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能不能吃黑橄榄:城中村拆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表示，南方的经验教训应该对西安有所警示。城中村拆迁后的补偿款，让一些城中村村民一夜暴富，导致很多人原有的生活模式和心理状态平衡被打破，他们心理出现巨大变化，如果自己承受不了这些，就会选择其他不健康的方式宣泄，如赌博、吸毒、包二奶等，而这些都属于个体犯罪。

　　王大伟提出应该建立相应的机制，对财富激增的城中村村民进行心理疏导，引导他们正确面对巨额财富的冲击和诱惑，同时，在心理上，帮他们重新建立起一种合适的生活理念。如进行投资理财教育、法律教育、多组织文娱休闲活动。

　　长安大学社会学教授戴生岐说，城中村多位于城乡接合部，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碰撞的交叉口。一些农民对从农业生产转为工业生产一时无法适应，就产生了许多的“闲人”，“闲人”多了就会形成一个圈子，他们以欲望为中心，形成一个“亚文化”的圈子，醉生梦死。吸毒是一种生活越轨行为，吸毒能给他们带来快感，这就是城中村失地农民吸毒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毒品诱惑

　　吸毒花光了补偿款，还有人准备卖房

　　对有钱又有闲的个别城中村人来说，最大的诱惑之一便是毒品，有人会尝试、有人会复吸……

　　9月中旬，西安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一名民警说，戒毒所现在有600多名强制戒毒者，其中，有城中村生活背景者占到了百分之十几，有近70名。他们的户籍地遍及西安的新城、未央、碑林、莲湖等区。这名民警担忧地说，现在吸毒者的地区有从市区向周边区县扩散，人员年龄从大往小转的趋势。戒毒所一位中队长透露，近年来，有城中村生活背景的强戒人员在逐年增多，最多时达到强制戒毒总人数的20%左右。

　　建文，45岁。初次见到建文，他已经是第三次进戒毒所。

　　建文是城北方新村人，黑瘦，低矮，坐在审讯室内，操着关中口音的语气中，充满悔恨。在村子改造前，他已有过吸毒史。“做生意，有点钱，就想玩儿点不一样的东西！村里有几个人一起时间玩久了，也染上了毒瘾。”

　　吸毒后，家里出租房收的房租根本不够买毒品的毒资，积蓄很快花光，还欠下了不少外债。因为吸毒，他的体重从140斤降到不足百斤。

　　在家人的劝说下，他真的把毒品戒掉了。生活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人也变得勤快。“我将近一年没碰那东西。”后来，村子要拆。2010年10月，拿到方新村拆迁补偿款后，建文的“毒友”找到他，“生活里突然少了压力，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在“毒友”劝说下，建文又重新吸上了毒品，由于“手头充裕”，他吸食的量越来越大，直至发展成每天最少需要300多元毒资。

　　2011年7月，建文再次购买毒品时，被警方抓获。9月4日，在蓝田戒毒所戒毒的他说，村子里还在吸毒的人不下10个，有好多为了吸毒花光了补偿款，还有人准备卖房吸毒。

　　“没有文化，有钱又咋样？有钱也不会花，就想找点刺激的，结交的人也杂。”建文说，进入戒毒所后，他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12岁的女儿，只说是到北京打工去了。“拆迁款的钱基本都花在吸毒上了，我对不起家里人！”

　　与建文不同，解家村40岁的村民高玉庆，以前很痛恨毒品。“我就不该在这里出现。”9月4日，他说，他曾亲眼见过朋友毒瘾发作时生不如死的样子。为了帮朋友戒毒，他苦口婆心地劝朋友，还送朋友去戒毒所戒毒。

　　但朋友说，这仅仅是玩玩，意志力不强的人才会上瘾，高玉庆说，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相信了，吸食上了海洛因。

　　随着吸食的次数越来越多，他渐渐上瘾。三年时间，他吸食光了拆迁补偿款。2010年12月，借了一百块钱买毒品的高玉庆被警方当场抓获，随即被强制戒毒。

　　高玉庆的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他说，或许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投资困惑

　　想用补偿款投资赚钱，却连连上当

　　小宋家原本住在南郊某城中村，家里有40多间房和一个大院子。2004年，村子拆迁了。小宋家当时6口人，2008年10月安置时，家里共分得了两套90平方米的住房和90万元。自从村子拆迁后，部分村民住在新楼里，捂着补偿款，却不知日后该如何是好。

　　小宋记得，当时村里想投资什么的都有，拉土车、出租车、开商店……但最热门的，是某公司在村里宣传的合作造林、投资铁矿及畜牧养殖的项目，承诺书上写着回报率高额。当时是她母亲拿回来一本宣传册，讲如何好、咋样能挣钱，村里人谁家投了多少钱……“也没做过多少考察，就感觉大家都弄，应该不会糊弄人，就把拆迁补偿款投了进去……”一年后，“投资”没有任何音讯，她和村里“参与投资”的人找过很多部门，之后得到消息：警方已立案，自己上当受骗了。“多的被骗了几十万呢，我妈当时投进去了3万元……”

　　虽然吃了一次亏，但家人还是急于为家里找到一个来钱的路子，结果被类似的手段再次欺骗，又有近4万元“打了水漂”。

　　“盲目投资、被骗、再投资、再被骗……拆迁补偿的钱越来越少了”，小宋说，家里人也责怪过母亲，但也都能理解，“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啥都得花钱，必须得想点办法挣钱。”但每想到此，她就担心，没有理财能力又缺乏判断的母亲会不会再次掉进陷阱……

　　>>人大代表：教他们学会利用资产是关键

　　“如何让普通村民成为现代都市

　　合格市民？”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在今年年初的省“两会”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陕西省政协委员单克功递交了“关于加强城中村村民改造教育的建议”。省人大代表、西安文理学院生命科学系副主任罗雯提出“关于如何使城中村村民教育转变为合格新市民的建议”。

　　9月13日，罗雯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些村民由村民转变为‘居民’的思想意识不到位，一方面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身份和职业上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农民；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方式、行为习惯方面又保留着传统农民的特征。”这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一些隐患。

　　单克功调研发现，原来城中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村集体分红和自建出租屋收入。当他们拥有大量的资产后，如何利用这些资金和资产，为今后的生存寻找出路，成了关键的问题。

　　>>外出者说：改变的不仅是环境，还有心态

　　“城中村或许都会消失，但它是西安城市历史中不能磨灭的记忆，也是我成长过程中无法忘却的经历。”9月17日，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亚东说。

　　80后的亚东从小在西安城东某城中村长大，直到上大学时离开村子。在2004年村子拆迁改造前，亚东家里有三层楼房，每月有5000多元的房租收入。拆迁后，家里获得三套补偿安置房，除了大一点的108平方米房屋自住，另外两套均已出租。据他介绍，以前家里收入主要是靠房租，但拆迁后新的生活成本增加，父亲没有其他技能，在一个小区找了个门卫工作。“每月一千多元钱，就是为了增加点家庭收入。”

　　“以前就是看谁家的房子盖得高，谁家的房间数量多。”亚东说，原来的村民大多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靠房租作为收入来源，而要扩大收入，就得不断地扩建房屋。

　　“虽然城中村里的东西都很廉价，但是缺少了每一个元素都像是拼图缺少了重要的一块。”亚东表示，许多人家里在拆迁后仍然靠着房租生活。“城中村拆迁改造是好事。它改变的不仅是村子原来相对破旧的环境，还有村民们多年租房形成的慵懒心态。”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贾晨李彪宁军王世华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