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状疱疹是什么科:中共三代最高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巡礼: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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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代最高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巡礼:周恩来 刷新               标签: [ 原创 2011-06-29 20:06:42] 作者:红色牧师       此日记引用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o?wlog_id=1309349402639887

中共三代最高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巡礼:周恩来

——献给为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殚精竭虑的人们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

 

摘要: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周恩来给人的印象始终是温文尔雅,机智敏锐,废寝忘食。他有很多的光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新中国首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但是,人们却习惯用最朴实的话语表达着对他最高的敬意,这种表达盖过了以上所有的光环:人民的好总理。从少年时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到组织“觉悟社”,参加学生运动;从旅欧勤工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南昌起义;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到长征;从西安事变到抗战胜利;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缔造;从开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直至生命的终结,他始终在用自己的言行向我们诠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完整内涵。我们认为,这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

关键词:周恩来  人格魅力  心理学 社会学  人物分析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逝世。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他,零下12度的长安街上,出现了感人至深的场面:十里长街送总理。三个月后的清明节上,天安门广场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在公众的眼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崇高的声望。他勤勉为国的一生,用八个字形容最恰当不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人格魅力几乎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这些人中既有朋友也有对手,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著名作家冰心评价他:“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烧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阎锡山说:“周恩来乃神人也!周恩来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我在国民党里没见过,国民党里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作为一位领导者,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一直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这种政治智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其鞠躬尽瘁的工作作风,这种务实的的风格是他政治生涯成功的关键因素。正如伯恩斯在其著作《领袖论》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深信领袖不是教条主义者,不是空谈理论的人,而是实实在在很讲实际的人。”周恩来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在下面的内容里,我们会仔细研究周恩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勤恳工作的一生。之后,参考伯恩斯的《领袖论》中关于“领袖的起源”部分,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成功因素,及其领导学研究的意义。

一、  总理的一生

1、“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浙江淮安。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饱受列强欺凌的境地。在此之后的20年中,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故:帝制被推翻,但列强仍横行于中华大地,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不断,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因此,其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感就特别强烈。1910年春,周恩来的伯父接他到东北奉天府居住,周恩来就读于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当校长在课堂上问学生为了什么而读书时,周恩来慷慨回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优秀的领导人是立志高远的,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志向激励下成长的。1913年,周恩来随祖父搬到天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是一所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学校,周恩来在这里汲取了近代教育制度各方面的知识,并接受了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在南开中学毕业后,1917年7月,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了留学日本学生救国团体的活动。他在旅日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着去救国,尽力社会。”1919年4月,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此时,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展开了。周恩来热情的投入其中,并和同学创立了进步团体——觉悟社。之后,周恩来开始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在欧洲,周恩来涉猎各种学说和思潮,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信仰,并于1921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周恩来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紧紧关联。

2、主持党内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戎马生涯从此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为共产党扩大了影响力,一大批优秀人才聚集在共产党阵营之中。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这次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之后的日子里,周恩来坚持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长期以来危险的工作环境锻炼了他谨慎、细致的性格。在此期间,周恩来一直默默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多次更换,但周恩来的地位从未动摇,尽力地维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3、辅佐毛泽东,成就建国伟业

周恩来祖籍绍兴,绍兴是一个师爷频出的地方,虽然周恩来并未在绍兴长大,但其祖父曾长期从事师爷这一行业,家族文化的熏陶造就了他善于谋划和辅佐的特质。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受全民崇拜的最高领袖。在1927——1931年期间,周恩来亲眼目睹中共党内有多位处于核心地位的领导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事实上开始成为毛泽东的助手。到达延安之后,他更是尽心竭力协助毛泽东把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之后的抗日战争、国共和谈,周恩来都不顾个人安危,在国统区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依靠其睿智和诚挚打动了无数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党政要员,更是拉近了公众与共产党的联系。在重庆谈判时,国民党内甚至传言:得周恩来者得天下,委员长若有周辅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

4、一代外交大师

周恩来是一位革命党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斗士。坚持原则、坚强不屈、无所畏惧是周恩来的革命品质。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中间人士,甚至连敌人都对周恩来赞赏或敬畏有加。哪怕是一些不赞成共产党的人,对周恩来也并不反感,甚至感到可亲可敬——正如钱学森在《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中所说:“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都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是什么使周恩来产生了如此大的魅力?除了上述革命品质之外,他一定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过人之处,比如高超的外交艺术:

周恩来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全面客观的了解,这使得他能够把握全局。他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和现在都有深刻的了解。周恩来到过日本,对日本有一定的认识;还在欧洲造访三年,对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工人运动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有具体的认识;总理虽然没有到过美国,但他是党内同美国人接触较早和最多的领导人。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最了解世界的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之所以能用一句“《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使那些一开始对这个中国戏剧弄不懂的外国人看得如痴如醉,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一定是与他对欧洲的了解颇深大有关系——外交家一定要多经历,多见识,多开拓胸怀,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日本政府一贯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而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破产,宣告美国政府迈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第一步。然而,美国率先同中国进行的外交关系缓和,搞“越顶外交”,对日本冲击很大。当时,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秘密委托东京都知事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但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佐藤被迫于1972年6月辞职。对于当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登场便表示的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周恩来迅速做出反应:“在日本,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月)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称要加紧实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当时,中国方面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两国从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至此,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终于揭开了新的篇章。

周恩来所获得的他人难以取及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他能在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能突破难以逾越的障碍使人们取得共同点。周恩来自己曾说过,“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去找共同点”。钱其琛曾说过:“周恩来同志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他以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被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

5、新中国最好的管家

周恩来自建国即担任总理直至去世,几十年的时间里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管理才能,并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周总理真是“周”总理啊,这个“周”的意思是“周到”。周恩来一生没有留下太多的著作,但是在人民的伟大事业中,巍然屹立着他的丰碑。周恩来青年时代就提出了“哲人的思想,科学的能力”。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到了1959年又提出了新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1975年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此,他苦苦奋斗一生。

周恩来曾顶着压力,沉稳解难,在运动接连不断的困难形势下,支持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两弹研制并试验成功时,聂荣臻说过中国从事两弹研制的成功“都归功于周恩来”,也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哪怕就是在祸国殃民的“文革”动荡之中,周恩来也以他灵活的方式,不计较个人毁誉,进行着迂回、渐进、强韧的斗争,支撑着危局,维护着国家机器的运转,直至沉疴不起,仍奋斗不止。陈云曾极其精辟地指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二、人物分析

1、心理学分析:柔中带韧成就伟人

凡成大事者,必有其气。气者,性格也,乃造就惊世之才之物。周恩来总理是一棵常青树,他的一生流光溢彩。是什么造就了他人生中的鲜亮光彩?我想,毋庸置疑的便是他柔中带韧的性格。谈到周恩来总理的性格,首先跃入人们脑海的便是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平易近人等词语。伟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然而能将多面性格恰如其分的糅合到一起的伟人却不多见,周总理便是其中一人。

(1)“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

若称毛泽东主席寓“虎气”和“猴气”于一体,则周恩来总理表现为“鸽性”与“鹰性”的完美统一。周总理既是温文尔雅的儒士,又是果敢勇猛的斗士。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既关注目标,又清醒实务。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作过比较,他认为毛泽东的性格虽然是多侧面的,但其各种性格特质未能达成一种平衡,“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看法与此类似,他确认毛泽东性格的各条经纬线没有能像周恩来那样编织成一个整体。在扮演错综复杂的角色和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恩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恩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糅合在一起。”

周恩来总理温文尔雅,处事随和,但有“骨气”。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周恩来总理善于化解矛盾,随时充当调节者的角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周总理以青菜小粥化解了矛盾,实属睿智。

周总理的多面性格使其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并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儒雅之士的高尚品德,使其成为了万众敬仰的好总理;共产主义者的谨慎果敢,使其成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伟大华章;调节者的灵活谦逊,使其在国内国际事务中站稳脚跟。

(2)“君子”与“大丈夫”的完美结合。

中国人崇奉两种人格,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孔子将“君子”人格形象描述为温文尔雅、谨言慎行、诚实厚道、彬彬有礼。这种人格是内省式的、收敛性的。孟子将“大丈夫”人格形象描述为“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人格是张扬式的、开放性的。史上伟人表现为其一人格形象的时而有之,但兼具两种人格形象的凤毛麟角,周恩来总理便是其一。

周总理写的诗句“群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正体现了他甘于退让的君子情怀。而“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则体现了他傲气冲天的大丈夫本色。

周总理的君子情怀中渗透着人情本色。1941年春天,他在重庆演讲时说:“给了我一切的母亲的坟茔在日寇占领的浙江。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马上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呀,这是一个献身革命献身祖国的游子可能为自己的母亲所做的最起码的事。”这是多么令人动容的情感。而他的大丈夫人格集中体现在对理想热烈的追求之中。早年的周恩来就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读书”。

人们说: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一面旗帜、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化身,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是人民的好总理、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周总理用一生换来的,他用一生换来了永垂不朽的敬仰,而在此成就的背后是他刚柔并济的性格的支撑。

2、社会学分析:民族危难造就伟人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谈及历史对个人的作用时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从周恩来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特定“社会时代”是如何为中华民族“创造”出周恩来这样一个“自己的伟大人物”来的。具体而言,基于社会学分析的原理,我们大致可分为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背景这三个方面。

(1)家庭环境

伯恩斯在其名著《领袖论》中说:“无论在什么文化背景下,一个人对政治的关心和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孩子最初的人生观主要建立在‘我们’对‘他们’的基础上。这种最初的识别和忠心将会在人的一生中长生重要影响。”

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家道中落的封建仕宦家庭,他幸运地有三位性格不同的母亲作为启蒙教师。她们以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素养对周恩来的成长施以不同的影响。嗣母陈氏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庭,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善诗文书画,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她年轻守寡,与继子周恩来相依为命,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对幼年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3岁开始教他习字块,5岁以后跟她学唐诗宋词,并练习各家书法。入夜,陈氏则给他讲故事,像屈原爱国、孟母断机、岳飞破金、文天祥抗元、关天培抗英等等,由此陶冶出童年周恩来的好学仁慈、礼让和正义感。生母万氏,从小常随为官的父亲外出,见多识广,十分能干。她性格开朗、办事果断、明世理、达世务、有主见、有魄力,周恩来小时候经常随她去处理家族事务,这对周恩来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乳母蒋江氏,是一位20多岁的劳动妇女,丈夫是一位轿夫。她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在用乳汁哺育小恩来成长的过程中,同时也以自己的言行向他灌输劳动人民朴素、诚信的品质。三位性格各异的母亲,使周恩来受到了不同性格涵养的熏陶,为他的人格形成和以后能适应各种环境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培植了喜爱民族英雄、主张正义、憎恨邪恶、朴实上进、热情细腻的思想感情和有分寸、有条理的交往能力,这对他后来的人生实践和政治生涯有重要影响。

(2)文化环境

环境与主观性相互交融,使人固有的性格在特定的环境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演变。而教育是传播和传承文化的主要手段,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上。伯恩斯认为“政治观念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学校、学校的方方面面以及所处的文化背景”。周恩来的受教育经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家学私塾时期、东北求学时期和南开求学时期。其间,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他政治观念和人格特质的启蒙、发展和初步成型的完整过程。

以南开求学时期为例,此时正值周恩来青少年时期,这个年龄段是人最易接受新生事物和思维最为活跃的阶段,也是人的性格定型最为重要时期。此时正逢中国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清廷灭亡,民国初兴,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受到冲击,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此时的天津,既是外国列强的租借地,也是中国近代重要工商城市,资产阶级创办的新式教育在天津得到迅速发展。南开学校就是仿效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起来的传播先进思想的先进学校。同时,中华民族与外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在天津也相对集中,爱国主义运动的不断兴起。这种环境不仅使谦虚好学、聪明上进的周恩来学到了国文、数学等知识,其演讲、作文、心算能力均名列全校前茅,而且他还积极组织各种学生活动,创办学生爱国团体,其组织能力得到培养和发展。当具备这些自身基础条件后,他在东北学习时树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被进一步具体化,表现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变革思想。当他离开南开时,其性格和政治观念已经确立并定型。

(3)社会环境

 青少年政治观点的形成受外界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和政治领导方面。从婴儿、少年到青年,一个人要经历一系列社会制度,他们会卷入改变这种制度的行列中。在周恩来的成长过程中,他逐步意识到社会压力对自己理想抱负的严重束缚,而为了摆脱这种束缚,他在青年时期就积聚背叛和反抗精神,创造处一种立志做大事、为民请命的气概。而在此时期,青年团体则成了他表达爱国主义的象征。根据伯恩斯的观点,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尽管是通过叛逆的方式。

周恩来的青年时代正处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转折时期。在爱国思想的引导下,青年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寻求救国的真理,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南开学校,他组织敬业乐群会,团结进步同学,学习新知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带领同学们进行社会参观。旅欧勤工俭学,周恩来实现了伟大的思想飞跃,在研究比较中坚信了马克思主义。到欧洲后,他奔走于巴黎、伦敦、柏林之间,认真进行社会考察,博览群书,在纷杂的思潮中寻找自己的方向。

“同时,社会政治又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动力则为以后领袖们的出现和冲突提供了舞台”(伯恩斯)。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年代,在各种工作环境的磨练中,在社会变化的风云际会里,周恩来依靠青少年时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个人特质和政治信仰,在实现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抱负的同时,也成为彪炳千古的一代伟人。

三、结语。

周恩来作为一位领导者,其为国为民的一生无疑是成功的。早年的教育背景使他成为一个温文尔雅、果敢坚毅的领导者;丰富的人生经历给了他应对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动荡的社会背景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良知使他成为一个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人,并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奋斗一生。其人格魅力值得我们去仰视,去学习。最后用总理的一段话与读者共勉:“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悖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

小组成员:李彩云、王嫣、武京安、张韦、彭亚平、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