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店泌阳县:茆家升：胡适与章太炎章士钊

茆家升：胡适与章太炎章士钊

　　1915年胡适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是年8月26日夜，作一文(英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字易于教授”。(见“胡适传记三种”，安徽教育出版社72页)这大概是胡适萌发新文化运动最早的记载。翌年2月2日始，与梅光迪任鸿隽等留美同学通信，讨论“文学改良”。可惜除了陈衡哲之外，几乎是一片反对声。胡适并不动摇，而是一再写信与他们商讨，竭力说服他们。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在讨论中逐渐完善。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深了，直至终身。胡适是十分敬重这分友情的，正如他回国前一首小诗里所说的：“------佳句共欣赏，论难见忠厚。今当远别去，此乐难再有。”他们待胡适确是十分友好，正如赵元任所说的：“自从老胡来，此地暖如汤。”这些都说明了，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虽然是一场惊天动地，改革几千年旧习，使古老中国开始迈向现代化第一步的大事，开始时却是以一种平和的讨论式的改良方式进行的。所以尽管这场改革的主帅之一陈独秀，和一些激进者，往往出词激烈，而胡适却始终以宽容心情，对待一切反对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应该以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

　　当然，他的宽容态度，并不表示他对自己倡导的文学改良主张，态度不坚决，或在强大的反对者面前表示妥协和折衷。

　　应该说新文化运动是赶上了好时期。一是清朝垮了，皇帝没了，再没有什么口含天宪一言九鼎或文革中所谓一句顶一万句的人了，才可以群言烽起。二是军阀混战，军阀们只顾抢地盘杀人越货，一时顾不上听知识分子的叽叽喳渣。如胡适所说的，他们什么都不懂别管他们。这就多少有了点自由讨论的空间。也才有倡导者和反对者大体平等讨论问题的平台。比如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又是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可以写文章做报告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曾支持刘百昭杨荫榆们镇压过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但毕竟不能以教育总长身分下令不准胡适陈独秀们发言发文章。同样的道理，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当过教育总长，他也不能利用权力这么做。当然，他在当北京大学校长时，实行兼收并蓄的政策，力排众议，顶住反对胡适的逆流，坚持任用胡适为北大教授，对推进新文化运动，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功不可没。

　　新文化运动中，改革派这一边当时确实汇聚了众多文化精英，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之外，还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张慰慈陶孟和等，以及傅斯年罗家论毛子水俞平伯等青年才俊。他们之中除了周作人以后附逆成了汉奸之外，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功臣。他们作出的杰出贡献，都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但是，反对的力量却是更为庞杂，谨就复古派而言，就有章太炎章士钊林琴南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大批著名文人，许多人都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大师级的人物。有些人还是懿德嘉行品格优秀的人，有些人是门生众多追随者众的宗师。如何破除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阻挠，就成了革新派最大的难题。既不能退缩调和折衷，又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抹杀他们的学术成就。这方面胡适与章太炎章士钊关系的处理，颇有代表性，值得一说：

　　先说说章太炎炳麟先生，先生1869年生。比胡适大22岁。当胡适还是留美学子时，太炎先生已是名重一时的汉学大师了。鲁迅周作人刘师培等许多北大教授都是他的学生。而且他不仅学术成就巨大，还是著名的反袁与力主抗日的英雄，当面斥责过袁世凯，9.18事件和“满州国”事件中，皆四处奔走呼号，力主抗日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深受国人敬仰。可是他偏偏反对新文化运动，且态度坚决出言不逊。不仅公开奚落过钱玄同，而且对胡适也“不假词色”。本来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序言里，曾特别表示对章太炎的敬意。可是太炎先生并不领情。并在民国十年十一月寄信章士钊指斥胡治墨学“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胡适曾与章士钊一起，拜访过太炎先生，有过争论。是冬，胡适应申报馆之约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云：“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活古文学的必死之症。″胡适的天才判断，终于使古文学到了章太炎的时代，及身而绝了。太炎先生以后“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太炎先生之后，国学再无大师，黄侃之流只学得皮毛(钱锺书陈寅恪是另一类大师，他们虽有时也用文言文，但都沐浴过欧风美雨，属′再造文明｀这一档，他俩也是大陆批胡时少数未发言者)。新文化运动也终于破除了太炎先生为代表的国学大师的坚冰，继续艰难地向前滚动着。

　　说罢太炎先生再说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行严先生比胡适年长十岁，可以说一生都是风云人物了，从北洋政府的秘书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一直到解放后毛泽东的座上客，文革期间望九高龄了，还肩负特别使命，客居香港，最后客死他乡，有了说不完的话题。现在他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都成了名人，也都在谈家事谈往事，弄得后来人难辩是非。都放开不管吧，只说说他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说他那时是保守派复古派，应该不是乱扣帽子，因为他自己也是承认了的。而且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坏事，对一件新事物有不同观点是很平常的事，反对错了也不要紧，有时还会从另一面促使新事物的发展，白话文运动正是这样推广开来的。

　　不过在说章士钊与胡适的关系之前，要说一说聚讼纷纭胡适见废帝溥仪一事，这事与章士钊也有些关系。胡适见溥仪，这件平常的事，沸沸扬扬说了几十年。直到溥仪特赦后，毛泽东见到他，说了句“我们曾经是你的子民″，才了结了这笔帐。具体过程谈的人已经很多，不再赘述了。值得一说的是章士钊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胡适第一次见溥仪是1922年5月30日，为使大众了解事实，胡适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发表在当年7月23日出版的<<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文章中说溥仪有反省，说他们做了很多错事，到那时了，还要糜费民国钱财，心里很不安，想独立生活等等。胡适说溥仪一位十七岁少年，处境是寂寞可怜的，想找一个也算得上少年的人来谈谈，是人情上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子里帝王思想未刷干净，闹出什么胡适要为帝王师，要求免跪拜什么无根据的话。

　　什么为帝王师之说，就是章士钊说的。章士钊还于1923年8月21日及22日，在上海<<新闻报>>撰刊<<评新文化运动>>指陈：“今日之青年以适之为天帝，以绩溪为上京-----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之章法，于<<尝试集>>中求诗学之源流——以鄙俗妄为之举，窃高文美艺之名。”真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这还未了，章士钊还使友人以此文致胡适，促其作答。胡适以“不值一驳”置之。吴稚晖讥章士钊“那篇文章，尽是村学究语，自然不值一驳。做那种文章，简直是失了逻辑学者的体面”。风波暂告停息。

　　胡适与章士钊还有一次正面交锋，颇有情趣，不妨一说：

　　说的是1925年某日一席间，章士钊与胡适同桌。有好事者为他俩合影，并说双方皆为各自阵营的主将，何不“各投所好”题诗。胡适写了一首七言诗：“‘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章士钊也做了一首白话诗，表明了对白话诗的态度：“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老章投了降。”

　　确是充满了风趣的好诗。并非是艺术造诣有多高，而是真情的直白。胡诗好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借来的诗。白话文的推广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事，需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特别是像章士钊这样高官和儒学大家的支持，何况章士钊早年也写过白话文。用心良苦溢于言表。章诗好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眼见新文化运动滚滚向前，心有不甘又不便言说，什么老章投了降，只是一时搪塞，还忘不了污蔑白话诗为歪词。读者要真的相信老章投了降，那就太天真了，太看轻了推广新文化运动的艰难了，也看轻了复古派的顽固了。果然，是年(1925年)4月14日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后，5月7日，章即禁止学生集会纪念国耻。以致住宅被学生捣毁，章辞职下台。章下台后恢复<<甲寅>>杂志，改为周刊出版。明确表示“文章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胡适即著文云“老章又反叛了”。可见斗争的复杂性。

　　二章和胡适一样，都是复杂的政坛文坛风云人物，人言言殊，不是我们民间小子能轻率点评的，我不过就推广白话文一事略说一二而已。

　　说起由推广白话诗白话文而引发的一场新文化运动，我总会想起1915年8月26日夜胡适在留学美国时，关于文字改革的滥觞之念。初衷只不过要把语言文字表达清楚而已。他大概未想到，他这一念之发，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浪，结果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所谓“名满天下，谤也随之”。直到今天，还有人骂他是知识分子的败类。可惜骂他的人，居然用的也是白话文，真有点匪夷所思。

　　我又想起儿时听说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食古不化的冬哄先生，一天奉老婆之命上街买柴。他看到一担担挑柴的从眼前过，连声呼曰：“负薪者止！负薪者止！”可没一个卖柴的人停下来。后来老婆赶来了，只喊了一句：“卖柴的停下来！”事情就办成了。这个冬哄老婆用的就是白话文，和胡适先生倡导的是一致的。

　　问题就摆在这里了，为什么推广白话文的不是那个冬哄的老婆，而是胡适！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你认为古文学文言文怎么怎么不好，是僵死的桎梏；白话文白话诗是多么多么好，是充满活力的利器。说空话不行，要拿出证据来！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是用文言记录下来的，一代一代出过多少名师硕儒！有过多少丰硕的成果！在世界上有过多大的影响！就在民国初年时也是群星璀灿的！你白话文有过什么成果？出过什么大师？就凭你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再加上和你一样喝过一点洋墨水的年轻人，就想否定几千年的文明史吗？你们读过多少经史子集？看得懂文言吗？懂一点诗词歌赋吗？你有多少本领亮出来吧！这样一来，那个只会喊“卖柴的停下来″的冬哄老婆就不行了，尽管她那句话很有道理也合潮流，但说服不了人还是不行！这时就得胡适这样的人出来说话了。因为他十二岁之前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也是学富五车的，也能做一手规范漂亮的文言文，领悟力表达力也是一流的。总的考量不低于当时任何一个儒学大师，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大师们所没有的西学知识和思维方式和实验方法，还有他那颗坚定又宽容的心和极富亲和力的人格魅力，这就使这场关系到全民族的运动，一开始就那么有声有色，并迅速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大波澜。

　　章太炎章士钊都是堪称国学大师级的人物，那么胡适在国学上究竟有多少根底，能和他们较量呢？这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有人能说的清。据网上唐德刚先生的“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一文介绍：“胡适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架槃槃大材：是一位九项全能的专家学者。”这九个项目是：一，哲学思想，二，政治思想，三，历史观点，四，文学思想，五，哲学史观点，六，文学史观点，七，考据学，八.红学的艺术性，九，红学的人民性。其实这是国内批胡时的“菜单”。实际上还该加上胡适对佛教禅宗的研究.那几乎是“十项全能”了。

　　唐德刚先生又把这些成就分为三类九等，那些属于“学报性的原始贡献”，那些属于“启蒙性的文化挂钩”。这些我们就不懂了。但唐德刚告诉我们，胡适对每一项学问，都拿出了“持绣花针″功夫，每一专项的研究成果，都在本专业二三流专家以上水平。也许每一行都有第一流的“劲敌”，但胡的“识”往往过之。见多方能识广，他们在融会贯通方面，无法和胡适相提并论的。而且胡的贡献并不在“整理国故”，而在“再造文明”。仅就推广白话文一事而言，如果不带偏见的话，今日使用白话文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受惠者。

　　从胡适与二章的关系中，我们学到些什么呢？我想首先还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简单点说，就是一切都要“拿出证据来！”破几千年积聚的桎梏，开一代新风，那可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那是要真本领大学问的。胡适先生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推广，可说是殚精竭虑，甚至擂台打遍了，但“其争也君子”，用的都是和平的方法，是“温恭敬慎的态度，知仁忠和的德操”。后两句话是毛子水先生说的，子水先生还说了：“有一些骂詈胡先生的人，我不说他们尽是不光明正大的小人，但我可以说，他们多半是没有好的‘中国文化’的人。信口妄言，是他们的长处；无知妄作，是他们的长处。”我想毛子水先生所言，不是专对台湾那一边的吧！

　　胡适也非完人，也是可以批评的。但批胡适是不易的，你要批评他什么，首先总得把要批评的事弄清楚，不要信口妄言，也不要妄作解人，更不能强词夺理，说每件事，还是得奉行那句老话：“拿证据来！”不要逞一时口笔之利，不顾常识，结果贻笑大方。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直到今天，我们见到的例子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