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五胡十六国龙空:官员的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16:23:49
官员的危机
打开媒体，负面新闻扑满了眼目。新闻的主角，纷纷改头换面。以前大多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的普罗阶级，而今，受害者已经渐次扩大为大权在握的官员、富可倾城的商人。像河南南阳市的杨金德，放在二三十年前，若上报纸，必为正面人物，他不仅是一家民营汽车销售公司的老板，还是南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南阳政法系统的司法监督员，一只脚在商场，一只脚在官场，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然而，一年前，他因不服法院判决，到法院抗议，进京上访等，被指六项罪名，包括“涉黑”之重罪，一审获刑20年，他在看守所，遭遇了耸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受尽折磨，全身瘫痪，无法站立。这一点，一审判决书里有所暗示：“因被告人杨金德身体原因，无法接受审判，本院先后两次裁定对其中止审理和恢复审理。”
“司法监督员”的身份，在杨金德身上构成了悲怆的反讽。他所监督的人，恰恰就是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用针扎他、灌他辣椒水、给他戴上数十公斤的脚镣手铐然后将他与狼狗关进同一个铁笼（简称“与狼共舞”）的人。可见这种司法监督，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可见中国的刑讯逼供无处不在，不必说司法监督员被刑讯逼供，不必说交通局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被刑讯逼供，就连常常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的公安局长，一旦落入“自己人”之手，都难逃坐老虎凳、警棍电击的厄运。辽宁本溪市南芬区副区长兼公安局局长谢志冈之死，虽然至今还是疑案，却不妨作为参照。
除了杨金德、谢志冈们，还有一种官员，前赴后继成为负面新闻的主角。10月6日，浙江绍兴市计生委主任叶锦茹从绍兴国际大酒店14楼纵身一跃，自杀身亡，据警方表示，其遗书称“不堪忍受病痛折磨”。10月7日，安徽郎溪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晓辉在家中自缢，年仅32岁。往前追溯，9月中旬，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副理事长，原铁岭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亮溺水自杀，官方称其死“由于患抑郁症”；8月底，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身中11刀，气管与喉管均被割断，警方认定是自杀——这种难度系数极大，在正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自杀方式，为中国官员的自杀史抹上了一丝扑朔迷离的传奇色泽。
绕开新闻，且说前两天，我与一位疏于联系的老友喝茶。六年前我与他相识之时，他是科长，如今升了一级，副处，官虽不大，却手握重权，负责一个乡镇的招商引资。不足四十岁的他，已经两鬓星星也。他问我：你知道今日中国最高危的行业是什么呢？我答：炒股。他摇头。答：炒房。他再摇头，然后叹息道，是做官，尤其是干他这一块。他的两位前任，一个早就锒铛入狱，一个正接受调查，脱罪几无可能。劝他早日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他苦笑：你是熟读《笑傲江湖》的人，岂能不知刘正风的悲剧呢，若是可以自由进退，这一行哪里还有什么风险，要退，恐怕只有一个去处……我猜出了他的答案。夕阳掠过他的眼神，空余惘然与寂寞。
我讲这些案例，并不能说明什么，印证什么。官场并非是一团漆黑，自杀的官员终归是少数，某些自杀者的确死于抑郁症，这些都不能否认，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官员们的心态，正如所有国人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暴戾，越来越分裂：这是一种基于体制化的分裂，一面是对体制的深深依恋，因为体制给予了他们所能给予的一切；一面却是对体制的恐惧与反叛，因为他们比任何体制外的人都深切体味到了这个体制的暴虐与荼毒，以及对自由和正义的摧残。
不要被那些官员的庄严宝相所蒙蔽，其实他们和你我一样，在衣冠楚楚之下，在冠冕堂皇之下，覆盖了更深的恐慌，更深的危机，更深的无助。遗憾的是，许多时候，他们都不愿承认自己置身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他们紧紧握住权柄，以为那是指向彼岸的罗盘。直到他们像不幸的杨金德那样，从司法监督员沦为司法体制的牺牲品，才有勇气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法治，那是多么可怕。”——当他们作为执法者与监督者，他们何尝不知法治沉沦的危害呢？他们不止是危机之下的受害者，更是危机本身。
危机之中，他们何去何从？有些人死了，有些人终于意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法治，而非权柄，才是将他们从危机之河拯救而出的那一根稻草；有些人依旧视法治为无物，此世的万物，已经无法唤起他们的信仰，像我的那位官员朋友，他不愿弃官而移民，同时不愿生活于惶恐的虚空之中，于是皈依了佛教，说是求一个心安。只是，他能心安吗，假如他与刑讯逼供、瘫痪和死亡的距离只有一公分？
供《中国经营报》
打开媒体，负面新闻扑满了眼目。新闻的主角，纷纷改头换面。以前大多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的普罗阶级，而今，受害者已经渐次扩大为大权在握的官员、富可倾城的商人。像河南南阳市的杨金德，放在二三十年前，若上报纸，必为正面人物，他不仅是一家民营汽车销售公司的老板，还是南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南阳政法系统的司法监督员，一只脚在商场，一只脚在官场，呼风唤雨，风光无限；然而，一年前，他因不服法院判决，到法院抗议，进京上访等，被指六项罪名，包括“涉黑”之重罪，一审获刑20年，他在看守所，遭遇了耸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受尽折磨，全身瘫痪，无法站立。这一点，一审判决书里有所暗示：“因被告人杨金德身体原因，无法接受审判，本院先后两次裁定对其中止审理和恢复审理。”
“司法监督员”的身份，在杨金德身上构成了悲怆的反讽。他所监督的人，恰恰就是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用针扎他、灌他辣椒水、给他戴上数十公斤的脚镣手铐然后将他与狼狗关进同一个铁笼（简称“与狼共舞”）的人。可见这种司法监督，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可见中国的刑讯逼供无处不在，不必说司法监督员被刑讯逼供，不必说交通局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被刑讯逼供，就连常常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的公安局长，一旦落入“自己人”之手，都难逃坐老虎凳、警棍电击的厄运。辽宁本溪市南芬区副区长兼公安局局长谢志冈之死，虽然至今还是疑案，却不妨作为参照。
除了杨金德、谢志冈们，还有一种官员，前赴后继成为负面新闻的主角。10月6日，浙江绍兴市计生委主任叶锦茹从绍兴国际大酒店14楼纵身一跃，自杀身亡，据警方表示，其遗书称“不堪忍受病痛折磨”。10月7日，安徽郎溪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晓辉在家中自缢，年仅32岁。往前追溯，9月中旬，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主任、副理事长，原铁岭市常务副市长袁卫亮溺水自杀，官方称其死“由于患抑郁症”；8月底，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身中11刀，气管与喉管均被割断，警方认定是自杀——这种难度系数极大，在正常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自杀方式，为中国官员的自杀史抹上了一丝扑朔迷离的传奇色泽。
绕开新闻，且说前两天，我与一位疏于联系的老友喝茶。六年前我与他相识之时，他是科长，如今升了一级，副处，官虽不大，却手握重权，负责一个乡镇的招商引资。不足四十岁的他，已经两鬓星星也。他问我：你知道今日中国最高危的行业是什么呢？我答：炒股。他摇头。答：炒房。他再摇头，然后叹息道，是做官，尤其是干他这一块。他的两位前任，一个早就锒铛入狱，一个正接受调查，脱罪几无可能。劝他早日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他苦笑：你是熟读《笑傲江湖》的人，岂能不知刘正风的悲剧呢，若是可以自由进退，这一行哪里还有什么风险，要退，恐怕只有一个去处……我猜出了他的答案。夕阳掠过他的眼神，空余惘然与寂寞。
我讲这些案例，并不能说明什么，印证什么。官场并非是一团漆黑，自杀的官员终归是少数，某些自杀者的确死于抑郁症，这些都不能否认，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官员们的心态，正如所有国人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暴戾，越来越分裂：这是一种基于体制化的分裂，一面是对体制的深深依恋，因为体制给予了他们所能给予的一切；一面却是对体制的恐惧与反叛，因为他们比任何体制外的人都深切体味到了这个体制的暴虐与荼毒，以及对自由和正义的摧残。
不要被那些官员的庄严宝相所蒙蔽，其实他们和你我一样，在衣冠楚楚之下，在冠冕堂皇之下，覆盖了更深的恐慌，更深的危机，更深的无助。遗憾的是，许多时候，他们都不愿承认自己置身于深重的危机之中，他们紧紧握住权柄，以为那是指向彼岸的罗盘。直到他们像不幸的杨金德那样，从司法监督员沦为司法体制的牺牲品，才有勇气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法治，那是多么可怕。”——当他们作为执法者与监督者，他们何尝不知法治沉沦的危害呢？他们不止是危机之下的受害者，更是危机本身。
危机之中，他们何去何从？有些人死了，有些人终于意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法治，而非权柄，才是将他们从危机之河拯救而出的那一根稻草；有些人依旧视法治为无物，此世的万物，已经无法唤起他们的信仰，像我的那位官员朋友，他不愿弃官而移民，同时不愿生活于惶恐的虚空之中，于是皈依了佛教，说是求一个心安。只是，他能心安吗，假如他与刑讯逼供、瘫痪和死亡的距离只有一公分？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