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伟哥一粒装说明:日本——葡萄牙耶稣会

    葡萄牙人未曾考虑像其他地方那样在日本进行殖民，他们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贸易往来，比较平稳；但他们在贸易交往中，没有忘记在日本传播天主教，而这一传播持续了将近百年。16世纪中叶的日本是个极端封闭的社会，所以当时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新奇事物和信仰非常倾慕。加以当时的日本处在封建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不少诸侯为了表示自己不受中央的指挥管辖，往往以选择信仰天主教来显示自己的独立自主。 

    1549年8月15日（天文十八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西]Francisco Javier [葡]Francisco Xavier，1506-1552）在一位日本朋友弥次郎的引介之下，携同两位耶稣会士（神父托雷斯Cosme de Torres和修士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经马六甲海峡，辗转抵达弥次郎的家乡，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大名岛津贵久会见了沙勿略，并允许其传教。年底，鹿儿岛已经有一百五十人、附近地区有四百五十人领洗入教。 

    1550年，沙勿略应一葡萄牙船长要求，在弥次郎（やじろ；沙勿略呼之为‘Angero’，遂传记史家又称其‘Anger’、‘Anjiro’；教名：Paulo）陪同下前往平户传教（平户遂成为日本最古老天主教会所在地，今长崎县西北）。随后沙勿略一行为能获准自由传教上洛，希望能通过游说京都的后奈良天皇达到目的，但未果。在上洛途中逗留堺期间被先后引荐给了豪商日比屋了珪和小西隆佐（小西行长之父），为以后传教提供了相当的助益。 

    1551年，沙勿略的游说之旅暂告一段落，回到山口，谒见了大名大内义隆，递交了驻果阿印度总督和主教的致信，奉上大量礼品，成功获得其传教许可。不久抵达丰后府内，得到当地大名大友义镇（即大友宗麟）的支持，遂使府内成为另一传教中心。 这年的十一月沙勿略离开了日本，准备前往中国。 




方济各·沙勿略 
    方济各·沙勿略（1506年4月7日－1552年12月3日）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首先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天主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沙勿略为中国、日本，果阿及澳门两个教区之主保，瞻礼定于每年12月3日。 
    1506年生于今日西班牙北部纳瓦拉（Navarra）沙勿略堡的一个巴斯克望族家庭。1512年，西班牙人入侵纳瓦尔，当地很多家族的城堡─包括沙勿略家的─都在此时被摧毁，而他们的领地也从此失去了。1515年，方济各的父亲离世。1525年，19岁的沙勿略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圣巴巴拉学院攻读哲学，五年后获硕士学位，开始担任讲师。在巴黎有一位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同乡依纳爵·罗耀拉和他共同租了房子住。这位同乡追求的是天主的光荣，他常给沙勿略说的一句《圣经》金句：“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可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这为他有什么益处？”。经过依纳爵长久的薰陶，沙勿略的思想也逐渐改变了，便加入了追随依纳爵的一伙人。1534年8月15日，罗耀拉、沙勿略等七人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共同誓发神贫和贞洁的誓愿，创立了耶稣会，他们原本想前往耶路撒冷，但被教宗保禄三世阻止。1540年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命罗耀拉成为第一任会长。沙勿略则受命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前往东方的印度等地传教。1542年5月6日，沙勿略抵达葡萄牙在印度的中心地果阿（GOA）。1545年－1547年，沙勿略到马六甲和摩鹿加群岛传教。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到达日本传教。1551年离开日本，回到果阿。1552年8月到达中国上川岛，但由于明政府的锁国政策，沙勿略始终不能进入内地传教。同年12月，沙勿略在岛上病逝。他的遗体直到1554年才被安葬在印度果阿Basilica of Bom Jesus大教堂。1662年沙勿略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同时，马六甲、罗马和澳门圣若瑟修院都珍藏着沙勿略的部份遗髑。 




葡萄牙方济各纪念币及其一生的传教路线图 




在日本的方济各纪念碑 




印度果阿Basilica of Bom Jesus大教堂 




澳门圣若瑟修院珍藏着沙勿略的部份遗髑

    1552年（天文二十一年），耶稣会传教士迦果（Balthasar Gago，1515-1583）和阿尔加赛瓦(P.Alcaceva，1523-1585)到达府内传教。 

    1555年（弘治元年），葡萄牙商人路易斯?德?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投入私财，在丰后府内开设育儿院。1557年，于56年加入耶稣会的阿尔梅达建起了麻风病院、一般病院等各种西式医院。这些医疗设施在天主教信徒所组织的“慈悲之组（ミゼルコルディア）”运营下发挥着巨大作用，为日本带来了先进的欧洲外科医学。 

    1559年（永禄二年），葡萄牙传教士维列拉（Gaspar Vilela）抵达京都。 次年，维列拉在妙觉寺得到将军足利义辉的接见，获得其“布教许可状”。不久后应日本豪商日比屋了珪的招请，前往堺港传教。 

    1562年，葡萄牙船开始进入横濑浦。之前的葡萄牙船大多停泊于平户，由于平户不欢迎天主教的传播，传教士就将葡萄牙船引导前往横濑浦。 

    1563年，大村纯忠与二十五名家来一起接受了洗礼，他成为首位皈依天主教的大名，教名为Bartolomeu。同年，结城山城守（忠正）与清原枝贤对天主教产生了兴趣，遂邀请当时身在堺地的维列拉前往奈良讲授教旨；此二人及同时在座的高山飞騨守（高山右近之父；教名：大慮，即ダリオ）与该传教士一番交谈后，都成为了天主教徒。（当时的大名加入天主教大致有四种动机：一是企图以传教士为中介，让外国船只开进领地港口，开展贸易，从中获益，以便发展经济，引进精良武器，在激烈地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希望得到异国之神—上帝的保护，保佑领地五谷丰登，并在战斗中战胜信仰传统的神和佛的敌人；三是为了消除对可能的失败的不安，增强信心，听从传教士的说教，以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四是认为使领地内农民加入教会，同领主信仰一致，可以抑制百姓的不满，有利于领地管理。） 

    1563年，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ís Fróis，1532-1597）在方济各·沙勿略推荐下抵达日本传教。 




    路易斯?弗洛伊斯出生于里斯本，十六岁时加入耶稣会。1563年到日本传教，并长期定居日本。与织丰时代的两大统治者都保有很好的关系，也见证了日本时代的变迁，其著作《日本史Historia de Japan》及《日欧比较文化》是重要的研究史料。 
   《日本史》（Historia de Japan），时间跨度在1549-93年之间的著作。该书旨在记载耶稣会的历次行动，但也提供了关于当时日本的很多情报。 



葡萄牙纪念路易斯?弗洛伊斯和他的著作《日本史》（Historia de Japan） 

    1564年，高山右近受洗，教名为Don Justo（ドン＝ジュスト）。 1565年，将军足利义辉被弑，维列拉、弗洛伊斯等神父失去庇护而被从京都驱逐。 

    1567年，葡萄牙船进入口之津（今在长崎县），口之津开港。 

    1569年（永禄十二年），弗洛伊斯前往京都游说织田信长，并奉上各种珍品，换得了传教的许可。京都教会大为兴隆，建立了教堂，后来在安土城也建立了教堂。同年，桑托斯教会（トードス?オス?サントス?サントス，Sontos=圣徒）建立。（址在今春德寺） 

    1570年（元龟元年），大名大村纯忠将领内长崎献给教会，使之成为向葡萄牙人开放的贸易港。 1571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以贸易为目的来到长崎。 

    1576年（天正四年），肥前岛原领主有马义贞（有马晴信之父）受洗，教名为Andres（アンドレス/アンデレ）。 同年，京都建起“南蛮寺”（天主教堂）。 

    1578年，大名大友宗麟接受洗礼，获教名Francisco。大名有马晴信于1580年成为天主教徒并取教名Protasi。小西行长于1584年受洗，教名为Don Augustine（アグスチン/ドン＝オーギェスタン）。在茶道同好高山右近影响下，蒲生氏乡于1584受洗。 
受高山右近影响，镄⒏哂?585年在大阪受洗。 

    1579年，耶稣会东印度巡查使范礼安（又译亚历山德罗?瓦利亚诺，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抵达日本岛原半岛南端的口之津，召开确定耶稣会在日传教诸方针的《口之津会议》，并在长崎、有马创建神学院（Seminario）。 次年，范礼安自口之津出发，巡视丰后、堺、高槻、京都诸地。1581年，范礼安谒见织田信长，蒙其厚遇。范礼安正式把日本全国划为都、丰后、下（长崎）三个传教区，细分出京都、东山、东海、山阴、山阳、北陆、南海六道；同时大举设立旨在培养本土传教士的宗教教育机关，除之前设在有马、长崎的小神学校，另外在在安土设小神学校（セミナリオ,Seminario)，在府内设大神学校(コレジオ,Collegio)，在臼杵设修道院等。 




    范礼安 (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年生于基耶蒂-1606年卒于澳门)。他是耶稣会在亚洲的全权代表，他的思想观点比他人先行了几百年，他很清楚，要与中国文化接触，需要首先学习她，要得到中国人的尊重，需要在文化方面赢得信服。他到过印度、日本和澳门，并最终长眠于澳门。 

1582年6月2日天主教最有力的保护者织田信长殒命于烈火本能寺。 





    1582年，在范礼安的力劝下，九州天主教三大名大友、有马、大村于2月20日派出四名天主教徒少年前往罗马觐见教皇。这是日本史上首次向欧洲派遣的使节，史称“天正遣欧使节团”。 




    使节团有正副使节各二人，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正使是日向伊东修理亮祐青之子，13岁的伊东满所(マンショ，Mancio，1569-1612)和大村纯忠之弟千千石?弥迦勒（Miguel，ちぢわミゲル，13岁)，副使是14岁的中浦?裘立安（Juli?o中浦ジュリアン）和13岁的原?马丁诺（Martinho原マルチノ），除四名使节外还携带二名日本仆人，传教士美斯基泰和日本修道士乔治?罗耀拉随从。2月20日，在范利安率领下乘葡萄牙定期船离开长崎。

    1584年8月，“天正遣欧使节团”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当时西班牙国王兼任葡萄牙国王，因此又由陆路转道马德里，11月，在马德里谒见菲利普二世，受到热情接待，递呈日本三大名的书信。同年，奥古斯丁会（Augustino congregation）传教士初次来日。 




    1585年3月23日“天正遣欧使节团”抵达罗马，觐见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四名少年使节在卫队和军乐队的护卫下骑白马进宫谒见教皇，进行“吻足之礼”的仪式。教皇大悦，颁布训令确定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特权。4月11日格列高利十三世逝世，24日西克斯图斯五世即位，使节团参加了葬礼和即位两大盛典。新教皇后来又接见了使节，每年赐给2000银币作为日本传教经费。罗马市民还授予伊东满所等公民权，列入贵族。使节团于6月初离开罗马，历访北意大利的威尼斯、米兰等城市。其后乘船到巴塞罗那，前往里斯本。1586年(天正十四年)离开里斯本，经果阿1588年抵达澳门。后来天正少年使节团于1590年6月20日归国抵达长崎。 

    1586年五月四日，耶稣会日本区副管区长科埃略（Gaspar Coelho）从九州出发访问大坂城的丰臣秀吉，弗洛伊斯以翻译身份陪同。双方主要交换了有关九州征伐的意见。 

    1587年，关白丰臣秀吉发布《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即‘ハテレン’，葡萄牙语‘padre（传教士）’的日语音译），勒令所有外国传教士在20日内离开日本。驻印度果阿的耶稣会副会长、葡占印度总督堂?多尔特?德?梅内瑟斯(Dom Duarte de Menezes)闻讯后立即用葡萄牙文写就交涉信件（现藏京都妙法院），附上各种礼品，要范礼安亲手转交秀吉，以求其网开一面。 同年，细川忠兴之妻细川玉子受洗，获教名Gracia。 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纯忠相继去世。 

    1588年，丰臣秀吉收到堂?多尔特?德?梅内瑟斯的亲笔信和各种礼物后回信说，葡人来日经商无妨，但不得传教。 

    1591年，范礼安于聚楽第谒见丰臣秀吉，呈交印度总督书函。丰臣秀吉则致信菲律宾总督，督促他以臣下之礼向日本进贡。 

    因为九州三侯（大友、有马、大村）组织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舶来了西洋活版印刷机，耶稣会借此开始大量印刷、刊行书籍。印书处所主要分布在九州各地。在91年之后的二十年间，耶稣会陆续发行了宗教、语言、文化类的多种书籍。 

    1592年（文禄元年），菲律宾总督使节、西班牙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成员科博（Juan Cobo，1546—92）于肥前名护屋城谒见丰臣秀吉，以试探秀吉针对菲律宾采取的真正外交策略。同年，范礼安在长崎召开了第一次远东地区副主教会议。会议确定有必要为日本和日本以外的耶稣会教士建立一所修院，而澳门是理想的建院地点。 

    1593年，丰臣秀吉于名护屋城接见菲律宾总督使节佩德罗?巴蒂斯塔（Pedro Bautista，1545—97）。此人同时也是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驻日期间大力扩张方济各会势力，与耶稣会对抗，后死于圣菲利普事件。 同年，塞斯佩德斯（Gregorio de Céspedes，1551?611）被遣往朝鲜战场，归在小西行长麾下，负责处理日本天主教徒士兵的宗教信仰事务。 

    1595年，日本人和外国传教士合作编著的《拉葡日词典》（〈罗葡日辞典〉）刊行。 

    1596年（庆长元年），“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事件”：日本当局强硬地扣押了因遭受暴风雨袭击而漂流到土佐浦户的西班牙大帆船圣菲利普号，西班牙船长愤而以“西班牙国势强盛，有意凭借传教士、天主教徒和军队里应外合征服日本”的狂言威胁日方，引起秀吉的警觉。于是，京都和大阪方面的6名方济各会士和14名日本信徒被逮捕，押往长崎，预备处死；押解途中，两名信徒自动加入犯人行列，使殉教总人数上升到26人，史称“二十六殉道者”。 

    1597年，丰臣秀吉以违反禁令为由，在长崎的西坂丘将因圣菲利普号事件而被捕的26人处以磔刑，即所谓“庆长大殉教事件”。圣菲利普号事件的幸存船员由长崎返回马尼拉后，向总督描述了殉教惨剧。当时的菲律宾总督堂?弗朗西斯科立即派遣堂?路易斯?那巴内特前往日本，要求归还被扣押的船只、货物和殉教者的遗骸。但当使节来到日本时，货物和尸骨早已不知去向。 

    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 

    1600年4月19日夜，英国人和荷兰人搭乘的海船慈爱号（Liefde，リーフデ）抵达日本。他们自称信仰新教（プロテスタント），是奉行宗教与经济分离之政策的人民。而按照他们的说法，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天主教国家，则是穷兵黩武、以殖民扩张为国策的危险国家。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被当作船员代表押送大阪，得到内大臣德川家康的会见。日后此人受家康重用，提拔为武士，改名为三浦按针。 同年，关原合战。西军战败。天主教大名小西行长被斩首。大量投效西军的天主教武士遭改易。 

    1601年，重归日本的方济各会传教士获得德川家康对其在该国重建教会的许可，并在浅草开设救助麻风病人的设施。赛巴斯蒂安?木村（Sebastian，セバスチャン，1565－1622年）等两名早期日本信徒叙阶为神甫。同年，“朱印船”制度为德川家康确立，规定日后自日本出港进行海外贸易的商船，其船主必须持有朱印状；而其船即为朱印船。 

    1602年，西班牙帆船圣灵号（Espiritu Santo）因暴风雨偏离航道，漂流到清水港；正试图与新西班牙（墨西哥）建立贸易关系的德川家康释放了全部船员。 这一年，范礼安离开日本，前往澳门。 

    1603年，德川家康获得“将军”头衔，开创德川幕府。同年，耶稣会士开始着手刊印《日葡辞書》（日-葡对译词典）。 

    1604年，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Rodrigues，1561—1633）发表《日本大文典》（〈Arte da ligoa de Japam〉）。这是一部对日语读写作详尽介绍的葡萄牙文著作。同年，“丝割符仲间”制度出台，使长崎、京都、堺的豪商集团能够议定葡萄牙商船所输入生丝的价格并统一购入自行分配利益，然后转销给国内市场。这种垄断行为对葡萄牙商人造成重大打击。 

    1605年，德川家康隐退，德川秀忠继承将军位。 

    1608年，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朱印船在当时尚为葡萄牙领地的澳门停泊时，船员当街闹事，与葡萄牙商人争执，又将之后赶来的葡方判事官打伤，迫使葡方出兵镇压，结果50余名日本人被杀。 

    1609年，为向德川家康澄清澳门日本人被杀事件之因果，当时负责镇压包括有马朱印船员在内的日本暴徒的指挥官安德雷?佩萨（André Pessoaアンドレ?ペッソア）亲自乘海船“圣母号” （[葡]Nossa Senhora da Gra?aノツサ?セ ニョーラ?ダ?グラサ [西]Madre de Deusマードレ?デ?デウス）前往长崎。 

    1610年，由于佩萨与长崎奉行交涉时态度强硬导致谈判破裂，无视德川家康下达的传唤令，强行出港，于是有马晴信率军追击，最终在一月六日将之困住。佩萨见突围无望，自爆沉船。“圣母号事件”导致日葡贸易中断。 德川家康遣人护送罗德里格?维维罗（Rodrigo Vivero Y Velesco）返回新西班牙（墨西哥）。 

    1611年，塞巴斯蒂安?维斯凯诺（Sebastian Viscaino），新西班牙总督特使，获准觐见大御所德川家康和将军德川秀忠。西班牙使节在日本诸港进行测量。三浦按针密告家康曰，西人有先调查清楚各港可容何等舰只进入，随后派兵征伐的意图。 

    1612年，德川家康近臣本多正纯之与力冈本大八（教名：Paulo）以“幕府有意褒奖晴信烧讨‘圣母号’之功，下赐其有马旧领”的不实之言诱使有马晴信对其行贿。然则大八受贿后一年多音讯全无，晴信便直接向本多正纯求取关于其“应得恩赏”的裁决，致使大八欺诈实情暴露而被下狱。结果走投无路的大八揭发出晴信暗杀长崎奉行的计划，晴信遂亦被判罪。三月，冈本大八在阿部河原受火刑；晴信远流甲州，不久被赐死。德川家康对该事件深感震惊，又由于此二人皆天主教徒，遂决心下令禁教。此即所谓“冈本大八事件”。 
德川家康首先对骏府的家臣团进行调查、加强管束，对不愿舍弃天主教信仰者施以改易的处分。然后在九月间，幕府以关东幕领为对象下达了旨在禁止天主教的“禁令五箇条”。

    1613年，幕府向全国范围发布禁教令。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对改宗者要求使用“寺请证文”，使改宗者得到寺院的监督和证明。在浅草一座用以收容病患的小屋中，22名天主教徒被捕殉教。同年，仙台藩主伊达政宗，派遣支仓常长率领史称“庆长遣欧使节团”的远洋外交团体，以西班牙人，方济各会传教士路易斯?索替罗（Luis Sotelo）为船长，维斯凯诺为司令官，携同包括仙台藩士、幕府臣僚、外国水手、各地商人在内的180名同行者，乘坐由西班牙方监制的大帆船“施洗者圣约翰号”（[西]San Juan Bautista 原名‘伊達丸’），以阿尔普尔科为第一目的地，前往新西班牙（墨西哥）。使节团计划在抵达欧洲后请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开通仙台藩与西班牙领地的贸易关系。次年，支仓常长会见了墨西哥总督。 




    支仓六右卫门常长（一般称为支仓常长，欧洲当时译为Faxikura；1571年－1622年）是日本仙台藩大名伊达政宗的家臣、藩士，1613年率领使节团造访墨西哥、欧洲等地，1620年返回日本。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派往美洲的日本人，亦造就法国与日本第一次有记录的交流。 

    1614年，大坂冬之阵。德川家康发兵大阪，欲一举肃清以丰臣氏为首的反幕势力；但由于因关原一战的败绩而遭改易的大量武士前来投奔亲天主教的大阪一方，击退了家康的进攻。天主教势力与大阪丰臣氏的合流，加之天主教名人高山右近对大藩加贺前田氏既存的巨大影响，使幕府更加深了对天主教的忌惮憎恨。 
将军德川秀忠示意金地院崇伝起草《伴天連追放文》，即所谓“庆长禁教令”。散布于日本各地的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奥古斯丁会士、多明我会士，乃至高山右近等有势力的日本天主教徒，皆被送往长崎。滞留京都但拒绝弃教的71名天主教徒被远流奥州。数月后，以高山右近一族为首，总数合计400余人的遭流放天主教徒分乘数艘船只驶往马尼拉和澳门。 

    1615年（元和元年），大坂夏之阵。德川军获胜，丰臣家灭亡，天主教武士再次失去反扑的机会。 




支仓常长抵达罗马 

    同年，支仓常长谒见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并在逗留西班牙期间受洗，教名为Felope Francisco。岁末，一行人抵达罗马，觐见了教皇保罗五世（Paul V）。虽然教皇对使节团的拜访表现得十分友好，将常长列为罗马荣誉市民，同意设置“奥州传教区”，还对日方欲与新西班牙地区通商的要求给予正面答复；但由于幕府禁教令的发布，日西关系再度僵化，使得常长与西班牙当局的贸易洽谈无果而终。支仓常长于1618年启程回国。 

    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 

    1619年，52名天主教徒（26男、26女）—其中11个还是孩子—在京都被捕，于六条河原被处以火刑，史称“京都大殉教”。对天主教屡施援手的前长崎代官村山东安（教名：Antonius）由于长子庇护教士而被株连，遭斩首。 

    1620年，因为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而在菲律宾滞留了两年的支仓常长孤身一人回到日本。同年，“平山常陈事件”发生。从马尼拉出发，满载鹿皮驶向长崎的平山常陈（教名：Joachim Diaz）船长的朱印船，因为有着中国帆船的式样，被英荷联合舰队捕获，押往平户。原本只是一场误会的非法扣押日本船只事件，却因为在检查舱室时搜出了藏身船货中的两名传教士—奥古斯丁会士佩德罗?德?兹尼加（Pedro de Zuniga）和多明我会士路易斯?弗洛雷斯（Luis Flores）而性质大变—由于之后弃教者的供述，两人身份暴露，形势急转直下。 
    1621年，审判于十一月末展开。多明我会士柯略多（Diego Collado）获得长崎的西班牙商人和日本天主教徒的协助，计划要救出被捕的传教士，但最终行动失败，计划败露，反而激怒了将军德川秀忠。 

    1622年，幕府判处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火刑，12名船员被全部斩首。此事件标志着幕府大规模镇压天主教势力的开始。9月10日，“元和大殉教”发生。包括日本早期天主教徒代表人物赛巴斯蒂安?木村、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卡洛斯?史宾诺拉（Carlos Spinola）、多明我会士西班牙人方济各?莫拉雷斯（Francisco de Morales）等多国籍、有影响的人士在内的21神职人员，及4名留宿教士者于长崎西坂的山丘上被处以火刑；其他信徒均被斩首于火刑柱前。 



长崎殉教 

    1623年，秀忠引退，德川家光继任为三代将军。同年，江户大殉教。包括原主水胤信（教名：Joannes）、耶稣会士安吉里斯（Girolamo De Angelis）、方济各会士盖尔维兹（Francis Galvez）在内的52人被押往“札ノ辻”的刑场；其中一人弃教，其余被烧死，殉教者总计51人。 

    1624年（宽永元年),平戸大殉教38人被杀，東北大殉教109人被杀。是年，幕府禁止西班牙船只进入日本口岸。 

    1627年，松仓重政为对付原有马领内笃信的天主教徒，首创了“云仙地狱”的拷问方式—将天主教徒倒悬在滚沸的热泉正上方，受高温硫磺毒气的熏蒸，并在其气绝之前将之拖上来，缓和呼吸后吊回原位继续折磨。内堀作右衛門（教名：Paulo）等16人成为首批牺牲者。他们在受尽折磨后被投进了“云仙地狱”温泉。水野河内守守信捕获小西、有马、高山氏的天主教徒家臣，并将他们远流海外。 

    1629年一月十二日，甘糟右卫门等53名信徒于米泽殉教。米泽教会被摧毁。水野守信首先于长崎一地实践以“踏绘”形式识别天主教徒的做法。所谓“踏绘”，即以圣形像置于官吏面前，强迫受检人群践踏，来审查对象信仰。开始所用圣形像乃来自查抄天主教徒家产所得，“踏绘”成为制度后便由官方出面制作带有圣画象的黄铜版供审查之用。 

    1631年，長崎奉行竹中采女正重义借“云仙地狱”等方法拷问守信所制“天主教徒名册”上记载之人。 

    1633年，第一次下达锁国令。主要内容是：禁止“奉书船”—即持有幕府发给长崎奉行的“李书”，特许出国航行的日本船—以外的船只出海；准许海外侨居不满5年的日本人回国；统制外贸；外船来日，即刻进行监视，限期交易；严令拘捕伊比利亚传教士，等等。有30名传教士于長崎西坂被处决。中浦?裘立安神父殉教。 

    1634年，德川幕府第二次下达锁国令。次年，又第三次下达锁国令。主要内容是：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一切日船离境；侨外日人归国者一律处死；严禁天主教。幕府为贯彻天主教徒的改宗而在全国范围实施“寺请制度（即以‘檀那（意即施主）寺-檀家’为基本结构，由佛教寺院对与其挂钩的人口进行信仰担保的制度）”，明确寺社奉行的职责，此即为“宗门改（宗門改め）”（即强迫所发现的天主教徒改宗，旨在肃清日本境内一切天主教势力的制度，包含有‘寺请制度’、‘五人組制度’等责任监督体系）的开端。 

    1636年，第四次下达锁国令。 在前两次禁令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西、葡两国国民在长崎所生子女及收留、匿救这些混血儿童的人一律处死的罚则，并增补有关搜捕外籍教士的规定。 
幕府将葡萄牙人与日本人所生的287名混血儿流往澳门。建于长崎的人工岛—“出島”完工。1571年以来一直自由生活在这一城市的葡萄牙商人被强迁至该岛。 

    1637年，由于岛原领主倒行逆施、实施严苛的宗教迫害，加之岛原、天草地区天灾不断，迫使农民、信徒在天主教大旗下揭竿而起；时年15岁的天草四郎时贞（本名：益田时贞，教名：Jeronimo）领导了这场江户时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岛原、天草一揆。起义军迅速占领岛原半岛南部的原城，与幕府讨伐军抗衡，数次击退围攻；其间，幕府重臣板仓重昌战死。史称岛原之乱。到这一年，日本已仅存5名教士。 

    1638年，岛原起义被扑灭。参与起义者全数被杀。岛原藩主松仓胜家被斩首，天草领主寺泽高坚遭减封。 
    1639年，第五次，也是幕府最后一次下达史称“宽永禁令”的锁国令。主要内容是：只准许中国、荷兰之商船至长崎一地贸易；命各藩检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的奖金；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与影响。是年，反天主教作品“切支丹故事集”（キリシタン物語）发行。 

    1640年，幕府在直辖地设立“宗门改役”，是为负责“宗门改”的专门机构。同年，为重新建立与日本的贸易关系而从澳门驶来的葡萄牙船只被扣，4名使节和57名同行者、船员始终不愿弃教，全部在西坂被处决，史称“殉教使节”。 

    1641年，幕府将与天主教传教活动并无关系的荷兰人也一律转移到长崎的出岛。 

    1643年，耶稣会管区长马尔克斯（Francesco Marquez）一行登陆后被捕，迪亚格（Diego de Morales）殉教。 

    1644年（正保元年），诸藩内设置了“宗门改役”。是年，耶稣会士小西マンショ（Mancio）殉教。他的死标志着日本天主教史上一个“无神父时代”的开始；日本的“天主教世纪”走向终结。 

    从此，日本与外界完全隔绝，处在封闭中达两百年之久。这期间，虽然没有神父，但长崎一带仍有一个教友核心团体残存下来，他们保持信德，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