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nder 挂载快照:杨奎松：重读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研究历史要摆脱现实政治束缚

南都周刊:我们注意到您最近这一年来在大陆接连出版了几本书，即《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以及和沈志华教授等合著的《中苏关系史纲》。读你这些书有一种很深的印象，就是您对历史的描述和分析似乎格外注重一种客观的态度，很少像传统史书那样站在革命史观的角度去褒贬历史。这种态度让您在许多历史问题上的分析说明显得别具一格。

杨奎松:你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多半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史距离现实政治太近了，因而研究者太容易受自身立场、情感和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不敢说我就能够摆脱这样的影响，但我至少相信研究历史的人需要两种基本的素质并尝试着去坚持这样要求自己。一是要能深入于历史之中，二是要能超然于历史之外。所谓要深入于历史之中，就是要能够像陈寅恪先生所讲的那段话那样，即要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要学会换位思考，即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场景之中，按照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特定身份、地位、教育、知识等所决定的立场情感背景，来具体地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所谓要超然于历史之外，就是要努力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不受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甚至一国的情感立场及其意识形态的左右，尽可能用比较科学的发展的眼光，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待历史上的种种恩怨与是非。我想，如果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史叙事而表现出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那不过是在这两方面注意坚持而已。

南方周刊:您认为注意坚持这样一种既要深入、又要超然的研究态度，对历史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杨:举一个例子。我在《开卷有疑》书中一上来就谈到了围绕着孙中山当年在对日关系问题上国人中间所存在的一种争论，即孙中山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问题是由在日本所发现的孙中山当年为谋求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不惜向日本当局承诺出让“满蒙权益”的各种文献资料所引起的。同情孙中山的研究者坚持这只是孙中山的一种革命策略，不表示孙不爱国；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则断定孙中山民族意识淡薄，事实上认为孙不那么爱国。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其实都有问题，而根源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能够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之中，通过换位思考的办法，设身处地地按照孙中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问题。说孙中山不爱国，那他革命干什么？读一读孙中山当年种种革命言说，几乎无一不洋溢着为国家为民族谋利益的强烈情感。问题在于，和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不同的是，当年孙中山所想要建立的那个“国”，并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国”。孙中山革命的初衷，不过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指的是满人，“中华”指的是汉人历史上的国家，其范围在北方即以长城为界。换句话说，孙中山当年最基本的革命目标，就是把满人赶回到关外去，而在长城以内重建一个汉人自己的中华国家。这也就是说，孙中山当年所爱的“中国”，在疆域上有别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中国”。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具体的历史当中去，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人对何谓中国，以及应当如何建国，有着和我们今人的中国概念非常不同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对历史人物及其他们的种种作法轻易地去指手划脚，说三道四。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数的读者，甚至有相当多的研究者，却总是习惯于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拿今人的眼光和今人的认识来衡量和要求历史上的人。这就好比一个当家长的坚持要求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事一样，肯定是再荒唐不过的了。历史是在变动中不断进化着的，孙中山当年的一些认识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就如同还未成年的孩子的认识一样，或许有其不成熟、不周延、不合今人看法之处，但我们如何能够视其为错？换了你去做当年的孙中山，你会在后来的历史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做得比孙中山好吗？不可能吧。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细读历史的话，就能够发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像孙中山一样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革命的政党组织，有哪个没有过类似孙中山的认识和作法的？如果我们理解不了孙中山，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你说它的意义有多大？

南都周刊:如何理解您的这句“理解不了孙中山，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比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按照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只要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革命，谁主导革命成功，其他一切不合乎革命的人和事，只要视其为反动腐朽就可以了？

杨:我这样说，是因为孙中山已经是海内外华人都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一个历史人物了。换了其他人，今天的人理解起来，麻烦就更大了。比如对毛泽东，或对蒋介石，海内外华人中间的看法就非常不同，甚至十分对立。即使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中间，由于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生长环境等种种的不同，他们对毛和蒋的看法在今天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且很难调和。这在网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试想，每个人都先入为主地认定自己喜欢的那部分人好，其他人坏，这历史还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可言吗？传统的革命史观本身就存在着这种吊诡的情况。因为都是讲革命，大陆上讲的是一套，过去台湾国民党讲的是另一套，互以对方为反革命，以自己为革命。如此来培养教育自己的国人，培养教育出来的从根子上就是对立分裂的两部分人。而这样一种历史观，又只有在政治封闭的情况下才会有其存在的土壤与条件。政治相对开放之后，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历史远比那种单线式的革命解读复杂曲折得多。这也正是传统的革命史观的理解方法，今天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越来越失去了它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传统的革命史观的解释背后，还有太多用革命史观无法解释的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

举一个例子。记得我1990年代有一次去东北参加学术研讨会，一位军校的研究者提交的论文痛斥苏联在中东铁路事件当中的侵略行径。其说看上去是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的，因为他的逻辑在今天确实是可以成立的。文章认为，一来中东铁路是沙俄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霸占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之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花钱修建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苏俄革命成功后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重新夺回路权，实与帝国主义无异。但是，这种在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显然，在这里发生了史观上的冲突。因为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它也因此指责中共“卖国”。今天按照民族主义史观来思考这种问题，不期然就会与国民党的革命史观走到一起去，而与中共的革命史观背道而驰。这恐怕是这位研究者始料未及的，但又是今天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很难避免的一种尴尬情况。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在研究中尽可能深入于历史之中，同时又努力超然于历史之外，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来说明和评述这种历史上的外交纠纷，这种麻烦就会如影缠身，没完没了。

南都周刊:这确实是挺吊诡的一个现象。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您所说的那种超然呢？我注意到，您在《开卷有疑》一书的序言里也承认，“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一派胡言”。既然如此，您又是怎样做到尽量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