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过敏性皮肤病荨麻疹: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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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
贾鹤鹏
一
乔治·P·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 1873—1968）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伦敦一个商人家庭，受教育于剑桥大学，毕业后曾赴德国柏林和法国留学。回国后，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于1906、1913年两次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在政治上属于自由党的温和派。但是古奇并没有放弃学术生活，早在1898年，他就以《十七世纪英国民主思想》一文获得提华尔征文奖，1910年，他开始为著名的《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撰写题目为《历史科学的发展》一章。1922年至1925年古奇当选为英国历史协会主席。古奇在史学领域建树颇丰，除了史学史外，还涉足英国近代外交史、思想史，他著有大量专著，主要包括《十九世纪英国外交史》（1917）、《法国革命》（1920）、《1878到1919年代欧洲史》（1922）、《王朝六世统治》（1958）等。他还主编了《剑桥英国外交政策史1783－1919》(1922—1923) 并与人合编了《有关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等，选材精审，内容翔实，得到了史学界的好评。
《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以下简称为《十九世纪》）一书脱胎于古奇为《剑桥近代史》所著的《历史科学的增长》一章（1910），在内容和思想性上则远较后者丰富和深刻。该书初版于1913年，在初版的序言中，古奇称他的目的是总结并估价近百年中历史研究与著作的成就，描绘本行业的大师，追溯科学方法的发展，衡量那些导致撰写名著的政治、宗教和种族影响以及分析它们对当时的生活和思想产生的影响。仔细阅读古奇这部著作，我们发现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十九世纪》自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该书的第二版于1952年问世，古奇在这一版中对原文进行了修订，也增加了对二十世纪上半期史学发展的论述。在1958年的版本中，古奇又概述了1952年以来的史学发展。我们所见到的中译本就是从1958年英国灯塔出版社的版本中翻译过来的。
《十九世纪》一书初版全文共27章。加上论述本世纪史学的两章增补内容，共有29章。全书以德国历史学家所费笔墨最多，在分国别论述的第二至第二十一章，介绍德国史学的共有七章，以下为英国六章，法国五章，美国占据了一章，而欧洲其它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捷克等国被集中在“诸小国”一章。除了分国别论述，古奇还对几个重要的史学领域分章讨论，这些领域分别为古代东方研究、希腊和拜占庭『1』研究、蒙森和罗马史研究、犹太人及其基督教会历史、天主教史学以及文明史，这部分共有六章之多。
二
《十九世纪》一书特色，首先在于该书涵盖的领域十分广阔，题材也不拘一格。『2』全书共论述了500余位历史学家。穷历史学家一生去仔细阅读这些史学家的著作已非易事，而古奇不但翔实地介绍了这些史学家的主要著述，还对他们的时代与学术背景加以比较全面的描述。但是古奇的描述绝非对资料的堆砌，而是准确地抓住了他所论述的历史学家（或学派）及其著作的主要特点，以及它们对史学发展的推动。对本书内容的简要梳理可以很好地体现古奇此书的这一特色。
古奇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开始对自身问题的关注、欧洲宗教改革中不同的教派诉诸史实进行争论、以及人们视野的扩大促进了近代史学的发展，使得近代的批判史学可能出现。在古奇那里，批判史学的基本涵义主要是指不迷信于权威历史著作，而是结合研究对象同时代的其它著作和史料，包括当时流传下来的诗歌、神话、法律文书、铭文以及考古材料等核定基本史实，解释而不仅仅是复述历史事件，同时也对历史人物加以评述。古奇也指出这一时代不利于历史学发展的因素，如启蒙运动就总体而言追求比较抽象的形式，而忽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全面把握。此外，十八世纪的历史著作缺乏对权威作者和史料的批判能力，而且历史教学也远远没有普及，在利用文献和宣布研究结果方面的障碍也限制了历史学的发展。
在古奇看来，近代批判史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德国的尼布尔。后者首次清晰地阐述了古罗马的国家生活和它的成长过程，还批判性地核查了早期罗马史料，研究了早期罗马流传下来的诗歌、祭文等有价值的材料，推论其中包含的历史事实。古奇认为，尼布尔的缺点是过分主观和自信，对材料的推断不十分可信。十九世纪早期德国的希腊史研究也应用了批判性原则。沃尔夫是最早把语言学列位于科学之中的学者，他对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证实了荷马史诗是希腊早期几个吟唱诗人的作品合编。沃尔夫的学生博克在其名著《雅典国家经济》中研究了被人们忽视的古希腊经济生活，并从铭文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博克的学生缪勒论述了种族、宗教、古物、海上实力、艺术、贸易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极大地扩展了历史学的题材。缪勒还从神话中分析历史事实，并利用古币和纪念物进行研究。
德国的艾希霍恩和萨维尼都属于十九世纪兴起的德意志历史法学派，他们认为法律是具体的民族生活的体现。萨维尼的主要著作《中世纪罗马法史》揭示了罗马的法律精神并没有因为西、东两个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而是在各种制度和习惯中得以延续。古奇赞赏历史学派的“现实中的事物都是经过历史过程发展而来，要了解它们首先要了解它们的历史”这一主张，但也警告说历史学派容易走上极端，从而否定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力。雅各布·格林（我们所熟悉的格林童话的著者之一）对日耳曼古代神话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早期日耳曼生活。他还编撰了德语语法和字典，丰富了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理解。
《德意志史料集成》的初作俑者为普鲁士政治家斯泰因『3』，斯泰因希望通过编撰这部巨著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它的编撰吸引了大量优秀历史学家参与，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并促进了德意志民族史学的发展，这包括维尔肯的《十字军史》，卢登的《德意志民族史》、劳默尔的《霍亨施陶芬王朝》『4』等。
对德意志史学巨匠兰克的论述是全书的重点，古奇准确地勾勒了兰克史学的特点及其影响。兰克在其早期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5』中就显示了他开创近代史学革命的特点，即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资料的来源。他还大量依赖第一手的档案材料，借助16和17世纪威尼斯驻普鲁士大使的报告写成了《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君主国》。兰克主张历史应该主要论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从不割裂地看待历史，如他认为法国革命是整个欧洲历史进程的产物，也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为兰克赢得世界声誉的是他的《教皇史》，此书记述了文艺复兴以来300年间教皇国以及教皇们个人发展的历史。在这部资料极为丰富的著作中，作为新教徒的兰克对教皇以及罗马公教持论非常公允，成为以后史学家的典范。兰克另一杰出贡献是开辟了大学中的学术讨论班传统，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古奇认为，兰克的主要成就在于他最大可能地把研究过去同当代的情感分别开来；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根据同时代资料的原则；他还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他们来同其它作家的证据进行对比来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了考证的历史科学。古奇也指出了兰克的缺点，在其著作中关于君主的内容比人民的多，情况的描写比过程多；此外，兰克的著作《革命战争的起源》没有看到法国最后两代君主（路易十五和十六）的错误，而把革命爆发的责任完全推到僧侣和贵族之反对改革上。但古奇认为，这样的错误是消极的，没有影响兰克的伟大。
兰克最著名的三个学生是魏茨、吉泽布雷西特和聚贝尔。魏茨的代表作是《德意志法制史》，这部著作开创了早期日耳曼法律和制度研究，同时对中世纪日耳曼各王国法制发展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吉泽布雷西特的主要著作是《德意志皇朝时代史》，这部著作指出，当日耳曼各部族结成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时候，德意志到达了它历史上的最高峰。古奇还记述了普鲁士学派的发展。普鲁士学派主张普鲁士以武力统一德国，而历史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工具。它的三位主将是德洛伊生和特赖齐克和兰克的学生聚贝尔。聚贝尔相信德国的统一只有靠普鲁士以武力完成，他的《德意志君主制的起源》一书得出了日耳曼人在部落状态中无法取得安定，只有统一王朝的君主制能够保证德国的幸福这一结论。德罗伊生在其代表著作《普鲁士政策史》中试图证明，历史上普鲁士就是德国的核心，统一的使命非其莫属，但此书并没有忽视学术性，在选材上也不局限于普鲁士的视角。特赖齐克的主要著作是《十九世纪德国史》，作者的主要目的是综述那些为德意志统一开辟道路的人物、政策和思想。对普鲁士学派，古奇在肯定其功绩的同时，反对这一学派历史学家给历史赋予过多党派色彩，有时甚至因为政治需要而牺牲了历史。
除了分国别进行论述外，古奇还在罗马史研究的部分论述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蒙森对罗马史研究的贡献。蒙森精通古代意大利方言，他的罗马史详尽论述了罗马共和国的各方面情况，而且文字优美，人物形象鲜明，并因此以一部史学著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还编撰了当时资料最丰富的罗马铭文集，涉及了罗马公私生活的各个方面。蒙森的另一部名著《罗马公法》论述了罗马政府和行政的整个过程与体系，得出了罗马是从元首制逐步过渡到帝国的结论。他对罗马帝国的研究也阐明了罗马城政治对外省影响极小的情况。古奇认为，使蒙森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因素之一，是他对生活各方面的经验和强烈兴趣。稍后的德国史学家尼森则总结了蒙森的研究成果，他对山岭、河流、海岸、自然资源的研究给罗马历史提供了新的背景。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雷罗著有《罗马的盛衰》，指出罗马历史上关键时期的斗争，本质上是经济力量间的争斗而不是政治集团的斗争。
古奇对法国历史学的记述是以浪漫主义开始的，其中夏多布里昂的作品《论革命》和《基督教真髓》扩大了人们对历史的想象力。米肖的《十字军历史》反驳了人们认为十字军东征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不过是迷信和狂热的产物这种观点。梯叶里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在复活过去人物的情感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在利用史实方面缺乏审慎。米什莱在其作品《世界史导论》和《法国史》中勾勒出了过去生活的全景，而且热情赞颂了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并把人民放置于历史研究的前景，这一点得到了古奇的赞赏。
法国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基佐、米涅和梯也尔，他们都是重要的政治家，最感性趣的是叙述社会的结构、政体的演变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无一例外的都把历史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基佐著有《英国革命史》和《法国文明史》。古奇认为他在抓住事情背后的思想和发觉一个时代的文化倾向上成就斐然。米涅论证了法国大革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法国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孕育一个新社会的母亲。梯也尔则在《法国大革命史》中描述了拿破伦的执政历史。古奇赞扬这本书推动了拿破伦研究，而且详尽说明了事件的过程，并在许多细节考证上作出了贡献。但是批评梯也尔对拿破伦三世『6』的憎恶影响了对拿破伦本人的公正描写。
法国的中世纪和旧制度研究始于19世纪20年代，古朗治是中世纪研究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一。他的《古代法国制度》，探索了中世纪法国与条顿族人的联系。另一个历史学家斐斯特尔则探讨了高卢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关系。对中世纪的研究促进了法国人对自己传统的热爱。法国的旧制度史研究多集中在法国的宗教改革和波旁王朝后期的历史上。
古奇还辟两章专门研究有关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的历史编撰。主张君主立宪的梯也尔、米涅和德罗兹都认为有比革命对当时的法国更有效的办法，而共和主义者拉马丁、米什莱和路易·布朗则欢呼君主制度的覆灭。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的著作揭示了革命制度是对旧王朝的延续，革命带来的变化并非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剧烈，而是加速了旧制度本身的发展趋势。吉内肯定了革命的意义，但是谴责了雅各宾派的专制。泰纳则描述革命带给人的恐怖以贬低革命的意义。古奇不满泰纳这一论断，称之为业余的历史学家，没有看到驱使革命政府进行恐怖统治的力量，如外敌的入侵和对王党复辟的畏惧等。索勒尔在其著作《欧洲与法国革命》中揭示了法国革命与当时欧洲形势的联系。较早编写拿破伦历史的是朗弗里，他的著作中充满对拿破伦的攻击。泰纳也在其著作中攻击了拿破伦，并声明后者是意大利人，以避免与法国民族感情发生冲突。古奇认为，泰纳这种说明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法国人如此信赖拿破伦。马松详细研究了拿破伦的感情和家庭生活，指出他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汪达尔着力于拿破伦的外交政策，指出他并非执意与英国为敌，对英国进行封锁的原因是迫使它媾和。一些学者如奥拉尔对法国革命的文献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奇最后还赞许了出现于20世纪初的以社会经济原因分析法国革命的历史著作。
古奇对英国史学的论述以十九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帕尔格拉夫开始。帕尔格拉夫最早脱离了单纯的政治史研究，而推崇法律史，认为法律史是说明英国政治史的有力线索。古奇赞赏帕尔格拉夫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指出正是因为后者发现了罗马帝国并非终止于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此年灭亡），而抓住了进入中世纪的关键。哈兰的《宪政史》开创了英国辉格派『7』的自由史学传统，是第一部具有国际意义的英国历史。麦考莱撰写了许多历史论文，研究了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并撰写了叙述至近代的《英国史》。但是古奇指责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不能深入其它时代及其思想，在研究英国革命时无法看到它在欧洲的意义，而且有太强的党派偏见。
在英国的古典研究中，华尔提尔撰写的《希腊史》优点是博采众长，吸收了当时很多对古希腊的研究成果。华的学生格罗特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徒，但是也能看到古希腊雅典民主制的弊端。古奇认为格罗特的《希腊史》缺点是关于雅典的记述多而关于希腊的记述太少，而且无法看到僭主们行为的合理性。亚诺尔大胆从诗歌中假设史实，其著作《罗马史》主张历史是一个神定的过程。
在英国的近代欧洲史研究领域，卡莱尔对法国革命进行了研究，他思想深刻，但史料利用不足，洞察力不够。后来卡莱尔转入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和十八世纪普鲁士的杰出君主腓特烈大帝的研究，并发展了一套英雄崇拜史观。古奇称他为杰出的肖像画作者，但是闭目不见群众的存在。卡莱尔的学生弗劳德重点研究了倡导英国宗教改革的亨利八世和其女伊利莎白女王。他的著作涉及问题众多，描述生动，大部分资料取自档案。但是弗劳德的缺点是持论不够公允。
牛津学派历史学家在十九世纪也富有盛名，斯塔布斯学风严谨，以处理中世纪英国宪政问题见长，他的《英国宪政的起源和发展史》持论公允，“把早期英国史的研究变成为一种生动的现实”。弗里曼的主要成果在于对希腊历史和诺曼征服进行研究。他反对米什莱的诺曼征服给英国带来根本变化的观点，认为征服给民族生活带来的动乱远比想象的少。弗里曼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最早认识到地理位置和历史遗迹的确切知识在重现历史上的重要性。他的缺点是只记录政治事件，而且对手稿利用不慎，在对古希腊的研究中目光局限于欧洲，而无法利用当时埃及学和巴比伦研究的新成果。格林的主要著作是《英国人民简史》，它记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那些对人民意识发展有甚远影响的事件和思想。格林还改变了传统的以朝代编年的方法，而以事件内部发展归并时代。牛津以外，英国历史学家加第纳主要研究英国斯图亚特『8』王朝以及推翻它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他阐明了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莱基的专业是18世纪英国史，他对这个时代的生活、政策、制度以及倾向进行了综合研究。西莱研究了遭受拿破伦重创的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的复兴和近代化改革。他还撰写了《英国的扩张》，尽管其著作被称为英帝国主义的圣经，但是莱基强调的不是封疆括土的光荣，而是希望引起人们对这种扩张所开来的负担进行思考。莱基很注重以近代史启发他同时代人，但是古奇也指出，他没有认识到今天不仅是昨天的结果，而且是过去无数时代的产物。克莱顿著有《教廷史》，该书终止于兰克《教皇史》开始论述的15世纪，添补了兰克史书的空白。
古奇曾经师事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阿克顿知识渊博，以大量富于思想性的历史论文见长。他是天主教信徒，认为罗马教会通过抵制世俗君权，保证了人类的自由，而宗教改革则是反对信仰自由的剧烈行动。他推崇对思想的研究，认为思想是政治事件的原因而并非它们的结果。阿克顿还主编了著名的《剑桥近代史》。梅特兰擅长法律史的研究，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几乎纯粹是日耳曼式的，他还论述了英国历史上的市镇区和市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英国中世纪的政治理论。
除了对德国、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的出色论述，古奇还简要记述了美国和欧洲“诸小国” 历史学发展。随后转入了对“东方学”等几个史学领域中进展情况的说明，在这些领域，古奇同样准确地论述了那些促使它们发展的关键史学家及其成就，以及它们对该领域进步所发挥的作用。
在东方学领域，对古埃及的研究首先得益于法国的商博良对埃及圣书体（正体字）的破译，这使得了解埃及最重要的铭文有了可能。德国历史学家莱普西乌斯用批判性的方法证实了商博良的发现，研究了古代埃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撰写了埃及人的编年学，为埃及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后，布鲁施格编撰了关于古埃及圣书字和俗体字的字典，并认真地根据历史记录来编写埃及历史。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工作也是从破译文字开始的。英国学者亨利·罗林森首先破译了古波斯铭文，德国的施拉德和弗里德里希·德利奇运用严格的考证和语言学方法开辟了对古代亚述的科学研究。对古代巴比伦的研究得益于大量的考古发现，这一研究还揭示了犹太人的起源与古巴比伦之间的渊源。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也研究了克里特岛的文明，这里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当地有远比属于希腊文明的迈锡尼『9』文明早的高级文明存在，对岛上文献的研究还阐明了希腊文明与东方文化的密切联系。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还发掘了晚于巴比伦帝国的古代赫梯文明『10』，古奇认为，赫梯帝国的发现使小亚细亚的历史有了意义和次序。古代印度研究最大的学者是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他揭示了梵文和其它欧洲语言的密切联系。不过，古奇对东方学研究的概括中忽略了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十九世纪》一书的缺憾。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希腊研究中，德国学者库齐乌斯总结了已有的希腊研究成果，对希腊历史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综述，并且特别认真地考虑了希腊的宗教。贝洛赫脱离了只写雅典或者斯巴达，而是从整个希腊的角度来研究希腊历史，他指出亚历山大大帝对东方征服的同时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德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迈耶（一译迈尔）则把希腊研究与整个地中海世界联系起来。希腊的研究与古代铭文的大量编辑出版是分不开的，德国学者博赫的《铭文集》包括了八千张铭文，而柏林科学院还出版了更多铭文汇编。在拜占庭帝国的研究方面，德国史学家乔治·芬利主张，拜占庭帝国取得的成就，远远比当时欧洲其它国家要多。法国学者朗博研究了公元十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各方面的生活，得出了专制和集权对于这个帝国是必要的，而政教合一也是为了抵御周围野蛮人的结论。古奇指出这些研究为人们呈现了一个新的拜占庭，它不再是一个无生气的国家，而是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母亲，是一千年间欧洲基督教的屏障。
对圣经的系统批判研究始于德国历史学家艾希霍恩，他认为《旧约全书》具有东方民族的特点。威尔豪森确认了《旧约》中的《律法书》晚于其它部分，并排定了旧约全书中各书的次序，从而确定了以色列宗教的各个发展阶段。英国的罗伯逊·史密斯研究了希伯莱人及其邻近民族的信仰，指出原始希伯莱人并非一开始就信仰一神教。法国的勒南在犹太研究中力图重现犹太先知们的真实面目，并详细描述了以色列从世俗国家向神权国家的转变。德国的德利茨还讨论了犹太人对巴比伦宗教和文化的继承性。在对基督教会的研究中，德国历史学家莫斯海姆研究教会的组织机构，尼安德则描写了教会圣徒的历史。著名史学家鲍尔论述了基督教教条的发展史，并致力于解决《新约全书》中诸书的日期和著作人问题。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索姆则研究了教会内部的民主制起源。
古奇也论述了天主教史学的发展。重要的史学家有德国的默勒，他系统研究了起初三个世纪的基督教著作。德林格尔批判宗教改革，认为路德的反叛对宗教非常有害。黑费尔撰写了《宗教会议史》，研究教条、教会法、礼拜仪式和宗教道德。格雷斯则广泛地论述了基督教神秘主义。法国历史学家蒙塔朗贝尔撰写了《西方僧侣的历史》，反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宗教的非难，奥萨南则强调了基督教对于未开化民族的功绩。天主教史学内部在十九世纪后期发生分裂，许多天主教历史学家反对教廷通过的教皇无谬论。德林格尔就写了《教皇与宗教会议》，用历史证据驳斥教皇无谬论。罗伊施编著了《禁书目录》，分析教廷对异己的压制。另一方面，德国史学家扬森拥护教皇无谬论，他的巨著《德意志人民史》揭示了天主教对以新教为主的德国发挥的重要作用。扬森修正了新教关于15世纪是一个堕落时代的看法，证实了宗教改革的确带来了混乱与文化倒退。
本书最后描述了文明史（又称文化史）这一领域。德国历史学家里尔最早进行民俗方面的研究，撰写了《德意志人民的自然史》。古斯塔夫·弗赖伊塔格的著作是《德意志历史图景》，他把对人民的描写放在画面前景。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三十年战争的描写，涉及了军人生活、村庄、城市和迷信等各方面情况。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著有《君士坦丁时代》，描述了这一罗马帝国的盛世其心理特征是不安全感。他最知名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也探索了它生活中其它方面，指出内部生活比起形式和制度来更有意义。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的罗舍尔把历史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撰写了《农业和物价史》。文明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争论，德国史学家舍费尔认为历史离开国家将失去意义，但是其后学戈泰因则指出国家只是人类社团的一种形式，可以作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加以说明。兰普雷希特在其《德意志史》中主要追述了德意志意识的发展，他特别注意了社会经济现象，但是断言经济现象对社会历史的作用以人民的心理为条件。古奇指出，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矛盾，是因为两者过分狭隘地圈定了自己的领域，两者对于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生活都是必要的，可以互相补充。
本书的序论部分 棥敖钡睦费芯俊逼员臼兰统酰褂?/FONT>50年代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许多德国历史学家开始研究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马尔克斯的《德意志帝国的兴起》认为是俾斯麦的铁腕政策使得分散的德意志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国家。蔡库西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史》则认为俾斯麦给霍亨索伦王朝『11』过大的权力，使得它无法控制自己。更早的历史方面。施纳贝尔在其著作《十九世纪的德意志》中，对德国人民这一世纪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进行了全面评价；梅内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则记述与分析了近代欧洲史学的形成和特点。德国以外，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以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西班牙腓利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马德兰的著作《执政府和帝国》表明了拿破伦是一个出色的行政官和秩序恢复者。英国史学方面，集体编撰的《剑桥历史系列》先后出版了《古代史》、《中世纪史》、《英帝国史》、《印度史》、《英国政策史》和《欧洲经济史》等一系列权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