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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什科维奇：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民粹主义(2)

　　就政体类型而言，已成型的威权体制和巩固的民主体制都不可能出现经济上的民粹主义。不过，最近刚从威权统治转向民主治理的转型中的民主政体非常容易受到影响。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所有民主政体都正处于转型之中。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东欧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出现过民粹主义插曲。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拉丁美洲与东欧在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转型初期阶段的灾难性宏观经济状况。

　　东欧国家的结构性差异以及宏观经济约束条件

　　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所有有助于拉丁美洲产生经济民粹主义的结构性特征都没有出现。以收人和资产的分配来说，尽管东欧国家收人两极化现象在1989年后快速增加，它们的收人分配状况依然远比拉丁美洲均衡，而后者的收人分配状况即使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标准来看也是极其不均等的。人们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即东欧国家不需要民粹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体制给这些国家留下一种相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福利传统。以前的许多社会、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仍旧存在。即使没有另外的民粹型经济措施，这就给国家财政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与拉丁美洲通常的情况不同，东欧国家出口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分割程度没那么大。相反，出口部门综合了开发、生产和营销活动，而这些活动集中于竞争性市场并且不均衡地分散在各家公司之中。因此，以牺牲出口部门为代价的民粹式再分配压力就更小。针对国内市场的部门更少有机会强制推动拉丁美洲经常发生的那种经济政策的转向。当然，正像巨大的结构性断裂无法单独解释对政府提出的再分配压力的强度那样，不存在结构性断裂的情况也不能保证不会出现这种压力。

　　我的观点是，即便存在着这种压力，并且东欧的政策制定者受到它们的推动，在转型的初期阶段，这些政策制定者在试图采用民粹式政策时仍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仅仅凭借自己的意志就“采用民粹主义的政策”。拉丁美洲的经验显示，即使是在推行明显不顾及宏观经济约束条件的民粹主义措施时，这些举措也仍旧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环境。最重要的一点是，民粹主义插曲很少发端于宏观经济极端不稳定和大幅衰退的时期。不过，这并不是说民粹主义与经济危机无关。相反，在特定的外部及内部政治环境下，民粹主义插曲可能在这之后立即出现，因为那时会有一些“让人喘息的空间”。拉丁美洲的所有民粹主义插曲都不是发端于大幅衰退时期的。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出现的六段这类插曲中，只有秘鲁1985一1990年的插曲起源于轻微衰退时期。在其他插曲发生之前，经济都保持增长，即便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实际的增长率低于增长潜力。在智利(1970年)、阿根廷(1973年)、墨西哥(1970年和1977年)、秘鲁(1985年)和巴西(1985年)的民粹主义实验之前，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多多少少处于可让人接受的水平。仅仅是基于宏观经济指标，人们预测短期内宏观经济不会出现灾难性危险。上述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民粹式经济政策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持。在民粹主义时期之前，通货膨胀率较高，尽管依照拉丁美洲的标准，它还不算太高。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没有出现超级通货膨胀。预算赤字较高(从智利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1970年]）到墨西哥和秘鲁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7%[分别在1977年和1985年])，尽管它比民粹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赤字水平要低很多。在大多数情形下，贸易收支平衡处于顺差状态，并且/或者经常账户赤字较低，而且有大量的国际储备可以支用。另外，民粹型政权常常可以通过将该国主要出日产品——智利的铜以及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石油—的差额收益国有化来获取额外的财政资源。

　　“可以接受”(尽管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状况肯定不会与民粹主义时期之前推行的标准的稳定与调整方案无关。实际上，正统的稳定与调整方案可以说是通过两种方式“培育了”经济民粹主义：首先，通过改善“预算和外部收支状况，足以为采用高度扩张的政策方案创造条件〔尽管也许没有从中产生推行这种政策的智慧)”；其次，通过养成政治人物与民众对较差的经济增长水平和主流调整方案所造成的严重分配后果的不满。

　　不过，上述教训与在关于东欧民粹主义威胁的讨论中所提出的一种看法不同，而这种看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经济民粹主义是“因！新自由主义稳定方案]失败而导致的一种不可避免然而却不幸的后果”。我的观点是，经济民粹主义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稳定方案的暂时性胜利，而不是它的失败。宏观经济的崩溃接着会造成经济与政治上的失序状态，而不会在损害其他人的情况下相当系统地强制形成特定的经济社会利益格局，也不会造成有人攫取这一过程所带来的政治收益的局面—这种攫取现象就是作为政府政策的经济民粹主义的表征。

　　如果说相对的和暂时的均衡时期为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创造了宏观经济上的条件，这种条件的缺失是东欧后共产主义初期岁月中最显著的特征。自1990年以来，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东欧国家的情况要远远糟糕于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时期之前的状况，这使得任何民粹派的企图都变得几乎不可能。东欧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史无前例的衰退实际上比拉丁美洲民粹主义实验失败之后的衰退更为严重。民粹主义的破产使阿根廷197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9%。与此对应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情况是：智利(5。6%，1973年)，秘鲁(10。4%，1989年)，以及墨西哥(0。6%，1982年)，而墨西哥和巴西实际上则在1976年和1987年后继续增长。

　　而伴随着共产主义崩溃的是：波兰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1。6%，匈牙利下降11。9%，捷克共和国下降14。2%，斯洛伐克下降14。5%，保加利亚下降11。7%，以及罗马尼亚下降15。4%。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持续的时间都是前所未有的。对大部分东欧国家来说，1992年是第四个连续衰退的年头，并且只有波兰出现温和的复苏。即使在1980年代—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这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拉丁美洲，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发现任何类似的情形。

　　除经济衰退之外，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阻挠了东欧国家的民粹式冒险事业。预算赤字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拉丁美洲在民粹主义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最高时的水平。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拉丁美洲的预算赤字是由于财政扩张以及经济过热而增长的，而东欧国家在没有任何新的投资项目的情况下也出现预算赤字。东欧国家总体上的通货膨胀率相当于或者高于民粹主义时期之前的拉丁美洲。就国际储备以及贸易和收支平衡的情况而言，大部分东欧国家的情况类似于或者甚至差于民粹主义时期之前的拉丁美洲。从1990年直1993-1994年，所有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都不适于进行民粹主义的实验。相反，从宏观经济的观点来看，东欧国家看起来好像正处于后民粹主义时期。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

　　共产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相似之处

　　尽管拉丁美洲的所有民粹主义实验都远远比不上共产主义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经济战略有着突出的类似于民粹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

　　1.通过支持充分就业、高工资以及诸如最低工资、免费托儿所和幼儿园和免费医疗、教育和儿童保健之类的社会福利：以吸引有组织的劳工以及城市白领群体的支持。

　　2.在”起飞”(罗斯托意义上的)以及’‘追赶”世界其他国家的雄心的激励下，采用旨在实现地区性自给自足和完成强制性工业化的进口替代政策。

　　3.采纳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的政策，旨在实现从农村人D到城市人口以及从农业到工业的收入再分配。

　　4.相对于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有着强烈的偏。

　　5.对外国公司，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活跃的跨国公司，施加很大的限制。

　　6.采用像预算赤字之类的政策以刺激总需求，提高名义工资并控制物价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实行汇率管制或者使货币升值以削减通货膨胀并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与利润。

　　7.强调增长与收入的再分配，而弱化赤字财政与外部约束的风险。

　　回过头看，通常为治理这两种经济战略所导致的问题而开出的“药方”似乎确证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向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推荐的并获得国际支持的转型战略与拉丁美洲在后民粹主义时期推行稳定与调整方案非常相似。有关宏观经济的关键数据显示，在1990-1994年，东欧国家的经济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还远远没有得到任何“缓冲空间”。从总体上讲，东欧国家在1990年之后还没有条件采用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状况并没有为它们提供这么做的空间。

　　国际性的约束条件

　　是不是只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制约才会防止出现向民粹主义的转变？这一问题对巴尔干国家更有针对性。该地区的现实情况表明，在特定的情形下，经济的实际状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持某些“游戏规则”。在东欧国家，这些规则一般有着国际性含义，它们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家银行界保持合作关系，以及中东欧国家希望尽可能地与欧共体结合在一起。在转型的初期阶段，该地区的许多国家一直试图保持这样的形象：有诚意的改革者、可靠的债务人以及一个联合的欧洲的潜在成员。

　　在东欧，从总体上看，宏观经济约束条件以及特殊的国际环境限制了可选择的政策，包括任何趋向经济民粹主义的政策。不过，拉丁美洲的经历显示，如果宏观经济表现使得至少是部分的内生性融资成为可能，为了推行一些具有政治性目的的政策，与国际金融和经济界合作的规则就会暂时被破坏。因此，巴西的萨尔尼、秘鲁的加西亚以及哥伦比亚的贝坦库尔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合作，并且巴西和秘鲁在推行民粹式政策时还宣布暂时停止偿付债务。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银行界也与几个试图采取经济民粹主义措施的国家终止合作。可是，如果推行民粹主义需要在宏观经济状况处于灾难性状态时对国际融资来源提出挑战，那么它的前景将非常黯淡。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开始阶段的条件下，不管当时的政治环境如何，实行经济民粹主义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不过，在以后的转型阶段，其他因素变得重要起来。

　　经济为主，政治为辅

　　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初期年月，政治体系与宏观经济状况间的互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1989年和1990年的“崩溃”阶段；1990年到1993 -1994年的“政治为辅”阶段；以及在上一阶段之后不久开始并持续到1996-1997年的刚刚复苏阶段。

　　在第一阶段，在经济问题上这些国家依然存在转向民粹主义的机会，因为宏观经济环境并不会排斥出现这种转变。在第二阶段，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衰退、快速升高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较低的国际储备，并且国内政治局势要服从于国际金融环境的制约，当然也就没有可能实行民粹主义的政策。在第三阶段—也是最近的阶段，如果出现适当的政治机会，民粹主义转向还是可能的。

　　纯粹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1989和1990这两个狂飘突进的年份可能是在东欧国家推行民粹主义政策的最后时机。当时是新上台的民主政府的“蜜月期”，而且宏观经济条件还并不排斥进行民粹主义的实验，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适宜的”条件。

　　由于波兰在1989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639。6%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外部债务负担沉重，并且耗尽了国际储备，因此该国在经济上绝无可能实行民粹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支持。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势力—从团结工会到前共产党人—都支持稳定方案并实现某种形式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方案。即使那时的公众意见愿意将承受苦难作为获得更美好的未来的条件。在南斯拉夫，经济民粹主义也是不可行的，因为那里的经济状况是灾难性的：1989年和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均下降约10%，1989年出现超级通货膨胀，而1990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00%，并且预算和经常账户出现严重赤字。后来的种族对立和内战只是将该国推向更严重的经济混乱局面，并在随后的儿年里产生更多的破坏性经济后果。不管怎样，在南斯拉夫，是民族主义和种族诉求，而不是宏观经济上的收入再分配，被用来进行政治动员。

　　可是，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民粹主义在原则上具有可行性。在1989年，匈牙利的国内生产总值只下降了约1%，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还增长了1。3%。这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增高，但依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并且远远谈不上剧烈。预算和经常账户赤字也处于可以忍受的水平。不过，经济民粹主义得以避免。匈牙利依然还保有这样的记忆：它们在1985一1987年试图以准民粹化的措施使经济复苏的努力失败了。当时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和拉丁美洲在民粹主义措施失败后的情形相似。政策措施的失败损害了共产党人作为胜任的改革者的信誉，并激起人们对那些以财政扩张和收人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经济复苏的匆忙举动产生很大的疑虑。匈牙利在制订经济政策时逐渐变得谨慎起来。因此，在匈牙利—就像在波兰那样，即将离任以及即将上台的政治势力都通过采用“主流”的经济方略来使它们获得合法性，即使宏观经济状况允许它们采用另外的方法。像它们的后继者那样，匈牙利的即将离任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在1989-1990年没有推行任何的民粹主义措施。

　　只要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使得政治人物能够对理想的经济转型路径拥有发言权，他们就会一致选择实行主流的反民粹主义的政策。上一次政治态势能够影响经济政策的时机是在1989年和1990年，当时公众的反共产主义以及支持资本主义的情绪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大规模的反共产主义的选民群体(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及其政治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以及反暴力公共组织、匈牙利的更为成熟但处于分裂状态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党体系和保加利亚的民主力量联盟)投票支持反民粹主义的经济变革方案，尽管选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才会对这种方案在短期内所产生的严重经济后果有所体认。

　　后来，当政治上对主流转型战略的稳定支持消失时，政治态势实际上已经开始受制于处于危急状态的经济形势、外部的约束条件以及以前的政治抉择。从1990年到1993-1994年所实施的转型战略似乎要面临这样的危险：新的政治系统日益分裂并且出现巨大的民粹主义压力。

　　匈牙利的分裂主要发生在议会内的成熟政党之中。在执政联盟内部，主要联盟势力(匈牙利民主论坛)和一个联盟小党(小持有者党)在体制变革的方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直到t年晚期，支持民族主义诉求的民粹分子在联盟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一些主要的工会和其他组织开始明确提出劳动及公共部门方面的要求。‘民粹派领袖伊什特万·丘尔卡指控说，“国家金融黑帮”及其在国内的代理人正强制推行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其结果是导致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丘尔卡很快就被赶出了匈牙利民主论坛。他于1993年成立了自己的“匈牙利真相与生活党”，该党的党名会让人联想到战前的极端主义(关于对匈牙利民粹主义的详细介绍，见第七章)。

　　虽然匈牙利的分裂主要发生在政党内部，可是当波兰发生分裂时，它却正处于政党形成的过程之中。因为选举和立法规则在开始时有很大的不同，波兰由此而导致的分裂比匈牙利要广泛得多。在1991年和1992年的选举期间和之后，许多小党进人波兰的政治舞台和议会，其中最大的政党的势力只比匈牙利议会中最小的政党稍微强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的民粹分子们能够比他们的匈牙利同伙构成直接和有效得多的挑战。

　　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分裂沿袭了波兰模式。许多相互竞争的政党脱胎于当初曾被公民论坛以及反暴力公共组织动员起来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主要政治集团。在这些集团的最初政治目标达到后，分裂是迅速且残酷的。不过，在捷克斯洛伐克，主要的分裂发生在不同的种族与民族之间。到1992年，那里的民粹主义反映出各民族及种族的沮丧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因经济转型所造成的苦难而加重了。斯洛伐克总理梅恰尔的民粹式观点道出了很多斯洛伐克人的恐惧和愤怒，因为他们由于衰退、价格飞涨以及主要的失业问题而受到的打击比捷克人重得多。胡韦里亚斯提到：“梅恰尔的政党的强大冲击力以及他的民粹主义的和完全是民族主义的说辞所获得的越来越大的成功使其他的政治团体被迫改变意识形态立场并重新设计他们的战略。它们中的大多数以明确支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方式完成了这种转变。”

　　但是，尽管存在政治上的分裂与两极分化问题，并且许多政治人物对民粹主义抱有偏好，东欧所有国家都没有在经济上转向民粹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作为“自由派人士”的捷克共和国总理克劳斯相比，由于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很糟糕，作为“民粹主义者”的梅恰尔甚至更少有机会去推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瓦文萨在波兰总统大选中的反对改革与倾向民粹主义的言论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将巴尔采罗维奇作为他的头号经济政策制定者。即使在巴尔采罗维奇辞职后，总的经济政策方略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后也很少有什么改变。在匈牙利，虽然第一届联合政府继续冠冕堂皇地发表民粹主义的观点，其1993年春天的财政调整计划几乎是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像他们的波兰同伙那样，约瑟夫·安托尔政府的官员们不得不使他们的政治雄心服从于对宏观经济危机的处理。在1994年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中，不同政党的经济政策方案具有显著的一致性，这有力地说明了在选择经济政策方面所受的限制。在1990年的议会选举中，一种相关的现象—经济议题相对不突出—也已经很明显。

　　即便如此，当前共产党的后继政党在立陶宛、波兰、匈牙利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上台执政时，另一轮关于经济民粹主义的悲观预言又出现了。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粹势力强大到足以改变总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转向民粹主义。相反，他们小心谨慎地继续他们的基督教民主派、新自由派以及技术官僚派前任所开始的政策，或者说，他们都没有能力改变以前方案的主要原则。在狂飘突进的年月之后，宏观经济环境的局限以及外部金融和政治条件的制约(而不是倾向资本主义的朦胧情绪)使得整个地区持续地选择反民粹主义的政策。

　　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变化发生。民粹主义的压力，再加上政治分裂程度的日益加深，阻碍了某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并延缓了其他一些措施的制定。这方面的例证有：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在1993年放慢了私有化进程，以及该地区实际上所有国家都推迟了对医疗卫生、教育和养老金体系的全面改革。驱动选举期间利益分配的很可能也是民粹主义诉求。第一类的例证有关改革的速度和顺序，而后一类例证与政治性的商业周期有关而不是与经济民粹主义有关。关于政治性商业周期和民粹主义的关系，阿勒斯纳指出：“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周期强化了经合组织民主国家中的党派周期。”不过，对经济民粹主义的具体解释—这是我立论的基础—大大不同于上述那种与政治周期的类比。

　　就像我上面论证的那样，经济民粹主义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并且宽广得多的政策组合，而这种组合政策在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相反，财政节制、贸易和价格自由化、削减预算、废除补贴以及私有化依然是所有国家政府的政策，不管各国的政治分裂程度或者民粹主义压力的强度如何。政治行动明显地受制于糟糕的宏观经济状况和严酷的国际环境。这意味着政治活动要屈从于经济环境。

　　这是否就是说政治态势压根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政治局势当然会起作用。一方面，东欧国家1989年和199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不仅试图根据现有的游戏规则来获得政策上的重大好处，而且还试图改变游戏规则本身。”(上述说法是皮尔逊和史密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最近的资产阶级革命经验提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和选择的结果。可是，转型初期阶段的关键的政治性决定限制了以后的政策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