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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蒙学文献的分析和对蒙学教育的特点的认识，来发现蒙学的文化价值。即善于总结的文化作风、自由活泼的文化思维、经世致用的文化心态、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和深远的文化影响。
【关键词】蒙学文化价值

        要论蒙学的文化价值，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蒙学。蒙，取《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1]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2]学术界所称的蒙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讲，泛指古代启蒙教育，包括教育体制、教学方法、教材等内容；狭义上讲，专指启蒙教材，即蒙学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部分，除了官方所倡导的儒家正统经典外，就要算这类普通的认知教育读物了。儒家经典必须是具有教高的文化水平的人才能学习理解。而这类蒙学书籍，把深奥难懂的高文典册通俗化了，并参以人们从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人生哲学、处世方略，易学易懂，切近实用。其流传比儒家经典还要广，还要深入人心。像“三、百、千、千”之类，在古代家喻户晓。比起那么堂而皇之的儒家经典来说，蒙学文献也就更直接、更具体、更真切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可以说是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面。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把握传统文化的某些普遍特征。
       我们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这个过渡（改革）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的文化建设的决定因素。在简单的否定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对当代的种种文化失范现象，尤其是道德失范现象，应该可以得出一些启示。即或是单单从教育思想的角度，其熟读成诵的教学方式，事例并举、内容广阔的教材编写体系，也让我们受益颇多。

一、善于总结的文化作风
        蒙学教材的编写，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历代学者的不断增删纂辑下，形成了门类繁多、版本芜杂的局面。在编纂方式上，蒙学书籍都需出经入史，集百家之言，得其精华，就如编一部百科全书，足见编者之才力。在语言运用上，精当简洁。传统文化善于总结的作风在其中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蒙学书籍的编写，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宣王（前827-781在位）太史作的《史籀》大篆十五篇（已佚）那里。秦汉时期，有李斯的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史游的《急就（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等，其中史游的《急就（篇）》对后世影响最大；南朝梁时有周兴嗣的《千字文》是后世流传很广的蒙学书；到唐时李瀚编纂有《蒙求》一书，它为“蒙学读物的的撰述和命名，开创了一种新的体裁，标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名义。后世注释、增辑、续作、唱和、改编的很多，有的取其形式，有的取其名义。”[3]其影响几乎可与“三、百、千、千”相当；自宋以降，由于私学大盛，蒙学书的编写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应麟的《三字经》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元明清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蒙学著作，影响最大的如宋谢枋得选编、清王相补选注的《千家诗》、明程登吉原本、清邹圣脉增补的《幼学琼林》、佚名的《百家姓》、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的《古文观止》、清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清车万育的《声律启蒙》、清王筠的《文字蒙求》、周希陶重订的《增广贤文》等等，可谓代有新作。从其历史发展总貌来看，唐以前大都是以识字教学为主要内容。唐五代的蒙学书籍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多样，已渐趋完备。至宋综合类逐渐增多，宋以后各种专书继出。元明清是蒙学书籍编纂的极盛时期。
        在上起周秦，下迄民国两千多年的蒙学书编纂史上，经过历朝历代的撰辑增删，注解阐发，蒙学文献的版本相当芜杂，难以确切计数，据张志公先生所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4]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初稿）》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馀种。[5]实际上还远不止此数。
        蒙学书门类繁多，涉及面非常之广。唐宋以降，蒙学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基础知识综合类，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文字蒙求》以及各种《杂字》等，此类以生字词的认读为主；二是伦理道德、处世哲学类，如《菜根谭》、《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三是历史知识类，如《叙古千文》（宋胡寅编）、《五字鉴》（明李廷机编）、《历代蒙求》（元陈栎编）等；四是名物、典故、声律类，如《声律启蒙》、《蒙求》、《龙文鞭影》（明萧良有撰、杨臣诤增订，清李晖吉、徐灒续）、《幼学琼林》等。此类是为作诗作文作准备；五是诗歌类，如《神童诗》（宋汪洙编）、《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六是阅读作文类，如《文章正宗》（宋真德秀编）、《文章轨范》（宋谢枋得编）、《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清姚鼐编）等；另外还有一类是教育史文献，包括教学条例、教学方法等，是教学经验总结和传承，如朱熹的《小学》、元许衡的《小学大义》、明王守仁的《训蒙教约》、明吕坤的《蒙养礼》、《社学要略》、清王筠的《教童子法》、章学诚的《论课蒙学文法》等。林林总总，可谓包罗万象。
蒙学教材乃是将基础的知识汇集在一起，或综合，或专门一种以类相从，所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总结纂辑的痕迹，但遣词造句，编写体例上又代有新变。以《三字经》为例，这部蒙学读物在旧时可谓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书文字简洁，概括性强。在短短千余字的篇幅中，包容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先讲了学习的重要性，再讲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最后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儿童。全篇段落分明，结构谨严。所以自问世以来，取代了原有的蒙学教材，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三字经》往往用几句话就概括一事或一物，如“八音”云：“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九族”云：“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其叙史部分最为简明扼要，如汉魏六朝史云：“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将公元220年到581年共360年的历史用几句话便叙述得脉络清晰。所谓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因而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入门书，被称为“袖里通鉴纲目”。可见其概括性之强。
      《增广贤文》是一部处世哲学的大辑要。其中心是讲为人处世之道，它用格言谚语的形式，荟萃成书，宣讲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希望进一步能治世育人，敦伦劝孝，美化风俗。这种形式在我国有很久远的传统，如《老子》中的不少文句就是当时的谚语熟语。明代洪自诚的《菜根谭》是直接启发《增广贤文》成书的著作。《菜根谭》可以视为明代的《增广》，《增广》可以视为清代的《菜根谭》。《增广贤文》所编选的格言警句，有来自经史诸子的：如“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鹪鹩栖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止于满腹”（《庄子》）；有来自文人诗文著作的：如“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春蚕到死丝方尽”（李商隐），“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李白）；“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有来自同类著作中的：如“志从肥甘丧，心以淡泊明”（《菜根谭》原文作“志以澹泊明，节从肥甘丧”），朱用纯的《治家格言》几乎全部收入，如“洒扫庭除，须内外整洁；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勿临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有直接取自民间谚语熟语的，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有不报，日子不到”、“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来自民间通俗文学的，如“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即是出自于宋话本《碾玉观音》；而“狐眠败砌，兔走荒台，尽是当年歌舞地；露冷黄花，烟迷津渡，悉为旧日争战场。”简直就是《红楼梦》第一回中《好了歌注解》的改写本。正是因为出处不同，所以全篇“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恶善言，有勉戒言，有在家出家言，复有仕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6]不拘一格，广泛采录，正是其特点所在。就如今天的《格言警句大全》之类，雅俗共赏，切近实用。
         这种善于总结的特点在名物典故类的蒙学书籍中表现的最突出。将各种名物别称、事典语典汇集在一起，既可供查释典故出处，又可供初学者积累作诗素材。最早的是唐李瀚的《蒙求》，其书是以四字主谓短语的形式，将唐以前的典故（主要是事典）汇集而成书的。有出自《世说新语》的，如“孙楚漱石”、“郝隆晒书”等；有出史书的，如“苏武持节”、“文君当垆”等；有的是文人故事，如“韩子孤愤”、“梁鸿五噫”等。编的最好的典故类蒙学书，当数《幼学琼林》。其书多收语典，采用类书的编纂方法，按内容分类编排。内容涉及很广，从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文臣武职到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文事科第以至制作技艺、花草鸟兽、释鬼神道共三十三类，无所不包，旧时人们常用文字、常见的典故，几乎都能于中见到。如“尔我同心，曰金兰” （朋友）本《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浙江乃武林之区，原为越国；江西是豫章故地，又曰吴皋”（地舆）、宋末周密有笔记《武林旧事》，王勃《滕王阁序》句云：“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如不明来历，便会产生歧义；又如公主驸马的得名由来：“帝女乃公侯主婚，故有公主之称；帝婿非正驾之车，乃是驸马之职”（外戚）；又如：“富贵不归，如锦衣夜行”（衣服），本《史记·项羽本纪》；“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人事）本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身体）、“兜鍪系是头盔，叵罗乃为酒器”（器用）（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引，辛弃疾《南乡子》云：“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管城子、中书君，悉为笔号”（器用）（杨绛《我们仨》引作对联“中书君即管城子，大学者兼小说家”）；“鹢首鸭头，别为船号”（器用）（朱自清《荷塘月色》引）。

二、自由活泼的文化思维
         蒙学在书籍的编写、教育方式上并不是死板划一的，其思维方式显得活泼自由，主要表现为文体、语言形式、书籍编辑样式的多样化，教材编写体系灵活与教学方法自由。
        蒙学教材综合运用了各种文体，有用骈文体者，如《幼学琼林》；有用散文故事体者，如元虞韶《日记故事》；有用诗歌体者，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有用对联体者，如元佚名《对类》、清李调元《精选幼学对类读本》；有用歌谣体者，如明吕得胜、吕坤的《小儿语》及《续小儿语》。编者可以根据具体内容，灵活安排文体。多种文本形式的交错运用，儿童读来才不至于枯燥乏味。尤其是故事和诗歌形式，引人入胜，读来更有趣味，所以儿童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和美的熏陶程度自然较高。林语堂说：“中国人盖久已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7]的确如此。
语言形式上，有三言者，如《三字经》、《弟子职》；有四言者，如《百家姓》、《千字文》；有五言者，如《五字鉴》；有六言至二十言者，如《巧对》（收入《四库全书》）；有杂言者，如《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汉字一字一音，一字多义，“通过其形体，个别形象的联想、比喻去表达意思，语言文字有很强的暗示性。”[8]这种暗示性使得字与字之间可以任意组合而表达出无限的意义，具有很强的弹性。所以往往极简短的语句可以表达极丰富的意思。蒙学教材在汉字的表意试验方面做出了成功的示范。以《三字经》为例，用三字句式，或全或省，如称“孔融”为“融”，“唐刘晏”句又是全称并加国号；或借或代，如称《论语》为“鲁论”，称秦始皇为“赢秦氏”；或上句释下句，如“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或下句释上句，如“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等，造句形式不一，活泼自然。
         至于《千字文》编写，则近乎神话，据唐李绰《尚书故实》记载：“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取一千字不重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作者在一夜之间，将这一千个杂乱无章的单字组织成了连贯押韵，通畅可读的绝妙文章，如不具有相当才学，实难堪此任。《千字文》四字一句，前后连贯，其音节和谐，法度谨严而又张弛有度，与建筑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用字多为初学常用字，句式是普通的文言语法结构，实词意义详尽，虚词运用灵活，无生硬晦涩之病，符合儿童识字造句的需要。而且各种表达方式交错运用，有说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是说天文气象知识的；有记叙：“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简要概括了上古历史；有议论：“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已长。信使可覆，器欲难量。墨悲丝染，诗赞羔羊。”是劝戒儿童修身养性；还有描写：“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陈根委翳，落叶飘摇。游鹍独运，凌摩绛霄。”则是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所以明代王世贞称赞道：“（《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政谓局于有限之字而能条理贯穿，毫无舛错，如舞霓裳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固自难展技耳！”[9]
        《增广贤文》、《声律启蒙》等书打破了三言四言五言的限制，而以杂言为之，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只求对偶成句，不强求整齐划一。都押韵但换韵自由，视情况而定，不必如作诗般严谨，取其易于记诵即可。处处体现了自由活泼的特征。
         蒙学教材在书籍编辑样式上图文并茂的特点，也是其可圈可点之处。这也是我国古代刻书的优良传统，给文字（特别是诗歌）配以插图，可以起到诠释文义，引人联想的作用。如有旧刻本 《绘图千家诗》，根据每一页上诗的主要内容，配以精致的图画，把难写之景直观地表现出来了，诗意更加显豁。儿童图文参读，印象就更深刻。其它如《二十四孝图说》、《启蒙图说》也是一个道理。还有一种多文本合刻式的，如有《三字经》套刻《神童诗》的，每页下面多半部分是《三字经》正文，页眉刻诗一首。《神童诗》相传为出于北宋汪洙之手，又经后人增补，涉及劝学、得第、为官、四季景物及节日礼仪等内容，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读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虽然其中赤裸裸地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说教倾向，但在古代“读书—做官”的唯一自我价值实现路径下，其激励作用自不待言。
         蒙学教材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从识字阶段到基础知识到阅读训练阶段再到属对（即对对子）作诗作文阶段，涵盖字、词、句、段、篇、册等各级教育目标的教材体系。是一套优势互补的配套教材。就识字阶段来说，“三、百、千”每种字数都不多，少则四五百字，多则千余字。除去重复的，单字在两千左右，刚好达到初级阅读所需的识字量，天长日久，积少成多，儿童便可以独立阅读。如果单读哪一种，便达不到要求。又如在读诗文之前，必须要排除名物典故的障碍，在属对作诗作文之前，也要先懂声律，识名物，知典故，所以选取《声律启蒙》、《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作为这一阶段的必读书，以后在读诗文诗，遇到名物典故，便自然明了，作诗时也就得心应手了。这样层级向上推进，各阶段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有科学的规律可循。就内容说，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无人规定这本书中必须编什么，也无人说在历史之后必须编入做人处世，内容、顺序皆由编撰者自行掌握，以达到认知、受到到一般道德观念教育为目标，其它一概自由发挥。
         蒙学教育的主要方法是熟读成诵。读书又分为教书、背书、温书、讲书几个环节。教书是教读新的内容，第一步是句读，这是培养语感的过程；第二步的范读，又称“正书”，即教师先把正文读一遍，学生循声跟读，遍数由教师视学生的理解接受能力而定；接下来是学生背书，要求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要读得响亮、准确、熟练，直到能背诵为止；背书是检查儿童读书效果的重要手段。蒙学教育要求每读必背，背诵时要求流畅不打顿，“须宛然如书在心目之间，流水背出。”[10]温书是温习学过的知识，又有日温、旬温、月温、年温的区别；讲书是教师讲解书意，一般先讲字意、句意，再分段分篇讲清中心思想。教师在教读过程中用唱读的方式，抑扬顿挫，节奏鲜明，曲尽语言的音乐之妙。儿童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培养了语感，对以后的学习经史、诸子杂著打下坚实的基础。朱光潜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说：“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头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强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这早年读经的经验我也曾经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 [11] 但也并不是一味地死读书，也非常讲究教学手段，明代吕坤在《蒙养礼》中提出了歌、舞、乐对教学的重要作用。他说：“歌乐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学日劳，则神思衰倦，须舒畅而后精神。至于养和平之气，消暴戾之心，则也不可斯须去乐者也。歌如诗曲，竹如箫笛，丝如琴瑟，皆足以养性情，和血气，皆学者所当知，不则枯淡岑寂，不成学问。”[12]这也和孔子所说的“诗教、乐教”是一脉相承的。清代张行简在《塾中琐言》中说：“授经徒者，每于傍晚时分，听其闲坐，彼此互相讥嘲。不若携之出游，雨以啸傲山水之乐，既可苏其精力，复可荡其心胸。”[13]即是让学生亲近大自然，一来可以减其疲劳，二来可以让学生感受天地的博大奥妙。
         在教学进度上，也没有统一安排，全然根据儿童读书的规律兴趣，选其当读者读之。林语堂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教师很明了学生读过什么书，未读过什么书，教师与学生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没有人升级，也没有人毕业，也没有人为了文凭奖状而求学，因为没有这种设备。总之，没有人必须依照规定时期而前进，致须守侯最驽骀分子赶上标准限度。没有人被动的每星期三上午必须读三页经济学而停止于第二节。倘若高兴，他可以一口气读完这么一章。”[14]
         对于学习的基本程序，《三字经》有一个经验之谈，很值得注意：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读史书，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里，不但说到了要遵循“小学—经学—子学--史学”的学习顺序，还把怎样学习都讲的很清楚。这与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的治学程式，有相通之处。正如《礼记·学记》所说的：“不陵节而施之谓孙”。儿童如果照这种顺序、方法学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为以后可能作学问打下基础。

三、经世致用的文化心态
        蒙学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儿童识字，会读书。所以编写教材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以便于初学，切近实用为原则。蒙学教材大都选取日常所用的字，联缀成文，在语言运用上，多用浅近文言或文白夹杂。又考虑到儿童读书注意力分散，兴趣保持不长，所以多用韵语，音节和谐，读来琅琅上口，易于记诵。
       骈体的应用也是蒙学的一大特点。我国古代社会虽然散文曾经大放异彩，然而作为统治阶级文学样式，士大夫们必须掌握的文体，也即是主流文体，仍是骈文。上至庙堂的书启表奏，公牍文书，下至普通士子交往的书信，祭祀典礼的祭文、铭文、诔辞、墓志，婚丧嫁娶的礼仪文书，节日的对联，大多都为骈体文。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历千年而不衰。在“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论指导下，学童士子们必须得掌握这一体裁。在蒙学的教材编写中，作者明显得照顾到了这一方面。《千字文》虽为单字联缀成文，但也有骈体的成分在，如“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似兰斯馨，如松之盛”等；《三字经》中如：性相近，习如远”、“犬守夜，鸡司辰”、“幼而学，壮而行”等。 《声律启蒙》与《笠翁对韵》韵书，则是专以骈句出之。因为它本是儿童练习作对作诗的基础课，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尺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幼学琼林》多用骈文句式。骈文是清代才有的称呼，宋代称为“四六”或“四六文”，因其多四字句六字句式。其衔接方式，又有上四下四、上四下六、上六下四、上六下六、四四对四四句式之别。上四下四如“混沌初开，乾坤如奠”（天文）；上六下六如“事遂心曰如愿，事可愧曰汗颜”（身体）；上四下六如“韩柳欧苏，故文人之最著；赵翦颇牧，乃武将之多奇” （武职）。上六下四如“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人事）；四四对四四句式如“赞襄共事，谓之玉成；分裂难完，谓之瓦解”（人事）；甚至有直接从骈文名作中引来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身体）。其中《朋友宾主》一段最为精彩：
       “取善辅仁，皆资朋友；往来交际，迭为宾主。尔我同心，曰金兰；朋友相资，日丽泽。东家曰东主，师傅曰西宾。父所交游，尊为父执；己所共事，谓之同袍。心志相孚为莫逆，老幼相交曰忘年。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好，孙策与周瑜。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肝胆相照，斯为腹心之友；意气不孚，谓之口头之交。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蒙学教育非常注重伦理道德知识的传授。伦理道德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伦关系，所以人伦关系是最重要的。蒙学也就特别注重别尊卑，序长幼的伦常关系教育。劝孝、向善是其主旨。《三字经》云：“孝于亲，所当执。弟于长，宜先知”，三纲、五常、九族、十义等内容，无一不是以维护人伦道德系统为目的的。《幼学琼林》用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师生、朋友宾主、婚姻、妇女、外戚等章节来阐发观点，借历史事件贬恶扬善，如“弑父自立，隋扬广之天性何存；杀子媚君，齐易牙之人心何在”（祖孙父子）、“爱敬宜法温公，恭让当师延寿”（兄弟）、“要知身修而后家齐，夫义自然妇顺。”（夫妇）、“至若礼重亲迎，所以正人伦之始；诗首好逑，所以亲王化之原。”（婚姻）等。
         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说教，一直是蒙学教材的中心内容，除了在综合性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外，还有大量的专书存在，几乎任何一本蒙学书中都能多少找到相关的东西。
         在知识教育中融入伦理道德教育，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塑造儿童心灵，培养学生美好的品德 ，以期能敦人伦，美教化，淳风俗，其本意是好的，但过分的注重，就产生了负面效应。有的教材给儿童的行为设计了一个固定的框框，不仅有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内容，还涉及到日后家庭婚姻生活、为人父母等，这样就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中去了，是不可取的。
         蒙学还教人待人接物之道，处世应对之学，以人伦关系为这会关系根基的道德哲学，其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应对交往，明代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15]”所以说“以便日用”，是因为与人相处，首先要能识得对方姓字，所以百家姓将常用的五百个姓氏编成有韵的四字句，以为儿童与人交往打基础。儿童在私塾中还要学习应对的礼仪，每天早晨到校后全班同学先向孔子的牌位行礼，再向老师行礼，然后分班对揖。这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礼貌教育。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从中接受吸取的则是礼的精神。中国人崇尚礼仪，讲求礼貌、礼让、礼节。所谓礼貌就是个体的修养，待人接物应有的品质，其实质就是不断超越自身，克制个体欲望，在现实利益与社会秩序矛盾时，宁可牺牲自己利益，表现为：宽厚博大，安贫乐道，养生自持。是“自处超然，处人蔼然，得意欿然，失意泰然”、“责人之心责己，爱人之心爱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所谓礼让，即谦和忍让，其集中体现就是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在人际关系中互相尊重，以和为贵。所谓“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速效莫求，小利莫争”、“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饶人”等。所谓礼节，是指待人接物要分寸适度，不逾矩，不僭越。即“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凡是自是，便少一是；有短护短，更添一短。”、“处骨肉之变，宜从容不宜激烈，当家庭之衰，宜惕厉不宜委靡”、“隐恶扬善，谨行慎言”等。

四、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
        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以前，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五前年的文明里程，产生了一大批的教育教学专著，无数优秀的教育家如群星灿烂，他们前后相承，为中国的文化的绵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代的教育家们也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元许衡的《小学大义》云：“ 当其幼时，如不克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16]明沈鲤《义学约》云：“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17]等等，都不约而同地把蒙学教育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上。
         在古代，教育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从乡村到朝廷，都十分重视教育，说教育是我国立国之本，亦不为过，古代教师的地位很高，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书院、私学、乡塾里的教师，都受到普遍尊重。因为他们被视为是圣贤思想的继承者，文化道德传播者，还被认为是博学多才之人。在古代社会，塾师不但要具备专业知识教好学生，还须通晓各种杂学，最常见的是乡党应酬中的礼仪文书。比如说，有人过生日，请先生做寿联；有人去世，请先生做挽联或祭文、悼词、碑铭；有人订婚，请先生写全简拜贴；有人结婚请先生写喜联、作祝词；有家庭分家，请先生写分关字；有人典田卖地，请先生写契约。这些文书都有专门的格式和用语，一般人较难掌握。甚至下葬看风水、出门择日子、小病开方子，都来请先生。先生多有通医理，兼作大夫的。先生被看作是博古通今的人物，受到广泛的尊敬。在官学、私学聘请先生的过程中，从议聘到聘定，拜师，生活待遇上等一系列过程，都可以看出社会的尊师重教风尚。
         在蒙学教育中，因为儿童的自律性较弱，所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突出，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教学管理也更接近“家长制”。在蒙学教育中尊敬师长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三字经云“教不严，师之惰”。即是《礼记·学记》中所说的“师严然后道尊”；又云“亲师友，学礼仪”。教师的模范引导作用很明显。《千字文》云：“外授博训”；《幼学·师生》云：“负笈千里，苏章从师之殷；立雪程门，游扬敬师之至。”、“赐宴月池之上，翼赞堪夸；诵书帐帷之中，烽烟奚避”等等，皆是引古人尊师重道故事，来教育儿童。

五、深远的文化影响
        蒙学教材因为是编给初学儿童的课本，所以编者充分考虑到了它的基础性、示范性、普及性。通俗易懂，活泼自然。编者多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才高博学之人，所以编写显得举重若轻，内容安排科学合理，精切得当。十分有利于初学诵习。最初，文化知识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所拥有，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贵族以外的平民百姓，也有了读书的需要和可能，而“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士必须要“学以居位（即做官）”才能叫“士”，要做官，就要通过科举考试，因而就必须诵习儒家经典，而不能只停留在“三、百、千”的阶段。所以蒙学教育对士子们来说，只是基础教育。而农工商等“小民”的天职，按照《千字文》的说法，无非是“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而已，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初通文字即可，无须作更高的要求。因而蒙学书也就成了他们最好的、最有用的读物。《新五代史·刘岳传》记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兔园册》，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唐虞世南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教学童。”[18]可见在唐五代，蒙学书籍已经为一般民众所学习了。像《捷径杂字》、《包举杂字》中所列举的不外乎乡党亲戚、官府衙门、人情事故、时节月令、油盐酱醋、车马布帛、饮食财货、花草禽兽、经营簿据、田土种植、百工技艺、屋宇房舍、常见器物等内容。《增广》中所说的也是最实用的做人处世之道，这些道理都是从生活中而来的，读来倍感亲切，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人们也确是以书中所说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的。所以蒙学书在旧时代入人心之深，普及之广，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比起圣贤经传来说，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通过蒙学书，他们认识了汉字，初步训练了读写能力，接受了伦理道德、社会、历史、生活知识的教育，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对社会风俗的规范，社会文化结构、民族精神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蒙学对文化史影响也相当深远，以流传最广，名气最大的《三字经》为例，后世的注释训解、重订续补、改编仿作的数目之多，是其它的蒙学书难以企及的。《三字经》自宋成书后，到清代，各种注释本逐渐增多，如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和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在作注、绘图的同时，还出现了内容上的增补改编，补述了宋以后的历史等内容。其中最为著名的改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于1928年作的《重订三字经》，如他将“《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中的“讲道德”改为“辨王霸”，因为《孟子》一书并不是讲一般的道德，其特点就是讲王道于霸道；原文“大小戴，注《礼记》”章改为“大小戴，集《礼记》”，因为戴德和戴胜二人是各编了一部《礼记》，并没有给《礼记》作注。章又增入了天干地支、中国的地理位置、四渎、五岳、九州、四民、九流等原本没有的内容，并以他小学家的本色增加了文字学的内容：“既识字，讲说文，有古文，大小篆，隶草继，不可乱。若广学，惧其繁。但略说，能知原。”还将原来封建时代特色很浓的“上致君，下泽民”改为“上匡国，下利民”。通过章太炎的重订，使知识性的内容更加准确，全面，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是《三字经》最成功的一个改写本。1995年，李汉秋主编的《新三字经》出版。《新三字经》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了大换血，主要是历代道德典范人物、爱国志士、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感人故事和地理、历史、科学知识，其目的是要“青少年在愉快的读书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明白做人的基本道理，铭记道德准则”，[19]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无论哪个改编本，都不及原本流传的广。
        《新三字经》的内容虽然改动很大，但尚可以看出原书的痕迹，而那类用三字句式编写的各类专门《三字经》，则只是具有其形式罢了。几乎各个门类的知识都有《三字经》，如《地理三字经》、《历史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训女三字经》等。在近现代历史上，还出现了一类为某种政治目的而编写《三字经》。如太平天国时期，由卢贤拔、何震川编写的《太平天国三字经》，宣传其革命主张和拜上帝会的知识；洋务运动之后，江瀚编有《时务三字经》，宣传反对外国侵略和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编有《共和新三字经》（又名《中华民国共和三字经》），宣传革命道理；土地革命时期，江苏苏区列宁小学编有《苏区三字经》，宣传工农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的革命思想；建国后，有《新中华人民三字经》，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和新中国的建设情况。这种风气一直延及当代，张云生编有《三字经小说篇》，1995年出版；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文本三字经系列》（包括《中国文化启蒙三字经》、《佛学入门三字经》、《道教源流三字经》、《中医养生诊疗三字经》四种），是这类书中的优秀者。总之，这类改编本只借助《三字经》的形式，来宣传各种基础知识，还是在启蒙的范围内。
        《三字经》为蒙学读物的编写开启了一个文本样式，并以其普及流传的深广度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教育范式，后世受其影响，竟相仿效，这种情况，不妨称之为“《三字经》的文本范例效应”。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三字经》文化。
         《千字文》在后世也是续作无穷，几乎可于《三字经》相媲美。因为字无重复，次序固定，流传很广几乎人人可诵，《千字文》又被用来作编号使用，如标记簿册卷宗的顺序，作旅社客栈的房间名，科举考试的考室代号，甚至街道里弄、大户人家的房屋都有用《千字文》为编号的。
         《千字文》与书法似乎有不解之缘。其最初的形成即与书法有关：是梁武帝令人丛王羲之的书法中选出单字，让周兴嗣编纂的。其传播也是因王羲之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才广为人知的。古今的著名书法家多有关于《千字文》的作品，如智永、怀素、欧阳询、褚遂良、张旭、米芾、赵佶、赵孟俯、文征明、张裕钊、于右任、启功、刘炳森等，就连日本的书法家如江户时代的卷菱湖、市河米庵，明治时代的日下部鸣鹤、小野鹅堂，大正、昭和时代的中村春堂、浅见喜舟等高手都写过书体和风格不一的《千字文》，真可谓一树千花、美不胜收。究其原因，书法本是结构的艺术，一千个不同形状的字，正好可以让书家自由构思、自由发挥，而又不用担心有雷同之处，所以《千字文》自然受到书家的格外垂青。
         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多处利用《千字文》讲话的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出《千字文》在民间的影响。唐刘肃《大唐新语》：高宗朝，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阎立本为右相。时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宜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以末伎进身者，可为炯戒。 （《旧唐书》卷七十七亦载。）这是古籍中最早引用《千字文》的例证。
          《太平广记》中也引用了不少用《千字文》语作文、说话的资料，比如第二五二卷《千字文语乞社》（引自《启颜录》），就把古代“乞社”（祭祀社神）的祭文用《千字文》中的句子来写的：
        “敬白社官三老等：窃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爱育黎首’，用能‘闰馀成岁’，‘律吕调阳’。某人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诏’，信乃‘福缘善庆’。但某乙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虽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内则‘执热愿凉’，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脱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咸‘渠荷的历’。某乙即‘稽颡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20]用46句《千字文》中的语句联缀而成，而其格式和内容又都符合“乞社文”的程序，非常巧妙，读来显得非常幽默风趣。
           明清以后，小说和戏剧中常常用这种形式，来插科打诨，增添喜剧成份。如《牡丹亭》第十七出《道觋》中石道姑的自我介绍一段，共引用了116句《千字文》语：“贫道紫阳宫石道姑是也。 俗家原不姓石， 则因生为石女 ，为人所弃，故号“石姑”。思想起来：要还俗，《百家姓》上有俺一家；论出身，《千字文》中有俺数句。天呵，非是俺‘求古寻论’，恰正是‘史鱼秉直’。俺因何住在这‘楼观飞惊’…… 俺可也‘散虑逍遥’，不用你这般‘虚辉朗耀’。” [21]用《千字文》句“说话”数量最多的，是西湖渔隐主人所编著的小说《欢喜冤家》（一名《贪欢报》）第九回，共引用了134句：“偶说起‘果珍李奈’，目此上‘画彩仙灵’，……我与你‘年矢每催’，同到老‘天地玄黄’。”[22] 在《千字文》作为普及蒙学读物，人人都能背诵的古代，人们读到这些通俗文学作品时，就会因它的运用巧妙而会心一笑。
         蒙学书籍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跨民族、跨国界传播。清代出现了陈格敬译的《满汉三字经》、崧岩富俊译的《蒙汉三字经》等，可知《三字经》已为兄弟民族所接受。《三字经》也早已走国门，在清雍正五年（1727）订立《恰克图界约》以后，沙皇政府派来中国的学艺者，便是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的。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文。道光九年（1829）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被人称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在俄国知识界和公众中广为流传。到道光十五年（1835），又由美国传教士出版了英文译本。被视为风靡世界的华夏八大古籍之一，近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作儿童道德丛书之一。《千字文》在很早就已经传播到日本，作为日本人学习汉语的启蒙书。在日本、韩国和朝鲜，都有仿作的汉语启蒙教材，也有研究性的著作发现。近时《幼学琼林》也发现了英汉对照本。据报道： 2003年12月，北京市延庆县档案馆陆续从民间征集到五个版本《幼学琼林》。 其中《增注华英图考幼学琼林》和《改良绘图幼学故事琼林》两个版本的页眉为汉语词语的中英文对照，并将英文的读音用汉字的同音字来注读。比如，‘箱’（box）标上‘抱克司’、‘锁’（lock）标上‘落克’、‘篮’（basket）标上‘败司开脱’。 [23]这说明我国的蒙学书籍不仅曾影响了众多周边国家，甚至还远及海外。
         作为一种古老的学校形式，私塾在消亡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又重新出现在河北行唐县、湖南平江县南江镇等地。[24]这些“新生”私塾，还是采用以前的蒙学经学教材，教学方法、教育模式都相同。私塾的重现，凸现了目前基础教育的弊端，可以让我们反思当今教育的诸多问题，如“大班制”教学对因材施教原则的漠视，教育模式僵化，教育观念陈腐，以及教育的功利性太强等等。从另一个侧面说，也证明了它的生命力的顽强，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当代，蒙学依然没有远去，它的影响依然存在并将继续下去。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两种不同思维特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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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她博大精深,有其独到之处.  

        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是她的文化.西方社会之所以发达,那是源于现代实证科学.西方的实证科学是以研究物质的微观世界为前提的.实际上它是明显的带有微观思维特征的文化.它缺乏对世界宏观规律的研究和认识.我们知道宇宙是由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所构成的,宏观是宇宙的整体,微观是宇宙的局部,整体和局部是物质世界的一个对立统一体,它们互相依存不能独立存在,因此对宇宙物质世界的认识,也要从两方面去认识才是正确的.西方的实证科学主要是对物质微观世界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宏观世界的规律的研究和认识,因此有理由说:西方的实证科学,是有其局限性的,她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她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  

        西方的实证科学,实际上是一种微观的科学.微观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宏观去解决.而我们以周易为源头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宏观思维的产物,她是一种宏观的科学.  

        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没有研究微观世界的条件,所以只能研究宏观世界,在研究宏观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了物以类聚现象,这一现象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古人以此为前提,创立周易.  

        周易的实质,是一种以物以类聚现象为前提而创立的一种宏观的思维方法.这一思维方法是对宏观世界的本质属性的高度概括和对物质世界间互相生成转化和制约的对立统一规律的生动的描述,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宏观思维的科学.  

        中华文明五千年,周易是她源头,周易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有极深远的影响,因此有理由说: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一种带有宏观思维特征的文化.我们知道,宏观包含着微观,宏观和微观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对立统一体.既然带有微观思维特征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端,那么就应该重新回到带有宏观思维特征的东方文化上来.因此有理由说:未来是以东方文化为主题的一个时代,未来的世界文化中心在东方,一个东方文化,重新崛起和辉煌的时代离我们不远了.  

        人类的思维有两大特征,那就是宏观思维和微观思维.两种思维构成了两种不同特征的文化体系,那就是东方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她们各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各有其局限性的,如果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人类的思维就更加全面起来,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文化的局限性,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如果不加解决, 人类将面临生存的威胁,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只有到东方的带有宏观思维特征的文化之中去寻求.  

        一个民族如果总是一味的学习别人的东西,其结果就是邯郸学步的悲剧,是永远不会超越别人的,其出路只有在弘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吸收别民族文化的精华,才是正确的.所以我大声的疾呼,重视我们民族的文化,为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而努力吧,她是我们民族崛起和辉煌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