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柚大姨妈月经期助手:霸权博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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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独特的人，独特的思想

 

第一篇    谁在幕后决定历史

第一章    一战后德国和希特勒的崛起·······················       2

第二章    中日维新成败与幕后推手·························       23

 

第二篇    瓦解一个国家的要诀

第三章    国家强盛的基石·································72

第四章    中华文明的基石·································79

第五章    西方文明的基石·································89

第六章    单极世界如何崩溃？·····························       93

 

第三篇    全球幕后新体系   

第七章    金钱与权力的游戏·······························104

第八章    宗教对国家的约束·······························119

第九章    超主权力量与国家的博弈·························131

 

第四篇    霸权的历史

第  十  章    从大陆霸权到海洋霸权·······················       156

第十一章       海洋霸权衰落后的后现代战争·················       168

第十二章       金融战争取代传统战争·······················       175

第十三章       金融霸权形成·······························       181

第十四章       金融霸权的根本在于信息不对称················     196

第十五章       世界博弈的案例分析·························       201

 

第五篇    霸权制高点——信息霸权

第十六章       信息霸权产生·······························       216

第十七章       信息霸权的核心之一：控制评价体系·············    222

第十八章       信息霸权的核心之二：控制信息传输·············    225

第十九章       信息霸权的核心之三：控制信息的司法裁决权·····    231

第二十章       信息霸权左右的世界·························       237

 

第六篇    绿色霸权的崛起

第二十一章    “绿色”崛起的资源背景·······················   248

第二十二章    绿色势力的发展·····························       256

第二十三章    “碳排放”遏制中国的博弈·····················    283

 

结束语：博弈、争霸与中国崛起····························     303

 

 

 

 

 

第一篇    谁在幕后决定历史

第一章　一战后德国和希特勒的崛起

 

 

 

一    德国一战赔偿博弈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新的一页，当然也是最可怕的一页。据统计，这场战争中860万军人阵亡，1000多万人因重伤或疾病至死，另有2122万人受伤。就损失而言，这场战争大约耗费了3380亿美元。战争的残酷性以及战争损失的空前程度给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战结束后，德国要想重新崛起，首要条件就是解决好战争赔款问题，争取在战争赔款中取得主动。一战后协约国集团对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要求大致有两个方面的目标：第一，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惩罚德国；第二，通过索偿，削弱德国的经济能力，加强协约国各国自身的经济力量。协约国各成员国在战争中欠美国的债务以及相互之间产生的债务共约200亿美元，这笔债务的偿还也寄托在德国的赔偿上，协约国各成员国甚至连恢复经济的各项计划也想依赖德国的赔偿。如此巨大的索赔期望值，必然会加重战胜方对失败方处罚的力度，进而导致战后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化。如果协约国的期望都能够实现，德国就将成为他们的奴隶，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

　　德国要想在战败赔款上取得主动，关键要靠外交，只有利用各个战胜国的利益取向不一致渔利，才能成功。当时协约国集团内部各自打着小算盘，很难形成一致意见：法国曾经饱尝对德战争赔偿的苦头，此次战胜，自然想借赔款削弱德国，以雪普法战争之耻；英国从当时的现实利益出发，害怕法国过于强大进而称霸欧洲，构成对自己新的威胁，于是采取扶德抑法的政策；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其对德政策更多地着眼于扶持德国，欲将德国变成其在欧洲的重要基地。于是，英国同美国一起主张适当放宽对德国的索赔要求。

　　协约国内部利益诉求不同，是导致一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不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讹诈德国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各国被迫在损失赔偿的法理上寻找让德国赔偿的依据。协约国和同盟国于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后，经过6个月的巴黎和谈，于1919年6月28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中战争赔偿的规定与以往合约中的赔偿规定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对德国赔偿责任的追究是以德国及其盟国的开战责任为依据的，这与以往只追究战败的责任形成了区别，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根据唯一的强权法则把战争赔款强加于战败国的传统原则，代之以普通法律里的侵权责任原则。第二，用“补偿所造成损失”的简单原则取代了传统的战争赔偿原则。第三，它既把赔偿范围明确限定在由侵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内，同时也鉴于战争费用数额巨大，基本上排除了战争费用的偿还。第四，关于赔偿的范围比以往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这样的结果，战败国德国成功地上演了一出“弱国有外交”的好戏，赔偿大大减少了。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实际上其地缘政治环境是极大地改善了：东部的强邻奥匈帝国解体为独立的小国，奥地利在二战前并入德国，而土耳其也发生了解体，德国东南方向的威胁彻底削弱；德国东北方向的俄国发生了国家变革，在变革的动荡中国力大打折扣，独立出来的波兰还成为了德国与新成立的苏联之间一个很好的缓冲区；在德国的西边，法国在战争中也损失巨大，在德国不被认为是一个威胁时，英法两国的矛盾就加剧了，德国反而可以在英法矛盾中渔利。最后还要注意到，美国在一战后成为新崛起的一种力量，在欧洲分裂和矛盾不断的时候，美国的态度成为最后的决定因素，而且美国还有一张王牌——美国是这些战胜国的债主！

 

二    金融资本的介入

 

　　在德国的金融奇才沙赫特与美国斡旋后，1924年4月9日美国人道威斯拟定一项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该计划经同年7月16日～8月16日之伦敦会议 （英、法、意、日、比、希、葡、罗、南、美参加）讨论并通过，同年9月1日生效。该计划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道威斯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协约国监督改组德意志银行，实行货币改革，并由协约国贷款8亿金马克（折合1.9 亿美元）给德国以稳定其币制；在赔款总数尚未最后确定的情况下，规定德国年度赔款限额，即由第一年（1924～1925）赔付10 亿金马克开始，逐年增加，到第五年（1928～1929）增至25亿金马克；德国支付赔款的财源来自关税、烟酒糖专卖税、铁路收入及工商企业税；发行110亿金马克铁路公债、50亿金马克工业公债；德国的金融外汇、铁路运营以及税捐征收事务受国际监管。德国以法、比两国从鲁尔撤军作为接受赔款计划的条件。1924年8月16日，计划被各方接受。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对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4～1931年德国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获得外国各种贷款约210亿金马克。

　　作为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道威斯计划”的产生及其得以实施还有更具体的背景。“道威斯计划”不仅结束了德国经济的混乱状态，解决了德国继续赔偿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而且大大缓解了美英法等国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矛盾斗争。再者，20年代德国对协约国的战争赔偿和战后协约国对美国的战债偿还联系在了一起，使德国赔偿问题变成了全球博弈。

　　“道威斯计划”实际上结束了由法国控制的赔委会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支配地位，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多国支配机制；其次，“道威斯计划”为美国私人资本流入德国和有效地从其他协约国收回战债创造了条件。据记载，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国共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约合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5亿美元。也在同一时期，美国从各协约国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战债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一个循环。

　　在美国资本的支持下，德意志金融的舵手沙赫特驾驭着德意志银行，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1:30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德国经济起飞所需要的金融基础由此也建立了。

　　当时中国流通银元中的鹰洋，就是一美元的银币，当时一美元和中国一两白银是等价的（实际汇率在25美分到1.29美元间波动，一块银元是0.7两，一美元合2～4两白银比较合适，只有美国《白银法案》实施后是1.29美元收购一两白银），由此就可以知道流入德国的几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了！中国近现代所有赔款的总和还与之差距很大呢！《第三帝国的兴亡》开篇多是描述希特勒先生怎样上台的，而对当时的各国经济逻辑关系鲜有笔墨，原因就是这些经济运作牵扯面太广不好公开写啊！

　　通过美国金融家们的巧妙安排，把协约国的国家欠债，变成了德国发行的国债，美国的债权转移给了德国国债的持有人。这样的安排，保证了美国债权的实现，各国也偿还了外债。这样的安排，把德国与协约国间的债务转变成了德国与德国国债持有人间的债务，而德国的国债是由全世界包括美国的金融资本共同认购的，他们的利益当然得到全世界的保障。美英等国为了私利而把德国一战赔偿的债权债务变成了全世界“民间”持有的债券，这对于德国是一个关键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从主权国家转变为国际金融资本。

　　对于国际金融资本的力量，德国人看得非常清楚，德国人深谙利用国际金融资本达到世界平衡的道理。在“道威斯计划”大赚的基础上，1928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于破产，无力执行该计划，闻讯后，购买德国债券的各国金融资本大为恐慌。这些左右着全球利益分配的金融资本，自然要起来主张减少德国的战争赔偿，目的是维护手中德国债券的安全。在此背景下，各方就德国一战赔款的支付问题再度协商，制定了“杨格计划”取代“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也称为“杨计划”，由美国律师O.D.杨主持的委员会在巴黎制定。“杨计划”修订了“道威斯计划”，把德国应付的赔款总额缩减为263亿美元，分59年付清，结束了外国对德国经济生活的控制。德国再次取得重大胜利！

　　德国能够轻易地大规模减少赔偿，背后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力量，因为国际金融资本手中的德国国债需要优先得到保证。如果战争赔偿压垮德国经济，那么国际金融资本手中的德国债券岂不成了废纸？这里必须要提到德国金融领袖沙赫特的长袖善舞，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1930年“杨计划”开始生效，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已经开始，德国支付能力大受影响。1933年希特勒掌握了权力，他拒绝履行《凡尔赛和约》及其中赔偿条款。希特勒敢于这般公然对抗战胜国，其背后是有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的，而这些金融资本又决定了各国的经济命脉。为了维护国际资本的利益，各国的对德绥靖政策开始了，因为各国都不敢得罪德国和对德逼债损害本国的德国债券持有人利益。所以在二战前对于德国的绥靖政策，根本不是由于这些国家领导人软弱，而是有更加深刻的利益背景，政治从来都是服务于经济的。

　　德国希特勒的成功，源于对世界各方力量的系统分析定位，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像疯子一样疯狂行事，同时瞎猫遇到死耗子，刚好碰上各国都是投降的绥靖政府。德国成功地把国家间的负债转化成为对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负债，把德国的发展与全球金融资本的利益统一起来，同时利用这些金融资本在各国的影响力，主导各国对德绥靖，为希特勒创造了扩张的空间。

　　以今天的眼光看，德国发行的几十亿美元债券似乎数量不多，但是一旦比较就会发现，《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当时合5亿美元左右，民国期间军阀混战的军费也就几千万美元，有了这样的比较，你就能明白德国几十亿美元的债券数额到底有多大！美国的资本市场绝对没有实力独自完成认购，德国一战后债券的发行一定是一个全球融资的过程，其结果就是通过美国的资本市场让全球的金融资本认购了这些债券，最后德国的这些债券绑架了全球的金融资本。而且，由于债券持有人的不特定性使西方战胜国的外交和军事力量都难以公开介入，但是各国又必须保护本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同时由于德国债券是由美国资本市场发行，有美国因素存在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各国对德追债因此有力无处使。

　　

       背景阅读：沙赫特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在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沙赫特自幼聪明而勤奋，具有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累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父亲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沙赫特对外向华尔街寻求帮助，正迎合了华尔街几大财团的扩张需求，“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对德国助益极大。沙赫特对内，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兑换旧马克，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二战后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

　　1930年，沙赫特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应邀到美国各大学去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19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国家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沙赫特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德国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

　　1934年8月2日，希特勒继任德国总统，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

　　民国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沙赫特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

（引自：孔笑薇《金土罂粟》）

 

三    宗教力量与屠杀犹太人

 

　　希特勒的崛起，单单依赖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是不够的，希特勒还非常好地利用了基于宗教情节的历史仇恨。我们很多人把屠杀犹太人归为希特勒个人的原因，这其实是变相地在搞历史英雄主义。记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吗？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种族主义是很盛行的，屠杀犹太人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各方势力都曾有助纣为虐的不良记录，只是这些故事已经湮灭在历史中。

　　对于犹太人的打击，还有一个原因，犹太人有着很强的金融力量，犹太人是欧洲的高利贷者，是德国现代央行体制的阻碍力量，是当时德国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的行为，其实是欧洲历史上一贯迫害犹太人这一传统的继续。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认为放高利贷是罪恶，但是，即使是教会统治下的世界，也需要借贷这类金融活动，于是，教会就把这种“罪恶”的活动交给犹太人做。因为，反正犹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让他们从事这种罪恶的金融活动，教会既保持了自己的高尚，又维持了社会的需要。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反角夏洛克，就是一个犹太人，一个放债者，一个放高利贷者，刻毒而贪婪。时代的小说经常最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心态。

　　对于犹太人的掠夺，在欧洲历史上层出不穷，犹太人的钱财随时都会被剥夺。比如十字军东征时，教会为招募更多的十字军战士，颁布了一条命令：参加十字军的人，如果欠犹太人的钱，一律免除，不用还了。西班牙国王1492年下令驱逐犹太人，同时下令，出境的犹太人不得携带黄金，只能携带一头毛驴和一定量的粮食。于是，被驱逐的犹太人不得不将黄金兑换成毛驴和粮食，造成毛驴和粮食价格大涨。犹太人的财产就这样被整体性地剥夺，不需要任何理由！有些犹太人试图将黄金吃进肚子带出西班牙，结果吞金丧命。

　　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和实质财产，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买房子，不可以拥有土地。因为不可以买房子，致使犹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集中居住，居住条件由政府决定。而因为不能买土地，决定了犹太人不能当地主，也不能当农民。同时，“其他实质财产”的内容还包含很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教会的统治力量下降，君主专制占据欧洲政治舞台，欧洲各国对于“其他实质财产”内容的规定也开始有所不同。但是，有一条是很明确的：犹太人不可以拥有房产。

　　19世纪欧洲最强大的金融家族——罗思柴尔德家族，他们也是犹太人，当然也不能例外。当时这个家族银行的总部在维也纳，负责人是罗思柴尔德家族第二代五兄弟中的老二——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他还是奥地利政府的财务顾问。用今天的话说，属于有权有势的人物，还有大量的高层关系。即使是这样，在《货币战争》中描绘的如日中天、纵横驰骋欧洲的所罗门·罗思柴尔德也不能拥有房产，只能常年住在宾馆里！宾馆既是他的生活住处，也是办公地点。

　　由于犹太人受到各方的盘剥，导致犹太人的经营必须攫取足够的暴利，必须足够的贪婪，而这样的结果又继续导致社会民众对于犹太人更大的愤恨，犹太人因此成为了教会和执政者转移社会矛盾的最佳目标。

　　在支持德国的“道威斯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改组德意志银行和改革货币，该计划直接与原来的金融既得利益者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德国的金融既得利益者正是犹太人金融家。还需要注意的是，改组德意志银行是国际新兴金融资本对德国旧金融势力的进攻，也是美联储对抗英格兰银行的全球布局的开始，德国的债券是华尔街筹划发行的，改组德意志银行和“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都是美国人提出的，在一战以后美英争夺世界金融制高点的大战也空前激烈了。

　　新的银行体制和货币发行机制导致世界进入了低利率时代，与犹太人的高利贷矛盾非常激烈，同时由于犹太人的高利贷吸引了大量富余资金，银行正常储蓄受到威胁，政府的债券发行工作更受到了限制，要使改组后的德意志银行真正成为德国的中央银行，必须铲除原有的金融既得利益者！但是在所谓的西方法治国家，如何剥夺这些人的合法财产？资本家是不能给政府有侵犯私人财产的权力的，否则自己将来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所以仅仅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和贬低为贱民是不好操作的，最佳的策略就是利用宗教针对特殊人群的人身消灭。因此对犹太人的迫害，背后是有教会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这种力量是超越国家主权的，也只有在这样的“金融＋宗教”的力量支持下，希特勒才有可能走上前台，充当屠夫。

　　依靠华尔街等国际金融资本的力量，德国债券的信誉得到保证，从而也就保证了以这些债券为抵押发行的马克的信誉，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世界产能过剩，德国发行的这些货币从全世界换取了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使德国富强崛起，同时也不会有通货膨胀。这与当今美国的手法很像。而在当时，德国的金融平衡是脆弱的，如果出现投机，确实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空间，所以必须打击以贪婪逐利为第一目的的原有金融势力。

　　另外一点被忽略的史实是，由于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并背上了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因此德国战后经济非常脆弱，这让无孔不入又无比贪婪的金融犹太投机家敏锐地嗅到了暴利的味道。在犹太人的金融投机下，1921年1月31日，德国出现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暴贬到1923年11月接近崩溃的1：4200000000000。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禧，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如此严重的货币贬值会引发怎样的仇恨情绪，不难想见。

　　想一下如果现在告诉大多数买不起房子的人，说把可恶的开发商给杀了，给大家分房子，老百姓肯定是欢呼雀跃的，而当时希特勒就是把犹太人给屠杀了以后给德国民众增加就业和建立了当时最好的社会保险、医疗体系——反思这样的事件，可以看到，利诱出来的民意有时候也是非常可怕的。而为什么希特勒可以这样干，就因为犹太人是异教徒，耶稣基督的仇人，屠杀犹太人不用下地狱！而换作屠杀基督徒，上帝要惩罚的。

 

四    灭犹背后的金融经济博弈

 

　　德国为什么从一战后的经济接近崩溃快速转变为低失业、高增长又没有通货膨胀的大好局面？通行的教科书一般回避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与德国希特勒的军国化政策和屠杀犹太人是有密切关系的。

　　首先军国化政策，让大量人口当兵进入军队，失业当然会大大减少；德国的农业生产自给一直是非常紧张的，而在希特勒的屠杀中，600万犹太人丧命，更多的犹太人逃往他国，结果就是把这部分人口的粮食给节省了，也让出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失业也少了。

　　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金融并不特别重要，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产业垄断阶段后，金融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制高点。这个掌握国家前途命脉的产业，被犹太人异教徒所控制，是西方基督教势力范围内各个阶层都极力反对的，打击犹太人金融力量的内在意义不亚于十字军东征。而在以国债为抵押发行货币的基础上建立的新银行体制，比之前的金银货币发行成本极大地降低了，由于货币也是一种商品，也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实际上就是对应着利率，所以新的银行体制可以让利率降低，提供更多的货币，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要注意的是大多数老百姓对于高利贷有着切肤的痛恨，就如当年中国的穷人对于当铺的痛恨一样。

　　仅仅如此就让德国崛起还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支持，这些经济政策也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我们都说希特勒靠犹太人的财富使德国整军备战，但是剥夺犹太人只造成财富在社会中的转移，不产生新的财富。真正使德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摧毁了犹太人陈旧的高利贷模式的金融体系，建立了现代的央行金融体系，希特勒发行的大量债券，按照中央银行间接发行货币的方式，是银行发行货币的抵押物，货币投放量就可以极大地提高，比依靠金银进行抵押货币发行的方式有了巨大的进步，有了货币投放，经济就活跃了，这才是德国崛起的经济基础。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为了德国外汇平衡有多余的外汇还债，美国的银行甚至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全部资本和产业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那里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是多多依赖借助于此。这是一个血腥的凯恩斯政策，最后这样的军备发展只能以战争来收场。

　　希特勒的上台时间，是在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的末期，希特勒采取了国家凯恩斯主义，以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发展军工，带动债券和货币发行，造成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希特勒上台4年，德国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GDP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德国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凯恩斯主义是血腥的，因为国家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由足够的消费来带动，但是消费没有起来，就只有依靠战争来消费了。希特勒的国家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发展军工，也有其他的投资，比如进行社会保障的改革，比如大力资助科学研究。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建设就是在一战以后的德国，建设的目的是让德国两线作战时可以一天之内把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但是平时，这个高速公路网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建设，在汽车工业刚刚兴起的20世纪30年代，这也是带动汽车产业发展和消费的根本保证。

　　有了这些政策的保驾护航，德国经济才得以快速地发展，但是普通德国人的收入提高没有资源供给保障，大量的投资没有社会消费能力来承接，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为了投资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新的投资就只能越来越向军工领域倾斜，因此德国进而发展到以军工为带动的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大量军工投资只有通过战争来消费，资源供给也只能通过战争解决，国家的军国化和再一次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资本的利益诉求促进了战争的到来。

　　同时，德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再度发动战争，也得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德国极端种族主义的兴起是问题的关键——一旦你利用极端的种族主义打击了犹太人，这样的意识形态一旦建立就如邪教产生了一样，不让你头破血流是回不了头的，更进一步讲法西斯就是某种邪教。看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间隔，前后就20年左右，也就是爸爸在一战战死，儿子又要再上战场，如果没有民间的战争狂热，再度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狂热与精神洗脑是分不开的。而英法等国之所以在战争初期实行绥靖政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本国人民的一战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人民的反战情绪很高，民选的政府不得不考虑选民的厌战意愿。所以反对邪教的侵蚀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能够独立思考、在思想上抵御邪教的人在社会中是不多的，也是邪教政府首要的迫害和清除对象，当这些人被迫害光了以后，这样的国家就是非常可怕的邪恶国家了。

　　在希特勒打击犹太人的过程中，美国获利是最大的，大批的犹太人从德国和欧洲各地逃往美国，给美国带去了大量的财富和人才。不仅仅是德国犹太人的财富流向美国，其他欧洲国家犹太人的财富、欧洲避难富人的财富、要对于战争破坏避险的私人的财富均转移到了美国。而逃跑到美国的犹太人金融家，人身都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再争夺金融话语权了，比如被某些国人神化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这些变故中也是损失惨重，从此以后，这个家族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地位，与其显赫时代也就天壤之别了。所以美国在二战中和二战后宣传人权的背后目的，是要吸引全球的富人和财富转移到美国，总有很多短视的国家不保护本国富人的财富，使本国的高端精英对于美国无比向往，这样美国就总是有借着推广人权吸纳他国人才和财富的机会。

 

 

五    金融资本和宗教左右的战局

 

　　德国成功地把国家的负债转化成对于国际金融资本的负债，把德国的发展与全球金融资本的利益统一起来，同时利用这些金融资本在各自国家的影响力，主导各国对于德国的绥靖，给希特勒带来扩张的空间。二战初期西方各国对德政策就不再详述，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为了祸水东引，有了对于希特勒的纵容和“慕尼黑阴谋”，那个时候对于希特勒德国的扶持，已经不是扶德抑法，而是扶德抑苏了。因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突然崛起，成为世界原有格局和金融资本更大的威胁，而计划经济改变了资本的游戏规则，在意识形态上成为金融资本权力的头号敌人。

 

       背景阅读　慕尼黑阴谋

 

　　慕尼黑阴谋是指“二战”之前，英法为避免战争爆发，签署“慕尼黑协定”，牺牲捷克的苏台德区的绥靖政策。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兵不血刃地并吞了奥地利后，开始注意下一个侵略目标捷克。由于靠近两国边境的捷克的苏台德区有300多万日耳曼人，一方面，希特勒指使纳粹党徒和部分民众要求“民族自治”、“脱离捷克”；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声称不能容忍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受到“欺侮”，要替他们“伸张正义”，准备用“军事行动扫荡捷克”，为其陈兵边界创造舆论条件。而捷克政府自然也不愿任人宰割，也开始局部动员，加强了边界的作战兵力。战争一触即发。

　　1938年9月13日晚上，英国首相张伯伦给希特勒发出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表示要和希特勒见面，希望“和平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所以如果德国和捷克交战，英法按照条约必然卷入战争，战火就要在西欧蔓延开来。次日，张伯伦和希特勒协定，割让苏台德区。

　　会面结束后，张伯伦连夜赶回伦敦，与法国人一起向捷克政府施压，要他们割让苏台德区。捷克政府开始表示拒绝，但英法表示，如果捷克政府不同意，那么英法就没有义务协防捷克。最终，捷克政府妥协，同意割让领土。

　　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了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达拉第参加的德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决定把苏台德区“转让”给德国。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慕尼黑协定”。而割让领土的捷克，却没有权力出席会议。

　　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曾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毫不怀疑，回到伦敦下飞机时，还兴高采烈地声称，他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而希特勒最终没有实践他的诺言，在占领了苏台德区后，第二年3月就悍然侵占了全部捷克。

　　

　　但是随着德军的胜利，当初支持德国的国际金融资本坐不住了。说到底，当初“扶德抑苏”不过是权宜之计，两害相权取其轻，纳粹德国一旦过于强大，希特勒就取代苏联成为西方各国和金融资本的头号敌人，世界的斗争矛头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国际金融资本对德国的态度变化，直接反映在德国债券价格变化上，“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1936年间价格大幅度下跌，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债券巨幅的暴跌，早已经是一场危机了，这样暴跌的债券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垃圾债券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债券的信用下跌到如此地步，国家的危机种子就应当开始发芽了。

　　而希特勒被神化，法西斯成为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这是原有的各种宗教势力和意识形态所不能接受的，同时希特勒德国的军事成功带来了巨大而现实的生存威胁，于是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原来的“反共产主义联盟”突然消失了，水火不容的西方资本世界与共产主义结成了联盟，纳粹德国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敌人。

　　在金融资本和宗教势力对德国“翻脸”后，西方各国的绥靖政策也发生了翻转。这时的希特勒还沉浸在其取得成功的原有思维惯性中，根本没有预料到这种翻转！希特勒要是预料到英国不再绥靖，就绝对不会在敦刻尔克故意放走英军主力幻想着与英国媾和。

　　西方绥靖政策的基础表面上是苏联的西扩和民间的厌战，因为苏联吞并了多个波罗的海国家，让欧洲感到威胁，所以需要强大的德国阻挡共产主义的西进，幕后的背景是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的需要，绥靖政策在此背景下一步步地发展到顶峰，甚至到了不顾国家颜面和诚信的地步。在德国闪电突袭波兰的时候，英法联军只作壁上观，就等待希特勒灭亡波兰后象征性地打打就签署和约了，英法严重低估了当时的战局，英法的局部军事战略是严重失败的。德国对于法国的突袭，以及马其诺防线的失效均是世界各国没有料到的，希特勒在欧洲层面的军事战略上取得巨大成功。但是相比英法的战略错误，希特勒的战略错误更大，他当时幻想着与英国媾和，从而形成欧洲新格局，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他没有看清更高的全球战略格局。

　　希特勒在全球战略层面上是失败的，他失败的关键点是美国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态度改变。在一战后美国开始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此时美国已经不再把德国作为其欧洲战略的棋子，而是看作世界争霸的对手，美德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翻转；而希特勒的军事胜利激发了英法本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让英法的民间情绪从厌战转为请战；同时希特勒的霸权严重威胁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游戏空间，这是国际金融资本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占领法国后，纳粹德国看似达到了实力的顶峰，但是它已经被国际金融资本和宗教等超越国家主权的强大力量所抛弃，盛极而衰，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一步步地走向失败。资料记载，德军到莫斯科城下竟然缺乏大衣，这说明什么？德国的冬天一样很寒冷，难道进攻苏联才需要冬装吗？另外，希特勒进攻莫斯科前，战略目标不明确地进攻了基辅等工业区，造成军事战机的错失，这又是为什么？难道希特勒突然大脑失灵了？这正说明了当时德国的物质匮乏程度，急需得到苏联工业基地的资源供应。德国虽然在军事上还占据绝对优势和主动，但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撤离后，经济上的窘境已经非常明显了，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军事上的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很多人从军事的角度评价希特勒后期军事决策的摇摆和愚蠢，但是希特勒决不会突然脑中风，其军事决策的摇摆正是源于经济的窘困，绝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问题。

 

六    金融资本和宗教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从英国的局部利益来说，在法国被占后与德国议和是最有利的选择，英德激战只能是两败俱伤让美国渔翁得利，后来的历史确实如此，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但是当时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从欧洲到美国的乾坤大挪移，世界的金融中心已经落户美国。在金融资本抛弃德国的大搬迁中，英国实际上也被抛弃了，英国成为一个工具，为了转移到美国的金融资本的利益，在前台与德国血拼。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一切都改变了！一战结束以来，德国与全球金融资本利益取向统一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希特勒自己断送了对于德国最有利的世界格局，德国的军事影响力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是全球金融资本称霸世界的障碍。另一方面，西方宗教势力在希特勒完成了对异教徒的清洗后，与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是越来越大。教会不愿意法西斯意识形态超越宗教力量在民众中的信仰地位，而德奥意等国偏重天主教的教派与英美的新教教派的分歧也凸显出来。熟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教的兴起密不可分，新教与金融资本某种程度上讲是盟友关系。在这样多方力量的作用下，英国的鹰派政府上台了，美国和苏联联手了，德国希特勒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金融资本其后需要做的就是要通过美国这个世界资本秩序的宪兵，推广金融的全球化，这个宪兵要有足够的实力维护全球金融秩序，保障金融资本的安全。于是我们看到世界货币新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了，美联储成为了世界金融贸易的主宰，而美国是基督教新教教派的势力范围，二战的结果之一就是新教势力的壮大。

　　通过深入剖析一战后的德国和希特勒的崛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的背后支持，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而国际政治格局中超越国家主权的宗教势力和金融资本的斗争开始展现在国际舞台上，以前受地理和国家局限的资本成为全球化的金融资本后，就将超越原来的国家范畴展现其主导和制约国际格局的力量，而宗教势力在中世纪衰落后又以新的方式崛起，宗教的主流思潮左右了民主的选举，宗教、金融资本与国家形成的利益格局将在以后的历史中左右世界。而推动国际金融资本力量的最大支持者就是美国，美国利用一战后成为协约国共同债权国的优势，推动了资本的全球化，以一种新的方式打破英国主导的世界，世界舞台的霸主易位大戏拉开了序幕。

    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相关组织后，金融资本就建立起了全球的霸权，同时战胜国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提出了对于战争、侵略等一系列问题的世界主流意识，使“爱好和平反对侵略”成为世界的共识，自此金融资本和宗教走上世界政治的舞台。

　　

 

 

 

第二章　中日维新成败与幕后推手

 

 

一    中日维新不同的国际环境

 

　　日本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在短期内实现了国力的飞速发展，使日本从东洋小国一跃成为列强之一，这样的结果让我们羡慕不已，中国近代史上的各次维新图强都与日本的“刺激”有关，但是中国的维新图强却是与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以往的各种分析都热衷于从中国内部寻找维新失败的原因，限于简单的制度和政策层面。内因固然很重要，但是中日外部环境的差异也非常关键，中国和日本都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国门，都陷于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状态，外部列强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内因”了，这里内因和外因实际上是对立统一，二者的界限是不明确的。

　　日本是单民族的小国，国家没有多少财富积累，天皇被神化有绝对的权威；中国领先世界千年，虽然已经落后于列强但是历史财富积累世界第一；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而人数最多的汉族，地位却在满、蒙、藏、回四个少数民族之后，占人口约1%的满人占据统治权，皇帝虽然神化但是恢复汉族统治的造反威胁不断。中日两个国家的内部条件是非常不同的：日本即使发达了，最多也只是列强，衰落了就是边缘荒岛；而中国发达了就会实力超过列强成为超级大国，衰落了就是列强瓜分的大蛋糕，资源、利益、实惠巨大。土耳其、奥匈帝国等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中国崛起让列强担忧，中国的衰落让列强觊觎；而列强对于日本的态度却不一样：日本崛起则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日本衰落可以漠视不见。正是这种潜在收益的不同，造成列强对于中日的维新图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也因此使得中日维新拥有了不同的外部环境。

　　鉴于中国的人口、领土面积、千年来的文明和财富积累，即使在1840年后中国成为弱国，但是中国仍然有巨大的潜力，中国财富拥有量第一、人口数量第一、国土面积第三，随时具备崛起的实力和物质基础。冒犯这样的国家，一朝该国崛起你不害怕吗？中国一旦维新崛起，将会比俄国彼得大帝更有威胁。所以1840年后英国等西方列强普遍有一种对“睡狮醒来”的担忧。而日本的崛起，对于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就没有中国这样大。日本不具备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力，而且反过来利用日本的崛起，可以在东亚限制中俄两个有条件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进一步讲，西方列强还可以通过日本的强大牟取大量利益。

　　日本明治维新前夕，英国正忙于“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实现其二次鸦片战争的通商利益，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期间和战后恢复，而法国则处于普法战争的前夕，随后就陷于泥潭。沙俄则因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败北，1861年侵占马岛失利，元气大伤，在19世纪60～70年代初，它在远东的侵略对象主要是中国，对日本则没有实际利益图谋。这一切都给明治维新提供了极好的机遇。　　

　　而到了中国要维新变化的时候，国际环境却完全不同了，列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对中国的争夺白热化，瓜分中国和武力干涉的声音甚嚣尘上，甲午战后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当甲午战前日本维新快速发展的时候，中法战争、天津教案、胡雪岩的金融危机、光绪亲政的暗斗等等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日本维新能够成功，国际金融资本所起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日本明治维新时，一穷二白，国家发展基本依靠举债，但西方财团凭什么借钱给一个没有资源、没有工业、没有偿债安全保障的农业国家呢？背后的目的是什么？真正合理的解释只有是把它当作枪使，借助它来掠夺中国这样有资源有历史财富积累的国家，这样的间接渔利比自己直接动武要高明得多。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是列强掠夺中国的一颗棋子，而日本侍奉大国的本事也很高，如当年派出遣唐使一样，马上与英国打得火热，大量的“遣英使”被派到英国学习，国民马上都穿英服（西服）剃英发（短发）了。

　　反之中国是数千年来的天朝大国一向以自己为中心，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各界也是以“重振以往的天朝神威、横扫外夷、以雪前耻”为目标和口号，对于西方是敌视的，对于洋人是憎恨的，这样的仇恨情绪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表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这样的有经济财富基础的、敌视你的、只是现在没有能力直接反抗的国家，你要是列强会怎么办？对这个国家万里远征和维持长期的军事存在，不如扶持一个近邻去削弱和妨碍它的发展，使之永远没有与你抗衡的国力。所以日本维新被列强扶持就一点也不奇怪，而对于中国的发展列强却是一致遏制，因此扶持日本限制中国和通过日本掠夺中国就成为了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战略。因此日本维新的成功，外因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没有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日本根本没有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辅，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向英商借款100万镑（时值白银约400～500万两），修筑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到甲午时期日本借款约5000万两白银，而整个北洋舰队的军舰造价才2000万两。对于借入的巨额资本，维新之初的小国穷国日本，是没有偿还担保的，而且日本的借债主要投入在军事建设上，非常显然的，投入的这些巨额资本只有通过战争才有收回的可能。而日本要发动战争，战场会选在哪儿？相信傻瓜都可以看得明白！正因为有了列强和金融资本的扶持，才可能有甲午战争国的日本海军！

　　如果日本甲午战争战败，将是那些投资日本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巨大损失。而中国情况与日本却完全不同：中国至甲午战前，清政府共借外债45笔，折合库平银4626万两。这些外债战前已基本还清，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债的本息，一般都占财政总支出的3～6%，占海关税收的12～20%。中国是基本没有外债，不依靠国际金融资本生存。尤其是借洋债的胡雪岩被清算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人去借洋债发展了。甲午战前，李鸿章要求拨付300万两作为经费，实际到位只有18万两，清政府的财政紧张可见一斑。所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关键点是经济力量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相比之下甲午战争中，日本募集的公债达11680万日元，而各国认购的公债就达到966万4900英镑（日元与库平银比价为1.4：1。（〔日〕大藏大臣官房财政经济调查课编：战时财政经济参考资料第一辑，《日清日露两战役及世界大战に于ける我が战时财政》）。借给日本巨款，表明国际金融资本已经完全押宝日本的胜利，如果日本失败，借款和债券就全成废纸，金融资本的操作实际上就决定了世界列强的态度，这些列强在中日战争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甲午战前，中国岁入白银7000余万两（《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日本岁入约1亿元（〔日〕仲小路彰：《日清战争》，昭和十四年世界创造社版，页60），按日元与库平银1.4：1的比率算（〔日〕《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1894-1895年版，第八编，页77），岁入大体与清廷持平。清朝是十一税，也就是10%的税率（皇粮），而且由于土地数值的失真和腐败，实际征收率只有5%，中国的政府税收人均只有0.15两白银，社会人均收入是3两；而日本明治维新收回了武士阶层的土地登记簿，把以前农民按“四公六民”政策要分给大名的“四成”收归政府，政府的税收率是40%，因此才可以在政府财政上与中国持平。中国的低税收率和庞大的历史财富积累，让国际金融大鳄闻到了腐肉的味道，秃鹰的大餐就要开始了，如果把中国的税收率从5%涨到20%（当前国际上发达国家都超过这样的水平，中国目前约30%），就可以每年从中国掠夺一个马关条约的赔款数额，国际金融资本和列强支持日本的背后还有要在经济上赚取罪恶利益的考虑。

 

 

二    甲午战争后的金融货币侵略

 

　　甲午战败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过去我们只是认为日本发了横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在背后暴赚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和世界列强，他们通过金融货币的侵略手段，谋取了超过我们想象的利益。

　　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以及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这些巨额赔款通过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最后总计本息高达六亿两。具体情况为：清政府为了依照条约在三年内还清赔款，1895年7月，同俄法两国签订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亿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还清，折扣为94.125%。1896年3月，中国政府同英德两国签订借款合约，即“英德借款”，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分36年还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清政府再次同英德签订借款合约，即“续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万英镑，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还清。据计算，仅上述三笔借款给中国造成的间接损失就达4.471亿两，同时这些借款还有苛刻的附加条件，使中国的主权进一步的丧失，有关条件如下：

　　1. 偿还期45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加速偿还或提前一次还清，也不得变更偿还方式；

　　2. “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先进办理之法办理”（即海关税务司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

　　3. 借款担保的范围，除以关税外，还有货厘和盐厘，赫德就趁此机会要求总理衙门将有关的各厘局交由总税务司管辖，大大地扩大了总税务司的权力。

　　这些条件保障了利息的收取，加强了对于中国收入的控制，达到赔款额约二倍的利息和附带利益都被国际金融资本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得利超过了日本的战争收益；同时，日本的赔款所得，多用于偿还国际资本的债务和再次向列强采购军火，利益大部分还是流入了列强和国际资本的腰包。

　　更大的利益来自于随后威逼中国白银贬值的阴谋。列强与日本共谋，对于1895年4月从中国得到了2.3亿两的“甲午战争”赔款，强迫要求中国以英镑交付，从而使得中国必须抛售白银来换取英镑。中国与列强协定税则在1843年初制定的时候和在1858年修改的时候，用以计算税率和据以缴纳关税的那种特殊银两——海关两，实际上对英镑保持每两兑换6先令8便士或是3两兑换1镑的确定价值，这实际上是中国白银（库银）与英镑的一个固定汇率制，要知道中国外债的还款和担保都是海关关税。

　　在对日本战争赔款的挤兑下，这样的固定汇率制被打破了。1896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曾向各国提出一个备忘录，其中指出“白银对英镑的兑价一直不断地贬低，以致目前，必须6～7两才能购得英镑1镑”。此文献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白银贬值了一半，从3两白银兑换1英镑变成了六七两白银兑换1英镑。这种贬值是带有资源性质的贵金属货币对于依靠债券的纸币的贬值，与当今美元的贬值，效用是相反的，反映了中国白银外流、资源外流的加剧，中国的白银外流造成更大的货币通缩，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完全扼杀了。

　　如此巨大的贬值必然造成中国更大的损失，立即发生的损失就是我们在《马关条约》以后向列强和金融资本的借款归还，会有巨额汇兑损失，史称为磅损，而国际金融资本对操纵黄金和白银的比价，以及用英镑纸币兑换中国的实银，收益极其巨大。且不说这些间接金融利益，单是贬值后中国海关的税收和贸易损失就极大，中国海关在赫德治下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1200万两，再到1885年增加至1450万两。1887年洋货进口突破1亿海关两，7年后的1894年上升到1.62亿海关两。白银贬值造成的税收和贸易损失加起来，绝对不止《马关条约》赔偿的2.3亿两白银，也不止赔款本总额6亿两白银，而是十几亿到几十亿两白银的损失。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是赚得钵满而归，因此我们看中国的近代史，不要总紧盯中国各次战败的赔款，所有赔款加起来也没有贪官和珅一个人的家产多，中国的损失在于金融和资源的流失，那个时候白银就是资源！

　　而资源流失才是中国逐步沦落为生存艰难的贫穷国家的关键，资源外流最主要的途径不是直接的战争掠夺，而是贸易、金融、货币等经济手段。西方列强先进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的侵略，胜过西方先进的军事武器，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没有唤起足够的深刻认识。

　　白银的贬值迫使中国进口贸易花费激增，造成中国的严重入超。据统计，甲午战前的10年内，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不过2.26亿海关两，其中进口额仅为1.26亿海关两，出口额也只有9960万海关两。甲午战后，据1898～1913年的统计，中国每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增加到6亿多海关两，出口额为2.51亿海关两。中国进口量随着汇率的变化不会很大，超过2亿海关两的进口贸易额增长，基本全部是白银贬值的效果，中国每年平白无故地多支出了2亿多两的白银，而国外采购我们的产品，同样的钱可以多买一倍的东西。一正一反，每年损失4亿两白银，相对于每年两个《马关条约》的赔款，或者是每年一个《辛丑条约》的赔款，折合为每个中国人每年1两白银。中国当时人均收入3两左右，等于是向每个中国人征收了33%的“贬值税”。年年如此的损失，很快就把中国的历史财富消耗殆尽，这样的损失比战争可怕得多，把中国从世界第一的富国宝座上打了下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列强和金融资本扶持日本侵略中国，借助军事战争发起金融战争，从中国掠夺渔利的凶残程度。中国领先世界千年所积累的财富是怎样外流到西方，怎样被列强所掠夺就可以想见了——要知道中国所有的战争赔款加起来还抵不上贪官和珅的9亿两白银的家当，单是战争赔款是赔不掉中国的家底的，金融和货币的资源掠夺才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甲午战争是以日本军事力量为先锋，进而以金融货币战争为实质的一场军事、金融、货币“立体战”。中国不是输给一个新兴的小国日本，而是输给了它背后强大的全球势力。当时衰弱的中国，卷入这样一场全球渔利的战争，惨败的结果应当是早已在庙算之中了。

　　很多外国人后来给中国人洗脑，说中国的白银贬值是由于在美洲发现了大量银矿，导致白银开采量激增，并且还拿出史料作证，说中国流通的白银中有大量墨西哥鹰洋。对此，我们稍加分析，就能看清问题的实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很多年，由于这些外银的流入，清朝的物价确实比明朝高很多，清朝的白银不如明朝值钱。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前，中国就已经是贸易出超、白银外流了，所以才有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加速外流，虽然到同光中兴时有所改变，但中国的白银在清末总体上是净流出。试问，在白银净流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因为白银数量过多而贬值？中国流通货币中有墨西哥鹰洋，只表明美洲对于中国有白银流入，但同时中国向欧美的白银流出呢？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在美洲不仅仅是发现了大量白银，还发现了大量的黄金！比如旧金山、洛杉矶等地。而英镑采用金本位制度和黄金挂钩，按照外国人的说法，新发现的黄金流入市场后也应当使英镑贬值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白银的实际购买力：白银外流造成中国国内通缩，具体表现是铜钱与白银的兑换价严重贬值，从1000文铜钱兑换一两银子贬值到2000文以上，最高竟达3000多文铜钱才能兑换一两白银，白银在中国国内的购买力急剧增加。因此，本文前面提到的西方通过金融货币战争每年从中国掠夺4亿多两白银其实际效用还要翻倍！如果以原来的白银价值衡量，实际上是拿走了价值白银8亿两的物资。

　　西方强迫中国赔款以白银来结算也是有目的的。首先，中国没有央行和现代金融系统，以白银作为硬通货，无法像西方发行纸币那样金融衍生。一旦白银大量外流，必然造成中国国内的通缩，极大地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次，白银大量外流后，中国国内白银的购买力剧增，西方获得的白银可以换取中国更多的资源。再则，西方列强取得巨额白银赔款和利息以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造成银价与英镑的更大贬值，中国在使用白银购买进口物资时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国内的通缩也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力我们都见过，东亚小龙们20多年的发展成果被席卷一空。相比之下，那还只是几个月时间的闪电战，而同样的掠夺是一直伴随整个晚清，时间之长让中国财富之鲜血流失殆尽！

　　在使用实银而没有任何金融货币工具的情况下，外贸的失衡是极其可怕的，而以你的实银去对抗发行纸币的成熟金融系统，那将是更加可怕的事情，甲午战争就是让中国不得不这样去对抗。如果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物资贸易的海关大门，那么甲午战争则打开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门。《马关条约》以前，中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外债的社会，而《马关条约》以后，中国背上沉重的外债包袱，中国在经济领域再没有可以设防的国界，中国怎么能够不衰落，这样的衰落又怎么可能通过简单的内部维新来解决？中国的强大必须摸索自己的道路。

　　列强们从中国攫取大量白银之后，还直接拿到中国从事金银的套利活动。在西方金银比价是1：20，中国是1：10左右，金银兑换的利益空间巨大。由于中国政府没有以黄金作为货币也没有黄金储备，而民间也没有远洋兑换金银的实力和能力，因此金银套利基本上被西方金融资本取得。西方列强在与美洲的印加帝国等地区贸易时，都是要求必须支付黄金，但是在中国却是要求支付白银，目的就是赚取金银差价，中国政府由于税收等都是以白银收付，也不愿意支付黄金，之间的套利就这样轻易让国际金融资本赚取了。等到中国的黄金价格没有了套利的空间，列强们就转而要求中国支付黄金了，列强以银价下跌为由在1905年7月2日，强迫清政府将按银价算的庚子赔款改为金货债务，并将已经用白银偿付的赔款按金价折算，补偿了约800万两。

　　在《马关条约》以后，西方给中国的贷款利率是五厘，看似不高但是这些利息是计算复利，与今天不计复利的贷款大为不同。而且，中国还债的时候抽走国内的白银会造成通缩，随着偿债的不断进行，白银会越来越少，通缩也会越来越严重。这与当今纸币模式下的情况不同，纸币模式下巨额的贷款会造成流动性过剩而发生通胀，通胀会抵消利息甚至造成实际的负利率，所以当今主要发达国家纷纷争当债务国。

　　我们看一下当时中国流通的白银总量，就知道列强的金融攻击对于中国的影响了。根据贺力平的论文，1825年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应在6亿两到11亿两之间。1825～1840年间中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逆差即白银净外流的规模约为4000万银两，此后中国的白银流出和流入基本平衡（《鸦片贸易与白银外流关系之再检讨》贺力平，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因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货币用银减少约占当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的3.6％到6.7％之间。4000万两的白银外流已经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而《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3亿两白银是怎么样的压力可想而知，随后的4.5亿两的赔款就更是灾难了。而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本位货币破产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1935年中国发行纸币，使用法币强制兑换银元（一块银元大约0.7两白银），整个中国也只得到14亿元。由此可见，巨额的赔款以实银计算，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简直是灾难，白银货币的减少在当时的货币体系下是无法弥补的，造成的通缩极大地影响国民经济。当时世界上的白银大部分都在中国，数亿白银从中国流到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白银贬值就可以想见了。

　　而西方获得的白银在中国套利换成黄金后，作为他们货币发行的储备，维持了金本位制度下货币投放量的快速扩张，促进了西方的经济繁荣。日本的金本位制度，也是依靠《马关条约》的赔款所得的英镑为担保而建立的。而中国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使用白银和铜这样的贵金属为货币，对于一个当时GDP世界第一的国家，这意味着多大的财富，而随着白银的外流，中国也成为末流国家。这里有一个中国近代史不愿意公开提的事实，就是民国的国家财政收入，远远低于清末，即使是清末的税收率只有5%，总收入也远远要高于民国很多年后的政府收入，而民国的税收率却是与世界接轨的，在此就可以看到中国实际衰落的程度，因此很多宣传家就一定要给晚清戴上一顶苛捐杂税无比沉重的大帽子。

 

三    甲午后的亚洲格局

 

　　对于甲午战争，中国的专家过去没有从全球战略格局上考虑，更多的是限于具体的战术分析，做了大量事后诸葛亮式的假设。日本胆敢挑战大清国，实际上是看清了国际形势，即使是日本在黄海战败，列强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也会出面干预，金融资本为了挽回损失也只有再次提供资金和武器。同时中国与日本的武器都是从西方各国甚至同一个国家那里购买，也都聘请列强的军事专家当顾问，双方的信息实际上全部被列强掌握，谁的武器占优势谁可以胜利，列强和金融资本的专家们都不是饭桶，对于战争的结果，战前是应当分析得比较准确的。金融资本押宝日本，绝不是没有把握的赌博。而中国的满汉矛盾和财政状态是不能进行持久战的，历史的事实也正如此，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为了不让汉人掌握兵权，选择和谈而不是长期对日战争。

　　甲午战争以后，在西方对华采取金融货币侵略的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思想文化侵略，宣称以日本为榜样，维新图强就可以成功，以此给中国的精英们洗脑，扶持中国的变法维新派。中国的戊戌变法只能是闹剧，且不说列强与金融资本的态度，仅仅中日内部环境差异就巨大，而且戊戌变法的亲日倾向特别明显，在变法中提出要聘请日本人当宰相当大臣，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也是到日本使馆避难，同时带走了中国政府的大量机密。此后中国的大量社会精英不是到欧美学习先进的制度，而是到日本学习和被洗脑，以日本为榜样。学习日本维新就可以成功，成为了主流思潮并且流毒至今，再也没有人去想日本维新后的崛起所必需的几个条件：第一桶金的来源、列强扶持的理由、限制中俄的需要、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外交斡旋的博弈平衡、资源的流入流出等等。

　　日本也在被它洗脑的人群中寻找政治代理人，大汉民族主义者成为日本的同盟，以兴汉为诱饵让他们亲日反满，这一点在汪精卫身上得到最好的体现，他可以为了反满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回过头来却给日本当汉奸，汪精卫不是人格分裂者，而是被日本洗脑的精英脑残者，这样的人在当时中国精英中大有人在，是成气候、有土壤的，他们在日本留学受日本政治庇护，他们为汉族复国主义理想颠覆清政府，但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成为亲日、亲俄、复辟、亲英美等等各派势力角逐的舞台，是一盘散沙和国将不国，而让被洗脑的精英意想不到的是日本比清朝更血腥，屠杀更野蛮，满族人入关还改说汉语接受中华文明，日本人却要把中国人彻底灭绝和同化。

　　甲午战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各个地方成为了不同列强的势力范围，清廷守旧贵族们看到国家被如此掠夺，支持义和团成为他们的无奈之举，那是在绝望中幻想借助“神力”来解决问题。但是意外的是，这样愚昧莽撞的做法不但没有加快中国的崩溃，反而减缓了崩溃的速度。奇迹的背后就牵扯到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安全了，庚子之乱后，慈禧携带光绪皇帝便衣出逃，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东南各省宣布“自保”，中国当时是可能亡国的，但是亡国了以后列强和金融资本的巨额借款也就灰飞烟灭，列强和金融资本甲午战争后苦心经营的金融掠夺机制也将不存在；而即使瓜分了中国国土，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维持统治的成本太高，且美国还没有划到足够合适的势力范围，只能便宜了靠近中国的俄国和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强反而要维持清朝中央政府的存在。在庚子巨额赔款后，各国的势力范围被取消了，列强各国也支持中国进行变法了，对中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过度衰落以维持东亚的制衡。

　　我们可以看到列强对于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强也不能容忍日本在东亚过于强大，在《辛丑条约》中日本得到的赔款是较少的，但是日本派兵是最多的。具体赔款如下：俄国130371120两、德国90070515两、法国70878240两、英国50620545两、日本34793100两、美国32939055两、意大利32939055两、比利时8484345两、奥地利4003920两、荷兰782100两，余款43万两由其他驻华国家分享。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取胜以后，在列强的怂恿下继续其军国道路。

　　俄国是19世纪的欧洲宪兵，西方列强一直希望削弱俄国，而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以后，在东亚的势力也与日本有冲突，最后日俄战争不可避免地暴发。这场战争也是由英国等列强在背后支持，英国在战争前夕的1902年与日本结盟，日本与英国在日俄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为了1904～1905年间日俄战争的战费，日本政府在国内发行国库债5次，共4.3488亿日元，并依靠日英同盟向英国募集公债4次共6.8959亿日元，以及临时公债1.8959亿日元，总共举债13.1354亿日元。而打败俄国的所得，是中国东北的殖民权力和库页岛的领土。一方面，日本掠夺的财富要用于向金融资本还款；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库页岛，彻底遏制了沙俄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势力。

　　但是列强对于日本也是有限制的，日本没有在日俄战争中彻底打败俄国，没有取得更多的领土和经济赔款，关键就是列强和金融资本不继续支持日本，使得日本没有能力继续战争，列强需要的是远东制衡的地缘政治格局。

　　日本充当了国际金融资本和西方列强的掠夺帮凶，因为狗腿子工作干得好，取得了列强的身份，但是背后还是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掠夺，最终利益也是流入了金融资本的腰包，而二战后日本从战败再次崛起，也是源于遏制和削弱苏联的背景，这点大家都清楚就不再详述了。

　　在日本开始维新后，列强们都减轻或免除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这个过程本来是需要战争才可能实现的，但是日本轻易就得到了，这也是金融资本的力量，大量的外国资本进入日本，通过日本在中国的掠夺得利，这样的背景下；对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限制了进入日本的国际金融资本，列强是不会限制自己的金融资本得利而左右打架的，因此日本不平等条约的取消不是源于日本的强大，而是出于国际资本的需要。

　　中国的维新图强本来有足够的资源，但是两次都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想一下本文所述的甲午后列强得到的利益，如此巨大的利益如果用于中国的发展，那对于列强们意味着什么？由此，你就可以理解列强的行为，让日本强大从而制衡中俄两个大国的发展，是西方列强最合算的战略。而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妄图吞并中国，却是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没有看清楚形势，最后被英美卡住资源，不得不在太平洋做必然失败的冒险。当初日本是英国的盟国，在一战中还紧密地站在英美一边出兵中国青岛打击德国，到了二战怎么就成为了英美的敌人呢？原因就是英美忙于欧洲事务、沙俄革命内乱受损、中国军阀混战的时候，日本看到东亚出现权力真空，燃起野心想当东亚的超级大国，忘记了自己给列强打工的身份，狗腿子想要当主子，这是列强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被英美等国抛弃，不得不成为德国的盟国，从而必然有二战的惨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全球一盘棋的博弈格局中演绎的，战略的高度和眼光决定了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更替。日本对于二战的反省是成功的，日本再不提大东亚共荣圈了，而是闷声发大财了，日本文化传统中就有隐忍的一面，日本的韬晦功夫是中国学习，面对当今西方不能容忍亚洲出现超级大国的根本战略和远远发达于我们的日本，中国是不是应当更加低调一些呢？

 

四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再分析

 

        1.戊戌变法的国内外环境

　　说起戊戌变法，总是让人充满了遗憾，有人拿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似乎是只要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就可以尽早走向富强，不再会有其后几十年战乱和分裂的历史。但是本人在深入研究了历史的各种经济因素后，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首先看一下戊戌时期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当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西方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纷纷圈画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后的局势很大程度上还不同于6年后《辛丑条约》时期，在《辛丑条约》上西方列强达到制衡，反而取消了彼此间势力范围的划分。甲午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恶劣很多。

　　再看一下变法的发起者，戊戌年光绪皇帝已经亲政，不能说是傀儡皇帝，但是他的权力基础还非常不稳固，与日本维新时明治天皇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再看主导变法的康梁等人，更是无权无势。康有为名声鹊起始于公车上书，“公车”是举人的别称，也就是说康有为开始主张变法的时候还不是进士，他的学生梁启超功名更低，中国古代讲究功名第一，不是进士出身没有从政的基础；若要进入核心领导阶层，不靠世袭就必须是进士点翰林。而且，康梁等人进入权力圈子的时间也太短，前后也就短短一年，他们在非常复杂的中国官场，不可能有实际的影响力，他们的权力只是依附于皇帝的权威，而不足以支持皇帝的权力。

　　再者，戊戌变法的组织者在死后被不断神化，这也是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方式，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总要找一个偶然的原因作借口，戊戌变法的失败，变成了中国没有在近代走向富强的借口之一。

　　戊戌变法的组织者实际上是一群狂热的权力攫取人，如果他们不是太热衷于权力，变法也不会那么容易夭折。主要表现在他们排斥当权派中支持变革的力量，比如洋务运动领导人张之洞和李鸿章等，这些人都主动与变法派进行过接触。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洋务派只想在经济上的西化，不想在制度上的改革，但是我认为这正是他们老谋深算的地方，只有经济上前进了，才会产生政治上的需要，才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支持政治变革。而像李鸿章这样身份的人，如果想要变革制度，想要动满洲贵族的利益，一定会惹来谋反的杀身之祸，这一点李鸿章等人能不清楚和格外小心吗？而且，维新变法当时还有很多潜在的支持者，除了向往洋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年轻的光绪寿命要远远长于慈禧，谁都要为自己留一个后路。但是这些支持变法的力量，由于要分享变法派的权力，全部被变法派排除在皇帝的圈子外，最后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孤立，变法最终失败就很正常了。

　　最后毁掉维新变法的是变法者的疯狂，他们变法的步骤太快，对于既得利益触动太大，导致各种以往势不两立的力量被迫结成了战略同盟，这样一来，变法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至于他们幻想的军事政变，根本没有足够的准备，只能是以卵击石的结果，即使袁世凯不告密，并且可以政变成功，以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和所处的位置，也不足以震慑天下（如果足以，就是皇权旁落，中国历史历来如此，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且不久将被袁世凯证实）。如果袁世凯的军事政变侥幸成功，将来的结果一定是各地的诸侯借助西方列强支持，以“袁世凯挟持皇帝矫诏”的名义闹独立和以“勤王”的名义进行军事反抗，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列强可以趁机将势力范围变为正式的分裂割据，中国的统一局面就没有了。

　　戊戌变法失败是当时中国国内格局的必然结果，而在这样的结果中我们还要说一下袁世凯的个人情况。袁世凯是淮军吴长庆的外甥，本来是李鸿章的人，甲午后李鸿章失势，荣禄本来想对袁世凯杀人夺军，但是到袁的军营一看，感到从没有见过这样精锐的军队，荣禄觉得袁世凯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临时改变主意将袁收为心腹，支持袁的军队改革。袁世凯身份的复杂性，也决定了他是一个多面性的人物。

　　以上的内容均是对历史和人物的微观分析，只是在操作的层面上说戊戌变法是一个闹剧，但是各种利益纠缠的深层次问题和宏观方面更加隐蔽的问题，才是说明戊戌变法是闹剧的根本，下面我们将要涉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2.中日对比

　　西方和日本的改革和革命，均是要打倒贵族阶层，比如法国是彻底地剥夺了各路贵族的生命。英国即使没有废除贵族称号，贵族的特权也取消了，同时平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贵族，包括在英国殖民地的人也是如此，比如李嘉诚就有英国爵士的封号，所以贵族身份更多地成为了一个荣誉称号。

　　日本也是如此，日本的贵族就是武士阶层，他们架空天皇，在天皇取得权力后，当然要打击他们的权力，明治维新另外的意义就是在于剥夺武士的权力和财产，把武士从农民那里得到的财富变成国家所有，给武士们一个白条（特别债券）。日本的明治维新远远不是中国人理解的改良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一场社会性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天皇的需要，当然也有底层平民的需要，更有门户开放后在日列强利益的需要，列强需要日本按照它们的需要来建立社会的游戏规则。明治维新有非常的特殊性，与中国的很多情况相差悬殊，但是我们很多人只做似是而非的比较。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皇帝要依靠满蒙贵族的支持才有皇权，日本天皇却是要打击削弱武士阶层才能巩固权力，这是根本的区别。

       日本能够维新图强的重要步骤就是给予农民土地，把原来农民要给贵族大名的40%所得收归国家（见《菊与刀》），然后国家给贵族发放债券进行补偿，贵族可以使用债券作为投资发展工商业。日本是因为天皇打倒了贵族，天皇的权力来源不是这些旧贵族，所以才能推行改革剥夺旧贵族特权。而光绪皇帝可能收回满蒙贵族的特权和土地吗？尤其是满汉矛盾时刻萦绕的时候，满蒙贵族实际上是皇帝最根本的依赖力量。中国的近代化中，土地的根本问题不解决是得不到经济腾飞的，而当时土地的持有者恰恰就是皇帝的权力基础，改革如何能进行下去？

　　年轻而热血的皇帝根本没有认清他的权力基础在哪里，反而自己动手削弱。像康梁这样一没功名二没基础仅仅依靠皇帝的喜好博取权力的人物，中国历史上一贯是以弄臣、佞臣视之，这些人一向为主流官僚系统所排斥。中国的皇帝要干成事情，皇权再大也必须有权臣支持，即使是在没有民族矛盾皇权更大的明朝，万历皇帝抗争了20年不上朝，也要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最终屈服。驾驭有术的皇帝，总是利用一个权臣来限制、控制和平衡另外的权臣以保持自己的权威，像光绪这样走向全体权臣的对立面，即使没有西太后，结果也和万历皇帝一样，不但要屈服，还给国家带来灾难。

　　中国当时的问题非常复杂，首先就是民族矛盾、民族不平等。清朝自开国以来，民族仇恨极大，此后满族人开始统治几十倍于自己的汉人，满族人一直是被坐在火山口的不安所笼罩。满族人统治者对于汉人的芥蒂和防范从来没有放松，尤其到了晚清，汉人担当督抚和掌握兵权以后，清廷的防范更加外松内紧，此时汉人主导变革，无疑让满族人胆战心惊。

　　日本、英国等国的改良和君主立宪，并没有中国的民族矛盾背景，中国当时的满汉民族的隔离和区分，不亚于上世纪西方黑白人的种族隔离。中国的变法要达到西方和日本变法的效果，等于是要资本主义改造和消除种族隔离一起完成，任务难度太大了。中国人如果都有了平等的权利，是不会容忍有满族的皇帝，而满族人失去统治，那些不劳动不工作的满族人怎么生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在戊戌变法中还没有来得及直接显现，但是当时的有识之士，身处其中理解应当比我们现在要深入得多，完全可以看到变法的结果是满族和汉族的冲突，是革命不是改良，所以他们要一起聚集到太后身边，表示再如此下去要亡国。反而是变法者的政治经验缺乏，只看到问题的皮毛，就事论事，就变法论变法。

　　戊戌变法走向皇帝对抗其权力基础的轨道上，就一定要失控，再不干涉一定是国家走向内乱而不可收拾。此时就一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中国在西方列强和日本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是绝对不能内乱的。而慈禧控制局面的平衡术也是高超的，利用被幽禁的皇帝与抱团儿的保守派达到平衡，维持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样的政治经验也被后世所借鉴，让你退出但是不批斗。

　　中国的民族融合，在于民国后的五族共和政策，在于当时执政者的宽容态度。中国历史上的退位之君没有好死的，而且在世界革命浪潮中连社会主义苏联都屠杀了沙皇的婴儿，但是中国后来的统治者却没有屠杀退位君主家族，连退位皇帝都活了下来，成功地做到了各个民族在民国时期的和睦，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和凝聚力。

　　没有权力基础为背景，就没有改良的基础，没有基础的改良，最后一定是走向疯狂，而疯狂的背后，已经不是改良的初衷和目标，而会演变为彻底的政治斗争，一旦打急眼了，就什么也顾不得了，其危害将是长久的，下面我们会再讲其后的问题。

 

        3.进一步分析

　　当变法的问题上升到满族人整体的利益上，就没有改良的道路可以走了，没有支持的改良者就会不顾一切地寻找支持，会有疯狂的想法。让袁世凯勤王，理由非常危言耸听，慈禧如果当时就要废黜光绪皇帝，那么在袁世凯告密后，就更应当废黜了，但慈禧只是幽禁了他，慈禧做事情非常有分寸，尺度拿捏准确。由此看来，当初变法派找袁世凯说慈禧要废黜皇帝的说法，本身就是有太多主观臆测的成分。

　　最近刚刚证实了光绪皇帝死于谋杀，本人认为这不是慈禧所为，因为慈禧想让光绪死，早就可以杀死他了，而且慈禧对于光绪是有感情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在庚子逃难的时候还改善了。谋杀光绪的，应当是慈禧身边的人。慈禧死后光绪上台他们肯定没有好日子过，在慈禧咽气的时候杀死光绪，罪责推给慈禧，死无对证，也没人敢查案。慈禧活着的时候慈禧不愿杀光绪，光绪掌权后就没有机会了，在慈禧咽气不发丧的时候杀掉光绪是最好的时机。而为什么要让光绪死，因为光绪的变法会影响整个满族的利益，满族高层应当是达成一致的。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戊戌变法发展到后来，变法派居然在没有国内足够支持的情况下，把寻找支持者的眼光放到了国外，找到了刚刚让国家蒙羞的日本作为后盾，想到了请伊藤博文作顾问，提出了很多亲日的举措，这让国内各阶层根本无法接受。而且日本图谋中国不止，狼子野心路人皆知，根本不能够予以依靠，变法者的举动说明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已经是为了政治斗争而斗争，不再如当初为了中国的富强，这就会让更多的人走到他们的对立面上。依靠外强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做法，不论动机是什么，都是引狼入室，其后就一定会沦落为列强的傀儡，不论你是否愿意，最后一定身不由己，后来的汪精卫等人都是这样走上汉奸之路的。

　　变法者引用了秦国利用客卿而强大的历史典故，但是懂历史的人很容易看出其中的不同。在战国时期，秦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人心所归，客卿均希望滞留秦国，各国人口也流向秦国；而晚清是国家疲弱，各国均想图之，清朝请来的外国顾问，心是朝向自己本国，与秦国的客卿没有可比性。如果秦国用客卿的典故一定要找一个现代类比的话，那也只能是美国，很多移民到了美国后就把美国当作祖国，原因就是美国虽然问题多多，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和文化最先进的国家。晚清能比吗？

　　倚靠觊觎中华的外敌，其行为与历史上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寻求契丹支持，性质区别不大。康梁等人在变法后期寻求日本支持，失败后逃往日本使馆寻求庇护，他们掌握大量国家机密情报，而当时清朝与日本还处于战后的敌对状态，康梁的举动在当时的敏感可想而知。之所以后来各方不再深究康梁与日本的过从，一方面是由于维新者后来保皇，彼此成为了利益一致的盟友；同时，戊戌变法追求的近代化主张已经是大势所趋被现实证明正确，满蒙保守势力这时需要一个高大的皇帝形象来说明清廷的“先进性”，光绪皇帝成为代表，受到旧势力的神化和美化，而那个女人作了清廷所有罪孽的替罪羊。另一个相关人物袁大头由于后来称帝倒台，成为各派公敌，自然就在历史中被定格为告密者小丑。正是应了那句老话：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戊戌变法后来的变味，反而没有哪一派势力会深究了。

　　袁世凯长期在对日作战的第一线，成名和发迹于在朝鲜的对日军事、外交行动，政治资本是在与日本的抗争中积累的。维新人士对于日本的态度足以让有头脑的支持者立场转变，更别说与李鸿章、荣禄等人有很深渊源且长期与日本对抗的袁世凯，事态的发展足以让他的立场发生转变，变法有识之士都支持，叛国可就是公敌了。

　　戊戌年的袁世凯还不是后来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时他才30出头，正是有血性的年龄。很巧，袁世凯告密就是发生在维新人士提出要日本等列强支持的后几天，所以他并是不像政敌丑化的那样当了叛徒，内心信念的改变与贪生求荣的叛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电视剧《走向共和》，看里面梁启超在袁世凯政府中的行为，就知道这个不简单的内涵了。

　　变法者依持列强的支持，尤其是日本的支持，目标是剥夺现有权力者的权力，已经完全陷入了血腥的权力斗争之中，其结果一定是引发清廷对列强的报复，最后报复也逐步走向了疯狂，发生了庚子乱中攻击使馆、杀害大使等违反国际外交准则的极端愚蠢的行为，反而授列强以口实，带给国家更大的灾难。

　　任何一次改革的成功，都要与作为权力基础的根本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相一致，否则就只能通过革命打倒这个利益集团。因此晚清要先搞洋务，让满洲统治者在洋务运动中先富起来，他们才不会站到对立面，才有西化的改革土壤，这个时间急不得，时机早了就是拔苗助长，一定是适得其反。在满族人还没有获得洋务的经济利益的时候搞戊戌变法，一定是血腥的失败，李鸿章等人对于这些问题是老谋深算的。实际上戊戌变法实行的政策1910年后全部都实施了，而康、梁等人就又如愤青，欲速则不达，其后的历史也一再证实这样的结果。

　　戊戌年激愤的清流与现在的愤青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样的变法不仅仅是闹剧，还会给真实的社会发展开倒车，很多人对于戊戌变法中的统治权、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后来的统治者也不愿意把问题写出来，因此戊戌变法背后深层次的问题都被简单化地处理了。

　

五    中国建立金融货币体系的国际博弈

 

       到20世纪初,资本世界已经高度发达，但中国还是一个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国家，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银本位大国，世界银价的变动对中国的货币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当国际市场银价低落，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当国际市场银价提高，白银就会大量外流。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所以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就会引发中国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西方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正是利用白银价格波动进行的，中国要进行货币改革，要让控制中国的西方列强放弃货币掠夺收益，也需要特别的背景和付出特别的代价。

       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总计的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差。但是由于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中国所有流通的白银只有6～11亿两。而中国30年代以法币收兑全国的银元，含各地军阀私铸成分极其不纯的大量劣元，所得也只有14亿元，一块银元是0.7两左右。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巨额外债造成的白银对外贬值、对内升值极大地掠夺了中国的资源，让列强们放弃这样的巨额利益，让中国获得金融独立与世界接轨，没有额外的代价和特别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在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

       1931～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出现危机，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已经在中国赚足了利益，金融货币的掠夺收益已很难增加，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是当时西方各国的利益重点。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货币改革有了实施的可能。

       1931年“9·18”事变以后，英美支持中国发行纸币，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遏制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日本大量向中国资本渗透，日本将其货币改革建立央行后回收控制的白银，再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中国和投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和从经济上控制中国，大量的中国对日借款以白银计算，所以英美支持中国货币改革，帮助中国摆脱日本的经济控制。中日战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放弃银本位发行纸币，日本当时给中国大量的借款是按照白银计算的，日本也大量持有白银，日本在华投资更是以白银计算，中国放弃银本位以后，日本要白银也无法当作货币使用，不要白银要中国的法币，肯定又是吃大亏的事情。

       由于危机中金本位货币制度在主要国家破产，囤积于黄金市场的大量货币资金转入了白银市场，白银的投机造成银价的波动。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8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注解：协定全文及中国的保留意见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2-114页）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背弃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1934年6月19日，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它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这些政策造成白银的价格上涨，美国在1934年8月9日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每盎司0.81美元。银价暴涨造成西方在中国购买资源的付出加重，同时中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1934年流出1.80亿两，1935年流出1.86亿两（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国家级规划教材，陈争平，清华大学出版社），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造成了银根奇紧、物价猛跌、利息上涨、销路呆滞、钱庄倒闭、银行关闭等严重后果。美国收购白银，表面上是说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和稳定本国采银业，实际上是使得西方其他列强在中国采购资源或原材料的负担加重、成本提高，美国所产所收购的白银还可以在中国购买资源控制中国金融，从而使得作为资源大国的美国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走出危机，因此英国在美国白银政策的压力下为了自身在中国的金融利益，就需要中国改变白银本位发行纸币了，而中国要发行纸币也必须与金融实力最强的英国和控制白银最多的美国这两国的货币挂钩。同时中国也是西方倾销产品的市场，为了列强在中国的市场利益，因此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发行纸币就成为了中国与列强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了中国放弃银本位的金属货币进入央行时代、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的历史机会和时间窗口。

       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开始发行纸币，1935年11月4日，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签署《白银协定》，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美国维持银价的稳定，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

       中国政府发行法币的政策一公布，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发出英皇敕令，要求驻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守中国法令接受法币，不得再使用白银。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的汇丰、麦加利等英资银行也率先交兑库存白银给中国中央银行，让中国政府一下子集中了3亿两白银实银，在军事统一中国以后，成功地在经济和金融上再一次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发行信誉极差，屡次失败，中国的政府纸币能够发行成功的关键是有了西方外汇的信誉和占中国金融垄断的外资英国银行的支持。中国纸币挂钩英镑对于英国金融资本是巨大的利益，而对于中国更大的意义是中国与英国的进一步结盟，这种结盟对于中国将来改变自身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英国愿意支持中国在东亚成为列强之一制约日俄保障英国的利益。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的纸币发行没有当年头号强国英国和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是难行的，英美的支持也有限制日本在东亚坐大的战略目的。而中国日后能够将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与英美挂钩，与其经济金融一体化后不平等条约成为了自由贸易和国际金融资本的障碍，由此成功得以废除；否则在抗战中英美不取消这些条约你也一样必须与英美结盟。要知道当年日本逐步废除了英美对于它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在日本的货币与英镑挂钩，与英国经济一体化之后，但是后来日本想要中日货币一体化把英美抛弃在外，促成了英美支持中国的经济基础。至1936年，中国对外外债是20.46亿海关两白银，各国在华投资29亿两，在华民间债权、财产、房产等70亿两（《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34页、68页），将外国资产全部由白银置换为法币，这些财富是中国GDP的3倍，是中国法币发行量的8倍，不得不说是中国金融界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胜利。而在华外国资产和债权自“西原借款”以来是以日本为多，英美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以后我们还要详细分析其中对日的博弈。

       中国发行的货币与英美货币挂钩，本身就是符合英美的重大利益，同时中国发行货币收兑了大批的白银与英美置换成为外汇，这些外汇所换取的白银流入了英美腰包，在经济危机后成为了重要的贵金属储备，平抑和控制了英美由于危机和信用破产可能造成的信用危机，中国由于发行纸币购买力增加也消费了英美危机中过剩的产能，这样的结果对于英美是大有好处的。要注意的是，当时绑定英美货币的做法与今天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并且当时的挂钩还要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金融控制权交给了英美，英美的货币政策变动将直接影响中国，而且此举为英美以纸币换取中国白银提供了方便。这样一来，中国的金融货币制度不是基于本国国家信用而是基于外国（英美）信用，外国信用取代了贵金属天然信用——白银信用。白银是有限的，如果中国是以白银作为货币，中国全部白银加起来也不够支付债务；在白银作为货币的情况下，一旦支付白银偿还外债，结果就会导致国内的通缩，中国的经济金融就被他国控制。前文已经说明，中国所有的白银才6~11亿两，而外债是20多亿两，白银根本不足以支付外债。而将贵金属货币变成信用货币以后，白银支付就变成了信用货币支付，可以通过信用货币贬值给债务兑水，这由货币发行国控制，主导权就易位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日本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国的支持才得以实施。日本首先强迫中国将甲午战争赔款兑换成英镑支付，然后再把中国赔付的4000多万英镑作为日元的发行储备，这才建立起日本现代金融体系。其中强迫中国将白银兑换英镑的幕后背景，前文已作分析，英国等列强从中获得丰厚利益，等于是日本将中国作为肥肉向英国等列强“进贡”，才换来了他们的支持，日本的现代金融体系并不是维新就能建立的。

       要知道，西方列强绝对不会无条件让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系统，取得经济独立。而一个国家维新图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中国变法搞了那么久也没有把银本位改革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不是中国不想改革，而是中国的命脉操控在他人之手，控制中国的列强不允许中国改革！奴隶要获得解放，武器却被奴隶主控制，能够做到的就是利用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从中博弈为自己取得生存权，其中的艰辛和代价难以对外人说。

       在中国的金融货币改革过程中，日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失很大，这也为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日本为了控制中国和侵略中国，一直支持中国国内各路军阀，向这些军阀提供了大量的借款。这些借款当时都是以白银借出，中国法币改革后，却只能以法币收回，而法币挂钩英美货币，这些借款就要随着英美货币波动。同时日本在华还有大量的投资，在英美货币主导的法币制度下，日本在华投资也间接被英美操控。

       在日本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在取消银本位之前做出重大让步，与日本签署了和平协议，让日本在华北驻军，华北不设防等，中国北方的军事屏障没有了。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金融体制的建立没有与日元挂钩，没有与中国经济和债务往来最密切的日本货币挂钩，这就是中国的重大利益。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不再以白银结算了，中国的白银实银收入变成了中国的纸币，在华投资的资本也变成了纸币，这些都将随着中国政府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外汇安全。更重要的是中国一旦建立现代的金融体制，中国的金融能力就会发生重大作用，就没有了对于日本资金的依赖。当年日本对华的资金实际上就是日本印刷的钞票和日本改变银本位从本国收兑的不再作为货币没有重大用途的白银，日本给中国的资金借贷也是取得了巨大利益。同时中国市场的发展直接与日本产品形成竞争，也会吸引西方投资离开日本直接投资中国，这对于日本经济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对日战争根本制胜战略需要的是战略收缩，集中兵力在长江沿线的水网丘陵逐级与日军决战，而不是在京津和华北大平原！历史进程印证了这个战略的正确。当时把华北主要兵力调往江淮集结是战略需要，而在貌似丧权辱国的和平协议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在经济和金融上就对于日本痛下狠手了，经济、金融的利益是国家崛起的实质，是一个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国运之博弈要有战略全局观念。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来，就谋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国的主权，日本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总数达3.8645万亿日元（当时一日元大约值二银元，日本多要求银元结算，中国全部流通的银元约14亿元，由此可以想见日本对华贷款规模之巨大），日本在政府幕后支持下的民间对华的白银走私活动就更加猖獗，日本对华的过度贷款导致国内经济问题甚至让寺内内阁倒台。日本为了逃避四国（英、法、俄、日）银行团规定的约束，决定以“经济借款”的面貌出现，让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另组特殊借款团作为投资团体，由大藏省拨出一亿日元发行兴业银行债券作为周转金。日本希望以这些贷款得到中日货币一体化的重大利益，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下让日元成为中国实际的通用货币，让中国发行与日元关联的金券，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主权。而中国通过日本的资金迅速发展了经济和促进了国家统一，但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以后，中国的精英却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利用日本贷款的“民间性质”，成功地与英美暗度陈仓，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与日元挂钩而是与英美货币挂钩，给了日本巨大的打击，日本的在华金融资产被中国的货币改革大清洗。这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败，直接导致了二战中日本与美英的对抗和中美英的结盟地位，使得中国得以翻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的力量，你的金融属于哪个阵营，决定了你的国家属于哪个阵营。

       我们可以想一下，当初日本要以白银结算，就是要挤兑中国的实银，现在中国发行纸币，结果就是中日的商务往来和国家债务都变成了以中国货币法币进行结算了，即使是在当今，为了国际货币的结算权也是值得打一仗的。而后来中国法币故意大贬值，导致日本对华应收款和债权灰飞烟灭，战后日本的战前债务只够买草纸的了。这里是中日金融精英的角逐，而中国的目的也就是依靠英美算计日本，孔祥熙、宋子文、戴季陶等人对于日本是有深刻认识的，随着日本的战败，就是中国金融大亨的崛起和日本金融资本的惨败，当初中国这些金融大亨们都是对日债务缠身，战后是资产损失不多，而债务却贬值到可以忽略，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几大家族成为金融寡头的财富更多来自于对日本的金融博弈。我们看一下荣家在战前战后的经济情况就知道了，战前荣家的资产负债率接近90%，而战后荣家就资本雄厚准备大发展了（见荣家传记《荣氏家族》）。而宋子文更是成为了与成吉思汗、和珅等人同列世界历史富豪榜的六个中国人之一。在中日战争的金融争夺中，中国的金融资本是大获全胜的，而且这样的胜利开始于战争全面爆发以前。

       由于有英美的支持，日本无法阻挠中国的货币改革，可日本又不甘心失败，那么就只有制造事端与中国再次开战了，这也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经济基础。而欧洲战场上，德国希特勒的威胁让英美暂时脱身不得，也给日本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和金融攻击，提供了机会。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大量搜罗法币然后运至上海、香港，用于套取外汇资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面对日本的金融攻击，国民政府在1940年取消了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的规定，结果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让法币大幅度的贬值一方面集中经济资源，在经济上支持抗战，另一方面也使得日本在占领区收集的大量法币成为废纸,更是使日本金融资本在华投资成为废纸（当年使用银元结算被置换成为法币结算了）,抵消了日寇在中国掠夺的法币的财富价值。法币贬值后，损失最大的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因为他们占据中国沿海富庶地区，置换和控制了当时大部分发行在外的法币。汪伪在敌占区用储备券以1：1置换法币，之后法币大幅度贬值，到抗战胜利时，储备券与法币的比值是1：200。在日伪收缴大量法币的情况下，维持法币币值，不但要花费巨大代价而且利益被敌人取得，实际会变成给日伪输送巨大利益的资敌行为。因此对于抗战时期的法币贬值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让法币贬值并且使当时收兑的银元重新发挥作用，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因为这些银元也要到敌占区流通的，把敌占区的粮食等物质，通过商业手段流入中国控制区，否则中国的大西北、大西南一下子涌入那么多的逃难人口，粮食等供应是无法解决的。同时要注意，当时的条件下，在非日占区采取换钞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抗战没有形成严格的疆界，汉奸等也可以过来换钞。印钞，让法币贬值成为唯一的选择，印钞对于本国国民相当于特别征收了一项战争税。

       中国放弃法币与英美货币挂钩的政策同时也造成了美英丧失在华金融控制权，英美干预不了日本侵华也就干预不了中国的此项金融政策，中国借此取得了货币自主权，这是中国近代争取国家主权方面的重大胜利，为后来在二战后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打下基础。法币贬值不仅仅是国民政府搞恶性通胀压榨老百姓，更有国际博弈和金融博弈的重大利益考量在里面，不能简单以政府无能视之，这与后来内战中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就事论事地指责政府是短视和不负责任的。面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受损，美国对于日本逐步勒紧经济制裁的绞索，同时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中国的抗战；但美国出于大西洋和欧洲更为重要的考虑，又不愿意过度刺激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以保持外交的“灵活”性，故仅仅支持志愿人员到中国参战。美国政府冻结日本资产以后，并没有立即打算实行石油禁运，但由于在《冻结令》的实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鹰派”人物——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坚决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冻结日本资产演变成为事实上的对日本石油禁运。事态发展至此，太平洋战争已不可避免，实际上是美国人逼着日本在太平洋开战，美国与中国是金融利益联盟。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日伪发行了伪满洲国圆，在1932年6月到1945年8月间是伪满洲国的“官方”货币。伪满洲国圆发行之初也是采用银本位制，由23.91克的纯银所定位，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圆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由于法币即使是不断大幅度贬值，信誉也是始终高于伪满洲国圆和朝鲜圆，与法币挂钩的英美货币信誉始终高于日元，而敌占区与内地的疆界无法封闭，因此形成了巨大的吸金效应，大量财富和资本从伪满洲国内流出，因为人们不愿意自己的真金白银被日寇掠夺而换成法币再兑换英美货币。同时在日本占领区的欧美租界，法币还是租界的流通货币，法币信誉远远大于汪伪的储备券。由于抗战初期日本没有与英美宣战，无法控制大量敌占区的财富流向租界变成法币，即使是在日本与英美宣战后法币退出租界，由于战线边界无法完全封锁和法币信誉高于敌伪货币，法币也在敌占区地下流通换取了大量资源流入国统区，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政府和对日抗战争取到了大量的经济支持，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才有中国持久战的根本。虽然法币不断贬值，但从贬值的相对幅度来看，法币的信誉始终高于敌伪货币，中国政府虽然败退西南，但是始终控制着中国金融命脉的制高点，有了金融体系的支撑力量，中国的持久战才可能在日本控制了中国发达地区以战养战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中国能够进入英美的胜利者阵营，与中国当时和英美的金融利益联系以及国际政治博弈是分不开的。要知道在一次大战以后一直是德国在拉拢中国，日本对德作战也比中国积极，日本与英国更在日俄战前就结盟，在整个一战中日本与英美走得更近；但是二战的阵营分野并不是以一战中的亲密关系划分而是以金融利益划分的，中国的货币与美英货币挂钩是中国进入英美阵营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战争就是经济的继续，在金融上谋划和博弈的成功，成为英美阵营的成员，才是我们对日战争的根本保障；否则以当时的情况看，日本以战养战，战争物资资源均来自中国占领区，日本在中国是经济得利的，哪里有长期战争的重大负担？而中国控制的大西南当时的工业产值只有敌占区的百分之几，如何可以持久战？如果仅仅以两个国家而论，对方占据了你90%以上的经济基础打你只剩下的不到10%，你如何能够持久战不被征服？中国此前历史上没有一个退守大西南能够长期苟且的政权，更不要说是东山再起了。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1945年时，东北的工业产值超过日本本土，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85%，台湾占10%，而日本还占据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京津塘、胶东、武汉、南京、香港等等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和朝鲜半岛。实力对比如何、谁更能够持久是很清楚明显的。敌后作战对于日军经济的牵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持久战的理论也需要更深的基础才可以实现。而只要中国站到了英美的阵营，英美不可能容忍日本吞并中国，中日战争就不是两国问题了，日本没有实力与英美掰手腕。有英美支持就可以时间换空间地持久战了，日本的军事侵略在美国禁运下是难以为继，美国的飞虎队就如我们当年自愿参战的志愿军，英美从东南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确保了大西南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持续抵抗力。所以在中国加入英美阵营与英美金融资本成为联盟以后，中日必有一战而日本必败，这就是胜于庙算的力量。中国当年一贯呼吁外交解决中日战争却又不给日本实质让步，通过外交斡旋让国际社会制裁日本，就是要把日本拖进与英美战争的泥潭，这里博弈的是千年国运。

       中国近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取得独立，不是中国简单地维新改革就得来的，而是经过了与西方列强的博弈，付出了被掠夺和白银外流的代价，付出了战争和恶性通胀的代价才换来的，代价极其高昂。因此维新能够成功的基础也是取得博弈的平衡，需要有基本的环境保障，不讲前提的维新即使不是陷阱也是拔苗助长，会被列强绞杀在成功前，会给民族带来灾难和倒退。愤青怒骂易，老成谋国难。

 

六    从《波茨坦公告》看日本投降的条件

 

       1. 解读条约隐含条件

　　一般的说法是日本在1945年无条件投降，但是审视一下历史，当时的表述是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个“无条件”里面可能还有日本和美国的秘密约定，但是就算是日本真的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实际上也就是无条件接受了盟军开出的投降条件，这与无条件投降还是有距离的。现在我们就仔细地读一下《波茨坦公告》，看看盟军开出的投降条件有哪些。

　　《波茨坦公告》的前面几条，是一些心理上的恫吓条款，让人读之振奋，让日寇心理受到压力，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直至第八条，我们才看到了对于日本主权的限制，这里也留有尾巴，什么是“及吾人决定的其他岛屿”，这一条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日后琉球就被日本占有，因此才有了钓鱼岛的主权问题，而实际上整个琉球（即冲绳）都应当是中国的。

　　再看第九条，日本的军人投降后可以返回国内，这也是非常优厚的条件，历来战俘的遣返都不是“免费的午餐”，很多情况下战俘会被战胜国扣留做苦力。

　　又看第十条，大家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但是这一条承诺给日本的特别多，首先确定了日本国家的主权存在，国家不会被瓜分，同时不奴役日本人，可是当初我们是怎样被奴役的？如果按照中国鸦片战争战败的条件，应当是日本的治外法权给战胜国，也就是中国人在日本犯罪，日本法院无权审判。第十条还保障日本的人权，这是什么意思？战胜国还要当好人保护日本国民人权？实际上大有隐情，保证日本国民人权，就是要保证日本国民的私有财产。日本战败后，国家财富损失殆尽，可日本国民还拥有大量私人财产，战胜国不能予以掠夺才是本条真正的意思。日本战败了，日本人不能当亡国奴？想一下日本占领中国，是怎样抢掠中国人的，就知道这一条的差别了。

　　还有第十一条，允许日本基本的必需的工业保留，有了这一条，实际上战后中国就已经要不到赔偿了，因为日本战后留下的工业，自己必需的还不足，哪里有“不必需”的产业作为战争赔款呢？同时本条允许日本外贸，背后也有深意，看一下当初是怎样对待中国的，我们被加上了协定关税的枷锁，即我们的外贸要他国定关税，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日本的关税控制起来呢？也就是日本进出口什么，由我们决定关税多少，关税由我们与日本分享，并且以关税赔偿战争损失。

　　到第十二条，又保证了战胜国的撤军和日本的国家主权，使日本战败后国家还存在不被瓜分。对于日本，即没有划分租界，也没有给战胜国划分势力范围，而中国当初战败时，是被列强强行租借国土，并且划分了势力范围的。更进一步，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于他们的盟国中国还划分了势力范围，为日后中国的内战埋下种子。

　　历来战败赔款不怕，最怕的是不平等条约使主权受到限制，这才是最难以搬走的“大山”，中国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到二战胜利才取消，期间经历了100年的宰割。但是日本战败，不平等条约一个都没有，条件高得惊人！如果有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这些条件约束日本，日本哪有日后咸鱼翻身的机会。所以日本的投降不但是有条件投降，而且投降条件高得惊人，只是日本“无条件”地接受了我们开出的诱人的投降条件。想一下中国近代史的战败，那还都是局部战争的失利，根本没有到达国家投降的地步，可是中国的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是多么的沉重！由此，就可以知道《波茨坦公告》给日本的条件有多高。

　　按照《波茨坦公告》，中国的战争赔偿实际上是要不到了，因为日本必需的工业要保留，日本人民不能被奴役不得被掠夺，日本的贸易关税也不能控制……那么赔款的钱从哪里要呢？日本政府只是一个破产的空壳，所以国共采取了一致的做法，就是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日本在上海、天津租界、在一战从德国得到的胶州湾、在东北有大量的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工业中占有巨大的份额，同时这些地区还有大量的日本移民，携带了大量个人财产。在日本投降时，日本本土早就被轰炸和原子弹炸成废墟，而日本在华企业和移民财产却没有受到多少战火的破坏，这些财产我们基本上是按照日伪产全部没收了。因此日本的右翼就扬言说日本战争实际上已经赔款了。

　　二战后日本对各国的赔款分别为：

　　印度尼西亚 8亿美元

　　菲律宾 8亿美元

　　缅甸 2亿美元

　　越南 3900万美元

　　老挝 278万美元

　　柬埔寨 417万美元

　　韩国 3亿美元（在法律上不具备资格，通过“斗争”获得的赔款）

　　新加坡 2500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 2500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150亿日元

　　瑞士 11亿日元 （“中立国”得到的财产损失赔偿）

　　西班牙 20亿日元

　　瑞典 5亿日元

　　丹麦 7亿日元

　　蒙古 50亿日元 无偿经济援助

　　中国 0 元

 

       2. 美英中与日俄的角力

　　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是美国出卖中国的利益给日本，但这是以当今的中美日国际关系为基础思考的，在当时三国关系是不同的，如果美国有机会肯定也要对日索取租界、治外法权等等权利，有了这些，现在美国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就不会老让日本挤兑。

　　我们看似取胜完全有把握的对日最终决战，为什么会给日本如此高的条件？而且为什么已经取得绝对优势的美军也要开出如此高的条件？其中原因要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考虑，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接受《开罗宣言》而不是《雅尔塔会议》，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雅尔塔会议极大地牺牲了中国的利益，美苏在中国的国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给中国人民的说法美其名曰是为了换取苏联的对日作战尽快取得胜利。雅尔塔会议的目的更主要是出让远东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在欧洲的利益让步，比如苏联占领的柏林就让给了美英一半，东德也比西德小。而欧洲大陆战场，在德国放弃西线防守全力抵抗苏联的情况下，还是被苏军抢先攻克柏林，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在欧洲战场上，苏军相比美英军队所处的巨大优势地位，此时的欧洲利益显然对于英美更重要和紧迫。而到了1945年，美国已经打垮了日本的海军，日本的资源供应线被掐断，日本资源即将耗尽，胜利在望根本不需要苏联就可以取得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让苏联参与不是把胜利果实送人吗？所以一有机会，美国就与中国和英国搞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尽可能地把苏联排斥在外。1945年初，对于轴心国而言，二战的战争结果已经明朗，德国要的是把国土让给西方，而日本要的是在苏联和英美中的战后利益分配的博弈中渔利；对于同盟国而言，则是建立战后的世界新秩序，重新分配世界资源，他们的利益取向差异极大，导致战后不久，冷战就开始了。

　　我们再看一下当时的战局，日本海军被摧毁，日本陆军主力在中国、东南亚和南洋岛屿，日本的本土只有妇女没有陆军，日本这样的排兵布阵是因为像日本这样的岛国，只要有强大的海军，敌人就无法接近国土，保卫国土是不用陆军的，而由于海军被彻底摧毁，日军主力无法调回国内保卫本土，而日本本土没有战略纵深，首都就直接在海岸线上面对太平洋，攻击不用进入日本海峡，美军完全可以直接攻击日本首都直捣东京，并且日本主要大城市面对来自海洋的攻击均无险可守、本土又是无兵可调，因此直捣日本本土的作战，日本基本上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但是美军却从驻扎重兵和修建严密工事孤悬海外的岛屿开始进攻，是啃硬骨头的打法，付出了惨痛的流血牺牲才取胜，这样的打法就好比对被捆住手脚的敌人，不直接打他的心窝，而是从捆住的手脚开始打。麦克阿瑟“要从原路打回来”的口号可以看作有赌气成分，但是毕竟是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啊！在民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罗斯福、马歇尔、尼米兹等人，也会那样赌气吗？怎么朝鲜战争美国就知道从仁川直接登陆呢？军事是服从政治的，只要政治需要，军事就要让路，在战争结果即将明确时，构建国际政治格局是远远比军事胜利更加重要的大事，从国际政治挂帅、全球一盘棋的高度去考虑，这些条约和军事行动的原因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所以麦克阿瑟“原路打回来”的说法也就是满足美国人民的心理需求，真实原因另有隐情。

　　在欧洲利益格局划分停当的基础上，美英也不愿意让苏军染指日本战场，所以《波茨坦公告》开始是没有苏联参与。但是日本的本土以及占领的主要陆地地区都没有受到攻击，日本掌握了把所占领的中国领土让给苏联或者让给美国的主导权，因此中美不得不提出高昂的投降条件。同时美军的战术也是不直接进攻日本本土，不摧毁日本的最高指挥机构和政府，而是代价巨大地从岛屿逐步进攻，也是担心日本中央权力机构一旦被摧毁，东亚大陆一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华日军和伪政权等会为自身生存争取独立，直接向苏联靠拢。因为他们都曾经与中美是对手，战争中杀戮累累，投降给直接的对手被报复的可能性很大，安全得不到保障；而投降苏联，不但没有血债，而且把利益交给苏联反而可以利益交易获得保障。想一下汪精卫身在国民党时就是亲苏派，而溥仪日本投降后首选逃亡苏联，就知道事情的发展方向了。同时雅尔塔会议约定的苏联在中国北方的势力范围还有亲苏势力和蒙古新疆等地的分裂势力，也会投向苏联，如果是这样的结果，对于中美将是灾难。所以代价巨大的逐个岛屿争夺，就是敲山震虎不断地给日本的投降施加压力，而日本一再坚持抵抗，就是等待苏联的势力进入东北给中美巨大压力好再提高条件，如果美苏争利打起来，日本就更有机会了。军事就是为政治的讨价还价争取筹码，所以我们认为条件极高的《波茨坦公告》，日本还是不甘心接受呢。

　　所以再进一步想，如果当初直接进攻日本的本土，把日本打急眼了，实际上还到不了日本亡国造成在华日占区出现权利真空阶段，日本就会发生变数，那时日本可能选择的不是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是选择接受《雅尔塔协定》，日本接受了《雅尔塔协定》怎么办？日本把中国的北部全部让给苏联怎么办？美英能够撕毁与苏联的《雅尔塔协定》与苏联开战吗？所以日本倒向苏联对于美英中就是灾难，而且那时美英有实力与苏联开战吗？若此时中国成为战场，中国人民再受战火涂炭，那是违反中美英的根本利益的。当然，日本不被打到最后关头，也不会投向老对手苏联，但是兵不厌诈，在国际政治上是绝对理性的，道义、感情等永远要让位于利益，日本打到亡种亡国的时候，谁还会管历史旧怨？而且我们还注意到，日本在二战期间一直没有按照其盟国德国的要求去进攻苏联的远东，为将来倒向苏联还留有余地。因此我们看日本投降前所搞的“举国玉碎、本土决战”的动员，绝对不是简单做垂死挣扎和螳臂挡车，而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味道！日本的政治精英的智慧绝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粪土的。所以《波茨坦公告》前面洋洋洒洒的恫吓条款，也就是恫吓日本老百姓和鼓舞我方士气而已，美英中三国绝对不敢把日本往死里逼，让日本倒向苏联。

　　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迅速败退，虽然关东军被抽调得很厉害实力减弱，找出了很多失败的理由，但是这样的溃不成军也是匪夷所思的。关东军的败退，受到压力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中美，为此中美对于日本保留天皇等问题似乎又是让步不少，同时美国也使用原子弹给日本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压力，当时苏联还没有核弹，原子弹的威力才迫使日本接受我们的诱降条件而投降，但日本把未爆炸的核弹交给了苏联研究，让苏联增加抗衡美英的实力。

　　对于当年的中国东北和伪满洲国的情况很多中国人不了解，实际上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居亚洲第一，而且没有在战争中遭到破坏。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31年以后，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9%增加到59.3%，而中国到2003年才达到57.5%。1938年，伪满洲国共发电16.3亿度，而且有亚洲最早的大量的水力发电，1943年，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发电能力每年22亿度，而到了1949年整个中国发电量才43亿度。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1945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战争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5%。日本把东北让给苏联，是有其全球政治考虑的，在德国战败的背景下，日本势力退出东北和朝鲜是必然的，但是把这地盘交给谁，日本却是有选择权的。就如二战时德国要把国家让给西方一样，日本把在华的战争资源留给苏联，就是让苏联在亚洲有和中美对抗的实力（当年日本不可能预见中国革命后与美国决裂的政治格局），造成中美与苏联的东亚制衡格局，从而给日本投降后留下渔利的地缘政治空间；而苏联对于这样富饶的地区，怎么可能不垂涎三尺而放过呢？当年为了东北，日俄不就是大打出手吗？后来的东北是在苏联的毁灭性掠夺和内战摧残下的东北，即使是这样，在建国后东北也是中国当时最主要的工业中心。因此美英苏的雅尔塔密约说要换取苏联对日宣战出卖中国主权的种种说法，不是很可笑吗？这是西方对于中国的“慕尼黑阴谋”。

　　苏联依靠占据东北为条件，得到了外蒙古独立和唐努乌梁海加入苏联，中国损失1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大清朝晚期丢失的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还多。要知道由于北冰洋的暖湿空气，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是富饶的森林草原而不像中国西北的沙漠戈壁，大家看一下新疆的喀纳斯就知道了。更重要的是这片地区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从北京走蒙古经过唐努乌梁海到新疆是最好最近的路，一路有草有树；同时中国如果没有了外蒙古，东北就是一块飞地，北方的威胁可以从内蒙直接进军锦州把东北分割出去。

　　

 

 

       3. 反思中日的战略得失

　　由于日本投降了，苏联就没有继续进军的理由，因为中国是苏联的盟国，如果按照雅尔塔会议的协定，苏军是要打到长江边的。我们对日本提出那么高的投降条件，实际上是不得已，但是那么高的条件，却被外交辞令包装得如此好，让我们的老百姓读之振奋呢！战争的胜败再加上日本其后的外交渔利，一系列的事件从国际政治的高度一并考虑成败，问题就大大地不同了。

　　为了遏制苏联进军，因而投降的程序做得特别快，日本投降的很多细节没有约定，《波茨坦公告》只是一个原则框架，并没有详细的条约，这样仓促的投降条约，让日本有机会给中国的内战埋下伏笔。三年的内战下来，中国的国力损失巨大，而日本利用美苏冷战、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的时机，快速发展经济，20年后又在经济和国力上远压中国。这次战争单单把中日两国拿出来对比，中国战后进入内战，也没有得到战争赔偿，日本却得以保全国土，没有赔偿和不平等条约，虽然战败却时刻牢牢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之所以会成为这样的结果，原因就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没有发言权的，而日本虽为战败，但在二战时期已经成为列强，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一，抗日战争只是相对地改善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依靠一次战争就彻底胜利而改变我们与强邻的相对国际位置，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中国复兴一定要认清我们是任重道远，使命艰巨，绝对不能因为一次胜利就认为可以翻身而自大起来。夫差可以打败强楚，却忘记了勾践在侧卧薪尝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我们总不能几十年下来，连一个事后诸葛亮的水平都没有。

　　另外需要说的后话是，1979年至今中国共获得日本约224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贷款以及各种形式的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70年代末中国改革之初大量缺乏资金，那时日本是第一个支持中国的国家。不管是出于国家战略需要，或者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感谢，还是中日贸易的客观需求，日本的这些支持为中国早期的经济起步、基础设施建设等作出了一些贡献。

 

       附录：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会议上发表《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通称《波茨坦公告》。

　　

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同意对日本发表公告，促其立即投降，公告原文如次：

　　1945年8月14日，日皇向议会宣布接波茨坦公告，颁投降诏书。

　　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公告：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军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待日本之星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定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以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七    美国在中日关系中的角色转变

 

　　中日关系，是中国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中国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与日本的历史欠账是非常多的，民间对于日本也有特别的情绪，而中日的关系里面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第三方——美国。

　　现在老百姓通常的理解就是美国是日本的后盾，作为日本的支持者在背后给日本撑腰，似乎日本对于中国的猖狂，全仰仗美国，但是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要发现问题的真相，我们首先要回顾历史，在二战的时候中国是美国的盟国，日本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但是怎么转眼间身份反转了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美国是不会这样对待日本的，而日本没有美国的支持，战败后恢复大国的地位基本是不可能的。

　　我们往前看，美国是怎样与日本在二战中打起来的呢？原因就是美国切断了日军的石油等军需供应，反对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没有资源供应的结果一定是战争难以为继，所以日本要不被迫停战要不就得孤注一掷与美国开战，而日本前两次孤注一掷与清朝和俄国的开战都赌赢了，所以日本人选择相信运气，偷袭珍珠港与美国开赌，但是久赌必输，日本这次是把他前两次赢来的筹码一起输光了。而我们从本书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赌局”的胜败根本不靠运气，控制世界的列强和金融资本是不会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赌运气的，背后的胜败实际上早已经在控制和庙算之中了。

　　所以美国对于日本，绝对不是一味支持日本对付中国，但是美国却与日本签有联合安全保卫的协议，在日本有军事基地，假想敌也是中国，这个问题是要从两方面看待的。如果美国不保护日本，那么日本就有理由扩充自己的军队，要求自己的安全，日本的军事扩充，实际上是对于中国和美国都不利的事情。

　　中国真的有那样的实力威胁美国吗？而且需要美日结盟共同对付吗？中国的势力和经济能力虽然增长迅速，但是与美日相比，起码现在差距还很大。所以美国的优先战略目标，一定是能够威胁美国的有实力的国家排列在前面，以前是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大打折扣，而且对付俄罗斯主要战线在东欧，同时亚洲有韩国和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美日也不是把俄罗斯公开作为在亚洲的假想敌。放眼东亚和世界，在后冷战时代，最能够成为美国威胁的实际上是日本！因为日本的科技实力一流，人口数量足够，工业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仅次于美国，是最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国家。大家可以说日本很小国土面积不足，这经常是中国人夜郎自大的想法，当年英国这个岛国是怎么样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日本国土优势的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岛国，只要海军强大就根本没有对于本土的陆上威胁，再加上现在空军和导弹以及核武器的发展，只要日本有机会，成为军事强国非常容易。日本军事工业的基础也最为雄厚，比如造船、汽车、机械等，很容易就变成军舰和坦克、大炮；其军事科技也非常发达，制造导弹、核弹的水平早已经具备，只是没有实施而已；而且，核武器的原料储备比中国多很多。

　　所以对于一个比中国实力强大的日本，美国与之联合对付中国的说法，不是很可笑吗？而没有中国这个假想敌，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理由就不够充分，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第一目标绝对不是针对中国，而是要控制日本。冲绳被美军占据，就如顶着日本的软肋，让日本动弹不得，所以日本更加热切的是要把美军的基地赶走，并且在底下策划了很多小动作。

　　另外需要看到，美国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不能让中日两国结盟，中日结盟首先不说在军事上会带来怎样的实力变化，更加关键的是经济的变化。在美元的威胁下，欧洲国家放下几百年来的历史世仇，现在都结盟成为欧盟，并且推出了欧元，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极大地削弱。如果东亚的中日能够联合推出亚元，再把港币、新加坡元、韩币、澳元等加入进去，美元就大有退化成为区域货币的趋势。而中日历史旧怨极深，双方的联合存在由谁主导的问题，两国都难以接受对方的主导地位。所以中国与日本的仇恨情绪，更多的是一些国际力量的需要，现在中国做出与日本和解的态势，才是真正让美国着急的事情。

　　因此看清中日美的微妙关系，中国的崛起是需要好好利用这种关系的，对于美日所谓的军事合作，中国没有必要太在意，面子上叫叫就可以了，骨子里日本对此更着急；同时中国做出中日友好和联合的态势，这样美国就会给中国更多的实惠，也不敢做事过分逼得两国联合。中日关系的处理，实质上重点是美国，中国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怎样突破美国的遏制而崛起，就如日本当年的崛起一样，日本在苏联、中国之间合纵连横，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而想处理好中美关系，打好日本牌是很重要的。

 

八    国家管理成本的内部因素

 

　　在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国家的管理成本、改革成本都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国家的强大与其管理水平和社会制度分不开，但是任何一个制度都是有成本的，从坏制度到好制度的转变也是要付出有成本的，维新改革需要将成本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中日两国的内部管理成本有巨大的不同，中国是大国、多民族、多信仰，日本是小岛国、单民族、信仰统一，暂不论清朝存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反抗等问题，单单就领土和人口而言，中日两国的管理成本就是数量级的差别，而且管理成本随规模是快速指数型的增加。而且在中国维新变法引起的制度变更过程中，管理成本会更大，如果不能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就会引发管理失控，一切维新的行为都会归于失败。戊戌变法提出的有关改革，在《辛丑条约》以后基本都开始实行了，科举废黜、六部体制向现代内阁转化，但是此时中国国内矛盾空前激烈，最后国家崩溃改朝换代进入军阀混战，中国被视为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谁也不认为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中国付出了北伐、抗战、解放三次大规模全国战争和无数次局部战争的代价后，才成功地再次成为实质上统一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得到英美的支持取消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国家重新集中权力才有了强大的可能。

　　在历史上，中国早于西方国家建立国家集权，在管理大帝国上有一整套的技术，但是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国家管理效率开始领先中国，同时中国因为巨大的内部民族矛盾，帝国的管理成本更加高昂。国家的规模效用被资本的规模效用抵消之后，大帝国存在的价值极大地降低了，如同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的崩溃，战败只是导火索。

　　最近20年来，随着以计算机和网络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国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管理的效率，解决了历史上中国难以解决的管理成本问题。管理成本的急剧降低给中国这样的大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而对于本来管理成本比中国低很多的国家，成本效益就远远没有中国这样明显。对于中国、印度这类大国的经济腾飞，管理成本因素和管理技术的发展，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通过本节的分析，我们看到日本之所以维新成功走向强大，绝对不是简单地实行了变法，日本的财富更多来自于为列强和国际金融资本掠夺中国充当先锋的佣金，日本维新强大的背后是资源的流入，是与掠夺分不开的。同样的模式对于日本可以是成功之路，对于中国就可能是万劫不复的陷阱。因此我们应当认清中日维新改革上的差别，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不能落入以日本成功为伪装的陷阱。

 

第二篇    瓦解一个国家的要诀

第三章　国家强盛的基石

 

 

一    国家的存亡兴衰不再仅靠武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与以往的国家独立相比，我们看到在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的独立或建立不是依靠战争实现的，比如印度，印度的独立更多的是一个非暴力的过程。

       印度能够以非军事、非暴力的手段争取到国家独立，要归功于“圣雄”甘地，因为他成功地将西方法治与印度传统文明相结合，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行动方略，打开了印度通向现代国家的大门。甘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巧妙但也是真诚地将法治观念与印度传统文明结合在一起，赋予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强大的精神基础，也为该运动赢得了世界性的同情与支持。

　　“圣雄”甘地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仅是20世纪殖民地国家中最成功的独立运动，而且影响了日后许多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公民权利抗争运动，包括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而非洲很多国家的独立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消除，也是依靠非暴力的方式达到目的，这在以前一定是要经过一场激烈的独立战争才可以完成。

　　非暴力方式能够成功，关键是有金融资本和宗教的支持，而且也只有在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成为能够与主权国家抗衡的强大主导力量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缔造的奇迹才可能出现。首先，战争毁灭财富和人口，并不符合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利益，同时，独立运动将大国拆小，国家相对于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力量被削弱，也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在这些国家独立过程中，原来的宗教基础和金融资本的利益都要得到保证，这是和平独立的基础；二是这个独立过程是原来国家统治者不愿意接受的，而能够和平实现，说明历史发展到二战后，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的强大足以制约主权国家的力量。

　　到上世纪末，随着超级大国苏联解体，苏联的整个盟国阵营也解体了，整个过程也是没有经过任何战争。对于苏联这样拥有毁灭地球的核力量的超级大国，已经不是依靠军事战争可以打败的了，但是它也是突然就解体了，背后还是经济问题和宗教民族问题，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宗教的矛盾成为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都可以在非战争的情况下由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力量将其解体，标志着现代的世界格局中，宗教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已经对于国家主权形成制衡，并且宗教和金融资本力量的联合完全可以让一个大国独立，也可以让一个超级大国解体。

 

二    基石之一：财富和权力的凝聚

 

　　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并不由国家的财富总量决定，而是由一个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调集的财富和资源量决定。GDP有多大只是一方面，你能够调动多少资源却是另一方面。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成败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够调动多大的经济力量，而要调集这些经济力量，离不开财富和权力的凝聚，这个凝聚的程度就是一个国家凝聚力的体现。

　　中国古代的税收率很低，中国对外战争能力的不足也正体现在这里，游牧民族除了武器装备在冷兵器时代具有优势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优势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调动国内的所有资源参战，每个人都是战士，武器也是自备。但是农耕社会，虽然生产率高于游牧社会，但是农业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财富和人口无法快速集中，游牧民族可以迅速骑马而来，一路放牧一路征战；而农耕状态下，农民很难离开土地，战争中的粮食运输和供应也是大问题，因此古代有“千里不运粮”的说法。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的进一步的明确和分化；分工越细，要求的工序越多，生产的规模也越大，需要共同劳动和居住的人就越多，需要的资本也越多，城市化的需求就越来越强烈，对于产业的资本化和金融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城市化和金融体系建立为标志的，而国家的管理、控制和防御等，也都是依托城市进行，随着人口的集中，国家的权力也向城市凝聚。

　　因为依托集中于城市的权力和财富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反抗力量，所以历来破坏国家瓦解政权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破坏城市。城市被破坏之后，这个国家的权力、人口和财富无法有效凝聚，反抗就没有了人员和物资等经济基础。翻开历史，你可以看到历来的征服战争都是伴随着一路的毁城和屠城。

　　而到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业发达以后，屠城就没有必要了，完全可以通过经济和金融的手段达到目的。当然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也有试验，朱元璋得到天下后就把全国的富人登记造册进行打压，同时发行宝钞禁止白银流通，以各种罪名株连巨室，把大量城市人口流放到边远地区，从而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之后即使发生“靖难之役”这样的变故也没有动摇朱家皇权，其根本就是做到了权力的凝聚，把一切可能造反的力量予以分散。

　　现代的做法是控制该国的央行和金融体系，通过金融手段操纵你的汇率和金融市场，发行过量货币让你必须接受泡沫，以金融手段而不战制胜。要控制你的金融体系，首要的就是限制你的财富集中，不让你产生本土的金融力量；而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被外国控制后，国家的经济命脉和兴衰就掌握在他人手中，政府也得听命于人了，否则你就只能在不断的经济危机和财务压力下垮台。

　　同时在宗教和文化上，给要颠覆的国家制造混乱，搞社会的阶层矛盾和民族矛盾，让这个国家内的不同势力增多、不同意见增多，导致国内权力博弈关系复杂，权力在国内无法集中；只要在国家内出现难以调和的激烈权力之争，国家的权力不能凝聚和统一，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大。

　　最后我们从统计上来说明权力和财富集中是怎样产生力量的。在统计上讲，样本越分散，每一个样本随机能够产生的方向和力量越平均，最后正负抵消统计下来，所形成的合力几乎为零；而如果样本集中，有共同的方向，那么统计平均就是巨大的，而且很可能会发生类似共振一样的力量超常地倍增。因此把权力和财富分散，结果就是在统计平均上很难产生一致的力量，整个国家无法产生一致的力量。国家对外的力量是国内各种力量的加权平均，国家财富不能凝聚，虽然整个国家的每一个个体是富足的，但是统计下来国家的力量却没有。中国古代GDP第一而国家实力不足也就是这样，现在中国很多行业总量世界第一而企业过多（例如钢铁），也是要被境外垄断巨头盘剥，背景也是一样的统计模型。因此国家强盛的一个基石就是权力与财富的凝聚，而金融资本和宗教，恰恰是在财富和人流两个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样的力量。一个国家凝聚力的大小，是国家盛衰的根本因素，凝聚力是国家的基石。

 

三    基石之二：文化和智慧的传承

 

　　一个国家的高度，由这个国家决策层的智慧高度决定，而智慧是需要积累和历史的传承，积累多代人的思考才能够有过人的高度。同时，很多历史智慧并不能依靠书本学习到，甚至产生这样智慧必要的知识也无法写进书本，比如很多的历史问题，因为要考虑到与邻国的外交关系等就不能真实记录。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的根基是文化和智慧的传承，一个民族国家可以在灭亡后复国，根本上还是因为文化没有消亡，文化凝聚力还坚强，犹太人能够在千年后复国，正是如此；而中国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被汉族融合，其关键也是我们的文化把他们的文化融汇了，他们的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中国近代的竞争失败，撇开实力的问题，外交的失败更加惨重，背后也是我们当初的天朝没有国与国的平等外交观念，只有藩国朝贡的观念，相关智慧积累不足，同时即使有几个有识之士，因为文化差异太大，也不能被国人所理解，见识成为了空想。而日本的维新接受了全盘的西方文化和智慧，也是他们国家成功的关键之一。在甲午海战之前，日本不仅仅在朝鲜外交上占了便宜，更是在琉球问题上不战而让高傲的大清朝低头，不但给了琉球，还给了50万两的赔款，你能够说甲午前的日本比中国强吗？

　　因此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文化的力量，认识到智慧传承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智慧的传承被破坏，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主体，而文化的传承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如果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不存在了，这个民族就要消亡，所以文化和智慧的传承，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根本精神因素。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统计规律上来看，文化的认同和智慧的一致性，在统计上可以使本来分散的个人产生一致的和正确的趋向，这种趋向越一致，统计平均后的力量就不会被抵消而变得越强大，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也就体现在全体的国民能否在很多问题上保持一致，或者说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一致，不一致就会异制力量的抵消造成内耗。一致性来自文化，而产生一致的力量要走对路，走错路更要跌入深渊，国民正确的一致性，则来自本国的智慧传承，因此国家力量昌盛的另外的基石，就是国家文化和智慧的传承。

 

 

四    基石之三：人才晋升的通道

 

　　一个国家要强盛，需要好的制度来不断选拔出最有智慧的人才。中国古代一直在摸索人才晋升制度，从战国的客卿传统到汉代的举孝廉，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发展了一系列的方法，世袭制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为权力者的后代不一定是优秀的，僵死的世袭制度不利于把权力交给能人。而西方从教会选举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快速选拔人才的方式。

　　良好的人才上升通道，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把社会上可能造反、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和精英等等都纳入进来，都拉入了博弈的棋盘，只要他们进入了体制内有了体制所带来的利益，他们就要死心塌地、不遗余力地维护这样的体制。就如隋唐建立科举制度后，唐太宗的名言：“天下的读书人尽入吾彀中”。如果没有发达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帝王集权难以维持2000年。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建立，也把原来需要暴力革命的社会因素，拉到竞选的公平竞争轨道上来，极大地避免了社会的动荡。没有了暴力的动荡，社会的财富就可以持续积累。因此人才的上升通道和合理的人才制度，也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石。

　　最后我们还是以统计的经济模型来说，人才的上升通道就是在统计上使得优势因子的权重得到加强，最后加权平均的统计结果肯定是更有力量；而把权力交给最智慧的人，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方向的错误，因此这样的系统也是最有效率的系统。

 

五    颠覆国家只要破坏基石即可

 

　　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石就是财富与权力的凝聚、文化与智慧的传承和人才晋升的通道，而颠覆一个国家，关键就是破坏这些基石，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最后覆亡，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因此破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国家的权力集中、财富集中出现障碍，在现代社会通过经济、金融的渗透是很容易破坏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集中；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渗透，则可以通过破坏这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实现；而人才的晋升，更是各国制度的竞争，一个国家的制度好，可以吸引人才，当今人才是流动的，而金融领域的利益和宗教领域的信仰，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是难以抗拒的。

　　古代的时候，各国的交往受到交通和通讯的限制，国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除了直接的战争冲突和间谍细作的活动外，大规模和全民性的渗透和颠覆活动是难以进行的，更多的是局限于这个国家的贵族层面。但是当今世界，由于互联网的便捷，全球瞬间联系到一起，通过文化和经济渗透颠覆一个国家变得非常方便，而且可以让渗透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核武器要毁灭全球世界战争越来越难以开打的背景下，颠覆活动变成了国家之间、各种力量实现自己目的最主要的博弈手段，而金融资本和宗教就是颠覆和渗透的主要力量和手段，金融资本和宗教具备了颠覆一个国家的能力，对于他们的强大力量我们是需要深刻认识的。

　　

　　

　　

 

第四章 　中华文明的基石

 

 

　　中国古代的集权制度能够维持2000年，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基础。对于维护中国集权制度的基石，我们也要深刻认识，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国家博弈和各种势力颠覆国家的种种手段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一    缙绅文化与家乡父老

 

　　说到家乡父老，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从字面去理解为亲戚和乡亲，但是当年项羽说“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在中国古代社会，父老有特别的意义。

　　“家乡父老”实际上是特指乡间各个宗族的族长。古代的中国社会是很强的宗法社会，宗族中有自己的家法，政府和皇帝承认宗族私法的效力；庞大的帝国得以维持，也要利用宗法和家族进行基层管理。“家乡父老”与中国的上层政治紧密相连，因为这些人中很多就是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当朝官员的亲属，他们在做官时见过大世面，回乡后也培养和资助族人子弟成为未来的官员，家族的祠堂平时就是家族子弟的学习场所。对于贫寒读不起书又非常出色的孩子，他们还提供金钱上的帮助，当年的岳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才的。

　　这又涉及到古代告老还乡制度的独特价值，它构成人才“从乡间到城市再回到乡间、从地方到中央再回到地方”的一个重要循环：乡间的士子科举做官，到老了要还归乡里，他告老还乡的同时，见过世面的孩子家人也一同回来了，在外面做官积攒的财富也带回乡里。而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循环，只有乡间的能人和物资向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的过程，没有返回乡间的过程，从而造成我们的乡间越来越贫困化，贫困不仅仅是指财富的匮乏，更关键的是人才的匮乏。这样的社会不均，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而古代的循环制度，保持了文化和智慧在全社会的有效传承，保持了全社会文化发展的均衡，古代边远地区的士子在科场也能畅谈时政，与士绅阶层的存在和告老还乡制度是密切关联的。

　　这些缙绅在中国的乡间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阶层，保证了乡间的稳定，也是最基本的基层组织，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乡间是非常稳定的，这样朝廷需要委派的官吏人数就大大减少了。而由于宗法的存在和罪责株连，各个宗族均要严格管理控制自己的子弟。于是，宗族在中国形成了基本的权力单位，保持了权力的适当集中和管理的效率。

　　在宋以前，中国的士族是很强的，比如唐朝的崔、卢等望族。与皇家的权力的世袭不同，士族要推举自己能干的代表参与政权，而士族之间也有激烈的生存竞争，汉代推举孝廉的制度就是生动的体现。各个士族对于子弟的选拔和培养，也是古代社会人才上升的重要环节，当年的袁绍、曹操等人就是出身于士族而由孝廉入仕，宋代的岳飞能够读书和习武成才也是仰仗族人的扶持。士族，也是中华历史文化和历史智慧的传承之所，也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基石。而家族的推举和支持，也是人才一个重要的晋升渠道和最初的晋升阶梯。

　　另一方面，士族成为了皇权的一种有效制约，隋末的大乱就与士族造反有关，而东晋和南宋能够偏安，也离不开江南士族的支持。后来蒙古的征服中，灭南宋最困难也是源于江南士族的抵抗，所以蒙古大力打击江南士族，到朱元璋登基后极度地加强皇权，甚至把这些士族杀光，不杀的也登记造册，增派徭役，最后破家。朱元璋打击士族的结果，就是明末天下大乱时没有士族来勤王，而清军过江也没有士族来组织有效的民间抵抗，清军占领天下后，也是大力打击汉族士族的势力，同时发展满蒙贵族为新士族。

　　到了民国后，由于人才、财物不断地从乡间流入城市，士绅已经离开了乡村，中国的乡间变得彻底的贫困化了，同时到了城市的缙绅们还成为了新政权的掠夺对象，现在他们已经不能成为一种特别的力量了，而当权者多为兵痞流氓出身，根本没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责任感也没有社会责任，国家稳定的基石动摇了，这也是后来不断社会动荡的基础，而对于想要造反的军阀，也要打破乡里稳定的基石才能够让民众跟随他们造反。

　　缙绅阶层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国家凝聚力的基础，乡土于他们有超越物质的利益链接，他们才最热爱自己的乡土和国家，而他们不存在了，造成现在的中国人哪里挣钱去哪里，当然国外比国内好，所以中国的成功人士均以能够定居国外为荣，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形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应当值得反思，一个高端人群都在想着到外国生活的国家和民族，谈什么爱国和凝聚力都是扯淡，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即使中国人在国外可能事业很成功，但是无法进入他们的上流社会，中国人的上流社会应当在中国！历史上的上流社会就是中国的缙绅阶层，现在中国需要的也是要有这样的阶层。而这样的阶层保持中国的文化和智慧的传承，才是中国国家强盛的基石。

 

二    古时“官”与“吏”的博弈制衡体制

 

　　说到官吏，通常不会想到官和吏的区别，官吏已经合成为了一个词汇，而实际上在古代“官”和“吏”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中国古代，官是指朝廷命官，通过科举、军功或世袭才能得到，而吏却是官雇佣的人员，也叫做幕僚。对应于现代的国际社会，官需要选举是有任期的，吏就是公务员是终身的职业。西方的官与吏的博弈和制衡关系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很好地解决了政党交替执政产生的政策连续性和衔接问题。而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官吏的概念分得不太清楚。但是在中国古代，官与吏就是天壤之别了。譬如，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代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常被呼为“狗吏”），待遇也极低（往往领不到薪水）。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监察官），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中国古代官和吏是互相牵制的，首先是在责任上，由于吏为官所直接雇佣，官要对自己雇用的人负责，所以一旦吏有什么过失，承担责任的是官，这个责任是非常清楚的，是完全的责任，绝对不是什么领导失察之责，吏贪污就是雇他的官贪污，吏枉法就是官枉法，责任都明确到个人，因为是谁的吏谁的幕府是很明确的事情，绝对不是什么集体领导找不到负责人。所以官对于吏的控制非常严格，即使是这样，还是有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在没有了这一层限制后，恶吏可以怎样地胡作非为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其实也未必能）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胥吏）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可想而知。所以吏的权利的扩大和不受限制，也是一个国家政权开始衰落的标志，因为官与吏的博弈制衡体制被打破了。

　　古代吏的来源很复杂，很多没有科举能力的人开始从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群体，最著名的就是绍兴师爷，如果说师爷是高级幕僚，而衙役就是低级的了。中国的进士连基本的算术都不会，但打算盘却是师爷的重要技能。因此科举成功而做官就一定要雇佣师爷，主要的有刑名、钱谷和书办等，他们掌握专业的法律、人口、文书等，这里面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因为中国的地方人口是由地方的钱谷师爷世代掌握，户籍和土地的统计是很不准确的，而中国法律是支持习惯法和宗法的，因此官到一地，离不开当地的师爷。

　　为了避免官与当地的吏过分勾结，中国古代还有非常严格的回避政策。县官的辖区必须离开家乡150里，州官的辖区必须离开家乡300里，到了巡抚一级，辖区就必须离开家乡500里了。同时还规定官员在任内不能娶当地女子为妻，在一地一般也不能连任超过两任。不在自己的家乡当官，为官的时间也不能太久，这样在地方的裙带关系就会受到极大限制。而古代的吏却有很多本地人，像钱谷师爷一般肯定是本地人，体现了地方的利益，官为朝廷任命代表中央集权利益，这就在官与吏的制衡上还多了一层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

　　古代实行以禄养廉，是针对官而言，吏并不包含在范围内。这样国家和地方的财力才有能力支持，官的禄才能够足够高到养廉。按照清代“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说法，那十万雪花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过亿元，因为那时候一般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两纹银，一两银子可以换1000个铜板以上，不到10个铜板就够孔乙己喝顿酒了。官在此高收入的基础上，谁会冒坐牢、杀头的风险犯案呢？而且他的吏犯案他要负全部责任，他当然要控制好自己的吏。当然，10万雪花银也包括他雇佣师爷等的费用，在收入上官与吏也是互相限制的，因此官员不会多雇不必要的人手。

　　中国古代的官吏体制远远比现在想象的严密，所以能够在那样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下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帝国。欧洲的大帝国一般是环地中海，地中海没有什么风浪就如大内湖，海上交通很便利，国家的交通和管理成本是低于中国的，而且人口远远少于中国，管理方式又采用分封而不是中央集权，这说明中国的文官系统和集权管理技术远远领先于西方。

　　中国古代的高效率还体现在官吏与平民的比例上，中国古代官民比例达到了1：900。一个政府如果没有限制，一定会不断膨胀下去，而官与吏之间的制约，在中国古代有效地控制了官吏数量和官吏的权利，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古代官和吏的关系也是一个限制地方力量的博弈关系，一个地区的吏经常是世袭的，因为他们了解地方问题，尤其是钱粮师爷，一个地方的土地人口的账本是家传不外传的，外来的官离不开他们，而书办一般是官僚自带的，刑名很多也要使用当地人，他们了解当地的习惯，衙役等等多是当地的世袭，这就是外来的官与本地的师爷间的博弈，这样的博弈平衡保持了效率，使得体制可以很好运行。而现在却是地方政府基本都是当地人，地方恶习和地方裙带不受限制地发展，在我们的中小城市基本上是当地的老住户办任何事情在各个环节都可以找到熟人取得便利，这非常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古代官与吏的博弈和制衡，很好地填补了在交通、通讯的限制下形成的皇权真空，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相对的公平、效率，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以中央集权的方式统治庞大帝国2000年的主流模式的基石。

 

三    国家和官僚的博弈制衡体系

 

　　古代交通和通讯不畅，要控制像中国这样辽阔的帝国，需要怎样的手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所谓帝国，就是一切重大政令出自中央，所有官职由中央委派，而共和国是地方官员由地方选举产生。西方的帝国是在近代才兴起，而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是帝国体制了。

　　中国的第一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给社会精英一个合理的上升通道，开始是通过地方推举孝廉，后来被更好的科举制度所替代，这样就把社会主要的能量吸收上来，造反的因素就被消除了很多。

　　中国的第二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政治运动，古代的党争是非常残酷的，依靠政治运动使官员互相监督，有效地遏制了官员的贪污和枉法。但是皇帝搞的政治运动只局限于官员本身，没有扩大到全社会，这是必须的尺度。所以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但是经济照样高速发展。

　　中国的第三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官僚控制体系，这个问题前面说过，官与吏的制约，制度化是非常强的。

　　中国的第四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舆论体系，舆论监督也是很厉害的，那时的舆论受体是皇帝，弹劾奏折更像今天的内参，给皇帝的奏章很多时候内容相对公开，专门有官员收集公布。我们现在以老百姓为受体的舆论监督是没有用的，老百姓还没有选票，还是要领导看报道。

　　中国的第五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实行愚民政策和建立道德体系，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对老百姓进行洗脑。

　　中国的第六个管理帝国的方式是宗法制度，通过家族的纽带来管理，同时还承认家族的私法，比如家族内如果确定某人犯了奸淫要沉江，那不算杀人，官府并不干预。

　　以上政策有效地维护了一个庞大帝国的长期稳定，但必须指出，这种稳定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的，在群雄竞起的时代，这样做会威胁民族的生存。

 

四    古时人才的快速选拔通道

 

　　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在考察中国竞争力的时候，往往会遇到悖论：一方面，中国人的聪明是举世公认的，竞争力应该很强；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集体竞争力确实不高。中国社会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结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长的机制，能人均需要抹去棱角，需要论资排辈，很难成为真正的领导。所以中国人的集体竞争能力不行，关键是不能把权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国的能人均要隐忍，但是如果能人都隐忍了，中国怎么可能有历史上的文明和辉煌呢？其中的蹊跷在于，实际上中国古代具备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选拔通道。

　　说到人才的选拔，很多人均会想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举的成功仅仅是人才发展的第一步。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为进士，职位在六七品之间，属于底层官僚，而要中进士，年龄一般均要40岁左右，相比古代人的寿命，这些进士人才能够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如何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快速挖掘提拔到足够高的职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就不得不提到翰林院制度了！翰林院作为皇帝的顾问机构，不但负责制诰、史册、文翰等工作，同时也是培养高级官员的摇篮。翰林院主官为翰林学士，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另有作为翰林官预备资格的庶吉士。庶吉士由皇帝或者认命的大臣通过殿试策问，在录取的进士中选拔。“进士点翰林”是最荣耀的，进入翰林院学习，就成为了天子门生，有了直接接触最高层的机会，可以出席帝国的很多重要活动，参加皇帝的私人活动，眼界得到开拓，也有机会得到皇帝和重臣的赏识。

　　庶吉士们在翰林院学习的不再只是四书五经这样的大道理，而对应六部的专门工作分类学习专门的知识，比如观政兵部的翰林庶吉士，就要学习排兵布阵，可以看到许多皇家秘藏的兵书和典籍，这些书籍在民间是禁书。所以明代和清代产生了很多著名的书生出身的带兵将领。古代很多重要的典籍只有皇家才有，尤其在清朝的文字狱和焚书后，民间的很多图书都消失了，但是这些书的孤本保留在皇宫内，翰林是可以阅读的，这正如我们现在还有只供领导阅读的内部读物，这历史是由来已久的。经过翰林院的学习，科举选拔的官员们在知识和技能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到下一届的进士点翰林的时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馆了，散馆外放的翰林至少为五品官员，比七品知县要高了两品，而时间只用了3年，翰林的晋升速度已经大大加快，而且这些翰林为皇帝和宰相熟识，将来晋升的机遇也多得多。

　　翰林的快速晋升还不仅限于此，在散馆后，翰林中的佼佼者一般再被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编修等职务，从这个职务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达翰林学士，相当于四品到二品的大员，相当于皇帝和宰相授课的辅导老师，同时翰林学士还有可能取得御前行走、上书房行走等皇帝近臣的职位，也就是当皇帝的随从，机会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员多很多。再者，翰林学士可以直接升任大学士，也就是当宰相，京官的升职比地方官快，翰林院里面的升职又比京官快，这样算下来，在翰林院这个人才的提拔通道中，10年内从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只用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今天的行政体系下，从处级干部到总理级别只用不到10年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

　　翰林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宽裕的，因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参与主持秀才和举人的考试，每次考试用不着舞弊，仅仅考取的人按照惯例给考官们的红包就已经非常丰厚了，同时还有沿途和所在地方官员的接待馈赠。同时翰林这样的考差也是一个游历天下、接触社会和广收门生的机会，所有经他考取的士子都成为了他的学生，这样的师生关系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也给这些翰林们将来执掌朝政储备了人才力量。

　　通过翰林院提拔高级人才，还有两个巨大的好处：其一，这些人从考进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实权，没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还是非常好的，理想没有磨灭，能够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和秉公行事，历史上很多直臣就是出身于翰林，这些直臣如果不通过翰林院的体制，在官场是无法晋升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出来的人过去也叫做“清流”。其二，这些人在翰林院接触和教导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考差又招收了众多的门生，所以通过翰林院晋升的人有自己干事业的人才积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才积累不是通过裙带关系和同流合污拉拢得来的。现在我们的中央党校和团中央也带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使命，但是强度和力量与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远了，更加关键的是现在能够进入这些机构的人，已经不是古代那样的寒窗子弟，已经受到了社会不良习气的污染，清静之地已经没有了。

　　古代翰林院制度虽然保证了人才的快速晋升，成为国家强盛的基石，但却无法产生最高权力，而最高权力的产生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对于一个专制独裁的体系，如果没有了权力的世袭继承，旧独裁者离开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其后的发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等限制权力独裁的体制要不走向动荡，所以我们争取民主的背后是在争取国家个人日后的生活生存环境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才是匹夫有责。

 

 

 

第三篇    全球幕后新体系   

第七章 　金钱与权力的游戏　

 

　　

一    货币促成资本社会的实现

 

　　一个国家要进入资本社会，需要有足够的货币支持作为前提，金融资本控制了货币也就控制了资本社会下国家的经济发展。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说到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总是以儒教的强盛、封建统治的强大作为理由，使很多人在反省中国的经济发展时，总是将矛头指向孔家店，致使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被错误地消灭了。今天，对于经济问题的认识已经上升到货币金融的高度，从这个角度再审视中国历史，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资本化，关键是货币问题没有解决。

　　要实现资本化，就要有大量的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增加，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货币的需求量也就急剧增加，如果这个时候货币的供给不能跟上，必然造成货币的紧缩，货币增值明显，就会有大量的人把货币储存起来，或者放高利贷牟利，造成利率高涨。中国古代以金银作为货币，金银每年的开采量有限，再扣除自然使用（如制造器皿），用作货币投放的量更有限，同时还有不少人把金银埋入地下储存，结果就是造成自然的紧缩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的利率是极其高昂的，宋代王安石变法时，王宰相给老百姓的优惠贷款利率为年息4～5分，即年利率40～50%，这优惠利率也是高得吓人；而当时的社会利率更高，如此高的利率会扼杀一切发展生产的冲动。

　　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货币也有价格，货币的价格也要受供求关系所决定，一个商品社会的形成，必定会对货币产生巨大的需求；货币需求不被满足，商品社会是无法形成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初期，货币需求问题是依靠从美洲和印加帝国掠夺大量金银解决的。这些掠夺来的金银，绝对不可能再拿到美洲去买东西，其效用就是源源不断地增加欧洲国家的国内货币投放，发展商品经济。对此，西方当然不会承认他们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掠夺的基础上。货币投放的增加使西方民间资本的力量增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

　　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没有人注意当初的货币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实际上只能说日本的运气太好，当日本开放口岸时，日本国内是金银价格倒置，白银比黄金贵，在外来大量白银流入换取黄金的过程中，货币价值按照白银价值确定，自然就带来了大量的货币投放。后来西方为了扶持日本制衡中俄给了日本大量的借款，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巨额赔款，也是形成了日本的货币投放。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获得足够的货币供应是分不开的。

　　反观中国，货币发展的历程是多灾多难！历史上有元代的恶性纸钞、朱元璋的宝钞破产；到近代同光中兴，结果赶上了胡雪岩事件，金融体系受到重创，本来依靠银票产生的货币衍生效应被终止，货币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利率暴涨，最后经济走向末路。中国的政府和皇帝不断威胁国内的货币信用，国内的货币供应无法解决，无法获得资本化所需的足够货币，是一定不能够进入资本社会的。想一下中国明朝才有2.5亿两白银在流通（黄仁宇《十六世纪的中国财政与税收》），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仅仅粮食就有5亿两以上，社会能够维持的关键就是自给自足、商品交易不多、货币需求不大，因此明末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出苗就非常好理解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的需求量靠原始的掠夺已经不能满足，西方各国建立起独立的金融体制，利用金融的衍生效应创造货币增量；在叠加了金融衍生后，金属货币的数量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时，金本位制的历史使命就到头了，货币完全成为了国家金融信用的产物。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信用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制于政府和党派，金融信用就会大打折扣，为解决这个问题，西方间接发行货币的机制就产生了。

　　部分学者认为封建强势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日本幕府时代封建势力强不？武士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向农商拔刀，社会的等级秩序比中国更严格，但是新兴的富商通过联姻瓦解了武士阶层，封建强势没有阻挡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所以一切是经济基础决定的，部分学者一方面大讲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又讲封建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完全忽略经济问题，没有货币怎么有资本呢？

　　全世界资本社会的建立，与货币的发展都是分不开的，在货币开始成为世界范围内价值交换的最重要方式和价值尺度时，金融就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金融体制和金融资本，实际上是卡住了国家的命脉。

　　而我们还要看到，历史上的战争赔款，如果战胜国处于重商主义模式下，限制所获得的贵金属流出，不使用赔款到战败国购买东西，那么历史上一次战争的所得，实际上就是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货币投放量。而这样的货币投放，在现代央行体制下，是非常方便就可以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到金融资本对于国家的影响力有多大，有关问题后面的章节还会详细分析。

 

二    金融的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往和协调、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进而使全球金融形成一个联系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价格趋于等同、巨额国际资本通过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运转，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金融领域的跨国活动也以汹涌澎湃之势迅猛增加。金融全球化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成为最为敏感的一个环节。金融全球化促使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一方面使欧美等国的金融中心得以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了大量急需的发展启动资金。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全球化的推动。

　　金融的全球化首先体现为出现了世界货币，原来的世界贸易依靠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货币结算，但是在世界贸易发达后，就需要统一的货币，而这个货币的发行权意味着对于世界的主宰权。为此美国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金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金本位破产后，美元和发行美元的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金融的主宰。

　　随着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诞生了大量有关贸易和金融的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调整世界贸易、金融的平台，世界主要国家均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跨国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也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一个标志。

 

三    金融资本控制的央行

 

　　在西方主流国家，现代的货币体制是国家间接发行货币，即以国家债券为抵押，按照国家的法律和监管，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国家与拥有央行产权的金融资本之间的制约关系。

　　西方金融资本对于国家的控制，比我们理解的要强得多，历来在西方，国王和政府都是可能破产的，比如在“30年战争”以后，法国国王就破产了，又比如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冰岛即面临国家破产，美国加州政府也传出破产传闻。这些在中国的历史框架内是无法想象的，自古中国就没有皇帝破产的概念，因为臣民的一切都属于皇帝。而在西方，国王需要钱也要借，国王如果破坏这样的规则就没有人借钱给国王，并且该国的富人就会带着财富离开。国王和政府如果破产，国家的财产也是要用来偿债的。国家还不起钱也要如商业机构一样破产，本身就是金融资本限制主权国家的根本体现之一。

　　提到金融资本控制央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联储，美联储即美国中央银行是一家注册在特拉华州的私人企业（Private Company)，它和美国联邦政府机构根本不是一回事。尽管美联储的主席是由总统任命，国会核准，但它仍然是一家私营性质的公司!美联储的核心是7人委员会,12家美联储银行，和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12家美联储银行全部是私有公司，由各自地区的主要银行组成。其中纽约美联储银行势力最大，实际上代行中央银行的职能。7人委员会的成员全部出身于银行和金融圈子，由总统任命，国会核准，主要负责重大货币政策。公开市场委员会则是7人委员会决策的执行者，它主要是授权纽约美联储银行实施具体操作，这就是金融资本与国家政府的一个互相制衡的框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是这样的体系。

　　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人能够离开银行和货币，而央行是银行的银行和货币的最终发行者，所以央行掌握国家金融命脉，与国家发展、经济冷热相关的各项金融政策都出自央行。由于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发行美元的美联储对于经济的影响力也超越了国家，世界经济也要看美联储的脸色。而与此同时掌握美联储股权和信息的是世界金融寡头，他们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代表力量，这表明这些金融资本通过美联储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幕后主宰。

 

 

四    交易所、跨国公司与国际资本流动

 

　　美国证券交易所私有，并且可以在全球上市，而世界各国的交易所也垄断了世界的金融交易，而现在更是掀起了交易所兼并的浪潮。表2-1是世界最大的交易所的名单。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交易所的金融交易的繁荣，在此进行的交易额远远大于实际的贸易额和国家的GDP，天价交易把世界的一切财富活动都囊括其中，放到了金融博弈的平台上，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一体的金融世界，金融交易脱离了单一国家的控制，是多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

　　在国际贸易发展后，国际投资和融资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普遍，造成了国际金融资本可以在国家间快速流动，国际投资的产权也金融证券化，从而也要求证券交易的全球化，现在国际化的大公司一般都在全球多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市，而不同国家的证券交易所也有联合兼并的趋势，国际投资银行在多国开展业务，国际间的资本流动更有热钱和游资的出现，投机也更加汹涌。

　　国际投资证券化以后，给产权的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国际资本在国家间流动和投资变得非常容易，这些国际资本对于国家的冲击可以是灾难性的，比如：索罗斯对于英镑的攻击和亚洲金融危机。

　　而在二战后跨国公司兴起了，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注册，形成庞大的产业集团，公司可以轻易地调整企业在不同国家的产业比例和份额，可以直接对所涉及的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样的垄断巨头也在国际社会发挥着超越国家的影响力。

　　产业和金融资本在国家间流动，成为左右国家发展和强盛与否的幕后推手，他们对于国家的影响力在二战后变得越来越强大，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这些资本流入，甚至不惜大搞国民歧视牺牲国家的长远凝聚力，由此足见金融资本的强大力量以及对于国家政权的左右能力。

 

五    金融资本对于选举的渗透

 

　　西方国家的选举所需要的竞选经费越来越庞大，一次美国总统选举，费用开销数以亿计，而议会议员的选举也需要上千万美元，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州县选举，所有的选举经费加起来，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此巨额的选举费用，竞选人一般不可能以自身的财富来承担，选举和执政所需要的金钱支持，主要来自竞选募捐和选举献金，这其中就离不开资本利益集团的身影。虽然西方法律对于金钱支持有很多限制，但是限制一般在于不能给具体的利益回报和给具体人以回报，但是对于抽象的有倾向性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则是没有限制。更进一步讲，竞选人通过对于某些倾向性政策公开表态以换取相关的资金支持，已经成为合法和公开的游戏规则。虽然美国对于政治献金的金额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但是要知道，金融资本支持的不是某个政客而是整个政治群体，这个政党有成千上万的成员要参加各种级别的选举，都需要他们的资金支持，这样的支持加起来就是巨大的数额，也是更加坚固的基础。而美国还有很多专业的咨询和游说公司，这些机构与政府官员也有很多特别的联系。

　　最近美国选举的趋势，两党的支持阵营有了明显的区别，不但是地域上有各自的传统地区，而且在产业中也有各自的地盘，有支持军工和石油的，也有支持科技和金融的。两党选举博弈，实际上成为相关金融资本间的博弈，只是利益集团的博弈隐身在热闹的选举幕后而已。

 

六    国家与金融资本瓜分货币红利

 

　　前阵子有一本叫《货币战争》的畅销书，书中把西方间接发行货币的体制弊端描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当把间接发行货币的弊端与我们的直接货币发行体制相比，更是显出了我们直接发行货币制度的优越。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西方的政客就那么傻吗？金融的力量确实巨大，但是仅仅依靠金融控制一个国家，却是天真的想法，这样的错误犹太人在二战前已经犯过一次，世界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傻瓜。今天西方的货币发行制度应当是各方博弈制衡的结果。

　　西方的货币发行模式，是以政府的债券作为抵押发行货币，政府是不能还清债券的，如果还清债券，货币也就随之而消失！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债券抵押的货币发行模式下，金银的货币作用并没有被取缔，只是由于著名的“劣币逐良币”效应，金银退出了金融货币市场，但是一旦债券没有了，金银还会回来的。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无法还清所有的债券，这样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的。

　　而发行债券劣币的好处，全部让金融资本赚取了吗？在金银货币的模式下，国家发债就一定要从社会上收回金银货币，再使用这些货币购物或支付国家费用。但是在债券货币发行模式下，政府发行债券从市场上收回货币后，这些债券可以抵押再次发行货币，而国家通过债券取得的货币在国家支付各种费用后也回到了市场上，这样市场上的货币会因为国家债券的发行而增加，这与金属作为货币时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为了限制货币量的增加，一般禁止政府直接发行债券给央行换取货币，而是通过其他机构购买了债券后再到央行抵押发行货币，货币发行的过程从直接变成了间接，设置间接的方式主要是为了限制政府以权力要求央行发钞购买其债券，如果那样就变成了政府印钞。

　　我们应当看到，政府的债券发行给整个市场带来了货币增量，而物资财富并没有由此增长，其结果就一定是货币的贬值。货币贬值的损失是由全社会的货币持有者来共同承担的。对于发行货币的央行，发行在外的货币是其债务，货币贬值就是央行的债务贬值；同时货币贬值也使得政府的债券贬值，从而使得政府的债务贬值，结果是政府和央行在债券抵押货币发行的过程中共享了贬值的好处，实际上是一同瓜分了货币发行的红利。

　　在债券抵押发行货币成为世界的主流后，经济学的理论发生了变化，政府和央行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首先，以获取贵金属为基础的重商主义消亡了。之后的凯恩斯理论，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的赤字政策，实际上就是大量发行债券，这些债券通过抵押货币发行的模式又成为了大量的货币，市场的货币投放量大增。再后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更是主张不断地增加货币投放量，促成市场上货币的有序贬值。这些理论和倡导的政策做法，会产生大量的货币发行红利，政府的债券和央行的货币债务都是获益者，红利被他们分享了，这应当是一个双方获益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准确地说是政府与金融资本的共谋，而不是《货币战争》所说的金融资本单方面的操纵和控制。

　　以债券抵押发行货币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以往的金属货币是具备资源属性的，变成债券的信用货币没有了资源属性，“劣币逐良币”的结果是金属退出货币，西方国家可以以货币的发行兑换他国的资源，享有巨大的利益。所以在此模式下，当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以货币负债占有资源的国际博弈就开始了，由此获得的利益也为国际金融资本和国际货币发行国政府所分享。

　　大家都知道，经济越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货币供给不足就会限制经济发展。如何增加市场的货币供给呢？用可以无限增加的国家信用替代不能增加的金属作为货币的基础，也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出路。国家直接发行货币本质上也是国家的负债，与债券的性质是类似的，除非一个国家不保证它的货币信用，否则发行出去的货币就是国家的负债并且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未必比债券的利息小。

　　以债券为基础的货币实际上满足了社会对于货币投放量的需要，只要发行量合理，对于社会经济就是促进而不是掠夺，政府和金融资本所取得的货币红利是有经济发展支撑和利益来源的。社会货币供给充足的最大效果就是极大降低了社会利率。在金属货币时代，受金属保有量的限制，货币总量有限，利率奇高，而以债券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确立后，把社会从传统的高利贷者的盘剥中解放出来。所以不要只看到货币红利的巨大收益，还要看到其所带来的价值和社会效益。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在国家以债券抵押发行货币的基础上，原来在贵金属货币时代国家难以控制的货币量就可以通过债券数量和央行的贴现率等货币政策控制了，社会经济的货币大权被政府和央行掌握，国家以暴力维持的强权就可以逐步让位于金融控制权力，这是现代社会摒弃血腥暴力的重要基础，同时国家的权力也通过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金融货币而得到加强，只不过国家的权力是与金融资本一同分享的。

　　所以，间接货币发行不是政府被私人金融机构所掠夺，而是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获利和博弈的过程，也是造福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后，美国甚至开动印钞机，让政府的债券直接发行给了美联储。政府与金融资本的博弈保证了货币发行的权力彼此受到限制，也保证了货币的稳定。在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国家，更容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那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多发行了货币，更有社会投机的推波助澜作用。而在间接发行货币的资本社会，属于私人的金融资本从直接发行货体制中的投机者变成了货币体制的维护者，要和政府一起维持货币体系，金融资本的实力强大且渗透到产业的方方面面，金融资本与政府一起维护货币体系，实际上就变成了所有产业参与维护货币体系，产业不囤积居奇进行投机，货币体系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概率就会极大地降低，因此间接发行货币比直接发行货币的货币体系，稳定性要高很多。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货币红利是对于社会的掠夺，也要看到这样的博弈限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增加了货币投放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国家与金融资本共同发行货币、共同牟取利益也共同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维护货币市场的稳定，货币市场的稳定对于全社会都有益，而纸币提供足够的社会货币投放量也是满足社会需要，为了这样的利益，即：满足经济发展的货币投放需求和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社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合理的，这个代价就是让政府和金融资本共同享有货币发行红利，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免费的晚餐。而对于国家和金融资本发行货币数量的限制，就在于社会的承受能力和他们维持货币市场的能力，否则出现经济危机，金融货币体系崩溃，遭受损失最大的也是国家和金融资本。

　　因此，最重要的金融行为——货币发行，是一个金融资本与政府合作和博弈的产物，这样的产物既攫取了货币红利，也给社会带来了经济发展，同时还加强了政府和金融资本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七    强大的贵族家族成为权力载体

 

　　这里说的贵族家族，不是狭义的贵族而是广义地指这个时代掌握世界的顶端人群。在这个世界上，控制最终权力的只能是人，而所有的权力集团都需要载体，贵族家族凭借着权力、财富、影响力的积累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力量博弈的载体。

　　世界各国一般都回避了对于贵族家族的讨论，他们中只有极少人为大众所熟悉，比如前段时间炒热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坐在书斋和研究机构里的学者，因为进入不了他们的圈子，了解和研究也甚少。

　　西方贵族家族内部有非常紧密的利益纽带，对家族利益的忠诚甚至成为信仰。他们人数广泛，富可敌国，使得他们对于世界的影响难以察觉。这些家族都有各自传统的影响势力范围，有的是政治世家，有的是金融世家，还有的是宗教世家，他们对于世界的影响就如流水无形，是一只操控世界的看不见的手。而现在整个世界的博弈，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手在纵横捭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无法回避与这些西方贵族家族的接触和碰撞。

　　中国崛起将深刻影响世界资源利益格局。今天美国以不到3亿人消费了45%的世界资源，如果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崛起，人均资源消费也接近西方水平，那么现在西方的消费模式将无法维持。本次的危机，表面上是金融泡沫的危机，背后其实就是资源再分配的危机。

　　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商品遭到抵制、中国人在国外的商店遭到袭击、中国在海外的收购遇到阻挠，等等，说明在西方民众中，对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带来的改变，是有着担忧和切身利益上的冲突的。

　　而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贵族家族想法却不一样，西方老百姓是否还能够享受“车轮上的乡村豪宅生活”，在贵族家族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有控制世界的权力，要能够控制更多的人口、控制更多的地区，他们需要的是世界都承认他们的规则，这样他们才能够处于世界食物链的顶端。

　　这些贵族生存的根本是他们的博弈规则，这个规则体现了所有贵族集团根本的利益。中国能够接受他们的规则，他们就能够让中国按照规则博弈，中国需要的就是博弈成功，同时推动中国的力量加入到世界的这些寡头群体里面去。

所以我们要认识权力在哪里，权力的载体在哪里，对于这些载体本身，规则决定了他们的财富拥有，他们在规则上进行权力博弈，而规则也决定了他们是权力的载体，决定了他们博弈的主体身份。

 

 

 

第四篇    霸权的历史

第十章　从大陆霸权到海洋霸权

 

 

一    古代战争屠杀的经济背景

 

　　如果读过史书，就知道历史上的大屠杀不胜枚举，每次大型的征战总是伴随着一路的屠城。对此，一般都以侵略者的残暴、野蛮和血腥来解释，但是对于其后的必然性却没有思考，尤其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文化发展进步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中国，仍然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里面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征伐要成功，首先要考虑如何能够继续征战，对于占领的地区，如果都分重兵把守，那么军队很快就分散开来，战斗力减弱容易被各个击破；如果不分兵把守，那么被征服的城市和地区又很容易组织起来再进行反抗。尤其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很容易置备，急了眼揭竿而起，木棒竹竿也要对付一阵子。因此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把人杀光，征战的后方没有人了，就安全了。

　　进一步考虑的是如何控制征服的地区，征服者的军队是非常有限的，要控制广袤的地区，必须将占领区的人口疏散。人口不集中，就组织不起来抵抗。屠城会使得受到攻击的城市异常恐慌，城市人口逃散到农村去，同时逃散时带走粮食等城市内的大量战争资源，从而使城市人口大量减员、物质大量抽空，缺乏兵员和物质补给。当年明将祖大寿等人在锦州、宁远等地对抗清军时由于辽民逃散，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认为屠城后其他城市会死战到底的想法是非常主观片面的。清军攻城时，一方面是威胁屠城，另一方面却从来不四面围攻，总给城内的人留下逃跑的余地，结果大多数城市因逃亡而失守，包括扬州。

　　等城市人口逃散到了农村，城市成为一个个空城时，占领和控制就变得容易了，只需要在各个中心节点建立兵站，哪里有反抗的迹象，就派兵过去把人杀散，这样占领区永远起不了大的波折，就如清代的驻节将军、提督和日战时期的日本据点等，只有如此才能够以少量的军队控制广袤的地区。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以战养战的需要。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消耗较小，最主要的战争物质是粮食，在粮食生产有限的情况下，一下子多出来了几十万征服者的大军，供养它们的粮食从何来？将城市人口屠杀后，因为城市本身的粮食供应还存在，这样才能够多出来征服者的粮食。

　　实际上所有的征服者对屠城的必要性都心知肚明，但是不会说出来。日本侵略中国，也是早就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极其透彻了，他们在南京屠杀30万人，完全是有组织和计划的，南京被屠杀了30万人口后，才有他们30万侵略军的军粮。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地区在以后的抗战中作为日军的后方组织不起来抵抗，同时造成中国人口大量往四川等地逃散，增加了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经济和军队的负担，这些事情日本鬼子是很清楚的。

　　我写这些文字，就是要让朋友们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战争不仅仅是三十六计一类的计谋，也不光是电子游戏般的打打杀杀，在血腥的攻城略地背后，有更加残酷和深刻的经济因素和持久的心理阴影，绝不可以轻言之。

 

二    西方国际公法的演变

 

　　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战争的游戏规则非常陌生，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交战没有太多规则，像“兵对兵将对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等，也只是属于道德的范畴，与西方的交战规则有巨大的差别。

　　西方从希腊城邦时代起，战争就是规则性很强的一种游戏，那时候各国甚至可以在奥运会的时候暂时中止战争，等奥运会后再开打，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古代的情况是兵不厌诈，比如刘邦可以签下合约转脸就撕毁，直接追击撤退的楚军，可以没有底线地不择手段地追求胜利，而对于被占领的地方，也可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西方在近代逐步发展起来了关于战争的一整套规则，并且书面明确了下来，这就是国际公法中关于战争的部分。战争法是以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为主要形式，调整战争或武装冲突中交战国之间、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关系和战时人道主义保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而且国际法学界一般认为，战争法是“强行法”。

　　战争法中对于交战过程中的限制，包括禁用的武器和交战方法等等，本人不在这里讨论军事话题，就此省略，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战争法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西方战争中的人道主义是在不断进步，平民在战争中的地位受到了非常的保护，并且对于平民的保护逐步成为国际条约的约束。

　　保护平民的著名的《马尔顿条款》首次出现于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序言,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予以重申，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2款再次重申:“在本议定书或其他国际协议所未包括的情形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支配。”更加完善的《日内瓦公约》中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1949年日内瓦第4公约），共有159条正文和3个附件。在1899年《海牙第2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4公约》附件中只有一些零散的保护平民的条文。此公约是对这些条文的补充和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包括准予安全离境，保障未被遣返的平民的基本权利等；禁止破坏不设防的城镇、乡村；禁止杀害、胁迫、虐待和驱逐和平居民；禁止采取使被保护人遭受身体痛苦或消灭的措施，包括谋杀、酷刑、体刑、残伤肢体及非为治疗所必需的医学或科学实验等；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荣誉、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切情况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需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是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占领国不得强迫被保护人在其武装或辅助部队服务；禁止集体惩罚和扣押人质等。

　　战争中人道主义进步的背景是什么呢？真的就只是简单的人性进步吗？没有背后的经济力量吗？一旦我们看到沙俄对于我国海兰泡平民的屠杀，殖民者对于印第安人的屠杀，还有希特勒对于犹太人的屠杀等等，就能明白，西方保护平民的游戏规则，首先是针对基督教世界而言，基督教势力之外的“野蛮人”并不包括在内。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整个保护平民规定中的一个精髓，就是在战争中所谓的“平民”的财产要受到保护，不能被抢掠，这实际上是国际金融资本力量的体现，是保护金融资本的利益在战争中不受侵犯，即使是战胜国的资本家，也不愿意政府有权力抢掠战败国的资本家，因为只要政府有了这样的权力，有朝一日就可以如法炮制对付他们的财产。而且战争的胜败难料，这次是战胜国，将来有可能就是战败国，所以抢掠“平民”财产的情况是不允许发生的，更何况当今资本国际化，战败国也有很多资产的权属不在该国，这些都促成了平民的资产特别需要在战争中得到保护！所以人道主义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资本没有权利，平民就只能被奴役和屠杀了。

　　对于平民的保护，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赔偿制度，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索赔再也不能是敲诈勒索，而是有了一个准则。这个准则首先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谈中，对于战争损害的各种项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部第一篇的附件中被详细地罗列出来，这其中既包括了对一般性的违反战争法规行为的赔偿，也有一些新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由于陆上、海上、空中的攻击和军事行动等战争行为，致使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的伤害和死亡所受之损害；（2）由于残暴、侵害或虐待行为，而使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3）对于卫生上或对于荣誉上所有被害之平民及其负责赡养者所受之损害；（4）战俘因被虐待所受之损害；（5）由于战争被害，不论残废、受伤、患病或残废之军人及其负责赡养者的抚恤金；（6）协约国政府对战俘及其家属或被抚养之救助费用；（7）协约国政府对被动员或随军服务者家属及其抚养者的供给金；（8）被强迫劳动而无公正报酬而使平民所受之损害，以及作为敌对行为或军事行动的直接结果而遭受的损害；（10）对平民征收与罚款或其他类似之勒索形式所受之损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支付手段包括黄金和外汇的划拨（现金赔偿），同时辅之以实物。但是在德国的赔偿出现各种问题后，根据在雅尔塔说明的原则，二战后的战争赔偿则基本上是建立了以实物赔偿的制度。实物赔偿主要是战胜国通过它们在各自占领区内取得的先取财产来实现的。这种赔偿制度使用的技术方式包括设备转让、工厂拆除、交出商船、扣押轴心国在国外的财产等等，其具体的处理方式在不同的索赔国和赔偿国之间各有不同。

　　由此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战争规则中保护财产和公民人身权利的规则进步，但是同时这种进步也是符合金融资本和宗教的利益。能够促使保护平民成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只有宗教、金融资本等权力力量才能做到，真正的平民在战争中生命都没有保证，是不可能有实力来约束交战各方的。

 

三    金融资本利益下的战争赔偿

 

　　由于战争国际法的发展，平民的财产权利得到了保障，保障平民的条约对交战双方都有效，平民的资产如果不能掠夺，战败国家又没有钱，赔偿实际上就成了空中楼阁，所以二战后战争赔偿规定了赔偿尽可能减少的原则。由于轴心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的损失巨大，各受害国得到全部赔偿根本是无法保证的，于是便有了各种形式的削减。削减赔偿的办法包括如下几种：第一，通过说明债务原则的文件本身来确认责任国对这笔债务不能清偿（如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第二，通过协定，将战败国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一个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极小数字。如意大利与法国之间，早在1948年时法国认为意大利应支付其4000亿法郎，而根据1950年11月28日签订了一项法意协定，法国把意大利向其支付的损失赔偿总额确定为35700万法郎。此外，根据相关的协定，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欠苏联的赔偿总额也被减少了达50%。第三，由债权国明确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要求，如英国放弃对意大利的赔偿要求，印度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国家求偿权等。

　　减少赔偿背后还有更多的利益需求。在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力图推行全球一体化的自由贸易，以及推行金融全球化和世界货币。保证各国不因为胜败赔偿而造成金融资本市场的差异，对于推广金融美国模式是最为有利的，也最符合金融资本的利益，而对于战败国的附加要求是开放金融市场，这个要求以监督战败还款的名义进行。二战后，战败国的金融主权受到限制，但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的博弈，谁胜谁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如本书开始讲的德国崛起过程一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与国家利益的分离。

　　根据传统的战争赔偿办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赔偿准则，那就是在战争开始前已存在的国家才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赔偿就把波兰和捷克斯洛克从索赔名单中排除了。所以我们在谈论放弃对于某个国家战争赔偿的问题时，首先要看看你是否有这个权利，你的国家是在战争中建立的吗？你与原来的国家的法律关系是继承还是自己创建？如果把本来没有赔偿变成了自己大度地放弃，不就已经是一个胜利了吗？而战争赔偿条约明确规定了战争赔偿包括民间赔偿，为什么还要再次民间赔偿？如果是保护平民的资产，那么战后对于他国在境内的私人和法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如何处理呢？不承认新建国家的索赔权力，目的也是为了减少赔偿，但是一旦有了金融资本等的需要，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为了维持韩国的金融稳定，韩国就超越国际法的规定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

　　对战争赔偿的淡化，实际上是要保证金融资本的利益，保证资本在战争中不要受到损失。二战以前经过宣战的战争是合法的，有一套关于如何宣战，如何投降，如何对待占领区的国际性的法律。二战之后，联合国宣布一切战争行为都是禁止的，所以也无所谓“合法”或“不合法”的战争了。但实际上战争又是禁止不住的，被压迫民族要追求解放，美国为“保卫民主”要发动战争，你去禁止谁呢？所以现在本身就是个“无法可依”的状态！而所谓战争的合法与非法，背后就是看它是否符合金融资本的利益，但是台面上的说法是民主和人权。民主和人权就是资本财产权利的外部表现，更多的真正的民主人权是没有实际力量关注的，只是需要这个外衣罢了。

　　在国际战争规则环境下，各国都是采取把国家的财富隐藏在民间的办法，因为国家的财产在战败后要赔偿，私人的财产却不用赔偿，金融资本的力量得到发挥；但是私人是本国国籍，企业是本国企业，都要受到本国政府的管辖，如果把国家收税看作是国家取得所有权红利的方式，民间所有与政府所有就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了，这是一个国家与金融资本财富制衡的博弈。

　　而把资产全部国有化，或者主要资产国有化，一旦战败就只有全部赔偿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二战后西方强国争相变成了债务国，很多政府是资不抵债地维持着，只要当今世界的战争游戏规则不改，你即使战争战胜它，也捞不到什么赔偿款项。如果政府是一只肥羊，那么就会是人家惦记的对象，一旦有战争，就等着给别人吧。当今的战争规则，不仅是一个国家制定维护的，也不仅是交战双方制定的，还有世界各国和全球的金融资本在维护它呢，又有谁能够改得了呢？

 

四    制海权与海洋经济的兴起

 

　　随着美洲大陆的地理大发现和可以绕过阿拉伯人主宰的贸易通道的航线开拓，航海的意义变得越来越重大，逐步成为了西欧国家的经济命脉。

　　在航海大发现以前，阿拉伯人控制了东西方的贸易，陆地运输不仅仅运输成本巨大，沿途国家掠夺式的税收也极大地抬高了贸易成本，等到远洋贸易开始，一次远洋贸易的利润可以超过投资的60倍，这足以让所有人不顾风险而疯狂。

　　美洲大陆的地理发现也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白银和黄金，早期的殖民者到美洲主要就是攫取白银黄金，掠夺来的黄金白银既不是资源也不是贸易品而是货币投放量！在只有金银可以作为货币的年代，一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货币投放量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不像在现在的社会，政府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了。

　　海洋贸易（包括西方视为贸易的对于殖民地的掠夺）基本上是被国家所垄断的，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其贸易利润高达几十倍，实际上的经济效果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意义了，这是国家回笼货币的一种手段，一种非税收非金融的手段，通过国家垄断的海洋贸易得到高额的垄断利润，货币从民间流入了政府，然后政府再以各种开支服务于社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货币再流入社会，由此循环不息，资金的流动比封建制下自给自足加快了很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社会的形成和国家的强盛。因此国家垄断的高利润行业是有介于央行和税收之间的经济金融作用，在现代税收体制和金融体制没有建立之前，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是在现代，中国也依靠非议很大的垄断建立起来的电信和高速公路系统比邻国印度更早腾飞，所以垄断对于经济的作用是要放到历史环境中去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为了回笼货币，西方最初的海运贸易商品多为胡椒、茶叶、烟叶等当时绝对的奢侈品，西方最初的国家垄断海运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烟酒专卖，改革初期烟酒也是国家回笼货币的手段。在央行体制没有完全建立的历史阶段，没有央行的各种金融工具回笼货币也没有央行的信用货币发行机制，货币回笼需求是非常迫切的。而对于内陆国家，所必需的贸易要从海洋国家转口被扒皮，造成金银等贵金属外流和国家货币匮乏，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致使出海口成为国家的命脉。

　　由于海洋贸易的上述作用，过去海军不能独立于陆军单独打赢战争的理论就不成立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命悬海洋，各个内陆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出海口，一个国家的出海口被封锁将是致命的，如果不能通过垄断的海洋贸易回笼货币，国家的经济运行就会出大问题，国家财政就要破产！这就使得制海权变得无比重要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古代，当时的统治者面对倭寇的优势海军和郑成功的海军，应对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迁界禁海，把海岸边几十里的居民都迁走，最后以坚壁清野的方式取胜。但是到了鸦片战争，即使是清朝闭关锁国，但是巨额利润下海边的走私是屡禁不止，海岸边都是富庶地区，迁界禁海的战略根本无法实施，不得不接受英国海军打败天朝的现实。如果是陆战，英国的武器再有优势，占领中国这样大的地方，那一点军队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而增派大量军队占领陆地，英国的财政又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万里远征，英国对于其他殖民地的占领，也是只能依靠海军完成，只要保证英国贸易的生命线就可以了，大规模的陆军军事统治英国人力量不足。

　　因此资本是随着海洋经济和制海权同步兴起的；通过海洋贸易、制海权和建立海外殖民地，西方宗教也在全世界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连非洲的黑人都逐渐信仰了西方的宗教；而整个世界也通过海洋连接为一体，原来没有边界接壤的国家，也经海洋紧密相连，这给将来的资本、宗教的全球化创造了物质基础。

 

 

 

 

　　

第十一章　海洋霸权衰落后的后现代战争

 

 

一    新的战争模式在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战争模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国家间的战争不再以取得对方的领土为主要战争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在战败国建立新秩序，这个秩序有利于战胜国的金融资本掠夺战败国的财富和资源，掠夺的方式就是一个资本运营的方式。占领领土这样高昂的战争方式已经不存在了。

　　二战后，美国也试图依靠军事占领地区，但是在武器发展和游击战略下，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都吃亏不小，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在越战后受到了很大挑战。之后，美国改变了方向，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巴拿马和格林纳达等战争中，美国更多的是建立秩序，其后科索沃战争的空军制胜更是如此，只要秩序建立了，美国就撤军，只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由于恐怖主义的力量，美国希望的新秩序迟迟不能独立稳定运行，让美国陷入了泥潭。

　　不要殖民地而只是建立秩序的做法，是宗教和金融资本力量的体现。因为只要你进入我的游戏规则，我的金融资本就可以在你那里实现原来的殖民利益，根本不需要代价高昂的军事占领；同时我以推行民主的名义建立新秩序，背后的选举实际上被我的意识形态操纵，这就是宗教力量的延伸。所以现代战争的改变，背后是新的博弈下产生的新规则。新规则让财富分配方式和分配规则变得越来越重要，谁能够制定游戏规则，谁就有绝对的优势，战争实际上就是要规则的制定权和规则的实施权，而牵动全球神经的冷战，更是由一场规则之争在背后主导，是市场经济规则与计划经济规则的一场没有硝烟的角力。冷战没有真刀真枪打起来，除了核武的因素，更有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介入后全球博弈变化的影响，这在下一节会仔细分析，因为经济战和经济手段更加重要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近代以后战争的屠杀越来越少，这背后也是有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的影响，现在宗教都宣扬人道主义，人道战争的辅助组织红十字会实际上也是有宗教背景的，红十字本身就是基督教的十字架标志演化而来的；在伊斯兰地区相对应的就有了红新月组织。人道主义的背后是宗教力量的延伸，而保留劳动力和给劳动力自由是金融资本的需要，连当初实行奴隶制的美国都要不惜内战来废除奴隶制，背后就是金融资本的需要，把人杀光、烧光、抢光，金融资本怎么赚钱？谁来干活啊！因此战争形式的变化更多源于经济环境的变化，现在战争中的粮食紧缺问题已经不严重了，也就没有屠城保证粮食供应的经济动机，同时屠城又被宗教和金融资本所不容，因此屠城在现代战争中基本绝迹。但是如果经济条件极度恶化，也会发生屠杀的例外，如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面临粮食极度不足的状况，竟然通过各种形式屠杀了四分之三的国民，如此残忍的屠杀即使在古代也是难以见到的。因此经济还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二    制空权模式与城市经济

 

　　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发起的系列战争中，美国更多是依靠空军制胜，在传统的战争理论中空军是不能单独打赢战争的，但是现在能够做到，原因是现代社会中城市体系的薄弱，一个大型城市如果运输供应被切断，如没有了水、电、煤气、粮食、清洁等的支持，居民连做饭、喝水、上厕所都会有问题，根本不能生活。就在几十年前，城市还不是这样的情况，古代的城市更加不同，因此美军在科索沃可以仅仅凭借空袭就达到最终的胜利。

　　当今的城市分秒离不开市政的支持，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交通、供应、物流成为城市的生命线，城市的日常运转是高度集中化和金融化的。因此，空军的打击完全可以让一个城市瘫痪，以前筑城坚守的战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旦遭到强力的空中打击，城市人口根本无法生存，而由于现代城市的人口规模太过庞大，也无法有效疏散。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今天劳动生产中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劳动分工的发展极大提高了生产率和科技，但是也使得个体所掌握的技术越来越单一，离开了其所处的工作环境，个体的劳动者就什么也不是。因此通过战争把原有的生产组织和程序打乱，那么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就成为了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的人，社会的生产能力、文化、技术等等就会极大地倒退，试问现代城市人有几个会种粮食？如果城市被破坏，自己都不会种粮食让自己吃饱，完全没有生存能力！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强力的空军破坏，可以使得社会的生产分工和组织环节混乱，经济大倒退。没有了经济基础，战争肯定是失败。

　　所以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体制远远比历史上自给自足的时期要脆弱得多，一旦破坏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这个国家就只有投降，所以当今的制空权战争模式，已经不是在战场上作为交战双方的压制力量，更多时候是发挥破坏敌国经济基础的作用，而经济基础是战争的根本，依靠制空权能够单独打赢战争的实质，就是在当今的城市经济模式下，仅仅依靠空军就可以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让老百姓吃饭都出问题，让社会退回石器时代。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基础的攻击，其他经济手段实际上也可以实现，因此现代战争变得多元化了。

 

 

 

三    霸权博弈下恐怖主义的战略

 

　　“9·11”事件以后，国际战争更多是出于反恐的需要，而恐怖主义的盛行，也是有背后的利益博弈。20世纪以后恐怖主义的盛行也要从利益上分析。

　　我们发现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有宗教背景或者类似宗教的泛宗教背景，比如：原教旨主义、宗教与教派差异、邪教、极端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因为没有宗教的精神力量支持，一般人是不会置生死于不顾从事恐怖事业的，仅仅依靠金钱收买形成不了恐怖主义力量。

　　通过恐怖袭击增加国家财政经济的压力是恐怖主义的战略计谋，国家在这种压力下有可能向恐怖主义妥协；同时金融资本需要和平的环境，也有向恐怖主义妥协的空间；而恐怖主义本身就是不同宗教或者教派博弈的手段，其中有宗教力量的影响。在金融资本、宗教和国家的博弈中，恐怖组织找到了利益空间和生存空间。

　　世界上对于恐怖主义妥协的例子很多，非洲很多国家的独立就是这样的背景，不能只看到各种关于非洲战乱不断的宣传，也要认识到这是恐怖主义的战略，如果不造成这样的混乱，西方的势力不会退出这个国家而让其独立。西方让这些国家独立恢复秩序，背后就是金融资本的需要，而给予恐怖组织，军事组织合法政治地位以后，恐怖源也就消除了，这也符合西方民众的需要，民众的思想受宗教的影响，他们是宗教的基础也是民主国家的权力来源。

　　因此恐怖主义是有空间的，团体组织不同于个人的疯狂，团体是非常理智的，对于没有希望成功的事情，除了狂热极端分子是没有团体组织愿意献身奋斗的，因此恐怖主义背后的恐怖组织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

 

 

四    美国二战后的第一战略目标不是苏联

 

　　对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大家认为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因为美苏的对抗而产生了北约和华约两大世界军事集团，他们的竞争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冷战。

　　但是本人经过思考后认为，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世界的政客出于自身的各种需要给全球人民进行的一次大洗脑，世界的格局远远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要对世界的格局有更深入的认识才对。

　　想看清事情的原委，需要从结果的受益和受损中寻找答案，就如《基督山伯爵》里面所说的，要从谁获益来入手分析，一个国家的行为一定是经过精密策划才实施的，不理智和无利益的行为除了独裁者的一时冲动外，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就要看美苏对立的表面之后的利益在哪里。

　　苏联的霸权是陆路霸权，而且苏联在欧洲直接的压力在德、法，美国的全球争霸也是无利不起早，在这些二战的战胜者之中，我们首先要看他们实力的变化。美国是发战争财的，当然得利，苏联被战争侵略，战火燃遍苏联的欧洲地区，战胜后会比以前强大很多吗？而其他欧洲国家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英帝国的衰落。

　　我们再想一下，如果大英帝国还是日不落帝国，现在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整个阿拉伯地区、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家和地区都是英国的领土，能够有美国的今天吗？美国能做世界老大吗？中东的石油、非洲和澳洲的矿产，都被英国控制，美国怎么发展？战后美国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45%的能源，没有控制中东的石油可能吗？

　　所以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美国与英国的较劲，苏联是西方世界共同的敌人，对于资本家的游戏规则是一个威胁，但是苏联的实力是被夸大了的，因为苏联的国力不可能比二战前强大，而英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不可能直接把英国作为自己的对手，但是如果战后英国恢复了国力，对于美国才是真正的噩梦。

　　美国削弱英国的主要手段就是策动英国的殖民地独立，采取的手段是冠冕堂皇的民族运动和民族解放，美国推动殖民地独立的背景还在于美国没有什么殖民地，因为美国在200多年前才取得了独立，独立后逐步扩张领土增加了数倍，在世界大战前一直是一个美洲的区域强国，美国发展起来后世界的殖民地已经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因此美国需要的是新的方式。英国等国的殖民地独立本来需要独立战争，要有足够的武装支持才有可能实现，结果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下，殖民地独立变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仅仅靠“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能够让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独立吗？

　　美国为了彻底削弱英国，实际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在允许世界各国殖民地独立后又建立一个新的游戏体系，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把世界的贸易货币从传统的金银变成了美元，美元成为了世界的主导。世界被美元这个货币统一，在美元世界形成统一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位于世界的金字塔尖上。

　　对于美元的货币世界化，最需要的就是更多的殖民地独立，国家越多，国际贸易就越多，结算也就越依赖国际货币。而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帝国是没有太多的国际贸易的，基本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以本国货币结算。所以美国就促使更多的国家独立，在此政策下英国被肢解，所谓的英联邦国家就和后来苏联解体的独联体国家一样，日不落帝国名存实亡了。而现在美国也是在不停地促使各个地区独立成为国家，理由是各种冠冕堂皇的民族主义、民主反独裁等。

　　在美元取得世界货币的地位后，美国滥发货币的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本位破产，黄金暴涨10多倍，美元又与石油挂钩，继续新的滥发，通过发行货币掠夺世界，比一次战胜要来得容易太多，而且不流血。而对于苏联，美国的军备竞赛是通过滥发钞票取胜的，例如里根当年就采取巨额赤字政策搞了星球大战计划，而苏联是通过自己的资源参与军备竞赛，当然无法支持，最后国家崩溃了。

　　美国要推动美元成为国际通货，需要的就是改变世界的游戏规则，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其中最大的阻力则是来自于以前的规则制定者。在二战以前，英国是世界老大，世界的游戏规则中英国制定，所依据的是重商主义，是一种海洋文化的经济学，后来是古典经济学，再后来是凯恩斯主义，这些世界规则都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不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国际金融和货币的经济体系，改变游戏规则就是打败以往的经济规则。

　　二战后最大的对抗最大在美、英之间，但是战后英国已经没有反抗的实力，而英国在战前是世界第一的国家，在二战开始不久如果与德国议和让德国进攻苏联渔利，英国也是世界二极的一极，但是在好战分子坚决地战争后，英国成为了二流国家，英国在二战中也是实际的战败者，这是英国政客不会提出的。

　　此后美国等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对于美国的债权，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就等于你借钱给无赖，欠钱的是爷爷借钱的是孙子啊！现在危机了，欠钱的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借钱的就到处说自己地位高了，得到了债务人的赞扬。在债务人开始给债券兑水的时候，有实力的债权人一定会去揍他，而一个国家给另外国家占其GDP60%以上的债权兑水，正常的情况就是立即要宣战了，但是你有实力吗？

 

　　

　　

第十二章　金融战争取代传统战争

 

 

一    古代战争赔款是货币投放量而非直接财富

 

　　历史上战败赔款的案例太多了，中国近代的赔款就很多，欧洲掠夺美洲时也获得了大量的白银，似乎每次战争的胜利都给获胜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事实是这样的吗？

　　战争所赔偿的是白银等金属货币，如果这些金属货币不按照本身的金属价值使用，仅仅是作为货币的话，那么它在社会的作用就和纸钞没有什么两样，最多就是它的信誉好一些，国际兑换方便一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以贵金属货币支付的战争赔款要成为财富，除非到对方的国家买东西，那才能够增加本国的财富总量，但是在古代交通成本极高的状态下，这样的交易是很小和很少的，赔款所得金银货币更多的是在获胜国使用，尤其是当年欧洲人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金银，肯定不会再拿到美洲印第安部落去买东西！那么在本国使用这些金银货币，就根本没有增加本国社会的财富，增加的实际上是货币投放量！

　　在现代社会，增加一些货币投放量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古代社会没有今天的央行体制，想增加社会的货币投放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金属货币的自然增加非常有限，后来实行很长时间的金本位制或金银为主的复本位制，均受制于金银的开采量，最后货币投放量成为了限制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因此古时的战争赔款实际上是让国内的经济获得了货币投放量，因此经济大发展，而战败国则出现货币紧缩，经济萧条，同时战争赔款是由政府获得，政府获得了这些赔款后就有条件增加政府开支或者用于皇帝个人开支，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社会需求就增加了，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国家就富强了。

　　可能有人会说获得的金银货币是硬通货，将来可以在周边国家买东西，所以还是实际的财富增加。但是在古代，国际贸易量受到运输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远远小于今天。我们不妨以美元这个国际货币硬通货来做比较，获得美元与获得金银是相当的，甚至比金银好用，所以很多国家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金银已经淡出国际货币舞台。这里大家再深想一下，如果美国多印刷美元到国际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与获得巨额战争赔款的效果是一样的，因此在当今的货币社会，金融的制空权太重要了，所以欧洲要建立欧元，以后亚洲如果没有亚元，一定是被掠夺的对象。已经没有必要战争掠夺了。想一下中国备受压力的汇率问题就知道了。

　　货币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人类在历史上对于货币理解的每一次加深，都推动历史和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对于货币内涵的阐释，我认为已经超过了语言所能够表达的范畴，要体悟了，经济学中各个派别的争论，不说是在瞎子摸象，起码代表了各自的利益集团，掺杂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驱动，真实的东西也和历史的春秋笔法一样，需要解读的。

　　我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的分析，最大的感悟就是货币的内涵，在货币问题上找准其脉络，就找到了解释很多经济问题的钥匙，这其中对于历史的自我钻研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二    需求主义与金融的联系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 Baptiste Say) 否定生产过剩的存在，提出了著名的“供给能够创造其本身的需求” (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的观点，即所谓的“萨伊定律” (Say's Law)。萨伊认为商品买卖实质上是商品交换，货币只在刹那间起媒介作用。产品总是用产品来购买，买者同时也就是卖者，买卖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商品的供给会为自己创造出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是相等的。局部供求不一致也会因价格机制的调节而达到均衡。

　　后来的凯恩斯革命否定了萨伊“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的观点，明确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及严重破坏性。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在凯恩斯理论里，需求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总动力。

　　我们要注意萨伊时代和凯恩斯时代金融环境的差异。现代金融体制建立之前，货币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货币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萨伊所说的“只在刹那间起媒介作用”，在那种模式下商品生产后就立即需要进行交换，在生产周期中持有货币的时间被尽可能地压缩，因此没有需求就会导致在生产过程中持有货币的时间需求增加，需要的货币就要增多，可是社会不能创造那么多的货币，这样反过来就可以抑制供给，所以在当时萨伊的理论是正确的。

　　在需求社会，所有的购买需求均需要有充足的货币支持，如果没有货币的存在需求也就不存在，而大量的货币投放，也创造了生产的需求。凯恩斯的理论，就是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干预市场，但是干预市场的货币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建立央行体制，政府是不可能在危机中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在没有央行发钞、没有货币的金融衍生使市场上的货币大大地多于社会上贵金属数量的时候，经济危机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的需求主义所需要的流动性，是要靠金融衍生和货币发行来创造的。

　　货币的发行通过国家的债券进行抵押，使得货币发行不受贵金属开采量的限制，货币的供给就极大地增加了，增加的货币供给当然会产生购买的需求，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而在以贵金属为货币的时代，由于货币数量有限，需求的增加直接导致货币不足从而货币升值，而货币的升值导致大家持有货币的欲望增加就可以对冲掉需求，因此凯恩斯的需求主义是在现代金融体制下产生的。今天的货币没有了贵金属的资源属性，需求的增加在货币方面不受资源的限制，那么就要在价格方面体现资源的不同，最后资源的稀缺程度成为了直接限制需求的瓶颈，资源的定价权也成为各国金融战略争夺的焦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今需求主义为经济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是多么的重要，控制金融就是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经济是国家的根本，因此金融成为了国与国之间竞争和斗争的战略目标。需求主义成为世界的趋势，背后就是金融势力在世界的称霸。

 

 

第十五章  世界博弈的案例分析

一    评二战历史转折与经济的关联

 

　　二战的历史大家应当都很熟悉了，在传统的观点外，本文再以经济的观点看一下战争的转折点在哪里。

　　我们通常说二战的转折点在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和太平洋上的中途岛，但是军事上形成转折是有一定偶然因素的，比如斯大林格勒就是苏军在巷战中意外的顽强，导致斯大林格勒久攻不下；而中途岛则是美军破译了日本的密码，成功地把日军密谋的偷袭变成了美军的伏击，所以就有人说战争存在许多偶然性。

　　我们再把问题往深里想一下，二战的真正转折实际上要大大提前，德国与苏联的战争和日本与美国的战争，德日能够与美苏对抗吗？在二战战局中一旦美苏加入了，实际上就是德日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折，是决定成败的历史转折。

　　很多人又说当初德国能够在打垮法国后及时收手就好了，日本当初不要招惹美国就好了，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美国地大物博，当时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日本；俄罗斯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都在其超长的战略纵深面前折戟，与这样的国家交战，各种情况不能不考虑缜密，普通人能够想到的情况，当时德、日应当都有考虑。

　　本书的第一章已经分析过，德国的崛起是依靠国际金融资本和宗教力量的支持，这样的支持导致了战争初期的各国对德绥靖，而德国过于强势以后，大家都转为限制德国称霸，德国失去金融资本等的支持，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德国在空袭战失败后，出海权利被拥有海洋霸权的英国封锁，德国的潜艇战术就如抗日的地道战一样，只能骚扰英国海军，无法给本国的轮船护航，不能保障海洋运输。德国赖以生存的资源不足，主要是工业的血液石油资源不足，不进攻苏联，其资源耗尽后，失败也是迟早的。

　　日本的情况更是如此，日本一直是资源不足的国家，侵占我国的东北和朝鲜后，也一直没有找到石油，日本人运气是很差的，当初要是再多打一百米，大庆油田就是日本人发现了，而中国当时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日本占领中国也没有指望有石油，直到1947年，我爷爷代表中国在美国讲演时，依据他的断块理论才指出中国可能有大油田。

　　二战前石油资源的紧张问题非常突出，主要产油地中东是英国的殖民地，其他产油地区不在列强本土就是列强的殖民地，没有哪个国家以出售石油为生，并且英国控制了世界海运，各国如果没有在本土找到石油就只能屈服于英国的海洋霸权。日本为了找到石油，解决其国家的根本生存问题，只有两个选择：北上苏联或者南下南洋。

　　日本人首先尝试北上，结果是在诺门罕遭遇惨败，日本最精锐的23师团被打得只剩几百人，师团长小松原在被降为预备役后切腹自杀。北上无望后，日军只能选择南下，与美国冲突也就成为必然。

　　在战略上，美国一直奉行中日不能联合的政策，从根本上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而且面对强大的欧洲，美国把发展的方向也放在了太平洋，美国不能接受在东亚出现超级强国，因此美国一直就对日本采取了封锁和制裁的态度。日本的侵华战争中，物资供应就大大地出问题了，而我们抗战所依据的持久战理论，也正是看到了日本物资供应瓶颈，日本的物资供应不足，不能以战养战，列强不会接受日本兼并中国而给日本提供石油。

　　当时中国政府对国际调停寄以希望，战略背景正是如此，一旦中日战争成为世界各国争霸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只要站队正确，就一定能打历史的翻身仗，所以很多当时中国政府的政策，不能简单地以投降、卖国、胆怯等来形容。因为中国要翻身的焦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要以战待机，事后的实际进程也是如此，中国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还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德日发动的战争，决策者都知道是一场豪赌，德国赌的就是闪电战能导致苏联解体，日本赌的就是军事投机性质的偷袭能取得超乎常规的结果，所以当德国闪电战折戟莫斯科，日本偷袭珍珠港没有击沉航母时，德日失败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再看一下苏联和美国，当初都好像没有任何准备，但本人认为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德国四面出击攫取资源的态势很明显，挑战英国的海洋路线失败后苏联成为目标是当然的，苏联“视而不见”更加合理的解释是，苏联的肃反造成国家岌岌可危，需要有外敌的入侵来转移国内的矛盾。而美国就更是如此，美国把日本的资源命脉掐死，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迟早的事，美国需要的是逼日本动手，给自己参战的理由，也平息国内的反对意见，美国在二战后对可以合法参战的理由望眼欲穿。所以美国当时对各种情报“视而不见”，却很“偶然”地把航空母舰都调往珍珠港外，太多的巧合让人无法理解了，更合理的解释不用说，心知肚明。

　　战争结果实际上在开战前就已经决定了，因为经济格局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的孙子兵法要说战争的胜败在于庙算，而需要庙算的是什么？具体的军事行动只能是随机应变，能够庙算的实际上就是各种战争的经济因素，经济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根本。

　　

 

 

 

二    经济体制通过军备竞赛挤垮苏联

 

　　军备竞赛真的劳民伤财吗？

　　西方的军备竞赛在世界成为单极世界后已经没有往日那般激烈，但是美国的军费开支还是天文数字。在冷战时期和二战前，军备竞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按照自己的感觉，把军备竞赛看作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罪魁之一，而且在激烈的军备竞赛中，苏联的经济崩溃解体了，似乎非常好地证实了我们这样的推理，但是我们使用经济学知识分析一下，就发现对于其中的过程，想当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我们看到政府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救市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大规模投资，这些投资有些是直接效益极低的，这些投资与军备竞赛的浪费有什么区别吗？在经济上是没有差别的，而在更早的时期，二战前的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和德国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结果就是美国在整治密西西比河河道，德国在军备竞赛扩充军队和武器，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均取得了成功。军费开支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内需，军费的浪费与经济危机中销毁过剩产能相比，依靠军费的支撑使这些产业在危机中生存下来，危机后一定会让这样的国家比产能损毁的国家具备更多的竞争优势，因此军备竞赛在这里是有好处的。军备竞赛为一个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内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崛起就是与军备内需密切相关的。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了星球大战计划，国家借巨款进行高科技的军备竞赛，很多匪夷所思的设想都得到了政府的资金，结果证实其中大量的设想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回望这次军备竞赛的升级后，发现它带给世界的实际意义超过当初人们的想象。今天的互联网实际上也是美国军备竞赛的产物，而美国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在军费的支持下极大地领先世界。美国很多企业的技术研发开支，实际上全部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等军备竞赛的开支买单，如果没有军备开支支持，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进行这些技术研究，即使是企业有这样的资金实力，也没有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能力。军备竞赛推动了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造就了国家的科技优势，从而也带动了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让军事实力转化为经济实力。飞机、航天、半导体、互联网等等的高速发展均是由军备竞赛推动的。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军备竞赛对于经济有这样的推动作用，那么苏联为什么会因为军备竞赛而经济破产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呢？这里就要认识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经济破产的原因就是因为苏联是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是一种紧缺经济，一切要靠计划，大家节约开支过苦日子，计划经济的危机是大家都有钱但是没有东西，排队在每一个施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民心中都有深刻的印记；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剩经济，市场经济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过剩的危机，产能有的是就是没有钱，信用破产的压力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的噩梦。

　　在战争时代，计划经济是有优势的，因为依靠计划可以迅速地调集国家和社会的资源用于战争，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而市场经济一切依靠市场就会造成物价上涨金融体系压力过大而崩溃，所以即使是很多市场经济国家在战争发生时也会采取很多计划经济的措施。

　　但是在和平时代冷战的竞争和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计划经济就是灾难了，因为军备竞赛需要不断把计划中的经济资源用于军备，然后这些军备又快速地淘汰，在市场经济下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内需，在计划经济之下却成了需要不断补血的窟窿，结果一定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垮台。

　　通过军备竞赛，冷战的双方实际上是在进行了一场体制之争，在这样的争夺中计划经济惨败给了市场经济，中国人记忆中军备竞赛会大大耗费国力，也是缘于当年计划经济时发展军备留下来的印象，我们当时是勒紧裤子把节省下来的物资用来制造武器扩军。

　　计划经济在战争时期的优势，我们看一下历史就知道了，苏联在二战中越战越强，就是计划经济优势的最好体现，要知道美国是没有本土作战而且是发了他国战争财的，苏联是战火烧遍国土发达地区，当时苏联的远东和亚洲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大西北。对比一下英国，英国战前比苏联强，而且英国本土只有轰炸没有陆战，结果却是战后国力大降与苏联不是一个量级。而我们中国也是一样，计划体制下的抗美援朝给我们巨大的物资支持，即使是有苏联的援助，这以当时中国的工业底子也是难以想象的，计划经济在战争状态下体现了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和平竞争年代，尤其是面对军备竞争，计划经济的效用就不同了，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穷困，或多或少都与勒紧裤带搞备战有关。

　　而西方的领袖们应当是认识到了体制上的差别，不直接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开战，而是在经济上竞争，搞军备竞赛打冷战，在经济上拖垮了苏联和与之体制类似的华约国家，这也是庙算上的胜利，是高境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对于计划体制国家，需要的就是尽快进入战争状态，所以我们几十年前备战时，领袖不也有早打快打的意思吗？这就是体制差别决定策略不同。

　　这里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的潜规则，就是利用军工给国内的高科技研发买单和提供资金，是不错的事情，而且不会引发诸如国家补贴等贸易争端，如果你以其他的方式进行补贴，就会引发贸易摩擦，也是违反国际贸易条约的。所以发展军备，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家对于高科技的投入和产业的补贴，从这个角度讲，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军备竞赛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现在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转变为市场经济，对于军备竞赛的理解就要重新认识，在此我们更应当认识到体制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和在国家竞争中的战略优势，选取适合中国的体制是磨刀不费砍柴功，而现在的失之毫厘，在多年的发展后就会差之千里。

　　市场经济能把军备的开支变成内需，拉动国内的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保障还是货币主义的理论和金融体制，如果没有强悍的金融支持，军备竞赛的资金是无法筹集的，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资金，是依靠大量的政府赤字和借债，这全部要依靠金融体系来完成，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没有这样的支持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军备竞赛胜利背后的金融体制优势和金融资本的力量。

 

三 中日战争爆发时间计算背后的角力

 

　　抗日战争是何时爆发的？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但是认真地有此一问，又不那么简单了。通常认为抗日战争的开端是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但是这个说法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抗战“全面爆发”的标志是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与抗战的开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二战胜利后远东法庭审判时，确定中日战争的开始时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但牵涉到许多条约是否有效，也涉及到领土的主权归属。如果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战开始的时间，那么之前中日签订的《何梅协定》就有讨论余地了，该协定使华北成为不设防的地区，东北的主权就更难说了，因为在此之前已建立了伪满洲国，以卢沟桥事变作为抗战开端显然中国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把1931年9月18日作为抗战的开始，又如何呢？以这个时间作为抗战的开始，东北的主权问题当然没有了争议，1931年~1937年间的各种协议也可以推翻，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也有缺陷，1931年以前做出的承诺怎么处理，1931年以前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怎么处理？以“9·18”事变作为抗战的开端，还存在一个法律上的抗辩问题，就是“9·18”事变以后，中日双方另外签署了停战协议，这可以成为一个战争已经结束的标志，其后发生的战争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战争来计算。日本投降后，虽然日本的国家主权被限定在日本四岛，日本也没有能力抗辩，但还有别人觊觎中国东北的领土，因此确定“9·18”事变作为抗战的开端，对于中国不是最有利的结果。

　　可能有书院派较真，要严格按照国际法来计算战争起点，以宣战时间为依据，但比较特殊的是中国与日本正式宣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时间是很晚的。1941年12月9日，在与日寇交战四年半之久、国土已被日寇侵占大半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7·7卢沟桥事变”后，两国政府均没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也没有正式宣布断交，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1937年7月16日，国民党政府曾召开会议，讨论对日宣战的问题。由于中国军需品不能自给自足，有相当大一部分需要从外国输送，如果宣战，日本政府可以以交战国的身份，禁止各国一切军需物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而日本海军远强大于中国，拥有制海权，中国没有能力保护从海上输入的援华物资。另外中国在日本的侨民极多，中日一旦断交，中国在日侨民就会被驱逐或拘捕，中国没有能力将侨民接回国内，侨民便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会议作出决定：对日不宣战、不断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是否向中国宣战和断交等问题权衡利害得失，觉得这个问题极端错综复杂，日本害怕宣战引来国际社会干预，因此把宣战一事搁置起来伺机而行。因此1937年“7·7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但是中日两国一直没有正式宣战，中国大使馆还是一直在日本东京办公，中国驻日大使王世英还是一直呆在日本。一直到珍珠港事变后，中国才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大使馆才下旗归国。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占领南京后便发表了“今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推出汪精卫傀儡政权视作中国政府，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日本的“盟国”。日本政府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后向英、美宣战时，也没有对中国蒋介石政府宣战，只以协助“盟国”镇压“反政府武装”的名义在中国侵略。所以历史是复杂的，中日交战的时间和效果不能以学究的方式教条地按照宣战时间来计算，交战时间的确定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非专业人士是难以深入理解的。

　　中国没有宣战以前，国民党政府以弱者的形象争取国际调停，一直把战争当作一个国际冲突，而国际社会也确实给了日本巨大的压力，如美国的经济制裁、石油禁运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运转受到了巨大限制，迫使日本不得不扩大事态卷入了太平洋战争。中国的站队是绑定美国；都打到中国生死存亡的时刻了，中国还没有宣战，直到美国对日宣战，英法也对日宣战，世界的阵营看清楚了，中国才选择了自己的站队，这个方针保持了中国站入胜利者的阵营，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是大有好处的，但是中日战争的起点要选择在哪个时点呢？按照宣战时间来确定，中国吃大亏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对于不按照国际法宣战的战争，开战时间的选点要尽量减少对方的抗辩，而无论“7·7事变”还是“9·18”事变，不宣而战造成既成事实是中日双方的事情，按照国际法中国自己不宣战也是要承担责任，显然对于中国不利，因此最后中日开战时间的选点出乎大家意料，那就是以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作为中日战争的起点。谋害他国元首可以视作宣战行为，而中国以当时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为由没有立即宣战，在法律上也有了合理的解释，这里要注意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可以有差距的。

　　在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中国采取了对于中国最为有利的方案，中国确定的中日战争爆发时间是张作霖被炸死的“皇姑屯事件”的时间：1928年6月4日，以此作为中日战争的起点，日本1928年~1931年在东北的大规模投资就可以纳入到战争罚没中来，而且对于张作霖的死亡日本承担了责任却没有任何的双方条约可以抗辩。按照国际法，一个国家公然谋杀他国元首，应当视为是战争的开始，把张作霖作为“国家元首”，把当时的北洋政府视作与日本开始交战的政府，这样一来从清末到民国与日本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都可以清算了。把北洋政府视作当时的正统政府，日俄也就都没有了做文章的余地。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中国参加远东军事审判的杰出代表：梅汝璈先生，他凭借在美国精研英美法律的深厚功底和高超的法学造诣，利用国际法的游戏规则为中国的国际博弈取得了重大利益。

　　张作霖在1928年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各派都希望他死去：蒋介石派出了刺客，日本人不满他食言毁约，苏联人也希望他死，老百姓恨他的土匪作风也希望他死。以往的文献记载，包括教科书，都告诉大家：张作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标准的记载是：1928年6月4日，奉系首领、安国军大元帅的专列在皇姑屯附近遇炸，张作霖伤重而死。张作霖的专列抵达南满铁路桥时被炸。张作霖的包车只剩下车轮和钢梁底盘。前来迎接张作霖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毙命。张作霖被抬回大元帅府，几小时后死去。张作霖的死因本来已有定论，但是最近俄国人爆料说张作霖是被苏联特工炸死的，全世界又一片哗然。俄国出具的研究报告写的有模有样，包括公开的前苏联档案，甚至有执行任务的特工档案等等。那段历史由于日本战犯已被处决，死无对证了，但是本人怀疑俄国人报告的真实性。

　　从利益取向上分析，张作霖失去中原以后，东北是他的根据地绝对不会交给日本，而他死后如果东北内乱日本就有机可乘，所以日本有杀人的动机。反观苏联，日俄战争后俄国人的势力被彻底驱逐出东北，苏联觊觎东北最好的方案就是维持东北的现状等待时机，如果东北落到日本手里将更难谋取，尤其是日俄战争战败、东北的诸多权益实际上已经被日本掌握的情况下，有一个能够对抗日本的人物对苏联来说是大有好处的，张作霖虽然亲日，但是绝对不是日本的傀儡，在利益冲突下他会向其他势力寻求支持，那样苏联是有机可乘的，因此苏联没有杀人的动机。而且从操作上讲，要在日本关东军控制的铁路上刺杀张作霖，同时又掌握准确的情报，苏联人的操作难度比日本人大太多了，其前提是日本最精锐的军事机关犯了白痴性的错误，单看这点可能性就不大。

　　俄国人“爆料”的时机，恰恰是在中俄就领土问题做出决定后，推翻皇姑屯事件的历史定论关系到俄罗斯占据日本北方岛屿的问题，还关系到外蒙古的主权解释问题。把张作霖定为日本的傀儡政府，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性质就成为了苏联和日本的战争。一旦皇姑屯事件被认定是苏联人干的，那么东北亚的主权依据就要向有利于苏联人的方向改变。由于此事关乎重大利益，史实造假就不是不可能的。一旦中日战争开端的时间节点被推翻，就等于是埋下了推翻二战后远东地缘格局的种子。

　　抗日战争已经结束60多年了，围绕着这场战争的各方角力还在暗中进行，改变历史定论，无论是否在篡改历史，背后都有复杂的背景和图谋，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不能让战场上用鲜血收回的利益，在博弈的棋盘上再输回去。

　

四    日本的金融战败是讳胜为败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问一个大家以为早有定论的问题，就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金融战争中真的战败了吗？

　　主流看法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冲着日本而来的，美国胁迫日本让日元升值，通过牺牲日本，从而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而日本在此后近20年中，经济一蹶不振，似乎更证明了美国的“阴谋”和日本的“愚蠢”。时至今日，很多学者依然以此作为人民币不能升值的理由。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1985.1-1987.12）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美元/日元：255→121（贬52.5%）

　　美元/马克：3.16→1.57（贬50.3%）

　　美元/瑞郎：2.68→1.27（贬52.6%）

　　美元/英镑：0.885→0.530（贬40.1%）

　　从数据看，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而是对大多数货币都贬值了，而且，贬值幅度相当。所以，让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说法值得商榷。而且，把日本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于日元升值，也过于武断。因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还有马克、瑞郎，为何德国和瑞士在之后的20年，没有出现像日本的经济倒退？或许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近20年的经济倒退，其根源并不在《广场协议》本身（或者说日元升值本身），而是另有因由。首先要注意，日元没有真正的升值，最多只是没有像《广场协议》以前绑定美元那样，追随美元一同贬值，没有得到美元贬值过程中美国的额外利益，没有在美国的金融泡沫利润中分到一杯羹。

　　所以仔细地想一下，发现问题不是众所周知的那样简单。我们发现日元升值后，日本大量收购了海外的资源，如果没有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资本不会那样充足，而且日本大量在拉美和澳洲收购资源，要知道美国一直把太平洋和拉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句我们熟悉的话“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日本在美国人的后院挖掘资源，没有美国的默许是不可能的，这应当就是日元升值的交换条件。结果，日本取得了超过3.5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控制大量的海外资源，使得日本可以在铁矿石和海运费的暴涨中左右逢源，日本取得这些资源是依靠日本央行的货币投放来实现的，日元升值让他们的购买成本极大地降低。

　　与此同时，我们不要仅仅看着日本对于美元是升值或贬值，要对比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一对比，就知道问题的所在了。这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3到1:5再到1:8，俄罗斯卢布对美元就更是贬值得一塌糊涂，而拉美的金融危机也使各国货币贬值巨大。因此，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日元再度贬回来的时候，只是相比美元的贬值，而当时的强势美元也是挤垮正急于出售资源换取民生必需品的俄罗斯的需要，与现在美国要缩水其超额债务的弱势美元的经济政治环境根本不同。此时的日元贬值对于发展出口加工与日本竞争的中国和亚洲小龙们，实际上是一个更加难受的过程，这使日本的资源成本压力并没有因为货币的贬值而增加，时国内经济的影响在于投资海外换取资源造成了资本外流，这是舍弃短线谋求长期发展的举措。

　　在此过程中到底是胜是败，实际有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方法，就是看这一阶段国家的社会经济是在流入资源还是在流出资源。日本这一个阶段明显是在流入资源，控制了大量海外资产；流出资源的是俄罗斯、拉美和中国。资源流出把俄国从世界一流国家、第二号强国的位置上拉下来，而拉美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结果也毁于一旦，中国也是在廉价卖石油、稀土等，按照当时中国与日本的稀土长期协议，价格极其低廉，彻底交出了我们的资源控制权。整个过程中，日本和美国是资源流入的国家，是得利者，但是日本会哭，哭得很好很可怜，避免了世界的抵触情绪，就如一个成功的富豪，反而非常低调地说自己没有多少钱，反倒是暴发户到处炫耀。

　　美日所谓的金融战争，就是美国和日本配合默契地演双簧，最后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捎带着拉美和亚洲小龙、中国，成功地转移了世界各国的视线。且不说日本得到了多少海外资源，单算搞垮俄国一项，就是利益巨大。俄国是日本最大的威胁，不只军事实力运强于日本，而且占有日本的北方四岛，就如抓住了日本的小辫子，对于日本本土威胁极大。对于日本来说，能够搞垮俄国，经济上付出再多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而后来美元再度升值也需要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帮助，而日本得到的好处就是买入资源，美日利益分享得非常愉快。让美元再度暴涨的背后，是挤兑出卖资源维持国家生存的俄罗斯最好的手段，也是挤兑中国经济发展的手段，当时中国外汇黑市汇率已经有100%的差距，导致中国被迫廉价出口石油等资源，那时石油售价才十几美元一桶，几乎全部卖给了日本，并且导致中国经济1993～1994年的衰退。在此过程中，日本的资本在角逐海外市场，国内市场资本不足，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日本国内利用这样的背景进行调整，已经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的世界工厂变成了高附加值产品的世界中心，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些年日本的社会进步非常大，不要简单地看经济数据，更要看国家竞争力的加强，日本国内的老百姓是受了一些苦日子，但是换来了长久的利益。因此日本在其所谓的金融战败的背后大赚了一笔，在底下偷着乐呢！

　　分析这类问题时，我们一定要站在宏观的角度，看资源的流向，如果过于微观地看每一步的得失，就容易丢失战略全局，日本的所谓金融战败，在微观的尺度上看是吃亏了，但是站到宏观的尺度上看，日本流入了大量资源，对于日本这样资源极度匮乏又经济发达人口密度极大的岛国而言，控制和占有更多的资源是立国之根本，同时与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老对手俄罗斯相比，国家竞争力和实力发生了根本的翻转，这应当是日本国家总体战略的决定性胜利，日本损失国内的经济短期利益，让老百姓忍受暂时的痛苦，换取了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智慧的政治远见，它的得失要很多年后才能够在其后的国家博弈中显现结果，它的作用要今后几十年才能够被一般的老百姓所理解，历史会评价的，但是如果我们几十年后才能够认识清楚整个问题，就永远输在庙算上，永远成为被渔利的对象。

　　同样对于我们过度依赖的外贸经济，如果站在沿海和行业的微观尺度看，汇率的变化可能造成的损失很大，但是在国家资源和环境、社会代价均考虑的宏观尺度，吸血式的资源外流经济的存在，一定是吃亏的。所以对于人民币的汇率和升值问题，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大局观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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