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多元化发展的特点:阎崇年：读史·治国·修身

阎崇年：读史·治国·修身 

阎崇年：读史·治国·修身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的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倡议并主持第一至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主要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清朝皇帝列传》、《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正说清朝十二帝》、《袁崇焕传》、《明亡清兴６０年》（上、下）、《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中、英、德、法文版）、《中国都市生活史》等２９部。主编《２０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满学研究》（一至八辑）、《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１４部。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ＣＣＴＶ—１０）“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清十二帝疑案》（３８讲）和《明亡清兴６０年》（５０讲），在北京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ＢＴＶ—１）“中华文明大讲堂”栏目主讲《清宫疑案正解》（１２讲），清史系列讲座共百讲。

　　《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

　　先后到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讲学。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应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达姆斯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等进行访问并演讲。最近应邀到美国、马来西亚进行学术交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读史·治国·修身”，相互探讨，听取批评。

　　一、读  史

　　我觉得，每个公务员都应当读一点历史，不管工作有多忙。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我理解，这句话的原意不是说历史科学以外的科学不重要，而是说历史科学重要。历史是先人的足迹，是亿万人经验与教训的记录。历史科学对于公务员来说，其重要性是：有助于提高资治能力，有助于陶冶人文素质，也有助于个人修身养性。

　　既然读史重要，那么怎样读史呢？俗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读起呢？在“二十四史”中，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３０００多年。第一个１０００年，主要是商、周，《三字经》中“东西周、八百年”，再加上商，概数是千年。其后的２０００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嬴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而自称始皇帝，从此中国开始有了皇帝；到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废除帝制。这段历史有一个特点，就是有皇帝。我将这段历史称作中国皇朝历史。中国皇朝历史，总计为２１３２年。

　　这２１３２年的皇朝历史，有多少皇帝呢？有人统计共４９２位皇帝，有人统计共３４９位皇帝，康熙帝让他的大臣统计说２１１位皇帝（加上尔后８位，共２１９）。其统计数字之差异，主要是取样标准不同。这可以不管，我们重在思考这２１３２年皇朝的历史。

　　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大体可以分作前后两段，前一段１０００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西安。其间政治中心经常东西摆动——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今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长安，北宋在汴梁（今开封）。后一段１０００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主要是在北京。其间政治中心经常南北摆动——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菠萝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今南京）、后在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在北京。从上述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从而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

　　就其后１０００年来说，辽、金、元、明、清五朝，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内的民族融合。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洲，五朝中有四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明朝虽然是汉族人建立的，但朱元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结果又被“鞑虏”所替代。满族以“七大恨告天”的民族旗号起兵，又被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所推翻。

　　在后１０００年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历史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第一个是元末明初，第二个是明末清初，第三个是清末民初。前一个元末明初关节点，离我们今天较远，后一个清末民初关节点离我们今天太近，我们今天都不去讨论；中间一个明末清初关节点离我们今天不远不近，所以我今天就其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个关节点，从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统一台湾，前后变化整整１００年。当时的中国用了１００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这１００年的时间，最关键、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是明亡清兴这６０年。解剖这段历史，对整个中国历史关节点的研究，特别是对我们治国，对我们政治经验的丰富，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之，读史要考盛衰、知兴替，以史为鉴，达到至治。 

　　二、治国

　　明朝自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１６位皇帝，２７６年。明朝为什么灭亡？清朝从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努尔哈赤起兵，到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整６０年。清朝为什么兴起？明亡清兴历史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

　　清初一些学者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对明亡的原因做出多方面论述。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明朝君主集权固然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也是君主高度集权啊！

　　有学者从明朝制度缺失分析其灭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无能和派系的争执这两大古老的难题，在明代越发难解了。”（司徒琳《南明史?引言》）就是说，“洪武十三年罢丞相”（《明史·职官志一》），大学士地位降低，正五品，侍左右，备顾问。然而，崇祯时大学士官一品，也不能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

　　还有学者从吏治败坏去探究其原因。明朝吏治腐败，各代都有。看来明朝灭亡原因，仍需进行具体分析。

　　明朝覆亡，原因复杂。从历史序列来说，有长、中、短三个层面——长者，要从洪武说起，明太祖朱元璋的制度、政策是双刃剑，它一面巩固了明朝社会秩序，另一面埋下了后世社会弊端；中者，要从万历说起，万历帝的怠政、泰昌帝的短命、天启帝的阉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短者，要从崇祯说起，崇祯帝想做“中兴”之主，却成了“亡国”之君。

　　作为历史明鉴来说，明朝覆亡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吏治、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每个问题都可以写专题论文，合起来可以写一部百万字的大书。现在大家非常忙，谁有工夫看探讨明亡原因的百万字大书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明化。把复杂的问题简明为“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得一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我借用《老子》的“一”，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切入点分析明朝覆亡、清朝兴起的原因，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却可以简括为一个“分”字与一个“合”字。分与合是对立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是“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朝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合”——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明朝灭亡的一个直接的、也是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分”。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子，推翻蒙古孛儿只斤氏（博尔济吉特氏）贵族的统治，建立明朝。明朝以“驱除鞑虏”起家，又被“鞑虏”取代。可见明朝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特别是北方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明朝北方的民族问题，前期主要是蒙古，后期主要是满洲。

　　先说满洲。明朝对女真——满洲的政策是“分”，就是使女真诸部“各相雄长，不相归一”（《明经世文编?杨宗伯奏疏》）。具体说来，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于是，明朝对女真各部，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拉此打彼，分而治之。

　　满洲先人女真原来是明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努尔哈赤先人是明朝建州左卫的朝廷命官，努尔哈赤也是朝廷的命官。他曾先后八次骑着马到北京，每次往返跋涉４０００里，向万历帝朝贡。他说自己是为大明“忠顺看边”，就是忠心顺服地看守边疆。那么努尔哈赤怎么会成为明朝帝国大厦的纵火者，并成明朝的敌人呢？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政策出了问题，万历皇帝、李成梁总兵在古勒寨之战中，误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结果呢？“潘多拉之盒”打开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挑战明朝，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谚语云：“女真满万，天下无敌！”这话说得夸大了一点。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建立满洲八旗，大约有６万人。女真—满洲满了６万，就成为一种很大的军事力量。要是满洲分，而蒙古不分，明朝和蒙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那么满洲的难题也可能有解；但明朝又把蒙古分了，蒙古原来是明朝自己的人，却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次说蒙古。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明朝为防止北元蒙古贵族复辟，采取许多措施：一是天子守边，二是修筑长城，三是设立九边，四是举兵北征——洪武年间，五次北征；朱棣期间，七次北征。永乐皇帝甚至死在北征蒙古的榆木川地方。到明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塞，在土木堡之役俘虏明英宗皇帝。嘉靖年间，蒙古俺达兵薄京师，为此北京修建外城。“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明史·鞑靼传》）明以“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明史?鞑靼传》）。对蒙古实行“抚赏”政策。但林丹汗“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明史?鞑靼传》）。漠南蒙古闹灾，明朝不予“市米”，袁崇焕主张以粮食换马匹，朝廷以袁崇焕“市米资盗”等罪，将其处死。

　　清则与明相反，皇太极对受灾蒙古进行救济。清对蒙古采取赈济、联姻、编旗、重教、封赏等一系列措施，蒙古察哈尔林丹汗死，诸部皆归于清。《明史?鞑靼传》评论道：“明未亡，而插（察哈尔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在对待蒙古、满洲关系上，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又 “以北虏制东夷”。结果是“东夷”与“北虏”联合，就是满洲与蒙古联合，出现满蒙联盟的局面——满蒙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明朝。 

　　我们再回顾一下满洲的历史。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合。首先是建州女真合，接着是海西女真合，再是东海女真合、黑龙江女真合，合成满洲。而且，满洲同蒙古联盟，同汉军联盟，同东北达斡尔、锡伯、赫哲、鄂伦春、 索伦（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合，组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只拳头合起来打明朝；显然，明朝就招架不住了。

　　明亡清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演变的历史，就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不断地在斗争中融合、发展、壮大的历史。当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时，国家就强盛，反之就衰弱。现在我国有５６个民族，民族协和，共同前进，我们国家将来一定会更强大。所以，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中华强盛。

　　官民分，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原的民变，其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官民矛盾，试举三例。

　　卖官鬻爵。崇祯朝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敛财还债。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无地立锥。官员贪，百姓呢？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简直就是“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就剩下长满青草的道路，还没有归于王孙贵族之家，剩下的已经没有寸土属于百姓了。于是出现这样一幅黑暗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这样，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赤地千里，危机加剧。“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存臻，胁从弥众。”（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史料记载：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马懋才备疏大饥》，载《明季北略》卷五）

　　相反，后金—清处在上升时期，虽也有官民矛盾，但并不突出。后金进入辽河流域腹地后，发布“计丁授田”令，部民按丁分给土地。后金—清用八旗制度——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女真—满洲人编制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唯以多得财物为愿”（李民■《建州闻见录》）。这同明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地立锥”，明军“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熊襄愍公集》卷三）的社会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下面讲三个故事。 

　　明大学士、首辅刘宇亮自请往前线督察，抵抗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他率军队过安平，得报清军将到，吓得面无人色，急往晋州（今河北晋县）躲避。知州陈宏绪闭门不纳，士民也歃血宣誓不让刘宇亮军进城。刘宇亮大怒，传令开城门，否则军法从事。陈宏绪也传话给大学士刘宇亮说：“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明史·刘宇亮传》）知州陈宏绪将避敌逃生的大学士、宰相刘宇亮拒之城外。刘宇亮恼羞成怒，上疏弹劾陈宏绪。“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 （《明史·刘宇亮传》）

　　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到崇祯帝即位之年（１６２７年），“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鹿樵纪闻》卷下）。饥民被迫鸠众墨面，闯入澄城县衙，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孟子》说：“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如果上不能养父母，中不能养自己，下不能养妻子，这样的社会必然动荡不安。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民族分，加深官民分；官民分，又加深民族分。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分。

　　君臣分，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执政集团有两个肿瘤：一是宦官专权，二是朋党之争。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宦官专横，朋党争吵。崇祯帝上台后，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仅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宦官问题重演。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分，君臣之间或明或暗地搏杀，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核心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这就使得如清文馆降清汉官所说的：“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
　　

　　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他们都没有好下场。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孙承宗被逼辞职还乡，壮烈而死，袁崇焕则身遭磔刑。因此，朱明覆亡是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
明亡清兴的６０年间，在清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天命汗开创基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崇德帝长于谋略，文治武功取得成效；睿亲王（实际君主地位）抓住历史机遇，入关定鼎北京。

　　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都不是天命汗、崇德帝、睿亲王的对手。

　　在万历朝。长期怠政，君臣阻隔，彼此不协。万历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跪在宫门外，几个时辰得不到接见。后金呢？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清史稿?济尔哈朗传》）

　　在天启朝。天启帝日夜贪玩，委政于魏阉忠贤。明大学士、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孙承宗想借给天启帝过生日的机会谏言，却不能相见。努尔哈赤呢？我举一个例子。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次子达启，养育宫中，长为额驸，怙宠而骄。一日，额亦都“集诸子燕别墅，酒行，忽起，命执达启，众皆愕。额亦都抽刃而言曰：‘天下安有父杀子者？顾此子傲慢，及今不治，他日必负国败门户，不从者血此刃！’众乃惧，引达启入室，以被覆杀之。额亦都诣太祖谢，太祖惊惋久之，乃嗟叹，谓额亦都为国深虑，不可及也”（《清史稿·额亦都传》）。

　　在崇祯朝。崇祯帝虽然勤政，却刚愎暴戾滥杀。１７年间共有５０名大学士，被称为“崇祯五十相”。其中，被罢、免、戍、死（非正常死亡）者２７位，占其总数的５４％。没有一位大学士陪伴他始终的。共８０位七卿（六部尚书加左都御史），在１３位兵部尚书中王洽、陈新甲、袁崇焕、傅宗龙被下狱、或被杀，８位户部尚书中有４位下狱、削职或殉职。被他杀死的总督、巡抚，有人统计为１９人。而崇祯后期的将领，总兵巢丕昌剃发投降、兵部尚书张凤翼日服大黄求速死、总督梁廷栋尾随清军而不击。兵部尚书陈新甲受崇祯帝命，遣使与清议和，秘密进行。崇祯帝手诏往返者数十。一日，所遣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看完后放在书案上。他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就拿出去抄传。于是官员哗然。崇祯帝很生气，将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遂弃新甲于市（《明史?陈新甲传》）。

　　清朝皇太极呢？范文程掌管军政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吃饭和休息，又被召入。一次，皇太极请范文程吃饭，有珍味佳肴，文程想念父亲所未尝，逡巡不下筷。皇太极察其意，即命撤馔以赐他的父亲（《清史稿?范文程传》）。可以说，整个有清一代，执政集团虽有矛盾与冲突，但内部没有严重破裂与军事冲突。

　　崇祯帝在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之后，只剩下孤家寡人。何以见得？举三条史料。

　　其一，《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崇祯帝后来对文武大臣全不信任，而派亲信宫奴、太监去监军，去守北京的城门，守居庸关等重要关口，最后派太监王承恩提督北京城的守卫。北京城防“惟内监数万人而已”。后康熙帝从故明太监口中得知：李自成兵攻阜成门，“崇祯率内监数人，微行至襄城伯（襄城伯李国桢时为太子太保、总京营，后城陷被杀）家，其家方闭门演戏，不得入，回登万寿山，四顾无策，犹豫出奔。太监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于贼！’崇祯乃止，以身殉国。”（《清圣祖实录》卷二四○）
其二，《明史?后妃传》记载：“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
　　
　　其三，《明史·公主传》记载：“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

　　崇祯皇帝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面对崛起的大清和强势的大顺，以寡对众，以分对合，所以必然灭亡。 

　　明末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所直接造成的结果。民族分，是外层因素；官民分，是内层因素；君臣分，则是核心因素。如果没有君臣分，而是君臣一体，同心筹谋，那么，民族分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官民分的矛盾也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在民族分、官民分的严重局势面前，再加上君臣分，那就面临江山易主、社稷倾覆的严重局面。明朝就是在民族分、官民分和君臣分的危局下覆亡的。

　　明亡也好，清兴也好，都不是皇帝个人、也都不是满族或汉族的民族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情，要有正确历史观，而不要有狭隘民族观。

　　总而言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双方矛盾与斗争汇成总的结果，就是明亡清兴。

　　综上，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启示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不断地调整民族、官民、君臣关系。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众，分则寡；合则治，分则乱。明亡清兴６０年的历史，再次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修身

　　《大学》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强调修身。《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到了宋代才把它单列为“经书”，并被列为“四书”之首。《大学》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一章，是全书的纲领，主要为“三纲领”——明德、亲民、至善，共２０５个字；“传”十章，是对经的阐释，主要为“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共１５４８个字（朱熹统计为１５４６字）。《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简称作“三纲八目”。《大学》不仅被尊为“四书”之首，而且被视为“四书”“五经”的入门津梁，登上儒家经典殿堂的阶梯。

　　《大学》的精髓与灵魂是什么？在中国科举制时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学》全文，朗朗背诵，烂熟于胸。《大学》开宗明义的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何谓“大学”？朱熹解释为“大人之学”。何谓“大学之道”？朱熹解释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的精髓是：明新至善。

　　“止于至善”的途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德期待是修身。“止于至善”是《大学》指明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达到“至善”的大境界。对于“至善”，有不同的解释。“至善”就是德性尽善尽美，但比较抽象。我的体会：具体说来，“止于至善”，就是要科学地调理天、地、人、己的四维关系。“止于至善”，是要“达到四合”，也就是要达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达到四合”是个过程，不断趋近“四合”，攀升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看了大量历史人物传记，特别是明清人物传记。从中归纳出一个道理：凡是能够“达到四合”者，就达到了《大学》中“止于至善”的境界，他们都是历史的成功者或胜利者，否则就是不完全成功者或失败者。列举读史实例，结合个人体验，说一点心得和体会，重点说一下“四合”，就是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天合 就是天人关系，是中华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一大特点。天，有多种解释：天命、天道、天理、天时等。我这里说的天，主要是指天时。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天时。屈原作《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问的是天人关系。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就是说要探究天与人的关系。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天人之际，合二为一。”这里的“天人合一”，也是探讨天与人的关系。

　　“天时”有大天时、小天时。魏源在《圣武记》中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就是说，成小事业者要有小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天时。《孟子?公孙丑下》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里的五百年是一个概数，就是说王者兴，必定有大天时。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就是一个大的天时。

　　天时不停地在变。《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的是天在不停地运行，人要不断地努力。朱熹《大学?序》说“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也是说天时不停地运行。天时在不停地变，而人的认识却总是滞后，所以人经常是与天不合。要顺应天时，力求做到“天合”。既然人与天经常不合，那么怎样使它“合”呢？《易经》讲“顺天”，《荀子》讲“制天”。我想“天合”重要的是：察知天时，顺应天时。

　　察知天时。《易经·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观察天文运行，了解时间变化。人们常说：“知时务者为俊杰。”俊杰的一个特点是要“知时务”，就是要知天时、识事务。古代杰出人物的察天时，主要感悟天时、顺应天时。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开创清朝，逢了几百年一遇的大天时。这个天时的特点有五：一是明朝皇权衰落，控制地方减弱；二是蒙古各部分裂，满洲从中分化；三是明军抗倭援朝，辽东军事空虚；四是列强尚未崛起，暂未受到威逼；五是崇祯关内大灾，民变烽火蔓延。如果努尔哈赤等早生１００年，明朝处于强盛时期，他会像其先祖李满住、董山一样，受到明军的攻剿，寨破人亡，百年难复。同样，晚生１００年，清朝的历史，是另外局面。 

　　天时对所有的人是公平的，但不同人逢遇同样的天时，却有不同的对待。元朝末年，发生灾荒。元顺帝不去救济，朱元璋利用灾荒，揭竿而起。其结果，朱明兴，蒙元亡。这是两个不同对待天时而胜败的史例。

　　顺应天时。《老子》说：“动善时。”《孟子?离娄上》也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都是说行动要顺应天时。清朝北京叫顺天府、南京叫应天府、沈阳叫奉天府；紫禁城正门明称承天门、清改为天安门——都突出“天”。再举个人例子。“文革”是个小天时，个人不能左右，但可以利用、顺应这个小天时。我在“文革”期间，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派”，而是“逍遥派”，静心读书，写出《努尔哈赤传》书稿，“文革”后出版；另一件是借用“大串联”机会，骑自行车自北京到杭州，考察京杭大运河。这两件事对我研究明清史有重要意义。

　　不失天时。《晋书·宣帝纪》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也。”人与天的关系是：既不违时，也不失时。《嘉靖通州志略?序》说：“作天下之事本乎机，而成天下之事存乎会；机以动之，会以合之，古今之所有事，率由是也。”两者说的是同一回事，抓住机会，既不违时，又不失时，而与天合。

　　地合 《孙子兵法》讲“地”，它重点说山川险隘。我这里说的地，含义更广阔，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胜、自然条件、物产资源，等等。《孟子》讲“地利”，主要是利用地的有利因素；我讲“地合”，主要指环境与自身的平衡关系。 “地合”的含义比“地利”更宽泛，它的含义主要有四：一是知地利，二是用地利，三是借地利，四是节地利。就是说人同地，既矛盾又协和，矛盾中求协和，协和中求发展，力求自身与环境的平衡。

　　知地利。努尔哈赤生长于赫图阿拉，就是今辽宁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这里离明京师不远不近：太近了，比如说是在通州，努尔哈赤起兵不久就会被明军歼灭；太远了，比如说是在黑龙江漠河，也不容易成气候。

　　大家知道曾国藩，湖南湘乡人，进士出身，在北京做礼部侍郎。母亲病故，回乡守制。太平军兴，打到湖南。曾国藩招募“湘勇”，组织湘军，为清社稷立下大功。这里我不对曾国藩做出评价，然而曾国藩之所以有“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清史稿?曾国藩传》）之誉，湖南“地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用地利。再举个人例子。我开始学先秦史，只考虑个人兴趣，没有考虑“地合”因素。杨向奎先生建议我研究清史，因为：研究先秦史，北京不如西安占地利；而研究清史，北京要比西安占地利。北京是清朝首都，有大量清代满文、汉文档案，有宫殿、坛庙、皇家园林。我学清史、满学如果说有一丁点成绩的话，“地合”是一个重要因素。

　　借地利。一些学子到外地、外国读书，一些官员到外地、外国考察，就是借外地、外国的地利，进行学习，报效祖国。

　　节地利。地利是有限的，应当珍惜，不可浪费。要爱惜自然资源，以便可持续发展。美国的煤炭、石油节制开采，其保护资源的作法值得借鉴。

　　人合 《孟子·公孙丑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重点是强调“人和”，就是要和睦、和谐。我说的“人合”，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求同、融合，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做事、做人，为官、为政，“人合”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做大事业者，必有大“人合”。

　　我在总结清朝兴盛的历史经验时，提到了“人合”，包括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总之是指“人合”。可以说有多大的“人合”，就有多宽的胸怀，有多高的境界，成多大的事业。举几个例子。

　　其一，宁远大捷，社会原因，在于人合。在整个过程中，文武、将帅、官兵、军民等关系，可以说，做到了人合。袁崇焕是文官，他同武将满桂、祖大寿、朱梅、左辅、何可纲等，在整个宁远保卫战过程中，协调一致；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发动军民，坚壁清野，兵民联防，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运矢石，送弹药；派诸生员，组织民众，巡察街巷，搜索奸细。先是，在辽东的诸城——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都是由于“内应外合”才失陷的。而“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宁远之战，军民一体，相互合作，同心同力，取得胜利。可以说，宁远大捷是“人合”的一个例证。

　　其二，举身边例子。每一个人，都在人群中，上下左右内外，有着六维关系。人的关系，重在和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常遇到两种人：友人和贵人，小人和敌人。所谓“人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对待小人和敌人。

　　感谢小人。遇到友人和贵人，要恭敬；遇到小人和敌人，要感谢。后者，宋人张载《正蒙·太和篇》说：“仇必和而解。”工作中遇到小人和敌人怎么办？一次我作报告，听众提问：“工作中遇到小人怎么办？”我回答：“感谢！”进一步说，对小人、对敌人，都要感谢。我讲一个故事。相传古印度有一位王子，在率军征战凯旋宴会上，举起金杯感谢——父王、长者、功臣、将士，甚至于马夫。他的父王说：“孩子，你还应该感谢一个人！”王子说：“谁？”他的父王说：“你的敌人！”袁崇焕应当感谢努尔哈赤，没有努尔哈赤他也成不了英雄。皇太极应该感谢自己的敌人袁崇焕：宁远、宁锦两次兵败，皇太极从失败中奋进，采取两招——一是研制红衣大炮，二是设反间计。我回顾４４年清史、满学研究的历程，也认为：在取得大一点的成绩时，应当感谢小人、感谢敌人。

　　其三，举个人的例子。下放时，自己的态度是“夹着尾巴做人”。人际关系比较平和，态度很恭谨，“一谦则四益”。一次，领导找我谈话问：“你在看‘封’字线装书？”我说：“是。”问：“你知道来这里是做什么的？”我答：“下放劳动，改造思想。”又问：“那你为什么还看‘封’字线装书？”我说：“我是学清史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没有平装书，都是线装书。”这位领导让我回去。我等待着挨批判。三天后，这位领导又找我说：“你学习精神是可贵的，但要注意群众影响。给你排夜班，这样既照顾你的学习，又避免在群众中的不良影响。”我很高兴。下放劳动的看瓜棚，就成了我的“书房”。我这次化险为夷，应当说是遇上了好人，“人合”起了重要的作用。

　　己合 一个人的修养，光有“天合”、“地合”、“人合”还不够，更要有“己合”。什么是“己合”？这主要是心理平衡、生理平衡、伦理平衡。 

　　其一，心理平衡。人的心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有苦闷、烦恼、焦虑和烦躁。心理不平衡，严重时会出现心理疾患和人格障碍。报载：目前我国每年约有２５万人自杀，１００万人自杀未遂，２６００万人患抑郁症。有专家认为：威胁人类生存最大的病患：１９世纪是肺病，２０世纪是癌症，２１世纪是精神疾病（《光明日报》２００７年６月７日１１版）。教育部决定在大学设心理咨询机构、设心理健康老师（《新京报》２００７年６月５日），说明学生心理问题的严重与紧迫。要使心理平衡，重要的是心态，要有黄金心态。所谓黄金心态，就是碰到困难要阳光、喜悦，遇到委屈要坦荡、豁达，遭遇坎坷要淡泊、宁静，面临胜利要谦虚、谨慎。具体来说，应注意事大气静、顺谦逆奋。

　　事大气静。遇大事，要气静。这是很难做到的，也是必须修炼的。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女真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九部联军三万，向建州进攻。努尔哈赤兵不满万，建州官兵，人心惶惶。报警的探骑，脸色都变了。深夜，努尔哈赤听完这个报告后，打着呼噜睡着了。他的福晋富察氏把他推醒后，说：“敌兵压境了，你怎么还睡觉啊？你是方寸乱了，还是害怕了？”努尔哈赤说：“要是我方寸乱了，害怕了，我能睡着吗？我听说九部联军要来打我，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现在知道他们已经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完后又呼呼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带领众贝勒等先祭堂子，尔后统军出发，一举夺得胜利。胸怀开阔，心境豁达，事大心静。相反，皇太极爱妃故去，哀伤过度，不吃不喝，悲戚成疾，后得中风，未成大业，抱憾而终。

　　顺谦逆奋。人生在世，阴阳互转——得失、胜败、进退、浮沉、荣辱、顺逆。处顺境时，要谦敬——谦就是谦虚谨慎，敬就是敬天、敬地、敬祖、敬民。人们常说：“满招损，谦受益。”这是普遍真理。处逆境时，要韧奋——百折不挠、愈挫愈奋。正如海瑞书温庭筠《早秋山居》诗云：“树凋窗有日，池满水无声。”（《全唐诗》卷五八一）总之，处顺境时，既要享受顺利，又要想到背后的困厄；处逆境时，既要正视困难，又要看到未来的希望。然而，人生常不如意，如何调整心态？司马迁《报任安书》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再加上司马宫刑，而愤修《史记》。人做事业，要有动力。要善于将压力变作动力，将厄运变为转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心态平和，宠辱不惊；逆境发轫，气量宏阔；激扬正气，愈挫愈锐。

　　其二，生理平衡。人的生理，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会生病。人们往往被疾病和痛苦所折磨。生病有外因，更重要的是内因。要维持生理平衡，要促使身体健康。严格地说，有多健康的身体，能做多大的事业。要善于调整身体内在因素，尽可能保持一个平衡、健康的身体。

　　健身固本。劳逸有度，张弛有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所以要注意劳逸结合、强身固本。张仲景《伤寒论·序》说：“兢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慄，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兢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这是逆耳之忠言。
其三，伦理平衡。伦理平衡，重在修身。

　　重视修身。《大学》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根本，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八目”的核心是修身，而修身的要义是克己从善，其指归则是“止于至善”，也就是“达到四合”。修身所追求的目标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像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追求的修身最高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止于“四合”。“止于至善”、“达到四合”是一个过程，在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我。不合是常态，合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修身，以止于至善，达到“四合”的境界。在这里，我借用司马迁以《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赞颂孔子的话：“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史记?孔子世家》）似可以说，虽不能完全达到“四合”的境界，却心向往之，行实践之。

　　总之，我们学习历史，有益于提高资治能力，有益于提高文化素质，有益于自我修身养性，也有益于净化个人的心灵。

　　以上“读史·治国·修身”的讲说，供诸位参考，望批评指正。 

<转载于人民网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84258/184788/111774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