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数字代表的含义:从修身养性抵达“道”的自由境界

从修身养性抵达“道”的自由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母题初探

摘要信息：儒、道、释都讲修身养性,都追求着“道”的自由境界，即使其方式和途径各有不同。这一生命的至上的“道”的境界，包括了智力、意志、美感的圆融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中，认为这才是真正健全的人类精神。人的最高修养，人的最高的精神境界，“道”的自由境界，是修身养性的最至上的成效。儒、道两家都讲“道”，归结到“道”上，生命是道的内核，道即原初的生命，亦即永恒的生命，同样也是本然的生命。按庄子的说法“于大不终，于小不遗”，能够“大包无穷，小入无间”，这就是“道”的无限，“道”的自由，容融天地万物于一体而“游心太立”，是为“逍遥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先哲们追求“道”的思想，燃起了生命的新的火焰，实现了人们不能满足的愿望。“道”是自然，“道”的自由境地无所不包，生命可以抵达它，却不能支配和主宰它。中和是天下万物共同的自然本性，追求“道”而得中和，是此天地便各安居其位，万物也依其本性而生长了，也就达到了生命至高的自由境界。自然社会孕育了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引向痛苦和灾难，人类也就开始了自我拯救与完善的漫漫征途，“道”的自由境界，永远在人类风景的第一站，人类不懈地追求着它，并由此走向避难所。

关键词：修身养性 道 儒 释 自由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三足鼎立，而皆有一个共同的潜在母题，那就是：从修身养性抵达“道”的自由境界，亦即到达生命最至上的自由境界。但因为儒、道、释其本身的内在旨归与要义各有不同，所以由修身养性抵达“道”的自由境界，其方式和途径亦各各不同。

（一）

美丽富饶而又狂暴残酷的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同时，它又是人类死亡和灾难的温床。生命体养育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同时也会被严酷的自然威胁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所抛弃。

人类面临着选择，面临着自身的拯救！

在这浩瀚宇宙之中的每个自我，每个小小的宇宙，是整个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大宇宙的中心，由于她，世界才存在，才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虽然先哲柏拉图力证现实并不是真实而只是真实的影子，海格德尔也认为现实的真实只是隐藏着的东西，世界存在的现实意义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真实的影子、假象和片断。但中国传统文化都与之大不相同，这是一种使现实的真实圆融于人类自身不懈的追求和自我拯救中的努力，它要把被歪曲和掩盖着的真实发掘出来，创造它更具价值的东西，并使全部生命得以复活，从而在修身养性的自我完善过程中，抵达“道”的自由境界——生命的自由境界。

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而顺应这种运动变化，是人自身的修身养性。不懈追求，达到儒家所谓“中庸”“中和”或“中正”（亦道家所谓“天和”“天倪”或“天钧”）的理想结果；在事物发展的“相荡”“相摩”、“物生有两”的两极情境中相互否定又相互保持，经过扬弃而不断完善统一自身。面对浑沌无涯的宇宙，中国古代先哲们深信“修身养性”就是通过合情合理的自身及外界的调节、控制，有效地挣脱众多两端现象（“物生有两”为物自体两极极端情境，其现象往往相互矛盾，譬如两极价值评判，好与坏、美与丑、凶与善……）的困惑，达到至美至乐的人生境界。这一生命的至上的“道”的境界，包括了智力、意志、美感的圆融合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中，认为这才是真正健全的人类精神。

儒家文化，自孔子到孟子、程朱理学，甚至到今天海外新儒学派俱认为这健全的人类精神就是有道，就是合德，就是大美。这种精神的充分自觉，就是一空依傍的自由境界的出现。所以《礼记·中庸》中说：“不勉而中，不民而得，从家中道，圣人也。”实则超越了物我两端的神秘性而求“中庸”之至美。这一点，道家更有发挥，《庄子·田子方》说：“无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家，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超越了时空限制，其“至人”亦即儒家之“圣人”。其间对健全的人类精神所包含的概况是“诚”、“至诚”或“精诚之至”，所以《礼记·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心与明白之间，参合了天性之教化，有至诚之心，则能明白圣人之道，这样就可以和天地鼎立为三了。实质上，这乃是指人的最高修养，人的最高的精神境界，“道”的自由境界，是修身养性的最至上的成效。

针对这“道”的自由境界的认识与达成，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知行合一”与“情理通达”的观点。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中国式的神秘所表现出来的思辨色彩，其特点是对于“道”的自由境界的认识过程决不驻足于理性思考，它还要由此继续向前推进，推进到复归于感觉，在感觉中又以直觉为极境，譬如《吕氏春秋·博志篇》所叙：

盖闻孔子墨瞿昼讽诵习业，亲见文王，周公旦而归焉，用志如此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直觉性的认识状态。盖道家之谓“入守乎其内”而“游刃有余”的境界，理性的高度升华而变成了无拘无束的直觉，人类精神就获得了高度自由的心理体验。正是《礼记·中庸》所言：“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亦《庄子·天地》说的“目击道存”、“神之又神”，结合儒家复古倾向与道家返朴归真主义来看，这是把感性体验结合历史经验，把遥远古代的“圣人”或“真人”当作自己理想的象征物，永远的放置在人类风景的第一站，企图以其为路标，指引今人的前途。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行合一”与“情理通达”论，初步对“道”的自由境界作了探讨，在认识论上落脚在由理性的认识复归于直觉的认识，好似转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地，这正印证了《论语·正义》中一段话：“三者水顺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此则天地之大理，阴阳往来之义也。”在善中产生中和；中和至极点就是凡事优游不通，好像又回到了最初的混沌。这“中和”即“夫道未始有封”、“不闭其久，是天道也”，亦庄子所言“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正是道家所追求的浑浑融融的境界，美的境界。

那么什么是“道”？翻开历史，儒、道两家都讲“道”，并因之而产生“道”的许多别称，《易系辞早》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联系“气化论”，《孔疏》有言：“以数言之谓之一，以体言之谓之无，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谓之易。”由此论及“道体”本是一团元气，是“太一”，是“大化”，是“空瓦”……。它超越时空限制，具有独立自足，独往独来，不可穷尽的特点，它在其性状上象一个圆。人在什么时候了解了这个圆，就在什么时候与道体为一，从而进入了自由境界。

但这种自由境界实质上与传统的神秘主义观合流，认为就人的知识修养来说，从最初的无知（愚）到后来的知（“不愚”），再向前发展，好像又回到最初的无知（“为愚”）（后来的佛家所言“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依旧是山”境界有惊人的相似）。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从最初的“无关心的和谐”（朴）到后来的利害冲突，经过合理的调节，消除了这种冲突；而彻底的无冲突，又好像回到了最初的“无关心的和谐”（“返朴”）。粗表看来，似乎追求“迫”的自由境界的结果，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并无进境，其实不然，这追求及抵达的结果，已与原起点有了本质上的不同。正如禅宗所谓“看山水是山水；看山水不是山水；看山水仍是山水”三境界一样，经由一圈生命追求的历程之后，回到的“起点”正是深蕴了生命的提升，在此境界中，已达到了生命与宇宙的中和、至美、至善、至真的至高境地。

中国传统文化观力证凡物皆有精粗，体用之别。《庄子·天下》中写道：“以本为精，以物为粗。”《集解》中亦说：“成云，本无也；物有也。”用“无妙道”，为精；用“有”为事物、为粗。“气化论”亦认定“气”民有精粗体用之分，精者为“道”，粗者为“气”；“道”为体，“气”为用，离“气”无“道”。宇宙万物得“气”者运，决“气”者止；得“道”者生，“失道”者死。其间实质是对生命的思考。归结到“道”上，这生命是道的内核，道即原初的生命，亦即永恒的生命，同样也是本然的生命。所以《管子·内篇》论及永恒的生命云：“气道乃生。” “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所以《周易》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德经》亦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庄子的说法“于大不终，于小不遗”，能够“大包无穷，小入无间”，这就是“道”的无限、“道”的自由，容融天地万物于一体而“游心太立”，是为“逍遥游”。

（三）

中国传统文化所论及的生命，从“道”的意义上讲属于一个不断探求的母胎，是意志和愿望的主体，是寻求无限幸福、陶醉、恍惚和满足的火焰。“生命总是以创造出更好、更多、更美、更大、更强有力、更有价值的东西为目标。生命就是运动，就是变革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使之耀然生辉，圆融合一，它要超越现实，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感所不感地预示出来，从而天、地、人三才一体，则物我同一，心、意、俱到达至上的自由境界。

基于此，中国古代先哲们提出了各自抵达“道”的自由境界的方式和途径，相通之处都是从“修身养性”出发，在到对自我的拯救、完善，从而完成生命的至高提升。

这是“修身养性”与生命的自我超越合流。生命要不断地超越现实。“它如同埃及神话中一只朝看前所未有的不允许的，被拒绝和否定的，未知和不可能的世界展翅飞翔的不死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先哲们的“道”的追求的思想，可以说是燃起了生命的新的火焰，实现了人们不能满足的愿望。（虽然大多流于精神上的自我麻醉），一瞬间，奇迹得以实现，无望之事成了可能，天地神主，舍我其谁！（阿Q言，我想什么是什么，我说谁便是谁）梦境的辉煌，似乎都已实现……“它象持着阿拉丁神灯那样，使人人都能各显神通，人人都可以超越时空，成为奇异舞台上的导演，演员和观众。”这便是极端“自由”的境界了。

但实质上，中国古代先哲们的看法，说法都严肃、正经得多。通过“修身养性”可以得道，儒家认为得道即可以为圣，道家认为得道可以成仙；圣人和仙人当然都是极其自由的，他们超越了时空，进到无限之境，“道”是美的，仙人与圣人也是美的，因得道而美，所以是一种大全之美。

然而如何达成这一种“大全之美”的“道”的自由境界呢？中国古代先哲进行了各种探求……。孔子率先创造了“仁学”，基核心内容是“爱人”，以证“修身养性”如何才能完成自身的拯救与超越。他认为一个人“修身养性”，应该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间包含了三个层次的预期。诗有闪义，本于性情，其内容重在美治创乱，因此可以感奋人心，开通情志，于是诗教成为人格修养的第一个层次，礼是人的行为规范，饮食衣服，动静居处，容貌态度，由礼就会表现和节而又文雅，可见学礼可以立身处世。于是礼教成为人格修养的第二个层次，音乐也是本于性情，其作用在于调节人心，使之达到合目的和谐，从而发之于外能使人的言行自然容合度。于是乐教成为人格修养的第三个层次。经由这三个层次，基本的人格美也就达成了。不仅为此，《礼记大学》更是谈到了人自身的修养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此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扬格而后知至，知到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公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与自我修养的三层次相结合，修养从自身到整个天下，大小宇宙俱追求达到一种“正”“平”“格物”的“道”的自由境界。在此过程中，“诗教”是改造人类自身粗朴的性情；“礼教”是使人类自己的行为理性化；“乐教”则是使人类自身的性情处于情理交融之中，最后转为知行合一，自然而然地达到进退自如，无可无不可的“道”的自由境界。

中国儒道两家都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都把自由境界作为美学及人自身修养的最高要求。儒家讲中和之道，主张在“物生有两”的两端中“修养”——作合情合理的调节，希望以治防乱，以理发性和仁爱去缓和甚至消除，每一个社会都可能受到的两种相对立的危险的威胁。在约束中求得自由，又在自由中求得约束，是谓中庸之道或中和之美，所以《论语述而》说：“士志于通，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要求在修养自身中，端正心态，阐明了这自由与约束之间的涵义，《礼记·大学》之所以说：“所谓修身在其正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乐；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正其心，所孔子之谓以求中和，这时之“正”与孔子“中庸”似显矛盾，但实质上结合孔子之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来看，本质上都是为求得一种“仁”的境界，只是语言使用的情境有别黑了。

孔子“仁学”所要求的自我修养是“克己复礼”，他说：“克之复礼为仁。一日克己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方法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中和之美，由此，孔子就自己一生划分成了六个“修知养性”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即便不加任何约束，随心所欲去行动，也不会超出规矩洁度，是道德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虽笃信天命，而他不断的追求所到的“道”的自由境界，可说是儒家第一人。难怪后人叹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而回膛若夫后矣！”

（四）

孟子接过孔子“修身养性”的标帜，继续探求抵达“道”的自由境界的途径。孟子以“气化论”为基础，认为人心能够与天地交相往来，能够认识天地，从而改造天地；能够认识自身，从而改造自身，他说自己“善养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在中国古代先哲们看来，蓄之于内就是一种刚正不阿的品格，而扬之于外就是一种鼓荡于天地之间并且能够征服一切的人的风格显现。孟子强调修养自身要重义，要有赤子之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即“圣人”，亦即经由修身养性而抵达“道”的自由境界的人。孟子主张“兼爱”，以完备修身养性，他说：“君子所心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由此修身立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必，所以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本着自然规律，顺科其性，不懈地探求，自我完善，故孟子又言：“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补充说：“万物皆各于我矣，仅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而自我修养，必要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为此而已矣。”以此达到生命提升的自由境界，就于人己有至大之乐，“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雄才面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抵达了“道”的自由境界，也就“仰俯不愧于天地”了，何其乐哉！

孟子更其认为修身养性以达生命自由，基必首先清心寡欲，则万物于已可收。“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达乎自己则可心身与天地和，游心太玄，儒家在修身养性过程中，可见也是主张“游”的，其目的在于为了使人的心灵在芝碌的人世间能够在某种情况中获得某种安顿。

道家更主张“游”，不过道家的“游”，为的是追求不带任何条件的快乐，而要真正获得这种欢乐，游者必须先要具备自由的精神，倘若不具备自由的精神，那么“举此皆浊我独清”到什么地方去“游”？众人皆醉我独醒，又同什么人去“游”？屈原的牢骚与庄子的逍遥，区别正在于此。庄子认为，人一旦具备了自由精神，那就所游皆是，无往而不适；反之，则所游皆非，到处碰壁。只有具备了自由精神，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得其大首”“抱一为天下式”，在此过程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墨，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成，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别无割。”是自由中有约束，约束中求得妙用无穷的境地。“婴儿”“无极”二朴正是“道”的自由境界。“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欲之于江海，“道”是自然，“道”的自由境地无所不包，生命可以抵达它，却不能支配和主宰它。是以道家亦主修身养性。极言“知足之乐”亦力行以“弃圣绝智”而到自由的“逍遥游”境地。“人之道为而不争，以不其争，故天上莫能与之争”，“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达到与道同一的乐感大和谐，并且在此意义上实现生死的超越，“圣人之道，吾犹守而告之，三日后而能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这样的修身养性，超越外物，超越自身，超越时间，超越死生的人生境界，即是“得道”，同时也体现为“真人”，“圣人”那样的“绝对自由”的理想人格。（参《生死享乐自由》第三章“生与死”）

庄子正面提出了能儿逍遥游的理想人格是：“至人无亡，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如何修身养性，做到这“三无”呢？庄子又提出了“心斋”“坐忘”，力主使精神超然于物外以保持绝对的安宁，才能抵达生命最至上的自由境界。

儒道两家，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都力主经由“修身养性”的自我拯救、完善，抵达“道”的自由境界，生命的自由境界，诚为《礼记·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下万物共同的自然本性，追求“道”而得中和，是此天地便各安居其位，万物也依其本性而生长了，也就达到了生命至高的自由境界了。

《易经》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自然社会孕育了人类，同时又把人类引向痛苦和灾难，人类也就开始了自我拯救与完善的温漫漫征途，自由“道”的自由境界，永远在人类风景的第一站，人类不懈地追求它，走向避难所。“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黑格尔 哲学批判》导言)终于，从“修身养性”抵达“道”的自由境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