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泵隔膜片:中文和合本圣经来历[整理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3:29:30

我们都知道,中文和合译本圣经(也叫官话和合本圣经)最早翻译成功并出版是1919年, 这无疑是神给华人教会的特别恩赐,藉西方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圣灵印证神生命的道,使许多人得救。但是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却经历了很多艰辛。

自从1807年,更正教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并开始翻译中文圣经以来,相继来华的宣教士,也继续分别译经。至十九世纪末,已经有二十七种中文译本,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七十余种,显然对于信徒的交通和教导极为不便。

    1890年,在华各宗派和合协作, 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七人为委员,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LL.D., 1836-1908) 为主席。到1907年,新约翻译完成,旧约只译了诗篇,狄考文即离世。后由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1836-1925) 继任主席,领导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 于1919年中文和合本圣经终于出版问世。

译经委员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后有十四人参与工作。原因是,有人因教会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离世,所以就由另外的人补入,保持七人委员。所选都人都是精通圣经原文,又精通中文的宣教士,如:白汉理(Henry Blodget),杨格非(Griffith John) ,文书田(George Owen), 海格思 ( John Reside Hykes),伍兹(Henry M.Wood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钧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 等人。

1890年到1918年,译经工作历时二十八年才完成。 在1919年出版时, 原来的译经委员,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见这本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的问世,当时他也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

    当时译经的困难,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那时,还没有拼音,更没有所谓标准汉语,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没有词典,辞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圣经中有关农事农具的用语,则要查日用庄稼杂字之类的小书。这当然不容易而且缺乏标准。除此之外,就得问来自中国各地的助手们。

    这本圣经出版以后,深受教会欢迎。当时,中国正在推行白话文,和合本圣经也适时的成为范本。无论如何,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困难,所译的圣经,并不能完全达到“汉语”语法的标准,当然,绝对的标准并不存在,所以还是称之为普通话较为恰当。一般说来,和合译本圣经里面,有些区域性的语词,对非北方人较难理解。不过,这类的方言,在圣经中并不多。

狄考文:

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发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他是最先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给中国的。受美国长老会的差遣,他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东。先创办文会小学,进而中学,于1884年,发展为成大学,名为“文会馆”。 狄考文为首任馆主 (校长)。

狄考文博学多才,精通数理化及工艺。在语文方面,著有官话课本,更著有物理,天文,化学,三角,几何,代数等课本,是由各课程授课的讲义修编而成。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课本时,采为张本。 1898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当时外务部同文馆的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为总教员,征请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教员。大家都知道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由此可见狄考文及文会馆于中国文教的关键地位。

富善:

他是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继在通州,担任华北学院及通州道学院的教授兼教务长。他对中文和北京官话研究深湛,曾编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话特性研究等书,是在华西教士和外交人员必备的参考书。他还通晓音韵,了解中文的诗曲词赋,能读能写,造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译过单行本福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