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阴唇粘连:话说儒家的修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3 02:50:42
《论语》第十九<子张篇>,记载了孔子两位高徒子游和子夏之间的一场争论。【案:这场争论显然应该是发生在孔子去世后。】

    事情是这样的。子游有点看不起子夏的教学方法,说子夏的门人弟子,就知道成天跟着老师学些个扫地洒水、招待客人之类的小玩意儿,都是细枝末节,却不知道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子夏听了以后说,哎,子游兄说话太过了。老师(孔子)的道学,并无大小之分,日常生活也罢,治国平天下也罢,本是一体的。但是,弟子从入门,总有个过程,从细微处修身养性,才便于上手,逐步登堂入室。如果一上来就讲大道理,反而让人无从下手,流于空泛。

    这场争论,从《论语》编纂者的意图来说,显然是判定子夏胜出,其意旨,就是要提醒后世注意修身养性。

   

    其实,修身在儒家的重要性,早在先秦儒学经典中就已经确立。《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处处强调修身。但是,把修身当成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基础,形成著名的“修齐治平”序列,则是在《礼记》里面的《大学》一章中明确说出来的,《论语》里面反倒没有明说。而对于《大学》一章,后来的汉唐儒学,并没有给以特别的注意。而是直到南宋朱熹,才把《大学》和《中庸》专门从《礼记》里面抽出来,大加提倡,并于《论语》、《孟子》一起,编为四书。而《大学》更成了四书之首。可见儒学到了宋明阶段,才格外注重修身功夫。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从先秦到宋明之间,隔着一千年,这一千年,也就是汉唐时期,在这个时期,儒学是汉唐社会生活中当然的正统,可是汉唐为什么就不如宋明重视修身呢?

    最近读钱穆《国史大纲》,给我一个启示。钱先生的意思是说,汉唐期间,主要是文人贵族政体。印刷术不普及,书籍昂贵,学习不方便,儒学成了家传,成了极少数小圈子里面的人的专利。结果,学而优则仕,做官也就成了极少数文人贵族的专利,结果形成了汉代的所谓世家大族,进而成了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体。因为极少数人能读得起书,所以选拔官僚自然只能从这少数人中选。也就是说,读了书就有官做。也就是说,读了书就自然有机会治国平天下了。至于修身不修身的,那你直接到官场上,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好了。

    但是,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根本转折,就是儒学的平民化。这个转折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唐代,中央就一直对少数文人世家大族垄断朝纲持否定态度,为此不遗余力地推行科举制度,把更多的庶族寒士吸收到政权中;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更加让政府头痛,所以此后的中央政权有一个基本倾向,就是拆散任何集团------皇亲国戚(贵族)、功臣(军人)、世家大族(文人)------对政治的垄断,极力推崇没有任何背景的平民参与政治,做“职业经理人”,其具体体现,就是科举制度逐渐成为入仕的主要渠道,甚至唯一渠道。再一个原因,就是从物质技术上,造纸和印刷术在宋代逐渐成熟,文化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结果读书人的群体极度扩张。

    但是这样一个转折,却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文人的供求矛盾的转换。原来是文人供给不足,文人奇货可居,所以才产生文人世家大族对政治的垄断,现在则是文人供大于求。结果,文人读书到做官,需要等待好长时间,好多人则一辈子也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空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那么,这种文人的供大于求的宏观格局,对于任何一个读书人来说,在心理上,立即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一辈子都不能治国平天下,那么读这些个圣贤书有什么用?第二,入仕为官是“僧多粥少”,肯定要争争抢抢,而凡是争争抢抢的事情,一定都很狼狈,投机钻营,畏畏缩缩,也就是所谓的“功利主义”,从感觉上就不美。陶潜的田园诗那么让世人推崇备至,也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置?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文人还没等到入仕,多半已经撑不下去了,会疯掉吧。

 

    所以,儒家到了宋明理学阶段,也就因了上述需要,形成了一种特别强调修身养性的特色。

    首先是宋明理学所强调的经典的置换。今天都知道儒学经典是四书五经,类似于西方人的《圣经》。我曾经请教过(我的一位朋友)王大师,关于汉学和宋学的区别,才知道,原来在汉代,儒家尊奉的是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三传》。这是孔子编纂的西周先王治国圣典。大体来说,重在介绍先王典章制度,政治法则。汉人学习它,是直接拿来治国平天下用的,所以对五经的学习热情最高,汉代著名的《大戴礼》和《小戴礼》真伪之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谁是正宗之争,足以说明汉儒对五经的重视。而《论语》在当时,反而只能算是参考资料,课外读物。《孟子》则连这个地位也没有。

    可是到了宋代以后,才逐渐把《论语》《孟子》,再加上从《礼记》里面关于修身养性论述最多的《大学》《中庸》抽出来,凑成四书,而且提高到五经之上的地位。而且朱熹还直接说了,《五经》里面的《诗经》和《周礼》,读起来收获最少,最没用。朱熹这么说,道理是显然的,就是从修身养性上来讲的,《诗经》是民谣雅曲,读起来或率真或典雅,但是要想从中参透个什么修身养性的道理,当然很难;《周礼》则全是典章制度,好像出土文物,怎么好参出个修身养性的道理来呢?《四书》与《五经》相比,整体上来看,明摆着就是从人生经历的细微处,讲做人立世的道理。正好满足宋明儒者修身养性的需求。

 

    其次,宋明理学不自觉地掺入了佛学、道家。宋明理学大儒,一说起佛道两家,就吹胡子瞪眼,好像基督徒看待异端一样。但实际上,宋明理学实在是不自觉地借鉴了佛家和道家。这也是为了修身养性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先秦到汉唐,儒生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拉得很近,也就是说,做官实践的机会随时有,很频繁,所以更容易从治国行动的效验上入手做些反思,发些议论。比如汉代的大儒董仲舒、贾谊、王充之流,还有众儒生集体创造的结晶《盐铁论》、《淮南子》,等等,全是这一类。而到了唐代,干脆没什么儒学理论新成就,唐人的创新主要是对经典的政治应用。这就是因为做得多,所以说的就少。而到了宋明时代,儒生们上手行动的机会少了,内心纠结的机会就多了,于是便要有些个东西拿来整治自己的内心世界。可是偏偏地,先秦诸子里面,很少这方面的发明,孔孟其实都是郁郁不得志者,所以对强调内心修养的人来说,《论语》《孟子》自然好看;而和自己内心较劲最狠的,其实还不是儒家,而是道家的《庄子》;但是中国人和自己内心较劲的本事,拿来和印度人相比的话,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和自己内心较劲是印度特产,是印度文化的特色。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什么人生如梦啦之类的,但是却不自觉地接受了人家的方法,的确好用嘛。

 

    其三,结果,宋明理学,产生了大量记载修身养性的语录体文献,和好多光修养不做事(从政)的圣人。宋明理学之语录体,在宋代为二程兄弟所倡导,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基本的内容,少有政事议论,绝大多数,都是读经典的个人心得,与弟子就日常生活琐事该怎么做的对话,还有个人情绪的挥发。总结起来,就是个人日常生活的修养和反省,就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的内容自然不同于佛家,但是从形式上来看,怎么看怎么像。光修养不做事,典型的代表应该是明代的吴与弼,这老先生也不是不做事,他是天天在家里种地,种地的态度比老农还认真,连书都很少写。【案:想想先师孔子大力提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吴老农算是离经叛道了。】可是就是这位姓吴的老农,却成了整个明代心学的开创者,黄宗羲《明儒学案》给吴老农排位第一,成了王阳明心学的先导。

    吴老农也不是完全不写字,写些什么呢?顺便举三例:1、今天在田里割稻子,不小心把手割了个大口子,痛得不行,可是一想到君子怎么能被这点小痛降住了呢?遂不管不顾,奋力挥镰割稻;2、家里粮食不多了,吃得少,饿得难受;小孙子又生病,不知道药钱从哪里出,债主又催门。晚上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颇为烦心,情绪低落。可是想想君子固穷,越这样越是磨练自己的时候,怎么能被这些东西降住呢?于是心宽敞;3、广东来了个小子叫陈白沙,住在吴老农家学道。结果老吴天刚蒙蒙亮就爬起来,就着微光筛谷子,而广东小子还在睡觉。吴老农大骂:小子,这么懒,什么时候能修到程门?【案:指宋儒程颢------“程门立雪”的领衔主演。】

   

    宋明理学大儒并不都像吴与弼这样苦熬,也有潇洒些的,比如洪应范的《菜根谭》,吕坤的《呻吟语》,就圆通得多。这当然是另一个极端。但是不管哪个极端,总之一句话,都很是在日常事务上着力,在心性上打磨,也就是修身养性的功夫。这种修养功夫一直到清代,著名的代表,当然就是曾文正公国藩了。

    毛主席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主席还说:“吾于近人,独夫曾文正公。”蒋介石也说了类似的话。今人唐浩明为曾国藩作了煌煌三大卷的传记小说,可以让我们好好领略一下这位修养出来的儒生的风骨。依我看来,曾国藩作为儒生,最为令人称奇的地方就是,作为军事家,真的是平庸无能,“臣屡败屡战”这句话真的是他这方面的写照;但另一方面却有十足的韧劲和定力,硬是数次挽狂澜于即倒,步步为营,最终胜利。这中间,靠的就是修养的功夫。二程、朱熹都是修养的大家,却没有什么事功足以证明修养精神的神力;吴与弼修养得很苦,近于墨家,看起来也不热闹;王阳明自然是心学第一牛人,可惜太牛了,让人感觉是天生神力,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这个曾国藩,明明是个蠢材,真的是个蠢材,做出这样的事功,才显出儒家人格修养,如原子核遇到了核聚变的机会,才显出其平淡中蕴藏的惊人的威力。

 

    从“四体不勤”的孔夫子,到以耕作为寄的吴老农,再到白天打仗晚上读书的曾文正公,事功不同,却都强调一个修养的底子;修养的内容不同,却都强调一个存养工夫的日常性。也就是《中庸》上讲的:“夫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孔夫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但进退有度;吴与弼躬耕陇亩,碌碌无为,但内心平静肃穆;曾文正前半生在国子监默默无闻,自然安安静静;后半生在战场上领千军万马,还是波澜不惊,靠的都是这份存养功夫,都是这个须臾不可离的道。

    这种须臾不可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修养的到底是什么?我也曾费尽心思想探个究竟,探来探去,其实说白了不过就是一个方寸感,平淡无奇。只不过说这个方寸感的修养,就是需要日日时时事事提省自己,好像每日每时,吃饭睡觉,都记着练气功一样。原来修养的秘诀就是把生活当练功,生活就是练功。只不过,每日练拳脚,是为了将来上场比赛的;练嗓子,是为了登台表演的,而儒家的修身养性,就是随时练,随时登台上场,登生活这个舞台,上生活这个战场。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发现,事事纠结,无非是过于不及,做过了不行,不及也不行,干脆不做又不行,因为生活无所逃遁。时时省察,把握方寸,生活就不至于东倒西歪。

    其实日常生活也罢,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也罢,都不过是走路,都不过是经历。要说生活的目标结果,就是一个,死亡。要说生活的意义也是一个,走路走得好,从容淡定,自然心情愉悦,于是就说这个事情有意义,有价值,那个东西值得珍惜;走得不好看,跌跌撞撞,头破血流,就说太痛苦了,就说我这是为了什么啊?实在没意义。

     吴老农在田埂上走得好,内心充实,还招来好多人欣赏;政治家高居万人瞩目的台上,走得不好,反倒是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