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访】

记者：我们还来看一看，您有好多书，都是跟宗教类有关的书，是业务有关？

王作安：对，得学习啊。做这项工作得学习。

记者：有《大藏经》、《中华道藏》。

王作安：这一套书是我们刚刚出版的，《老子集成》。应该说道教是我们国家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且完全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最早的时候，老子都是孔子的老师，影响非常大。

2011年10月23日至25日，世界上最大的道教论坛在中国湖南举行。这次名为“国际道教论坛”的盛会，以“尊道贵德，和谐共生”为主题，汇聚了世界各地五百余位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道教思想的现代启示。论坛的选址就定在道教五岳仙山之一的南岳衡山。

王作安：这个中国三山五岳，这五岳在道教来讲都是仙山，五个仙山，南岳衡山就是其中的一个，它那个地方有着这个悠久的道教的历史，这个道教文化资源也很丰厚，在中国的道教的历史上，应该说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呢，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今后你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它那个地方佛教道教可以在一个庙里，住在一块共同管理，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记者：和谐共生。

王作安：和谐共生。这个在其他地方都是少见的，当然过去历史上有一些，但是现在真是不多。

道教教职人员队伍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提起道教，很多人不难想起，一位不久前曾被捧上神坛、又陡然坠入谷底的“神仙”，重庆道长李一。李一是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曾自称弟子三万，信徒无数，被宣传为养生专家、道学大师，具有“水下闭气”、“身体通电”等功法。李一窜红之后，很快有媒体开始对于李一进行质疑。2010年8月，国家宗教局也介入了对李一的调查。

王作安：李一呢实际上后来我们调查结果呢，他过去啊，实际上在没有入道以前，参加过一些活动，包括那个在上海的那个表演啊。实际上他讲的这一些东西都不是道教本身的东西，道教是不讲那些东西的，包括我们道教界人士都讲这个本身不是道教的东西。那么李一呢他自己主动的，他感觉到我这样的情况，对中国的道教的声誉带来了损害，所以他主动要求辞去了这个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据说他现在自己在闭关。

就在国家宗教局展开对李一的调查的同时，王作安公开表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借教敛财、争名逐利、自我吹嘘、弄虚作假等现象。他说，宗教领袖不是靠媒体吹出来的，不是靠名人捧出来的，不要相信一夜成名、一炮走红的神话。

王作安：我在这也实事求是讲，这个从教职人员的队伍，文化素质、信仰素质来讲，我们道教现在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道教教职人员的队伍，这个各方面的素质提高是一个当务之急，所以我说现在道教要真正要发展，要走向世界，恐怕自身的建设要搞好。

记者：您觉得这个道教的教职人员的参差不齐或者是队伍没有办法跟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作安：这个应该说我们跟过去历史还是有关系，真正道教呢实际上从明清以后就开始衰落了，这个后来文革也破坏了，破坏了以后呢，后面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人才队伍就出现了断层，后面接不上，接不上，结果现在接上来的基本上都是很年轻的，二三十岁，就可以当会长，就可以当方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教职人员的培养，这个教育，这就成了我们各个宗教，最紧迫的一个任务，当然对我们宗教局来讲，不是说我要去，宗教局要去给你培养什么教职人员，而是我们希望各个宗教团体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不控制，不知道多少有大佛起来了

近年来中国大陆兴起“宗教热”，不仅传统的祭祖追宗活动持续升温，更有各地持续扩建教堂、增建寺庙。王作安表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当地旅游和经济的发展，一哄而上、大办宗教的现象亟需治理。

王作安：说句实在话，我们要不控制的话，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大佛起来了，而且都要建最高的，世界之最。

记者：都要创纪录？

王作安：有的坐佛世界之最了，我站佛世界之最，你站佛世界之最，我卧佛世界之最，反正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个风气其实不是太好。

记者：现在他们如果要建大佛的话，是不是要经过宗教局的批准？

王作安：这个大佛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要必须经过国家宗教局审批，这个不经过国家宗教局批准，那是不允许兴建的。对佛教过去赵朴初都有过一个设想，叫五方五佛，五个方面就是佛教重要的一些地方，要有大佛，你说到处建大佛你说也不好，对佛教也不好，包括有些寺庙的恢复，我们也是主张过去历史上，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庙，而且在历史上，佛教史上都很有名，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它们，还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到处，你那个地方也没有多少信徒，或者纯粹就为了推动经济，为了旅游为了赚钱，去建这些庙，建这些大佛，这就不好了。

什么家庭教会，没有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人精神生活和信仰世界的讨论，似乎从未中断过。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宗教信仰，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答案不一而足，很多数字差别悬殊，特别是对于中国有多少的基督徒这个问题上，更是众说纷纭。

2010年，在国家宗教局主导之下，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现时有2305万的基督教徒。不过，根据海外学者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有六千万到一亿的基督徒，只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被政府承认。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宗教团体要按照规定来办理登记。然而一个公开的事实是，在中国有不少基督教的信徒自发组织、在没有进行合法登记的场所进行聚会，这些教徒的数目不详，他们自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也称之为“地下教会”。

记者：我们曾经知道社科院做了基督教的人口的入户的调查，当时说是大概2300多万，而且有说法是把一些在未经许可的场所进行教会活动的也算在内了，但是也有一个说法说很多的家庭教会或者地下教会的广大信众并没有被算入，您怎么看？

王作安：这样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这次入户调查呢，在这之前，国际上关于中国基督徒的数量炒得很厉害，高的说达到上亿了，包括美国有一个学者甚至提出了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快要成为基督教的国家，这种说法都有，耸人听闻的。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基督徒到底有多少，其实这个在这之前，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统计，这一次呢，我们也是通过国际上通行的这种非常按照严格的科学标准去进行大规模的入户调查，是目前为止抽取样本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程序最严格的一次调查，摸底。那么这次调查摸底，根本就没有分，我本人就不承认什么家庭教会，这个教会没有这个问题，有一些没有登记那是暂时的，不是说是什么家庭教会，我们根本不分那个，而是就是说根据基督教大致的分布来进行抽样，抽样呢，抽到哪一户就是哪一户去，不是说你这一户是，因为你在那个爱国会那边的教会活动的，你这个在，或者是哪个不合法的活动的，没有这个区分，就到你家来就问你，就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信仰基督教，就这个调查。我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跟我们这些年来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这种状态，分析，我们觉得还是应该说是这个数字可信的，

记者：比较吻合。

王作安：比较吻合的，就这样。基督教的发展速度已经是够快，你像我们原来新中国建立初期才70万，现在2300万，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30年30倍。

中国读了圣经就去信基督教的人不多

为何基督教在中国能够发展如此迅速，《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课题组也试图从信徒的构成上寻找原因。最后的调查结果表示，从性别比例来看，中国女性基督徒约占七成，明显多于男性。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中国半数以上基督徒的学历水平在小学及以下。至于信教的主要原因，根据该调查，归因自己或者是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60%以上。

王作安：基督教呢，当然跟其他宗教它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基督教我发现这个活动的方式都很灵活，有时候你比如说在农村，有些农村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晚上，到了晚上，灯一黑没事了，人家基督教你看经常还聚会还唱歌还跳舞，一起帮着做好事，它这个对人是有吸引力，有吸引力。基督教而且特别注重去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好多人说，懂得圣经去信宗教，信基督教的，我说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读了圣经就去信基督教的这样的人不多。大部分是，基督徒看到了基督徒做好事，这个受到感染，慢慢的就接近这个宗教，然后就被这个宗教所吸引，然后最后再去读圣经，增强自己的信仰，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记者：我自己的体会，也像您说的，就是基督教本身有一个特色，他们就是传福音，每个人一定希望你能够得道，所以呢，这就变得传播的幅度会很大？

王作安：这里面就涉及到东西文化的一个区别，实际上这个西方文化这里边，有基督教的因素很多，它这个有一种拯救观，一看到你这个人怎么还没有信上帝，你怎么得救啊那我得来帮助你。我们这个佛道教，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呢，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像我们有时候电影里放的那个，像那个要学那个武功，或者学他的那个什么学问，在雪地里还跪好几天，跪的实在看着心诚了，就收你，这个确实是文化差异很大。

历史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思想也被带到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代表着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目前，中国全国性的三自爱国组织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通常合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接受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监管。

【随访】

记者：这个是一个国外的基督教组织发给您的？这有个特别的意义，是我们三自爱国教会的60周年？

王作安：对，她是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顺便到我这来拜访我。

记者：她对我们这个三自教会有多少的认识？

王作安：她过去呢，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太熟悉，这次来了以后，应该说认识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她说这次来了我没想到中国成了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一个国家之一，她感到很吃惊，另外呢她也访问一些普通的教徒，看到确实普通教徒得到圣经非常容易。

“中国圣经经共产党审查”都是传言

多数西方媒体在描绘中国的圣经出版市场时，都习惯性地冠以“神秘”二字。

事实上，中国拥有专门印刷圣经的工厂，那里每分钟可以印制23本圣经，年产量达到了1500万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本圣经印刷工厂。而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超过了5500万册，并且每年还在以350万册的速度递增。有评论说，中国这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无神论国家，已经转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商。

2010年11月8日，位于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庆祝了自己第八千万册的圣经下线。这家1988年成立的企业，是由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创建，是中国唯一合法大量印刷圣经的公司。

记者：我手上就有一本圣经，国内自己印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扉页，它的印的出版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而且我看它的承印都是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现在是不是只有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承印工作，或者是来管理印刷的工作？

王作安：这样爱德印刷公司，是一个印刷圣经的一个专业公司，这个它印刷圣经是跟，是跟联合圣经工会是合作的，包括各国的圣经工会，它们在纸张，经费上都给予很多的支持，这个专业公司，这个印刷，这个生产量，在国际上是，这个最大的之一，这规模很大的，

记者：那么我们主要的版权是用哪一家的，全部照搬呢还是会有一些删减？

王作安：我们这个版本就是按照这个版本是不能动的，这个全文的。现在外面过去有些传过，说中国圣经啊说是中国政府，这个共产党审查过的，说这里边有一些内容，包括像那个启示录是没有的，是节本，这个都是外面传言，这是我们在圣经事工展各种版本都拿过去了，人家看了包括在香港包括在德国包括在美国我们去展览，人家都是很仔细看的，这个版本到底是什么版本，一看那版本跟它都是一样的嘛。

条件成熟时圣经可能从正式渠道出版

目前在中国出版和印刷的圣经并不是一本公开出版物，它没有国际国内统一的出版书号，不能够私自印刷，亦不能在书店公开发售，只有在各地“三自”教会的教堂里面才能够购买到。

王作安：国外许多人都讲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圣经不在书店里，不是由正式的出版社来出版，不在书店里销售，实际上中国的宗教政策法规没有这方面限制，你看我其他宗教的经典，到书店去里都可以买得到的，那么为什么圣经出现这个情况呢，国外也是疑惑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边我就是说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整个圣经的印刷委托给了中国基督教的两会授权它出版，这是它整个作为一个出版发行也是受益的一方，我们等于是给了它一个特权。

记者：为什么要给它们这样的特权？

王作安：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中国教会不是也得要扶持吗，都比较困难，那个有一些教会特别是基层教会连那个基本活动的经费都没有，非常非常困难的，有的一个月信徒的捐款，有的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它都很难，但是有时候呢，通过那个圣经的渠道一个链条发展下去，能够帮助很多的教会，能够解决一个经费问题。

记者：所以还是一个自养的问题？

王作安：一个自养的问题，我想呢，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说我们跟中国教会商量，等到机会成熟的时候，应该从正式的出版渠道也是有可能的。

2010年9月，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美国巡回展出。这一展览由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通过展示圣经在中国传播和翻译的历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圣经的印刷、出版和发行，展现圣经事工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变化。

王作安：我们就是讲这个圣经是怎么印刷，怎么出版，怎么发行，怎么送到教徒的这个手上，教徒是怎么学习的，就这么一个流程，你比如说，有些山区电都没有，路也不通，我们圣经都是用独轮车推进去的教会，人家信徒拿着煤油灯围在一块读那个圣经，我们就把那煤油灯，独轮车就都拿过去了，这个展览，这美国人都很感兴趣，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他们说过去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印象当中，就是中国的基督徒，手头上是没有圣经的，所以需要我们美国人去帮助他们，要把圣经运到中国去，给他们这个信徒。那么这次办了以后，他们感觉到，这个中国在圣经这个方面，事工是开展的非常好的。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有些报道，但是报道的不多，有些报道讲，看来这个圣经啊过去我们可能有些误解，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中国就有宗教信仰自由，它后面还要来一句。

来自中国内地的圣经事工展在美国展出之后，也激起了美国华人教牧领袖、以及西方基督教团体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评价。有反对者特别举例指出，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因印刷圣经而被判刑，说明在中国并没有印刷圣经、传播信仰的自由。

王作安：外边议论我们有些人，说这个印刷圣经判刑，实际上这里面什么东西，外界有意地把这种目光给你聚焦在印刷圣经，因为我们中国，这是这个书籍图书的印刷出版都是有法律规定的，不是因为它是圣经，而是因为你从事这个非法出版的活动，当然我们就要依法处理，这是很正常的。那么现在外界它就容易把你聚焦到，他印过圣经，所以他抓起来，这个给外界感觉到好像中国是在破坏宗教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说不管你信教的不信教的，你包括马克思选集你去非法印刷也不行啊，你别说圣经啊，一样，在中国你就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去办事，不能去搞那个非法印刷活动。 

国家宗教局局长回应“官办宗教”说法：依法管理

核心提示：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表示，“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政教关系，跟西方有些国家不完全一样，有中国自身的特点”，并认为“政府管理宗教事务，不是说什么宗教事务都管，而是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依法进行管理”。

以下为文字实录：

2001年9月11日，美国经历了建国两百多年来最血腥的洗礼。基地组织劫持了两架飞机撞向世贸双塔，发起了对美国的所谓“圣战”。就在这起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之后，从中东到中亚，从基地组织到东突组织，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崛起，国际反恐形势日益复杂，而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

911事件之后，中国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也就是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在中国穆斯林聚居地区特别是新疆，利用宗教煽动民族仇视和宗教对立，鼓吹进行“圣战”。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伊斯兰教就认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解经”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王作安：伊斯兰教当中有个词叫“吉哈德”，极端组织把它解释成就是什么啊，“圣战”。“圣战”就是说“三股势力”就讲了，你每个穆斯林都必须采取“圣战”，“圣战”干什么，拿起武器来，你去搞，拿起炸药来你去搞暴力恐怖活动，赶走现在的政权，要建立哈利法的国家，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穆斯林一听，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圣战”是什么呢，宗教义务啊，就是说你按照宗教教义提出来，你必须要，你是不是穆斯林，你是穆斯林，你就要按照这种宗教义务去履行你的宗教义务，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开展解经工作，有针对性地来开展解经工作，成立伊斯兰教教务委员会，然后对现在，被（“三股势力”）歪曲过的，或者存在疑问的一些问题，进行澄清，做出权威的，正确的解释，编成卧尔兹，新卧尔兹讲给穆斯林听。

卧尔兹，来自阿拉伯语，意为“劝导”、“训诫”、“讲道”等。在中国，讲卧尔兹是数百年来伊斯兰教传统的讲经宣教方式。2001年，首部《新编卧尔兹演讲集》面世，其中一篇就题为《什么是“吉哈德”和如何认识“吉哈德”'》。

王作安：内地对古兰经解释与国际主流一致

王作安：根据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这种温和派的，那种解释，这个“吉哈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汉语讲，就是努力和奋斗的意思。就是每一个穆斯林都有私心杂念，都有不良的欲念，我们都要同这些东西做斗争，做一个纯洁的穆斯林，这就叫大“吉哈德”。每一个穆斯林必须履行的义务。当然还有一个叫小“吉哈德”的意思呢，当你的国家受到外国入侵的时候，你进行自卫，正义的自卫，这是可以，但是在中国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这样呢它就编成。这个解释编成卧尔兹，然后呢这个毛拉、阿訇们根据这个卧尔兹，再到清真寺里去给穆斯林演讲，这个引导作用就很厉害了。

王作安告诉我，解经工作开展这10年来，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一共编写了46篇《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包括汉文和维吾尔文两种文本，免费发放给各地清真寺。

吴小莉：我想听您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这个新卧尔兹出来了以后，穆斯林们他们的反映如何，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减少了《古兰经》的纯洁性，而需要一个中国版本，或者是说内地版本这样一个新解，会不会有这种控制的意图？

王作安：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解释，他们这个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都是中国这个最有名望的大毛拉、大阿訇组成的，他们这个解释也不是他们随心所欲的解释，这是跟世界上主流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基本一致的，没有说为了什么特别的需要，我能给它加进去我自己的一个什么认识。

吴小莉：那现在穆斯林对于新的卧尔兹演讲集或者是解经的内容，现在接受程度怎么样？

王作安：应该说我们这个，至少我们那个毛拉们阿訇们都非常认可。为什么呢，包括这些解释，拿出去大家都觉得这样解释是可以认可的，再最后定稿，定稿完了，毛拉阿訇他们在培训的时候还一起来学习这个卧尔兹，然后给穆斯林讲。信徒呢，作为穆斯林来讲，大多数他信任毛拉，他讲的他一般都信。

对于穆斯林来说，一生中到麦加圣城朝觐一次，是伊斯兰教当中的最重要的五大功课之一。早在1988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就做出决议,根据各国穆斯林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来分配朝觐名额。各国均根据所分配名额，采取报名排队的办法。2011年，中国组织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共有1.38万余人，而这与两千万的穆斯林总人口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王作安：那么现在要求朝觐的人比较多，不是说想朝觐的人，今年都能朝觐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正在探讨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从宁夏开始实施一个，叫网上公开报名排队的办法。就是什么呢，设计了一个软件，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报名，一报名就生成了，公开的，你再后上去的人就在后面，然后一年一年排，轮到你就是你，这样就是说公开公平公正。现在因为有什么呢，朝觐也会开后门的，通过各种关系，我插队我就先去朝觐了，这样穆斯林就容易会有意见。当然这里边呢，也要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也在思考这问题，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讲一生当中如果有条件，应该到麦加去朝觐一次，但是呢-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有些穆斯林呢，实际上刚刚经济有点好转，就赚了四、五万块钱了，朝觐一次回来又返贫了。

根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下发的文件，2011年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的费用，是每人30947元人民币。对于西北贫困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王作安：作为我们政府来讲，我既要尊重你的信仰，能够给你创造条件，今后能够便利的去朝觐，同时我也得关心你生活啊，大家都因为朝觐都弄得回来背了一身债，这也不好，所以平衡好这样一种关系，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现在也是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吴小莉：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就业，让穆斯林能很好的致富？

王作安：所以我们作为政府来讲，我们对穆斯林最好的回报，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增加就业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生活条件好了，咱们好多事情就都好办了。

王作安：梵蒂冈对中国自选主教“绝罚”没有意义

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独立主权国家，人口不到1000人，其国土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大。就是这样一个袖珍国家，在当今的世界宗教事务当中，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它，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则是时而微妙、时而紧张。

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回应了关于中梵关系的问题。他说，中国愿意在“两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梵蒂冈进行坦诚对话，共同寻找能够解决彼此问题的方法。有评论就认为，这是中国向梵蒂冈发出了和缓信号，不过王作安并不完全认同。

王作安：中梵之间一直有对话，一直有交流，但是呢摩擦也不少，这个主要涉及到我们中国现在这个天主教。我们还在坚持自选自圣主教，这个梵蒂冈它觉得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在推进主教祝圣的时候呢，它就要出来阻挠，出来这个指责。这样我们中梵之间的接触也会受到一些波折，受到一些波折。其实我们态度很明确，我们原来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怎么做，那么至于我们双方要谈，那双方谈的有结果了，我们按双方的要求来做，你不能说我们双方还没有一个共识，你就要求我改变，这是不现实的。当然呢过去也有美国的朋友很关心这方面问题，他们对中梵关系很关心，经常问我这个中梵关系什么时候能改善，我说你不用着急，我说你去查查你美国的历史，美国跟梵蒂冈谈判谈了103年了（才建交），我说我绝对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1952年，中国政府断绝了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但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仍然同梵蒂冈保持着宗教上的联系。1958年，中国天主教会交给梵蒂冈一份主教候选人名单，遭到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回绝，并要对被选主教实行“绝罚”。

王作安：因为那个时候主教大部分是由外国人担当的，后来新中国，解放以后这些外国人都离开了，离开了教会就没有主教了，没有主教，对天主教来讲没有主教就没有教会，所以这要选主教，没有外国人就选中国人嘛，正好选中国人嘛，选中国人当主教像我们汉口武昌两个主教，就选了两位主教，选了两位主教以后，就报给了梵蒂冈。

吴小莉：我们怎么选的？

王作安：我们选就是主教们商量神父们商量，教徒们推选，通过这种方式选出一个主教，然后报告梵蒂冈。梵蒂冈是它有审批权的，梵蒂冈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它缓解这个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但是它没有抓住这个机会，非但没有批，而且要提出来要对中国的主教实行绝罚，就是这次绝罚，中国的天主教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没人批了，那就自己圣吧，自己选了自己圣吧，这就是中国天主教为什么自选自圣主教这个源头，源头在这。

天主教的“绝罚”，是所有惩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即将某人从信徒团契中排除，不许他参加教会的圣礼，剥夺他作为教会成员的权利，是神职人员和教徒所受的重大处分。

吴小莉：今年2011年就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就是对于乐山教区以及汕头的教区我们的主教祝圣，祝圣完了以后，梵蒂冈方面又提到了要对于这两位主教绝罚，提出了这样的声明，您怎么看？

王作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推进自选自圣主教，我们差不多到现在已经自选自圣主教，一百七十多个主教了。如果说没有这个自选自圣主教，中国的天主教现在还有没有就不知道了。那么现在刚才讲到了中梵之间，我们愿意就相关的问题，展开对话探讨解决的办法，那我不能说，我一天不探讨出来，我就一个主教也不祝圣，你谈二十年三十年我一个主教不祝圣，我中国天主教怎么办？我中国天主教是有牧灵福传事业我是需要主教。但是呢梵蒂冈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没有沉的住气。它非要这什么东西呢，你现在我只要不认可你的，你没有报我批的（主教）我就不承认。过去有一些那个外界都传，说这个主教，你看中国政府和梵蒂冈都是默契的，大家都共同认可的。所以这样的方式很好，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都是按照原来的路子走的，当然梵蒂冈后面它觉得这个（主教）不错，它认了，那是它的事是吧。那么这里面，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的爱国会的主教团的主席，马英林主教，在我们天主教徒当中，无论是这个品行学识各个方面威信都非常高，祝圣（梵蒂冈）就是不认，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过去也绝罚过现在绝罚过，对我们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一直是自选自圣主教的，当然你今后要解决中梵关系你把这些问题都要给我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