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燥性手脱皮缺维生素:谁能抓住我-从少年巨骗到顶级CEO

　　就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也按纳不往对它的激情，力邀因《泰坦尼克号》一炮而红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将它搬上银幕，票房大获全胜，该片也成为今年角逐奥斯卡金奖的重要影片之一！是什么力量让全世界为之疯狂？通过本书，您会了解到阿巴那尔离奇的一生，走进他超人的商业智慧光圈里。

　　阿巴那尔在CEO俱乐部的演讲堪称该俱乐部24年来最受欢迎的午餐讲演，本书正是根据那次演讲整理而成的。

　　弗兰克·阿巴那尔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最著名的金融诈骗犯，16岁离家，行骗26个国家，骗取250万美金，21岁时即被全球26个国家和全美50个州严令通缉，被《纽约时报》等众多媒体惊呼为“惊天巨骗”！在经历12年牢狱生活后，浪子回头，他成功地把“骗术资源”应用到反欺诈中，创立专门帮助银行系统和商业机构预防商业欺诈的反诈骗公司，为全球23个国家、9大银行系统以及全美超过75％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阿巴那尔最终登上象征成功、荣耀和财富的CEO俱乐部讲坛。

　　详细内容：

　　我不是从贫民窟的生活中挣扎出来的。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威尔区出生并长大。我在上10年级的时候智商为140，并有精确而持久的记忆力。我父亲在曼哈顿地区做生意，他的工作地点位于第40大街和麦迪逊大街路口街角处。他是纽约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总裁，也是纽约市的共和党主席。因此，我来自一个富有家庭，我家在当地颇有影响力。

　　我们家有4个孩子，而我的父母在结婚22年后决定离婚，那一年我只有16岁。当时，我哥哥在学航海，我姐姐在一家私立寄宿学校上学，一个弟弟那时还一点儿都不懂事。父母离婚对16岁的我压力很大，我要决定到底跟父母的哪一方，我必须做出决定。而我发现16岁时出逃很容易，于是我就从家里跑了。

　　离家出走以后

　　决定出逃后的一个下午，我拿了家里一些东西，装在一个睡袋中，沿着铁路一直走到了纽约市。我父亲在纽约有生意，所以我对纽约市区很熟悉。

　　我离家出走时从家里带的东西里面有一本支票簿。在家的时候，我14岁就有了一个支票账号，账号上有几百美元。所以我在纽约常常开支票来弥补我的收入不足。10美元、20美元、这钱真好，支票真好。在我把200美元的钱用光以后，我不停地开支票兑钱，因为这样来钱快。当然那些支票很快就开始被退票了。

　　支票退票事件使我开始考虑离开纽约。

　　免费享受飞行员待遇

　　一天晚上5点的时候，我边琢磨着事边走着，路过一家有特色的老牌旅馆--科莫道尔宾馆，刚好从门里走出了几位东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我忍不住停下来看着他们。他们一个个拉着身后的行李走着，有机长、副驾驶、飞行工程师以及四个乘务员。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激起了我的想像力，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这些人登上小客车。

　　当这辆小客车开走后，我在心里想：对了，如果我能够装成一个航空公司飞行员，那样我就能免费周游世界了。如果我能到处乱转，就可以到处兑换我的支票了。我又沿着街道向前走了一会儿，抬头一看，那里正好有一座泛美航空公司的建筑。我想，这真是一家最好利用的航空公司，是国家航空公司，周游世界的航空公司。于是，第二天我就给泛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打了电话。

　　结果，我没付任何钱就得到了一套飞行员制服，我又自己做成了一张漂亮的身份卡。

　　泛美航空公司称，我在16岁至18岁期间免费乘机飞行了近200万英里，泛美航空公司的记录显示我到过83个国家。但泛美航空公司又说：请大家记住，尽管弗兰克·阿巴那尔装成是我们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来都没有上过我们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事实。我从来没有乘过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我总怕有人会问我：我就是旧金山基地的，我干了15年，怎么就没有见过你呢?因此我总是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

　　每次下飞机后，我走到泛美航空公司的票务柜台，泛美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看到我过去就会抬头问我：

　　对不起，我能帮你吗?

　　我们在芝加哥这几天住在哪里?

　　你们可以住在市内的希尔顿酒店，你可以乘楼下的航空公司乘务员专用班车。

　　我会乘车到市内的希尔顿酒店，住上2～3天，泛美航空公司会支付我的房钱和餐费。泛美航空公司总也发现不了，因为他们是按照团体付账，不是按照个人名单付账，这样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反正有泛美航空公司的人付饭钱和房钱。

　　后来我发现，我还可以在酒店里将我的支票兑换现金。航空公司与酒店签有协议，只要身份卡没有问题，酒店可为每个航空公司员工兑现100美元。此外我还发现，每个航空公司可以为其他航空公司的雇员提供100美元的个人支票额度，现在这种航空公司之间的互惠协议仍然存在。

　　18岁时，我弄到了一份挣工资的工作--佐治亚州一家医院的一名儿科主治医师，并在那里行医一年多。我本来想当一名妇科医生，可在18岁时，我懂得实在太少。

　　很多人说，在你混的那些事情中，当医生是最难的。其实相反，当医生是我做过的最容易的事。我还记得我当班的第一个晚上，一个护士在大约凌晨2点的时候在楼道里拦住了我：

　　听我说，大夫，我知道你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没干过这些，但按照佐治亚州法律规定，你必须在每班结束的时候填写值班记录。我把记录本给你留在护士台上了。

　　谢谢你。

　　我走到护士台那里，打开记录本，医生们的草书我一点儿也看不懂，我也写不出一个字来。我想如果我规规矩矩地写一些外行话，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是个骗子了。因此，我胡乱地划拉了三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写，只是乱划拉。我很担心护士会回来，问我是否一切正常。结果，没人过来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

　　另一件我没有做错的事情是，我在当班时，常常有人来叫：威廉姆斯大夫，请看急诊，看急诊。我一直害怕被叫看急诊，我根本就害怕见血。

　　你是找我吗?

　　对不起，打扰您了，大夫，有急诊。

　　我不知道那是心脏病、腿骨折，还是什么事。

　　先生，我建议由你来负责处理这个病人。

　　然后，我开门就走。我那时是医院里最受尊敬的住院医生，因为只有我让实习医师什么都做。护士们不太喜欢我，因为我总骚扰她们，那是因为她们的年纪和我差不多。

　　我在那里干了一年，整整12个月，没有人发现我是个假大夫。

　　屡骗屡胜

　　19岁时，从来没有上过法学院的我，参加路易斯安那州律师协会的考试，并通过了州律师协会的考试，成为一名注册律师。在我还不到19岁时，我就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官。

　　20岁时，我成为犹他州杨百翰大学的教授，杨百翰大学是摩门教大学，而我本人却是天主教徒。我教了两个学期的博士课程，那些摩门教徒可能一直都没有醒过梦来，尽管他们现在渐渐地明白了。

　　在到达法定饮酒年纪前，也就是在我21岁前，我已经是双倍的百万富翁了，我曾在全美国50个州及世界26个国家签了价值250万美元的假支票。

　　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天，我走在芝加哥的街上，数着我兜里仅有的5张20美元的钞票。在我数钱的时候，我注意到路边有一家银行，于是我停下脚步，心想：我要进这家银行，用这100美元开一个支票户头，用那张伪造的泛美航空公司的身份卡开个户头。两周后，这家银行会按身份卡上的名字寄给我200美元的支票。凭借伪造的身份卡，我总能提取出现金来。

　　就这样想着，我走进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在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帮我开新户头的小姐过来对我说：

　　这是您100美元的收据，还有几张临时支票。我们会在10天左右给您寄去正式的打印支票。

　　我总是心里好奇，禁不住多问几句：

　　对不起，再打扰一下，我发现你还没有给我存款填单。

　　先生，没问题，看到大厅那边的台子吗?上面有各种填单，您可以过去取一张空白存款填单，写上您的名字和我给您的账户号码，以后打印好就不用手写了。

　　于是，我就走过去，从架子上拿走了一大沓空白存款填单，根本没人管。

　　我回到宾馆房间，晚上怎么也睡不着。我半夜起来打开灯，看着梳妆台上的一大沓空白存款填单，心里乱琢磨。天亮以后，我心里想：这样不知道行不行。我找来一些磁性墨水，就是银行打在存款填单上的那种磁性墨水，在存款填单上面打上我昨天得到的支票账户号码。我再次回到银行，将这些打上号码的存款填单放回我前一天拿存款填单的地方，这样，每一个往支票账户存钱的储户把钱都存到了我的账户里。在一天之内，我就有了约40000美元，不用说我把这些钱全提走了。

　　我还曾到过位于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准备搭乘航班。那时是差一刻夜里12点，我发现整个机场都关门了。售票柜台、汽车出租柜台、礼品柜台都没有什么客人。我走近一个柜台问：

　　对不起，你们还没有关门吧?

　　先生，实际上我们已经关门了。波士顿国际机场位于市中心，受政府的噪声管制限制，所有的喷气客机都在半夜以后停止飞行，最早的航班是早上6点半。

　　我坐在那里，没事可干。忽然发现那些关了门的所有售票柜台、汽车出租柜台、礼品柜台都将他们一天中收到的现金放进一个大银行钱袋内，袋子像个挂包。他们会放下袋子，拉上拉锁，再锁上，然后把包拎到登机楼处的银行，用钥匙打开夜班保险箱的专用开口，把钱袋丢进滑道里去，在确认钱袋滑下去后，关上开口门离开，这时会有其他人走进来存其他的钱袋。

　　发现了这一点以后，我便有了主意。第二天我又在差一刻夜里12点时来到了这个机场，只是这次我穿上了一身保安制服，做了一个漂亮的标示牌，上面写明夜班保险箱故障，请将钱袋投给值班保安。于是，每个拎着钱袋的人都出来将他们的钱袋扔到我指定处。在他们扔钱进来的时候，我坐在一旁心里还想：可笑，夜班保险箱怎么会出故障呢!这简直就像有人在邮筒上贴块牌子说邮筒出故障一样。我还是像以前那样骗人，但这回骗了很多钱。

　　转运于三个国家的监狱

　　你们知道，一个罪犯迟早总会被抓住的。我也没有例外，最终也会是这个结果。我在21岁时被抓住了，是在法国一个叫慕第尔的小镇被法国警察抓住的。有26个国家给我开了逮捕证。法国政府称：我们准备起诉他，将他关进监狱。等他在我们这里服完了刑，谁还要起诉他可以轮着来。

　　那段时间，我连吃的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就只能在黑暗中吃着那些东西。我体重由90千克减至50千克，还得了两次肺炎，差一点儿死在了那里。我就这样在那里被单独关了整整6个月。

　　6个月内没有洗澡，就睡在自己的在地板上的排泄物上面。我最后是像被放在桌子上的一条狗那样被抬出去的。他们为了给我冲洗干净，拿水管浇我，把我冲倒。我病得很厉害，他们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推上轮椅，就这样我被推出了监狱。我被告知我的刑期原本是一年，但法国政府延缓执行了6个月的刑期后，将我驱逐出境，并将我移交给瑞典政府，因为瑞典要求引渡我。我被移交给瑞典的警官，在到达瑞典24小时内就被送上瑞典的法庭。法官认为我的身体条件无法承受审判，于是他宣布送我去医院治疗，并被延期2个月审判。我从医院出来后，被瑞典的法院判处伪造罪，刑期一年。我在瑞典的马尔墨的监狱待了半年之后，再次被驱逐出瑞典交到美国联邦法院，这是第三个引渡我的国家。就这样，我被引渡回到了美国。

　　在转运途中，我曾借上厕所的机会溜走。但几个星期后，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机场我又被抓住了。

　　在亚特兰大的联邦拘留所等待判决时，我骗狱警，让他们以为我是一位监狱督察员而再次逃跑。这次逃跑仅仅维持了一个月，我终于又被抓住了。

　　我被联邦法院指控为跨州使用伪造支票罪，最后是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北区的美国联邦法院被审判的。因为我给亚特兰大造成了较大损失。我在亚特兰大假扮了一年的医生，还有我从亚特兰大拘留所逃走的小插曲。无疑，那里被认为是审判我的最好地方。

　　审判我的法官说：阿巴那尔先生，我必须承认，我感到你的案子很令我为难，因为你干那些犯法的事的时候，你还是个未成年人。你被关进了法国的监狱，又被送到了瑞典的监狱，因为一项罪行而被惩罚了两次，或许我应当说这些惩罚已经足够了，应当送你回家了。可那样做又有些不公平，因为你诈骗的数目太令人吃惊了。真难以想像一个未成年人能骗来250万美元，那是一个专业犯罪集团都难以做到的。因此，从长远看来，最好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判决你。我在此判决你在联邦监狱服刑12年。

　　这12年包括：7项诈骗及逃跑判10年刑期，一项逃跑判2年刑期弗兰克·阿巴那尔在服刑期，因无偿为联邦政府提供服务，并协助联邦执法机构工作，5年后被假释。出狱后，阿巴那尔成立了自己的反欺诈公司，年营业额已达1500万美元。他开发的管理教程被全世界23个国家、9大银行系统和美国超过14000家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执法部门广为采用。现在他已成为受人尊敬的防支票欺诈、防支票盗用、安全文件专家，美国CEO俱乐部成员。并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与妻子和3个儿子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