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方黄柏清洗液多少钱:和李君如商榷如何叙述思想解放历程

 　　和李君如商榷如何叙述思想解放历程
　　李逊达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著名党史学者李君如最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其有关思想解放的又一大作：《回望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他把文革后三十余年的我国新时代的思想发展历史过程，先用“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史轨迹”来表述。笔者对此虽无大的异议，但在具体细节上，作为一篇党史的学术宏著，是否感到还有一些论述显得不够到位和严密。尤其是作为我国著名的党史专家，面对三十多年来的各种思想的冲击波还没有完全消逝的情况下、纷杂的观点还没有统一的前提下，某些对立思想仍在实践领域里依然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而李君如却匆匆地作出了他的结论，为此，笔者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否结得早了些。
　　当前我国政、史、学、哲等领域正在把我国文革前，甚至更早的革命斗争年代的史实档案进行解密，大量的回忆录也相见闻史，这都为我国现代革命史重写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和宝贵的资料，足够让史学家们去研究几十年了。以雀盖棺定论，只是某些政治家的一家专横之言，历史的澄清是一定需要时间的。特别是对重大的有争议的历史事件作出结论，更不要过早地、由个人去作轻率的了断为好。
　　李君如把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即.十六大以前，归纳为我党所面临的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阶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在这个章节中，虽然涉及了“两个凡是” 但没有提到主要当事人；后来又提到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但对此文的作者竟只字不提。这样重大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却得不到李君如的尊重。
　　李君如在表述“第二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的内容时，作了如下叙述：
　　“在实施这个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反对。有些人从农村改革和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就不断责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右的干扰。有些人总是想改变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某些工作指导方面的失误。比如，在推进具有很大风险的价格改革等重大改革时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这三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按李君如的说法，改革开放遇到来自三个方面的阻力，既有“左”的反对和右的干扰，还有来自改革派领导的失误。但针对这三方的阻力，作者并没有把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扼要地作个回顾，也没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批判。既然是历史轨迹，就要有“迹”可言，但遗憾的是作者却用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让许多不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经历者）实在难以明白这段思想斗争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一项重大的改革开放的建设事业，为何会遭到国内那么多那么大的反对和干扰，其阻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作者并没有解释清楚。而是把“来自某些工作指导方面的失误”作为第三方面的原因，并作了如下点评：“比如，在推进具有很大风险的价格改革等重大改革时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这三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老，导致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既然作者已认识到当时的思想战线非常复杂，那么如何来处理是绕不过的，但作者却回避了应有的说法。而是莫名其妙地把造成失误的原因说成是因为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仿佛当时非常复杂的思想问题只要抓紧思想教育，失误就可以避免的。这种脱离实际而夸大思想教育万能的观念，就是对当时搞改革的必要性的一种否定。
　　再说如何真实地叙述客观历史事件，作为搞党史出身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学者，远远比别人要懂得多。但在李君如叙事史实的过程中，却会出现这样怪现象，竟然在一件件历史事件中，一些创造历史的重要历史人物却被忽略了。例如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邓力群等等党内的重要历史人物，其姓名都没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出现，仿佛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未曾经历过思想解放历程。我不明白作者这样轻重分明地对待历史是为了什么？难道党内有这样的规定吗？如果没有的话，李君如为何要这样公开“避嫌”？难道前者是反面人物吗？谁都知道李君如不是在写历史小说，而是在写三十年的思想解放历程，有必要如此“爱僧”分明吗？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是搞党史的学者应有基本态度，但遗憾的是李君如却把学术研究，引向了庸俗化、媚俗化，令人十分痛心。
　　今后，作者在学术研究上，首先能否摆脱这两种“俗化”的束缚，然而再高举思想解放旗帜。在高举的同时，还得带头把自己思想解放好，像王元化那样，做一名真正的让人尊敬的学者。
 　　回望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程
　　李君如
　　党的十七大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是我党积改革开放30年之丰富经验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继续解放思想。
　　上篇：新时期我党思想解放的历史轨迹
　　1.十六大以前，我党面临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这一时期我党的思想解放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十六大以前，我党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一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考验；二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考验；三是邓小平去世后，面临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四是面对21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抓住战略机遇期，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实现奋斗目标的考验。之所以称之为“考验”，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党内外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不同倾向或不同声音。也就是说，所谓“考验”，实际上就是选择，党和人民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选择。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有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因此，十六大前党的思想解放历程，实际上就是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重大历史关头、四次重大选择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程。这个历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从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时间，我党经历了一个“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其具体表现就是：党中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治国”的任务包括要开始“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纲”就是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但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此相联系，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并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和其它冤假错案平反的声音，看作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就影响了拨乱反正，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由于“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加上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全党进行整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党内健康力量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向多年来形成的“左”的思想特别是“两个凡是”方针提出了挑战。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5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探索。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全会召开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而成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志。
　　第二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改革开放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关键是要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建立能够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激励人民群众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遇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改革从体制的角度看，是从根本上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是一场新的革命，要敢于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从基本制度的角度看，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论的认识论角度看，又是一场伟大的试验，领导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在实施这个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左”的反对。有些人从农村改革和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就不断责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二是右的干扰。有些人总是想改变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某些工作指导方面的失误。比如，在推进具有很大风险的价格改革等重大改革时没有抓紧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这三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国内政治风波，把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思想战线方面遇到的问题集中地暴露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再次提了出来。在这一关键时期，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1992年南方谈话，对中国政治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个重要讲话回答了六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是强调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二是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是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五是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六是强调必须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这个重要谈话产生的思想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在这个重要谈话的指导下，中央开始筹备召开党的十四大。当时，在总结14年改革开放经验的过程中，如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有了南方谈话，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上认识还是很不统一。有的主张搞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有的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人主张干脆捅破这张纸，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江泽民同志经过认真思考和调查研究，于1992年4月30日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这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同年6月9日，他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表态他倾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交谈时，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的提法，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大会，做出了三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我们都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思想解放的推动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们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改革攻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
　　十四大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人们很快就发现，非公经济和集体经济如乡镇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很有作为，惟独国有经济举步维艰、相当困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对此进行攻坚。党内外在这个问题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种声音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示失望，主张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当时非常突出，认为中央制定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方针是搞私有化，并且在社会上散发了一份又一份被称为“万言书”的打印文稿。显然，这场围绕着国有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人把这场争论的问题概括为是姓“公”姓“私”。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冷静沉着地应对了这一复杂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内部发表了两次极其重要的讲话。第一次是1997年1月17日，他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谈话时讲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十个问题。他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项制度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动摇。他同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他特别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真正走出了一条正确的路子，消除了过去由于所有制关系不合理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羁绊，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党应深刻认识这个经验。第二次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这两个重要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指明了在所有制领域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回答了来自“左”的和右的责难。
　　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次党代会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
　　第四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
　　十五大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了，尤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活力。我们不仅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方面，腐败现象不断惩治又不断滋生蔓延，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且对党的前途命运担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人对此也表示担忧，甚至认为这会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党的性质。不同的认识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中，不仅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且要搞清楚在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党的十五大在论述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时候，鲜明地指出要兴起一个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并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就是在开展“三讲”教育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茂名高州市指导“三讲”教育并在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在2000年2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月8日至15日，他先后在广东、浙江、上海考察，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对非公经济的党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在这样系统、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利益的崭新观点，推动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以后，就遇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的干扰。有的无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无视改革开放中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有的则因党和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而试图改变党的性质和原则，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7月1日发表的著名的“七一”讲话和2002年5月31日重要讲话中，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同时以鲜明的态度回答了党内外提出的重大问题，明确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强调要努力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而全面贯彻党的根本宗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等等。这样，执政党建设理论一步一步地完善了起来。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史盛会，是一个在21世纪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盛会。这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姿态、新风貌。
　　2.梳理四个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和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党的探索是有逻辑可循的
　　第一，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势必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党在第一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势必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党在第二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势必要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且采取股份制等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是党在第三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攻关的难题。
　　第四，为了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统筹兼顾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把他们整合为党的执政基础，共同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党在第四次重大历史关头思想解放要处理的复杂问题。而这一逻辑的起点和贯穿于解放思想全过程的内在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中篇：我党思想解放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从对十六大之前我党的思想解放历史轨迹的回顾和梳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越来越成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经验之一：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否对头和统一，对于党能否完成这一崭新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两个出发点”和“三个解放”。
　　“两个出发点”：一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二是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反对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又反对尾巴主义和不负责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个出发点结合起来的思想路线，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党始终保持的在思想方式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应该认识到，坚持这样的思想路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我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一时就难以为一些人所接受，即在于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实行并非是纯主观决定的，对于国家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国力的增强也并非没有积极作用，但是同市场经济相比较，不仅要看两种体制哪一个更切合中国的实际，还要看哪一个更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过实践，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决策只注重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尊重客观实际，也不是正确的决策。所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能光背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几句话，而要善于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是我们从新时期党的思想解放历史中获得的基本经验。
　　“三个解放”：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把“解放思想”具体化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但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为了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这是认识论中的矛盾论，也是矛盾论的认识论。因此，尽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非时时处处都要解放思想，但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尤其在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
　　经验之二：坚持执政党的意识。
　　在改革开放中，我党之所以能够闯过一关又一关，既没有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也没有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老路，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确立了执政党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首先来自于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其中之一，就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并通过革命手段来解决党内问题，势必把党搞乱，把国家政权机构搞乱，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与此同时，他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里提出的问题，就是要看到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我们总是从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现在必须调整过来，从执政党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执政意识，就是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它包含丰富的内容，既要求全党牢记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又要求全党牢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既强调要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又强调要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整合社会各种力量，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既要勇于揭露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又要善于化解矛盾，引导社会向着和谐协调的方向发展；既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又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健康发展。
　　经验之三：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总是不断遇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党在排除干扰的时候，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能够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工作的大局。我们党一方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和自觉，认识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同“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展开斗争；另一方面采取正确的方法应对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情况，比如对于可能会影响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错误观点，采取“不争论”的方法，让实践来做出裁决。因此，党中央在领导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原则，包括：要坚持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要正确区分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并采取不同的方法妥善地加以处理；要坚持科研无禁区，宣传守纪律；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团结最大多数同志，包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最终达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下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党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使命
　　在今天，解放思想就是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运动的规律办事。我们就是在这样逐级深入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
　　1.继续解放思想的客观依据
　　新的历史起点，从客观的社会进程来讲，就是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最突出的是：一是我们遇到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二是我们面临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三是我们需要把握持续快速发展中的新课题、新矛盾。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内政、外交、国防中遇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对外交往不断增加的过程中，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改变旧式工业化道路，发展生态文明，进一步解决能源和资源的制约，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如何在党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何在成绩和问题面前各级领导干部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是改革发展处于关键阶段的中国。
　　正因为我们正在从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党中央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2.继续解放思想的使命是什么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论述十七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任务时明确地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是我们要集中回答的问题。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今天继续解放思想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根据十七大的主题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继续解放思想承担着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
　　一是要在继续解放思想过程中，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30年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文化上、社会生活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奇迹。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这些党心、民心之所忧的矛盾和问题，正是我们要攻坚的课题。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所谓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决不能以所谓深化改革为名，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实践已经证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旗帜，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的旗帜，惟有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的伟大旗帜。我们的思想应该继续解放，从那些“左”的和右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
　　二是要在继续解放思想过程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包括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因此，在今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事实上，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为重要和极为紧迫的任务。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前，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必须像党领导工作重点转移、推进改革开放那样，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胡锦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背后都有一定的思想和利益的驱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是与转变思想观念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真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讲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研究阻碍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旧观念，把我们的思想从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旧观念中解放出来。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点。
　　三是要在继续解放思想过程中，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当前，我们无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还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都必须进一步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努力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并将按照权力制约的原则，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极大的意义。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这样的改革是必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一步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势必是一步一步解放思想的过程。
　　理论家李君如学术小传
　　李君如，1947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鄞县，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1998年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始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李君如文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程》、《中国梦》、《当代中国政治走向》等30多本。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