，现代市民社会本身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这在上面已经讨论了。从哲学理念层面来说，英法式的理性说到底还不是理性的最高阶段，对于这种理性，康德曾称之为“知性”。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讨论理性时，针对笛卡尔的我思的“我”，提出只有当两个“我”相互承认的时候，理性才能够真正地存在，这就从知识性的“我”转向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我”，这也是黑格尔讨论伦理与国家理性的基础。贯穿于市场中的“自由”理念，在德国人的哲学思考中，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含义。这种哲学的思考，体现了德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这条发展之路，不再是对国外已有道路的复制，而是力求体现出“德国特色”。

    如果说哲学的思考，还难以让人体会的话，那么当时的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论证，则从现实的角度表达了德国哲学家所要表达的内容。由于德国的工业生产落后于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时如果仍由自由竞争原则来决定贸易，那么德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无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抗衡，李斯特站在当时德国资产者的立场上，提出了关税保护政策。他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立足于德国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

    通过国家力量实现资本主义的“修正”式发展，这构成了德国在“世界历史”语境中寻求“德国特色”道路的原则。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恩格斯批评黑格尔带着一根“庸人的辫子”，马克思也批判李斯特是一个“真正的德国庸人”，⑤因为李斯特只是想由德国人剥削德国人，因为他们都没有超越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批判的。但德国知识分子对“特色”道路的探索，在我看来，这对于我们今天走向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来说，仍然具有理论的借鉴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所说的“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对于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探索自己发展之路有着深刻的意义。

    全球化下的资本逻辑与中国选择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全球化虽然意味着一种发展机遇，意味着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全球化说到底是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的展开，也是资本在全球的空间规划。自由资本主义与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扩张主要表现为武力征服的过程，即资本的中心向边缘扩张的过程。在这两个阶段，后发展国家体现为一种边缘化或半边缘化的状态，资本对这些地区的征服力和破坏力也易为人们所感觉。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兴起，资本扩张的方式，不再是直接征服的过程，而是“意愿”的过程，即后发展国家更多是自愿进入到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规划中。阿尔都塞在论述现代意识形态特性时曾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关键的特征是，在面对个体时，不再使个体的主体性消失，而是恰恰让个体的主体性建构起来，“主体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⑥意识形态也只有借助于主体的范畴才能真正地发挥自己的功能。当前，资本在面对后发展国家时，其扩张方式也具有类似的特征，让后发展国家的“自我意识”真正地得到表达，使之感到自己是以“主体”的姿态进入到资本的全球结构之中。

    当资本在全球进行空间规划时，各个国家与地区都构成了资本结构中的相对独立的“主体”，这正是“中心”被打破的过程，也是不同地区、不同质地的文化走上前台，以“主体”的方式展现自己的过程。这种文化形态与资本的全球生产方式相适应。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杰姆逊说：“我们所称的后现代（或者称为跨国性）的空间绝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象，而是有确切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现实根据的——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⑦所以，“‘后现代主义’根本无法脱离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变化因素而独存。”⑧虽然后现代反对着现代性观念中的“中心主义”，但这种无中心的思考，却合乎资本逻辑的全球空间规划。同样，后殖民话语在这个意义上也合乎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在《革命之后：走向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德里克指出：“后殖民话语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的意识形态共谋，它希望自己不仅在自我风格定位的激进主义中而且在全球资本管理者中获得声望。”因为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中：第一，后殖民主义虽然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提倡文化多元主义，但这并不能改变资本的中心仍在欧洲和北美；第二，后殖民主义批判统一的主体，提倡杂交的二元论和多元主义，但这种理念正是对全球资本逻辑中流动的关系和可移动的主体位置的描述，这种可移动的主体正是跨国主义所需要的主体；第三，后殖民强调“边界之地”，强调差异，但这种差异已经打上了资本操控特征，这决定了今天的边界之地只能作为解放的出发点而不是目的地。⑨所以，全球化既是资本逻辑的普遍化，又在这种全球普遍化基础上产生着所需要的差异化，这是一种“矛盾”，但这种矛盾正是资本逻辑在全球展开时所体现出的特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前两个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更多体现出一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总体性，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直接层面则表现为分散的碎片性，但这种碎片性正合乎全球资本的内在要求。这种碎片性，虽然对资本的总体统治逻辑有一定的反抗性，但也塑造着现代资本的另一种总体性，这也决定了只有重新理解这种总体性，才能对碎片性进行透视。

    面对这样的历史情境，如何真正地坚持合乎本土发展模式的“自主性”，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更加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如何真正地做到并坚持“中国特色”问题。“中国特色”并不是简单地返回到传统，也不是将传统的道德与现代的市场经济进行简单的嫁接，而是在超越市场经济的意义上进入到市场经济之中，并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层面实现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发展。可以说，这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重建，而且是一种新的文化理念的重建。当资本逻辑在全球化时代直接层面上体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时，对于中国而言，就越是需要坚持一种总体性的特色发展理念，真正地走出“中国特色”式的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建构，只有在这样的意境中展开，才能建构合乎本土需要的理性认识，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文化驱动力。

    中国特色的学术探索与建构

    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直没有脱离“中国特色”这个主题。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和特点，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抗战快要胜利时，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新民主主义论触及到的正是在落后的中国，如何既借鉴现代社会的发展成果，同时又不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窼臼这一后发展国家最难以应付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八大”所确立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实际上都是在这一维度上展开的。按照我的理解，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延续的正是同样的思路。虽然在直接层面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命题，但如果从后发展国家在世界发展格局的定位来看，这恰恰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理性探索。实际上，在西方各国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如何探索体现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问题，我们前面讨论的德国就是显著代表。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些国家的学者关于本土特色的发展道路的论证，往往是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术层面展开，不仅为各国的政策提供了学理的基础，而且也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形而上维度。可以说，能否抓住“中国特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也是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这不仅是政策宣传层面需要抓住的问题，也是思想文化建设层面需要学术化的课题。

    从这一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架内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新探索，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建构。从学术意义来说，这种新的探索与建构需要在以下几个视野的融合中展开：

    第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研究经典作家的思想，还要将其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中，看他们是如何超越其他思想的，在何种意义上他们又分有其他思想的主题。同时，还需要将他们的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揭示思想与历史的内在关系。这一“历史性”原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为重要的方法。

    第二，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这一研究不仅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经过何种理论逻辑在当代一步步的延伸与发展，还要研究这种发展与同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同样还要将这些发展与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转变联系起来，进行总体考察。比如，在讨论卢卡奇时，不仅需要讨论他的物化思想及其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关系，与同时代思想家如韦伯、席美尔、李凯尔特等人的联系，而且要讨论卢卡奇的思想与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讨论的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后期开始转型的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阶段；后来有学者称之为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只有在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才能理解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意义。实际上，如果不能理解泰勒对社会历史与思想、心理的影响，我们就很难真正地理解物化理论的历史意义。同样，不能理解产生于美国的福特主义，我们就无法透视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主题。同样，只有在后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才能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方式。这些讨论只有一个目的，真正搞清楚思想与历史的内在关系，使思想变活，而不是使我们的研究变成死板的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吸收当代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成果，并透过这些成果反思当代社会的发展，从当代社会发展中反思现有学术成果的意义与局限，以便真正超越现有的研究，为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第三，需要在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格局中来认识中国并站在中国大地上认识全球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立足于中国当下历史情境，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以解决中国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有着清晰的认识，从中提炼出当下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从哲学形而上的高度进行思辨与解答。当前，这方面的认识多停留在经验层面，或者停留于康德、黑格尔所批评的知性层面，我们欠缺的是一种真正理性化的思考，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面对中国问题。当然也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即将西方世界的理性认识直接套用到中国，而不是从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出发来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建构。这都无法做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重构，真正地面对中国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而是从当下中国的历史情境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问题，理性地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及其内在的逻辑环节，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也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真正面对中国问题的起点。（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

    注释

    ①利奥·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16页。

    ③④《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9、198节。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2页。

    ⑥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页。

    ⑦⑧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506～507、504页

    ⑨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9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