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的个人捐赠

    ■浮世阅史

    ◎智效民山西作家

    最近，慈善、教育等领域丑闻不断，大多与不能善待个人捐赠有关。因此每当出现这类事件，就让我想起了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先生。

    南开大学的前身是“严氏家馆”，该馆由著名维新派人士严修创办，他所聘请的教书先生就是张伯苓先生。严氏家馆最初只有5个学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奠基人的陶孟和。20世纪之初，为了顺应教育改革形势，张伯苓两次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他决定将严氏家馆与自己兼职的王氏家馆合并为“私立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后来，该校先后改名为“敬业中学堂”、“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但始终与“南开”二字无关。

    1905年，由于学生人数骤然增加，原来的校舍不敷使用，当地绅士郑菊如捐出位于城南“南开洼”的十亩土地供学堂使用。1907年学堂迁入新址以后，张伯苓才把校名改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学堂统一改为学校，私立南开中学堂也不例外。由于声誉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南开中学于1915年开设大专班。1918年，张伯苓又制订了创办大学的计划。第二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当时罗隆基刚刚考入清华大学，当他听到外国女教师夸奖张伯苓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一位外国人呢。后来，当他知道张伯苓是中国人时，还不无担心地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人，居然想办一所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

    罗隆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当时北京各大学的欠薪现象非常严重，教师索薪风潮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竟要办一所私立大学，确实不可思议。

    那么，张伯苓的办学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现有资料来看，南开的经费主要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是基金会赞助，最后是政府补助。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先生捐赠土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这里所说的徐菊人和袁慰亭，就是在民国初年担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张锡祚还说：“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这是南开中学创办时的简单情况。

    南开大学成立后，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张伯苓除了动员徐世昌、黎元洪等人捐资助学外，还专程去南京拜访了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和当地社会名流，共募集到办学经费8.5万多元，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巨款，南开大学才生存下来。第二年，由于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张伯苓的面前。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南下，经过一番努力，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专供南开大学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他虽然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但早已告老还乡，别无进项。他能有此善举，诚属不易。

    张伯苓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一个重要承诺：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当时张伯苓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谁料他返回天津以后不到两周，李纯竟突然自杀（有人说暴死）。李纯去世后，家属公布了他的遗嘱，其中有“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大学”的愿望。

    另外，从《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中可以看出，当年捐款数额在5000元以上者，还有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傅作义、袁述之、李典臣、王占元、靳云鹏、张学良、陈芝琴等人。1936年，张伯苓又一次赴南京筹款，蒋介石为了对他表示支持，曾认捐5万元。这样一来，孔祥熙、张群、刘湘等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也都慷慨解囊，以表心意。抗日战争开始后，私立的南开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同组成西南联大，这说明三所大学已经不分上下。

    从南开大学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至少可以给人三点启示：

    第一，张伯苓以一己之力创办了南开大学，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难怪曾经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会有如下感叹：“做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

    第二，南开大学成长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资助，这说明当时具有一种有利于教育发展社会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可以回答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