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刘国梁的冠军之路:软财富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1:40:13
财富的觉醒 软财富观
财富思想革命
几百年前，面对西方轰轰烈烈的硬财富革命，中国人却长期固守着天圆地方的时空观以及“土里刨食”的生态财富观，结果造成国力衰退、人民贫困。如今在这个软财富时代，多少中国人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农业财富观和物质（硬）财富观的束缚？如果不破除这些落后的财富思想，如果不尽快发动一场软财富思想的革命，我们的国家就会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处于被支配地位，我们的企业创造财富的效率就无法飞跃，我们的家庭财产就很难保值增值。
告别陈旧的财富观
忘记财富自然论
传统的基督徒家庭在吃饭前总是不忘记先进行祈祷说：“感谢上帝赐予食物”，然后一家人才开始吃饭。怀着感恩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种值得尊崇的宗教态度，也反映了一种古老的财富思想来源，那就是财富自然论。
财富自然论认为财富是天然存在的，它主张地球上的财富本来就存在，比如石油、煤炭、矿石等并不是因为现代社会人类知识水平提高后才存在的，而是早已存在，人类只不过把这些早已存在的财富通过自身劳动转移出来而已。
在传统经济学里，也能找到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价值决定论，那就是“稀缺性”。如果所有的财富都是自然决定的，那么越是稀缺的商品就越值钱，比如珠宝；而不稀缺的东西，一般就不是财富，比如水和空气。
在长达数万年的原生态财富阶段，财富自然论曾经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人类财富来源。那时候人们除了在森林和草原中寻找天然的果实和猎物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生产活动，似乎所有的财富都是自然存在的。
生态财富和硬财富革命之后，仍然有人坚信财富是天然存在的，并且用地球守恒定律等对这种理论进行改造。这种经过现代人改造的财富自然论把“潜在的财富”或者“潜在的资源”当作财富，显然不符合财富定义。
2004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因此很多南美、非洲、中东和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者，赚了很多钱。然而，2008年8月份开始随着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跌，上述国家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迅速下滑。就算短时期这些国家的资源不会枯竭，依靠“神赐”的自然资源也不可能长久致富。
只有到了软财富时代，人类软财富的创造过程可以完全摆脱自然资源，这才彻底否定了财富自然论。谁还坚持这种过时的财富观，财富就会离他越来越远。只有软财富创造者才是长胜不败的富人。
告别农业财富观
公元前4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在其《经济论》和《论税收》两部最早的人类经济学专著中提出，人类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他形象地比喻道：“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处于垂危的境地了。”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柏拉图也认为国家应该从农业中取得收入，而且只有从农业中取得收入，才不至于把财产的本来面目抛弃掉，在柏拉图的传世之作《理想国》一书中，他也把农业作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
欧洲硬财富工业革命之后，人们的财富观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仍然有很多思想家否认农业之外的生产活动能够创造价值。这种思想以法国重农主义思想家魁奈最为著名。西方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只是财富的衡量标准；商业活动不创造财富，所有商业活动者都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的“投机倒把”；工业也不创造财富，工业活动同商业活动本质上都是在农产品基础上改变花样，赚取利润—只有农业中的土地产品才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只有“纯产品”，即农业总产品扣除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费用后的剩余增量部分，才意味着一国财富的增长。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有点瞧不起农业。但是其继承者集大成者荀子，却是“农本思想”的代表。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这里的“本”就是指农业。在秦始皇变法革新指导思想的《商君书》中，商鞅等人已经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其他行业称为“末业”。中国汉代的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农本思想。贾谊认为工商“末业”妨碍了农业生产，所以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主张，只有把那些工匠、商人、游民全都去赶回农田上去种地，国家才能“各食其力”、“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在农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秉承“重农抑商”的思想，鼓励人口固定居住从事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等。在存在大量可垦荒地、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背景下，“重农主义”曾经推动了农牧业生态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然而，农业生态财富时代，人类可能创造的财富总量高度依赖于地球表层土壤的生态环境，其本身存在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地球表层土壤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者不足以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那么财富增长的过程就会逐渐衰落。正因为如此，当两河流域的地表生态环境逐渐沙漠化，古巴比伦就迅速走向衰落，而地处温带的中国，可耕地面积也逐渐萎缩。当农业帝国的疆域不能再继续开拓，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思想就极大地约束了人们寻求新的财富和效用满足方式。
大约从16世纪开始，除了美洲、澳洲等未发现的新大陆之外，亚洲、欧洲、北非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因此控制人口流动、抑制工商业活动的重农主义经济政策就成了这些地区财富拓展的障碍。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口数量的上升首先导致耕种范围扩展到灌木丛生的荒野，于是荒野被开垦；然后拓展到森林，森林被砍伐；然后拓展到沼泽，沼泽被排干；拓展到海洋，海洋被填造耕田”。1
大约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疆域就基本上不再扩大，即便有新的领土开辟，得到的往往也不是良好的可耕地资源。
面对着土地有限和肥力递减的现象，欧洲的家庭手工业不断发展起来，大批农业人口到城里寻找工作，或者做佣人、做僧侣、参加军队、寻求新的地理生存环境和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终于导致了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
而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重农主义思想却仍然抑制任何农业以外的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农业财富发展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中国明朝政府却仍然坚持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即便郑和船队的远航证明中国拥有远洋航行的能力，也是为了炫耀财富，而不是寻求新财富来源或推动商业和贸易。不仅如此，在国内，依靠商业积累起财富的公民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也不利于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直到清代中国仍然延续了秦始皇时代开始的省、郡（府）、县三级制度，以及明代的户籍制度，把人口固定在一个个村庄，抑制了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工。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私人商业活动甚至还被称之为“投机倒把”。
当大河冲击平原的土地开垦基本完毕、土壤肥力递减、人口继续增多时，深受“重农主义”思想约束的农业大国逐渐走向衰落，东西方的财富对比开始逆转。公元1500年，亚洲农业国家的GDP曾经是全球的65%，1950年这个数字变成18.5%。2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农业社会。尤其是中国，直至1949年，农业产值仍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
在欧洲范围内，法国人是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而英国坚定地重视贸易、金融和制造业硬财富的发展。因此，60%以上的英国人口在18世纪末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而法国，直到1856年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于是原本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英、法两国财富实力差距也开始拉大，英国一天天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法国则在拿破仑战争后，一蹶不振。
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农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这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关系密切。
突破硬财富观的约束
与财富自然论相反，劳动价值论认为，如果没有劳动或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自然存在物没有价值。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做“守株待兔”：有个人坐在大树下乘凉，一只慌不择路的兔子不小心撞到树上死了，于是这个人得到一笔意外的“财富”。如果这个案例不具有普遍性，那么在遥远的采猎时代，那些挂在树上伸手可及的美味野果，都不是财富吗？那些探险者发现的新资源都不是财富吗？此外，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财富仅仅由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构成，必然忽视“软财富”的创造。同时，劳动价值论认为商业、服务业、知识产业、金融业等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否定土地、资本、商业、服务业、金融的财富创造作用，其对应的财富分配体系只强调“按劳分配”，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本、商业、服务、知识、技术、金融等要素价格被低估，从而会抑制财富手段的拓展，延缓财富积累的过程。
如果说相信劳动是财富来源的人很难致富，那么相信要素价值论的人对财富的未来恐怕要绝望了。
在工业硬财富社会，比劳动价值论更流行的财富价值理论是“要素价值论”。
随着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开始直观地表现出来，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三要素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生产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三种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也就是说土地、劳动、资本都是财富的源泉。
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又上升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创造因素。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劳动、土地、资本和经营管理的四要素价值论。
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人类认识，因此要素价值论发展为“五要素理论”：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随着“边际主义”学派的广泛流行，要素价值论又进一步完善，认为每一种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取决于该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3
从“要素价值论”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这些理论是随着社会生产形式的变化，简单、直观地罗列而成。尤其是将管理、技术简单地认为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以及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学说，实际上是为迎合微观企业生产中的要素分配需要而产生的。虽然要素价值论的论证过程和论证目的未免有些“庸俗化”，但比较全面地从成本角度定义了“硬财富”的价值。
然而，硬财富制造避免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尤其是硬财富制造大国的崛起，通常则会引起全球资源的紧张。
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1850年，生铁产量229万吨，占了全球生铁产量的65%；钢产量和消耗量大约85万吨，占全球的62%；煤炭产量5000万吨，占全球的73%。
又比如，美国在1920～1950年铁矿石消耗量占全球的67%以上；钢产量和消耗量占全球的67%，1946年达全球的75%；1950年煤炭产量5亿吨，占全球的50%。4
由于上述能源和资源消耗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是上述蒸汽机和煤炭能源革命；第二次是人类基础能源从煤炭向石油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煤炭在西欧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占到90%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煤炭在欧洲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85%，但是到1965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47%。而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从15%上升到51%。5第三次能源革命虽然从发电机开始，在技术上与内燃机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真正的电力能源革命应该以水力发电、核电、风力发电为标志，而不是在煤炭、石油等基础上的火力发电，这样说来，则电力发挥基础能源的作用还要稍晚一些，如今，石油和电力、煤炭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能源。如果主要的能源供应出现问题，通常会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除了能源稀缺的影响之外，劳动力的供给状况也会影响财富增长。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就造成制造业不得不从欧美转移到拉美、东亚、中国、南亚等地区。
中国作为21世纪的全球硬财富加工制造中心，也因为消耗了大量能源而推动了成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的上涨。2004年，一组源自中国的数据开始在全球流传：中国（2003年）消耗了全球原油年消耗量的7%，全球煤炭消耗量的31%，全球铁矿石消耗量的30%，钢材消耗量的27%，铝消耗量的25%和水泥消耗量的40%—这几个数字同英国、美国崛起时的能源、资源消耗比例相比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经海内外媒体大肆渲染之后，立即引起国际垄断势力和投机势力的高度关注—短短的3年时间，国际原油、铜、铁矿石的价格就被操纵上涨了3倍以上，连带造成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直到2008年，高能源价格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终于造成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
在硬财富时代的价值理论中，只有效用价值论在软财富时代仍然不会约束人们的财富创造。
就发展硬财富的方法而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过分强调财富的客观性一面，从而忽视了人类的效用满足程度和有效需求增长。结果，计划经济的产品的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重工业过剩而人民生活资料却严重匮乏；市场经济则因为劳动者收入过低或者生产能力扩张过快，从而不断出现生产相对过剩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使财富增长的进程阶段性放缓、停滞甚至倒退。
在这种背景下，从人类的需求方面认识财富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效用价值论认为，只要是能够给人类带来效用的自然资源，不管它是否经过人类劳动的加工，都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只有那些能够被人类认识并利用的自然资源才是财富的来源。按照效用价值论，从人脑中产生的乐曲、电脑程序、制度创意、金融衍生品等软财富，只要有效用，也是财富的源泉。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卡尔·门格尔是最早的主观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在其代表性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门格尔从财货的本质，以及人类欲望、需求发展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商品的价值，明确提出“价值既不是依附于财货之物，也不是财货应有的属性，更不是它自身可以独立存在的—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具有意义所下的判断，因而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6
不过，不论是要素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都不能正确地给软财富定价。因为效用价值论认为任何财富都有固定的需求曲线和效用函数，只要从效用和需求的角度计算出需求函数，再从要素投入角度计算出供给函数，就可以确定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一般只有一个交叉点，商品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总是有一个均衡点，价格围绕这个均衡点波动，但最终必然回归到均衡点。下一章的“软价值论”将证明这种观点在软财富领域完全是错误的。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无论是采猎时代的猎人手持棍棒追逐猎物，还是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抑或是工人在生产线上急切地忙碌，探险者在寻求宝藏和航路，商人们走遍全球，金融家在信息的海洋里此起彼伏，创意者沉醉在各种虚拟和真实的空间，服务者满脸笑容迎来送往……这些都是人类创造财富的轨迹。然而，为什么有的人10年创造的财富超过别人100年创造的财富呢？
财富创造三层次
如果把人类财富的来源进行分类，至少对应着三个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一般经济活动、资源探索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
第一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我们称之为“一般经济活动”，指利用地球资源进行加工、转移、整合等社会经济活动。这种最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创造活动，不仅包括了人类对地球资源整合加工活动，而且包括任何参与生产、参与保管、参与运输、参与流通服务、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技术和管理，以及促进社会分工和资源配置的经济活动。这种级别的财富创造活动，只能在一定科学技术和资源约束范围内，创造微观、具体的财富，其作用是“财富增长”。
第二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是资源探索活动。采猎时代，人们不断寻找新的采集和狩猎的场所；农业时代，人们寻求新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商业时代，人们探索新的商路、航线；工业时代，人们探寻新的矿产和能源……这些都是属于第二级别的财富创造活动。资源探索者的财富效应可以称之为“财富拓展”。
第三种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是发现、发明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方法或与自然资源无关但能直接增加人类效用的财富创造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成功的软财富创造效应，可以用“财富飞跃”来描述。
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光波、电磁波在特定的线路和空中流动，承载起多少频道、频率、波段，传播着多少声音、图像、文字和影像；有多少IP网址、虚拟社区、程序软件形成庞大的数码财富世界；有多少语言、符号、艺术品正在不断的被创造、被传播，并被附加上更多的文化价值；又有多少种标准、专利、版权在创造效用、收取使用费；还有多少虚拟货币、金融虚拟资产承载着信用财富在飞速的流动……
为了获得一个网络游戏中的虚拟武器或者“级别”，人们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劳动或者支付金钱来购买；一个作家写一部小说，一个作曲家写一部曲子，一个歌星唱一首歌，这些软财富所带来的价值有可能大于数千名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一个程序员写一个程序，虽然不消耗任何物质资源，但是却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效用，也为自己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一种制度和金融资产的发明，居然可以在原有的人口和资源约束下，迅速提高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
上述软财富形态的共同特点是依赖于无形的人类主观思维世界。人类的思维本质上是微观粒子和波的高速复杂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同物质世界的微观粒子和波的运动形式本质上没有区别，因此人类可以通过改变物质世界的运动形式创造财富，同样也可以通过自身思维的运动形式创造财富。比如语言、文字、著作和一切知识产品。客观世界原本没有所谓语言，也没有文字，更没有美术、音乐、程序、网络等等，而语言、文字、音乐、美术、程序、网络一旦被发明出来，连同其载体就都是财富的必然组成部分。
越接近生产一线，财富效应越小
在地球资源的基础上，农业、工业直接创造了物质财富，商业促进了分工，金融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服务业和数字产业不仅仅降低了财富创造的成本，而且直接为我们提供了可以使用的效用。所有这些都是一般经济活动—财富创造的第一层次。一般经济活动的财富效用与资源探索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相比，是最弱小的。
不仅如此，在该层次中，越是接近生产一线的人类活动，其财富效用越低；而在该社会生产链中，越往后段，其对财富创造形式和创造能力的影响就越大。比如，生产管理者对财富创造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一线的工人；流通领域服务者对社会分工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远远大于生产者；金融服务业对这种具体财富创造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更大。
资源探索者拥有金矿
各种资源探索活动被西方人津津乐道，而在中国人的旧观念中，寻宝者大部分都是贪婪的坏蛋。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寻宝者的下场总是很悲惨—要么最终落得一场空，要么死无葬身之地。其实，探索资源的活动对于拓展人类财富来源的作用远远大于一般经济活动，是财富创造的第二层次。
在采猎时代，那些能够发现丰富果实和小型动物采猎场所的人应该是原始人群中最大的富人，而那些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采猎者，不管他多么勤劳地搜寻、战斗，仍然摆脱不了饥饿的困扰，而且随时可能被其他肉食动物消灭。
在农业社会，能够带领家族发现新的肥沃土壤并开荒生产的农人，远远比那些把10亩地分给5个儿子，让每人耕种2亩地的农人更伟大。
在工业社会，那些发现并开采新矿源的探索者，不但自己变得富有，也为人类财富源泉的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类历史上的航路探险者、淘金者、寻宝者，都是人类拓展财富的勇士，都应该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惜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失败了，甚至在探险和探索活动中丧命。很多成功发现资源和宝藏的人，也因为缺少产权保护而被更强大的人夺取了他们探索到的财富。毫无疑问，欧洲商业革命早期资助航海勇士的国王们是伟大的，所有探险和探索成功者都应该被奖励一座金矿；那些失败者也不应该独自承担风险，而应该得到社会给予的风险补偿。
软财富创造者最富有
尽管资源探索活动的财富效应巨大，但是与财富创造的新方法相比，其财富量还稍逊一筹。财富创造新方法本质上也是人类宝贵的“软财富”—我们把这些不同时代的财富创造新方法统称为“know how”类软财富。
在没有农业技术之前，原始人很难有长期稳定的财富来源，因而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在没有冶金工业之前，煤炭的财富意义也跟柴禾别无二致。在有石油化工业之前，中东地区的石油算不上是财富。没有电能、光能、核能、电磁波、网络的技术，人类最近200年也不可能创造出相当于过去几千年的财富增长速度……
毫无疑问，发现和发明创造财富的新方法，是人类财富创造最大的源泉，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意味着人类财富总量的飞跃—这种飞跃带给人类财富的影响，不仅是微观的商品加工制造和社会服务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是一切资源探索活动的基础。
从最早发明语言提高集体狩猎活动效率，到发现物种的繁殖规律发展农牧业，到发现矿产、能源的效用和转换规律，再到人类对各种微观粒子、波的发现和利用能力在不断提高，以及人类对数字空间和人类主观世界的财富开发……人类的财富总量，因为每一次软财富的创造而不断膨胀。
如果按着不同财富创造活动的贡献和长期影响力来分配财富，人类财富的分配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梯队的富人应该是那些促进“财富飞跃”的发现者和发明者，比如发明种植业的神农氏、发明造纸的毕、奠定工业时代科学基础的牛顿、发现微观和高速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巨人比尔·盖茨以及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等，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发明者和制度创造者。
第二梯队的富人应该是促进人类“财富拓展”的探险家和航路发现者，比如达迦玛、麦哲伦等航海家，发现新大陆、新资源的探索者，以及当代南极、海洋、空间资源探索者。
第三梯队的富人是一般经济活动参与者，根据其财富效应的不同，首先是那些能够对财富创造的资源配置方法产生影响的金融家；然后是那些像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家和现代贸易推动者；再然后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最后，就如同事实上我们一直都看到的，可能是勤劳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既定的资源、技术、制度条件下，按照他人决定的资源分配、社会分工和具体管理，促进财富的增长。
软财富之道
中国硬财富vs美国软财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战略性地加大了对信息产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推动了互联网革命，以及相关信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进而又推动了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对硬财富制造业的改造，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业的改造。
从1990～1997年，信息技术生产公司的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0%以上。而1995～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约1/3是互联网经济创造的。此外，信息技术业使美国膨胀压力减少，并且是构成其出口顺差的主要来源。
依靠信息产业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重领产业革命风骚，英特尔、微软、康柏、IBM、惠普、摩托罗拉、google等品牌同昔日传统产业的福特、克莱斯勒、纽柯、林肯电器、爱默生、强生等公司的辉煌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匹敌。在摆脱硬财富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迈向软财富时代的过程中，美国大踏步地走在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前面。
到2002年，美国GDP的70%以上来自制造业和农业之外的软财富创造，包括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娱乐传媒、服务业等都在全球独领风骚。目前，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左右，下降到20%以下。
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一个高峰，成为全球制造加工中心。于是我们不仅看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甚至在同样的产业也可以发现完全不同的财富形态。
比如，参观美国的制药厂，你会发现那里全是实验室和身穿白色衣服的研究人员，不知道制造车间在哪里。而参观中国制药厂时，在看到一排排的厂房之前，很远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同样是卖药，美国厂商卖研发和技术，中国厂商卖材料和劳动。
再比如，中国的制鞋厂拥有庞大的生产线和成千上万名工人，而美国的“耐克”公司却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厂房。同样是卖鞋，美国卖品牌文化、款式、专利，中国卖材料和劳动。
中国的硬财富崛起和美国的软财富战略竞争结果如何呢？读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现象来感受这种区别：为什么中国家庭中根本没有美国货（除了电脑中的Microsoft软件），而美国人家中则堆满了中国生产的纺织、家电等产品？
显然，在软财富时代，对中国人而言，用廉价的加工制造业商品去换取发达国家的软财富，必然只能挣点辛苦钱。这跟100多年前我们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来面对欧洲工业资本的挑战是一样的。
普通商品vs软财富
作为解决温饱的产品，食品是最普通的商品。可是很多休闲食品、补品、酒类、香烟等归之为广义食品的东西，它们的财富价值很容易超出其物理成本和食用功能，而更多地取决于凝结其中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功能。
比如，中国有个著名的补品叫“脑白金”，一天到晚在电视上放广告。据说这种“脑白金”的材料成本其实很低，却卖到几十元、上百元。因此，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经济学家对“脑白金”的实际价值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个产品多少年了却一直很畅销。
其实，很多消费者也都知道这产品成本低，对它能不能补这补那，大致也心中有数。可是他们为什么买呢？
一位的“脑白金”购买者曾经这么回答：“这东西有漂亮的包装设计，天天在电视上做广告宣传，名气很大。其实买了这玩意我们不是自己吃，都是为了送人，说明白点，这是不是“补品”我们不知道，我就知道它是个“礼品”，是一种依靠品牌帮助人们沟通感情的媒介。”
这个朴素的回答恰恰是软财富论所支持的观点：饮食类财富如果仅仅作为满足温饱的产品，它的价值必然是有限的。为了扩大利润，厂商必然不断扩大其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软财富”价值，于是很多饮食类财富就慢慢地被软财富价值侵蚀了。
又比如，20年前中国媒体还把“可口可乐本质上是碳水化合物”作为新闻，怀疑这家外国公司是不是有点“暴利和欺骗”的嫌疑。后来，人们慢慢理解了，原来人家卖的不仅是水，还卖一种消费文化。再后来，中国也开始培育越来越多以软财富价值为主体的休闲食品、饮品、补品，出现了很多“卖环境氛围”的酒吧和休闲场所。有的商家甚至把大米、鸡蛋等普通生态财富也加上品牌和信誉等“软财富”，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显然，不论是迎合人们奢侈和夸耀的需求，还是开发人们潜在的精神和社交的需求，那些能够在休闲食品、补品、烟酒类商品上打造知名品牌、赚取高额利润的商家并不全是骗子，绝大部分都是拥有现代“软财富观”的成功商家—他们创造并满足了人们实实在在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精神需要，因而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者。当然，如果过分夸大商品的实际功能，误导消费者，则另当别论。
很多媒体作为社会公益的化身，仅仅靠揭示某些产品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其材料成本，就据此指责这些厂商为“欺骗”，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些厂商没有虚构产品成分，没有误导消费者，媒体揭露这些产品的材料成本不但低估了消费者的智商、没有理解消费者真正的购买动机，而且可能侵犯了这些厂商的商业秘密、破坏了软财富的商业价值。
假设你在北京金融街连卡佛购物广场购买一件2000元的美国品牌T恤衫，然后穿着它跑到中国农村去，那里的农民一定会说你受骗了，因为他认为这个T恤衫的材料成本只有100元；如果你到一个纺织厂去，那里的工人会告诉你这个T恤衫价值200元，因为除了材料，制作工时还要值100元；如果某个设计师看了，他也许认为这T恤衫价值600元，因为他欣赏这件衣服的款式，懂得“设计”的价值；而如果一个美国消费者看了，会告诉你这个T恤衫值700元，因为他在美国超市购买的价格是100美元。可是，为什么这件T恤衫在中国的品牌商场一定要卖2000元呢？
在美国文化风靡世界的年代，美国一个一般的品牌，到了中国就成了世界性品牌。很多美国的低端快餐食品，到了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中产阶级显示情调的消费对象。如果中国人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愤不平，不妨回忆一下历史：中国唐朝的丝绸在西域的价格是杭州的数倍，在罗马的价格是杭州的几十倍—只要说是“天朝大国”、“唐帝国”来的商品，价格立刻暴增。所以在美国100美元的商品，跑到中国来卖2000元人民币，也没什么稀奇。
问题是，这件衣服的硬财富价值连100美元都不值，只有30美元。然而，人们却愿意为它支付2000元人民币—与这30美元对应的硬财富价值只是其“遮风避寒”的功能；其余的价值是其中的软财富价值：服装承载的审美和社交等功能，以及品牌、款式、文化的价值。
事实上，当石油化工革命之后，人类的服装来源就超越了传统的植物纤维和动物皮毛，而是从黑乎乎的石油里提炼出五颜六色的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于是这个世界的服装总量就远远超出了人们“遮风避寒”的需求。人们购买服装更多地是为了追求美感、取得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和炫耀的欲望同金银、宝石等饰品所满足的欲望别无二致。于是，服装制造商们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服装所能够承载的舒适、华丽、夸耀、品位、文化等精神和社交要求，越来越多地在款式、品牌、文化上下功夫，结果软财富逐渐成为服装价值的主体，而面料、加工费等物理成本则在其总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显然，“做服装就是做设计、做款式、做品牌”这样的理念在海外服装生产商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却依然拘泥于陈旧的财富观念，过分重视服装的物质价值，在款式设计、品牌打造、包装营销等方面的投入却远远不够重视。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制造服装纺织品出口到国外，毛利率就是10%～15%，因为大部分中国服装在欧洲和美国只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却满足不了消费者奢侈、夸耀、社交、审美等精神需求；欧美品牌服装到中国来之所以卖很高的价钱，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休闲、奢侈、夸耀、社交、时尚等精神需要—表面上都是卖服装，其实中国厂商卖的是硬财富，赚的是加工费；美国厂商卖的是软财富，赚的是超额利润。
软财富的扩张
不论是食品、服装，还是房屋建筑、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施，一旦人们的财富需求超出了这些硬财富最初的基本功能，开始更多地偏重于健康、社交、炫耀、品位等精神需求，就为软财富的价值侵蚀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商人们不遗余力地开发着人们的各种相关的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上附加更多的软财富价值。结果，随着这个世界进入硬财富生产能力过剩时代，几乎所有的硬财富都被打上了软财富的烙印。
为什么硬财富价值逐渐萎缩，而软财富价值迅速扩张？表面原因是厂商们为了赚取高额利润而对消费者的需求不断进行深度开发，本质原因则是人类的需求升级和消费革命。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说过：“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未开化的人的欲望的确比野兽多不了多少；但是，他向前进展的每一步都增加了他的需要的多样化，以及满足需要的方法的多样化。他不仅希望他惯常消费的东西有较大的数量，而且希望那些东西有较好的质量；他还希望东西有较多的花色可供选择，并且希望有满足他心中产生的新欲望的东西”。7
马歇尔所描述的人类欲望的拓展，必然带来消费结构和财富结构的进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消费升级”或“消费革命”。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把“家电革命”叫做消费革命；21世纪，人们把通信、互联网革命叫做消费革命。显然，人们的生理需求毕竟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却是无限的。当人类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物质世界，而依托于“精神食粮”时，人类的财富结构也走出了生态财富和硬财富时代，进入了软财富时代。
在软财富时代，不仅精神产品的财富价值越来越高，衣食住行的物质财富比重越来越小，而且物质财富本身的价值结构也被“软财富化”—那些看上去是硬财富的东西，比如书籍、通信设施、电脑、电台、基站、大型服务器等，它们有形的化学制品和金属制品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藏在这些硬财富中的频率、编码、程序，以及它们所记录的语言、数字或符号。
在软财富时代，软财富成为承载人类欲望的主体，硬财富不但已经不再是主体，而且成为软财富的价值载体，沦为软财富的“奴隶”。
美国那个创造了windows视窗的人，既不破坏环境，也不怎么消耗资源，领着一帮人编程序，10年就成了世界首富；中国有个卖“脑白金”的人，想明白了财富的道理，又弄了一款网络游戏叫《征途》，赚了好几十亿元。由于硬财富对软财富的价值侵蚀，单纯制造硬财富的企业越来越难生存了。在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市，到处都是没有收入的贫民，那些曾经造了100多年汽车的硬财富制造商正在一天天走向破产。
注 释
1.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3。
2.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33。
3. 边际生产力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投入所产生的产出回报。当某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正时，增加投入意味着产出增加；当边际产量为负时，增加投入则产出递减；当边际产量为零时，产出最大。
4. 根据樊亢等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中的相关数据推算，具体数据见该书第485、486、487页。
5. 江洪．为石油而战．东方出版社，2002，223。
6.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挈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57。
7. 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三篇，“论欲望及其满足”。
从直接获取天然的果实和猎物，到利用地球表层环境的物种繁殖规律获取生态财富，到直接从地球矿物资源能量中制造硬财富，再到从微观粒子高速运动的世界、人类思维等领域获得软财富—财富的进化历史已经指明了未来的方向。那么在软财富时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财富观和财富战略呢？
财富思想革命
几百年前，面对西方轰轰烈烈的硬财富革命，中国人却长期固守着天圆地方的时空观以及“土里刨食”的生态财富观，结果造成国力衰退、人民贫困。如今在这个软财富时代，多少中国人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农业财富观和物质（硬）财富观的束缚？如果不破除这些落后的财富思想，如果不尽快发动一场软财富思想的革命，我们的国家就会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处于被支配地位，我们的企业创造财富的效率就无法飞跃，我们的家庭财产就很难保值增值。
告别陈旧的财富观
忘记财富自然论
传统的基督徒家庭在吃饭前总是不忘记先进行祈祷说：“感谢上帝赐予食物”，然后一家人才开始吃饭。怀着感恩的心来对待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种值得尊崇的宗教态度，也反映了一种古老的财富思想来源，那就是财富自然论。
财富自然论认为财富是天然存在的，它主张地球上的财富本来就存在，比如石油、煤炭、矿石等并不是因为现代社会人类知识水平提高后才存在的，而是早已存在，人类只不过把这些早已存在的财富通过自身劳动转移出来而已。
在传统经济学里，也能找到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价值决定论，那就是“稀缺性”。如果所有的财富都是自然决定的，那么越是稀缺的商品就越值钱，比如珠宝；而不稀缺的东西，一般就不是财富，比如水和空气。
在长达数万年的原生态财富阶段，财富自然论曾经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人类财富来源。那时候人们除了在森林和草原中寻找天然的果实和猎物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生产活动，似乎所有的财富都是自然存在的。
生态财富和硬财富革命之后，仍然有人坚信财富是天然存在的，并且用地球守恒定律等对这种理论进行改造。这种经过现代人改造的财富自然论把“潜在的财富”或者“潜在的资源”当作财富，显然不符合财富定义。
2004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因此很多南美、非洲、中东和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者，赚了很多钱。然而，2008年8月份开始随着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下跌，上述国家的经济增速都出现了迅速下滑。就算短时期这些国家的资源不会枯竭，依靠“神赐”的自然资源也不可能长久致富。
只有到了软财富时代，人类软财富的创造过程可以完全摆脱自然资源，这才彻底否定了财富自然论。谁还坚持这种过时的财富观，财富就会离他越来越远。只有软财富创造者才是长胜不败的富人。
告别农业财富观
公元前4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在其《经济论》和《论税收》两部最早的人类经济学专著中提出，人类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他形象地比喻道：“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处于垂危的境地了。”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生柏拉图也认为国家应该从农业中取得收入，而且只有从农业中取得收入，才不至于把财产的本来面目抛弃掉，在柏拉图的传世之作《理想国》一书中，他也把农业作为理想国的经济基础。
欧洲硬财富工业革命之后，人们的财富观有了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仍然有很多思想家否认农业之外的生产活动能够创造价值。这种思想以法国重农主义思想家魁奈最为著名。西方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只是财富的衡量标准；商业活动不创造财富，所有商业活动者都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的“投机倒把”；工业也不创造财富，工业活动同商业活动本质上都是在农产品基础上改变花样，赚取利润—只有农业中的土地产品才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只有“纯产品”，即农业总产品扣除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费用后的剩余增量部分，才意味着一国财富的增长。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有点瞧不起农业。但是其继承者集大成者荀子，却是“农本思想”的代表。荀子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这里的“本”就是指农业。在秦始皇变法革新指导思想的《商君书》中，商鞅等人已经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其他行业称为“末业”。中国汉代的贾谊在《论积贮疏》中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农本思想。贾谊认为工商“末业”妨碍了农业生产，所以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主张，只有把那些工匠、商人、游民全都去赶回农田上去种地，国家才能“各食其力”、“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在农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秉承“重农抑商”的思想，鼓励人口固定居住从事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等。在存在大量可垦荒地、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背景下，“重农主义”曾经推动了农牧业生态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然而，农业生态财富时代，人类可能创造的财富总量高度依赖于地球表层土壤的生态环境，其本身存在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地球表层土壤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或者不足以承载越来越多的人口，那么财富增长的过程就会逐渐衰落。正因为如此，当两河流域的地表生态环境逐渐沙漠化，古巴比伦就迅速走向衰落，而地处温带的中国，可耕地面积也逐渐萎缩。当农业帝国的疆域不能再继续开拓，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思想就极大地约束了人们寻求新的财富和效用满足方式。
大约从16世纪开始，除了美洲、澳洲等未发现的新大陆之外，亚洲、欧洲、北非等地区都出现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因此控制人口流动、抑制工商业活动的重农主义经济政策就成了这些地区财富拓展的障碍。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口数量的上升首先导致耕种范围扩展到灌木丛生的荒野，于是荒野被开垦；然后拓展到森林，森林被砍伐；然后拓展到沼泽，沼泽被排干；拓展到海洋，海洋被填造耕田”。1
大约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疆域就基本上不再扩大，即便有新的领土开辟，得到的往往也不是良好的可耕地资源。
面对着土地有限和肥力递减的现象，欧洲的家庭手工业不断发展起来，大批农业人口到城里寻找工作，或者做佣人、做僧侣、参加军队、寻求新的地理生存环境和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终于导致了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
而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重农主义思想却仍然抑制任何农业以外的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农业财富发展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中国明朝政府却仍然坚持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即便郑和船队的远航证明中国拥有远洋航行的能力，也是为了炫耀财富，而不是寻求新财富来源或推动商业和贸易。不仅如此，在国内，依靠商业积累起财富的公民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也不利于新的财富创造方式的出现，直到清代中国仍然延续了秦始皇时代开始的省、郡（府）、县三级制度，以及明代的户籍制度，把人口固定在一个个村庄，抑制了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工。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私人商业活动甚至还被称之为“投机倒把”。
当大河冲击平原的土地开垦基本完毕、土壤肥力递减、人口继续增多时，深受“重农主义”思想约束的农业大国逐渐走向衰落，东西方的财富对比开始逆转。公元1500年，亚洲农业国家的GDP曾经是全球的65%，1950年这个数字变成18.5%。2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亚洲大部分国家仍然是农业社会。尤其是中国，直至1949年，农业产值仍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
在欧洲范围内，法国人是受重农主义思想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而英国坚定地重视贸易、金融和制造业硬财富的发展。因此，60%以上的英国人口在18世纪末已经转移到非农产业；而法国，直到1856年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于是原本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英、法两国财富实力差距也开始拉大，英国一天天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而法国则在拿破仑战争后，一蹶不振。
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农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这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关系密切。
突破硬财富观的约束
与财富自然论相反，劳动价值论认为，如果没有劳动或其他生产要素投入，自然存在物没有价值。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做“守株待兔”：有个人坐在大树下乘凉，一只慌不择路的兔子不小心撞到树上死了，于是这个人得到一笔意外的“财富”。如果这个案例不具有普遍性，那么在遥远的采猎时代，那些挂在树上伸手可及的美味野果，都不是财富吗？那些探险者发现的新资源都不是财富吗？此外，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财富仅仅由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构成，必然忽视“软财富”的创造。同时，劳动价值论认为商业、服务业、知识产业、金融业等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否定土地、资本、商业、服务业、金融的财富创造作用，其对应的财富分配体系只强调“按劳分配”，这样就必然会造成土地、资本、商业、服务、知识、技术、金融等要素价格被低估，从而会抑制财富手段的拓展，延缓财富积累的过程。
如果说相信劳动是财富来源的人很难致富，那么相信要素价值论的人对财富的未来恐怕要绝望了。
在工业硬财富社会，比劳动价值论更流行的财富价值理论是“要素价值论”。
随着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开始直观地表现出来，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三要素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生产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三种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也就是说土地、劳动、资本都是财富的源泉。
随着管理科学的发展，企业经营管理又上升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创造因素。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劳动、土地、资本和经营管理的四要素价值论。
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人类认识，因此要素价值论发展为“五要素理论”：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随着“边际主义”学派的广泛流行，要素价值论又进一步完善，认为每一种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取决于该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3
从“要素价值论”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这些理论是随着社会生产形式的变化，简单、直观地罗列而成。尤其是将管理、技术简单地认为是财富创造的源泉，以及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学说，实际上是为迎合微观企业生产中的要素分配需要而产生的。虽然要素价值论的论证过程和论证目的未免有些“庸俗化”，但比较全面地从成本角度定义了“硬财富”的价值。
然而，硬财富制造避免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尤其是硬财富制造大国的崛起，通常则会引起全球资源的紧张。
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的1850年，生铁产量229万吨，占了全球生铁产量的65%；钢产量和消耗量大约85万吨，占全球的62%；煤炭产量5000万吨，占全球的73%。
又比如，美国在1920～1950年铁矿石消耗量占全球的67%以上；钢产量和消耗量占全球的67%，1946年达全球的75%；1950年煤炭产量5亿吨，占全球的50%。4
由于上述能源和资源消耗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是上述蒸汽机和煤炭能源革命；第二次是人类基础能源从煤炭向石油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煤炭在西欧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占到90%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煤炭在欧洲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85%，但是到1965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47%。而石油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从15%上升到51%。5第三次能源革命虽然从发电机开始，在技术上与内燃机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真正的电力能源革命应该以水力发电、核电、风力发电为标志，而不是在煤炭、石油等基础上的火力发电，这样说来，则电力发挥基础能源的作用还要稍晚一些，如今，石油和电力、煤炭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能源。如果主要的能源供应出现问题，通常会引发全球性经济衰退，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除了能源稀缺的影响之外，劳动力的供给状况也会影响财富增长。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就造成制造业不得不从欧美转移到拉美、东亚、中国、南亚等地区。
中国作为21世纪的全球硬财富加工制造中心，也因为消耗了大量能源而推动了成全球能源和资源价格的上涨。2004年，一组源自中国的数据开始在全球流传：中国（2003年）消耗了全球原油年消耗量的7%，全球煤炭消耗量的31%，全球铁矿石消耗量的30%，钢材消耗量的27%，铝消耗量的25%和水泥消耗量的40%—这几个数字同英国、美国崛起时的能源、资源消耗比例相比原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经海内外媒体大肆渲染之后，立即引起国际垄断势力和投机势力的高度关注—短短的3年时间，国际原油、铜、铁矿石的价格就被操纵上涨了3倍以上，连带造成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直到2008年，高能源价格加上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终于造成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
在硬财富时代的价值理论中，只有效用价值论在软财富时代仍然不会约束人们的财富创造。
就发展硬财富的方法而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过分强调财富的客观性一面，从而忽视了人类的效用满足程度和有效需求增长。结果，计划经济的产品的需求结构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重工业过剩而人民生活资料却严重匮乏；市场经济则因为劳动者收入过低或者生产能力扩张过快，从而不断出现生产相对过剩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使财富增长的进程阶段性放缓、停滞甚至倒退。
在这种背景下，从人类的需求方面认识财富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效用价值论认为，只要是能够给人类带来效用的自然资源，不管它是否经过人类劳动的加工，都是财富的源泉；而且只有那些能够被人类认识并利用的自然资源才是财富的来源。按照效用价值论，从人脑中产生的乐曲、电脑程序、制度创意、金融衍生品等软财富，只要有效用，也是财富的源泉。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卡尔·门格尔是最早的主观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在其代表性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门格尔从财货的本质，以及人类欲望、需求发展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商品的价值，明确提出“价值既不是依附于财货之物，也不是财货应有的属性，更不是它自身可以独立存在的—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具有意义所下的判断，因而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6
不过，不论是要素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都不能正确地给软财富定价。因为效用价值论认为任何财富都有固定的需求曲线和效用函数，只要从效用和需求的角度计算出需求函数，再从要素投入角度计算出供给函数，就可以确定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一般只有一个交叉点，商品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总是有一个均衡点，价格围绕这个均衡点波动，但最终必然回归到均衡点。下一章的“软价值论”将证明这种观点在软财富领域完全是错误的。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无论是采猎时代的猎人手持棍棒追逐猎物，还是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秋收，抑或是工人在生产线上急切地忙碌，探险者在寻求宝藏和航路，商人们走遍全球，金融家在信息的海洋里此起彼伏，创意者沉醉在各种虚拟和真实的空间，服务者满脸笑容迎来送往……这些都是人类创造财富的轨迹。然而，为什么有的人10年创造的财富超过别人100年创造的财富呢？
财富创造三层次
如果把人类财富的来源进行分类，至少对应着三个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一般经济活动、资源探索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
第一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我们称之为“一般经济活动”，指利用地球资源进行加工、转移、整合等社会经济活动。这种最一般意义上的财富创造活动，不仅包括了人类对地球资源整合加工活动，而且包括任何参与生产、参与保管、参与运输、参与流通服务、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技术和管理，以及促进社会分工和资源配置的经济活动。这种级别的财富创造活动，只能在一定科学技术和资源约束范围内，创造微观、具体的财富，其作用是“财富增长”。
第二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是资源探索活动。采猎时代，人们不断寻找新的采集和狩猎的场所；农业时代，人们寻求新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商业时代，人们探索新的商路、航线；工业时代，人们探寻新的矿产和能源……这些都是属于第二级别的财富创造活动。资源探索者的财富效应可以称之为“财富拓展”。
第三种层次的财富创造活动是发现、发明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方法或与自然资源无关但能直接增加人类效用的财富创造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成功的软财富创造效应，可以用“财富飞跃”来描述。
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光波、电磁波在特定的线路和空中流动，承载起多少频道、频率、波段，传播着多少声音、图像、文字和影像；有多少IP网址、虚拟社区、程序软件形成庞大的数码财富世界；有多少语言、符号、艺术品正在不断的被创造、被传播，并被附加上更多的文化价值；又有多少种标准、专利、版权在创造效用、收取使用费；还有多少虚拟货币、金融虚拟资产承载着信用财富在飞速的流动……
为了获得一个网络游戏中的虚拟武器或者“级别”，人们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劳动或者支付金钱来购买；一个作家写一部小说，一个作曲家写一部曲子，一个歌星唱一首歌，这些软财富所带来的价值有可能大于数千名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一个程序员写一个程序，虽然不消耗任何物质资源，但是却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效用，也为自己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一种制度和金融资产的发明，居然可以在原有的人口和资源约束下，迅速提高人类社会财富的总量……
上述软财富形态的共同特点是依赖于无形的人类主观思维世界。人类的思维本质上是微观粒子和波的高速复杂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同物质世界的微观粒子和波的运动形式本质上没有区别，因此人类可以通过改变物质世界的运动形式创造财富，同样也可以通过自身思维的运动形式创造财富。比如语言、文字、著作和一切知识产品。客观世界原本没有所谓语言，也没有文字，更没有美术、音乐、程序、网络等等，而语言、文字、音乐、美术、程序、网络一旦被发明出来，连同其载体就都是财富的必然组成部分。
越接近生产一线，财富效应越小
在地球资源的基础上，农业、工业直接创造了物质财富，商业促进了分工，金融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服务业和数字产业不仅仅降低了财富创造的成本，而且直接为我们提供了可以使用的效用。所有这些都是一般经济活动—财富创造的第一层次。一般经济活动的财富效用与资源探索活动、软财富创造活动相比，是最弱小的。
不仅如此，在该层次中，越是接近生产一线的人类活动，其财富效用越低；而在该社会生产链中，越往后段，其对财富创造形式和创造能力的影响就越大。比如，生产管理者对财富创造活动的影响远远大于一线的工人；流通领域服务者对社会分工以及资源配置的影响，远远大于生产者；金融服务业对这种具体财富创造活动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更大。
资源探索者拥有金矿
各种资源探索活动被西方人津津乐道，而在中国人的旧观念中，寻宝者大部分都是贪婪的坏蛋。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寻宝者的下场总是很悲惨—要么最终落得一场空，要么死无葬身之地。其实，探索资源的活动对于拓展人类财富来源的作用远远大于一般经济活动，是财富创造的第二层次。
在采猎时代，那些能够发现丰富果实和小型动物采猎场所的人应该是原始人群中最大的富人，而那些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采猎者，不管他多么勤劳地搜寻、战斗，仍然摆脱不了饥饿的困扰，而且随时可能被其他肉食动物消灭。
在农业社会，能够带领家族发现新的肥沃土壤并开荒生产的农人，远远比那些把10亩地分给5个儿子，让每人耕种2亩地的农人更伟大。
在工业社会，那些发现并开采新矿源的探索者，不但自己变得富有，也为人类财富源泉的拓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类历史上的航路探险者、淘金者、寻宝者，都是人类拓展财富的勇士，都应该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惜的是，这些人大部分都失败了，甚至在探险和探索活动中丧命。很多成功发现资源和宝藏的人，也因为缺少产权保护而被更强大的人夺取了他们探索到的财富。毫无疑问，欧洲商业革命早期资助航海勇士的国王们是伟大的，所有探险和探索成功者都应该被奖励一座金矿；那些失败者也不应该独自承担风险，而应该得到社会给予的风险补偿。
软财富创造者最富有
尽管资源探索活动的财富效应巨大，但是与财富创造的新方法相比，其财富量还稍逊一筹。财富创造新方法本质上也是人类宝贵的“软财富”—我们把这些不同时代的财富创造新方法统称为“know how”类软财富。
在没有农业技术之前，原始人很难有长期稳定的财富来源，因而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在没有冶金工业之前，煤炭的财富意义也跟柴禾别无二致。在有石油化工业之前，中东地区的石油算不上是财富。没有电能、光能、核能、电磁波、网络的技术，人类最近200年也不可能创造出相当于过去几千年的财富增长速度……
毫无疑问，发现和发明创造财富的新方法，是人类财富创造最大的源泉，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意味着人类财富总量的飞跃—这种飞跃带给人类财富的影响，不仅是微观的商品加工制造和社会服务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是一切资源探索活动的基础。
从最早发明语言提高集体狩猎活动效率，到发现物种的繁殖规律发展农牧业，到发现矿产、能源的效用和转换规律，再到人类对各种微观粒子、波的发现和利用能力在不断提高，以及人类对数字空间和人类主观世界的财富开发……人类的财富总量，因为每一次软财富的创造而不断膨胀。
如果按着不同财富创造活动的贡献和长期影响力来分配财富，人类财富的分配顺序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梯队的富人应该是那些促进“财富飞跃”的发现者和发明者，比如发明种植业的神农氏、发明造纸的毕、奠定工业时代科学基础的牛顿、发现微观和高速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巨人比尔·盖茨以及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推动者邓小平等，还有成千上万的科技发明者和制度创造者。
第二梯队的富人应该是促进人类“财富拓展”的探险家和航路发现者，比如达迦玛、麦哲伦等航海家，发现新大陆、新资源的探索者，以及当代南极、海洋、空间资源探索者。
第三梯队的富人是一般经济活动参与者，根据其财富效应的不同，首先是那些能够对财富创造的资源配置方法产生影响的金融家；然后是那些像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家和现代贸易推动者；再然后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最后，就如同事实上我们一直都看到的，可能是勤劳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在既定的资源、技术、制度条件下，按照他人决定的资源分配、社会分工和具体管理，促进财富的增长。
软财富之道
中国硬财富vs美国软财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战略性地加大了对信息产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推动了互联网革命，以及相关信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进而又推动了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对硬财富制造业的改造，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对金融业的改造。
从1990～1997年，信息技术生产公司的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0%以上。而1995～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约1/3是互联网经济创造的。此外，信息技术业使美国膨胀压力减少，并且是构成其出口顺差的主要来源。
依靠信息产业的绝对领先地位，美国重领产业革命风骚，英特尔、微软、康柏、IBM、惠普、摩托罗拉、google等品牌同昔日传统产业的福特、克莱斯勒、纽柯、林肯电器、爱默生、强生等公司的辉煌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无可匹敌。在摆脱硬财富资源和需求双重约束、迈向软财富时代的过程中，美国大踏步地走在了全球其他国家的前面。
到2002年，美国GDP的70%以上来自制造业和农业之外的软财富创造，包括金融、信息技术、教育、娱乐传媒、服务业等都在全球独领风骚。目前，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左右，下降到20%以下。
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一个高峰，成为全球制造加工中心。于是我们不仅看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甚至在同样的产业也可以发现完全不同的财富形态。
比如，参观美国的制药厂，你会发现那里全是实验室和身穿白色衣服的研究人员，不知道制造车间在哪里。而参观中国制药厂时，在看到一排排的厂房之前，很远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同样是卖药，美国厂商卖研发和技术，中国厂商卖材料和劳动。
再比如，中国的制鞋厂拥有庞大的生产线和成千上万名工人，而美国的“耐克”公司却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厂房。同样是卖鞋，美国卖品牌文化、款式、专利，中国卖材料和劳动。
中国的硬财富崛起和美国的软财富战略竞争结果如何呢？读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现象来感受这种区别：为什么中国家庭中根本没有美国货（除了电脑中的Microsoft软件），而美国人家中则堆满了中国生产的纺织、家电等产品？
显然，在软财富时代，对中国人而言，用廉价的加工制造业商品去换取发达国家的软财富，必然只能挣点辛苦钱。这跟100多年前我们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来面对欧洲工业资本的挑战是一样的。
普通商品vs软财富
作为解决温饱的产品，食品是最普通的商品。可是很多休闲食品、补品、酒类、香烟等归之为广义食品的东西，它们的财富价值很容易超出其物理成本和食用功能，而更多地取决于凝结其中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功能。
比如，中国有个著名的补品叫“脑白金”，一天到晚在电视上放广告。据说这种“脑白金”的材料成本其实很低，却卖到几十元、上百元。因此，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经济学家对“脑白金”的实际价值持怀疑态度。然而，这个产品多少年了却一直很畅销。
其实，很多消费者也都知道这产品成本低，对它能不能补这补那，大致也心中有数。可是他们为什么买呢？
一位的“脑白金”购买者曾经这么回答：“这东西有漂亮的包装设计，天天在电视上做广告宣传，名气很大。其实买了这玩意我们不是自己吃，都是为了送人，说明白点，这是不是“补品”我们不知道，我就知道它是个“礼品”，是一种依靠品牌帮助人们沟通感情的媒介。”
这个朴素的回答恰恰是软财富论所支持的观点：饮食类财富如果仅仅作为满足温饱的产品，它的价值必然是有限的。为了扩大利润，厂商必然不断扩大其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软财富”价值，于是很多饮食类财富就慢慢地被软财富价值侵蚀了。
又比如，20年前中国媒体还把“可口可乐本质上是碳水化合物”作为新闻，怀疑这家外国公司是不是有点“暴利和欺骗”的嫌疑。后来，人们慢慢理解了，原来人家卖的不仅是水，还卖一种消费文化。再后来，中国也开始培育越来越多以软财富价值为主体的休闲食品、饮品、补品，出现了很多“卖环境氛围”的酒吧和休闲场所。有的商家甚至把大米、鸡蛋等普通生态财富也加上品牌和信誉等“软财富”，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显然，不论是迎合人们奢侈和夸耀的需求，还是开发人们潜在的精神和社交的需求，那些能够在休闲食品、补品、烟酒类商品上打造知名品牌、赚取高额利润的商家并不全是骗子，绝大部分都是拥有现代“软财富观”的成功商家—他们创造并满足了人们实实在在的文化、休闲、奢侈、夸耀、社交等精神需要，因而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创造者。当然，如果过分夸大商品的实际功能，误导消费者，则另当别论。
很多媒体作为社会公益的化身，仅仅靠揭示某些产品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其材料成本，就据此指责这些厂商为“欺骗”，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些厂商没有虚构产品成分，没有误导消费者，媒体揭露这些产品的材料成本不但低估了消费者的智商、没有理解消费者真正的购买动机，而且可能侵犯了这些厂商的商业秘密、破坏了软财富的商业价值。
假设你在北京金融街连卡佛购物广场购买一件2000元的美国品牌T恤衫，然后穿着它跑到中国农村去，那里的农民一定会说你受骗了，因为他认为这个T恤衫的材料成本只有100元；如果你到一个纺织厂去，那里的工人会告诉你这个T恤衫价值200元，因为除了材料，制作工时还要值100元；如果某个设计师看了，他也许认为这T恤衫价值600元，因为他欣赏这件衣服的款式，懂得“设计”的价值；而如果一个美国消费者看了，会告诉你这个T恤衫值700元，因为他在美国超市购买的价格是100美元。可是，为什么这件T恤衫在中国的品牌商场一定要卖2000元呢？
在美国文化风靡世界的年代，美国一个一般的品牌，到了中国就成了世界性品牌。很多美国的低端快餐食品，到了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中产阶级显示情调的消费对象。如果中国人对这种现象感到愤愤不平，不妨回忆一下历史：中国唐朝的丝绸在西域的价格是杭州的数倍，在罗马的价格是杭州的几十倍—只要说是“天朝大国”、“唐帝国”来的商品，价格立刻暴增。所以在美国100美元的商品，跑到中国来卖2000元人民币，也没什么稀奇。
问题是，这件衣服的硬财富价值连100美元都不值，只有30美元。然而，人们却愿意为它支付2000元人民币—与这30美元对应的硬财富价值只是其“遮风避寒”的功能；其余的价值是其中的软财富价值：服装承载的审美和社交等功能，以及品牌、款式、文化的价值。
事实上，当石油化工革命之后，人类的服装来源就超越了传统的植物纤维和动物皮毛，而是从黑乎乎的石油里提炼出五颜六色的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于是这个世界的服装总量就远远超出了人们“遮风避寒”的需求。人们购买服装更多地是为了追求美感、取得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和炫耀的欲望同金银、宝石等饰品所满足的欲望别无二致。于是，服装制造商们为了满足人们对于服装所能够承载的舒适、华丽、夸耀、品位、文化等精神和社交要求，越来越多地在款式、品牌、文化上下功夫，结果软财富逐渐成为服装价值的主体，而面料、加工费等物理成本则在其总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显然，“做服装就是做设计、做款式、做品牌”这样的理念在海外服装生产商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可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却依然拘泥于陈旧的财富观念，过分重视服装的物质价值，在款式设计、品牌打造、包装营销等方面的投入却远远不够重视。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制造服装纺织品出口到国外，毛利率就是10%～15%，因为大部分中国服装在欧洲和美国只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却满足不了消费者奢侈、夸耀、社交、审美等精神需求；欧美品牌服装到中国来之所以卖很高的价钱，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休闲、奢侈、夸耀、社交、时尚等精神需要—表面上都是卖服装，其实中国厂商卖的是硬财富，赚的是加工费；美国厂商卖的是软财富，赚的是超额利润。
软财富的扩张
不论是食品、服装，还是房屋建筑、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施，一旦人们的财富需求超出了这些硬财富最初的基本功能，开始更多地偏重于健康、社交、炫耀、品位等精神需求，就为软财富的价值侵蚀提供了可乘之机。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商人们不遗余力地开发着人们的各种相关的精神需求，在物质产品上附加更多的软财富价值。结果，随着这个世界进入硬财富生产能力过剩时代，几乎所有的硬财富都被打上了软财富的烙印。
为什么硬财富价值逐渐萎缩，而软财富价值迅速扩张？表面原因是厂商们为了赚取高额利润而对消费者的需求不断进行深度开发，本质原因则是人类的需求升级和消费革命。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说过：“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未开化的人的欲望的确比野兽多不了多少；但是，他向前进展的每一步都增加了他的需要的多样化，以及满足需要的方法的多样化。他不仅希望他惯常消费的东西有较大的数量，而且希望那些东西有较好的质量；他还希望东西有较多的花色可供选择，并且希望有满足他心中产生的新欲望的东西”。7
马歇尔所描述的人类欲望的拓展，必然带来消费结构和财富结构的进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消费升级”或“消费革命”。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把“家电革命”叫做消费革命；21世纪，人们把通信、互联网革命叫做消费革命。显然，人们的生理需求毕竟是有限的，而精神需求却是无限的。当人类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物质世界，而依托于“精神食粮”时，人类的财富结构也走出了生态财富和硬财富时代，进入了软财富时代。
在软财富时代，不仅精神产品的财富价值越来越高，衣食住行的物质财富比重越来越小，而且物质财富本身的价值结构也被“软财富化”—那些看上去是硬财富的东西，比如书籍、通信设施、电脑、电台、基站、大型服务器等，它们有形的化学制品和金属制品本身并不值钱，值钱的是藏在这些硬财富中的频率、编码、程序，以及它们所记录的语言、数字或符号。
在软财富时代，软财富成为承载人类欲望的主体，硬财富不但已经不再是主体，而且成为软财富的价值载体，沦为软财富的“奴隶”。
美国那个创造了windows视窗的人，既不破坏环境，也不怎么消耗资源，领着一帮人编程序，10年就成了世界首富；中国有个卖“脑白金”的人，想明白了财富的道理，又弄了一款网络游戏叫《征途》，赚了好几十亿元。由于硬财富对软财富的价值侵蚀，单纯制造硬财富的企业越来越难生存了。在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市，到处都是没有收入的贫民，那些曾经造了100多年汽车的硬财富制造商正在一天天走向破产。
注 释
1.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3。
2. 查尔斯 P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9．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133。
3. 边际生产力是指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投入所产生的产出回报。当某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正时，增加投入意味着产出增加；当边际产量为负时，增加投入则产出递减；当边际产量为零时，产出最大。
4. 根据樊亢等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中的相关数据推算，具体数据见该书第485、486、487页。
5. 江洪．为石油而战．东方出版社，2002，223。
6.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挈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57。
7. 参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三篇，“论欲望及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