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补肾中成药:揭秘克格勃在中国的秘密行动

苏联针对中国的情报战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晚期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1949年之前，苏联特工出于国家利益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深入地渗透和情报工作。

1906年，沙俄军官曼纳海姆——后来的芬兰元帅，被俄军总参谋长库罗巴特金将军派往远东。库罗巴特金要求他利用两年时间，骑马从中亚沿着丝绸之路最终到达中国北京，任务是考察中华帝国腹地，绘制军用地图，并与当地豪强建立联系。两年后，曼纳海姆返回彼得堡，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并呈送了自己的考察报告。

而在前苏联时期的情报机构克格勃更是把情报网撒遍全球，中国也不例外。据俄罗斯情报机构网站的一篇报道，克格勃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即1953—1991年期间在华进行的间谍活动。该网站摘要报道了书中第二章的内容：苏共把中国列为仅次于美国的“主要敌人”，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千方百计刺探有关中国的“反苏阴谋”等等。

解放后的间谍活动——

揭露北京反苏联

1965年，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周恩来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们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不经意的手势、随口说出的话，甚至盘中的菜肴，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克格勃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加强间谍工作。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最先成功招募到中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刺探并揭露北京反对苏联、“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

不放过任何情报

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上世纪70年代，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其中包括：“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因此，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阴谋；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新式武器模型、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谈到最后一条，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竟然与“吃”有关。

参与行动的人员回忆：“曾当过特警的中国人向我们透露，他们有一本野外生存教科书，莫斯科要求我们设法搞到它，我们便派间谍潜入一所军营，趁乱将书偷回。此书是内部出版物，上面还有五角星保密符号。我国特种部队也有类似手册，但主要是写如何在地面觅食，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地下。这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地面上很可能一无所有，而地下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书中介绍了不同地形、季节的觅食方法。记得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石髓，它是经过时间和土地综合作用的鸟粪，虽算不上美味，却非常健康。鸟不只生活在深山中，它们随处可见，因此处处都有石髓，此书教人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石髓。它是绝好的抗菌物质，能够提高肌体活性。书中还有昆虫篇和草类篇等。蚂蚁一章教人将一根空心木头放在蚁窝旁，点燃一头，蚂蚁们便会倾巢涌入，奔向出口，它们在逃生过程中被烧死，掉入早已备好的杯中，即成美食……”

此书被寄回莫斯科后，据说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一次，为防偷渡者诈降，克格勃调查人员曾在原始森林中步行了15公里，以寻找偷渡者丢弃的烟头。一名特工回忆道：“这比在干草堆里找绣花针还难。我们找到了许多烟头，可是，谁会在边防部队驻扎区抽烟呢？只有边防军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那个中国烟头，因为苏联边防军是不抽中国烟的。另有一次，我们让一名中国偷渡者协助训练，我们跟随他步行了近50公里，一路上他什么都吃：刺猬、蛇、小蠹虫、蘑菇、树根、草……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当着我们的面咽下了一条软体爬虫，同行的苏军哨所负责人的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他承认，他是在努力抑制呕吐的冲动。”

中国是“主要敌人”

情报学说出台了，工作也展开了，但中苏关系反而日益恶化。于是，围绕是否将中国“升格”为“头号敌人”的问题，苏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此前，这顶帽子一直是戴在美国头上的。最终，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苏共中央决定仍将它排在美国之后，定义为“主要敌人”。同时，中央决定加强对这个“主要敌人”的情报工作，增加了负责中国事务特工的数量。

1976年，米哈伊尔·图尔恰克成为苏联驻华间谍头目，苏联驻华情报机构步入鼎盛时期，他们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多年以后，图尔恰克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次会面。他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后者放下手中的公务，迫不及待地问道：“快坐下，讲讲你对中国的印象，你在那里待了半年啊……”

图尔恰克回答说，他害怕占用总书记的宝贵时间。安德罗波夫笑着说：“开始吧，对于中国而言，花这么多时间是值得的……”他们足足谈了4个小时。图尔恰克写道：“安德罗波夫对我在中国的观感、印象以及如何解开中苏矛盾死结的看法非常感兴趣。”

1991年9月，克格勃负责情报事务的舍巴尔申向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巴卡京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分析材料，文中介绍了北京对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并分析了两国关系的未来。这份观点明确、论据翔实的报告却被退了回来。批示是：“主席意见：请将文章写得更精炼一些，把中国写得友好些。他认为，中国会支持苏共，要把这点加进去。”舍巴尔申马上开始张罗此事，寻找中国将支持苏共的有关材料，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向巴卡京汇报说，情报部门无法用事实佐证他的观点。

舍巴尔申后来写道：“北京对苏联高层内部争斗的看法相当客观、准确。当然，领导们未必会喜欢，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拥戴自己，包括外国人。中国人不会被时髦的全人类价值观所蛊惑，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解放前的间谍活动——

神秘的“暖气维修工”

转眼十来年过去，两个国家的政权转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和中华民国，但两国的间谍战仍在激烈进行着。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共同发表《孙越宣言》，苏联公开支持孙中山，而一贯仇视苏联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于1924年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意味着苏联在远东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还为苏联在中国开展情报工作提供方便，毕竟这个收留了100万流亡白俄的邻邦总带给苏联某种压力。

据俄罗斯《新闻时报》2003年6月报道，1924年底，北洋政府派外交代表李陶（音）前往莫斯科，商讨解决两国历史悬案。由于对苏联情况不熟悉，李陶特地邀请白俄分子彼得·波波夫以“国际交流专家”身份随行。此举并非偶然，早在1917年6月，波波夫就担任中东铁路哈尔滨分局局长，当十月革命波及远东后，他保证了中东铁路的畅通运行，赢得协约国及中国地方军阀的信任，即便在1922年苏俄彻底赢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波波夫仍坚持自己的无国籍白俄身份。可事实上这却是一出“无间道”，波波夫的真实身份是苏俄秘密侦察员。
李陶的邀请，让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格别乌）求之不得。实际上，格别乌早就对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与国内来往的加密电报感兴趣，但北洋政府的电报加密机制十分严格，加密密码更换非常频繁，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密电专家在短时间内很难破解。为此，格别乌寄希望于波波夫，要求波波夫搞到中国使团的通电密码本，以便了解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往来的动向。

在谈判期间，中国使馆的暖气系统出了问题，于是波波夫自告奋勇，承担修理任务。他利用中国使团贪图便宜的心态，找来一支要价极低的施工队，这些“工人”自然都是克格勃人员。暖气维修意味着施工队要对使馆里的所有房间进行检修。很快，波波夫发现存放密电码本的保险柜就放在译电室里，而钥匙则锁在值班员的桌子里。

于是，波波夫领着施工队以检查暖气为由进入译电室外面的小客厅，“工人”假装拿着工具对房间里的暖气进行检修，等待时机。过了一会儿，刚来接班的译电员去上厕所，没有顺手将译电室的门锁上。通过平时对这名译电员的观察，波波夫确定他从厕所出来后，还要去洗漱间洗脸、刮胡子，趁着这个时间空挡，波波夫立即进入值班室，找到保险柜钥匙，拿出随身携带的模具，给钥匙做了一个模型，再将钥匙放回原处。后来，波波夫用新配的钥匙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拿到了通电密码本，这为苏联获取了大量北洋政府的情报。

中苏断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