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英雄朱重八:中医爱好者

　　中医爱好者，顾名思义即“爱好中医而非行道之人也”。古往今来中医爱好者层出不穷，对中医的关注、热爱之情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士，甚至超越了现今某些被命运选择被迫从事中医的人。而其中的佼佼者对中医发展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的中医专业人士，在中医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宋代的洪遵，乃仕途之人却喜搜集验方，他的《集验方》中，水陆二仙丹、九宝饮（蒲辅周先生赏用）等都是传世的好方。

　　宋代另一位仕途之人王衮，乃“好奇博闻之士”，由于其父患病误于庸医之手，故“公暇潜心医术，博采禁方”成《博济方》，以求“既使昧于医者，可审读而修制之；工于医者，可消息而变用之”，又因为“今之人有得以一妙方，获一奇术，乃缄而秘之，惕惕然唯恐人之知也。是欲独善其身，而非仁人泛爱之心也”，才特意取名“博济”。王氏“仁人泛爱之心”较之那些秘奇方以眩人之辈，境界不知高了多少。而书中的金沸草散、华盖散、五积散、三拗汤、平胃散更皆被《局方》收录传行于世。

　　明代的赵开美因沈明卿治愈了家仆的传染病从而知道了《伤寒论》的神奇疗效，并因此起了整理的心思，遂“补其脱略，订其舛错”，仲景《伤寒论》藉此方能流传至今而不灭。很多名家注解伤寒，均是以赵开美版本为准，赵开美可谓“其功厥伟”了。

　　明末清初的汪昂，赋闲在家，是以“思著有俾传道之书，传诸千古，乃与康熙二年以厚俸延聘名医，历四年，著书四部”，就是有名的《素灵类篡》、《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其中《汤头歌诀》已成为初学中医之人必看书目。虽有“剽窃他人劳动成果据为己有”的嫌疑，但毕竟为后人留下来一笔宝贵财富，个人以为，还是功大于过的。

　　

　　清代著名文人纪晓岚虽非医者，但他在《四库全书提要。医家类》里对古代医家学术的分析评价，可谓客观、公正、准确，如其对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评曰：“其作是书亦因时因地，各明一义，补前人所未及也”。何绍奇先生指出此语足以开人悟境，于河间当做如是观，对其他诸家言论也当作如是观。吾以为欲习中医各家学说，必本此意方可。

　　对张子和【儒门事亲】则曰：“大旨主于用攻”，“其汗吐下之法，当时已多异议，故书中辩谤之处为多”，皆为至评。特别是对“后人遂并其书置之”的现象，纪氏亦做了批判：“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竞斥其法亦非也”，尤为难能可贵。并指出了原因：“要之未明从正本意耳”，尤为难能可贵。绍奇先生特别指出：“后人不善学者，不查虚实，概用攻逐，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纪氏一介文人，而对医学流派之争的评价丝丝入扣、合情合理、一针见血、直指要害，至今对我们应如何正确评价、学习、继承前人的学术仍有指导意义。个人以为，当今偏执于火神派一家之言者尤宜熟读、精读。

　　观以上几位中医爱好者可以总结出大体特点：1。多文化水平较高，谚云“秀才学医、笼里捉鸡”此之谓也。2。多自身或家人饱受疾病折磨困扰。再误于庸医之手，所谓“求人不如求己”。3。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较充裕的时间。

　　这些“中医爱好者”的代表们无论于人、于己、于后世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后人特别是我们这些以医为业的人缅怀和借鉴。

　　但是，凡事都有正反两方面。众多的中医爱好者们不单为中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些人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具威力的。虽大多属无心之过，却也不能不知。前面说过，中医爱好者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文化水平较高”，导致了他们“文辞犀利、言之有物”，故影响往往超过一般的临床医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东坡推荐“圣散子方”了。某年大疫，苏东坡用圣散子方而获效，逾时永嘉又逢大疫，又告知民众用此方，并专门写了一篇序文：

　　“昔尝见《千金方》三建散，于病无所不治。孙思邈著论以谓此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乃知神物效灵，不拘常制，至理开惑，智不能知。今余所得圣散子，殆此意也欤。自古论病，惟伤寒至危急，表里虚实，日数证候，汗下之法，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不问阴阳二感，状至危笃者，连饮数剂则汗出气通，饮食渐进，更不用诸药连服取差。其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小热，而阳毒发斑之类，入口即觉清凉，此不可以常理诘也。时疫流行，平旦辄煮一釜，不问老少，各饮一大盏，则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病，空腹一服则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宝也、、、”。

　　东坡此文不但对圣散子推崇备至，认为通用于疫病的轻、重、预防等不同阶段，说的神乎其神，而且由于他的文采、地位，导致了“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见陈无铎《三因方》）,后果则是“贻误病情者甚伙”，“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见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陈无铎对这种背离辩证、偏执一方的做法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其药偶中而便谓与三建散同类，一切不问，似太不近人情。、、、今录以备寒疫治疗用者，宜审究寒温二疫，无使偏奏也”。而近代著名中医大家裘沛然在《壶天散墨。听罢歌扬诅贬声》里也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东坡以中医爱好者的身份对临床发表个人见解，原本无可厚非，但由于他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不但误人而且误己，《冷庐医话》及《射鹰楼诗话》都对东坡孟浪服药自误的悲剧作了记载：

　　“士大夫不知医，遇疾每为庸工所误。又有喜谈医事，孟浪服药以自误。如苏文忠公事可惋叹焉。建中靖国元年，公自海外归，年六十六。渡江至仪真，渡舟东海亭下。登金山妙高台时，公决意归毗陵。复同米元章游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至旦惫甚，食黄芪粥，觉稍舒。会元章约明日为筵席，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不欲饮食，夜不能寐。十一日发仪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寖止，遂不安枕席。公与钱济明书云：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查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要皆罢也。庄生温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在天也，非吾过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余按病暑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芪。迨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滥，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

　　东坡之死颇令人慨叹，不禁让我想起了清代医家周岩所说的“夫学问之道，不外致知力行两端”，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现今，随着网络的普及，当代的中医爱好者们较之古人，有了更多表达自己好恶的话语权，他们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热情和才智，陕西榆林的赵宝峰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宝峰先生的原创文章并不是很多，但颇多精辟之论。他对学术争鸣的客观、冷静、洞彻力以及对年轻人的关怀、鼓励让我受益终生，而他对“泛览与精读”、“博与约”之关系的准确分析不在专业人士之下，网友王叔文先生也深得其益。虽非“行道之人”，却堪称“良师、益友、严长”了。

　　当然，由于学识、经历、个人喜好之差异，有些中医爱好者表达的观点不一定准确；而有些由于不了解中医历史上学术争鸣形成的原因，或不了解目前中医界“追逐名利、背弃学术本质”的不良风气暗潮涌动的内幕，从而“批评了对的、纵容了错的”，但由于本意是好的，所以被误解者也往往会克制的“理解万岁”，毕竟这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总之，古往今来，由于大批中医爱好者的存在，才使得“中医学”在深奥、有效之外更增添了一些有趣和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