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桂中糖厂董事长:【照片】宋子文档案新发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14:21:37
宋子文档案新发现:蒋介石为暗杀希特勒提供经费（图）
文章提供 于 2009-9-4 10:26:29 (北京时间: 2009-9-4 22:26:29)
文章作者: 石剑峰 阅读时出现乱码？解决办法
在此次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长期在胡佛研究所查阅宋子文档案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就带来了自己的两个最新发现：蒋介石拒绝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蒋介石曾派人赴欧，“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资助推翻希特勒政权。
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陆续开放，民国史重新成为海峡两岸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日前“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并公布了宋子文历史研究中的最新一批档案文献。在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宋子文研究学者围绕着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宋子文的经济问题等议题，提交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笼罩在宋子文身上的历史迷雾，因为档案的开放和社会时代的宽容，也终于一层层被拂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早报记者说，他们的研究绝不是为这些历史人物翻案，只是希望给予他们客观的功过评价，全面看待这些历史人物，“这是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宋档：蒋介石资助推翻希特勒？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前拥有大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其中最受史学界关注的当属蒋介石日记。同样保存在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被很多学者引用，直到蒋介石日记被炒热时，宋档才全面开放并受到关注。由于同在胡佛，加上大陆、台湾两地学者共同推动，才使两大档案研究结合起来，这也带来了中国民国史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史学界的“再出发”。
据介绍，目前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共66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39盒）是宋家在 1970年代就捐给胡佛研究所，约3万个文件，包括中英文信函、电报、地图、文件及会议资料。第二部分（19盒）为与蒋介石及宋美龄有关的史料，内容涉及 1930年代及1940年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战时中美外交等，2003年宋美龄去世之后全部开放。第三部分（8盒）则是2008年3月12日，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长子冯英详亲自带往胡佛的2000多件重要文件，内容包括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宋子文与罗斯福及其他英美领袖的通讯函电、史迪威将军被美国召回的数据、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中英文电报等等，还包括1940年代至1971年去世期间亲笔所写的财务记录和与律师往来函件。
宋子文档案虽然不能与蒋介石日记相比，却有更为深入的特色，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来往函电都是重要的史料，对现代史上一些疑案和问题有相当程度的解析。在此次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长期在胡佛研究所查阅宋子文档案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就带来了自己的两个最新发现：蒋介石拒绝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蒋介石曾派人赴欧，“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资助推翻希特勒政权。
在宋子文的档案中，曾这样记录过——林秋生1942年7月10日来电：“国社党今年曾三派弟旧识'洋克’氏Jahnke(为戈林亲近人)向我方游说，背盟突攻印度，与德合作。委座并无具体答复。此事系由桂永清兄经办。”之后被蒋介石拒绝。所以连罗斯福本人也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到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而根据杨天石对宋子文电文档案的研究，蒋介石曾向希特勒的暗杀者提供经费。
宋子文
战时驻美期间，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多次会谈援华事宜。这是1942年宋子文（左）与摩根索签署财政借款后的合影，摩根索在该照片上题签后赠送宋子文。
1950年代初，宋子文夫妇与女儿、大女婿合照。前排左起：宋子文、张乐怡；后排左起：小女儿瑞颐、大女婿冯彦达、大女儿琼颐、二女儿曼颐。
身家：“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是日本战时谣言
宋子文曾三次出任民国财政部长，三次执掌行政院，并断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抗战时期，与美协商运送大批军经物资至中国。在抗战前后，许多关于宋子文营私舞弊的传闻至今仍是议论未息，所谓“蒋家证券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关于他曾是 “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传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中断。但在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多数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的解读，基本上否定了这一谣言。
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学者戴鸿超在其提交的论文《宋子文的私人财产与是否因公舞弊问题之评析》中认为，宋子文究竟有没有营私舞弊，这一问题因多方职责文字杂陈，历时超过半个世纪之久，情节错综复杂，必须谨慎评析。
“首先我们批判一下这些非议宋子文文字的性质。这些文字有两个特点，第一，各文字是传闻之词。一人先述己见，另人传之，三人继之，流传下来。这以美方文字最为明显：先有专栏作家说自己的听闻，结果经书籍的采用，似乎成了定论，比如所谓宋子文是 1940年代最富有之人。现经解密档案显示，这则消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可这一信息到现在还在被引用。第二，各文字中未说出现可以查对的第一人称的证词，而中方文字也大多缺乏确切的数据，仅用推断。”戴鸿超说。
此外，根据宋子文档案显示，宋子文在1945年春本来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解答各方责难，但在咨询了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之后，放弃了这一计划。1945年5月8日的信中，他还声明，“我不反对美国财政部或国务院公布我在美国的全部财产。”
戴鸿超说：“我查了宋档中的财产文件——包括股票及存款、房产、财产委托书和法院验证遗嘱，虽然有质疑说，宋的财产文件只是选择性地公布，但在他去世之后，法院在1974年验证的财产总值是10485729.47美元，虽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称他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是无稽之谈。再比对蒋介石档案，蒋介石并无指责宋贪污的文字，却有对其他军政要员不法牟利之事的批评，而事实上蒋宋关系并不融洽。”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立文也认为，宋子文档案对他的财产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义下的资产多少，他的妻子张乐怡部分则分开记录。陈立文认为，他去世时档案中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不是什么亿万富翁。宋子文档案还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市场波动非常敏感，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从侧面说明他不是巨富。陈立文还表示，宋子文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用十分有限，档案显示，宋还要求中国银行在他个人账户内拨出款项，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
“但有一点要指出，宋子文的财产确实不是小数目，到底是'权力致富’还是'信息生财’，现有资料无法回答。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戴鸿超说。
贡献：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国共再合作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史料限制，对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只能从周恩来的电报等点滴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随着宋子文有关西安事变日记手稿的公开，他在其中起的作用开始展示在世人面前。关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根据陈立文教授的研究，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权不要轰炸西安，另一方面还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因为宋子文的亲笔日记不是为发表而写，所以最可能真实记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的日记，宋子文从1936年12月20日抵达西安“探路”开始，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共15页，对西安事变前因后果提供了相当完整的陈述和分析。
与会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宋子文在西安事和解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根据宋子文日记和蒋介石日记的综合研究，也分析了宋子文在西安事变谈判中扮演的角色。杨奎松教授表示，宋子文确信救蒋的唯一途径是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则必须让蒋介石看到希望和作出某些让步。为此，宋子文返回南京，一方面让南京延长停火时间，另一方面让宋美龄赴西安软化蒋的态度，使之与张、杨达成某种妥协。除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外，宋子文还利用其特殊地位，促成国共高层接触，帮助启动了两党的和谈。
杨奎松教授说，1936年12月的西安之行，可以说是宋子文一生中颇具光彩的一页。他虽与蒋隔阂甚深，却冒险“救驾”，周旋于南京、西安以及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之间，并借事变之际迫蒋改组政府，实行抗日目的。当时任何一种疏失，都可能酿成严重危险。但在那几天里，宋子文利用机智和圆滑的手段，最终达成了任务。不过虽然在西安事变中有功，蒋介石在回到南京之后依然没有重用这个冒死 “救驾”的大舅子。
对像宋子文这样特定历史人物的再研究，难免会有为其翻案的嫌疑。这几年每年都去胡佛研究所翻阅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则认为，学者研究只是希望给予他们客观的功过评价，全面看待这些历史人物，“这是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揭秘历史密档中四大家族豪门恩怨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7日17:23周末
-本报记者 周 益 陈 璐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再到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蜂拥而至的专家学者，都沉浸于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蒋介石的内心独白。
事实上，除了蒋介石日记，这里还有中国民国史及蒋宋孔陈四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显赫家族“独一无二”的资料。在专家们看来，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专家们相信，随着这些档案的全面解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的四大家族，其真实面目必将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是内地少数前往胡佛研究中心查阅蒋介石日记和四大家族档案的专家，近日，这两位专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向我们披露了上世纪中叶发生在那些中国最显赫豪门之间的恩恩怨怨。
政治豪门的百年
1927年12月1日，一场辉煌盛大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行，新郎蒋介石实岁40，新娘宋美龄实岁30。
大华饭店里嘉宾满堂，主婚人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前来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要有：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英美日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记者等也出席了婚礼。
当时上海新闻报道称，“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因这场婚姻而被联系在一起的蒋宋孔三大家族权倾一时。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宋氏家族就已经因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先生早年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宋家则为上海地区首屈一指的买办家族。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没有孙宋联姻，宋家成员不可能步上政治坦途，蒋介石也许不会强烈追求宋美龄，中国近、现代史或将改写。
其实，就在蒋宋结合的时候，宋家的家长重担已经落在了宋家三子宋子文身上。当时蒋介石正以下野的姿态韬光养晦，是宋子文利用自身的资源，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一直与蒋介石同进共退，西安事变发生后，正是他不避艰险与宋美龄同赴西安最终解救了蒋介石。
杨天石认为，宋子文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使得他在抗战末期与蒋介石逐渐交恶，最后远赴重洋去了美国，当寓公终老。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夫妇最早提出的。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孔祥熙开始了他亦官亦商，聚敛资财之路，并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杨天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一直轮流执掌行政院或当时中国的财政，所以郎舅之间一直争斗不断，而在对日态度上，宋主战，孔主和，这也使得孔在舆论上一直处于这个妻弟的下风。最后，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8年后，蒋介石在台北去世。
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杨天石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围绕这些政治豪门之间的恩怨，就足以编写一部中国民国史。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将其详解，但随着蒋介石日记等一系列“重磅档案”的浮出水面，那些神秘的历史正在逐渐丰富与清晰。
杨天石：细说孔宋争斗
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70岁的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
今年1月14日，杨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细细评述了当年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孔宋之间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开始
“当时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往来，还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杨天石感慨道，“这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财政部长，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
宋子文辞职后，仍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晋升之途是不会畅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就比如张冲，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他在1941年3月23日给宋子文发去电报：'中共以中央未采纳共党十二条办法，暂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会议，但周恩来与委座间仍直接商洽调整，大体安静。八中全会或提付讨论。钧座如出面赞襄委座，则此事易得一解决之道。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
这则电文的背景是：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11日，周恩来向张冲提出抗议。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条解决办法。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3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张冲维护国共合作，希望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赞襄”蒋介石，主持政务，缓解国共合作危机。杨天石说，“其中'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云云，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拥宋派的呼声。”
“YESMAN”和“YES”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说'Yes’的原因，如蒋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不买账，干脆说'No’。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杨天石说，“这种和谐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蒋的信用后，开始对宋子文有了很强的戒备心理。于是，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竭力攻击”宋子文。
“……1941年4月，宋子文电询古达程：'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12日，古达程复电云：'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宋认为，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4月25日，平准基金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云：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
“这里说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对孔的进攻，宋不得不回敬。不过，考虑到孔样熙'圣眷正隆’，宋子文不愿明言。”杨天石这样解读道。
孔祥熙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他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1941年6月19日，李石曾电告宋：'介公两次晤谈，函件已交，尚无机会及于具体问题，惟曾一再约弟往住黄山，俾利静谈，彼时或为较好之机会。’”杨天石说，“黄山，指当时蒋在重庆的官邸。李石虽是元老，但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较好之机会’，然而，宋子文却没有信心了。”
1941年6月23日，他复电李石曾称：“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介公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
今春大会，指的是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注：后出任外交部长)4月3日日记云：“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其为驻美大使，孔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杨天石一针见血。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3年3月25日电宋子文云：“粮食会议无特别重要性。孔荐郭任首席，似可不与之争，惟以后如有重要会议，则必须力争。为国家前途着想，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
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杨天石说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注：前者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后者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派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作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惟一辉煌之政绩……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这是对宋子文等人的批评，也隐约表示了对甩开孔祥熙的后悔。”杨天石最后补充说。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7/172314767071.shtml
吴景平：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7日17:23周末
吴景平：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教授，正与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开该所珍藏的民国史料，其中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民国“绝密档案”，并陆续出版，首批文献即将在国内面世、全球发行。
2005年以来，吴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2008年1月14日，吴景平教授在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告诉了我们一个抗战时期不为人知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对日：
“不抵抗”与“雪耻”同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5月3日悍然发动袭击，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在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后来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继续北上的行动。这篇日记确凿地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并非从“九一八”开始的。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道“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吴景平说，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出现“雪耻”二字。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同时，蒋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对张学良：
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苏联：
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标志着之前中苏协定的实际失效。吴景平说，这个情况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记里已经多次提到中苏协定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吴景平说，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心态都可以看成日后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地亲美的原因。
对英美：
痛恨与忍耐
吴景平同时也发现，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吴景平说，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青年蒋介石那时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吴景平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吴景平说，他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还发现，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虽然这一想法最终没实现，但能看出蒋介石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
相关阅读
四大家族密档尽入胡佛研究中心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馆存中国方面的史料，共有500多种，其中民国史及蒋宋孔陈这些显赫家族的资料，更是“独一无二”。
杨天石教授曾经将上述史料划分为三类：即中国名人档案、美国来华者档案及国民党史料。胡佛方面的分类则略有区别：一、中国的领袖档案，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领袖档案；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美国知名人士档案，比如史迪威将军等；三、美国到华人士，其中包括传教士、医生、商人等等；四、政党档案，比如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相关的档案，胡佛研究中心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中共早期党史的资料，其他还包括不断增加的中国“文革”档案等。
2003年夏，胡佛研究中心的民国史料搜集取得重大收获，该馆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通过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并永久保存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创立以来到2000年的全部党史资料。这一协议产生的马太效应，致使很多民国知名人物的家属主动与胡佛联系，表示捐赠或希望胡佛收藏他们的档案，如阮义成、陈天放的后人等。
2005年2月16日，胡佛研究中心宣布：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日记，已经由蒋家的后人同意存放于该研究院，但不拥有“所有权”。
蒋氏父子的日记由于是协议“暂存”，不属于捐献，所有权仍归蒋家，但馆方可以永久保存微缩件，因此相对宋子文档案，查阅使用要求更严。吴景平告诉记者，宋氏档案完全公开，可以复印、检索；而蒋氏日记则只能用研究中心提供的纸笔手写抄录。
据了解，除了蒋家档案外，宋子文档案保存较好；孔祥熙档案在移交时，内容已经过初步过滤和分类，但由于长期保存于公共储藏室内，没有温度调节，再加上纽约冬天下雪，夏天湿热，约有40%发霉或粘连，技术处理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余的60%已经得到整理，很快就可以公开。
据介绍，在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陈果夫、陈立夫)其实在国民党历史上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尤其抗战之后，他们影响力逐渐式微。陈果夫离世甚早，而陈立夫1953年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时已离台赴美。
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岱君表示，该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曾与美加州大学的张绪心教授联袂，对陈果夫做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而且陈也有一部分资料留在胡佛研究中心，算是弥补了这部分资料的缺憾。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中心，2005年3月，胡佛研究中心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资料，台湾从1949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内地从1949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7/172314767072.shtml
四大家族尽归胡佛
南方周末 2007-11-29 16:29:24
□本报记者 朱强 发自上海
相关人士认为，档案移民意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美国。蒋家则声明，蒋氏父子日记回归祖国的前提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总统图书馆”
“简直是一个奇迹。”郭岱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她极力斡旋，最终促使蒋氏父子日记远渡重洋入驻胡佛档案馆，并向公众开放。
郭氏与两蒋日记的关系缘起于被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研究之最大突破”的胡佛研究院的国民党党史档案计划。
国民党档案移民美国
1980年代初，郭岱君在美国俄勒冈大学攻读政治学政治心理专业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极具挑战性——《政治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对其日后政治行为的影响》，研究个案为毛泽东。由于美国国内史料甚少，郭就回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查找资料。
而时任国研中心主任的张京育(后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政大校长、“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正在为胡佛研究院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若孟(RamonH.Myers)教授寻找一位合作者。郭岱君正是张京育属意的人选。
1984年郭马二人合著的《中国问题研究方法的检讨》在美国出版，至今仍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之一，此时张京育被任命为“总统府”新闻局局长，便将郭岱君调入任机要秘书，后又派其担任新闻局美国波士顿办公室主任。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继任“总统”，郭又被调回台湾，接替马英九，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英文秘书。
1997年，在“总统府”工作8年后郭岱君请辞，在台湾淡江大学短暂工作几年后，于2000年全家搬到美国，她本人也正式进入胡佛研究院任研究员，并于2003年受邀参与档案工作。
胡佛档案馆不仅存有宋子文、张家璈、陈立夫、黄郛、彭述之等私人文件，还有中共早期建党的资料；1990年代初还以微缩方式保存了苏共档案资料，苏共失去政权后，胡佛成为世界上保存该档案最权威的机构之一。
马若孟与国民党保持着长期良好关系，而中国问题研究在1980年代后成为美国研究的重心之一。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执政权之后，马若孟与另一位研究员蔡玲(其父蔡孟坚曾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向胡佛提出保存国民党党史的计划。鉴于郭岱君的学术背景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任职经历，她很快成为这一计划的工作人选。
“真正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刻不容缓。”郭岱君说，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国民党已经有百余年历史，其档案长期在台湾潮湿环境下保存，稍有不慎就会损毁，而胡佛的档案保存技术则是世界先进的。
2004年8月23日，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及马英九支持下，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签约达成永久保存微缩档案的协议。“我们希望每年做到25万到35万片微缩胶片，但不一定做得到。”郭岱君表示，胡佛档案馆希望用8年时间做完，她根据目前的进展情况推测可能拖到10年，而国民党整个党史资料预计达400万片之巨，而且还有一些档案(比如罗家伦的资料等)还放在仓库里未及整理和编目。
郭岱君说，目前国民党档案已经制作到1962年，九十余万件，但已经动用了二十几位技术专家，所耗资金已超过百万美元。胡佛作为私立研究机构进行这些工作，全部需要社会捐款，自2004年以来，胡佛档案馆还专门为国民党档案做过多场募款说明会，目前仍在不断努力募款。
国民党档案计划成功展开，胡佛方面深受鼓舞，决定将所有中国有关馆藏资料合并，推出了“近代中国档案收藏及研究计划”，囊括了清末以来所有国民党、中共、北洋、“满铁”等中国近代史料及档案。
胡佛馆藏的20世纪中国史料非常丰富，上半叶多半为国民党资料，几乎涵盖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而美国方面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人物的档案也相当全面，比如国父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Lea)将军，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帮助孙训练革命军。郭岱君说，当她看到一群中国人在美国的SantaBarbara海滩上绑着绑腿训练的照片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孙中山在旧金山与李将军过从甚密，有一份资料叫作《红龙计划》，就是当年一群中美年轻人，一起商议推翻满清政府，后来变成历史事实。荷马·李是斯坦福毕业生，他过世以后，档案通过后人转交给胡佛，其中有与孙中山的很多通信。
此外，孙中山早年的财务顾问杨格、法律顾问林百克，抗战时著名的史迪威将军、后来接替他工作的魏德迈将军、飞虎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等档案都在胡佛，有些人的档案甚至有上百箱之多。
蒋日记两路进胡佛
“国民党档案计划成功后，我对保存中国史料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知道蒋介石的日记在海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的资料。”为了争取到两蒋日记，从2003年开始，郭岱君和胡佛花了18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勇敢而明智的决定。”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个过程时，郭说。
很多机构都在想方设法得到两蒋日记，台湾的“国史馆”在努力，根据台湾“退职总统、副总统文物条例”规定，这些都属于政府的，不能私人保有；海内外很多重要的学术机构、图书馆等单位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国民党党史馆也希望能够保存领袖的日记。
蒋介石去世后，日记由蒋经国保存，后来就传到蒋孝勇，孝勇临终时将两蒋日记托付给自己的妻子，即蒋方智怡。
后来饱受压力的蒋方智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够交出去。郭岱君闻讯立即决定去拜访蒋方智怡。
恰巧与蒋家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原台湾荣民总院院长彭芳谷先生(曾任蒋介石、蒋经国、蒋孝勇等蒋家三代的医生)与郭岱君既是京剧票友、忘年交，又有湖南同乡之谊，经其引见终于见到了蒋方智怡，第一次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门打开了，但蒋方智怡还有两个顾虑，一是觉得两蒋毕竟当过“总统”，捐给一个外国单位不很适合。其二，对胡佛在开放使用档案时可能牵涉到一些极度隐私的细节表示担心。最终，这些顾虑在双方坦诚的沟通下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2005年2月16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
蒋介石日记起于1917年，直到1972年患病时为止，长达55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蒋经国日记起于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止于1980年，近50年，其中后期日记由于患糖尿病日益严重，视力模糊，故字体较大，但仍以毛笔写成。
消息发布后，台湾岛内反应不一。很多台湾学者主张将蒋氏父子的日记留在岛内，“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感到“强烈失落”，他认为日记交由胡佛保存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重心已经转移。台湾媒体也对这些日记属于公有还是蒋家私产进行过讨论。
但蒋方智怡则更希望日记存放在一个国际性及公正性强的学术机构，以便为两岸三地及海外更多的学者提供研究应用。正如马若孟所言，胡佛只负责提供档案材料供学者研究使用，至于是哪国学者，所持何种立场，则一概不会过问。
胡佛与蒋家达成的协议还有个前言，特别声明，这批档案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如果将来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总统图书馆”，就必须交还中国。
“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很正确、很了不起、很有智慧的决定，胡佛研究院有最安全的保护，有最专业的管理，最好的修复技术，最好的学术环境，”郭岱君说，“胡佛也很了不起，它愿意投入巨额资金与人力来做整理、修复、保存和开放等工作，并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
胡佛档案馆有两种收藏形式，一是捐献，就是文本资料永久存放在档案馆，但版权属于捐赠人及其家属。比如宋子文档案。而蒋家档案的协议是暂存50年，但家属可以在任何时间将其提走，只需提前两个月通知胡佛。
蒋介石日记原件分为两部分，分别存放在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2005年冬季，76岁的马若孟教授等二人代表胡佛研究院亲自赴加拿大提取这些珍贵史料。首批日记从银行保险库取出后不久，在美国的郭岱君就接到了马若孟的电话，“我脚边都是日记。我一分钟都不敢离开房间，太珍贵了！”
2004年圣诞节前两天，郭岱君突然接到允许接收第二批日记的电话，就立即赶到蒋方智怡在旧金山的家中根据目录查收，数十个装着日记的箱子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字排开，郭干脆就跪在地上每箱点收。
“核对清单时一想到那一年的重要事件，我就会心跳加速，百感交集。我特别有兴趣的就是他到台湾以后的资料，比如国民党改造、'二二八事件’等等。”郭岱君说，蒋介石日记已经成为胡佛研究院历史上最受关注的档案之一，从2006年3月第一次开放至今，几乎每一个看的学者都深受感动。“学者一致认为蒋日记的开放，势必带动整个近代史的修订。”
开放宋子文 加入孔祥熙
成功地与蒋家签订协议，郭岱君“野心”倍增，下一个目标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早在1970年代，宋子文的档案就捐给了胡佛研究院，其中的19箱需宋美龄过世后才开放。2004年，宋美龄去世一年之后，胡佛准备打开这19个箱子，宋家又将最后一批档案(约6箱)捐出来，包括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抗战时与蒋介石的通信、电报，宋本人的遗书、私人财务报表等，都是第一次曝光。胡佛方面于2004年4月16日将这批档案(包括此前处于保密状态的那19箱)全部开放。
海内外一直对宋氏家族涉嫌贪污、发战争横财存在着广泛的质疑与批评，该档案的解密则提供了当事人的自证。“宋子文是一个被极度误解的人。他才华横溢，对中国财政制度的建立及中美关系的增进有很大的贡献。学术界对宋子文的评价已经改变了。”郭岱君指出。
接下来，民国史上另一大家族的代表孔祥熙顺理成章地成为郭岱君的下一个目标。
胡佛研究院早在30年前就表示希望保存孔祥熙资料，但一直没有进展，另外由于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所以耶鲁甚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在努力争取孔家。郭岱君的加入，使此事终于获得突破。
2005年秋开始，郭岱君得到宋仲虎(宋美龄幼弟宋子安之子)夫人宋曹王利璇(Shirley Soong)女士帮助，三次到纽约拜访孔令仪女士及其夫婿黄雄盛先生，终于获得孔家同意，把孔祥熙资料捐赠胡佛档案馆。
“我有一点打动了他们，”郭岱君说，“国民党档案在胡佛，蒋公日记在胡佛，宋先生档案在胡佛，为什么让孔院长(孔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孤零零地躺在纽约呢？”
胡佛档案馆于2006年8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档案资料，共133箱，本来计划于2007年春公布蒋介石第二批日记时向社会开放，不料开箱时发现孔氏档案霉变较为严重(所有档案绑在一起存放了50年)，需要进行细致的修复，因此就暂停了该项工作。
在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陈立夫、陈果夫)其实在国民党历史上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尤其抗战之后，他们影响力逐渐式微。陈果夫离世甚早，而陈立夫1953年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时已离台赴美。
郭岱君表示，马若孟先生曾经与张绪心教授联袂，对陈果夫做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而且陈也有一部分资料留在胡佛档案馆，算是弥补了这部分资料的缺憾。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年3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资料，台湾从1949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大陆从1949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蒋介石在写日记
图为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广东
文章提供 于 2009-9-4 10:26:29 (北京时间: 2009-9-4 22:26:29)
文章作者: 石剑峰 阅读时出现乱码？解决办法
在此次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长期在胡佛研究所查阅宋子文档案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就带来了自己的两个最新发现：蒋介石拒绝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蒋介石曾派人赴欧，“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资助推翻希特勒政权。
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陆续开放，民国史重新成为海峡两岸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日前“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并公布了宋子文历史研究中的最新一批档案文献。在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宋子文研究学者围绕着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宋子文的经济问题等议题，提交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而笼罩在宋子文身上的历史迷雾，因为档案的开放和社会时代的宽容，也终于一层层被拂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早报记者说，他们的研究绝不是为这些历史人物翻案，只是希望给予他们客观的功过评价，全面看待这些历史人物，“这是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宋档：蒋介石资助推翻希特勒？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前拥有大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其中最受史学界关注的当属蒋介石日记。同样保存在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被很多学者引用，直到蒋介石日记被炒热时，宋档才全面开放并受到关注。由于同在胡佛，加上大陆、台湾两地学者共同推动，才使两大档案研究结合起来，这也带来了中国民国史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史学界的“再出发”。
据介绍，目前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共66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39盒）是宋家在 1970年代就捐给胡佛研究所，约3万个文件，包括中英文信函、电报、地图、文件及会议资料。第二部分（19盒）为与蒋介石及宋美龄有关的史料，内容涉及 1930年代及1940年代中国政治与经济、战时中美外交等，2003年宋美龄去世之后全部开放。第三部分（8盒）则是2008年3月12日，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长子冯英详亲自带往胡佛的2000多件重要文件，内容包括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宋子文与罗斯福及其他英美领袖的通讯函电、史迪威将军被美国召回的数据、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中英文电报等等，还包括1940年代至1971年去世期间亲笔所写的财务记录和与律师往来函件。
宋子文档案虽然不能与蒋介石日记相比，却有更为深入的特色，尤其是许多会议记录，来往函电都是重要的史料，对现代史上一些疑案和问题有相当程度的解析。在此次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长期在胡佛研究所查阅宋子文档案的历史学家杨天石就带来了自己的两个最新发现：蒋介石拒绝德国“合攻印度”的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蒋介石曾派人赴欧，“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资助推翻希特勒政权。
在宋子文的档案中，曾这样记录过——林秋生1942年7月10日来电：“国社党今年曾三派弟旧识'洋克’氏Jahnke(为戈林亲近人)向我方游说，背盟突攻印度，与德合作。委座并无具体答复。此事系由桂永清兄经办。”之后被蒋介石拒绝。所以连罗斯福本人也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到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而根据杨天石对宋子文电文档案的研究，蒋介石曾向希特勒的暗杀者提供经费。
宋子文
战时驻美期间，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多次会谈援华事宜。这是1942年宋子文（左）与摩根索签署财政借款后的合影，摩根索在该照片上题签后赠送宋子文。
1950年代初，宋子文夫妇与女儿、大女婿合照。前排左起：宋子文、张乐怡；后排左起：小女儿瑞颐、大女婿冯彦达、大女儿琼颐、二女儿曼颐。
身家：“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是日本战时谣言
宋子文曾三次出任民国财政部长，三次执掌行政院，并断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抗战时期，与美协商运送大批军经物资至中国。在抗战前后，许多关于宋子文营私舞弊的传闻至今仍是议论未息，所谓“蒋家证券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关于他曾是 “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传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中断。但在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上，多数学者通过对相关档案的解读，基本上否定了这一谣言。
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学者戴鸿超在其提交的论文《宋子文的私人财产与是否因公舞弊问题之评析》中认为，宋子文究竟有没有营私舞弊，这一问题因多方职责文字杂陈，历时超过半个世纪之久，情节错综复杂，必须谨慎评析。
“首先我们批判一下这些非议宋子文文字的性质。这些文字有两个特点，第一，各文字是传闻之词。一人先述己见，另人传之，三人继之，流传下来。这以美方文字最为明显：先有专栏作家说自己的听闻，结果经书籍的采用，似乎成了定论，比如所谓宋子文是 1940年代最富有之人。现经解密档案显示，这则消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可这一信息到现在还在被引用。第二，各文字中未说出现可以查对的第一人称的证词，而中方文字也大多缺乏确切的数据，仅用推断。”戴鸿超说。
此外，根据宋子文档案显示，宋子文在1945年春本来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解答各方责难，但在咨询了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之后，放弃了这一计划。1945年5月8日的信中，他还声明，“我不反对美国财政部或国务院公布我在美国的全部财产。”
戴鸿超说：“我查了宋档中的财产文件——包括股票及存款、房产、财产委托书和法院验证遗嘱，虽然有质疑说，宋的财产文件只是选择性地公布，但在他去世之后，法院在1974年验证的财产总值是10485729.47美元，虽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但称他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是无稽之谈。再比对蒋介石档案，蒋介石并无指责宋贪污的文字，却有对其他军政要员不法牟利之事的批评，而事实上蒋宋关系并不融洽。”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立文也认为，宋子文档案对他的财产有非常清楚的统计与记载。宋用钢笔亲笔书写了他自己名义下的资产多少，他的妻子张乐怡部分则分开记录。陈立文认为，他去世时档案中记载其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包括房产，不是什么亿万富翁。宋子文档案还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市场波动非常敏感，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从侧面说明他不是巨富。陈立文还表示，宋子文在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期间，公务费用十分有限，档案显示，宋还要求中国银行在他个人账户内拨出款项，维持国防供应公司的运作。
“但有一点要指出，宋子文的财产确实不是小数目，到底是'权力致富’还是'信息生财’，现有资料无法回答。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戴鸿超说。
贡献：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国共再合作
很长时间以来，因为史料限制，对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只能从周恩来的电报等点滴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随着宋子文有关西安事变日记手稿的公开，他在其中起的作用开始展示在世人面前。关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根据陈立文教授的研究，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权不要轰炸西安，另一方面还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因为宋子文的亲笔日记不是为发表而写，所以最可能真实记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的日记，宋子文从1936年12月20日抵达西安“探路”开始，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共15页，对西安事变前因后果提供了相当完整的陈述和分析。
与会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宋子文在西安事和解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根据宋子文日记和蒋介石日记的综合研究，也分析了宋子文在西安事变谈判中扮演的角色。杨奎松教授表示，宋子文确信救蒋的唯一途径是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则必须让蒋介石看到希望和作出某些让步。为此，宋子文返回南京，一方面让南京延长停火时间，另一方面让宋美龄赴西安软化蒋的态度，使之与张、杨达成某种妥协。除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外，宋子文还利用其特殊地位，促成国共高层接触，帮助启动了两党的和谈。
杨奎松教授说，1936年12月的西安之行，可以说是宋子文一生中颇具光彩的一页。他虽与蒋隔阂甚深，却冒险“救驾”，周旋于南京、西安以及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之间，并借事变之际迫蒋改组政府，实行抗日目的。当时任何一种疏失，都可能酿成严重危险。但在那几天里，宋子文利用机智和圆滑的手段，最终达成了任务。不过虽然在西安事变中有功，蒋介石在回到南京之后依然没有重用这个冒死 “救驾”的大舅子。
对像宋子文这样特定历史人物的再研究，难免会有为其翻案的嫌疑。这几年每年都去胡佛研究所翻阅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则认为，学者研究只是希望给予他们客观的功过评价，全面看待这些历史人物，“这是对历史人物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揭秘历史密档中四大家族豪门恩怨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7日17:23周末
-本报记者 周 益 陈 璐
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再到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蜂拥而至的专家学者，都沉浸于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蒋介石的内心独白。
事实上，除了蒋介石日记，这里还有中国民国史及蒋宋孔陈四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显赫家族“独一无二”的资料。在专家们看来，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专家们相信，随着这些档案的全面解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的四大家族，其真实面目必将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是内地少数前往胡佛研究中心查阅蒋介石日记和四大家族档案的专家，近日，这两位专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向我们披露了上世纪中叶发生在那些中国最显赫豪门之间的恩恩怨怨。
政治豪门的百年
1927年12月1日，一场辉煌盛大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行，新郎蒋介石实岁40，新娘宋美龄实岁30。
大华饭店里嘉宾满堂，主婚人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前来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要有：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英美日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记者等也出席了婚礼。
当时上海新闻报道称，“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因这场婚姻而被联系在一起的蒋宋孔三大家族权倾一时。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宋氏家族就已经因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先生早年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宋家则为上海地区首屈一指的买办家族。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没有孙宋联姻，宋家成员不可能步上政治坦途，蒋介石也许不会强烈追求宋美龄，中国近、现代史或将改写。
其实，就在蒋宋结合的时候，宋家的家长重担已经落在了宋家三子宋子文身上。当时蒋介石正以下野的姿态韬光养晦，是宋子文利用自身的资源，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一直与蒋介石同进共退，西安事变发生后，正是他不避艰险与宋美龄同赴西安最终解救了蒋介石。
杨天石认为，宋子文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使得他在抗战末期与蒋介石逐渐交恶，最后远赴重洋去了美国，当寓公终老。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夫妇最早提出的。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孔祥熙开始了他亦官亦商，聚敛资财之路，并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杨天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一直轮流执掌行政院或当时中国的财政，所以郎舅之间一直争斗不断，而在对日态度上，宋主战，孔主和，这也使得孔在舆论上一直处于这个妻弟的下风。最后，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8年后，蒋介石在台北去世。
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杨天石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围绕这些政治豪门之间的恩怨，就足以编写一部中国民国史。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将其详解，但随着蒋介石日记等一系列“重磅档案”的浮出水面，那些神秘的历史正在逐渐丰富与清晰。
杨天石：细说孔宋争斗
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70岁的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
今年1月14日，杨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细细评述了当年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孔宋之间的是是非非。
矛盾的开始
“当时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往来，还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杨天石感慨道，“这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财政部长，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
宋子文辞职后，仍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晋升之途是不会畅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就比如张冲，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他在1941年3月23日给宋子文发去电报：'中共以中央未采纳共党十二条办法，暂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会议，但周恩来与委座间仍直接商洽调整，大体安静。八中全会或提付讨论。钧座如出面赞襄委座，则此事易得一解决之道。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
这则电文的背景是：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11日，周恩来向张冲提出抗议。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条解决办法。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3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张冲维护国共合作，希望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赞襄”蒋介石，主持政务，缓解国共合作危机。杨天石说，“其中'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云云，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拥宋派的呼声。”
“YESMAN”和“YES”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说'Yes’的原因，如蒋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不买账，干脆说'No’。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杨天石说，“这种和谐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蒋的信用后，开始对宋子文有了很强的戒备心理。于是，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竭力攻击”宋子文。
“……1941年4月，宋子文电询古达程：'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12日，古达程复电云：'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宋认为，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4月25日，平准基金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云：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
“这里说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对孔的进攻，宋不得不回敬。不过，考虑到孔样熙'圣眷正隆’，宋子文不愿明言。”杨天石这样解读道。
孔祥熙为何退出政界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他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1941年6月19日，李石曾电告宋：'介公两次晤谈，函件已交，尚无机会及于具体问题，惟曾一再约弟往住黄山，俾利静谈，彼时或为较好之机会。’”杨天石说，“黄山，指当时蒋在重庆的官邸。李石虽是元老，但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较好之机会’，然而，宋子文却没有信心了。”
1941年6月23日，他复电李石曾称：“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介公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
今春大会，指的是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注：后出任外交部长)4月3日日记云：“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其为驻美大使，孔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杨天石一针见血。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3年3月25日电宋子文云：“粮食会议无特别重要性。孔荐郭任首席，似可不与之争，惟以后如有重要会议，则必须力争。为国家前途着想，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
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杨天石说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注：前者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后者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派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作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惟一辉煌之政绩……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这是对宋子文等人的批评，也隐约表示了对甩开孔祥熙的后悔。”杨天石最后补充说。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7/172314767071.shtml
吴景平：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7日17:23周末
吴景平：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教授，正与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开该所珍藏的民国史料，其中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民国“绝密档案”，并陆续出版，首批文献即将在国内面世、全球发行。
2005年以来，吴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2008年1月14日，吴景平教授在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告诉了我们一个抗战时期不为人知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对日：
“不抵抗”与“雪耻”同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5月3日悍然发动袭击，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在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后来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继续北上的行动。这篇日记确凿地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并非从“九一八”开始的。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道“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吴景平说，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出现“雪耻”二字。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同时，蒋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对张学良：
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苏联：
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标志着之前中苏协定的实际失效。吴景平说，这个情况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记里已经多次提到中苏协定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吴景平说，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心态都可以看成日后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地亲美的原因。
对英美：
痛恨与忍耐
吴景平同时也发现，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吴景平说，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青年蒋介石那时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吴景平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吴景平说，他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还发现，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虽然这一想法最终没实现，但能看出蒋介石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
相关阅读
四大家族密档尽入胡佛研究中心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馆存中国方面的史料，共有500多种，其中民国史及蒋宋孔陈这些显赫家族的资料，更是“独一无二”。
杨天石教授曾经将上述史料划分为三类：即中国名人档案、美国来华者档案及国民党史料。胡佛方面的分类则略有区别：一、中国的领袖档案，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领袖档案；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美国知名人士档案，比如史迪威将军等；三、美国到华人士，其中包括传教士、医生、商人等等；四、政党档案，比如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相关的档案，胡佛研究中心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中共早期党史的资料，其他还包括不断增加的中国“文革”档案等。
2003年夏，胡佛研究中心的民国史料搜集取得重大收获，该馆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通过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并永久保存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创立以来到2000年的全部党史资料。这一协议产生的马太效应，致使很多民国知名人物的家属主动与胡佛联系，表示捐赠或希望胡佛收藏他们的档案，如阮义成、陈天放的后人等。
2005年2月16日，胡佛研究中心宣布：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日记，已经由蒋家的后人同意存放于该研究院，但不拥有“所有权”。
蒋氏父子的日记由于是协议“暂存”，不属于捐献，所有权仍归蒋家，但馆方可以永久保存微缩件，因此相对宋子文档案，查阅使用要求更严。吴景平告诉记者，宋氏档案完全公开，可以复印、检索；而蒋氏日记则只能用研究中心提供的纸笔手写抄录。
据了解，除了蒋家档案外，宋子文档案保存较好；孔祥熙档案在移交时，内容已经过初步过滤和分类，但由于长期保存于公共储藏室内，没有温度调节，再加上纽约冬天下雪，夏天湿热，约有40%发霉或粘连，技术处理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余的60%已经得到整理，很快就可以公开。
据介绍，在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陈果夫、陈立夫)其实在国民党历史上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尤其抗战之后，他们影响力逐渐式微。陈果夫离世甚早，而陈立夫1953年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时已离台赴美。
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岱君表示，该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曾与美加州大学的张绪心教授联袂，对陈果夫做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而且陈也有一部分资料留在胡佛研究中心，算是弥补了这部分资料的缺憾。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中心，2005年3月，胡佛研究中心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资料，台湾从1949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内地从1949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http://news.sina.com.cn/c/2008-01-17/172314767072.shtml
四大家族尽归胡佛
南方周末 2007-11-29 16:29:24
□本报记者 朱强 发自上海
相关人士认为，档案移民意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美国。蒋家则声明，蒋氏父子日记回归祖国的前提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总统图书馆”
“简直是一个奇迹。”郭岱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她极力斡旋，最终促使蒋氏父子日记远渡重洋入驻胡佛档案馆，并向公众开放。
郭氏与两蒋日记的关系缘起于被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研究之最大突破”的胡佛研究院的国民党党史档案计划。
国民党档案移民美国
1980年代初，郭岱君在美国俄勒冈大学攻读政治学政治心理专业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极具挑战性——《政治人物的青少年时代对其日后政治行为的影响》，研究个案为毛泽东。由于美国国内史料甚少，郭就回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查找资料。
而时任国研中心主任的张京育(后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政大校长、“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正在为胡佛研究院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若孟(RamonH.Myers)教授寻找一位合作者。郭岱君正是张京育属意的人选。
1984年郭马二人合著的《中国问题研究方法的检讨》在美国出版，至今仍是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之一，此时张京育被任命为“总统府”新闻局局长，便将郭岱君调入任机要秘书，后又派其担任新闻局美国波士顿办公室主任。1988年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继任“总统”，郭又被调回台湾，接替马英九，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兼英文秘书。
1997年，在“总统府”工作8年后郭岱君请辞，在台湾淡江大学短暂工作几年后，于2000年全家搬到美国，她本人也正式进入胡佛研究院任研究员，并于2003年受邀参与档案工作。
胡佛档案馆不仅存有宋子文、张家璈、陈立夫、黄郛、彭述之等私人文件，还有中共早期建党的资料；1990年代初还以微缩方式保存了苏共档案资料，苏共失去政权后，胡佛成为世界上保存该档案最权威的机构之一。
马若孟与国民党保持着长期良好关系，而中国问题研究在1980年代后成为美国研究的重心之一。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执政权之后，马若孟与另一位研究员蔡玲(其父蔡孟坚曾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向胡佛提出保存国民党党史的计划。鉴于郭岱君的学术背景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任职经历，她很快成为这一计划的工作人选。
“真正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刻不容缓。”郭岱君说，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国民党已经有百余年历史，其档案长期在台湾潮湿环境下保存，稍有不慎就会损毁，而胡佛的档案保存技术则是世界先进的。
2004年8月23日，在国民党主席连战及马英九支持下，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签约达成永久保存微缩档案的协议。“我们希望每年做到25万到35万片微缩胶片，但不一定做得到。”郭岱君表示，胡佛档案馆希望用8年时间做完，她根据目前的进展情况推测可能拖到10年，而国民党整个党史资料预计达400万片之巨，而且还有一些档案(比如罗家伦的资料等)还放在仓库里未及整理和编目。
郭岱君说，目前国民党档案已经制作到1962年，九十余万件，但已经动用了二十几位技术专家，所耗资金已超过百万美元。胡佛作为私立研究机构进行这些工作，全部需要社会捐款，自2004年以来，胡佛档案馆还专门为国民党档案做过多场募款说明会，目前仍在不断努力募款。
国民党档案计划成功展开，胡佛方面深受鼓舞，决定将所有中国有关馆藏资料合并，推出了“近代中国档案收藏及研究计划”，囊括了清末以来所有国民党、中共、北洋、“满铁”等中国近代史料及档案。
胡佛馆藏的20世纪中国史料非常丰富，上半叶多半为国民党资料，几乎涵盖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而美国方面与中国近代史有关的人物的档案也相当全面，比如国父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Lea)将军，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帮助孙训练革命军。郭岱君说，当她看到一群中国人在美国的SantaBarbara海滩上绑着绑腿训练的照片时，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孙中山在旧金山与李将军过从甚密，有一份资料叫作《红龙计划》，就是当年一群中美年轻人，一起商议推翻满清政府，后来变成历史事实。荷马·李是斯坦福毕业生，他过世以后，档案通过后人转交给胡佛，其中有与孙中山的很多通信。
此外，孙中山早年的财务顾问杨格、法律顾问林百克，抗战时著名的史迪威将军、后来接替他工作的魏德迈将军、飞虎航空队陈纳德将军等档案都在胡佛，有些人的档案甚至有上百箱之多。
蒋日记两路进胡佛
“国民党档案计划成功后，我对保存中国史料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知道蒋介石的日记在海外，还有孔祥熙、宋子文的资料。”为了争取到两蒋日记，从2003年开始，郭岱君和胡佛花了18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勇敢而明智的决定。”在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个过程时，郭说。
很多机构都在想方设法得到两蒋日记，台湾的“国史馆”在努力，根据台湾“退职总统、副总统文物条例”规定，这些都属于政府的，不能私人保有；海内外很多重要的学术机构、图书馆等单位也纷纷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国民党党史馆也希望能够保存领袖的日记。
蒋介石去世后，日记由蒋经国保存，后来就传到蒋孝勇，孝勇临终时将两蒋日记托付给自己的妻子，即蒋方智怡。
后来饱受压力的蒋方智怡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蒋公日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但需要找到一个既专业又有声望、公正客观的单位，才能够交出去。郭岱君闻讯立即决定去拜访蒋方智怡。
恰巧与蒋家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原台湾荣民总院院长彭芳谷先生(曾任蒋介石、蒋经国、蒋孝勇等蒋家三代的医生)与郭岱君既是京剧票友、忘年交，又有湖南同乡之谊，经其引见终于见到了蒋方智怡，第一次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门打开了，但蒋方智怡还有两个顾虑，一是觉得两蒋毕竟当过“总统”，捐给一个外国单位不很适合。其二，对胡佛在开放使用档案时可能牵涉到一些极度隐私的细节表示担心。最终，这些顾虑在双方坦诚的沟通下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2005年2月16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
蒋介石日记起于1917年，直到1972年患病时为止，长达55年，全部用毛笔行书工整地在日记本上书写而成；蒋经国日记起于1937年自苏联回国后，止于1980年，近50年，其中后期日记由于患糖尿病日益严重，视力模糊，故字体较大，但仍以毛笔写成。
消息发布后，台湾岛内反应不一。很多台湾学者主张将蒋氏父子的日记留在岛内，“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感到“强烈失落”，他认为日记交由胡佛保存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重心已经转移。台湾媒体也对这些日记属于公有还是蒋家私产进行过讨论。
但蒋方智怡则更希望日记存放在一个国际性及公正性强的学术机构，以便为两岸三地及海外更多的学者提供研究应用。正如马若孟所言，胡佛只负责提供档案材料供学者研究使用，至于是哪国学者，所持何种立场，则一概不会过问。
胡佛与蒋家达成的协议还有个前言，特别声明，这批档案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如果将来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专业客观的“总统图书馆”，就必须交还中国。
“我觉得蒋方智怡女士作了一个很正确、很了不起、很有智慧的决定，胡佛研究院有最安全的保护，有最专业的管理，最好的修复技术，最好的学术环境，”郭岱君说，“胡佛也很了不起，它愿意投入巨额资金与人力来做整理、修复、保存和开放等工作，并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
胡佛档案馆有两种收藏形式，一是捐献，就是文本资料永久存放在档案馆，但版权属于捐赠人及其家属。比如宋子文档案。而蒋家档案的协议是暂存50年，但家属可以在任何时间将其提走，只需提前两个月通知胡佛。
蒋介石日记原件分为两部分，分别存放在加拿大和美国旧金山。2005年冬季，76岁的马若孟教授等二人代表胡佛研究院亲自赴加拿大提取这些珍贵史料。首批日记从银行保险库取出后不久，在美国的郭岱君就接到了马若孟的电话，“我脚边都是日记。我一分钟都不敢离开房间，太珍贵了！”
2004年圣诞节前两天，郭岱君突然接到允许接收第二批日记的电话，就立即赶到蒋方智怡在旧金山的家中根据目录查收，数十个装着日记的箱子在大理石地面上一字排开，郭干脆就跪在地上每箱点收。
“核对清单时一想到那一年的重要事件，我就会心跳加速，百感交集。我特别有兴趣的就是他到台湾以后的资料，比如国民党改造、'二二八事件’等等。”郭岱君说，蒋介石日记已经成为胡佛研究院历史上最受关注的档案之一，从2006年3月第一次开放至今，几乎每一个看的学者都深受感动。“学者一致认为蒋日记的开放，势必带动整个近代史的修订。”
开放宋子文 加入孔祥熙
成功地与蒋家签订协议，郭岱君“野心”倍增，下一个目标是宋子文与孔祥熙。
早在1970年代，宋子文的档案就捐给了胡佛研究院，其中的19箱需宋美龄过世后才开放。2004年，宋美龄去世一年之后，胡佛准备打开这19个箱子，宋家又将最后一批档案(约6箱)捐出来，包括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抗战时与蒋介石的通信、电报，宋本人的遗书、私人财务报表等，都是第一次曝光。胡佛方面于2004年4月16日将这批档案(包括此前处于保密状态的那19箱)全部开放。
海内外一直对宋氏家族涉嫌贪污、发战争横财存在着广泛的质疑与批评，该档案的解密则提供了当事人的自证。“宋子文是一个被极度误解的人。他才华横溢，对中国财政制度的建立及中美关系的增进有很大的贡献。学术界对宋子文的评价已经改变了。”郭岱君指出。
接下来，民国史上另一大家族的代表孔祥熙顺理成章地成为郭岱君的下一个目标。
胡佛研究院早在30年前就表示希望保存孔祥熙资料，但一直没有进展，另外由于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所以耶鲁甚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在努力争取孔家。郭岱君的加入，使此事终于获得突破。
2005年秋开始，郭岱君得到宋仲虎(宋美龄幼弟宋子安之子)夫人宋曹王利璇(Shirley Soong)女士帮助，三次到纽约拜访孔令仪女士及其夫婿黄雄盛先生，终于获得孔家同意，把孔祥熙资料捐赠胡佛档案馆。
“我有一点打动了他们，”郭岱君说，“国民党档案在胡佛，蒋公日记在胡佛，宋先生档案在胡佛，为什么让孔院长(孔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孤零零地躺在纽约呢？”
胡佛档案馆于2006年8月得到孔祥熙的全部档案资料，共133箱，本来计划于2007年春公布蒋介石第二批日记时向社会开放，不料开箱时发现孔氏档案霉变较为严重(所有档案绑在一起存放了50年)，需要进行细致的修复，因此就暂停了该项工作。
在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陈立夫、陈果夫)其实在国民党历史上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尤其抗战之后，他们影响力逐渐式微。陈果夫离世甚早，而陈立夫1953年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时已离台赴美。
郭岱君表示，马若孟先生曾经与张绪心教授联袂，对陈果夫做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而且陈也有一部分资料留在胡佛档案馆，算是弥补了这部分资料的缺憾。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年3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资料，台湾从1949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大陆从1949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蒋介石在写日记
图为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