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可以用醋泡脚治脚气吗:翩然云中鹤

　　
　　翩然云中鹤（之一）　　——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梦
　　作者：梁长峨梁长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家》杂志副总编，《华夏散文》杂志副主编，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宿州市文联秘书长，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出版过十二部作品集。
　　中国古代文人是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群体。逆时间之光，阅读和走近他们，顾望他们的脚印，触摸他们的灵魂，可以看到他们都做着一个共同的梦。这是个什么梦呢？——当官，成为皇帝的臣子。
　　正是这个梦，引领一代又一代文人，如痴如狂，万劫不退，沿着同一条崎岖山路，爬向同一座山峰。因此，官位始终高高在上的望着匍匐在它脚下的文人，带着高深狡黠的微笑，一刻不停地鄙视着、欣赏着、诱惑着、蹂躏着一代一代文人，让为了得到官位的文人作出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表演。官位喜欢这种种表演，它从来就没有闭上眼睛，并且常常故意闪烁着刺激世俗的光芒，如磁铁一般吸引着文人发疯着魔，明明有着许多血淋淋的前车之鉴，还是有大批大批的后来者踏着前人的尸骨往上挤。
　　“牵犬东门，岂可得乎”
　　往兮何兮，大约在公元前二百几十年的一天，一个穷酸但却怀有巨大野心的文人做着美梦，踏入繁华、威猛、森严、喧嚣、虎视六国的大秦帝国。这个文人就是李斯。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梦能让他登上风光无限的绝顶，然后又无情地把他抛入阴森可怖、永不可复的深渊，以致我们今天捡拾起他遗落在二千年前的那场梦，还感到骨碎神惧，目恐心惊。
　　这个梦一开始就在他心中掀起不可遏止的狂飚巨澜：“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他见厕所里的老鼠，只能食脏物，还时时受到人、狗惊扰；而同样是老鼠，在仓库里不仅能吃到好的粮食，而且还保险安全。从这个不起眼的事物中，他悟出：优越的环境，才能让人笑傲人生，享受荣华富贵。
　　从此，这个楚地河南上蔡的乡巴佬，这个县属乡镇的小文书，也有说是粮管员，总之是个灰尘般的小人物，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谋算。
　　他先北漂拜荀子门下，学帝王术，然后揣度，周失其鹿，天下共逐，七雄之中除秦，均不足谋大事，最后必定是秦吞天下，君临万邦。在他的眼中不仅上蔡是厕所，其他六国也成了厕所。只有“西说秦王”，才能成就梦想。
　　至秦，他求职吕氏相府，勤恳三年，显示非凡，受到器重，当上幕僚长，得到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他对秦王说：“现在最适合用间谍战，能收买的就收买，不能收买的就刺杀。”又用极富煸动性的语言影响秦王：“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英勇神武，贤明睿达，吞并六国，成就千古帝业犹如除掉灶上的污秽一样简单容易。而这个机会现在是唾手可得……”
　　一席话，说得秦王频频点头，虽然觉得这些话阴险，也太有野心，但没有拐弯抹角，很实用，句句说到自己的心窝里，就任命李斯为长史。这可是个惹眼的秘书长级别的官了。他并没有到此为止，继续坐着火箭往上升，转眼又被任命为客卿。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李斯官路畅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差点使他的前程毁于一旦。秦国抓住韩国的间谍。秦王认为，各诸侯国入秦的人员都是游弋于三秦大地的定时炸弹和**，于是决定清除一切不是秦国的人员。李斯自然也在驱逐之列。
　　为此，李斯写下了《谏逐客书》：“……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严谨的逻辑，恢宏的雄辩，让秦王读后心悦诚服，立即废除了逐客令，复并重用李斯，任命他为廷尉（国家司法部长）。这一次的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为他日后登上秦国最高的政治舞台做了最好的奠基。
　　后，秦王用李斯计，“二十余年，竟并天下”，秦王称自己为始皇，李斯则顺利当上了当时世界上顶尖强国的总理即丞相。
　　就在李斯如日中天的时候，韩非来到秦国。他与韩非同为荀子的高足，他深知自己的思想、运筹、决策和学养均不及韩非。所以，当韩非两脚踏上秦国土地时，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权力如发生地震一样在晃动。本来他就为秦始皇渴盼韩非的“寡人若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话而不安，眼下看到韩非立马得到秦始皇的赏识，他更加惊恐。为保自己顶峰权力之梦做得安稳、圆满和永远，他暗下狠毒之心，一定要让韩非在秦始皇的视野里尽快消失，用自己撵兔子的肌肉特别发达的腿脚，活活踏死这个韩国公子。于是，他对秦始皇说：“韩非为韩国公子，是有家国之人，最终他的心是向着他的国家的，而不是陛下。”这一成功挑唆，不仅断送了韩非的前程，连韩非的性命也取了，彻底杜绝了他的后顾之忧。正直的韩非糊里糊吞下他同门好友送来的毒药。
　　人在权力高峰，脑袋膨胀，控制不了自己。一日，李斯置酒于家，百官前来祝寿，门庭车骑千数。他想到荀子“物禁太盛”的话，喟然而叹：过去自己乃上蔡布衣，闾巷百姓，“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之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此时李斯虽然说了这样清醒的话，实际他正沉睡在权力的巅峰呢！他虽然还能记得老师“物禁太盛”的话，但并不准备照此去做，甚至还想以他的聪明和铁腕，把自己的巅峰权力梦一直做下去，直到寿终正寝。
　　他从没想激流勇退，直到秦始皇死时，还痴迷高位而不悟。始皇三十七年出游会稽，带李斯、赵高和爱子胡亥，至沙丘突然病逝。以李斯在朝中的相位和威望，完全能掌控局势，立即布告天下，并顺利完成扶苏接替帝位的过渡。秦始皇二十余子中，扶苏是长子，且又是能力最强者，由扶苏继承父位天经地义。可李斯没有这样做，反而苟合赵高，密不发丧，并矫诏让扶苏自杀，立啥事不懂的胡亥为秦二世。此时赵高想篡权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而精明老道，才睿智敏，计谋高深的政治家李斯，应该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能步步上套，事事让步，助纣为虐，帮助这场官廷政变？李斯这样一个在吞并六国中，纵横卑阖，叱咤风云，能言善辩，治理国家得心应手的强悍之人，为什么此时捉襟见肘，处处被动？说穿了，都是因为他还在继续做着依附主子、保住巅峰权力之梦所致。扶苏是秦始皇的儿子中最有思想最有个性最有能力的。扶苏就是因为极力反对秦始皇的残暴，屡犯老爸的颜色，才被罚到边关带兵的。连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都敢顶撞，如果赵高李斯日后有不好的作为，他能容忍吗？再说，秦始皇的残暴罪行中，如焚书坑儒，也有李斯的一份，李斯怕扶苏上台找他秋后算账呢！所以在造遗诏，赐扶苏自杀，赵高想得出，李斯也做得出。胡亥是没有个性没有头脑的毛孩，容易对他言听计从。李斯也许想，他扶助秦二世上台，尔后秦二世会让他永远蹲在权力的顶峰，直到老死。所以在立胡亥为二世时，赵高说得出，李斯也干得出。不过，他想得太美太天真了。
　　有计谋者，一旦不走正道，为非作歹起来，破坏性更大。李斯由官梦引导，一直往前走，一点不知回头，继续与心毒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魔鬼赵高苟合结盟，干蠢事、丑事、恶事。他用计把朝廷里一切能干的正直的有势力的大臣统统干掉；同时又极力讨好二世，怂恿这个傻皇帝肆意广欲、穷奢极乐，以求得胡亥的信任，保住自己的相位。
　　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剪灭朝中忠于秦始皇的文武大臣的同时，赵高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无法限制的地步了。直到这时，李斯才真正认清，赵高这个被劁的黑社会教父，是他最大最危险的敌人，绝对不会让他在朝中容身。
　　这时，他才想起来对胡亥说：“我们要除掉赵高，他太坏了。”谁知没心没肺的胡亥，转过脸就把李斯的话传给了赵高。赵高得知后，先下起了手。他捏造事实，不停地诬告李斯，使秦二世对李斯由开始嫌弃到最后憎恶。没要几个回合，李期就败下阵，被逮捕下狱。赵高亲自审讯，拷打一千多次。李斯终于受不了疼痛，自编罪状，招了。同时又写了申辩辞，要求送给胡亥。结果赵高把他的申辩辞扔在了一边，不给二世看，只呈他虚招的罪状。胡亥看后说：“差点被这个老头子骗了。”
　　“二世二年七月（公元前208年）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到了这个身首异处的时候，李斯才留恋起当年与儿子一起牵着黄犬，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的美好日子，才认识到“牵犬东门”那份至真的快乐，除此，其它一切华贵、高位、权力都不值得回味和怀念。然而，已经晚矣。谁叫他忘了“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呢？谁又叫他不能彻底践行其师“物禁太盛”的教诲呢？唐人胡曾的《咏史诗》说得好：“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他确实忘记回归故里了，他从走出上蔡那一天从没回过也没想过回上蔡，可见他的官梦做得太痴迷太长久了。
　　李斯的死刑，罕见恐怖啊！所谓五刑，就是又割又剐又杀又砍又剔出骨头又剁成肉酱，等于让人死好多次，让人的死无限延长，让血一滴一滴往下滴。所谓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人不会一下子就死，腰斩后还有清醒意识，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断气。史书上写明成祖杀方孝儒就用此刑，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儒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写“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想想李斯受此酷刑，让人头皮都麻。另外，还把他父族、母族、妻族，全部杀光。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场面是何等的惨不忍睹。
　　司马迁说：“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可谓一语中的。
　　人的悲剧常是欲望太过带来的。他不走出上蔡，好好当个小文书或粮管员，不是活得很自在吗？！闲时出上蔡小城，放步东门，纵犬丘陵，兔奔人追，驰骋荒野，岂不乐乎！夕阳西下，满载而归，烧点小酒，合家共酌，其乐融融，老此一生，也许平常、平淡，但自然、平安，比起虽然荣华富贵，但最后落个腰斩咸阳、夷三族，不知好多少倍！因为这虽是最底层的普通人的苦中之乐、穷中作乐，但都是真正自由的，发自内心的、绝对放松的、无忧无虑的快乐。而他西出入秦，地位一步步高升，当然快乐，到最后身居人臣之极位，更是大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总感觉不是多实在，它充满着紧张和恐惧，交织着疑虑和忐忑。身处高位的李斯时时都在思虑着如何能保住高位，不遭灾难。物质虽丰，权力虽大，精神却常常为苦痛缠绕，何乐之有！
　　当然，想当官，没有错。官总得有人当，能当大官，建更大的功业，更好。可这大官也当成了，功业也建成了，该主动身退了，可他的官瘾太强烈了，权力已经成了他的生命，他不能罢手，前进的车总是刹不住。如此智慧的人也不明白：太阳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向下滚落的时候。呆在顶峰的时间是很短的，顶峰的空间也很小。这种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不会让任何人在顶峰久留。所以，顶峰的辉煌犹如火烟衰草，有时转眼就会了无痕迹。顶峰就是人生的尽头！
　　一篇《谏逐客书》，见出李斯卓异的文学才华。鲁迅就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倘若当初，他能够安心地行走在汉字的方阵里，于横平竖直一撇一捺间，寻得自己的自在和快乐，他既可扬名立万，又可泰然地存在，还可有自享安怡的家。然而，他做不到，等待他的只能是巨大的悲剧！
　　“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作为大文人，汉代的贾谊同秦朝的李斯截然不同，李斯官至顶级，命近天年，酷刑而死；贾谊空有才华，未得施展，年纪轻轻，抑郁而亡。
　　贾谊，河南洛阳人，十八岁成名。当时李斯的学生吴公正巧任河南郡守。得知贾谊才学卓异，立即招入幕府，器重有加。不久，吴公被招回朝廷任廷尉，就向文帝刘恒推荐贾谊，说他是极为难得的少年才俊，使其当上了朝中最年轻的议论政事的官员——博士。
　　此后，每每朝中议事，贾谊总是滔滔不绝，卓异于百官之上，举凡文帝的咨询，他都潇洒从容，对答如流。文帝见贾谊果然才能出众，无人可比，一年之内就升他为比博士更高级的议论政事官员——太中大夫。
　　一时间，贾谊春风得意，官的天平直向他倾斜。由于他在振兴礼乐、订立制度、创设官名、改变秦朝旧法上立了开创性之功，汉文帝要提他任公卿。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在关乎进入中央权力核心事情上，少年得志的贾谊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为首反对他的是功大卓著的绛侯周勃、颖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他们众口一词说：“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一心想专擅权力，把国家许多大事搞乱了。”
　　他们认为自己为汉天下建立过大功，资历这么老才封侯拜相，而贾谊如此年轻，资历短浅，任个无实权的博士、太中大夫还好说，弄上公卿显位，和他们平起平坐，不爽，无法容忍。当然，也因为贾谊在官场中为人处事有些菜。他在公开场合说话锋芒过露，常常绌绌逼人，虽然他以出众的才华、雄辩的口才，让这帮老臣不得不表面附合，但他们心里记恨。再加上贾谊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每每与他们相左，特别是常常触及他们个人利益，让他们觉得更不能容忍。
　　这些老臣不仅位高权重、势力大，而且又是支持文帝当皇帝的铁杆，文帝自然不会不给他们面子，而去强行提拔贾谊。最后贾谊任公卿的事，就被搁置了下来。
　　当然，贾谊这次没能逾越过去，还因为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这是一个没有一点本事，因一个荒唐的机缘而得宠的家伙。文帝迷信，一次做梦上天，怎么也飞不上去，此时巧遇“黄头郎”在后面助推，他就飘然而起，飞上九霄。文帝醒来老是忘不了这个“黄头郎”，就到处寻找这个推送他上天的人。一天，他在一个水边发现一个头戴黄帽正在撑船的年轻人，从容貌上看极象他梦中所遇之人，叫上岸一问，知道名叫邓通。于是文帝就留在身边，随侍左右，封他为上大夫，地位和贾谊相当。贾谊讨厌这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在文帝面前当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挖苦他。小人得罪不得。无能的邓通面对有能的贾谊，本来就妒火烧心，贾谊还不停地伤害他，让他难堪，失去颜面，他自然要找种种机会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日子久了，文帝听多了，就逐渐疏远了贾谊。
　　就是这样才造致贾谊不仅在朝中得不到重用，施展才能和抱负，而且连在朝中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最后被放逐到几千里外的长沙当太傅。
　　贾谊的情绪从高峰陡然跌落到深渊。他告辞文帝，踏往去长沙的漫漫路程。一路上郁闷不已，满腹经纶不能致仕，怀有一腔热血反受害被贬。孤独失望气恼包围着他，这帮老臣攻击他，他还能忍受，因他们毕竟为汉朝立过汗马功劳，而邓通算什么，无德无能，竟然还能人五人六，耀武扬威！
　　他来到湘水边，触景生情，想到当年的屈原，感慨万端。此地虽在，其人往矣，想那屈子空有济世之志，却身处末世，遭谗放逐，满腔忧愤无处寄托，最后只得自沉汩罗。望着滔滔不绝滚滚向前的江水，他寻求到与屈原精神的共同通道，一样的执著，相同的理想，不二的遭遇，万千悲苦，集于一赋，狂泻而出：
　　“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遵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国其莫吾知兮，子独壹（抑）郁其谁语？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臧（藏）……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容吞舟之鱼！……”
　　这篇《吊屈原赋》，字凝句重，道尽世间沧桑，可谓思想璀粲，文采飞扬。但他满腹的牢骚，却尽泻纸上。文帝的耳朵不聋，听到后肯定不舒服。分明是借屈原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发泄对放逐的不满。作为文人，贾谊很出色，不平则鸣，鸣则不凡；作为官场中人，他还欠火候，官场需要的是忍，打碎牙往肚里咽，都不能吐；内心滴血，表面都要笑容可掬；背后受尽别人砍的刀剑，表面上还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而贾谊做不到。
　　在这点上，文帝还是不错的，要是换个皇帝，就凭这篇赋，甚至能叫他脑袋搬家。
　　这可不！不久，文帝又把贾谊召回朝廷，也许他是原谅贾谊的年轻。君臣在宣室相见，言谈甚欢，直到深夜兴头不减。因文帝笃信鬼神，老想着神的降福保佑，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贾谊周祥地讲述了所以会有鬼神之事的问题。都到深夜了，文帝还听得津津有味，不停地在座席上直往贾谊身边移动。听完后，文帝感慨说：“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贾谊了，自以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
　　这事可见文帝对贾谊的感情非同一般。君臣久不相见，一旦见面，无拘无束，无话不谈。应该不是后来李商隐说的那样：“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君臣私下侃侃大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未必每次见面都正襟危坐。
　　当然，贾谊这次被召回依然没有被重用。照理说，原来压制攻击他的灌婴已经离世，周勃回到绛县封地，也不再过问政事，贾谊应该高升。可是，最后只派他到梁怀王身边当太傅。这个位子不仅算不上高官，连个实权之职也算不上。文帝既然爱贾谊之才，又为何这样安排贾谊呢？又是因为邓通。贾谊离开朝廷后，文帝把严道铜山赐给邓通，还允许他自铸钱币，造成“邓氏钱”流布天下，加上别处自铸钱币掺和，弄得当时钱币混乱。心忧天下的贾谊，在几千里外的长沙，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说：钱不由国家统一铸造，而让私人任意铸造，遍布天下，于国于民贻害无穷，应立即制止。可是，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封赐于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怎好反悔而收回成命呢？结果此事，不但没能禁止，反而增加了邓通对他的仇恨。这个世界上要想让人仇恨你，只要做到一点，即阻挡别人的财路。贾谊想短邓通的财路，可以想到引来的会是什么了！
　　不过，在文帝心中还是有贾谊的位子的。不然，他不会召回贾谊，也不会让他去当自已最宠爱的儿子梁怀王的老师。他能找一个无能的他不放心的人当儿子的老师吗？但贾谊肯定不会太乐意接受这个任命的。可是，这毕竟又给贾谊带来一丝希望。因为这终究是一份一举多得的差使，在这个位子上能够经常接触到文帝，当面向文帝献计献策，又可能随时被文帝委以重任，如果把梁怀王教育成功，被文帝立为太子，太子一朝登基，必定能保证他日后升迁。所以，他用尽心血，默默浇灌怀王。
　　也该贾谊倒霉吧，万没想到梁怀王因骑马不慎，掉下来摔死了。这对贾谊简直如五雷轰顶。他从怀王死的那天开始哭，一直哭了一年多，然后在抑郁中死去。有的说，贾谊认为梁怀王被摔死，是自己作太傅没尽到责任，自责而哭死的。其实，这只能是原因之一，说明他对怀王太爱，对文帝太忠，觉得怀王死得可惜，自己对不起文帝的信任。但是，如此长的哭泣，恐怕也是贾谊对自己前程的绝望所致。他怕失去文帝的信任，眼前升不了官，也因怀王死去断了他将来升官的路。他觉得，无论现实和将来自己的政治理想都破灭了。
　　苏轼在《贾谊论》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自取也。”“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苏轼之言是对的。
　　当然，贾谊的许多主张是对的，有大才，又想报国。但是，他不能等不能忍，不善于在官场上周旋。他做不到藏而不露，能直能曲，胸存万壑。一不见用，就忧伤流泪，自怨自哀，不能复振。在官场，什么话该说，对谁说，在什么场合说，什么事该作，什么不该做等等都大有学问。贾谊常不该说的说了，不该做的做了。等等，这都是他的识之不足。
　　贾谊虽有高世之才，也有世俗之累。他说：“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淡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实际上，他虽没有特别顾及自己，但也没有完全鄙薄外物，也没有冷静达观对待祸福；虽没有为名利奔走西东，也没有完全弃俗遗世，否则他不会因被贬长沙那样郁闷不已，也不会因怀王之死而长久哭泣。他的内心也不是宁静如深渊，相反有时倒焦灼如沸水。也就是因此伤及他的生命。急什么呢？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呀！这么年轻就两度走到皇帝身边，已经成为朝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了，何愁上青云呢？贾谊不悟于此，虽作跳出之语以慰其心，实际并未跳出耳。
　　若看透了，不当官又如何！毛泽东说他的“《治安策》一文是两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鲁迅说，贾谊晁错文章“皆为两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他的文章，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宏大，词句锵铿有力。倘若他不汲汲于功名，以布衣居闾巷，专心静心于文字倾诉，把他生命的全部华彩浓缩到文章词赋中，他定会建立一座让人仰视的峻拔于天地之间的文学和思想高峰。很遗憾，贾谊太用心于仕了，正因为他太用心于仕，才造至他夭于短命。真是“不能只用其才”呀！
　　翩然云中鹤（之二）
　　——中国文人共同的梦
　　“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
　　我们的眼睛透过飘渺的云翳划向千年外的夜空时，总会被那颗曾经放射出特异光芒的巨星所撞疼，我们总不免会为这颗飞逝了千年的巨星而悸动不安，而思绪飘飘，而感到彻心彻肺的痛。
　　这颗巨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杨修。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杨修“高视于上京”。当时天下七子人人纵其斐然之才，个个展其翩翩之思，有的雅爱诗章，有的妙善辞赋，你灑笔以成酣歌，我和墨以藉谈笑，彼此珍视，相互携手，一起竞进，望路争驱。杨修当时在京都洛阳超群出众，独享盛名，是一位怀抱荆山之玉，手握灵蛇之珠的人物。以他的天赋和当时已经达到的高度，只要天假其年，他即便开辟不出一片汪汪如海的文学境域，也会成就一条滋润后代的汩汩清溪。这条清溪将立于日月之下、山川之中，澎湃建安文学之海，蓬勃自己生命之魂。
　　令人遗憾的是，他有着中国文人共同的挥之不去的当官梦，直到死去也没能走出这个梦境。他一生都想受到统治者的垂青而手握重权，可他始终都未能如愿以偿。
　　杨修在当时各路风云人物中认定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因为曹操不仅有雄才大略，且声势日盛，还以能礼贤下土而昭著天下。曹操发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公开说不论有什么缺点，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统统举而用之。他一再掏心掏肺的吟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你看，人才走了，曹操的思念之情难抑难忘难断。人才来了，曹操就如鹿得到了青草一样，呦呦然，鸣而相呼，把人才当作嘉宾，鼓乐吹笙而迎之。若得不到人才呢，曹操则不能停止痛苦的忧伤，深沉的思念，急切的渴盼。这样的人不跟随，还跟随谁呢？杨修果断地投到曹操的麾下。
　　自己有才能又找到了明主，摆在杨修面前的是一条灿烂的仕途。但是，世事难料哦！有些东西，看似很遥远，没想得到他，却得到了；有些东西得到了，觉得属于自己的了，却不知怎么回事，又突然失去；有些东西，自己做梦都想得到，可就是得不到，哪怕是近在咫尺。等待杨修的是第三种命运。
　　杨修忠心耿耿，鞍前马后跟随曹操二十多年，最终让他当个行军主薄。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呢？连个行军口令还得从别人口中听说，就可想而知了。
　　就如想吃什么，越是吃不到越想吃一样，杨修想当大官，越是当不上越想当。他以为曹操是没发现他的聪明才智，才不重用他。所以，他时不时要表现自己的聪明，以博取曹操的赏识。他不懂鹿因角毙命，象因牙丧生。才智这东西如嗜血之利器，不是伤人就是害已。文人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皇帝都觉得自己最英明，敢在皇帝面前卖弄聪明的没有谁有好下场。一直被称为大度的曹操，当然也不会让别人占自己聪明的风头。
　　有一次曹操要建一个园子，建好后他去视察，可看后却一言不发，临走时挥笔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人皆瞠目结舌，都说不明就里。唯有杨修把谜底告诉了大家：主公是嫌这门太宽，门里放个“活”字不是“阔”吗？大家都因杨修指点迷津而显出豁然开朗的样子，极力称赞他聪明，曹操听后也对杨修夸奖不已。当时，杨修也觉得别人都是弱智，只有自己聪明，并为此而沾沾自喜。其实，他错了。当时在场的人并不都是憨子，只是大家不愿过早说出来而已。因为大家明白：曹操看后本来可以说，这园子的门修宽了。可他偏不说，偏要绕个弯子，故弄玄虚，卖弄自己。他那样写就是让人们不知道含义，即便你知道也须颇费猜详，以显得他天威深不可测，让人们如沙子仰视高山、小草仰视大树、小羊仰视老虎，从而十倍敬佩他，百倍恐惧他。曹操要的就是这效果。所以，在场有的人，明明知道谜底，偏偏装作不知道，想以自己无知的表现，来突出曹操的高深，以自己的渺小来衬托曹操的伟大。杨修太想谝自己了，他却先逞能说了出来，这就等于在高级魔术师面前，戳穿其把戏，让其尴尬一样，使曹操难堪。曹操嘴上直夸杨修聪明，心里却满是不舒服。曹操本来是想让所有如小草、小羊、沙子似的人们，永远仰视崇拜自己，跪在自己的脚下，而在场的人沉默无语都遂了曹操的心愿，唯独杨修把自己摆在了同曹操的智商平起平坐的位子，甚至显得比曹操还聪明，曹操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不是明摆着吗？如果杨修换种方式，在曹操面前装作绞尽脑汁，思考门上这个“活”字是什么意思，并且装得解无可解，久久不解的无奈样子，然后领着一干众人拜见曹操，当众请教，让曹操深深地品偿到被人请教和崇敬的滋味，结果一定会是另一种。这倒好，曹操本想通过卖弄，好好爽一下，结果自己没爽成，反让杨修爽了，他能快活才怪哩！直夸杨修聪明能是他的肺腑之言吗？
　　又有一回，塞北部落给曹操进贡一盒酥。曹操没吃，又玩起故弄玄虚那一套，在盒子上写了“一合酥”三字，放在案头。这被好以聪明自负的杨修发现，他一看就明白了曹操的用意，于是把那盒酥拿出来与众人分而食之。曹操得知后，当面问杨修为何竟敢如此？杨修十分得意地回答：“丞相明写着一人一口酥，是以不敢不从！”曹操当时表现出的依然是十分高兴。杨修哪里是想吃桃酥呢，是想再一次在曹操面前卖弄自己聪明。这不，他看到曹操又一次夸赞自己时喜不自胜，觉得曹操一定会因自己再一次表现出的聪明而更加喜欢和重用他。然而聪明的他却万万没想到，曹操依然是在卖弄自己，想在文武百官面前显出自己的高深。可是杨修在曹操玩的同一个把戏面前，又一次犯了下级不可处处显出比上级聪明的大忌。唉，杨修啊，他大概不说表现自己聪明的话会憋死。一个在领导、尤其是在极权专制者面前，嘴巴不站岗、不贴封条的人，早晚要祸及自身。有城府者，才华不逞，深藏若虚。在官场，锐气和才华都不可外露，过分炫耀自己等于傻。试想有哪一个领导，特别是专制极权者喜欢随时看透自己的心思并说出来的下级和大臣呢？你让他看出你知道他的心思，他就已经不舒服，何况你再说出来呢？他本想显示自己的高明高深，你却让他露浅露丑，丧失尊严，他怎么会舒服高兴！你觉得自己露出这一手，向别人展示了聪明，岂不知同时又在别人心底播下嫉妒甚至仇恨你的种子。所以，对上级尤其是专制者，发现太阳中存在黑子的，不应是天文学家，而应是心理学家，还应是缄默不言的心理学家。
　　一个人想当官的意识融入到血液中后，他是无法阻止血管里的血液乱撞的。一心想当官达到痴迷了，就很难回头。照理说，杨修在曹操帐下干了二十多年都没能升迁，早该引身自退，另寻他路了，可是，他不死心，硬要一条大道走到黑。他不仅在曹操面前不停地讨好，显本事，而且还和曹操的儿子曹植打得火热，并且到了“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之也”的亲密程度。可是他看到曹丕被定为接班人后，又想摆脱曹植，就把亲密感情朝曹丕身上泼洒，还把一柄珍贵的宝剑送给了曹丕。杨修这种左右摇摆的行为，自有他的目的。杨修还年轻，曹操已经老矣，他或许想，自己在曹操身上没有得到的，日后在其儿子身上得到补偿，求得大的翻身。但他的算盘又打错了。他不知道精明一世的曹操正为身后曹氏政权安危考虑呢？曹操深知无论杨修参与曹丕、曹植哪一方，对曹氏政权都是不安定因素，他当然不能容杨修搅在宫廷斗争中。
　　这时的杨修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曹操的心头之患，正设法找理由杀他呢？文人常常死在过于天真。许攸同曹操同乡同窗一块长大。曹操小时叫阿瞒。许攸在曹操当丞相实际当皇帝了，还这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阿瞒、阿瞒”的叫曹操。当时引起许多人反对，可曹操却说，他这么叫习惯了，就让他叫吧！显得非常大度。可他内心呢，却不是这样。正好有一日曹操借机杀了他。在许攸的追悼会上，杨修最后走到许攸的棺木前悄悄地说：“许攸呵许攸，你是最聪明的人，也是最糊涂的人，曹丞相的话都听得啊！”人都是旁观时清，当局时迷。杨修自己正是五十步笑百步，与许攸走的是殊途同归之路。
　　一次，曹操征讨刘备，汉中一役，在阳平关被蜀将马超所拒，进则不能，退了又怕被蜀兵耻笑，陷于进攻两难的境地。曹操在犹豫不决之时，待卫送来了鸡汤。他看到碗中的鸡骨，不禁念叨“鸡肋，鸡肋！”适逢夏候淳进帐问军营口令，曹操就说用“鸡肋”。杨修知道后，一下就猜出曹操的心思，对夏说：“这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意，是要撤军的。还是早作准备，以免命令下来时来不及。”于是部队纷纷收拾行李。曹操夜间查营，见状大惊，一问知是杨修猜出他的用意后给大家说的。他大怒，以扰乱军心之罪，把杨修斩了。
　　一个人被同一块石头绊了三次，应该说是笨到家了。如此聪明的杨修为啥一而再再而三被曹操的表情和话语所迷惑呢？他和许攸一样太过天真了。政治家的话和承诺跟一些女人的甜言蜜语和誓言差不多，你如相信你就是傻瓜。如果你日后因此而锥心后悔时，要怪只能怪自己，谁让你放弃了不相信的权力呢？！
　　杨修那样做，确实不妥。他为了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聪明的机会，而犯了军中大忌。他对曹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洞悉见底，应成竹在胸，缄口不言，更不应在军中散播。他以为这次曹操，还会表扬他聪明呢？殊不知曹操正为眼前的处境烦闷不已，本来就有杀他之意，他又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让曹操找到了借口。
　　其实，杨修只是想露点小聪明，并没有反意，也没给军队带来什么损失，罪不该死呀！但曹操还是断然杀了他。什么专制者爱才如命，招贤纳士，统统是以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当他们认为，你不合自己的心意，尤其是妨碍自己的统治时，马上就会翻脸无情，一脚踢开，杀你连眼都不眨一下。与其说曹操杀杨修是因为他犯了军纪，不如说是怕他影响曹氏政权的安危。孔融与他不合，他杀了他，祢衡与他不合，他借刀杀了他。凡妨碍他的，他统统不会放过。
　　我们不知道，当时司马氏会不会在一旁偷偷的窃笑，讥讽着精明一世的曹操只杀了掀不起大浪也从没想掀起大浪的文人杨修，而疏忽了藏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但我们知道，曹操两眼一闭两腿一伸之后，曹魏王朝就因司马氏发难而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想，曹操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捶胸顿足，后悔错杀了杨修而放过了司马氏。杨修只不过想把官当得大点，无论在曹氏兄弟中站在哪一边，都不至于危及曹魏天下呀，而司马氏则完全不同了。再说，如果想当大官就该杀，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驾空皇帝，建立了曹魏王朝岂不更该杀？！但是专制者的刀从来都不会砍向自己的头颅。没要多久，曹魏王朝被从台后走到前台的司马氏摧毁了。历史不可重复，时间无法倒流，任凭曹操在地下如何叹息，也无法挽救曹魏王朝在一阵阵凄凉的丧钟中走向坟墓。曹操的错已经铸成，但后世的统治者能从中接受教训，善待文人吗？永远不能！
　　“谁贵经纶才”，“何时腾风云”
　　当官，连矜才使气，纵横驰骤的李白也深囿其中。他的“谁贵经纶才”，“何时腾风云”，正是其心迹最明白的显露。前一句表明他求仕不得的不平，后一句道出他对求仕成功的急盼。这种焦急地求售心伴随了他的一生。
　　要当官，到皇帝身边最好了。但是，平民百姓怎么能直接走到皇帝面前呢？就像今天的人想当官而挖空心思找官爷的小舅、女婿、七大姑八大姨一样，李白设法走了驸马爷张垍的门子。本来，他想借此走向龙庭，结果白乐了一场。不知驸马爷是嫌他没送什么礼，还是压根就看不上他，把李白安置在终南山道姑庵就再也不问了。
　　风寒秋至，碧荷凋残，浓郁葱葱的终南山已落叶纷纷。一场连绵的秋雨，下个不停。庭院里，满地衰萧。透窗而视，天色灰暗迷蒙。此时，无边凄冷的西风已卷走了他胸中一腔温热，他积极用世的无限情怀，只能托付给秋蝉发出的悲凉低鸣。此地此时，只有他和他的影，孤独的对着秋风秋雨。他怨恨、灰心、后悔、不平，一起袭上心来，只能不停地叹息：“愁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怀……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胸有治国方略，却只有坐冷板凳的份，疏狂磊落，纵驰不羁的李白，哪里受得了！他只好冷清清、灰溜溜地离开了长安。这时，他刚在而立之年。
　　天大地大，处处是他家。这一走，他在自然灵气的滋养浸润中，孕育出许多剔透、华美、充满浩气的诗篇。他沉醉于山水之间，观流水、望浮云，享受着人生之极乐。然而，急切求得功名的心却又使得他不能久在白云里卧，永在山林里躺。无论自然万物如何美轮美奂，都不能阻挡他向长安的眺望。他自觉自己是属于社稷舞台的，仕途上应有他辉煌的前程。
　　“扶摇应借力”。虽然驸马爷的梯子没能攀上去，但这终究不失一个当官的路径啊！一颗渴嗜权力之心，促使李白四出干谒，曲事权贵。开元二十二年，李白三十四岁云游到了襄阳，认识了韩荆州。他不失时机写了一封《与韩荆州书》。在这封信中，李白把他急不可待的求售之心和奉承权贵的眉态展露得淋漓尽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全篇除了献媚，就是夸自已武可抵诸侯，文可胜卿相，恳请韩荆州给官，哪怕是“阶前盈尺之地”，也愿投其门下，竭诚效力。可见权力能让一切想得到权力的人低头，不论你是怎样的天才，只要你想在权力这口大锅里分得一杯羹，你就逃不脱这个规律的制衡。
　　此事的结果，依然使李白凉水浇头怀抱冰。想曲线走到皇帝身边不成之后，无奈的李白只好又一次啸傲江湖，浪迹天涯。此后整整八年，他在大半个中国如无根之萍，飘来飘去。这八年来，李白始终“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时时念叨着“何时腾风云”，“尽节报明主”。
　　机会终于来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经友人道士吴筠推荐，唐玄宗征召李白到长安为供奉翰林。这算是李白在朝中第一次任职。时年已四十二岁。
　　一向自命不凡，深信自己智慧超常，才华卓异，有管仲之贤，有帝王之术的李白，确信这回自己真的要青云直上了。兴奋之中的他诗兴大发，不由自主的吟唱：“……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卖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是怎样的乐不可支呵！皇帝稍加招呼，他就激动得吃睡不安，走坐不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杜甫称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应是年轻的杜甫对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李白不了解。当然，李白是有傲骨逸神之人，但他这种傲骨逸神与权力和官位碰撞的时候，还是撑不住的。
　　这次被皇帝召进，李白感到是实现自己抱负的绝佳机会。他自然要好好表现，利用每一次机会取悦皇帝，以邀圣宠，求得闻达。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记载：“玄宗燕诸学士于便殿，顾谓李白曰：‘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拍马是当官升迁的绝招，看来李白也会用。
　　李白还是未能遂愿。他很纳闷，无论使出怎样的解数，唐玄宗都能让他与其同乘一车，都不提拔重用他。本来，李白想这次进长安一定能大显身手施展抱负了，结果始终让他当的只是专职即席赋诗的侍候人差事。这对于向来不受羁束且又志向高远的李白，感到极不舒服，日子久了便承受不了了。他发自肺腑地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天宝三年三月，绝望中的李白，又一次卷起铺盖走了。只是这一次不是李白主动走的，是受高力士、杨玉环等谗害，“诏许还山，赐金放还”。实际是被轰走的。
　　李白感到心里很凉。因为一切官职的任免都是在皇帝这里酝酿出来的。离开这里，就断绝了当官的最大最高最根本的源头。从此之后，月冷尘轻的长安，笙歌达旦的长安，美人如玉的长安，冬雪袭梅的长安，特别是能够接近皇帝，实现人生抱负的长安，都不属于是他了。
　　长安摧尽了这位天才诗人的心肝。有什么办法呢？一介书生，哪怕你是旷世天才，多你一个与他们的江山无碍，少你一个与他们的江山还无碍，就是看不上你，不用你，你奈人何？！不用说用你不用你了，就是把你当蚂蚁踩了，当小草踏了，你又能如何？！只能徒留叹息，只能束手待毙，一个文弱书生又能怎样！！！
　　走出长安，独立寒春，冷风料峭，四十四岁的李白，心中怅然无助，多情遭遇无情抛，内心沉淀的悲哀太多太多了。李白伤时伤春，又一次长与行云共一舟，行踪不定，辗转风尘，如一片落叶，一朵行云，无根无茎，孤独落寞于天地之间。
　　已过不惑之年，“济苍生，安社稷”依然无望，李白追求功名的心彻底消匿了吗？没有。他虽然人在江湖，还是心存魏阙，虽然胸积“万古愁”，但依旧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内心深处，报国热忱并没有完全冷却。他总还梦想着皇帝有一天会想起并重新召回自己。他哪里知道，这只是他的单想思，已经走下坡路，已经开始向墓地走去的李家王朝，不会重用他了。因为，曾经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已变成骄奢淫逸的昏君，朝中奸佞当道，小人得势，对内迫害良臣，对外穷兵黩武，滥事征伐，国家一片乌烟瘴气。
　　此时，李白想弃文就武，到边塞闯荡，拼着自己这副老骨头为国建功，不枉大丈夫为人在世一场。
　　就是为此，在天宝十一年十月，已经五十二岁的李白到了幽州。他一看大惊失色。从握有全国近一半兵力的安禄山动向，知道安禄山必反无疑。他忧心如焚，又一次陷入绝望。他清楚如果留在幽州的军队里，不仅难建尺寸之功，而且还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黄昏残阳，他只身来到黄金台遗址，独依旧栏，心潮难平。凉风掠过，满目尽是凄寂荒凉，再也不见黄金台磅礴伟岸、昂扬进取的精魂。此时此地此景，李白禁不住洒下忧国忧民之泪，然后转身离开了幽州。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当时大唐的太阳黯淡无光，大唐的天空阴云密布，猩猩在烟雾弥漫中啼哭，鬼怪在风雨交加中长啸。面对这阴森可怖的危机，李白想冒死诤谏，但又想唐玄宗及其王朝大势已去，无可救药，他无奈地叹息：“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天宝十二年，他写下了著名诗篇《远别离》，表达了他对唐王朝命运的无限忧虑，对自己理想又一次落空怀抱无穷之恨。这既是他理想破灭的悲歌，又是唐王朝没落下去的挽歌。
　　眼见着时间如飞矢般去而不返，自己渐渐老去，却始终未能实现抱负，心里焦急烦乱啊！他只能不停地哀叹：“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扰。”“抽刀断水流复流，以酒浇愁愁更愁。”
　　从此，他一袭青衫，一路踏风，南游去了。两年之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被称为固若金汤的李唐王朝险些被彻底掀翻。这场可怕的纷扰、喧嚣之后，李唐王朝盛世不在，人心慌乱，处处都在瑟瑟战栗着，显现着不安和惊恐，王室之内也各怀鬼胎。此时，唐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手握重兵，派人请李白出山，当他的幕僚。
　　对于永王李璘拥兵，人们有两种说法：一是太子李亨与永王李璘“都负有恢复南北失地，平叛的同等使命。”李璘“奉的是父命，目标是平叛。”但是肃宗李亨即位后，“李璘的出兵就被李亨看成了争夺天下的威胁，平叛的目的被当成了争夺天下的叛乱行为。李璘也就成了罪人。”李白既不知道也没想到这一切，他只是一心想着“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跟着李璘平叛建功立业，结果，最后成了协助叛乱的人。另一说是李璘真想叛乱，另立王朝，而李白分明知道，不但不拒绝，而且以十二分的热情接受邀请。因为李白下了赌注，他想这个皇子李璘说不定是另一个李世民，会让老迈了的他飞黄腾达。结果刚刚登基的李亨不容他的兄弟胡作非为，另立中央。于是，举兵攻伐，镇江一战，李璘被打得溃不成军。
　　这两说无论哪一个成立，李白的行为都是他过于书生气所致，是他建功立业想做官的心太切所致。后来，李白被定为“从璘罪”时，后悔再也来不及了。是运耶还是命耶？李白真是倒霉透顶了。“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官路就是这样屡屡对李白过不去。李白被定“从璘罪”远放夜郎时，已五十八岁。
　　凭他已然老去的身躯，能走到遥远的夜郎吗？即使侥幸到了，还有回来的指望吗？好在天不绝李白。他历尽艰难还是熬过来了。遇赦之后，老迈的李白还是求仕心不泯，大官不给做，给个小官也行。他在诗中写道：“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可弄影舞瑶池。”（《天马歌》穆天子即唐穆宗）“愿借东璧辉，余光照贫女。”（《陈情赠友人》）这语气多么谦卑，根本不像傲气冲天的李白，他完全是在向当权者哀求着施舍：哪怕让自己作你们的娱乐工具也行，把你们金碧辉煌的光亮弄个缝隙漏出一点小小的余光照我也行。真是可怜！这位高傲的伟大诗人，一辈子都在向统治者垂首示好，可是统治者们始终冰冷地拒绝着他。他经历了几代皇帝，没有谁真正想起用他。六十一岁的时候，朝廷派兵出征，李白以风烛残年之躯投到了队伍的帐下听令，临了，因为太老，被打发了回来。从此，外面的世界向这位伟大的才子彻底关门了，直到六十二岁离世。
　　读罢李白的一生，我心里就像被压着一块巨石一般，非常沉重，无限郁闷，深感社会无情，官场残酷。都说李白的诗浪漫，其实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字面上看很浪漫，可字的内里和背后却含盖着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他个人的感情就如没爆发的火山一般被压抑着，被浪漫主义的语言包裹着。他那趋异超常的用词，丰赡瑰丽的意象，所蕴藏的不是对现实的讥讽，就是表露自己对社稷的关心，抑或是内心对理想追求和理想破灭的或炽热或痛苦的情怀。他的许多诗篇是笑中含泪，甜中藏苦，笑后而哭，以歌代哭，以笑代哭，笑中藏怒，笑中藏恨，笑中藏怨，笑中藏讽。他那大胆吊诡的行文，大气开阔的思路，正易于他内心积储的怨、愤、恨、怒、讥讽诸多情绪的宣泄。
　　我们不能不为伟大的诗人洒下同情的泪水，有如此之大才，又想当官，又愿为社稷出力，为什么不能给他个官做，至少让他的梦部分成真呢？假如他不是宰相之才，但当个国家宣传部长、文化部长、作协主席总是可以的吧！再不然，当个地方太守也成啊！总比那些粗鄙的无知的和卑劣的人们占上高位好吧！然而不然，他一辈子什么也不是，只是在唐玄宗时做个跟华清池搓背的差事不相上下的侍奉翰林，后来在永王李璘处当几天幕僚，也只是被当“微尘”看待。
　　李白的经历告诉中国文人，写诗，这首没写好，可以写下一首，这句没写好，还可以再甄酌，而当官不行，官场太残酷了，有时简直就没有下一回，没有改的机会，正如下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李白吃亏就在这里。他怎么能当着众官的面，让权倾一时的红人高力士给他脱靴呢？这是官场最忌讳的。精明者且不说对皇帝身边的红人，连其红人身边的司机、小舅子、表侄女、表孙子都能巴结到叩首磕头叫爹的地步。还有那个只凭脸蛋红极于唐玄宗枕头边的杨贵妃，更不可得罪呀！皇帝也许喜欢李白，但他更喜欢身边的红人，特别是杨贵妃。她枕头风一吹，皇帝的耳朵就酥了。据说，李白最终未得到重用就毁在这一个阉人一个娘们手里。还有，他怎么不冷静思考思考就一头栽进永王李璘的怀里呢？咋就那么相信皇室里的那帮人呢？他们为了在皇权之争中占得上风，常常也要文人帮助，而文人也想在他们的皇权之争中捞点好处。可是结果呢？文人帮助的一方成功了，皆大欢喜；一旦失败了，遭殃的首先是文人。瞧这李白从璘罪的判决：反判主谋永王李璘无罪，安然无恙，王侯照当，而当时仅仅只是个灰尘似的人物李白却被判个流放夜郎。天底下有这样的判决吗？这还算轻的，不然杀了李白，谁又奈何得了皇帝。皇权，对易牙来说，儿子是拿来烹的；对吴起来说，妻子是拿来杀的；对杨广来说，老爸是拿来弑的；对赵匡胤来说，兄弟是拿来砍的；何况李白与他们无亲无故！他们什么卑鄙残暴的事干不出来？！再说，当官，站队是一大命题。这一命题解不了的人，趁早离开官场。官场中投靠谁，认谁当爹，那是经过反复计算的。官场大凡投靠成功者，都是政治数学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计算得毫厘不差。就这些说，李白不是当官的料。
　　细想起来，李白的官梦也做得太长久太痴迷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事，你不看重它，它在你眼里就啥也不是。其实，他打他的三三见九，我打我的二五一十，他当他的官，我写我的诗，他的官我当不了，但我的诗他也写不来，彼此彼此，各有千秋。钱学森没当将军，可当他从美国回到中国让美国国防部大惊失色，说他抵得上五个师。不过，他们说错了，一颗原子弹可以毁灭一座城市，几十万人，这是多少个师？！这样钱学森又是几星上将了？！李白没当上宰相，连局级处级也不是，但他是诗圣，是诗歌王国里永远不倒的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各领风骚，如今俱往矣，看风流人物还数李白啊！
　　翩然云中鹤（之三）
　　——中国文人共同的梦
　　百变冯道：所有主子的奴才
　　历史走到唐末尤如汉走到末年一样出现一片混乱，统一步伐戛然而止，各路枭雄顺时迎风而起，各呈其丑态，各施其阴招，你方唱罢我登台。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元，从朱温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仅仅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原地区王朝频繁更替，走马灯似的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外加契丹五个朝代，六姓和十四个皇帝。
　　五代起于唐末藩镇之乱。这些自号为皇帝的人，大都是拥兵自重，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一个个多是没有治国之能的粗鲁匹夫，但却不乏残忍之性和独霸天下的野心。一介武夫的秉性就是穷兵黩武，互相打杀，结果弄得几十年狼烟弥漫，尸骨成堆，百业凋蔽，山河破碎。他们一个个轮流过了皇帝瘾，但给社会造成的倒退，给生民带来的灾难，却无以复加，馨竹难书。
　　短命王朝短命皇帝，带来一批又一批短命大臣。政治气候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弄得大臣们晕头转向，如履薄冰，有时还不知咋回事，刀就到脖子上了，有时眼见着的兴盛和荣华，转眼却树倒猢狲散，一切尽失。一个文臣能在这种乱世中生存难上加难啊！因为专制王朝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旧朝臣子不跟新朝主子，而新朝主子也难要旧朝臣子。
　　在这朝代频繁更替、皇帝轮流坐的乱世中，偏偏有一个人陶然自处近三十年，先后事后唐四帝，后晋两帝，再事契丹，然后又事后汉，最后事后周两帝，四姓五朝十帝，且在各朝中都高居相位。在旧朝中，他是宰相；在新朝中，他还是宰相。他不因是旧朝主子的宰相而拒绝为新朝主子服务，而新朝主子也不因他是旧朝主子的奴才总管而拒绝重用他。前后十个皇帝对他和他对前后十个皇帝一概如此。前朝重用他，后朝也重用他，屡经国破君亡，而他始终巍然屹立而不倒。
　　同样是文人，他怎么就能如此进退自如，不仅躲过一次次灾难，而且还能每每得到新主子的信任和重用呢？
　　早在唐朝末年，冯道便出仕为幽州刺史刘守光的参军。刘守光败，他又转投河东监察使张承业为巡官，不久又奔河东节度使李存勖为掌书记。从此踏上他的仕途之路。
　　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李存勖建国号唐（后唐）为庄宗，冯道凭自己的才华和机巧当上了户部侍郎兼翰林学士。
　　及至庄宗遇弑，明宗李嗣源即位，冯道被拜为瑞明殿学士，迁兵部侍郎。岁余，冯道又被擢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当朝的宰相。
　　明宗执政八年，冯道红得发紫，稳坐宰相之位，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明宗崩，愍帝李从厚立，他作为前朝遗老，在“吾皇万岁万岁”的虔诚表忠声中，又当上了宰相，依然威风八面。
　　当时政治空气弥漫着谋杀和反叛的血腥。精明的冯道清楚十九岁的年轻愍帝（闵帝）是一只羊，在群狼中十分危险。果然，不久虎视眈眈的潞王李从珂发难，从太原起兵，三天到长安，十几天到首都洛阳。愍帝仓惶逃往卫州，前脚一走，冯道立马率百官转向潞王，在城西上阳门苦等三天，迎来潞王并三上劝进表。潞王李从珂成了末帝（废帝）。即位后，冯道因对新主子忠贞表现得淋漓尽致，率百官改换门庭，居功至伟，又相之并兼同州节度使，踰年，拜司空。
　　末帝即位不久，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石敬唐策动兵变。他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能战胜对手，便屈节乞求外族契丹相助。为此向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割让燕云十六州、献帛、称儿。公元936年，在契丹军队的帮助下，末帝被推翻，石敬唐穿上契丹服，坐上了那把龙椅，建立了五代的第三个朝代——后晋，称晋高祖。就一般常理说，冯道身为后唐四朝元老，一定会就此彻底完蛋，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铁律下，他即便逃过死难之劫，也该削职为民。不知冯道使用了什么手腕和巧言，让石敬唐如后唐的一个一个皇帝一样对他信任、器重尤加，又拜他为宰相，后竟然又加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
　　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契丹主耶律德光遣使册封石敬唐徽号“英武明义皇帝”，夸奖他这位儿皇帝深明“父子之义”。石敬唐受宠若惊，为了及时表达儿子对父亲的尊敬和孝心，也想给耶律德光这位父皇献上一个徽号。于是派兵部尚书王权出使契丹。王宁死不从，被贬。后找到冯道，冯道则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范文澜称他“好个奴才的奴才！”
　　天福七年（公元942年）五月，晋高祖石敬唐临死前，召宰相冯道入见，并呼幼子石重睿向冯道下拜，且命内侍把十六岁的重睿置于冯道怀中，意欲托孤寄命，使冯道辅立幼主。这对冯道是何等的信任，而冯道又肩负多么重大的责任！想必圆滑之极的冯道当时一定是拍着胸口表示，要辅佐石重睿登上皇位。但是，待六月高祖驾崩时，狡猾的冯道立即背信弃义，把自己的诺言当抹布一样扔了。精明的石敬唐同前几朝皇帝一样被冯道骗了。石敬唐有七子，经过战乱只剩下最小的幼子石重睿，他把石家皇权继承的权位给了石重睿，为不使皇权旁落，他对冯道寄托了何等的厚望。然而，他这边刚刚咽气，冯道就变了卦。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提出应立长者齐王石重贵（石敬唐侄）为帝，称晋出帝。作为最重要的决策者冯道，当时完全忘记石敬唐的重托，站在景延广一边。冯道凭着多变的嘴脸，终于又一次保住了相位。晋出帝继位后，又加冯道为太尉，进封燕国公。
　　忠诚对冯道永远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忠诚才是恒久的、绝对的。他对谁都可以十分忠诚，然而他对谁又都会十分不忠诚。冯道的天平上没有正义和是非的分量，一切是以自己能否获得巨大利益，保住宰相这个顶峰权力为准绳。
　　这不！不久契丹大军压境，大臣们或死节或出逃，此时作为后晋两朝宰相的冯道又摇身一变，从容地到京师朝拜契丹主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当朝斥责冯道：“你在唐曾事四帝，可谓开国守业之臣。唐亡又事晋，又历二帝，如今又改换门庭，如此不忠不义，本王怎么信任你？”冯道毫不羞愧，恭恭敬敬，心平气和站在一旁听训。训完后问他：“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谓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德光喜，以道为太傅。
　　冯道这段话把自己的灵魂淋漓尽致的表露了出来。有奶就是娘。谁当皇帝就跟谁，谁有兵有将势力大就跟谁；谁失去了兵失去了将大势已去就立即背叛谁，哪怕自己曾有过山誓海盟，哪怕你曾给了我荣华富贵、顶峰权力，我该背叛时一定要背叛！
　　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冯道吃得最透。契丹族有兴盛也必有衰败。冯道时刻准备着背叛。果然不久，中原以刘知远为首的另一支力量兴起，打败契丹，建立了后汉，冯道又是率先奉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投到刘知远的麾下，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牙利齿，一张厚厚的脸皮，取得后汉高祖刘知远的信任，以太师奉朝请。
　　四年后（公元951年），冯道看到郭威心怀野心，势力渐大，他趁早帮郭威诱杀了刘氏兄弟即后汉汉高祖，汉隐帝，建立了后周（周太祖）。这样，冯道又顺理成章登上相位，并求得太师兼中书令之职。
　　在这虎狼们你方唱罢我登台，没唱罢就被赶下台的乱纷纷的时代，在这内部交拼、戎夷扰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的时代，在这一批批文官大臣随着一个个短命王朝坍塌或被杀头或被革职转眼一切成为昨日黄花、过眼烟云的时代，冯道能不管风雨不管冰雪不管雷电，始终安如泰山，立于不败之地，活得自在而辉煌，真是奇迹。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能耐。
　　冯道一生万变不离其宗：只要谁当上了皇帝，不管是王八，瘪三、二麻子，还是土匪、强盗、杀人犯、卖国贼，他都一应接纳，跪拜拥戴，他都会对其毫不愧疚地弯下腰，让自己成为一个圆。
　　然而，冯道对自己可怜可悲可鄙可耻的一生，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长乐老自序》中津津乐道地列举了“上显祖宗，下光亲戚”的诸多“阶勋官爵”，冠冕堂皇的表白，他平生“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立身行事，“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感到心满意足的是“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二子可以袭其业。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侄子）、有孙、奉身有余矣。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真是无耻之尤！这对照他的一生，无须勾勒就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标准的没脸没皮的形象。
　　欧阳修对此评价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欧阳修还专门举一个例子：一个李氏女子住店，仅仅因为店老板为驱赶她出门而拉了她一下手，就自断手臂，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欧阳修据此感慨说：“呜乎！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他在《新五代史》中又说：“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子都守节，有廉耻之心，而当朝宰相冯道与之相比，岂不羞得无地自容，以至自腕其心自取其头乎！更何况他的失节不止一次呢？他已经不是一女嫁二夫可以论之的了。说他如尽人可夫娼妓，绝不为过。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这样写道：“臣光曰‘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余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尽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者宝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后晋记》说得更形象：冯道“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后而动，分毫不差。”
　　欧阳修和司马光对冯道看得真是入木三分。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近来对冯道的评价竟出现那么多溢美之词。有的公然在网上发文说：“遇此良相实为五代百姓不幸中之大幸矣！”
　　我看不出冯道这样一个不顾名节、苟且偷生之人，一个一生都在跟风跑，谁在台上就当谁的奴才之人，给国家给民族给百姓带来什么大幸！再说，冯道侍奉的皇帝一个比一个不中用，一个比一个坏，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给这样的皇帝做事还能给国家民族百姓带来什么“大幸”？！一个人与恶为伍，只能发展恶，怂恿恶，助长恶。跟从恶人，为恶人干恶事，本身就是恶，就是认同恶、肯定恶、支持恶、赞赏恶，进而推进恶的发展蔓延，就会让恶更加肆无忌弹，有恃无恐。皇帝是制造恶的总头子，宰相就是实施恶，让恶达到目的的总管。这样身为宰相的冯道只能给国家、民族和百姓带来一场又一场灾难，而不是什么“大幸”！不要忘了，冯道是一个遇事依违两可、看风使舵、圆滑透顶的人，他也许会偶有谏诤，但那一定是轻描淡写、不着边际的隔靴搔痒，甚或谏就是拍，诤就是颂，端的认真起来，他这样明哲保身的人，敢不听皇帝的？！他百分之百的皇帝说是便是，皇帝为非则非。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此等人儿为相已相去甚远，还敢妄评为良相？！
　　名节之于人，大矣，普通匹夫都顾及尤加，更何况一朝宰相。一个不讲名节者，即使有管仲之才智，有乐毅之谋略，而甘愿低三下四屈从于夷狄脚下，死心塌地受人役使，也必失民心，让人不耻。汉朝的李氏家族，世代为将，能征善战，名声远播，可是当李陵力穷而投身匈奴，人便切齿而弃之。因为这一失节，既损先人之功德，又开后进之效样。这足以说明，为取义而舍生，世所敬仰，为求生而舍义，世所遗弃。而冯道千百年来人所公认之小人，我们又为啥岌岌然为之报屈而申辩呢？由此可见今之人不及古人，远矣！不是提倡思想解决，就是没有是非标准的推翻一切。因此，我既痛眼冯道一生行事之无耻，更悲哀崇尚冯道的国人境界之倒退、之低下！
　　有人振振有词说：当时“三十一年之间，总计六个朝代更替，难道说这些读书人要死上六次？”
　　谁也没让文人当时都死去。船山有言：“生斯时也，郑遨尚矣！陈搏托游仟以自逸，其亦可矣；司空图、韩偓进不能自靖，而退以免于污辱，其尚瘥乎！又其下者，梁震、罗隐、孙光宪之寓食于偏方，而不为乱首；更不能然，则周痒、严可求、韦庄小效于割据之主，犹知延祸之非，而苟免于天人之怨怒。”以利名为鹄的冯道哪里能有心思效仿这些人呢！
　　有人甚至说，冯道当时不做大官，去做小官，不行；想逍遥自在“灭迹山林”，不与当局合作，也不行。因为在专制者面前，没有个人自由，天地虽大，没有地方可隐。这自有其理，但究其根底还是为跟风变节的冯道辩解。同样生于乱世的陶渊明怎么就行？要害在于冯道不愿这样了此一生。
　　更有甚者，有的竟然把冯道的无耻作为提到具有世界胸怀和眼光的高度：一个宰相可以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为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
　　当我读这段具有当代意识的精彩议论时，我的眼睛都大了，我惊恐于冯道被正面放大到如此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哪里是一千年前的那个极端圆滑、极端势利的冯道！这哪里是一千年前那个善于揣度胜败，估量强弱，随时随地舍弱奉强，弃败迎胜的冯道！这哪里是那个趋利避害，为自己的利益而不主张，为自己的地位而不择主，匹夫匹妇都不如的冯道！这分明是比马克思还马克思的当代世界先进理论家和世界大同式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我真佩服有人能作如此之想。只不过此等想法离真实的冯道相差万里。冯道是一千多年前的人，就是他的骨头硬又有先进思想，其行为和思想也不能达到现代人的水平，又何况他是那样卑微低下的人呢！他哪里有什么国家、民族的观念，他哪里有救民众于水火的意思，在他内心深处更多的是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我们不能犯历史虚无和“以今论古”的错误。作为当时的历史和观念，冯道的行为就是奴才，就是卖国。
　　任何人的行都是有行为理念为先导的。以言引导行，以行实践言。冯道一生中的丑恶之行，都与他的人生处世理念有关。一部《荣枯鉴》就是他内心世界最好的自白书，是他一生行为的最好注解。他写道：
　　“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名利无咎，逐之无罪。”“君子非贵，小人非贱。”“君子无得，小人无失。”“仕不计善恶，迁不论奸小。悦上者荣，悦下者塞。”“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上疑祸本，下弃毁誉。”“福祸非命，其道乃察。”“无羁无耻，荣之义也。”“其道不同，其效自异哉。”“忧国者失身，忧已者安命。”“惜身者全其身。”“君子避于乱也，小人达于朝堂”。“节不抵金，人困难为君子。义不抵命，势危难拒小人。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伪不足自祸……顺其上者，伪非过焉。逆其上者，真亦罪焉。”“小人达则背主，伪之故。”“术不显则功成，谋暗用则致胜。”
　　他深知在仕途之路上，讲道德不算光荣的事。因为道德不能管自己的肚子饱，更不能使自己仕途通达，地位荣升。君子不算什么贵，小人也不算什么贱，所以不必非当君子。当君子不算得，当小人也不算失，只要能荣华富贵，当小人又有什么呢！不能得到荣华富贵，当君子又什么用呢？只落个君子的名声，这样得也是失，得到的是虚名，失去的是实际利益。小人虽然因为当小人而失去了好的名声，但得到荣华富贵，这种得远远大于失，远远实惠于失，因此背上小人的名声又怕什么呢？所以，做君子没有什么高贵的，做小人也没什么卑贱的。对于聪明的即所谓智者，是不受善与恶拘束的。只要能得到高官厚禄，可以不计较善与恶的手段，需要怎么干就怎么干。“逐之无罪”。仕途上只有傻子憨子才计较善恶，为了不断升迁，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哪怕是最恶的事也可干得脸不红心不跳。所以升迁的人中并不一定是做善事的君子，而一贯做恶事坏事的奸佞小人未必不能飞黄腾达！而这种恶贯满盈的人常常能占领先机，独步高位呢！一个人得到下边老百姓的欢迎，仕途上常常是“塞”，止步不前；如果得到上面长官或皇帝的喜欢，仕途上常常是“荣”，不断高升。一个人得福还是遇祸，不是天命所致，而在于能否察颜观色，看风使舵，随机应变。一个人无羁绊无约束无羞耻，才是荣升成功的要义，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什么都可无所顾及，什么都可不用其极！心里想着国家一切为了国家，会失去身家性命；心里想着自己一切为了自己，人反而能安身立命。珍惜自己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只考虑个人的利害，根本不怕别人的评价，这虽然不是坚持君子的节与义，但却是人的生存之道。人狡诈不足以使自己招祸，顺从上，狡诈不为过，逆其上，真诚就是罪。小人命运通达必背叛主子，为了命运通达背叛主子又有何不可。悄悄使用狡猾手段，打枪的不要便能获得成功，暗暗使用阴谋诡计就可达到胜利的目的。
　　看！这就是冯道的仕途行事准则。他一生中所有行为都是从这些准则中衍生出来的。一部《荣枯鉴》是一部小人为人处世的杰作，是小人成功的法典。它奠定了冯道人生如何保全自己并获得成功之大师的地位。此公把人性弱的一面，把皇权专制下如何为人为官行事研究到家了。一部《荣枯鉴》培养了无数官场中机巧无耻之人。在这方面把冯道评为大师绝对名符其实，亘古未有，世无比肩。
　　冯道以自己的言与行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裸露了一个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和卑劣灵魂。也就是说冯道的言和行，都记录在史册，任何人都无法为冯氏讳的。
　　如此之冯道，为什么会被各朝皇帝重用？是皇帝们发贱，离不了他？是皇帝们憨，不知他哪风大跟哪风跑的品性？不是。是利用他。因为狗是适用任何主子的，而任何主子又都需要狗。就像狗不择主子一样，主子也是不择狗的。只要是主子且为新主子，狗就会追随紧跟；而主子尤其是新主子总是需要一批狗为自己呼前吆后，帮忙帮闲，竭诚服务，所以，不管是什么狗，不管曾是谁家的狗，只要愿意跟随自己，竭力去撕咬别人，主子都会一应接纳，养于门下。
　　冯道是个对谁都卖笑都出力的人。只要哪个人在台上，当了皇帝，他就会毫不犹豫跪倒在谁的面前，死心塌地，不遗余力，为其卖命。新皇帝对如此之冯道怎么能不赏识和重用呢！再说，他是前朝宰相，有号召力，又能组织大批前朝官员臣服新皇帝，为新皇帝卖命。这样更会让新皇帝对他喜爱尤加。哪个皇帝也不会干为渊驱鱼，为林驱鸟的事！
　　高明的太极大师都知道借力打力。同样，高明的皇帝都知道拉拢，利用一部分力量，打击、消灭另一部分反对自己的力量。每个新朝的建立，都会有旧朝势力极力反对，利用了旧朝有势力就等于削弱了敌对力量，新皇帝何乐而不为！
　　冯道每每遇到皇帝换人朝代更替都以自己超级变色龙的本领，以卖身、当奴才，换取高官、权势和自身的安全，为中国文人树立最恶劣的榜样。让后代文人领悟：一个文人在生命的途程中，要活得如鱼得水，光芒四射，不需要真正的才能，高贵的灵魂；只要会耍手腕，不要脸皮，不要灵魂，出卖自己，就行。他这种阴魂附在一代又一代文人身上，让中国文人始终不洁净的活着。历史已经演进到现在了，我们文人的灵魂深处究竟清除了多少卖身投靠，看风使舵，当好奴才的东西？！许多文人，不要看他们衣着华丽，风度翩翩，一副很现代的派头，但掀开其时髦的外衣，摘去贴在脸上的现代标签，骨子里冯道的灵魂还完好无损的保存着。他们正是靠冯道般的德行，而得到了他们想拥有的一切。
　　只是历史太公正、太无情了，它能清算一切，让一切还原。
　　想想冯道一生都红红火火，连死后出殡都风光无限，吹吹打打，好不热闹，纸钱撒得让树上的青叶都变成灰色。他渴望得到的都得到了。在世俗人的眼里，他是一点遗憾也没有留下。
　　然而不然，他为得到他渴望的这些东西，却永远失去了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具有的东西。他留给我们的是卖身投靠、卖国求荣、卖主求荣、甘当奴才、不要脸皮的灵魂和形象。这从他死后一直传到现在，还要传到永远。一想到他就想到一切主子的超级奴才，就想到民间盛传不衰的“不倒翁”这个词。一看到我们周围对领导特会烧香磕头、讨好卖乖的人，一看到在所有时代所有动乱中都八面风光，六面玲珑的人，就会自然而然想到他，想到他昭著于册的那些劣迹。
　　远未结束的结束语
　　我写的李斯、贾谊、杨修、李白、冯道，只是中国文人豹之一斑。从古到今，中国文人不计其数，如果把他们集合连接起来，就是一支长长的望不见头尾的庞大队伍。从孔子“三个月不做官，就惶惶不安”始，每个时代的文人几乎都做着同一个梦——当官。“翩然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就是对中国文人最形象的写照。
　　一直以来，文人读书就是为了金榜题名，考进士、中举人、得状元，就是为了被皇帝相中。社会上的人们衡量文人有无才能，也普遍以当不当官和当多大的官为标准。当小官是有小才能，当大官是有大才能，当不上官就是无才能，哪怕满腹经纶，是旷世天才，也一文不值，什么也不是。再加之每一个文人当官后留下的荣华富贵的经历，就更让一代代文人目不转睛的盯着官场，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做当官梦，走当官路。
　　这就形成做当官梦的各个文人奇形怪状的人生经历，出现了万人华山一条路，互相拥挤向上爬，谁也不让谁，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另择他路，甚至互相排斥、攻击、陷害、使阴招等等千奇百怪的惨烈景象。有的自负有才，企求闻达，不能如愿，失望郁闷，没事找事，任意开骂，大放厥词，胡言乱语，粪土一切，发泄不满，且不知收敛，结果不是成疯子，就是被杀害，魏晋的祢衡是也。有的以退为进，言行相悖，假装不想当官，塑造恬淡形象，用以欺世盗名，待价而沽，唐朝那帮终南山假隐士是也。他们人在山中，心在朝中，时不时挎着篮子以到长安买菜的名义，去打探朝中用人动向，寻求发迹时机，没有一个尘外之人。有的贪婪高位，老得萧疏鬓斑，两眼昏花，走路打晃，还赖在官位上不下来，大幕明明该落还迟迟不愿卸装。如唐代宰相刘公权，年逾八十，说话嘴都不合逢，身为百官班首，带头上朝走路都东倒西歪，连皇帝的名字都能说错，遭罚了还不自请引退。有的未得志时能磕头求人，竭尽献媚巴结之能事，得志后，就背恩忘义，对曾援手于己的人，一脚踢得远远的。如王安石，未发迹时在《上欧阳永叔书》说：“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后来，他青云直上，就断情绝义，极力排挤曾经为他送上政坛出了大力的欧阳修。在朝中斗争激烈时，有人建议留下欧阳修。王安石竟能说：“如此之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硬是把欧阳修逐出开封，让其回到安徽滁州，手段真是等而下之。有的文人有朝一日得到官位，喜不自胜，忘乎所有，高兴的手舞足蹈，感激的痛哭流涕。有外表装得很正经，显得光明磊落，内心却蝇营狗苟，非常龌龊，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挑拨离间，陷害同类，给一切妨碍自己升迁，威胁自己地位的人以不断地攻击和排斥。有的一旦失去官位，就失魂落魄，哀号欲绝，痛苦不堪，惶惶不可终日，从此一厥不振，举杯自酌，自怨自艾，愁不可解，低沉不已，看着热热闹闹的官场属于别人了而黯然神伤，咀嚼着威风八面春风得意的日子，感到凄清、孤独、冷寂，无可奈何地在落寞中老去。有的没当上官或没能当上大官，心如油煎的一样难受，做尽各种丑陋的挣扎之态。如明朝的大思想家和大作家李贽，一生都想成就功名，但是到胡子发白，两眼昏花，也没能得到象样的官做，更莫说当上朝中一品二品大员了。他也曾挂冠而去过，那不是不想当官，而是想当大官而不得所走的极端。后来，他被羁押于镇抚司监狱里，写了一首《书幸细览》诗，诗中幻想神宗朱翊看了他的《藏书》、《焚书》后，立即下旨，派八抬大轿，从东华门进，请他为国师。后来，他在绝望之中趁理发师没注意，用剃头刀割断喉咙自杀而死。
　　历代文人只想口里喊着“万寿无疆”，在“皇恩浩荡”下度过一生。可是皇恩并不是对谁都施的，即使对你施了，那常常只是一时一事，谁也保不定能对你施一辈子。因为皇帝的一切言行都是为巩固皇权服务的。皇权的巩固，是皇帝所有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文人只是皇帝为保皇权而任意摆弄的棋子和工具，一切与皇权不利的事都会遭到皇帝的拒绝，一切与皇权不利的人都会遭到皇帝的杀害。凡是工具，都有时效性。既然文人在皇帝眼里是以有价值来使用的，那么当你没有价值的时候呢？此一时，你有价值，就用你，对你施恩；彼一时，你没有价值了，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踹出。李斯在秦王朝统一天下中居功至伟，结果被腰斩咸阳，夷三族。王安石为宋朝改革，出了那么大的力，最后罢官，死在南京半山堂。正是张居正的才能和全身心投入，才使已经没落的明王朝重新振作和残喘下去，结果差点被剖棺鞭尸。
　　所以，文人未必一定要当官。因为当官与作文不能绝对说是两条永远不可能走到一块的平行线，但毕竟有诸多不同。一个人在文的路上走的越远越深，而与纯官场的人为人处事的思维和方式会越来越格格不入。一个人通常某方面过于突出，就容易带来别方面的所短。而这些短在官场中常常又是最致命的。当官与作文各有不同，能写好诗文，未必就能当好官。正如鱼和熊掌不能同时兼得一样，文坛风头与政坛风头也很难同时兼得。二者能兼得的只有少数幸运加天才的人，大部分文人还是安心作自己的诗文，当自己的作家好。权谋深如海，天真直率的文人既看不透，又难藏得住。除非你由文人变成了宦海里的阴谋家和黑社会总管。不然十个有十个没有好下场。所以还是专心写写诗文，闲时看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来得实在，愉悦。
　　文人常常有思想有个性。这两样在官场都是要不得的。无论是精明的还是昏庸的皇帝，都容不得文人有异端思想和反抗精神。皇帝本来对文人就有警惧心结，倘若你再有思想和个性，那你在官场生存就更危险了。如明朝李贽，对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对那些“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绝对真理，对《六经》、《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对体制内一切认为正常的游戏规则，统统都敢说不。对他的这一切，统治者肯定容不了，不治他死罪，都算饶了他，更何谈重用他！
　　文人与皇权有一种天生的契约关系，即你给我官做，我为你卖力。而这种契约关系又是天生的不平等，对双方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主动权始终握在皇帝一方。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单方撕毁或终止这种契约，抛弃文人，甚至把文人置于死地。所以，我们见到履行这种契约的文人，一天到晚，小心翼翼，唯唯喏喏，如履薄冰。尽管这样也保不定哪天惹着了皇帝，即使当时不治你，账已被记上了，明天后天不算，总有一天会算。不管你曾为皇帝帮过什么忙，流了多少汗，建了多大的功，都是天经地义的，是该的，他高兴了，赏你点什么，不高兴，你千万别不舒服。不管你有多大的才，多高的位，你都是他的奴臣，如狗一样的没尊严，对皇帝既不能有要求，更不能说不，你唯一的权力，就是服从服从再服从。
　　皇权与阴谋与无情可以划等号，它们是如影随形的同在。为了至高无上的皇位，他们演了无数喋血的惨剧。为了皇权，他们手上的刀可以毫无犹豫杀上父母、兄弟、姐妹，又何惜去杀一个文人！不然，为什么有“伴君如伴虎”一说，和老虎在一起，被老虎吃掉是早晚的事。
　　当然，文人未必就不当官。人各有志，不可强免。有人向往高山，有人乐在平川，有人心慕大海，有人安于浅滩。能做人中龙，自然好。是热血男儿，关注政治兴衰，国家安危，没什么不对。心在经世，所学致用，想当国之栋梁，也实在可嘉。没有人当官，一盘散沙，国将不国。没有政府和有政府没有官员的国家，必会瘫痪。更多的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心装茫茫九州，泱泱华夏，心雄万里，志比天高，是国之大幸。人一生活得轰轰烈烈、山呼海啸、惊天动地，总比碌碌无为、鼠目寸光、卑微渺小、龌龊偎琐为好。
　　只是要适可而止，不要一条大道走到黑，做不上官，非要做，甚至不要人格去争做；不要做了小官不满足，还一门心思，什么手腕都使，削尖脑袋往上钻；不要为了保住自己官位，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排挤、陷害别人；更不要功成名就，位极人臣了，也享尽荣华富贵了，还贪恋高位，不知引身自退。官场是人和狼组成的，好官是人，坏官是狼。我们当官要当好官，不要当披着人皮的狼似的官。特别注意不要让自己变成狼似的官。人一旦变成狼，就很难再变回来，只能越走越远，越变越凶越狠越黑。这就有违当官的初衷了。
　　但愿我的这些想法不会让别人在心里作太多的讥笑。               
　　　　                                                             梁长峨（左）与赵日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