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pd检测正常值是多少:历史百家争鸣 2011-10-24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现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九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么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经》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么？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么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字：“殷鉴”。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杀文种的时候，勾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文种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勾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于一死。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风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但小人却更善于“包围”。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佞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史记》中有《佞幸传》，《汉书》中有《佞幸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佞臣传》。佞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包围者不仅有佞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革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枕于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它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它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么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么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 为什么和尚要把经念歪？为什么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Selfpreservation。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年—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么会变成如此熊样？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么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唯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有关蒋党历史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博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于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文革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地饥渴，那样地迫不及待，那样地不顾一切，那样地不知羞耻，那样地不择手段，那样地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白痴，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

“毛”是个什么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么会是“毛”？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于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么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著于“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地有七情六欲，一样地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于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于“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克、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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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两大“顶尖技术”被盗始末  阅读原文
瓷器与丝绸是中国的两大金字招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独门绝学”，既挣来成箱的黄金白银，也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天下谁不知道“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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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两大“顶尖技术”被盗始末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4 08:38:17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瓷器与丝绸是中国的两大金字招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中国出口贸易的“独门绝学”，既挣来成箱的黄金白银，也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天下谁不知道“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当然，这两条路并非中国人自吹自擂；而是西方学者的馈赠。

“丝绸之路”，是一条陆地交通线，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是一条海上航线，起源于唐代中后期，当时，中外通商，依赖这条海上大动脉。瓷器跟丝绸不一样，怕碰，易碎，最适合海路，因此，“陶瓷之路”，又称“海上丝绸之路”。

工业革命来临之前，中国贸易几乎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最牛气的，莫过于丝绸和瓷器这两件看家名品。可惜，风水轮流转，丝绸与瓷器作为国之瑰宝的技术绝密，先后被窃取。中国迅速从当时的技术强国、生产强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迅速滑落下来。那么，这两项国家级绝密技术，是怎样被窃取的呢？

先说丝绸

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就称我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国”。其实，养蚕和缫丝，是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既然这玩意儿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历代政权，对于丝绸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养蚕技术，控制得极其严密。西汉，桑子和蚕种根本就带不出边境，即便达官显贵也要仔细搜身，休想偷运一丁一点。难怪古罗马的大奴隶主，都把中国出口的丝绸视为无上珍品，直到五世纪，他们还不知道那些美丽、光柔的细丝是从蚕宝宝的嘴里吐出来的。

对于丝绸制品，历代朝廷也严防死守，甚至清王朝还严格限制出口。乾隆皇帝曾明确规定：洋商只准贩运数额有限、档次较低的“湖丝”，上等湖丝和丝绸制品，禁绝外运——说白了，就是好东西，自家人先用。这种酷似现在日本汽车制造商的做法：一流汽车供欧美；二流汽车归本土；三流货色才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穷哥们儿。即便三流货色，也比穷哥们儿的“国货”硬。生气也没用，这就叫店大欺客。近乎霸道的招数，古代中国人早就玩剩下了。

既是奇货可居，惦记这种技术的“外国人”就成千上万。处心积虑窃取到成果的，是西域人。

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旦那国国王很希望自己国内能栽桑养蚕，曾向“东国”去要桑种和蚕种，遭到严词拒绝。“东国”国王为了防止蚕种偷运出境，还命令关卡对出境的人严密检查。《大唐西域记》上没有明确“东国”是哪里，可能指瞿萨旦那国的东邻小国，或者就是北魏。为达到目的，瞿萨旦那国国王要求和“东国”通婚。获得应允后，派去迎娶的使臣便秘密地告诉公主，请她设法带些桑种和蚕种来。最后，公主把桑种和蚕种藏在帽子里。出境的时候，没有仔细检查公主，中国的丝绸制作的核心技术，被悄悄地盗出了边城。《大唐西域记》中还说：“现在麻射那座蚕神庙里的几株古桑树，相传就是东国王女带去的种子栽的。”

再说瓷器

瓷器的四大特性是：一，胎料必须是瓷土。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透明或半透明，胎体几乎不吸水。二，胎体必须经过摄氏1200～1300度的高温焙烧。三，表面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地。四，成品的胎体必须坚硬、细密，能叩出清脆的金属声。中国把这项神秘的技术，死死地攥了上千年。

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瓷器涌入西方，最风光的是龙泉青瓷在法国登场。龙泉青瓷，冰清玉洁的色彩和质地令法国人瞠目结舌，他们根本就弄不明白，这种珠圆玉润的宝贝是怎么烧出来的。

瓷器，始终是欧洲人的奢侈品。早在隋唐时期，中国瓷器就流传到国外。老欧洲们个个儿垂涎三尺，中国瓷器随即超过黄金的身价，成为财富、地位和品位的象征。据说，德国的奥古斯特二世曾做过一回“瓷器生意”：1717年，他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换取普鲁士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算得上是倾国倾城了吧？

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始终做着“CHINA梦”。英国人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一书中说：“几乎整个18世纪，真正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个严守着的秘密。”当时，全世界掌握这项先进技术的，只有中国人，而且，早在东汉时代就拿到手了。

远足中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春风得意地回来了。他最想干的就是著书立说，吹嘘东方的强大、繁荣和财富。《马可·波罗游记》1298年问世，这本书较为详尽地记载了中国瓷器最基本的制作方法。欧洲人立刻急红了眼，纷纷挽起袖子，照葫芦画瓢。可惜，技术毕竟技术，哪能搬来就用？苦苦地钻研的400年，他们才刚刚摸到了瓷器制作的门径。1708年1月15日，一个名叫贝特格的德国人，总算烧出了真正的白瓷，这一天就是欧洲瓷器的诞生日。

丝绸和瓷器的国家绝密技术，彻底失守了。与此同时，一个经济强国、文化强国也缓缓地走进了历史的落霞晚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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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明政府曾迫使大英帝国赔款道歉  阅读原文
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霸权已经衰落。他们的商船在远东屡次遭到荷兰舰队的的劫掠，也想联合英国人的力量以牵制荷兰人。英国人决定另辟蹊径，打开局面，企图借助于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葡萄牙人打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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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明政府曾迫使大英帝国赔款道歉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4 08:35:40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霸权已经衰落。他们的商船在远东屡次遭到荷兰舰队的的劫掠，也想联合英国人的力量以牵制荷兰人。英国人决定另辟蹊径，打开局面，企图借助于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葡萄牙人打入中国市场。16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同年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颁布训令，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船队于1636年4月14日从伦敦启航。6月27日，船队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国商船的到来使葡萄牙人感到为难，他们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说他们就是荷兰人，企图前来捣乱，应予驱逐。葡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威德尔见到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Anunghai）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英船继续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广州当局的愤怒。9月10日，广东海防当局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仓皇溜走。但威德尔对侵犯内河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滥施暴虐。

19日，在虎门地区纵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焚毁一个市镇，抢夺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了大帆船一艘。当他在虎门犯下了如此罪行之后，也觉得不好同中国打交道，便将船队驶行澳门，请求葡人出面调解。

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30日，威德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程回国。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

（据《西方列强与澳门的关系》黄鸿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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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谈俄前总统叶利钦：他的改革没有民主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书摘》 2003年05期，作者：戈尔巴乔夫  斯拉文，编译：孙凌齐  李京洲，原题：《戈尔巴乔夫谈叶利钦》 不能硬把国家搞垮 斯拉文：米哈伊尔·谢尔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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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谈俄前总统叶利钦：他的改革没有民主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4 08:20:23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本文摘自：《书摘》 2003年05期，作者：戈尔巴乔夫  斯拉文，编译：孙凌齐  李京洲，原题：《戈尔巴乔夫谈叶利钦》

不能硬把国家搞垮

斯拉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如何从总体上评价新自由派改革的结果和叶利钦在其中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我把叶利钦的改革时期称作“狂飙突进”时期。这是一种对俄罗斯进行极端激进改革的做法。叶利钦想让所有的人看看应该怎样进行改革：不能拖拖拉拉，不能犹豫不决–这就是他的搞法。

从客观事实看，我应当说，叶利钦的反面作用要比正面作用大。一个国家的历史不可能一无是处。总是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些年来，我们大家都发生了变化，变得与过去不同了。将来，我们对国家的指望会越来越小，而个人的主动性将会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当我们退下来的时候，国家还是个社会保障国家。我们走进市场时感到非常不习惯，特别是老一辈人。然而，就连这些人也改变了，他们正想方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为俄罗斯大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这一切都抵不上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衰退，工业遭到全面破坏，最主要的是科学潜力遭到破坏，而这一潜力曾经是巨大的。

大批科学人才外流到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教育保留了下来。只有依靠教育我们才能摆脱困境。正是精神和文化财富使我们仍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被摧毁，那他就变成了废人，变成了行尸走肉。要知道，教育和科学是我们赖以前进的动力。

我们的军队处境艰难。所有关键的命脉部门，也就是构成任何社会的基础的那些部门，都遭到了破坏。叶利钦改革的结果就是彻底的失败。他那无视现实、虽仍带有布尔什维主义色彩却已改头换面的改革构想本身就决定了这一结果。他要把别国的模式强加给俄罗斯。

斯拉文：现在国家和总统都处于半瘫痪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

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分析还是应该“从头说起”，而这个“头”是从当年叛乱者的行动开始的。正是他们的行动使得戈尔巴乔夫声誉扫地。当时我们已经制定出党的新纲领，开始进行深入的改革。市场和所有制问题已经澄清。然而人们没有经受住改革的磨难。全国到处商品紧缺，许多人利用各种各样的民族冲突想方设法分散联盟的权利。叶利钦趁此机会把这些人召集到俄罗斯的旗下。为了吸引联盟企业，他答应它们减免10%的税收。总之，斗争开始时人们都这样说：也许叶利钦的办法好？干脆，就让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政治家去管苏联的事，让叶利钦在俄罗斯共和国自己干吧。这是一种贪图实利的观点。

叶利钦的悲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认为，人民也会和他一样支持俄罗斯脱离联盟的主张、认为独立后的俄罗斯人会生活得更好：每年划给联盟的800个亿将会留在俄罗斯，科技、石油、天然气也都集中在这里。要使生活好起来就必须甩掉联盟的重负。这种想法已经开始起作用。就连一些学者和作家也支持它。

我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要对它实行迅速的改革十分困难。所以我才说：要循序渐进，要逐步积蓄力量。可叶利钦竟然要让俄罗斯脱离联盟单独发展，而且，这一点已经做到了。根纳季·久加诺夫今天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当时真糊涂，让那个男低音给迷惑住了，在投票表决时曾经支持他。支持他的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产党人。就像人们常说的：界限已经打破，彼此成为朋友。

斯拉文：那么，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叶利钦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他的主要错误在于战略的改变，他改变了对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成堆且情况特殊的国家、一个复杂的客体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的战略。叶利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而是要把一切全部打破，实际上是要用生硬的办法把国家搞垮。

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人民的心理方面。他们从未在市场条件下生活过，只知道一种所有制形式。他们处在一个由国家决定一切的国度里，在这里，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个人利益、物质利益问题并不突出。

斯拉文：您指的是平均主义吗？

戈尔巴乔夫：对，是平均主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经济缺乏竞争力，军工生产和重工业部门比重过大，平均主义心理实在严重。这一切是不能用生硬的办法去打破的。可叶利钦硬要把一切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国家尚未做好同发达的欧洲和美国竞争的准备，在工业生产率方面要比那些国家低三分之二，更不用说产品质量了；农业生产率要低五分之四。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开放简直就是要把国家搞垮。

斯拉文：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那些亲信至今仍然认为，市场本身无所不能，市场会使所有人有事可做。

斯拉文：他们这么说是由于无知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比如说，是出于虚荣心？

戈尔巴乔夫：拿叶利钦来说，这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而冒险的结果您是知道的。至于我国的“改革派”，则是一些对宏观经济略通一二、而对微观经济一无所知的人。我刚刚看过一份联合国关于亚洲和俄罗斯改革的新闻稿。其中关于俄罗斯的改革是这么说的：最大的失误是在向市场过渡的情况下将国家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实现这一过渡必须有国家的参与。不是让它发号施令，而是由它来调节所有这些过程。

斯拉文：这个当过共产党的州委书记、接受过社会主义传统教育的人怎么会采取极端的、最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或者如您所说，用生硬的办法搞垮俄罗斯呢？

戈尔巴乔夫：您知道，我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重新思考过许多问题。即使现在我也可以对学生、企业家、共产党人、左派、中派、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人说，对人民说，我仍然拥护社会主义思想。叶利钦根本没有这种思想，他有的是沙皇习气。是的，这个人在不断地盖房子，我不知道他怎么盖，但我觉得，他主要做的是为建房开工“举杯庆贺”这类事情。

斯拉文：也许，他只是庸俗地被西方世界琳琅满目的橱窗搞得眼花缭乱？

戈尔巴乔夫：还有别的原因。首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急于求成是他的特点；其次，既然要走向市场，他毕竟还是希望得到西方的支持。他相信，他会因此得到西方的宠爱，大笔大笔的钱会向他源源不断地涌来。

斯拉文：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这种支持。

戈尔巴乔夫：他个人得到了，可是国家什么也没有得到。

我不能把这些改革称作民主的改革

斯拉文：您如何评价叶利钦改革的民主性？

戈尔巴乔夫：我不能把这些改革称作民主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所有制关系改变了，政治制度改变了。但是，这些进程不具有民主性。

斯拉文：为什么？

戈尔巴乔夫：因为通过这些改革，只有10~15%的人得到了好处。其余的人都遭受了损失，不少人还失去了财产和权利。我们在改革时期说过：必须消除人与财产分离的现象。这一点做到了吗？我们说过要进行自由选举，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使人民能够参与并影响政治决策。这些根本没有做到。不仅如此，宪法还赋予了叶利钦绝对的权力。再来看看报刊，没有自由的报刊，也没有自由的电视。既然刑事犯罪和贪污腐败到处猖獗，既然官僚机构成了为所欲为的衙门，又怎么能说我们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呢？我们曾说，苏联的官僚主义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而现在，俄罗斯的官僚主义者要比苏联多。

斯拉文：首先，炮轰俄罗斯议会和车臣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顺便问一下，1993年十月事件发生时您在哪里，在做什么？

戈尔巴乔夫：当时我正在意大利。得知此事后，我中断了访问，因为不能在那里再呆下去了。我当即致信克里姆林宫：停止屠杀，撤走军队。有些人真行，您猜得出我指的是谁，他们写了一封又一封呼吁书，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面临许许多多的人的生死问题的关头，他们突然没了下文。他们躲在一边袖手旁观。实际上，1日以前一切已基本恢复正常，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4日发生了当着全体人民的面炮轰议会的事件？

斯拉文：我不明白“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

戈尔巴乔夫：就是恢复秩序，一切都得到控制。无论怎样也没有必要炮轰议会。这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而它在那个晴朗的早上遭受炮轰也同样是头一回。令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那些好看热闹的莫斯科人竟站在一旁观看炮轰。我坚决反对这一炮轰议会的行径。

斯拉文：所以，您认为叶利钦是想给反对派一个教训？

戈尔巴乔夫：是想镇压他们。您知道死了多少人吗？谁也不知道。

斯拉文：有人说大概有400人。

戈尔巴乔夫：是这个数字的4倍。

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并通过全民公决推出了宪法草案。后来又对叛乱者实行大赦，却停止了对1993年事件的调查。只要我们还是这样通过国家的急剧变革来发展，我们就不会是一个民主国家。

斯拉文：不过，人们常常把您与他相提并论。

戈尔巴乔夫：不是相提并论，是区别而论，我与他毫无共同之处。

改革的教训和错误

斯拉文：那么，您现在是如何看待改革的？这场改革对今天来说有哪些主要教训？

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当代的最重要的教训在于，不能指望通过飞跃或剧变获得成功。当然，我们头脑中产生这种指望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一直习惯于自我发泄、自我保护、自我激励。为了民族大计而在许多方面放弃或限制自我。人们今后还会如此，这是他们的优点……不过，还是不要指望所有问题可以一下子得到解决。不要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斯拉文：但有时客观情况会迫使人民起来反抗。现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很困难。最终他们不免会对叶利钦的改革做出强烈反应。

戈尔巴乔夫：当然，也许会采取革命行动，我不排除这种可能。

斯拉文：用列宁的话说，事实证明，“上层”已经明显腐烂。

戈尔巴乔夫：说得对，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腐烂。不过，最好还是沿着宪法的轨道前进。我个人赞成这样做。国家也应如此。我们经历过那么多次战争、国内冲突、民族分裂、工业化、劳改营的磨难，死了那么多人，该停止了。

斯拉文：您认为那些年改革的主要错误是什么？从今天的观点看，在那场改革中本可以有哪些改变？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人民群众的巨大的支持。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政权得到过如此巨大的支持。然而，我们从1990年春天开始逐渐失去这一支持。我们也没有利用解决市场问题的时机。人民一直在等待，可我们却没能抛弃陈旧的观点，把资金–数十亿美元的资金都花费到那些已经过时的大项目上。应当使人们的需求、收入与市场保持平衡，让一部分国防工业企业生产优质民用品。这样的话，人民就会理解叶利钦以及激进民主派的做法，也就不会发生叛乱了。可是当时人们认为：也许叛乱分子是对的，也许他们想使国家保持现状而不致变得更差。但没过多久他们就明白了，这不是他们要走的路。

摘自：《尚未结束的历史》作者：戈尔巴乔夫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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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暗战”：德国替英国印英镑 几摧毁英经济  阅读原文
文章摘自《世界博览·海外卷》2009年第5期 作者：张翼 原题为《纳粹的“英格兰银行”》 1942年9月24日，英格兰银行从西非分行处收到了一捆面值为10英镑的假钞，当时的记录上写道：“这是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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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暗战”：德国替英国印英镑 几摧毁英经济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4 08:17:55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文章摘自《世界博览·海外卷》2009年第5期 作者：张翼 原题为《纳粹的“英格兰银行”》

1942年9月24日，英格兰银行从西非分行处收到了一捆面值为10英镑的假钞，当时的记录上写道：“这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发现。”对当时的出纳总监肯尼思来说，麻烦远远还没有结束，随后各种面值的假钞又在欧洲、非洲、中东、美国和亚洲各地出现。当时的英国政府还不知道，这些假币是纳粹摧毁盟国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常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称为“伯恩哈德行动 ”（Operation Bernhard），该计划的最高领导者是德国元首希特勒本人。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战前英国纸币的设计极其精细，不列颠尼亚女神的图案是特别委托设计的，水印工艺是一位造诣精湛的大师的杰作。十字形交叉的亚麻纸质地密实，其使用的多层叠加工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数字编码系统经过深思熟虑。总之，英国的纸币简直就是艺术品，几乎无人能够仿制，但是到了1945年，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有1/3是假钞。

为了坚定英国公众对英镑的信心，财政部大臣约翰·安德森几次秘密而急迫地要求国库和财政部做好准备取消现有通币，发行新版。他封锁消息，命令媒体不要追踪报道调查进展，拒绝透露假币泛滥对大英联合王国的潜在威胁。在1945年2月，这位财政大臣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定：他想下令把市面上流通的10镑的纸币全部收回，但是因为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这一命令并没有执行。几个月以后，1946年初，所有的建议又被重新提起，这次新纸币出炉，有假钞的旧币被有防伪标识的新币取代，每张新纸币上都有一个金属条，在今天的纸币中依然保留着这一特征。《泰晤士报》在相关报道中督促公众： 有钱就赶快花掉，别让纸币砸在你手里，因为从欧洲大陆流入了大量假钞。政府不惜任何代价否认这一消息，害怕引起更深层的经济恐慌。

同盟国政府竟然对假币这头猛兽毫无招架之力，这一点颇让人费解，因为英国政府自己也曾考虑把制造假钞作为战争的手段之一来使用。如今收录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材料显示：1940年4月11日，英国情报局的负责人曾拜访当时的首相张伯伦，询问内阁是否考虑和打算制造假的德国马克，并让其流入敌人的领土。张伯伦说英镑相对德国马克来说更加坚挺，如果德国人实施报复，我们的损失比敌人的更大。张伯伦还说，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假币的想法就出现在他脑子里了。实际上，1939年9月，温斯顿·丘吉尔也在想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不能预测结果会如何。

把假币作为战争的手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德国人的发明。假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时期就曾制造对手波兰流通的货币，拿破仑也曾签署过制造奥地利和俄国假币的命令。在美国内战期间，南方和北方为了攻击对方的经济软肋，都曾伪造对方的纸币。在二战期间，英国也建立了自己的造假团队，“技术A部”，但是这些专家的“聪明才智”很受限制，仅仅局限于伪造护照和邮票等。为了试探敌人物资的底细，他们还曾伪造德国中央下发的配给簿，但是从来没有大规模制造假币。

对德国人的假钞,英国人并非无所作为。1943年初，欧洲和西非的几个银行陆续发现了高仿真的假钞，英国情报局认为事态严重，随后向德国空降了一名间谍：罗伯特·史蒂文，他的任务是调查德国纳粹是否是幕后黑手。但不幸的是罗伯特·史蒂文两个星期后在柏林被捕，虽然他随后设法逃回了英国，不过此行却一无所获。所以在战争期间，英国对假钞的真正来源和德国人的伪造行动的规模，对围绕这一阴谋的纳粹国内政策都一无所知。

1940年春天，纳粹党卫军的头头阿尔弗莱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视察位于柏林的印刷厂萨克森豪森。他在显微镜下细细观察一张面值为5英镑的假币，欣喜地发现这是一张高仿真的产品。瑙约克斯就是那个1939年9月1日凌晨冒充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始作俑者，结果导致德国进攻波兰。制造假币并非易事，制造成百上千张假币几乎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瑙约克斯的任务就是让假币充斥英国，引发通货膨胀，对洋洋自得的英国经济实施致命打击。

让英镑丧失价值，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偏离常轨、混乱不堪，瑙约克斯这个想法最先是由德国刑警头子阿图尔·奈比（Arthur Nebe）提出来的，1939年9月获得了党卫队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t Heydrich ）的支持，即使是以党卫军的标准来衡量，海德里希也是一个无情的杀手，正是由他主持了1942年1月在柏林郊外万湖（Wannsee）召开的会议，会议发布了对犹太人“最终解决”的命令。当时海德里希说：“欧洲将会是所有犹太人的死亡峡谷。”

海德里希力挺制造英镑假钞，同时进一步提出仿冒美元的可能性，希特勒非常支持假币计划，但是反对把伪造美元的文字附加在文件上，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和美国人打仗呢。”海德里希下发的高度机密的文件中说：“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造假和仿冒，而是制造真实的产品，假币必须是原件的完美再现，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银行出纳也看不出差别。”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后者负责推算英镑的编号规则。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实验之后，一捆英镑假钞被拿到瑞士银行兑换成法郎，一共价值9万法郎。经过仔细查看之后，这些英镑被送到伦敦接受检查。专家们确认这些标号的英镑确实在流通中，但是他们要求银行支付检查所需的费用，因为鉴定所涉及的化学测试和红外线检测所需的费用太高。就这样，纳粹的假钞被认为是真币获得了认可，大规模的产品随后蜂拥而出，1941年早期，阿尔弗莱德·瑙约克斯的假币开始在德国占领区内兑换和买卖。

海德里希的野心和妄想在纳粹党内也是臭名昭著的，然而这次，恰恰是他的野心阻止他实现打垮英国经济的梦想。阿尔弗莱德·瑙约克斯的成功和广为人知对海德里希来说是个威胁和绊脚石，阻碍了他的最终目标：代替希姆莱成为希特勒的二号人物。海德里希因此罗织罪名，状告瑙约克斯参与非法的黄金交易，并建议判处死刑。他的提议遭到希姆莱的否决，死刑改为流放。然后海德里希又想把瑙约克斯送到前线突击队去送死，但是希特勒个人有令，禁止把任何国家秘密知情者暴露在可能被敌人抓获的危险之下。不过瑙约克斯的命还是没能保住，几个签名被发现是他伪造的，因此他的所有行动计划全部停止，他本人也被送往前线兵营。经过一年多的试验，当时已经生产了40多万镑的假钞。

就这样，假钞计划在大规模开始之前就结束了，直到另一个名叫伯恩哈德·克鲁格（Bernhard Kruger）的前途无限光明的年轻人出现之前，大多数假钞都没来得及使用。伯恩哈德·克鲁格以前曾为瑙约克斯工作，他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更加切实有效的伪造计划的诞生。

伯恩哈德行动

战争一开始，克鲁格上尉负责一个装备先进的造伪工作室。该工作室的目的是提供文件服务战争，曾经伪造过护照、驾驶证和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可能需要的文件。克鲁格是一个相貌英俊的投机取巧者，这种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得到鼓励和精心培养的具有“进取”精神的人非常吃香。1942年6月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捷克抵抗组织枪杀后，希姆莱想重新执行伪造假币计划。当时37岁的克鲁格有一个主意，能使伪造计划更有效。他建议借助纳粹最容易控制的资源：囚禁的犹太人。作为奖赏，这次计划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伯恩哈德行动”。

克鲁格视察了很多集中营，挑选了一组技术娴熟的犹太囚犯，随后把他们秘密集中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18和19区。这项计划极其机密，知道内情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站岗的卫兵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保护什么。在1943年的一封信中，盖世太保负责犹太事务的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要求归还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带走的犹太人，在回信中，萨克森豪森的司令官写道：我很遗憾地通知你，我们不能把你提到的犹太人还给你，我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能告诉你的是他们在为帝国服务。

一共有134名犹太人在为萨克森豪森的伪造计划工作，他们的个人回忆录为第三帝国的假币计划提供了重要而珍贵的资料。在《19区的伪造者》这本个人回忆录中，幸存者莫里斯·纳斯汀（Moritz Nachstern）记得纳粹军官大步走过来然后说：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你们什么也没看到，在这里听到的所有，也并没有听到。你们每个人都属于我，这个区自成一个世界，与其他集中营毫无关系。在这里绝对禁止相互交流，不服从命令者处死，怠工破坏者处死。

萨克森豪森里的印刷工人们每日都受着思想的煎熬，他们享有日复一日工作的特权，虽然工作条件难以忍受，吃鞭子是家常便饭，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魔窟。不过这些犯人的待遇比集中营内的普通犯人要好很多，不仅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

一个印刷工人艾韦汉姆·克拉考斯基（Avraham Krakowski）被允许给他的未婚妻宝拉写封信，自从他在奥斯维辛被挑选出来之后，他们就断了音讯。克拉考斯基后来回忆，因为一个卫兵的同情他的信被成功送了出去。在奥斯维辛，宝拉被卫兵叫到办公室查问，卫兵们奚落嘲笑她，因为信的内容感伤多情，但是最后，还是把破损开封的信交给了她。在整个战争期间，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人收到的唯一一封信。这封信被其他绝望的囚徒们阅读，被几百人抚摸得字迹模糊，但是它如同黑夜里的灯光，提醒身处魔窟中的人们想起自己被迫分离的爱人。

在囚禁工作的日子里，印刷工人总是不时搞点小破坏，让银行出纳能够更容易发现这是假钞。这些犹太囚徒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戏剧性，有一次盟军的炸弹突袭之后，一栋建筑物火光冲天。1944年末犹太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不喜欢被迫变成职业造假者，他们声称他们不做罪犯。

英镑伪造任务完成后，这批囚犯又被要求制造美金。为了强化“美金小组”的任务，纳粹首脑在1944年抓来了索罗门·斯洛米兰夫(Saloman Smolianoof)。绰号“萨利”的索罗门，是一名俄国伪币制造者，当时最厉害的伪造宗师，早在1927年便开始伪造50英镑的钞票。他也是好莱坞电影《伪钞风暴》中男主角的原型。如电影一样，他也因为与女人共享春宵不慎在柏林逗留太久而入狱。一开始他替纳粹党卫军绘制肖像，之后则加入伪钞制造集中营。战争结束后，索罗门随即人间蒸发并遭到国际通缉。据传他前往蒙地卡罗并在赌场欠了一屁股债，也有人说他协助犹太人伪造移民签证前往巴勒斯坦。据说他花费人生最后几年致力于“重建”世界级大画家们的经典画作。

假币行动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生产的高度，第三帝国每个月要求制造60万张假钞。在三年中，主要印刷5镑、10镑、20镑和50镑（在后期才出现）面值的假钞，每个月制造的假钞面值在300万镑到3000万镑之间。堆积假币的房间门上充满讽刺的写着：“英格兰银行”，实际上这个柏林附近铁丝网环绕的印刷厂比伦敦金融城里那个英国中央银行印刷的钱都多。

通过在伦敦上空投下大量英镑来摧毁英国经济的纳粹狂热渐渐平静下来，在海德里希关闭阿尔弗莱德·瑙约克斯的假币工厂之后，闪电战的步伐也慢了下来，对同盟国的空中打击明显减少。相反，“伯恩哈德行动”中制造的假币被用于支持党卫军进行广泛而多样的国际行动，与此同时，沉重打击了人们对英镑的信心。

在很多国际交易中假币都是纳粹挥舞的关键性工具。比如用于解救墨索里尼的大胆行动和随后解救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Count Ciano）的行动花的就是伯恩哈德的假币。党卫军最著名的间谍，土耳其人埃里奥·巴赞（Eliaza Bazan ）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基凯罗（Cicero），他逮到机会打开了英国大使的保险箱，里面有关于诺曼底登陆（D-Day ）计划的机密文件，在其永远消失之前，纳粹就用假币付给他20万英镑。党卫军也用这批假币支付他们在英国的间谍的花销，比如最成功的代号“阿洛斯”（Alois）的间谍得到的也是这批伪钞。多年来纳粹与巴尔干的游击队进行武器交易也是用伯恩哈德英镑, 假币还用于在黑市购买黄金和食品。还有部分假币被拿到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所以英国人发现一批假币来自智利驻伦敦的大使馆。另有一批假钞来自葡萄牙驻利物浦的副领事馆和伦敦的阿根廷大使馆。随着同盟国日渐逼近德国，纳粹用这些假币开了不少银行账户，这笔钱最后帮助他们逃到了南美或世界上其他地方。

1944年12月，希姆莱宣布纳粹将以阿尔卑斯山为工事进行最后的抵抗。几个星期之后，萨克森豪森行动被取消，所有的印刷工人转移到山里，最后到了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埃本塞（Ebensee），犹太囚徒们不祥地预感到这里将是他们的葬身之所。无线电广播上的消息说，盟军几天内就会到达这里，所以纳粹并没有好好安置印刷设备，而是下令销毁证据，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印刷工被命令烧毁一摞摞假钞，掩埋印刷机的零件。集中营司令官收到的最后命令是枪杀所有的犹太囚徒，然而因为知道盟军正在逼近，他害怕报复没有执行这最后的命令。犹太囚徒们因此被活着留了下来，他们眼看着纳粹士兵把装满假钞的箱子搬上坦克，疯狂逃窜。

只有等前进的苏联军队解放了埃本塞，发现了犹太印刷工，纳粹德国伪造英镑的行动规模才被揭露出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官员发现了印刷厂的残迹，很快一份紧急报告送到了伦敦的国防部，报告要求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派出专家支援调查。英格兰银行立刻派了P.J.李维斯去调查此事。一个知情者告诉李维斯，部分伯恩哈德英镑和美元已经流向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

李维斯的调查报告出来以后， 盟军政府任命了以美国人麦克纳利（Major McNally）为首的调查团。此后，他的调查队就在阿尔卑斯山一辆废弃的卡车里发现了大量假钞。随后追踪印刷厂的行迹，调查团从奥地利追查到了萨克森豪森。英国官方档案中的材料显示，英格兰银行建议尽可能低调地调查，秘而不宣。但是苏格兰场不同意，他们认为银行总是出错，“如果他们独断专行的行为方式继续下去，我们只能期望与大陆盟军的关系越来越糟。”因此苏格兰场派了两个探员去帮助处理这项大陆事务。

因为有美元假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卷了进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印刷工人雅各布·古德格拉斯（Jakob Goldglass），从而得知几百张100美元的假币被生产了出来，但还没来得及流通。雅各布·古德格拉斯说他估计德国人印刷了大约1.35亿英镑，虽然这一数字还是保守估计，但已经吓坏了美国人。在麦克纳利的报告中，他估计大约100万英镑流向了土耳其和近东，200万流向了法国，800万被送到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下落不明

1945年1月，英国战争经济部大臣丁格尔·富特，开始重新考虑1940年来自情报局的建议：让假钞充斥德国，或者至少让纳粹产生通货膨胀的恐惧。提议再次被财政部长否决了，因为这么做“很无耻，除了让英国人显得愚蠢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可是他们不知道，英国人觉得很傻的主意德国人早在几年前就实行了，而且事实证明作为战争武器假钞极具杀伤力和破坏性。

1946年3月12日，一名局促不安的伦敦士兵被捕了，他的身上有3500英镑，全部是5镑和10镑的伪钞。他说这笔钱是他两年前在高额的赌场中从几个“声名狼藉的比利时人”那里赢来的。一个月后，一个逃跑的英国军官被发现有全副波兰和英国装备，还携带着5000英镑伪钞。他是一年前在那不勒斯兑换的这笔钱。他说他还有好几个朋友包里装的都是这种“玩意”。1946年的头几个月里，只在伦敦一个几个地方，返乡回国的英国士兵被发现使用假钞的类似事件就有14起。

1946年下半年，更多伪钞的隐藏点被发现了：波兰驻巴黎大使馆有1.8万张，波兰驻罗马大使馆有6.45万张，票面价值高达120万英镑。到1951年1月9日，英格兰银行已经收集了186万零223张各种面值的假钞。到1959年则超过了300万张，所有的假钞都被销毁，但是伯恩哈德钞票的幽灵还是时不时地就出现一次。

1959年，德国记者奥尔夫冈·路德在多波丽湖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高处，奥尔夫冈带了一支潜水队和一条海上打捞船开进了这个300英尺深，一英里长的险恶湖泊。几天的徒劳无功之后，一个棺材形的箱子被捞出了湖面，拽到了甲板上。箱子一落地，队员们就围了上来，都好奇的想知道里面到底藏了什么。谜底打开了，箱子里装满了面值5镑和10镑的假钞。随后又有12个箱子被打捞了出来，总共有42万多张各种面值的假钞。《吉尼斯世界记录》声称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惊人的钱币窖藏。从一开始媒体就失去了理智，电视台和无线电广播台都疯狂地追踪报道此事。最近几年里，东欧甚至香港也陆续发现了伯恩哈德钞票。2002年8月美国曾经公开拍卖过一批伯恩哈德英镑。英格兰银行也保存了几张，装上了玻璃保藏在他们的博物馆里，还有一些被私人收藏。

二战结束后，伯恩哈德·克鲁格在巴黎接受审判，因为来自萨克森豪森囚犯的证词对他有利，他只被判处两年徒刑，随后一直生活在奥地利，直到1989年去世。18和19区的犹太囚徒只有一个人有幸福的结局。艾韦汉姆·克拉考斯基和奥斯维辛珍贵情书的收信人宝拉重逢了，然后结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伯恩哈德行动为什么能制造出数量如此巨大，质量如此高超的假币呢？也许只有在第三帝国这样的国家机器的掌控下，在党卫军费尽心机的推动下，沾满犹太囚徒鲜血的假币才能被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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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真相：并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15版，作者：范子烨，原题：《陶渊明归隐的真相》 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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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归隐真相：并非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4 08:14:56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15版，作者：范子烨，原题：《陶渊明归隐的真相》

一般认为，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诗人不能“适俗”的个性决定的。真的是如此吗？陶渊明与此相关的自述都是真话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陶渊明与东晋后期政治的关系。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

但束带面见上级长官，在晋宋时代是通例，为何陶公如此难堪？这能构成他辞官归隐的原因吗？因为无论何时何地，辞官归隐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属于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试读《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序》的相关自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一，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这段序文意在表明：

（一）做官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挣点钱花，因为他实在是太穷了；

（二）出任彭泽令是自己主动求官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他托了族叔陶夔的关系向“诸侯”求情。袁行霈先生说“家叔以余贫苦”的“苦”是“告”的讹字，极有见地，这正是校勘学所谓“理校”之法的妙用，而那位“诸侯”正是“告”的对象。按照现在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走后门”的行为是典型的违法乱纪，但在六朝时代却是惯例。所以从表面看，陶公此举实在未免俗气，与其不愿束带面见督邮并因而辞官的血性之举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但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坦诚地公开了自己谋官谋位的行为，所以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说详下文），我们不可遽下结论；

（三）之所以请求作彭泽县令，是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刚刚停止，天下还不太平，自己不愿远离故土，而彭泽县离家乡寻阳比较近；

（四）作县令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公田种粮食酿点酒喝；

（五）当官毕竟是违背自己本性的，所以感到不舒服，这是辞官的精神原因；

（六）正好赶上妹妹（嫁给武昌程氏，所以称为“程氏妹”）的丧事，所以就“自免去职”了，这是辞官的客观原因；

（七）“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表明在他担任彭泽县令期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至于督邮下来巡视的事他根本就没提。

我们仔细审视诗人交待的这些情况，可以肯定其所述辞官归隐的种种理由都很难成立。试想：如果上级领导下来检查工作就辞官，如果自己感到行动不自由就辞官，如果有亲人去世需要奔丧就辞官，天下还有官吗？事实上，我们看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期间的表现，可以发现与其说他是在做官，不如说是在表演，尤其是和老婆商量种地的事，没有他本人的广泛宣传，他人如何得知？如何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笔下？如果这不是陶渊明故意施放的刘玄德种圃灌园式的政治烟雾，那就意味着他是求田问舍的许氾了——但是，八十多天后他便离开他和妻子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三顷公田本来就不归他们夫妇所有！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关于魏晋易代之际的著名诗人阮籍的记载：“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显而易见，陶公之求为彭泽县令不过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这绝不是王子猷种竹式的名士风流，而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运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种调节、缓和人事关系的特殊方式。而他所说的为贫而仕，实际上也是掩人耳目的言辞，意在消弭当朝权贵对他在政治上的警觉。因为陶渊明早年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历数古代贤士的不遇，也寄托了深沉的政治感慨。因此，陶渊明的出仕，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当时，他认为晋朝必败，桓玄必胜，其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故有此种选择；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桓玄集团会被刘裕消灭，由此他仕于桓玄的经历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历史问题”。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先后出仕共计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过去多数研究者大都认为，陶渊明第三次出仕是做了刘裕的镇军参军，第四次出仕是做了刘敬宣的建威参军。如此看来，陶渊明的政治选择是复杂多变的，简直就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葛里高利——一个在历史的阵风中飘摇不定、昏头昏脑、乱杀乱砍以致最后一无所成、一无所有的小人物。在东晋末年的混乱政局中，看风使舵的人物所在多有，但是，他们并非葛里高利式的“傻哥”，而是善于捞好处捞便宜捞资本的投机分子——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聪明的头脑，故能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此长彼消而虚与委蛇，机捷多变，或与时俱进，或与时俱退，辗转腾挪，游刃有余，如著名的寒族出身的文人傅亮就是一个典型。《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他成功地实现了由桓玄阵营向刘裕阵营的角色转换，最后成为刘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渊明的情况与他不同，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对这种政治立场的文字表达却是含蓄的委婉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而这正是我们要考察的重点。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袁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诗（以下简称为“《夜行》诗”）。事实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劳的。陶渊明的这种仕宦经历是由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深厚的历史渊源决定的。《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将军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陶侃则是陶渊明的曾祖父。《晋书·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谯国龙亢桓氏的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及《谯国銍人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

而在讨论陶潜的政治立场时，陈培基先生指出：

元兴元年壬寅（公元402年）二月，桓玄终于引兵东下，攻陷京师，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接着又自称太尉，总揽朝政。此行陶潜因其孟氏母去世在家居丧而没能参加。……但是，从他在守丧期间为外祖父孟嘉所写的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桓玄在京师的显赫一时是极之向往的。……：“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刘耽是桓玄的岳丈大人。《晋书》卷六十一有他的传：“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桓玄给父亲的故吏与自己的丈人刘耽加官进爵的时间，正是陶潜为外祖父写传之前不久。所谓“本是三司人”者，就是讲：刘耽认为孟嘉如果还活着，也会当桓玄的三公之类的大官。这就十分清楚：正当桓玄显赫之时，陶潜特地为死去已经二三十年的外祖父写出这样一个传记，显然是有其深刻而奥妙的用意，说的是外祖父的事，表现的却是自己与桓氏集团的亲密关系。

从《孟府君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陶夔三人的关系，都非同寻常。我们再读陶渊明《夜行》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李善注释又引《淮南子》：“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以及许慎《淮南子注》：“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这条注做得好，因为陶公正是以贤人宁戚自比，而以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比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称桓温偏爱桓玄，“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所以依照晋人的惯例，桓玄也可称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临贺郡公被人们称为桓公一样。《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载参军刘袭痛斥刘牢之反复无常，有“今复欲反桓公”一句话，这个“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庄子》“卞随曰”云云以及《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乃至曹植《辩问》“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等语。卞随的话见《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9页）陶渊明巧妙地吸收古代经典作为本诗的“底文”，形成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诗人意在表明自己仕于桓玄手下，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是为伐人之国而出谋划策，其真正的情志寄托仍在于归隐田园，养真于衡门、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恒的善名。其实，这些话语不过是诗人的托词而已，他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因为这种言说不符合其“中宵尚孤征”的劬劳于政事的当下状况。如果将《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与《夜行》诗对读的话，我们对这一点会有更深的理解。这首四言诗作于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冬。诗序说：“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位庞参军当时隶属于江州刺史、卫军将军王弘（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29页）。本诗第一段：“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所表现的思想情绪与《夜行》诗“闲居”等四句以及“商歌”等六句是完全一致的。本诗第四段：“嘉游未斁，誓将离分。送尔于路，衔觞无欣。依依旧楚，邈邈西云。之子之远，良话曷闻。”以及第六段：“惨惨寒日，肃肃其风。翩彼方舟，容与江中。勖哉征人，在始思终。敬兹良辰，以保尔躬。”与《夜行》诗“叩枻”等六句的描写也非常相似，尤其是“旧楚”的说法，直接来自桓玄。《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载桓玄在奔败之后，“惧法令不肃，遂轻怒妄杀，人多离怨”，殷仲文建议他“宜弘仁风，以收物情”，玄怒曰：“汉高、魏武几遇败，但诸将失利耳！以天文恶，故还都旧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当纠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诗人写《答庞参军》诗，距桓玄于元兴二年（403）九月建号楚国之时，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诗人抚今追昔，深感物是人非，曰“依依”，曰“邈邈”，其对往昔岁月的眷怀昭然可见。

《文选》卷二十六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也与桓玄有密切关系。在诗题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后人多据此认为陶渊明曾任宋武帝刘裕的参军。但《魏书》卷九十七《岛夷桓玄传》载桓玄的从子桓振在桓玄被杀之后，曾一度袭取江陵，“振自为都督八州、镇军将军、荆州刺史，谦复本职，又加江豫二州刺史”。陈培基先生据此指出：“这是一个重要材料。都督八州和荆州刺史是桓玄东下京师前的官职，由此可知镇军将军也是桓玄原有的将军名号。桓振袭用桓玄生前的官职和将军名号，显然是为了便于号召旧部，从而重整旗鼓。桓玄自任江州刺史之后，为进一步发展势力，曾派人四出与诸兄弟联系。当时他的从兄桓谦任吴国（今苏州市）内史。陶潜为替桓玄送信给桓谦而前往吴国，因此经过曲阿（今江苏丹阳县）。他从寻阳出发，沿长江东下，到了京口（今镇江市）就转入运河，驶向吴国，中途遇风而在曲阿停留。《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是此行的记录，也是陶潜出仕桓玄所作的第一首诗，当时他已三十五岁。陶潜对此行念念不忘。后来在《饮酒二十首》之十还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从而可知，陶潜此行是到达了‘东海隅’的吴国，完成了联络桓谦的使命。……陶潜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出仕桓玄时，所当的官乃是参军。至隆安五年冬，陶潜因孟氏母去世而离开桓玄军幕，其任期虽然不满三年，但却是陶潜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陶潜归隐真相新解——从陶潜与桓玄的关系说起》）他的这一观点是很值得关注的。《宋书·陶潜传》还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陈先生认为，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这也是他文章中极精彩的一笔。

陶渊明出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也与桓玄有关。今《陶渊明集》卷三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乙巳岁为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据《晋书》卷八十四《刘牢之传附子敬宣传》，刘牢之及其子刘敬宣在安帝元兴元年（402）三月归降于桓玄，所以刘敬宣也就当了桓玄的咨议参军，陶渊明结识刘敬宣当在此时，而出任他的参军，则当在元兴三年六月至元熙元年三月间。因为刘敬宣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404）四月，此时刘裕在湓口之战大胜桓玄，进据寻阳，而桓玄于元兴三年五月败亡。刘牢之反叛桓玄，窝窝囊囊地自杀了，被桓玄“斲棺斩首，暴尸于市”，“及刘裕建义，追理牢之，乃复本官”（《晋书·刘牢之传》），所以刘敬宣对桓氏仇恨极深，而对刘裕则颇为感恩。事实上，刘敬宣任建威将军之时已经是刘裕的人。刘敬宣是陶渊明通向刘裕的一座桥梁，尽管如此，陶公却没有继续向前走，而是当了一个小小的彭泽县令，在八十多天以后，就彻底辞官归隐了。此后，特别是在刘宋建国以后，虽然朝廷屡有征召，他再也不肯出仕，因为仕于桓玄的政治经历毕竟是一个“历史污点”，无论是晋朝的皇室集团还是刘宋皇室集团随时都可能以此为把柄整治他，陶公对此当然是心存顾忌的。事实上，陶公求为彭泽令之举以及出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的选择，无疑拉近了他与刘裕新贵集团的距离，足以解除刘裕对他的戒心；而随后的辞官归隐，又拉开了他与刘裕的距离，从而使自己从容淡出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作为业已覆灭的桓玄政治集团的一分子，或者说桓玄集团的余党，陶渊明必须妥善处理与刘裕集团和皇室集团的关系，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否则，他就要人头落地，乃至殃及九族，倘若如此的话，在人类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陶渊明这个响亮的名字了。事实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伟大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令人欣慰的是，陶渊明妥善地处理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他是成功的，当然也是愉悦的，所以在将归未归之际唱出了“归去来兮”那凄美、潇洒、激越的人生音调。《庄子·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陶公是深通这种“存身之道”的。当然，陶渊明能够免于荼毒之祸，不仅在于他善于自处，谋划有方，还与其曾祖陶侃将军对东晋王朝的卓越贡献以及族叔陶夔在朝中的呵护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祖先的这份荫蔽，如果他朝中无人，他想轻轻松松地洗刷自己的“历史污点”，他想随随便便地混个县令干干，他想平平安安地还乡隐居，吟诗作赋，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历史证明，陶渊明选择归隐的道路是很有远见的。从义熙三年（407）开始，刘裕对桓玄的余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诛杀，这种政治清洗是极其残酷的，有时不分青红皂白，难免扩大化，所以有很多人死于非命。而陶渊明早在义熙元年就已经摘清了与桓玄的瓜葛，并彻底脱离了桓、刘两党斗争的是是非非，正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他的轻松，他的喜悦，他的幸福，如果不了解上述的政治背景，我们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温一下袁行霈先生对陶渊明的精彩论断：“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显然是不够的；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它的归隐，也是不全面的。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把他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之中，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这才是真实的陶渊明——被后人称为“乱臣贼子”的桓玄的幕僚和朋友——一条在大军阀刘裕（此人在后来在篡晋的前后谋杀了两位皇帝）的政治大清洗中侥幸逃生的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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