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牌参茸鞭丸的作用:极左时代的断想

    我曾经给博友康洁学长留言，说我父亲当年领导创建了造反组织，野狼嚎（中国未来之命运）如获至宝，以此作为攻击我话柄，实在是可笑之极！这个奴才对博友说，他在北京抄过别人的家，那他肯定也是造反派无疑。但是，仅仅是造反派，领导、参与造反，在整个文革期间，没有打、砸、抢、抄家、批斗老干部，没有违反党纪国法（仅有的一点点），文革结束之后，是不可能受到组织处分的，因为1982年中央整党，清理“三种人”的决定，已经说的明明白白，“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至于听从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众多青年学生是不负这个责任的，毕竟文化大革命除了军队之外，基本上工人、学生都参与了，特别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青年，血气方刚，对毛主席无限憧憬与热爱，毛主席指到那里，就打到哪里，如果说他们参与文革，参与造反有罪，那毛泽东更要负全责，毕竟文革是他老人家发动的，他老人家在中南海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然后严重违反党纪国法，打到了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

    所以，文革是一个考研人性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能够经得起人性的考验，是非常了不起的。父亲正是这样一个人，1976年批邓之后，县委真正追随四人帮的造反派认定父亲是“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一夜之间，我们全家离开县城，辗转来到北京二姥爷（母亲的叔叔）家。二姥爷是一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级别相当高，说出来得把“中国未来之命运”吓一大跳！在他的辖区内，我们全家度过了在那个时代极为安全、幸福的时期（中国的高干历来生活待遇极高，二姥爷政治待遇也不错，当年出入他的住地，没有介绍信是不可能出入的），正是这个时期，我在北京看到了打倒四人帮的欢乐景象，之后，县里边的四人帮线上的人全部被隔离审查，我们也平安地回来了。

    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父亲顺利地通过党的十二大“整党”，一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省委党校（当时县委只推荐了他们五位同志参加考试，结果考上三位），他们这一个年级一共四个班，包括现任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宋长瑞在内的近200名同学，其中很多人曾经一度是河北省党政各级战线上的骨干力量。父亲当时考上省委党校，学习极其刻苦，曾经写诗抒怀：

    半堂书室志不闲，潜心攻读马列篇。重睹繁华人更艳，休言已是到中年！

    诗并不很工，但是却表达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中年人对知识的渴求！

    父亲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于是加倍努力。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父亲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还认真学习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记得他回家给我们讲述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当时我听了这些名字都觉得很奇怪，但父亲却兴奋异常。两年党校大专学习，父亲的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省委党校曾经动员他毕业留校任教，县委因父亲另有重用没有同意。

    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县委党校校长退休的父亲（事业单位正县级待遇），在回忆从青年到中年的往事时，很是感慨，因为整个文革耽误了他们整整一代人。本来可以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但是，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使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斗争”，到老来，尽管中年其实还补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但是，比之于应该具备的基础来说，却差得很远。

    同样，我父亲的老师、我所在的马列部老主任马老师回忆起当年，感慨更为深刻：他们是1956年暑假入大学，在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还没到一年，就开始了“反右派运动”，之后，就是“大跃进”“大办农业”“大炼钢铁”实际上又瞎折腾了一年，紧接着就是1959年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参与“反右倾运动”，本应该1960年毕业，但是极端的困难，不仅没有上什么课，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马老师回忆，1960年初冬他回老家，用积攒了半年的粮票，给他父母亲买了6个馒头，那个时候的六个馒头，对于农民来说，简直就是龙肝凤髓！马老师自己舍不得吃，回家路上带着两个玉米面饼子，下了火车，已经有气无力，于是，在火车站北墙根蹲下，拿出一个玉米面饼子，掰开一小块，吃了，然后喝了水，过了一会儿，才有点力气，于是赶紧回家，因为火车站离他们老家还有三十华里的路程！

    马老师每次给我将这段历史，都很激动。他们上了五年大学，什么也没学到，读的是历史系，但是中国历史都没有能够好好学习一边，所以，他们的同学当中，有成就的很少。

    这确实是事实。

    我上大学的时候，河北师院历史系著名的学者，如享誉全国的张恒寿、胡如雷、王树民等老先生，都是建国之前或院系调整之前读的大学。再比如最近去世的季羡林、任继愈先生，这些老一代著名学者，无一例外都是建国之前的大学生。相对而言，建国之后，特别是极左年代培养出来的称得上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文科领域，几乎是凤毛麟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次次无聊、无谓、无意义的政治运动，除了早就一大批文盲之外，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学问家的！极左派可以找出一位文革造就的像季羡林、任继愈、胡如雷、张恒寿这样的学问大家？一位都没有！

    所以，从反右派到文革，整整二十年的瞎折腾，使得我们国民经历停滞不前。那个时代，粮食不够吃，城市吃商品粮的，干部29斤、工人31斤，其中细粮15--30%，粗粮85--70%，仅仅能够达到温饱。如果家里来了客人，那可就很麻烦了。记得当时我父亲母亲每月工资不过区区三十几元，虽然有永久加重自行车、上海手表、蝴蝶缝纫机、红梅收音机和煤油炉子等足以令县城一般家庭羡慕的生活条件，但每月仍入不敷出，生活拮据，二姥爷每次回家，留给母亲二十元钱补贴，我们都很高兴，那可是我们家三分之一的月收入！不仅如此，极左年代政治民主、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是大倒退，那个极左时期，中国没有法律，只有“公安六条”，一度砸烂公检法，没有法院；没有艺术家、没有哲学家，没有思想家，没有文学，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八亿人民八台戏”----八个“样板戏”；这个时期，没有学术，没有论文，郭沫若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其中漏洞足以让外国汉学家耻笑！这个时期，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样板戏剧本，看不到一本文学名著，直到1975年因为批判之用，才解放了《水浒》，内部发行《红楼梦》。书店里没有唐诗、宋词，我第一次接触唐诗，居然是1979年上小学三年级！

    这长达二十年的极左时代，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那个年代，搞什么集体合作化，农民谁都知道，“队长一打钟，干活一窝蜂”，大家在地里说说笑笑，就是生产上不去，一个工分才几分钱，到年底分粮食大家都开始愁眉苦脸了，家家户户一小布袋粮食，根本不够吃，谁家要是有自留地就好多了，自留地的粮食产量远远高于集体！广大农民，把自己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无偿支援国家建设，支援工业化，到头来，他们缺衣少食，没有布票，绝大多数农民都穿补丁衣服，买不起新衣服；他们的孩子上不起学，尽管学费低廉，即便经过农村特权保送上大学（工农兵学员），到了大学什么也学不到，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了“臭老九”；广大农民在那个时代，看不起病，没有养老金，低人一等，直到胡温时代，农民才有了报销50%的合作医保，今年据说农民也将具有养老保险，这都是改革开方积累的巨额财富给八亿农民带来的真正实惠！

    所以，每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谁要是非要从极左时代找出什么合理性来说，那他一定不是人，而是畜生！一切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正是从亲身经历的实际，对极左时代深刻地反思，到晚年，看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才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父亲，我父亲的老师马老师这些文革的过来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崇高情怀，完成了对极左时代的认识上的升华！

    不错，今天的改革开放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一点，一些党外的有识之士，如王晓阳先生等，认识的可能更为深刻，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科学发展观所论述的，以人为本，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除此之外，任何想走回头路，“复辟”文革、或者从文革中给现实政治寻求合理的药方都是荒谬的，因为历史是前进的，不是后退的，任何想把中国拉回文革，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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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二片君子兰 (http://gjyh-djm.blog.sohu.com/)
2009-08-11 0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