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quet文件查看:“四·五”的精神

“四·五”的精神
发布时间：2010-04-13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辛若水
（一）蒙昧中的忠诚
四·五的精神自然是和四·五运动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四·五运动呢？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自然是纪念周总理的，当然，现在已经被诠释为了反对四人帮。也许，这是因为四·五运动被四人帮镇压的缘故吧。四·五运动被四人帮定为反革命事件，但是随着四人帮的塌台，天安门事件就被平反了。实际上，我们在看四·五运动的时候，总不免与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四五与五四的颠倒，更是因为历史本身仿佛也走完了一个轮回，实现了一种颠倒。当然，四·五运动没有五四运动有名，也没有发生像五四运动那样深远的影响。虽然讲，历史的伟大事件总要出现两次，但四·五运动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翻版，因为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不一样的。五四的精神，是光耀千秋的，有的说它是科学的精神与民主的精神，有的说它是个性解放的精神，有的说它是启蒙的精神，还有的说它是反帝爱国的精神。但无论是什么样的精神，中国的现代文化总要从五四讲起。但是，对于四·五运动，人们就不怎么重视了。虽然刘小枫先生曾经比较过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和四·五那一代知识分子。但是，四·五那一代，无论就其文化素养、内在精神还是实际影响来讲，都是没有法子和五四那一代相提并论的。我丝毫没有贬低四·五那一代知识者的意思，因为四·五那一代所以没能取得五四那一代的成就，是历史本身造成的。五四的精神，人们已经讲得很多了，那么四·五的精神又是什么呢？用我的说法，就是蒙昧中的忠诚。整个的四·五运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忠诚，并且这种忠诚还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那就是还处于蒙昧状态。对于政治领袖的热爱、忠诚，并没什么错，但是在文革中，这种热爱、忠诚，恰恰证明了人们是跪倒在地上，匍匐在神像下面的。人们所有的只是忠诚，并且这种忠诚是集体的忠诚；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丝毫个性化的东西。人们只是泪浪滔滔，并且在泪浪滔滔中，个性还没有觉醒。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并且这个整体非常伟大。人们只是这一个伟大整体的一部分，并且是非常渺小的一部分。人们所传达出来的感情，可以说是空前的一致，不是人民爱总理，就是总理爱人民。在这种伟大和深沉的爱里，个体被完全的淹没了。人们是忠诚，谁也不会怀疑这一点，但这种忠诚，又恰恰说明了，人们还处在精神的蒙昧状态。在我们古代，就讲忠君爱国，讲忠奸之辨，而文革时代的人们，恰恰在感情上继承了这种忠诚。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所谓的忠君爱国，忠奸之辨，是有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存在的。即便在古代，人们也知道所谓的“愚忠”，“文死谏，武死战”，是不对的；但是，在四·五运动中，我们没有看到人们对这种愚忠的积极的扬弃。蒙昧中的忠诚，恰恰证明了发生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较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大大地倒退了。这种倒退，是非常可怕的。问题只是，这种倒退，是文革造成的么？虽然不能说是，但文革是难辞其咎的。如果四·五的精神，只是蒙昧中的忠诚，那这种精神就没有发扬的必要。而且，不只没有必要发扬，恰恰是应该扬弃的。忠诚，没有错，但蒙昧就不对了。我们应该冲破精神的蒙昧的。如果细细分析四·五的精神，那就会发现，当时的中国人确实需要一次新的启蒙，需要一次人的发现，需要一次个性的解放。也可以这样说，四·五的精神是有内在缺陷的，因为愚忠、忠奸之辨，这本是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在当时大行其道，不正说明封建思想的毒害么？人不应该匍匐在神的脚下，个体不应该淹没在群体的汪洋大海。在八十年代，所以要重新点亮启蒙的火炬，不就是为了重新发现人，发现人的个性，发现人的价值，发现人的意义吗？如果人只是大海之一滴，把所有的价值都放到集体的事业中，那他还能找到自己的存在吗？四·五运动，是群体性的事件，在这里只有忠诚与泪水，只有花圈的海洋，却没有真正的个性。实际上，我们很难面对这一点，四·五运动较之五四运动竟倒退了。但是，这又是基本的事实。四·五的精神，已经无法在我们心中唤起什么；因为我们早就冲破了蒙昧。
（二）深切的悲悼
我曾经讲过，中国文化有非常深刻的悲悼意识。当然，这悲悼意识在悼亡的时候非常有用；但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悼亡，无论是个人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集体的“山河落泪，四海同哭”，似乎都无法和四·五运动相提并论。其实，四·五运动也可以叫做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可以说是文学史的奇观，虽然它在文学上是非常拙劣的。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钞》，我是念过的，我所感受到的也只是那种深切的悲悼之情。可以说，里面的大部分诗歌采用的都是旧体诗词的形式，并且不合平仄，这似乎证明了由五四所开创的新诗，并没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生根，反倒是旧体的诗词更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诚然，天安门诗歌运动中的诗词，大部分是没有文学价值的，它们只是充当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是，它们却反映了非常深刻的一点，那就是中国人的觉醒。中国人已经不再接受命运的摆布，不再畏畏缩缩，不再逃避隐忍，而要起来进行反抗，争得一个美好的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无所畏惧的抗争，标志着中国革命的真正成功。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我认为这一点，才是最为深刻的。虽然从个体解放、思想启蒙的角度讲，四·五运动较之五四运动倒退了，但是，在四·五运动中，作为大写的“中国人”却真正觉醒了，这就是中国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中国人是在深切的悲悼，四海的痛哭中觉醒的。人们为什么会那么深切地怀念周总理？这原因当然是很多的。我觉得，最主要的还在他的人格魅力，他用全部的生命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只有在诸葛亮与周总理那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不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当然，诸葛亮所忠的不过是“先主后主”，并且这种忠，在很大程度上是愚忠；但是，周总理所忠于的是人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周总理是唱着《国际歌》走的，这在完全没有信仰的人们看来，也许无法理解。但是，最好不要“昆鸡常笑老鹰非”吧。虽然有许多人在诋毁大公无私的人，但是，大公无私毕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且它也必然唤起大多数人的景仰。周总理死后，联合国为之下半旗，这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例。当时，联合国在解释的原因的时候，只讲了两点，一、中国有十亿人，但是周总理没有自己的孩子；二、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但周总理在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这两点，所显示的就是人格的魅力。对于这样的人格魅力，就是漠不相关的人，都会为之折服，更何况他所热爱着的人民了。其实，人们最深厚的感情也是需要交换的；周总理用自己的鞠躬尽瘁换来了人民的爱戴。也正因如此，周总理也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神话。人们用眼泪与花圈创造了这个神话；所以，这个神话永远不会破产。不仅不会破产，它还会成为一个明镜，映照千秋万世的人们。据说周总理死后，有位青年拟了一份周总理的遗嘱，这虽然滑天下大稽，但毕竟反映了人们最为深厚的情感，并且，这种深厚的情愿，很快就服务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有了四·五运动，我们就可以说，眼泪也是一种武器。四·五运动，确实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经历了伟大历史的人，都知道眼泪是没有用的；但是，人们又往往在利用眼泪。刘备整天哭的跟个泪人儿似的，但却赢得了民心。如果要说眼泪的用处，那也只是民心可用。我们中国有一个政治理念，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有谁赢得了民心，那天下就是谁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对，天下并不是哪个人的私有之物，它曾经是、现在是、将来是、永远是万民的天下。人民对政治领袖的无限崇拜是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诚然，这种无限崇拜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但是，我们毕竟是要从无限崇拜中走出来的。当然，谁也不会怀疑那种深厚的感情，不仅不会怀疑，而且会视为神圣。但是，人类的历史，不可能永远都是神圣的年代。而告别了神圣的年代，那就将意味着走入了一个凡人的年代，也可以说是后英雄的年代。有了英雄，并且崇拜英雄，这已经说明了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是，我们也只有揖别了真正的英雄，才可能作为真正的自由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三）忠奸之辨
实际上，在文革中，人们习惯的思维还是忠奸之辨、忠奸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总理自然是大大的忠臣，而上窜下跳、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则是大大的奸臣。奸臣虽能猖狂一时，但终究会被忠臣压倒，这叫做邪不压正。周总理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很类似于杜甫所讲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是，人民却在进行着周总理未竟的事业，四·五运动即是明证。有个说法，叫做“斗敌容易斗奸难”，这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对敌斗争虽然是你死我活，但毕竟阵线分明，所以就容易取得胜利。但是，斗奸就不那么容易，因为奸臣是混在人民内部的，很难识别。我们知道，保垒总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这奸臣，就是隐藏在内部的第五纵队。“四人帮”，当然是奸臣，而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相比，也丝毫不逊色。他们是十足的害人虫，只有清除这样的害人虫，中国才有希望。但问题只是，这样的害人虫，为什么可以在文革中肆意施虐。要知道，四人帮是打着文革旗号的，而文革又有着最为崇高的动机。这崇高的动机恰恰掩盖了四人帮卑劣的行为，当然，在四人帮本身，连这崇高的动机，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他们追逐的是权力，他们早就被权力腐蚀了心灵。在他们，自然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所以，他们为了那点权力，就不惜祸国殃民。可以说，文革的崇高动机，只在毛泽东那里存在，至于林彪集团、四人帮，他们的良心可能已经丢到爪哇岛去了。“四人帮”自然是倒行逆施的，我们所以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成王败寇，而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民自然是要起来的反抗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和其他时代是不一样的，其他时代的人民，可能畏畏缩缩，明哲保身，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却是最敢于也最善于斗争的。四·五运动虽然延续着古代忠奸之斗的模式，却拥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在古代的忠奸之斗中，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并没有觉醒，人们仰仗的还是忠臣的智慧和力量。但在四·五运动中，人民群众是真正觉醒了的，并且发挥了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古代忠奸的标准和现代是不一样的。古代的忠是忠君，也只有在忠君的前提下，才谈得上爱国，但现代所谓的忠，则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我觉得，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应该是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忠奸之斗的结果，自然是很清楚的，要么是奸臣猖狂一时，忠臣冤死；要么是奸臣伏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可以说忠奸之斗，并不总以忠臣的胜利以告结束，这是基本的事实，岳飞冤死风波亭，不就是明证么？忠奸之斗，从本质上讲是伦理主义的；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往往处在冲突中。历史主义是高于伦理主义的，所以伦理主义往往为历史主义所压倒。黑格尔不讲么？人的私欲推动历史的发展。这话，当然让伦理主义者不高兴，但却又是基本的事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忠奸之斗，却忽略了最为基本的一点，即是忠奸之辨，也就是何所谓忠臣，又何所谓奸臣。中国古代的一位权臣，好像是秦桧，非常精彩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秦桧罢相的时候，他对皇帝说，陛下啊，老臣要走了，你可要分清忠奸啊。皇帝便问了，那这忠奸怎么分呢？他说：“凡是说老臣好话的，那就是忠臣；凡是说老臣坏话的，那就是奸臣。”我们所谓的忠奸之辨，在这里竟是如此滑稽。所以，传统的忠奸之辨是靠不住的，我们应该超越忠奸之辨。我觉得，用忠奸之辨来讲四·五运动，一方面是准确的，另一方面也不怎么科学。说它准确，因为传统对人们的影响太深了，正所谓死亡先辈们的幽灵像噩梦一样笼罩着人们的头脑；说它不怎么科学，因为四·五运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忠奸之辨。当然，这种超越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表现为人民群众的觉醒，忠诚有了新的内涵。但是，对忠奸之辨真正的超越，有赖于思想的启蒙，个性的觉醒。四·五运动所欠缺的东西，正是五四运动所具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五运动需要五四精神的回归。忠奸之辨，这个问题太传统了，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忠诚，而只是，我们不再强调这种忠诚，因为我们的个性已经觉醒。
（四）思想的启蒙
四·五的精神中，并没有思想的启蒙。因为蒙昧中的忠诚，才是四·五的精神；但这一点又恰恰说明当时的中国人重新需要一次思想的启蒙，而这次思想启蒙的目的就是冲破蒙昧。什么是蒙昧？蒙昧，也就是人们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康德曾经进过，启蒙就是让人们从不成熟的状态下摆脱出来。匍匐在神的脚下，完全没有个人的价值，这算不得成熟。我们对文革中的造神运动是记忆犹新，“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虽然只搞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成为千秋笑柄。对于人们最忠诚，最深厚的感情，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去怀疑，但正是因为这不怀疑，反而说明了许多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最神圣的感情导致最荒唐的行为。可以说，整个的文革，就是人们进入了历史的圣殿。我不只一次地讲过，人不可能永驻圣殿；而人们离开圣殿就需要思想的启蒙。思想的启蒙所要确立的是人的价值，而不是神的价值。为了确立人的价值，所以不免要恭恭敬敬地把人们心中的神像搬走，于是便有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们现在已经普遍地认同，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当然也有折衷，说毛泽东是人中的神，这大概也不谬。即便抛开神圣不讲，毛泽东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毛泽东对中国，对世界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就是今天，他也活在我们的心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确实，无论赞叹还是批判，无论激赏还是反思，毛泽东都是一个经得住反复研究的对象。许多人对毛泽东的指责，往往只是显露了自己对历史的无知以及见识的浅薄，甚至人格的卑劣。就个人来讲，毛泽东并不是完美无缺，但是，他的人格魅力却足以吸引一代又一代的人，把目光久久地注视在他身上。我讲过的，中国革命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性格；而毛泽东，就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简直无法想象。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八年抗战，再到解放战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十年文革；可以说，毛泽东在中国历史最波澜壮阔的时代打下了自己鲜明个性的烙印。如果这样的人，不能成为神圣，那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神圣呢？但是，历史不可难能永远地停留在神圣的毛泽东时代。而人们也会从狂热的造神运动中清醒过来。毛泽东把中国的历史带入了圣殿，而走出圣殿，却要靠人们自己了。能够埋葬神圣的，也只有人们的眼泪。眼泪过后，思想的启蒙就开始了。活在神圣年代的人们，大抵都是赤子的。圣人总讲，不失其赤子之心；毛泽东成功地让大多数人成为赤子。但是，赤子，毕竟是人类的童年时代；而人总要成熟，总要长大。古老的民族焕发了青春，这并不错，但它同样要成熟，要有自己自由的思想。可以说，思想启蒙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它既不同于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也不是由后来的四·五运动导致的。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虽然有个性解放的色彩，但最主要的还是唤醒中华民族这个整体。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则是在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早已觉醒，并且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提下，重新唤起个性的解放。李泽厚所讲的：“救亡压倒启蒙”，虽然在世界的历史上，并不带有规律性，但却是我们中国现代史的事实。正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在救亡早已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新点亮启蒙的火炬。可以说，思想启蒙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封建，尤其是思想上的反封建。在知识分子的眼里，文革就是封建主义的复辟；但是在西方一些学者的眼里，文革则是中国的工业革命时代，也可以说是文革造就了后来改革的对象。当然，这两种观点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讲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复辟，那它就是反现代化的，但事实似乎又是文革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可以说，就是在文革时代完成的。那么，这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能不能统一呢？我看是可以的。讲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复辟，所着眼的是文化的精神及它所采用的手段；但是，与之并行不悖的却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所以，从经济基础分析一个时代，与从知识分子的梦想去分析一个时代，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知识分子的苦难应为我们所同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为他们的梦呓欢呼。
（五）向五·四的回归
其实，四·五运动必然导致向五四的回归。而所谓的回归五四，也就是向个性解放的回归。四·五运动表现的是集体的感情、民族的感情。在集体与民族的汪洋大海里，我们听不到个人的声音，更找不到个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作为人民的一员，深切地悼念周总理。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相似；当然，我们可以赞扬那个时代的人民，那个时代的精神；但是，那决不会成为我们追求的终极。既然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已经觉醒，那为什么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不应觉醒吗？觉醒的中国人往往是沉浸在政治中的，并且以政治价值为惟一的价值；而实际上，这也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影响。但是，当救亡已经无可争辩地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重新找回启蒙，重新找回个性呢？当然，作为个体中国人的觉醒是以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觉醒为前提的；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觉醒。整体中国人的觉醒，赢得的是民族的尊严，而个体中国人的觉醒，要确证的是个体的价值。个体的人究竟有没有价值？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不证自明了，个体不仅有价值，而是这种价值具有无可争辩的神圣性。个体的自由不应该成为伟大事业的牺牲。因为伟大事业所要真正确保的就是个体的自由。没有个体的自由，那伟大的事业就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伟大的事业太伟大了，以致于我们付不起伟大事业的票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是一切人自由与发展的条件；这话在反复为人征引，仿佛人们已经忘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来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确实过时了。但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却成为了永远的希望。什么叫做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呢？首要的就是有个性，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个人决不是集体事业的螺丝钉；把人当做螺丝钉，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克服这种异化，成为独立自由、有自己个性的人。许多时候，我们爱把个性解放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比较一下，这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较之封建主义的专制、强权更带有进步性吧。我们是从封建的古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在理论上自然要先进许多，所以我们要批判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用什么批判资本主义呢？用封建的专制、强权来批判吗？这显然是不成的。我觉得，个性解放，并不具有阶级的属性。个性解放本身就是人的觉醒。人的觉醒，是带有普遍性的，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作为人觉醒了，那无产阶级作为人就不会觉醒。我们指责资产阶级是以全人类的名义，表达的自己这个阶级的思想；但是，无产阶级，不同样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吗？说实在的，资产阶级作为人的觉醒是早于无产阶级的。我不是说，以人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我只是讲，人的觉醒是带有普遍性的。当人成为集体事业的螺丝钉时，他的个性觉醒了吗？没有觉醒的；但是，他又觉得做螺丝钉非常崇高，非常神圣。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就是因为集体的人觉醒了，个体的人没有觉醒；神性觉醒了，但人性没有觉醒。个体的人的觉醒，人性的觉醒是非常紧要的。我们知道文革是向人性宣战的，也正因为要向人性宣战，所以人性本身才会千疮百孔。其实，即便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人性本身也很难得到改变；岂不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觉得，人性只能培育，而没有法子用火与剑改变。做驯服的工具，是很可悲哀的事情。人怎么能够成为工具呢？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只能是目的。工具并且驯服，这难道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就更值得期待了。对于个性解放，我们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能的。五四时代讲个性解放，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讲个性解放，而这中间的60多年似乎白走了。但并没有白走的。五四时代，想用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唤起救亡；而八十年代，则要救亡早已胜利的情况下，重新唤起个性解放。我们要面对的是，四·五运动、四·五精神中，并没有思想启蒙，个性解放；它们最灵魂性的东西还是蒙昧中的忠诚。忠诚，是好的，而蒙昧却会在思想启蒙中被冲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