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攻心3重生什么上映:政党长期生存与执政的法则 李开盛

政党长期生存与执政的法则    李开盛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为人所熟知,黄担心中共及其领导下也会步国民党后尘,跳不出兴亡相替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自信地以民主答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庆祝了它的周年,中共似乎也前所未有地自信.黄的担心是否还有道理?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像窑洞中的毛泽东那样自信?这是仍然需要反复思考的.
  一．树立正确的政党生命观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其生存与发展的最大目的就是通过执政实践自己的执政纲领。由于政党植根于一定社会基础，其兴衰存亡也必然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历史证明，一个政党要保持长久生存是很困难的。在世界各国政坛上，有几十年历史的政党已属老党，许多党派往往只存在十几年或几年的时间，有的甚至只是昙花一现。迄今历史最悠久的可能是英国的保守党与美国的民主党，它们均源于18世纪末期，迄今也就两百多年一点，现在所使用的党名也是后来才改的。
        而在数不清的政党中，只有少数政党才能有幸成为执政党。而那些取得政权的政党，无论它通过什么方式，其执政时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总是很短的。例如，英国的保守党与美国的民主党虽然历史最长，但也从未做到一直垄断执政权，而是与其他党通过选举轮流执政。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当属苏联共产党，如果从1917年算到1991年，总共也只有74年时间。其次是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它成立于1929年，在2000年的选举中失去政权。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政党要垄断政权是很难的，要长久地连续执政更是极其困难。        其中的原因在于，当一个政党长期执政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监督的弱化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纵观那些长期执政后最终垮台的政党，如前面提到的苏共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以及在败退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内腐败都是导致其丧失政权的关键因素。另外，长期执政也常常导致执政党脱离原来社会基础，并丧失对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敏感性，而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与替代选择往往又使得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难有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当问题累积并严重到一定程度时，执政党便往往由于失去社会的信任而下台。        有人可能认为，如果执政党能够垄断武装力量保持对社会的镇压和控制，甚至是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和控制来塑造人民永久支持执政党的思想，是有可能做到长期执政的。毫无疑问，以上方式有利于延长执政党的执政期限，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党的生存与执政法则。事实上，长久的思想控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毛泽东时代，不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广大社会阶层对毛及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已心存怀疑，这种情绪在文革后期开始显露，结果出现了天安门“四五事件”。朝鲜似乎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其思想控制已历经两代人之久。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金氏政权的多数子民到底是出自内心的热爱，还是出于对被惩罚的恐惧而拥戴现政权。况且，朝鲜是一个小国家，有条件对内实行严密控制，对外实行绝对封闭，这对一个全球化中的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朝鲜为实现这种控制付出了经济上落后于其南方同胞几十年的代价，并使得其国家与社会更加脆弱，刚刚完成的货币改革所引起的混乱与不满就是一例。至于军事上的镇压，它可能得逞于一时，但不可能次次奏效。当执政党失去社会的多数信任时，它所依赖的军队也往往会变得不可靠或是出现分裂。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就是被自己的军队枪决的，而苏联的军队在关键的“八一九”事件中也不愿意支持保守的苏共领导人。        事实上，当一个执政党越来越倾向于运用一切极端措施来维持其自身政权时，它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资源也就耗尽得越快，就越有可能会走到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其最终的下场也就越悲惨。当其政权崩溃之时，往往也就是其政党本身灭亡之日。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原共产党在剧变之后要么是不复存在，要么是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原来控制过严而耗尽社会基础的结果。有人可能指出，苏共是被戈尔巴乔夫改革弄垮的，如果“八一九”政变成功，苏联与苏共都可能会保存下来。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不能算是成功的，其中原因种种，如改革本身步伐过快、缺乏经济改革的配合、民族问题的干扰甚至是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主观倾向等。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回到不搞政治改革、延续原来高度控制的老路上就能避免苏联解体与苏共解散的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八一九”政变在反对派领导人、民众的抗击面前不战自溃就已经表明了继续老的路线已不得人心。即使成功，它至多也只是暂时延续苏共的寿命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命运。        相反，执政党如果能树立正确的政党生命观，尊重政党的生存与执政规律，主动放松高压措施，而代之以适当的民主化进程，反而能够为自己在民主社会中留下持久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发展空间。它可能在在放开了选举被暂时选下台，但一般不可能出现政党本身垮台、领导人遭清算的局面，甚至可能在通过选举再度执政。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失败并不说明不能搞政治改革，只是说明需要谨慎、渐进但坚定地推进政治改革。中国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最终在蒋经国的主导下开始启动政治改革，最终完成了整个台湾政治以及国民党的转型。现在，国民党不但重新赢得执政权，仍然保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而且完全有可能继续生存与发展下去。即使下一届选举失去政权，也将仍然是台湾当局政权的最有力竞争者。        这些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党都应该树立正确的政党生命观：政党是为了执政而存在的，但不可能永远执政。从历史经验看，永久持续执政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是持续生存、经常执政。从长期的政党利益考虑，宁做败而复得的中国国民党，不要做彻底垮台的苏联共产党。 二．有利于政党长期生存与执政的几个因素        如前所述，政党要做到长期生存与执政，根本取胜之道还在于顺应民主政治与选举政治潮流，不断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社会环境，巩固自己的社会基础。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也是重要的。据笔者浅见，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值得注意。特别是对已经有较长时间执政并面临转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些方面或许更具有特别的价值。          1．要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基本价值与执政理念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它的基本价值与理念，这也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灵魂，缺乏灵魂的政党必定是乌合之众或是纯粹的利益集团，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一般来说，基本价值与理念是不能随意变更的，因为它的变更往往也就意味着政党本身性质的变化。因此，只有一个政党的基本价值与理念能够较好地超越时空限制，在很长的时期内都能受到时代与社会的欢迎，它的生命力才能更加长久。要做到这一点，政党的基本价值与理念就必须代表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并且最好抽象一些。例如，像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抽象的基本价值，不但不容易过时，而且总是能够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一个政党必须把其基本理念与执政纲领区别开来，前者往往是长期性的、比较抽象的，而后者往往是短期性的、比较具体的。政纲可以不断变化、调整，但基本的价值与理念则不能轻易变更，一旦变更，也就往往意味着其生命的结束。        对所有的共产党来说，恰恰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与执政纲领方面的混淆。拿共产主义的原意来说，它要追求的是在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后的人的全面解放。从此意义来说，自由或者说解放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基本价值与理念。但是，共产主义、共产党这一名称就告诉人们，它的基本价值与理念是财产共有或者说公有制。事实上，财产共有或公有制只不过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实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后人的全面解放的具体手段，这一手段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可能是正确的，但到了其他时代就可能变得不正确。这种把一时的执政纲领当成长期的基本价值与理念对共产党本身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中国在不断的改革进程中有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是不能否认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就是把公有制当成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思想限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框框里，自然就会跟不上时代需要，对政党自身的进步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形成一种极大的制约。        鉴于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有必要把自身的基本价值回归到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自由这一原点上来，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调整执政纲领。为实现这一目标，改变共产党这一自身名称是很有必要的。西方的一些政党也信仰社会主义，名称却叫做社会党。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它们的社会主义有区别，但完全可以借鉴它们在政党称谓方面的经验，采取一个更加经得起历史考验、反映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价值的称谓。          2．不要被固定的领袖所“绑架”
        正如前面所述，一个政党的生命力应该来自于基本价值与理念而不是某个具体的领导人。那种把政党的力量奠基于某个具体的领导人及其思想的做法，在当时的后果是不可避免地导向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而在领导人身后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亡政息、人走党衰的局面。一个政党当然需要自己的领导人，甚至也需要杰出的领导人来作为其精神支柱与宣传旗帜。但是，杰出领导人只能是政党价值与理念的体现，而不能反过来将政党价值与理念置于其个人形象的阴影之下。即使最初的建党领导人归纳并提出了党的基本价值与理念，也不能将其神化到永远正确的位置。因为领导人作为具体的人，其思想、行为最终总是具体的，从而也不可能有超越时代的十全十美。因此，如果以党的领导人的具体思想替代或作为政党的基本价值，就会减损这种价值的长期适应性。而且，党的领导人经常变换，新的领导人总会提出自己的思想，如果党的基本价值也因此而不断变换的话，必将损害其严肃性与有效性。        当前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就是典型的只有领导人的思想，而没有党的基本价值与理念。虽然历次党章的修改都没有否定以前领导人的思想，而只是加入新的领导人的思想，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是表面延续了党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却是增加了这种指导思想本身的相互矛盾。这样下去，党章就只能是历任领导人试图证明自己执政合法性的工具，而不是党的生命力与活力的来源。至于党的基本价值与理念，早在这些实际上相互冲突的历届党的领导人思想之间被扭曲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具体的领导人对党的影响过大还容易造成一种后果，即如果该领导人有某种重大的历史缺陷，一旦披露则容易对党造成重大的冲击。斯大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清洗是他个人政治生命中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污点。而在斯大林时期，由于斯大林本人就是苏共，他个人的污点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党的污点。后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揭露，却导致对苏共以及整个国际共运信誉的严重冲击，就是这种党被领袖所“绑架”的结果。当前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那就是作为最重要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犯下了诸多严重错误，而这些错误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党的错误。在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后，邓小平并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而是对其作了三七开的结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避免对党造成更大冲击的无奈之举。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处处维护毛泽东的神话地位，同时也是为了避免过去那一段历史完全被公开，不可避免地对党的威信与统治造成冲击。但是，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这种维护与掩盖是不可能长期搞下去的，毛泽东的个人污点仍将是未来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定时炸弹”。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应该逐步把领导人与党本身适当区隔开来，不但在现实中应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不要再把每一代领导人的思想写入党章，就是在党史上也应该更多地突出其他领导人的形象，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都应该给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形象的群体支撑，只有这样，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才有可能不被毛泽东一个所拖累。一个可以学习与借鉴的例子其实就是海峡对面的民进党，陈水扁作为党的前领袖闹出惊天贪腐案、最终身陷囹圄，虽然不可避免地对民进党的选情造成冲击，但最终民进党仍然成功地生存了下来，并在最近的议员补选中取得全胜。其中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民进党自身有着基本的价值与信念支撑，并未被陈水扁一个人所“绑架”。如果陈水扁真的成了民进党唯一正确的党的领袖，那么当陈水扁倒下的时候，民进党也绝无翻身的可能。          3．允许并鼓励党内的多元化
        一个政党在其价值与理念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党内不同思想、不同政见甚至是不同派系的存在。政党之间本身有左、中、右之分，一个政党内部也必然有左、中、右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有好处的。这首先是因为，多种思想共存能够在党内造成竞争的活泼局面，有利于最优秀的领导人与政见主导政党。另外，不同派别的存在对党的权力结构也是一种制约，避免出现那种一人党、最终甚至整个党如前所述被领袖所“绑架”的现象。最后，特别是对执政党来说，党的多元化事实上为选民提出了更多的选择。即使当前的党的领导人不被认可，选民可能还会因为寄希望于其他潜在的领导人而继续信任和支持该党，这样无异于有利于延长整个政党的执政时间，为政党保住或挽回执政权提供了更多机会。        当然，党内的多元化必须是受法律和党章规范的有序、公开的存在，无序和暗地里内部斗争只会消蚀党的活力与选民的信任。特别是要使基层党员与选民感受到，这些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不是与他们无关的上层斗争，更不是不同领导人与派系之间的利益之争，而是取决于他们支持的政见之争，都是为了实现政党前途的君子之争。        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的情况与这些正好相反。党的内部确实存在各种派系之间的竞争，但无论是在基层党员面前，还是在全国人民，党的上层都试图以一种团结合作、亲密无间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种暗地里的竞争，也仅仅由上层不同派系之间的力量平衡所决定，它不但与基层党员无关，全国人民更没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党的内部派系竞争只会有负面的看法。事实上，这样的派系竞争产生的负面后果也确实要大于其正面后果。党的初衷是掩盖分歧以避免党的分裂，但事实上党反而分裂更厉害，不但在上层之间造成了分裂，还在掌权的上层与无权的下层造成了分裂。一旦出现类似于“六四”事件那样的情况，这种分裂的负面后果就会清晰地体现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党还不如正视内部不同派系的存在，通过党章等各种规定把这种存在规范下来，并通过党内的民主化进程使党员合法、有序地参与进来，真正使党内政治生活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增强党的活力、延续党的生命的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