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田勇领到人生的第一笔“工资”：680元。“老板”是他的导师，而上班地点是其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广州某理工科高校的实验室。

    研究生一入学，田勇就开始在实验室上班，跟着师兄师姐给导师做项目，“工资”一月一发，多劳多得。田勇的一个师姐，由于参与的项目比较多，一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

    同样是读研，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研究生小静则没有这么幸运。学中文的她，选择了一个非常冷僻的研究方向，帮导师做项目，连补贴都没有。

    田勇与小静的差距，只是中国大学教授收入悬殊背景下的一个缩影。校园里，有人这样总结：“穷教授，学生请吃饭，过节凑份子送礼物；富教授，给学生红包，请学生吃饭。”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发现，高校教授的生存状态正展现多元图景：富教授财源广进，除基本工资外，还有课题提成、社会兼职等等，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者大有人在；而穷教授除了学校发的工资，其他收入微乎其微，要承担养家、买房的巨大生活压力。

    富教授豪车代步 穷教授发愁买房

    今年初，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尹晓光，在一次研讨会上称自己是3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开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一时舆论哗然，网友戏称其为“宝马教授”。

    事实上，在高校中，像尹晓光一样豪车代步的教授不在少数。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几所高校的家属区和院系办公地，在一所985高校里，仅宝马就有十余辆，奔驰、奥迪越野一类的豪华轿车也并不鲜见。

    即便在同一所高校的同一院系，教授之间的贫富差异也显而易见。

    就读于武汉一高校金融专业的小敏，在自己熟悉的两位教授那里看到了区别：两个教授一个教投资学，一个教政治经济学，每学期课时差不多，但却一个富一个穷。

    “教投资学的教授跟我们讲，有人开出年薪百万聘他去当基金经理，他都不去，你可以想象他多么有钱啊。”小敏说，这位教授开着辆奥迪A6，家里有两三处房产。

    相形之下，教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全无风光可言，甚至有些寒酸：住着学校的福利房，用着老款的手机，接送孩子上学的汽车长龙之间，他那辆28式自行车总是分外扎眼。

    华中地区一所“985”高校的赵铭（化名）教授介绍，自己所在学校，一般教授每年的工资收入是8万～10万元，最近几年里新晋升的副教授，年工资收入最低可能只有5万元。2000年以后，高校教师住房也由以往的福利分房逐步走向市场化，高校教授也要面对巨大的购房压力。

    不过，一年挣上几百万的富裕教授不在少数，他们在市里一般都有几处房产，有些人甚至还专门在北京购房。

    赵教授所在的学院，有位博导有钱而且很大方，学院的老教授过生日每次都是他掏钱组织庆祝，令他满意的博士生甚至可以经常用他闲置的私家车。

    在高校里生活，无论是学生或老师，都能感受到教授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却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这种差距有多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各种数据都不透明公开。

    长期在校园生活，这位专门从事高教研究的学者对穷教授富教授现象有着直观感性的认知，但在一所部属院校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依然让他震撼：所有教授的基本工资一样，基本工资之外的部分按照业绩点计算，一个业绩点每月发3000元（发1年），该校20%的教授拿不到任何业绩点，全校教授一年平均业绩点0.6，“最高的一位教授一年能拿到几十个业绩点，收入悬殊之大让人咋舌。”

    开公司、拉项目、校外兼职，富教授“生财有道”

    小淏就读于南京一所“211”高校，他说，学校里开公司的教授很多，“用自己的技术去办企业，学校以外的收入反而成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小淏就认识一位老教授，凭借所做项目，成为一家著名化妆品公司的老总，开着价值400多万元的兰博基尼轿车，在校园里常常引来围观。

    大学教授开公司早就司空见惯。众人熟知的种业公司隆平高科的持股股东之一是湖南农业大学教授袁隆平院士、山河智能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清华是中南大学教授、尤洛卡董事长兼总经理黄自伟是山东科技大学教授。

    而早在10年前，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廷壁因成功攻克卟啉铁工业化生产世界级难题，以技术入股，获得了红桃K集团10％的股份，一举成为荆楚科学家首富，资产过亿，轰动一时。

    科研提成也是大学教授的一大生财之道。

    武汉一所“985”高校的张教授透露，自己只知道每个月的工资加津贴大约是5000元出头，但基本上就是当零花钱，从来不去看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事实上，在其所在院系，教授们一般都不看自己的工资条，“这背后的秘密就是，做课题、接项目的提成才是教授们收入的大头儿。”

    张教授介绍，按照通行规定，纵向课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的提成一般都在10%左右，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可以高达40%。如果申请到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可以到手100万元，乃至数百万元，“科研还没做，自己就变成富翁了”。

    “考研热”、“考证热”催富了高校中的另一批教授。

    这些教授多与考研、考证的相关学科有联系，通过为相关的培训班上课获得大笔收入，知名教授讲一次课收费超过万元也早已不是新闻。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尚重生将高校中的富教授分为四类：

    一是“学霸”，现在大学的学科点如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都是学科点负责人制，学科点负责人实际上是一个自然人，他把学科的资源全部垄断，比如学科博士点的经费、命题、改卷、招谁不招谁、立项、出国、学术会议。

    二是所谓“权威”，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家的一些课题，是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是搞学术的，但由于各种关系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项目资源非常多。

    三是“学官”，亦官亦学，比如副校长是博导又是教授、后勤部部长是教授，这类人也很有钱，因为这类人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都有，并且可以把两类资源结合利用。

    四是大学教授兼职，去其他学院兼职或者在外当董事，有的在外直接有公司。另外还有一些人脉关系比较好的，能搞项目的，一个项目挣钱数以百万计。

    穷教授一般都没课题，没项目，主要搞教学

    研究生小龙至今记得一年前帮一位文科教授搬家时让自己震惊的一幕。

    教授家里的境况令人心酸，“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很老的彩电，桌椅油漆斑驳，还舍不得丢”，唯一让人能确认其身份的只有堆得满满一房间的书。

    这位教授喜欢历史文化，经常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也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撰写著作。可据小龙了解，这些都是教授兴趣所在，挣不到钱。

    “教授的职业看着光鲜，这个群体实际也有很多穷人，日子过得很窘迫。”尚重生教授对此颇有感慨。

    他分析，在高校里，没钱的教授多集中在基础学科以及无法市场化、不受社会重视的专业领域。这些教授没什么课题，也没有项目，以教学为主。

    而高校里，单纯搞教学的收入之低外界难以想象，“现在上一节课，三五十块钱，跟大学生搞家教一样。”

    一条新闻为此写下注脚：今年教师节期间，国内知名高校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要在今年消灭大学教师课时费低于30元的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

    事实上，课题经费的提成已成为近年来一些教授们致富的坦途，理工科需要大量的硬件设备投入，获得科研经费基数大，一个项目动辄数以百万元，同样比例的提成，远远高于一些基层学科和社科类专业。

    赵铭教授所在学校就流传一个故事：一位新闻系的老教授拿到一个省部级重点项目课题，开研讨会给研究生上课都要介绍一番，“那个项目经费其实就只有五万元，很多工科的教授们根本不屑一顾。”

    今年5月一次研讨会上，身兼3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道出了一个高校里众人皆知却无人言说的“教授尴尬境遇”——他把大学教师分在“金字塔”的各个部分，处于底端的是仅会讲课的教师，中间的是又会讲课又会拿课题的，顶端的是“学霸”和担任行政职务者。

    媒体报道称：已有11年高校教龄的尹晓冰是“70后”，3次获云南大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被某网站授予“2009经济及管理专业最受欢迎十大教授”。他告诉媒体记者，他用在教学上的精力约占1/3。

    这位手机号码有7个8的教授与同行交流时“善意提醒”，大学教师如果想顺着“金字塔”发展，做好教学是基础，但一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教学上，是“毁灭自己，照亮别人”。

穷教授VS富教授

一位大学老校长眼中的教授贫富

对如今的大学校长而言，年终总结时一年拉到了多少科研经费是重中之重

本报记者 雷宇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3日   03 版

    老校长搞了一辈子的教育，尽管退休了，但还一直关注教育，并且忍不住要发言。就在2009年，他还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痛斥“象牙塔的倒掉”。

    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这位耿直的老人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

    这次，看完中国青年报刊登的“穷教授VS富教授”的系列报道，老校长又有话想说。

    老校长说，改革开放前，教授们的生活基本属于温饱型，买一辆自行车，需要攒上半年工资。不同于今天高校院系之间、学校之间的收入差异，在当时，同一级别职称的教授收入基本没有差别。

    其时，所有人享受的待遇规则透明而简约——职称长一级，住的房子会大一点，每个月比别人多上10元钱。

    上世纪80年代，他任一所大学的校长，除了职务津贴之外，也没有过额外的收入。

    1958年，身在大连一所高校的老校长参与主持了全国第一台柴油机的自主研发。当时，这并不是国家的课题，没有经费预算，但老校长所在的院系与大连造船厂一拍即合。一批老师带着一个班的学生，苦干了一年多，各方想尽办法提供试验条件，终于研制成功，其间根本没人提过钱的事情，“就是想要争口气，因为国内没有呀！”

    曾经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老校长带着一帮大学老师从南方城市来到哈尔滨，帮助一个国有大厂技术攻关，整天吃着苞米高粱，没有菜，就到松花江里捞一种螺蛳，清水养上几天，放在饭里一起蒸，补充营养，一时成为工厂师傅们的笑谈——在当地，这种螺蛳专门喂鸡鸭。机器弄成功了，获得了国家科技大奖，近10人评上了教授，“也没想过要一分钱”。

    在老校长的记忆里，教授收入差距的拉大，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后，而且，主要拉开差距的恰恰是项目提成以及校外兼职的灰色收入。

    由此肇始的变化，让老校长不断地刷新自己对高校体制、对高校教师的既有认识和理解。

    1983年，老校长所在学校得到两个评选正教授的名额，一帮老教授聚在一起，一人一张纸，现场填写“你认为副教授中谁能上”，结果当场宣布，并报到省教育厅。哪像现在，要数论文、个人填写一堆表格。

    两相比较，老校长近几年听说的一件有关评报职称的事则显得有些荒谬。

    一帮副教授要评职称，英语好的一位没参加辅导班，一群平时根本不用英语也不会说的人，暑期突击苦战一个月，职称考试一一过关，唯独这位英语好的考了55分。

    “他们居然用应试教育的方式来考核大学教授！”

    教授们面临的远不止这些。

    这些年，院系有了创收任务，教授们有了压力，请客送礼、拿回扣开始司空见惯，甚至出现更出轨的事，而对于真正的研究，往往能交差就行，“有了对经济的追求，少了对学术的孜孜以求，其实就是‘逼良为娼’。”

    严肃的东西一下变得商业化了。院里一位研究生老是往外投论文，老校长有些奇怪，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在给为课题组出钱的企业代写。

    没有人看学术贡献、学术态度怎么样，只要能拉到项目能拉到钱就是有本事。

    随之而来的是，院系也开始没办法管教授了，要组织重点项目经常找不到人，对方往往一句话就堵得你无话可说，“你管我，年底的考核任务我怎么交差呢？”

    从两弹一星、牛胰岛素到今天突然热起来的青蒿素，都是几十年前的成果，今天的中国科学让世界记住了什么呢？

    老校长的观察是，重压之下，对于科研，一些教授没办法也不愿意精益求精了，硬骨头没时间啃了，容易完成的工作先做，“那些基础性的有风险的科研总是一放再放，最后谁会想起来呢？”

    今天的大学校长，年终总结时，一年拉到了多少科研经费是重中之重，也是对外宣传和对上级汇报的支撑数据。

    而20年前，这些还没有出现在这位昔日校长的字典里，那时，老校长关注的是教学质量的提升，是又多了几位名家大师。

    教学质量的滑坡近年来备受诟病，名教授远离一线教学即为一端。老校长刚退休的时候，那会儿教授如果不能给本科生上课，还是件不光彩的事情。

    但接下来的故事则让老校长有些恐惧。这些年，退而未休的老校长偶尔接些项目，总会有身边的教授“善意提醒”：成果给人家时“留一手”。请教半天才弄明白，人家办企业挣大钱，成果全盘托出太吃亏，如果留一手，到时候还可以再私下谈谈挣上一笔。

    这让老校长很不习惯，“这不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吗？”

    让老校长忧心的远不止这些。

    老校长所在专业有一名十分优秀的博士生，毕业后分到一个很大的企业，专业对口，很快做到企业里新技术发展部的负责人，对于自己设计的一个机械配件，在指定一家企业生产时，狮子大开口，结果被人录音送到了单位只好远走他乡。

    老校长对此非常惋惜，“一个好好的毕业生就这么毁了，他不知道市场运行的规律，只知道在学校里带自己的教授是怎么‘言传身教’的。”

    有时，老校长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老古董”了，“存在即合理，老说人家也不对”，但很快，他又觉得必须说点什么，“一味钻进钱眼中肯定害了教育也害了国家。在制度设计层面多考虑报酬的公开、合理总是应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