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针后自己拆线怎么拆:当秦桧跪在地下，中华民族就没有资格屹立在现代世界

作者田奇庄、崔玉振 陪网络颓废,2008-01-10 19:51:04

人们常说，中医武术、京剧昆曲、唐诗宋词、麻将围棋是中华民族国粹，但那些国粹往往受到地域、时间、爱好等诸多局限。其实，唯有磕头下跪才是中华民族头号国粹。帝王君主将其立之为法规，定之为制度。使国人受教于文化，铭记于思想，融化于血液，落实于行动。在皇权所及的神州大地，亿万国人从生到死磕头下跪不止，绵延传承了近三千年，直到今天依然延续——头号国粹名份恐怕非磕头下跪莫属。

若论中华文明，最令国人自豪的就是“礼仪之邦”四个字。说到礼仪，恐怕没有什么比磕头下跪更具典型中国特色。近年来，国人热衷于申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申请，万万不能让老祖宗的传家宝被他人抢占。

时近春节，有关磕头下跪的话题非常火爆，先是吾友亦忱先生撰文《当秦桧跪在地下，中华民族就没有资格屹立在现代世界》；接着有侯耀华下跪给残疾教师颁奖；前不久，某高校研究生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当场向院长下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写了题为《三跪九叩的健身操》一文，他从故纸堆里找出了重大发现——练好磕头有利于健康；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给学生布置寒假作业，内容之一是给父母磕一个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认为，“磕头拜年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一部分，应该保留下来，这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其实，就在我们身边，磕头下跪情景并不少见。红白喜事，哪个少得了磕头下跪。政府机关门口，磕头下跪喊冤乃是四季不绝的景观。只要打开电视，随时都能看到身着不同时代服饰的黄皮肤黑头发国人磕头下跪。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春节的最重要仪式之一就是拜年。恐怕十三亿国人中，磕头下跪的人不在少数。我姐夫退休后在老家河北磁县开诊所，去年在村里过春节，居然有近百人给他磕头拜年。我认识一位大学教授，他对子女有一个要求，就是过年必须给他磕头，其子女们无不恭敬从命。
                                    一
磕头下跪礼仪始作俑者是周公姬昌，他主张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涯网友关教授考证说，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推翻纣王，随后颁布公告，制订了详细的九种跪拜礼仪规程。（注1）从那时起磕头下跪就成了法定交际礼仪。王公大臣们要跪拜皇帝；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员。家长们必须跪族长；晚辈得跪拜长辈；子孙们要跪拜祖宗；活人要跪拜死人，天、地、君、亲、师”都需跪拜，即使被判死刑也要跪着受刑。更有甚者，秦桧夫妇虽然死去近千年，还被铸成雕像袒胸露腹跪在岳飞墓前。跪拜不仅是国人生活内容，而且成为必不可少的生存方式。

余秋雨说，“磕头不仅仅是双膝弯曲头点地的运动，其带来的心理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试想一个人连最昂贵的头颅都拜倒在对方脚下，还有什么不能付出”。磕头下跪表示屈辱臣服，这种屈辱成为国家礼仪，成为国人习惯，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失去了起码的人性尊严。周公就是用这样的礼仪法规剥夺了国人尊严，实现了一人为主，天下为奴的君主统治。

追求尊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如何让天下人磕头下跪呢？周公明白，人要尊严，须有体面。人要体面地生活，就得有自己的财产。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没有体面可言，尊严无从谈起。于是周公设计了天下资源归帝王所有，由帝王统一分配的制度：每个人的生存需求只能得自于帝王——世人必然磕头下跪。

周公把这种体制定为尊卑关系。他用酒壶和酒杯来比喻：酒壶又称为樽（尊），酒杯与“卑”谐音。意思是掌握酒壶享有分配权的人为尊，端着酒杯等待施与的人为卑。天下老百姓创造的财富通过税赋徭役被帝王收归已有，装入自己酒壶，由帝王分配给奴才，再由奴才管理天下奴隶，由此形成上尊下卑关系。

要保证这一尊卑秩序，关键在于不能让世人从其它地方得到酒，这就是所谓“利出一孔”。由帝王把持天下人生命之源，就能操“生、杀、富、贫、贵、贱”之权柄（《管子.任法》），“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网友关教授说，“管子的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最高统治者垄断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等于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皇帝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帝王想维持尊卑有序的统治，必须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垄断天下物质财富的同时，严格控制文化思想。用焚书坑儒、文字狱等手段恐吓威胁天下文人，严禁其它价值观念渗透。同时吸收文人加入奴才思想传播队伍，鼓励他们著书立说讲学办私塾，用儒教精神鸦片忽悠世人，给全社会洗脑。使国人把上尊下卑磕头下跪当成天经地义的立身之本，不可或缺的生存需要，从而心无旁鹜地甘当统治者奴隶。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称霸，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周公创立的跪拜礼仪并未得到各国遵从。孔子“独具慧眼”。他认定，帝王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恢复周公之礼，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制度。靠着层层依附的尊卑体制，建成超稳定的社会金字塔架构。

孔丘生前推销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认可，他自己也在多年游历飘泊后郁郁而终。然而后来的皇帝终于发现，统治天下除了要有周公礼制，国家机器，还要有儒家文化。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见董仲舒，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的帝王们深感儒家文化为巩固皇权居功至伟，于是孔夫子被历代皇帝不断加封，直至得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谥号。在全国建庙安享尊荣，接受后世乃至今人的磕头下跪。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中国文化没有平等，只有尊卑。即使贵为高官大臣，被当众罚跪也是家常便饭。若惹得龙颜动怒，轻则被脱掉裤子露出屁股当庭打板子，重则罚没充军，甚至满门抄斩。余秋雨说，“ 跪拜剥夺了人的尊严，中国文化是没有尊严的文化（因为有尊严的人几乎被独裁者杀光了）！没有尊严的文化是文化灾难中最大的灾难，没有尊严的文化也算不上文化”。


中国皇帝能占有天下，独享天下，可谓至尊至贵。因此历朝历代，不管本民族起义还是外民族入侵，无论谁登上皇帝宝座，无论新朝废除前朝多少规矩，唯独三拜九叩大礼不但照单全收，还要发扬光大。

上天赋予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本能，然而在帝王专制，儒家思想的荼毒下，近三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匍匐在地，没有尊严，没有人格。华夏神州只有主子、奴隶和奴才三种人。

帝王们为推行磕头下跪礼教，用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标准，使天下人自幼就把学习儒教，奉行儒教当成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出路。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得到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帝王以此手段将天下精英收为自己的鹰犬，他们能稳坐江山，全靠奴才效力。

相对于奴才而言，奴隶占人口绝大多数。他们毫无权利可言，却负担了沉重的义务。在几千年漫漫长夜，他们要么奴颜婢膝受尽痛苦屈辱当草民，要么铤而走险杀人放火成为无法无天的暴民。丰衣足食平平安安过一辈子，成了普通人难以实现的梦想。

社会存在的基本法则是适者生存。由于国人利害主要源自皇权，无数顺昌逆亡的教训使大家明白，最佳处世哲学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循规蹈矩当顺民。因此，孩子自幼便接受家长的磕头下跪教诲，往往没有学会走路，先学会了磕头，以后这样的奴化文化熏陶陪伴国人终生。由于磕头下跪不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忏悔和信服，而是出于被迫、无奈和盲从。获得尊严的渴望与不得不屈辱地磕头下跪，形成了国人的扭曲人格。经过一代代人汰优择劣的复制遗传，国人缺少公共精神之程度天下少有，这样的民情也为专制独裁在中国发展提供了最佳土壤。

帝王和权势者尽管能从他人跪拜中得到心理满足，但蒙受屈辱的民众从来不与他们保持一致。每当政权更迭，帝王将相途穷末路，民众们不是隔岸观火就是趁火打劫，绝不会施予援手。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顺珠江而上，英军士兵们见到两岸观者如堵十分恐慌，没想到却是虚惊一场。英军惊讶地发现，老百姓都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并不关心大清朝兴亡。 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从制度设计上就不尊重国民的政权，怎能指望国民在关键时为他们卖命？
                                三
同样经历了农耕文明的欧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皇权至上的磕头下跪文化呢？
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
一是教会势力与皇权分庭抗礼。个人和家庭都无力与专制政府抗衡，基督教会依靠神权和信众，抵抗了专制王权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教会指出，国王如果欺负老百姓、迫害反对派，死了要下地狱。上帝反对人们拜人、拜物， 反对给领袖下跪，诸侯贵族和市民都打着圣经的旗帜反抗王权。
意大利米兰圣安布罗斯大主教（340-397）在给皇帝瓦伦蒂尼恩的信中说：“主教是基督徒皇帝的法官，皇帝不是主教的法官”。在道德问题上谴责世俗官员不仅是牧师的权利，而且是他的义务。他拒绝皇帝把教堂交给他人使用的命令，并说：“宫殿属于皇帝，教堂属于主教。”
公元390年，皇帝西奥多希厄斯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人，圣安布罗斯主教决定将皇帝开除教籍。他在给皇帝的信中写到：“你要求别人做到的，你自己也要做到。皇帝制定了法律，他就应成为第一个遵守法律的人。为此，皇帝不得不脱下皇袍向他忏悔。欧洲的皇帝要向大主教下跪忏悔，而中国的儒家只会给皇帝下跪。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别。

教会法中有“世界本身服从法律”的神学信条，虽然“国王可以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因为每个人都是法律的臣民。 中世纪欧洲国民晋见国王，只是单膝下跪，教徒的双膝只跪神而不跪人。（1970年1月25日,在波兰访问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跪地,向惨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此举震惊了全世界，他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为了荣誉和尊严，欧洲人宁可决斗而死也不跪地而生。神权的巨大影响力，使皇权统治难以走向极端。

二是各国人民通过斗争立法维护人权。公元1100年，在英国贵族的斗争下，国王亨利一世颁布了英国大宪章。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权宣言：它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确立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保护个人的尊严、反对国王滥权的基本精神。

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提出了一切人生而平等，具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天赋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

1789年8月法国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注2)，其中不少条款至今依然充满生命活力。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在拿破仑主持下，法国以自由和平等、所有权、契约自治三原则，制定了《拿破仑法典》，详细地规范了国民权利。1804年公布施行后，成为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基础。

人权首先是财产权，没有财产不可能有个人尊严。个人财产能得到法律保护，大家才可能积极创造财富。个人财富增长，税收必然增长，国家实力就会增强。个人财产受到国家保护，一旦国家有难，国民就会挺身而出。因此，欧洲各国很早就从法律上确认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房子。享有一国之尊的国王尚且不能随意进入私人领地，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和保护程度可见一斑。而同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上到来是烧香磕头都难求的好事，草民们不但要磕头跪迎，有心者恐怕还要奉上妻女以沐龙恩。

三是封建诸候王国竞争促进了文明发展。没有哪个国家能统一欧洲大陆，更没有哪个人能用一种思想控制所有欧洲国家。各国思想界“百家争鸣”，促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出现。随着人权、平等思想深入人心，促使各国建立更加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如果欧洲是个大一统的帝国，马克思不可能到英国避难，也不可能写出影响世界的学术著作。

四是工商文明有利于平等规则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等价交换，公平贸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流通交流的频繁，经济运行规则必然会影响到各国政治生活。

从欧洲的酒文化中也能看出中西差别：欧洲人饮酒很少用酒壶，大都直接用酒瓶往酒杯中倒。酒瓶直接斟酒，一般没有尊者掌握酒壶的二次分配，使用高脚透明酒杯显示了平等公正。

达官贵人出行差异更为明显：欧洲人乘坐马车，地位级别体现在马匹的多少上。中国人坐的是轿子，地位级别体现在轿夫的多少上。

两种文明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两个大陆，双方很快拉大了差距。保护民众尊严的国度，努力开发民智，不断改进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上下同心求发展，迎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践踏民众尊严的国度，靠愚民政策和暴力专制维持皇权统治，千年不变地在黑暗中徘徊。孟德思鸠说，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到了十八世纪，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工商文明，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碰撞。以中央帝国自居的中国皇帝没有意识到两大文明的悬殊差距的后果，却斤斤计较磕头下跪礼仪，试图把毫无人性尊严的三跪九叩大礼强加给习惯于人权平等的外国使者。

史书记载，1792年9月英国的马戛尔尼率团第一次出使中国，他们乘五艘大型舰船，从朴茨茅斯港起锚，绕好望角经10个月的航行，700余人使团于179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英人携带了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车辆、武器、图册、航模等礼品欲与中国政府进行正式外交。

清廷以前曾有过外使不愿下跪导致访问失败的先例，但皇帝大臣们绝不肯在跪拜礼仪上让步。争执了很长时间，直到进入承德避暑山庄才才达成协议，马戛尔尼以单膝跪地礼朝见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对此颇为不悦，英方提出的通商、建立外交机构、通商等要求均未同意。时有迂儒撰文说，洋人身上少了几块骨头，腿不会弯曲，因而不会磕头下跪，他们是半畜半人。言外之意是，只有会磕头下跪才能算人。当朝文人无羞无耻无知到如此程度，真可谓斯文扫地，颜面全无。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信徒也开始不磕头。如此作法以及其它有悖中国传统的习俗的行为，激怒了地方士绅和民众。在他们看来，这将是中华文明礼崩乐坏的前兆，如不制止，则国将不国。他们的想法与官方不谋而合，于是官方纵容暴民，挑起了一次次教会案件。

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面对内忧外患重重危机，僵化保守的满清政府为了维护尊卑分明的皇权统治，拒不顺应国际发展潮流变法图强，反而屠杀主张变法的仁人志士，提拔重用那些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理念的“爱国贼”，鼓动并纵容义和团愚民暴民寻衅滋事，挑起国际争端。如此倒行逆使且一意孤行，最终落得生灵涂炭，江山易主。

当国人真正明白，人的生命不只是表现为肉体的社会存在，其终极价值在于体现生命尊严时，我们才有勇气，有信心争取公民权利，成为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