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晕耳鸣看什么科:历史真相：给历史把脉之疑难杂案 - Qzone日志

　献关：冲冠一怒不全是为红颜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文献记载京城北京的天气是"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沙尘暴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呼啸，肆虐着无人可挡。许多官员都精通天象，以为这是不祥之兆。有官员占卜一卦，卦文上说，将有暴兵破城之灾。没几日，凤阳祖陵发生了地震。初九，兵部收到"大顺皇帝"李自成派人送来的文书。李自成宣称如果明朝不同意对他裂土而治，崇祯帝和他平起并坐，农民军就要对北京城发动总攻。
　　崇祯皇帝朱由检断然拒绝了李自成的最后通牒。
　　从新年开始，崇祯皇帝心急如焚，寝食难安。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农民军，他手中的牌并不多了。明朝在南方有旧都南京，崇祯皇帝可以迁都南京，但他害怕承担丧失北方领土的罪责。剩下的就只有困守北京了。但是怎么守呢？崇祯皇帝最大的王牌就是东北宁远总兵官吴三桂。吴三桂手里有一支人数超过一万人的铁骑。这是明朝赖以抵抗东北清朝势力的钢铁长城。正因为如此，关宁铁骑经历战火洗礼，战斗力强大，非关内军队可比；也正因为如此，崇祯皇帝犹豫是否要调吴三桂回师，让失去抵抗的清朝骑兵涌入关内。
　　对于吴三桂，崇祯皇帝绝对信任。吴三桂出身将门，家族世代在关东服役，父亲吴襄、舅家祖大寿都是一代名将。朝廷对吴家恩重如山，吴襄被提拔为兵部侍郎，退休后在京城安享晚年。吴三桂更是年纪轻轻就被崇祯皇帝提拔为将，赋予重任，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趋势。崇祯的问题是：现在要不要召唤吴三桂回京勤王？
　　几天后，李自成对北京城完成了合围。当天，"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崇祯已经顾不上抵抗关外的清朝铁骑了，十万火急地令山海关沿线明军撤入关内勤王。
　　拿到圣旨，吴三桂唯有苦笑。在他看来，回军勤王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了。放弃关外可以，勤王也可以，但并不是说想回军就能回军的。关宁铁骑官兵基本是辽东人士，现在要全军调拨北京，光动员就需要几日时间。再说，吴三桂所部是明朝长城沿线各州县的依靠，现在要撤退了，必然引起骚动。关外各州县官府百姓知道消息后都乱哄哄地要随军撤退回关31 内--他们不希望无依无靠，更不愿意成为拖着辫子的满洲人的奴隶。结果，吴三桂所部的关宁铁骑，裹挟着辽东大小官员、官役、百姓，共约十万人，缓缓南撤。吴三桂的大部队撤进山海关后，逐步南移至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日益接近北京城了。
　遗憾的是，李自成抢在吴三桂之前进入了北京城。3月18日，农民军对北京发起总攻。一夜之间，北京外城就被攻破。19日，李自成率军从承天门进入北京城。对吴家恩重如山，对吴三桂寄予厚望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跑到煤山（今景山），悲凉地上吊了。
　　大明王朝结束了，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还需要多少时间呢？
　　当时，天下的局势是这样的：在占领中原大部分地区和京城的大顺国李自成势力、在盛京已经称帝建立清朝的满族势力、在南方的明朝残留势力和张献忠等其他农民起义军之间，李自成是公认的新王朝皇帝的头号热门人选，他的大顺朝也正在招降纳叛，接收江山。但是清王朝的大军具有同李自成争夺天下的实力。而阻隔在两者之间的就是吴三桂那一大摊子人。
　　原本成不了一方势力的吴三桂，因为特殊的情势，成为平衡天平的关键筹码。
　　吴三桂听到崇祯皇帝上吊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号啕大哭，为崇祯皇帝发丧，而是思考如何自保--因为他是一个成熟务实的政治家。南方是如日中天的李自成大军，吴三桂首先考虑要避免与李自成作战。鉴于部队战线拉得过长，吴三桂马上命令部队收缩集中，然后裹挟着官民，北撤到山海关。山海关，扼守辽东走廊，控制着关内和东北的交通要道。到了这里，吴三桂无路可退了。他很迷茫：如何与李自成相处呢？
　　而就在关内大乱的同时，掌握清朝实权的多尔衮乘机收取了关外地区，并决定大举伐明。清朝的思路是清晰的，四个字：趁火打劫。他决定趁明王朝自顾不暇，能捞多少好处就捞多少。清朝没有想到，明朝那么不经打，四月初就得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
　　多尔衮马上决定"扩大趁火打劫的规模"，其中的关键是要在大顺军立住脚跟之前，迅速出兵。这还是一个强盗计划。多尔衮之所以没有更大的野心，比如占领原来明朝的华北地区或者干脆取明朝而代之，是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新成立的清朝具有那样的实力。与地上数千里、人口千万计的明朝比起来，清朝偏居辽东一隅、人口不满百万，它与明朝的战争就像老鼠与大象的战争。老鼠能吞掉大象吗？多尔衮不相信。多尔衮命令国内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全部强迫从军，几天后就匆忙"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时间就是胜利啊，赶紧趁关内的汉人新王朝建立前多去攻城略地、抢占人口。
　　后来有人说，当时清朝就立志要灭亡明朝，统一中国。我觉得，这样的计划肯定会吓多尔衮好几跳的。也许，清朝的统治者有统一中国的大志，但是当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一次仓促的起兵能够一战定乾坤。而阻挡着他们去路的吴三桂，也根本没有与清朝接洽--多尔衮也没派人与吴三桂接洽。他们是夙敌，多次在战场上杀红了眼。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很厉害，如果与它纠缠，清朝大军就达不到趁火打劫的目的了。所以，多尔衮采取了降清的原明朝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避开山海关，计划在蓟州、密云之间挖开长城，攻入关内掠夺。于是，清朝大军朝着山海关以西进军。这时，历史送给了多尔衮一个巨大的机遇：山海关的大门敞开了。
　　大门是吴三桂自己打开的。为什么历史会发生如此戏剧化的转折呢？吴三桂换了一副脑子了吗？有关吴三桂献关降清的最权威记载是《明史》："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
　　这段记载有两个要点：第一，吴三桂起初答应了大顺王朝的投降，并且已经带兵走上归降之路了。看到大势已去，实力远逊于李自成农民军的吴三桂投降了新朝大顺，是很自然的选择。这也是绝大多数明朝官员的做法。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员有近四万人。城破之时，慷慨赴死的只有三十余人。绝大多数人抱着在新朝做新官的态度迎接了起义军。尽管之后起义军在京城内镇压官绅，依然有明朝旧官自我安慰说，当初洪武皇帝（朱元璋）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它把吴三桂降而复叛的原因归结为爱妾陈沅（即陈圆圆）被农民军大将刘宗敏掠去了。举着白旗的吴三桂大军走到滦州的时候，见到了33 一位从北京逃脱的家人，知道爱妾陈圆圆被他人抢走。夺妻之恨让吴三桂勃然大怒，率军掉头反攻山海关（山海关的留守明军投降了李自成），夺取关隘后，全军为崇祯皇帝戴孝，以明朝残余自居，走上了与李自成兵戎相见的路程。
　　吴三桂的这个反复，完全归咎于农民军抢走陈圆圆是不够的。久经沙场、宦海沉浮的吴三桂断然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拿名节、军队乃至国家命运来赌气。一开始，吴三桂就不是死心塌地地投降李自成，只是为了自保。但是起义军做法太过激反了吴三桂，先是扣押了吴襄，再是抢走了吴三桂的小老婆陈沅。吴氏家族的利益已经受到了极大损害，吴三桂还没投降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他很自然想到明朝残余还控制着淮河以南地区，包括数十万军队和旧都南京。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如果自己能在山海关配合南方剿灭李自成，那就是再造明朝的大功臣了。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促使吴三桂回师山海关。
　　有人说，吴三桂想做"石敬瑭第二"，他要用山海关向满清换取荣华富贵。这是不对的。吴三桂的确主动和多尔衮联系了，他的如意算盘是借助清朝铁骑来抵抗农民军的进攻--李自成的军力实在太强了，吴三桂必须借助外力。清朝官方说吴三桂是"遣人东乞王师"。可见，清朝也承认吴三桂最先是来接洽"求援"的，不是投降。在信中，吴三桂坦言要复兴明朝，请清朝出兵相助。他说："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吴三桂夸口事成之后报答清朝的除了财富，更不惜割让土地。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意识到情况严重，一面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麻痹敌方；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他很快亲率近五十万大军，扑向山海关。李自成此举推动了吴三桂由向满清"借兵"转为"投降"。向山海关进发的农民军裹胁着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在封建伦理上，依然以明臣自居的吴三桂很难抗拒这样的阵势。在大顺军的猛烈进攻下，吴部大败，几乎被压缩在长城一条线上，局势危如累卵。
　　不管吴三桂有没有料到李自成这么"重视"自己，他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接近身败族灭的厄运。危急时刻，出使清朝的使节带来了"救命稻草"：清朝同意出兵，但不是"借师"而是要求吴三桂先接受清朝"平西王"的封号才出兵。也就是说，清朝不把吴三桂当作对等的合作伙伴，而是要他接受收编作清朝的奴才。
　　将时间倒回，多尔衮意外收到昔日对手的求援书信，当即明白了吴三桂的处境。他非常清楚，现在吴三桂是站在低处求自己。"裂土酬谢？"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条件。但多尔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还要吞并吴三桂手中的山海关明军，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多尔衮一边在脑海中盘算：除了要山海关，还要求什么地方呢？京城，直隶，山东？他马上下令清军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并给吴三桂回了一封信："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
　　途中，多尔衮再次接到吴三桂的告急文书。吴三桂什么都没说，只是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在吴三桂和大顺军之间，多尔衮喜欢吴三桂。为了避免大顺军占领山海关而遏止清朝内侵，多尔衮下令全军以二百里速度急行军。当晚清军到达距山海关外十里的地方，已经能够看到山海关上的烽火，甚至能隐约听到大顺军和吴三桂部的厮杀声。
　　多尔衮慢悠悠地下令全军扎营休息，并派人告诉吴三桂：本王到了。
　　吴三桂心理必然经历了一番挣扎，但是历史留给他选择的余地很小，时间非常有限。手中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砝码的、在死亡线上苦撑的吴三桂慌忙带领亲信多人到多尔衮面前称臣迎降。生的渴望压倒了其他考虑，一个明朝名将从此定格为了清朝的平西王。
　　关内大顺军与吴三桂军酣战正急，逐渐取得了优势。突然，清军铁骑驰入，万马奔跃，矢石如雨，大顺军慌忙迎战。两派三方战成一团，大顺军渐渐不敌。观战李自成没有预料到吴三桂这么快就与清军合兵，知道形势不可挽救，驱马后撤。大顺军随之溃回北京。清军也受到沉重打击，追击后缩回山海关休整。
　　奇怪的是北京的大顺政权因山海关战败而顷刻间由盛转衰。先是北京人心惶恐，再是李自成匆忙称帝，全军退回陕西。后来人有的说是起义军经不起都市豪华生活的诱惑，日趋骄奢淫逸，导致军心涣散，实力衰微；35 也有人说华北长期战乱，而大顺军游荡成性，缺乏根据地和物质储备，支撑不起一个新的王朝；更有人考证出当时的北京城正在流行鼠疫，消耗了大顺军的实力，逼走了李自成。反正，客观结果又帮了清朝一个大忙。与大顺军一样，多尔衮也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北京。李自成没有使用上的明朝降官，帮忙多尔衮迅速建立起了统治。
　　吴三桂作为清军前驱，南下攻城略地，成为清朝战车的重要部分。在整个过程中，陈圆圆只是影响吴三桂情绪的一朵小浪花而已，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实在太夸张了。

　　贵胄：清朝的"朱三太子案"
　　1644年3月，大明王朝在紫禁城的熊熊烈火中覆灭了。
　　崇祯皇帝自杀前安排三个儿子逃亡。这三个皇子，分别是：皇长子、太子朱慈烺；三子、永王朱慈炯；四子、定王朱慈炤。三个皇子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子朱慈烺，因为他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崇祯皇帝死了，明朝在法律意义上也灭亡了，这侥幸逃出紫禁城的三个孩子从此也没有再踏进紫禁城半步，但是只要朱由检的儿子还在，明朝就还有复兴的可能，在理论上就可以延续王朝的血脉。
　　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后，三个皇子作为前朝余孽，是重点提防对象，很快就被搜出逮捕了起来。李自成率领大军东征吴三桂，朱慈烺兄弟三人也被带着，作为招抚、压制吴三桂的砝码。可吴三桂一点都不给朱慈烺三兄弟面子，对李自成的农民军照打不误，还引进清军，大败农民军。李自成在吴三桂和清兵的双重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北京城。西撤时，农民军还裹挟着太子朱慈烺及两个皇子。途中，农民军在追兵和各地明朝残余的打击下，分崩瓦解，自顾不暇，对朱慈烺等三人自然也管不了了。此后，朱慈烺三人下落不明，从一切正史中消失了。
　　朱慈烺三人虽然不知去向了，但他们身上蕴含的巨大政治价值不会因此减弱。尤其是继续坐了江山的清王朝装模作样地埋葬崇祯帝和皇后，宣称入关是"为明复仇"，依然奉明朝为正统王朝，不以明朝为敌，表示清朝是从农民军手中夺取的天下神器。在这样的逻辑下，定王依然是定王，永王依然是永王，朱慈烺依然是明朝太子，如果他向清朝要回明朝的江山，清朝在理论上是不能拒绝的。清朝早期出现的众多"朱三太子案"都是围绕这个政治优势展开的。
　　当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北京城里崇祯的国丈周奎家门口，下人连夜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孩子"赶出门去。那个孩子站在周府大门口破口大骂，周家的人则隔着大门和他对骂。结果，双方把巡夜的满清官兵给招来了。孩子自称是明朝太子朱慈烺，官兵一听，赶紧押送刑部。负责审讯的刑部主事钱凤览认定抓到的就是真太子，如实上报。周奎向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上书，信誓旦旦地说被捕的不是真太子。多尔衮找来一批前明朝37 的太监，去刑部辨认。所有太监都回报说是真太子；多尔衮又把朱慈烺接入宫中辨认宫中事物，结果确认无误；多尔衮还让十个侍卫太子的前明朝锦衣卫辨认来人，结果十个人都一齐对朱慈烺跪下，担保这是真太子。这太子出现得真不是时候啊。清朝刚刚进入北京，屁股还没有坐热，原来主人家的继承人就回来了。让这清王朝怎么办？如果让天下的明朝残余、地方文武官吏和百姓们知道崇祯的太子就在北京城里，他们要求拥立太子登基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清朝在关内立足未稳，崇祯太子的出现说不定能让清朝重新退回关外去。对于清朝来说，这个孩子必须是个假太子才行。但是多尔衮又不能自己说抓到的朱慈烺是假冒的，需要通过其他人的嘴说出来。因此，他导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太子真伪辨认"的闹剧来。首先让亲属、宫人来辨认。皇家的长辈周奎一口咬定朱慈烺是假的；长平公主先说是真的，挨了周奎的一记耳光后不敢吱声了；明朝宗室晋王在辨认太子的时候，说自己没见过太子，不能确定真假；第一批辨认太子、说朱慈烺是真太子的太监全部被处死，第二批派来辨认太子的太监异口同声地"认定"朱慈烺是假太子。第二年（1645年）四月，狱中的"太子"已被处死。轰动一时的太子案就此结束了。
　　有意思的是，满清朝廷为此专门传谕天下："如果有人报告真太子的行迹，朝廷必加恩养。报告之人必给重赏。"可当满清镇压了各地的明朝残余，坐稳江山后，将原先"恩养"在北京的十几个明朝藩王全部残杀。清朝对明朝皇室进行了"大清洗"，也就没有人相信朝廷所谓"恩养太子"的承诺了。
　　就是北京冒出一个太子的同时，南方明朝残余势力拥戴福王朱由淞建立的南明王朝也出了一个"太子案"。有一个年轻人在东南一带自称是南逃的太子朱慈烺。接到消息后，南明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辨认真伪"。朱由淞接到报告，派曾在紫禁城当过差的太监李继周去迎接朱慈烺。李继周觉得朱慈烺很眼熟，气度不凡，就跪下叩头："奴才给小爷叩头。"朱慈烺问他："我虽认得你，但忘了姓名。"李继周忙报上姓名和来意，要迎接朱慈烺去南京。朱慈烺再问："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实话实说："此事哪是我等奴才所能知晓的！"1645年3月2日，朱由淞面谕群臣说："有一稚子自称是先帝太子。如果真的是先帝之子，那么也是朕之子，定当抚养优恤，不能让他受委屈了。"注意，朱由淞一开始就给整个"太子案"定了基调。首先，这个朱慈烺"自称"是太子，真假莫辨；其次，即使这个朱慈烺是真太子，那也不能当皇帝。南明朝廷会好好养着他。朱由淞接着派了南下的两个太监先去辨别真伪。两个太监一见朱慈烺，立即上去抱住痛哭。他们看到朱慈烺衣服单薄，还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披上。朱由淞知道后，下令将这两个太监打死，同时赐李继周"自尽"。可南京老百姓普遍认为这是真太子，纷纷要求太子登基称帝。
　　朱由淞当然不愿意让出皇位了，采取了"拖延"战术，开始了冗长的真伪辨认过程。南明官员们纷纷前往探视朱慈烺，或递送名帖。但对于太子的真伪，大家莫衷一是。朱由淞怕夜长梦多，下令将朱慈烺移到宫中严加看管。他再召集元勋显贵和大学士马士英等人商量如何了结此事。马士英迎合朱由淞的意思，当即认为朱慈烺是假太子，还提出了三个疑点：一，太子逃离北京后为什么不来陪都南京，反而在杭州苏州一带游荡；二，听闻太子严肃凝重，不善言语，但此人善于机辩；三，北京的满清朝廷也正在审理"太子案"，还不知道真伪。马士英极力主张南京的朱慈烺是假的，进一步建议弘光帝询问朱慈烺永、定二王的生辰及宫中制度，同时找出曾教过太子的方拱乾、李景濂、刘正宗等人前去"会审"。最后的审问开始后，这个朱慈烺对着紫禁城地图，一一指出了各宫由何人居住。一个官员突然问："公主现在在哪里？"朱慈烺回答："不知道，想必死了吧。"方拱乾、李景濂、刘正宗出现后，朱慈烺只认识方拱乾。方拱乾就问他当年讲课的场所，授课的内容。结果朱慈烺都答错了。又有官员问朱慈烺嘉定伯（周奎）的姓名，朱慈烺拒绝回答。最后，大学士王铎认为眼前的朱慈烺是假冒的，得到了众人的附和。在场的通政司杨维垣出面指认眼前的朱慈烺是已故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王之明。于是众人以奸人假冒太子结案。朝廷随即布告天下，"以正视听"。
　　南明太子案的审理同样疑点重重，结案后引起各地官员和百姓一片哗然。南明王朝本来根基就不稳，地方藩镇将领手握重兵，对朝廷虎视眈眈。现在太子被判定为假太子，早对马士英不满的武汉藩镇左良玉称奉太子密诏率部救难，进攻南京，要杀马士英。南明朝廷乱成了一团。清军大举南下，五月十日弘光帝出逃。十一日，南京百姓数百人砸开监狱，救出朱慈烺，给他披上演戏用的龙袍，拥他做皇帝。这个朱慈烺还真的进入皇宫做起了皇帝，接受臣民的朝贺，还向南京内外发号施令，很有那么回事。可惜他只在乱哄哄中做了五天皇帝，就被攻入南京的清军抓住了。不久，逃亡的朱由淞也被抓住，押回南京与朱慈烺"团聚"，两人一起在北京被处死。
　　这一南一北、最初的两个"太子案"都以认定当事人为"假太子"结案。但是两个案子都没有严密的审理过程和让局外人信得过的证据，留下了许多疑问。民间纷纷传说朱慈烺藏在民间，衍生出了在粤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阴那山出家为僧、归隐四川的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炤三人的年纪越来越大，对清朝的威胁也在减弱。尽管如此，在反清势力心目中，明朝皇子始终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朱三太子"名号就在此时出现。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有人冒称是崇祯第三子造反；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北京人杨起隆自称是朱三太子在皇城根下造反；三藩叛乱时，福建人蔡寅自称朱三太子，勾结台湾郑经造反；康熙四十年以后，江苏太仓﹑浙江大岚山等处的反清力量都以拥立朱三太子为旗号造反。在所有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起义中，对清朝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杨起隆起义。杨起隆长在皇城根下，深谙政治，明白"朱三太子"四个字的政治价值。于是他自称是崇祯第三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做起了皇帝，封官许愿，还勾结紫禁城的太监定在1673年12月23日晚上放火杀进皇宫，复辟明朝。可惜叛徒告密，杨起隆在混战中冲出重围，不知所终。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清朝曾在汉中抓到一名自称"朱三太子"的杨起隆。经审问，此杨起隆非彼杨起隆。
　　可见，只要有反清情绪的存在，明朝皇子的存在就对清朝具有杀伤力。"朱三太子"就会出现。
　　有趣的是，这些自称"朱三太子"的造反者都说自己名叫朱慈焕。而崇祯皇帝真正的第三个儿子是永王朱慈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慈焕确有其人。他是崇祯帝的第五个儿子，五岁的时候病死了。朱慈焕临死前，突然对前来探望的崇祯说："九莲菩萨说：'皇上待外戚太薄，所以要让他的儿子们都死掉。'"所谓的"九莲菩萨"是万历的生母李太后，是崇祯的太奶奶。崇祯帝听后很害怕，认为朱慈焕不是凡人，就封他为"玄机慈应真君"。清朝的造反者们频以朱慈焕相号召，而不是以真的第三子朱慈炯自称，显然是看中了"玄机慈应真君"在民间的蛊惑力。历代农民起义者多多少少都要借重民间宗教的力量，这些"朱三太子"也不例外。至于这些"朱三太子"是否真的是崇祯的皇子，想必不用多说也很明白了。
　　康熙皇帝亲政后，很在意隐匿在民间的前朝皇子们。为了抚慰人心，康熙皇帝对有关官员说要派人察访明朝皇室后裔，授以职衔，让他们世代守卫南京孝陵，四时祭祀。几个月后，有关部门奏报说，明朝"亡故已久"，子孙埋没无闻，虽然经过多方查访，也没有找到确实可考的嫡裔，建议委派一名地方官吏专门负责孝陵的祀典，以表清廷关怀明朝之心。在公开的表演之下，康熙皇帝一直没有放松对前明皇室，尤其是对朱三太子朱慈炯的搜捕。清朝在各地暗暗布下天罗地网，展开大海捞针的搜捕，就是没有找到朱慈炯的影子。
　　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16年）腊月，山东省汶上县解任在家的前饶阳41 县令李方远家里来了一位张先生。
　　张先生自称是李方远的"故人"。李方远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想起这位张先生的来龙去脉来。早在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见到一位丰标秀整、侃侃能言的先生，就和他攀谈起来。先生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家庭教师。李方远和张先生相谈甚欢，交往密切，通过诗词唱和很快就成为密友。后来，张先生漂泊他乡，李方远则宦海沉浮，双方拜别后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了。现在，李方远和张先生都已经是白发老人，故人相逢，分外亲热。两人立刻欢饮畅谈起来。这么多年来，张先生的生活并不如意。他这次是来投靠李方远，乞求李方远能够帮他谋求一教职，养家糊口。李方远见张先生已经年逾古稀，心中老大不忍，最后熬不过对方苦苦相求，就安顿张先生在自己家和邻近几户官宦人家里教子弟读书。
　　两年后（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家中与张先生下棋。突然，本地官吏调发大军，如临大敌，将李方远团团围住。兵丁破门而入，将李方远和张先生二人捆绑起来。
　　李方远勃然大怒，呵斥说："我是致仕家居的官宦，你们怎么能这么无礼？"
　　地方官理都不理李方远，逼问张先生："说，你是何人？"
　　张先生淡淡地说："我乃前朝皇子、定王朱慈炯。"
　　朱慈炯一生的经历满纸辛酸，充满传奇色彩。
　　根据朱慈炯当日的口供，当年李自成农民军战败西撤的时候，朱慈炯被一个姓毛的农民军将领带往河南。这个毛将军把战马卖掉，买了耕牛，种田过活，带着朱慈炯隐居起来。清朝建立后，对李自成的部下将领追查得很紧。毛将军最后抛弃朱慈炯，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朱慈炯只有十三岁，盲目地往南流浪。冥冥之间，朱慈炯逃到了祖先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在凤阳，朱慈炯遇见一个王姓老乡绅。王先生知道朱慈炯是明朝皇子后，冒险收留他在家。朱慈炯因此改姓王，躲过了清朝最初的搜捕。几年后，王先生病死了，朱慈炯就找了一座寺庙出家。长大后，和尚朱慈炯四处云游。一次云游到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胡先生很赞赏朱慈炯的才学，就把朱慈炯邀请回家，让他还俗，还把女儿嫁给了朱慈炯。于是朱慈炯就改姓张，入赘胡家，长期隐居下来。
　　朱慈炯经过了这么多的坎坷，早已经把父皇崇祯皇帝分别时报仇复国的嘱托抛到爪哇岛去了。他只想做个普通人，安安静静地过完一生。朱慈炯在余姚安家后，生下了六个儿子。时间长了，家里人知道了朱慈炯的真实身份。一家人都生活在阴云之下，不敢声张。朱慈炯也不敢在家里常住了，化名王士元、何言咸等，经常往返于山东、两江、浙江一带，以教书糊口。李方远就是朱慈炯在一次游荡途中认识的。
　　朱慈炯是无欲无求了，可各地的造反者和野心家还是经常盗用他的名号。浙东的宁波、绍兴二府交界处的四明山一带有一股反清力量，首领是张廿、张廿二。他们就以拥戴朱三太子为号召，又亮出大明天德的年号，在四明山一带和清军展开游击战争。江苏太仓的一念和尚也拥戴朱三太子发动起义，与四明山的友军遥相呼应。造反者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影响很大。朱慈炯怕引火烧身，在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举家迁到了湖州府长兴县。当年十一月，江浙一带官府加紧缉查朱三太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朱慈炯选择了抛弃家眷，只身出逃。
　　四明山和太仓的造反者很快就被清朝官府镇压下去。朱慈炯的真实身份也被告发，官府赶往湖州长兴县逮捕朱慈炯的儿子和孙子，朱慈炯的妻女六人在家上吊自杀。抛家弃子的朱慈炯成为官府的通缉犯。而朱慈炯自出逃后，用"张用观"的名字在山东汶上李方远家隐匿躲藏起来，直到两年后被抓。
　　朱慈炯被捕后，押回浙江审讯。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朱三太子案"，派侍郎穆丹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杭州负责审讯。钦差穆丹和两江总督等高官亲自出面审讯朱慈炯。
　　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谋反案，都说要扶立你为帝，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炯答："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哪还有力气造反啊？再说，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却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情理不通。我平日对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军马、打造盔甲等事情一无所知，从无参与。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待在那里？"43
　　清朝官员又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来"拜见"朱三太子。这位造反首领看了半天朱慈炯，说："我不认得此人，他是谁啊？"
　　官员大怒："他不就是你拥戴的明朝三太子、定王朱慈炯！"
　　造反首领说："嗨，我们只是假借朱氏皇子名义鼓动百姓而已，并不知三太子真假。"
　　最后穆旦等人也不能确定这个朱慈炯是否就是真的朱慈炯，只好将朱慈炯押解到北京，由康熙皇帝定夺。康熙亲自翻阅卷宗，钦定这次抓住的就是朱慈炯。康熙皇帝御批说："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可见康熙皇帝相信了朱慈炯的供状，但是康熙皇帝置朱慈炯年逾古稀、苦苦求饶的现实情况于不顾，判定朱慈炯有罪。刑部因此做出结论："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朱慈炯虽然没有参加造反，也有想造反的心思。）最后清朝以"通贼罪"仍将朱慈炯父子全家处死。朱慈炯三代同堂，共赴黄泉。
　　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朱三太子"是真的朱慈炯。他生于崇祯四年，死于康熙四十七年，终年七十八岁。但也有人认为此次抓住的朱慈炯也是假冒的。康熙皇帝为了早日将"朱三太子案"结案，匆匆找了个情况接近，稍微可信的人当替罪羊。在民间，百姓们依然相信朱三太子还活着，躲在某个乡间角落。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发动大起义，一度控制全岛。朱一贵起义仍然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康熙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雍正二年，清朝找出一个名叫朱文元的镶白旗汉人，宣称朱文元就是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的后裔。出于"政治团结"的需要，清朝封这个朱文元继承明朝皇室血脉，享受优厚的待遇，四时祭祀明朝皇陵。朱文元这一系，世代成了清朝的"政治花瓶"。雍正搬出一个朱文正后，仍然没有杜绝"朱三太子"的出现。雍正七年，有个叫李梅的人声称朱三太子没有死，而是流落到了海外。清朝广东总督亲自带兵抓捕李梅，李梅不知所终。此后国内的浙江、广西，国外的越南、吕宋等地都出现了朱三太子的踪迹，让清朝头痛不已。一直到乾隆年间，清朝入关超过百年，百姓对明朝的记忆已经淡忘，"反清复明"的号召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朱三太子"才慢慢销声匿迹。
　　清朝早期有关"朱三太子"的风风雨雨，反复告诉后人：亡国太子必须死。不论是投奔哪一方，不论身处何时何地，没有人愿意他们出来分享政治权力，也没有人愿意他们隐居在民间成为政治隐患。


叛变：李秀成和他的敌营供状
　　1864年7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在熊熊烈火中失陷。攻入城中的湘军曾国荃部和太平军残部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零星战火随着突围而出的太平军官兵和追击的湘军蔓延到天京周边地区。
　　23日，天京郊区的方山丁村来了一伙披头散发的太平天国残兵败将。见追兵已远，几个官兵停下来喘口气。其中有一个锦衣玉带的将军，踉跄地走到村边的一座破庙，倒地就睡。没多久，他被争吵声惊醒。原来这个将军的随身包裹携带了许多金银珠宝，掉地外露，引起了村民哄抢。村民越聚越多，将军制止不住，听凭村民们因为分赃不均打斗起来。有两个村民，分别叫做陶大来和王小二，可能来晚了，没有抢到财宝，索性将精疲力竭的将军捆绑起来，解送清营请赏。
　　二人不知道，他们擒拿住的正是朝廷和湘军的心腹大患、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在供状中这么描述自己被捕的经过："这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两江总督、湘军首领曾国藩看到供状后，提起朱笔把"是以被两国奸民"七字勾去，将"获拿"两字调换位置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后来觉得不够到位，把"官兵"改为"追兵"，一下子就营造出了湘军将士日夜辛劳、奋勇追捕李秀成的气氛。
　　据此，曾国藩向朝廷报捷：擒获要犯李秀成！
　　他的奏折是这么写的："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萧孚泗莫名其妙地就因为"搜获李秀成"有功，被封为一等男爵。李秀成在清廷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由此，弥漫在李秀成生命最后几天中的若干疑团也逐渐散开..
　　李秀成是谁？李秀成是十几岁即参加太平军，追随天王洪秀全从广西一路征战的元老。他不仅在无数次战斗中幸存，而且战功显赫，茁壮成长。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年轻的李秀成就调守庐州（今合肥），成为太平天国的一方统帅，直到天京事变之后被洪秀全破格提拔为副掌率，封忠王（"忠"字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起的），支撑太平天国后期的危局。之后，解围天京、大破清军江北大营、取得三河大捷、再破江南大营、东取苏杭，李秀成以高超的军事技巧与领导才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太平天国西线艰难困守的情况下，李秀成攻占和经营的长江三角洲富裕地区是支撑太平天国和抵抗湘军的根据地。
　　听说李秀成被捕后，远在安庆的曾国藩严令将他押解回南京。28日，曾国藩更是赶到南京，审问李秀成。李秀成已经在严刑之下遍体鳞伤了，那是曾国荃拷打逼供的结果。曾国藩对李秀成很客气，没有为难他，寒暄过后建议李秀成将想法写下来。刚好李秀成有满肚子的话，包括对个人的总结，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想写下来，很爽快地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在之后的9天时间里，在闷热窄小的囚笼中，李秀成奋笔疾书，留下了宝贵的手稿。
　　这份数以万言的文献，就是近代史上的《李秀成自述》。
　　曾国藩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作为晚清文坛的一代宗师和李秀成的对手，曾国藩完全有资格来评价这份手稿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但是曾国藩捧着手稿，就像捧着一个火盆一样，坐立不安。李秀成的手稿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为什么让曾国藩如此惧怕呢？
　　曾国藩下令杀害李秀成后将李秀成的手稿分为八九份，分别令人缮写，共抄写130页，每页216字，装订成册后封送军机处备查。交给军机处的这份复制稿上有曾国藩的断句和修改痕迹。可能是李秀成被捕一事影响太大，手稿不能隐藏，曾国藩在报送军机处的同时，又在安庆九如堂将李秀成手稿编辑出版。该版本共27818字，是《李秀成自述》的最早版本，被称为曾刻安庆本。安庆本被曾国藩发送给各省总督、巡抚，作为"内部学习"资料使用。
　　这版最早的《李秀成自述》记录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军事情况。这不奇怪，因为李秀成是亲历者和决策者。奇怪的是，李秀成还在文中对清王朝和曾国藩大加謀颂，说"久悉中堂（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李秀成表示"心悔莫及"，认为太平天国失败是必然的，"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等等。整个文献明显透露出乞怜求生的意思，颠覆了李秀成的传统形象。手稿是李秀成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写成的，加上时间紧迫，有许多笔误和记忆错误的地方。李秀成只读过三年书，文字能力主要是通过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封神传》、《说唐》等小说学得的，所以文章半文不白，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所以一开始就有人要求曾国藩公布原稿。可惜，曾国藩把原稿藏得密不透风，最后把原稿交给长子曾纪泽，要求后人永不外泄。这更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20世纪40年代，曾国藩的后人同意研究者阅读原稿，并拍摄若干胶片。《李秀成自述》因此出现了修订版。第二个版本内容增加了不少，但是第一版本中的内容依然存在。李秀成还在那里"乞怜求生"。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郭沫若先生为书作序。序中说，湖南湘乡曾家所藏《自述》由曾家四少爷曾昭桦取走，在由香港飞曼谷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郭沫若因此慨叹道："《自述》原稿如为此人所随身携带，则已可能不复存在于人间了。"不想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将《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全书74页，36100字，没有结尾。这些版本都表明李秀成"忠王不忠"，晚节不保，有投降事实的存在。这再次将有关李秀成是否叛变的争议推向了高潮。
　　部分专家、学者不能接受英勇奋战、支撑天国的一代忠王最后乞降叛变的事实，从否认《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入手试图证明李秀成没有叛变。1979年，荣孟源发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稿本考略》，认为中华书局影印本《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订本》绝非李秀成真迹。荣孟源主要的理由如下：1.李秀成是从1864年6月20日开始写供状，到6月底7月初结束，共写了9天时间。他每天随写随交，真迹应该是散页或者分装为九本，不会是写在一本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而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装订好的横条簿，前后两天所写的连在一起，前一日所写的末尾与后一日所写的开首同在一页，墨色相同，是连贯写成的。2.稿本页数与曾国藩记录的《李秀成供》页数不符。3.按照李秀成自己计算和曾国藩一些家书显示，李秀成的供状真迹应该是五万字，而现存在稿本只有35000字。如果说供状被人撕毁或者删改，必然存在页数不符合或者上下文难以衔接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稿本中都不存在。4.李秀成在第三、四、五天写的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情况被删除了不少。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情况语焉不详，而根据旁人的笔记和日记显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与湘军的作战情况回忆得很详细。5.稿本的格式也不正确。比如多数地方写到"上帝"、"天王"的时候没有抬头，不符合太平天国格式。太平天国对"耶稣"的"稣"字要避讳，改用"苏"字。稿本中也没有避讳，相反却对清朝皇帝的名号进行了避讳。因此可以推测，这是曾国藩及其幕僚将李秀成的真迹篡改后，再抄了一份送到北京的军机处，冒充李秀成的供状。1984年荣孟源再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
　　在这里，我还得介绍一个英国人呤俐。呤俐是在中国的落魄英国水手，在香港、上海等地跑买卖，与太平天国统治区做交易，渐渐地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兴趣，决定加入太平军。他就在李秀成的部队中工作，为太平军制造炮弹、训练"外籍兵团"，后因病脱离了太平军。回到英国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失败，呤俐不顾窘迫写作出版了自己在太平军中的所历所闻《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因为呤俐赞扬太平天国运动，批评英国的对华政策，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英国主政者的贬毁。呤俐本人也因病去世，年仅33岁。他死亡登记上写的职业是"前太平军陆军上校"。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本身的史书几乎被毁灭殆尽，少数流传下的也多经过大量篡改。呤俐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成为现存的唯一一份未经他人篡改的，由亲历者详细记叙的太平天国史料。呤俐宣称"遵照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嘱托而写的"，书的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对于李秀成手稿的真实性，《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持否认态度："1852年，在49 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但是，多数专家学者承认《李秀成自述》是真实存在的。学者陈旭麓就针对荣孟源的判断反驳说："《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字句的款讳问题可能仅仅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陈旭麓进一步发问："《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而为什么要删除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记录呢？因为李秀成揭露了曾国藩湘军作战的真实情况，与曾国藩利益密切相关。作为统兵大臣，曾国藩向朝廷提供的战况和邀功奏折绝非完全真实，不是瞒报就是夸张。他肯定不能将真实的情况发给朝廷否定自己，所以做了删改。
　　论证《李秀成自述》真实存在最有力的学者是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调查此事。他根据从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及拍摄的原稿胶片，从内容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做出仔细的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罗尔纲所著《忠王李秀成自传考证》一文以笔迹考证为标准（李秀成另外留有十几页手迹），断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确是忠王亲笔。"质疑原稿真实性的人们常常把曾国藩篡改自述挂在嘴边。罗尔纲仔细整理了曾国藩篡改的四大硬伤，包括篡改李秀成被捕经过、隐瞒湘军围城失误、将洪秀全因病逝世改为服毒自杀、撕毁原稿74页以后内容等。罗尔纲认为这些篡改之处都是曾国藩欺骗清廷、毁灭证据的内容，恰恰"可知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自述原稿"。《李秀成自述》的台湾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认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李秀成自述》手稿的真实性，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应该如何评价李秀成，革命领袖还是革命叛徒？既然手稿真实可信，内容又的确摇尾乞降，人们很自然判断李秀成叛变了太平天国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李秀成叛变事件被人利用，李秀成成为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客观地说，李秀成生平的确有若干不那么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行为。比如在获得荣华富贵之后，李秀成越来越醉心于建立"忠王"自己的领地了，经营苏州城。当陈玉成在安庆血战之时，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俩在江浙手握重兵，以"远水救不了近火"为名，拒绝救应。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就指出："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在运动后期，李秀成思考个人利益过多，对天京上游战事重视不足，虽然占领了浙江但安庆陷落，天京西面失去屏障，在二次西征中也进兵迟缓。因此，有自私自利前科的李秀成叛变投敌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更多的人相信李秀成那般供述的目的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么简单。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李秀成乞降的目的呢？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向罗尔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俞教授说："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为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恍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这里指的是姜维在蜀汉后主刘禅投降曹魏伐蜀大军后，伪装投降魏将钟会，暗中挑逗起钟会割据称霸的野心，挑动魏军内讧而实现蜀汉复国。当时李秀成面临的情况与姜维类似）。"俞教授还强调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罗尔纲认为，曾广珊是有学问的教授，决不会做无稽之谈；而且她们是在自己家里谈自己家的事，决无任何的目的在内，所以是极为可信的。和罗尔纲一样，很多人认为李51 秀成的投降是"伪降"。李秀成假装投降的目的是保全自己，保留太平天国残部的有生力量，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尤其是李秀成公然向曾国藩劝进，让曾国藩做皇帝，更是为了挑动清朝中央和地方统兵大臣的矛盾，引发内讧。如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清军发生内讧，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太平天国残部。
　　这也可以解释曾国藩为什么那么害怕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了。因为李秀成劝他当皇帝，触及了他和清王朝关系的敏感神经，危及曾家和湘军集团的安危。李秀成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向曾国藩劝进的人。早在扎营安庆的时候，就有人向曾国藩劝进了。那时候，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咸丰在热河行宫驾崩，天下大乱。东南地区全靠湘军在勉力支撑。聚集在安庆城里的湘军人士和官僚文人认为幼帝登基、民心惊慌，曾国藩可以取清朝而代之。部下李元度甚至送给曾国藩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当场撕毁对联，把李元度痛斥了一顿。尽管曾国藩宣布不远依割据造反，但鼎盛期的湘军内部，蠢蠢欲动。浙江巡抚左宗棠送曾国藩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将"似"字改为"未"字，退给左宗棠。安徽巡抚彭玉麟送来密信，曾国藩打开一看，白纸几张，只在最后一页写了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付之一炬。虽然曾国藩不敢割据称帝，但湘军超过20万人，担任各省总督、巡抚者超过20人，曾国藩又直接控制着苏、皖、赣、浙等地，振臂起兵，以恢复汉家天下相号召，即使不能取代清朝也能坐拥南方半壁江山。清王朝将曾国藩视为了太平天国之后的心腹大患，已经暗中调动兵力防范湘军了。李秀成敏锐把握了朝廷和湘军的微妙关系，借劝进之名挑动清朝内讧，便利太平军残部距土重来之实。著名的史学家孟森就猜测，李秀成"可能以种族之见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说"。
　李秀成是姜维第二，可惜曾国藩不是钟会第二。如此解释李秀成乞降的目的，逻辑上也说得通。我更好奇的是，李秀成在那个盛夏的囚笼中是怎样的一个写作心态。他是像侦探一样清醒，在胸中准确刻画复国的蓝图呢；还是精神极端紧张，急着为太平天国运动保存第一手资料，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太平天国运动，显赫一时，也遭遇过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情况。太平天国标榜财富公有，大家同甘共苦。外人就此以为天京的圣库必然珍宝满屋，会聚了十几年的天国宝藏。但湘军在破城后，并没发现圣库宝藏。曾国藩专门就此事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确有圣库之名，但后来成为了洪秀全的私藏，并非公有。太平天国的官兵没有俸饷，当权者都用穷刑峻法搜括各地的银米。因此，即便是富庶的苏州，也没有公帑积贮。不知道李秀成在讲述这番话时，是怎样的心情？纠正外人的误解，还是为太平天国感到羞耻？天京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李秀成力主洪秀全"让城别走"，保存有生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可洪秀全等人早已被天京的安逸生活消磨了力量，固执不从，遂致坐困。李秀成只能仰天长叹，坐视最高统治阶层继续醉生梦死，甚至在战乱中中饱私囊。所有不愉快的往事，在李秀成写作的时候都涌现了。所以他最后几天的创作心情必然是无奈、悲壮和矛盾的。隐隐间，他也知道，太平天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8月7日，曾国藩又一次来找李秀成。他为难地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特地来给忠王送别。真实情况是，朝廷在8月1日发出了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圣旨。曾国藩是绝对不会让李秀成去北京讲述湘军作战的实际情况，挑动中央与地方的敏感神经的。所以他"抗旨"了。
　　当天傍晚，李秀成在天京从容赴死。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述了李秀成的最后时光。赵烈文几天前就问过李秀成有什么打算，李秀成回答："死耳。"曾国藩通知李秀成死刑的时候，在场的赵烈文看到李秀成"无蹙容"，赴刑场途中"谭笑自若"。临刑，李秀成写了绝命词十句。赵烈文说这十句都是对太平天国的忠诚诗句，其中四句是：
　　"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

　　
　　刺马：大事化了的暗杀事件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江宁这座太平天国的前都城"光复"不久，百业未定。这年8月底，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决定举行军队操演。谁知，该月23日，江宁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封疆大吏、一品大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军队环绕之中为歹徒刺杀，一时间朝野震惊，举国倾注。同治帝喻之为"武元衡盗起身旁"。
　　这件被称为"刺马案"的大事件轰动多时，流传版本众多。
　　江宁官方向朝廷奏报的版本是这样的：总督阅视操演原定是8月21日。但是这天突降大雨，总督只好推迟操演。演武厅，亲自阅射。依惯例，总督阅射允许百姓参观。这是江宁的一大盛典。因此马新贻阅毕回署的箭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群众。马新贻一行来到总督署后院门外时，有马新贻的同乡，山东郓城武生王咸镇跪道求助。巡捕将其推走查问。马新贻继续前行，不几步，有人拦道喊冤。正当旁人想依例推开时，谁知那人在队伍停后亮出一把明亮的匕首，直扑马新贻刺去。马新贻右肋中刀，跌下马呻吟。事后查明匕首刺进右肋，深至数寸。
　　跟随差弁一拥而上。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从容就缚。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中军副将喻吉三喝令将凶犯捆缚到督署候讯，连忙差人飞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遇刺后，马新贻面如土色，双手紧抱胸部，在地上萎缩着身子。差弁、家人忙取下门板，将其抬进督署上房。等魁玉等闻讯赶到总督府探望时，马新贻已经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了。马新贻自知命将亡，挣扎着口授遗疏，令嗣子毓桢代书，请魁玉代呈朝廷。午后，马新贻失去语言能力，拖到第二天下午2时许死亡。
　　江宁事务之后由魁玉主持。将军魁玉、藩司梅启照、臬司贾益谦等会合地方大小官员先后轮流审讯刺客。刺客坦然供认姓名张汶详，河南人，只求速死，即使严刑也不吐露行刺缘由。
　　坊间的传闻叙述线索大致与之相同，但增加了一些细节。有人听到刺客在刺杀成功后高喊："刺客是我张汶详！"又有人说张汶详当时口中不停地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拼命，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并有仰天狂笑等豪壮之举。更有消息灵通者说马新贻临死前曾对身前最宠爱的某妾说："我误卿先，卿今误我也。"
　　马新贻作为封疆大吏，列入国史。他是怎么被人离奇刺杀，又怎么掀起了轩然大波呢？
　　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先后担任安徽建平知县，代理合肥知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马新贻先后参加了庐州巢湖战役、舒城战役，先后升任庐州知府，代理安徽按察使。在庐州战役中，马新贻因所部溃败印信丢失，被朝廷革职留任。咸丰九年、十年，马新贻母亲、父亲先后逝世，马按律应丁忧，被挽留，两年后任候补道员。因庐州战役、蒙城防卫战的功劳，先后出任按察使、代布政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七年，马新贻调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勤政爱民，在任上兴修水利，开荒种地；减浮酒，除陋习；奖廉能，惩贪墨；体恤寒儒，兴办实学，刊刻书籍等等。
　　同治帝接到江宁的600里加急信后，大为骇异。马新贻是第一位在任上被刺杀的两江总督。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懵了。在半个月后的9月9日，朝廷才做出正式反应：第一，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未到任以前由江宁将军魁玉暂时兼职代理；第二，命令代理总督魁玉督促两江相关官员抓紧严讯，按法惩办案犯；第三，因为南方不靖，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第四，朝廷尤其关注张犯行刺的缘由，严令江宁方面严刑熬审。
　　魁玉一日接到四道上谕，连连回奏"张犯刁狡异常"，"自知罪大恶极，所供各情一味支离"，张汶详只求速死。在魁玉主持刺马案审讯的阶段，最大的进展是对张汶详身世的调查。张汶详是太平天国分子，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张汶详的女儿张宝珍、儿子张长幅，同居的舅嫂罗王氏等都被擒拿到案。
　　一个多月时间里，案子进展很慢。朝廷对魁玉始终没有触及杀人动机的奏折非常不满。据参加会审张汶详的官吏陈镜题透露，张汶详供认马新贻在咸丰七年庐州失守时曾被太平军俘获。马新贻便衣混在乱军中，与一个叫时金彪的人一起释放。当时在座的审问官员大惊失色，书吏们都不敢下笔。审案官员删除了当日的记录，并函文山西巡抚，将在山西的时金彪抓获，解向江南。
　　就在时金彪在押解过程中，朝廷下旨，以漕运总督张之万为钦差大臣，审理刺马案。身在河南的张之万于1870年9月25日收到吏部咨文，5天后即起身。10月7日，张之万抵达江宁。张之万到江宁后，时金彪也从山西解到了。魁玉陪着张之万提讯了时金彪两次。每次都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参与审讯。但是这两次审讯都没有留下任何录供。张之万是老谋深算之人。作为空降的钦差，他清楚一个官场旋涡正在形成。马新贻简历中最大的波折是"庐州战役"。马部惨败，但因为巡抚、钦差等一再保荐，马新贻依然官运亨通。江宁收复后，湘军出了大力气。当时两江一带，遍布湘军部队；南方各省，几乎为湘军所控制。然而朝廷平地一声雷，突然发表文官出身、功劳资历都不显著的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着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官场还有传闻，说马新贻之前任闽浙总督，进京陛见请训期间，曾经被慈禧太后单独召见密谈。宫中盛传，马从养心殿出来时，大汗淋漓，朝服浸湿，惊恐万状。刺马案审讯至今，张之万不得不思考如何评价马新贻的问题了。马新贻背后的官场关系网、朝廷与马的关系、两江地区复杂的军政形势，都预示着刺马案的深不可测。
　　之后有人催促加快审讯进度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从10月初到12月初的两个月时间里，张之万只是和魁玉联衔上奏，质讯中军副将喻吉三，以及武巡捕候补都司叶化龙等，要求追究防护失职之责。朝廷在12月9日、12日、18日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魁二人。时已入冬，三个月前就出任57 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是没有到江宁来。
　　张之万、魁玉二人熬不过，在12月12日抛出了《审明谋杀制使匪犯，情节较重，请比照大逆向拟，并将在案人犯分别定拟罪名摺》说："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1870年8月22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折既无确凿证据，又无供词，最后用"尚属可信"四字结案，敷衍之意明显。朝廷批示"不足以成信"，并宣布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撤换张之万。张之万大败而归。
　　湘军领袖曾国藩在干什么呢？8月21日，马新贻遇刺的前一天，江苏巡抚丁日昌自江苏急匆匆地赶到天津直隶督署，与曾国藩密谈良久。案发，丁日昌与曾国藩日日密谈，夜夜磋商。30日上午，曾国藩接到上谕调他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感到愕然，急召丁日昌、幕府多人密商。魁玉、布政使梅启照、候补道孙衣言等给他频频来函。曾国藩密切关注江宁的一举一动。丁日昌更是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理的消息。回任两江总督，对曾国藩来说有种难以言语的感觉。曾国藩刚处理了天津教案，受到中外抨击，列强嫌他惩处不力，国人骂他"残民媚外"。回任两江，利在可以使自己脱身天津泥潭。但当初曾国藩正是因为势力遍布南方各省，功劳卓著，人才济济，引起了朝廷的猜忌。所以不得不离开南方老巢，来紧挨着北京的天津任职的。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首席功臣之后，"功高镇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朝廷在收复江宁后即裁撤湘军，空降马担任两江总督。马死后，朝廷让保持低姿态的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实质上是出于两江地区军政复杂，需要曾国藩这个实力派首领去控制乱局的考虑。这并不是信任，而是利用。
　　曾国藩并不起程，反在9月2日上了一道《谢调任江督恩因病请开缺摺》，向朝廷辞去两江总督的职位，并说自己健康恶化，视力衰退，要求连自己兼任的大学士也一起辞去。
　　朝廷三天后答复："两江事务殷繁，职任綦重，曾国藩老成宿望，前在江南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现虽目疾未痊，但得该督坐镇其间，诸事自可就理，该督所请另简贤能之处，著毋庸再议。"10月20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东间就任命一事专门召见曾国藩。可是曾国藩却在北京养起病来了。慈禧太后不得不在11月1日再次召见他。见面就问，你什么时候起程去江南啊？曾国藩说，快了快了。慈禧太后又说"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忙向慈禧点头称是。
　　此时，先期回苏州的丁日昌擅自上奏，要求曾国藩迅速赴两江任。这是因为舆论对刺马案的猜测，开始将凶嫌的矛头引到了他的头上。两江时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同治八年10月5日，太湖水师后营右哨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逛妓馆的时候与丁日昌之子、知府丁惠衡，丁日昌之侄、监生丁继祖发生争执。苏州亲兵营补用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打了徐有得40军棍，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传闻到京，朝里也是沸沸扬扬。不久上谕免去丁日昌江苏巡抚之职，调补张之万任江苏巡抚。朝廷借舆论之口，行抑制藩镇之实。丁日昌成了刺马案中落马的唯一一位湘军大将。
　　11月7日，曾国藩开始南下的旅途。12月12日才抵达江宁。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也采取了拖延战术。他在等，等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的到来。在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曾国藩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
　　1871年1月7日（同治十年），郑敦谨入宫请训，随即装束就道，驰赴江宁。他们徒步涉雪而行。途中多人冻伤。2月18日江宁时众人衣衫褴褛，不堪入目。这一天正是大年除夕。正月初二，雄心勃勃的郑敦谨即关门审案。连讯14天，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半个月中59 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末了，他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郑敦谨也不傻，马上明白这个案子是不能深究的。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装出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3月19日，郑联衔上奏："会同复审凶犯行刺缘由，请仍照原拟罪名及案内人犯按例分别定拟。"奏折比张魁的定拟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换汤不换药。一是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二是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这件事情实在拖得太久了，朝廷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3月26日，谕旨下达，将张汶详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处决，剜心，祭奠马新贻，又厚厚抚恤马新贻。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建马新贻专祠。
　郑敦谨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就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盘缠，他分文不收。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一行人到江边，郑敦谨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走到清江郑敦谨就停了下来，声称有病不能回京，实际上在闹情绪。曾国藩于是借巡视地方为名，到清江去看他，百般安慰，劝他回京赴任。朝廷迭下谕旨，命其回京。郑敦谨终以有病为托辞，开缺，并终生不再为官。张之万不久升任浙闽总督，但因为母亲年老，"乞养归。" 直到光绪八年，他才被起为兵部尚书。
　　刺马案在民间远没有结束。当时和之后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透露了很多马新贻被刺的原委。主流的观点是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却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诱杀了把兄弟。张汶详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马新贻实在是个渔色负友的禽兽总督。
　　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的确是带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去湘军大本营抑制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湘军曾国藩部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太平天国经营十数年，各种粮饷、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尽入湘军之手。为了灭迹，湘军又放火烧了几天几夜。中饱私囊后，湘军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太平军在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太平军既平，曾国藩和湘军在江南坐大就为朝廷所不容了。于是朝廷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同治七年，朝廷又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马新贻没有自己的基本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后就遵循朝廷意思，组织自己的班底和军队。他以两江"标兵虚弱，无以壮根本。请选各营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宁，亲加训练。"在短时间里编练了五个营，以亲信总兵刘启发督率。与此同时，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帮会组织。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61 总管，抓到危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祥（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更为蹊跷的是，张汶详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杀死马新贻。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湘军将领还给张汶详立碑。马新贻也非善人，把柄不少。死后，有人抓住桃色绯闻和复仇凶杀情节不放，将马推入道德败坏的山崖，既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也无人敢施援手。环环相扣，仿佛有高人暗中指使。《南行日记》直言："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相掩盖起来。后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选自《给历史把脉》作 者：张程  出 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给历史把脉》把的是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疑难命脉。《疑难杂案》一书分“权力的迷雾”，“历史的过客”，“茫然的归宿”三个部分，通过对人物、事件和器物疑点悬案的重新解读和另外挖掘，解答看似没有结果实际关系中国历史深层意义的问题。书中内容包括美女西施、陈圆圆、赛金花等人的芳踪问题，有青年诸葛亮的婚姻之路，有末路李秀成的动摇，还有在历史深处闪闪发光的传国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