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达克宁能治头癣吗:[股民必看] 人工股灾的真相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7:08:20
人工股灾的真相
“5·30—6·5”连续五天暴跌21%，这是什么概念？有人说这是牛市中的正常调整，我则认为是“人工股灾”。因为，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的股市大崩盘，两个月也只下跌了20%，1987年美国股灾，也只下跌了13%。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对比中，管理层才能清醒认识到这场“人工股灾”的严重性。
引发“人工股灾”的表面原因是“印花税风波”，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管理层在估值标准上自乱阵脚。
1、将“平均市盈率”这一非科学概念滥用至今。在统计学上，一般不使用平均概念，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CPI，不是统计所有商品的平均物价，而是采集若干样本商品价格；轿车市场、服装市场、彩电市场，也从来不统计平均车价、平均衣价、平均彩电价。在国外股市，从来不使用不统计平均市盈率，如美国和香港只统计30个和36个样本股的市盈率。唯独中国在股市对1400多只股票统计平均股价、平均市盈率，作为股市估值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统计。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从证监会到证券业协会、沪深交易所，从经济学家到各种媒体，从分析师到广大投资者，都众口一词地谈论平均市盈率。对此，笔者已质疑呼吁了七八年，仍无济于事。
2、将不同股市不同内涵的市盈率作错误比较，矮化中国股市。科学的比较法的基本要求是，比较的对象、参照系、标的物必须一一对应。然而，前不久摩根斯坦利、大摩、高盛等国际投行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等一再强调：“中国股市40多倍平均市盈率远远高于国外股市16—20倍市盈率标准，泡沫严重，估值过高”。“上证指数应下跌20—30%才合理”，呼吁中国政府出重拳进行调控，香港李嘉诚也抨击：“中国股市50—60倍市盈率太高”（唯独不讲他在中国卖的楼盘价太高），包括“5·30”管理层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调高印花税200%，引发人工股灾，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比错了对象、参照系和标的物，把中国1400多只股票的加权平均市盈率与国外30多只样本股市盈率比高低，正好比拿同体积的钢铁与木头比重量，拿黑夜与木头比长短般的荒唐，从而得出了中国股市估值过高，泡沫过多的错误结论，作出对中国股市自我矮化、自相残杀的错误决策。如果说国内的管理层、经济学家、基金、分析师和投资者是因无知而作错误比较的话，那么，国际投行、QFII、海归经济学家也这样比，那就是明知故犯，甚至别有用心。在估值比较上，中国人都中了洋人的奸计了。
3、对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低于国外股市平均市盈率的情报茫然无知。由于国外股票交易所不公布平均市盈率数据，所以，我们的管理层也许至今只有20倍的概念。其实不然，据2001年12月11日深圳《证券时报》第8版上刊登的所罗门美邦（香港）高级副总裁李伟强所撰《海外股市质地各异》一文提供的数据，2001年11月30日美国股市（9800点时）的平均市盈率是46倍，日本股市是65倍，德国股市是49倍，英国股市是33倍。而目前，美国、日本股市已大幅上升，其平均市盈率至少应相当于当年的水准，近期美国机构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股市平均市盈率是43倍，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更是高达850倍。而实际上集主板与创业板于一身的中国股市5月9日4000点时的静态市盈率仅36倍（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和沪深交易所的《当前股市估值考察报告》）。可见，国际成熟股市的成长性比中国股市低得多，但平均市盈率比中国股市要高得多，泡沫要大得多。正因为此，人工股灾仅过去几天，国际投行和QFII们在抄底后观点便来了三百六十度大转弯，瑞银称：“中国股市将涨三年”，大摩称：“年内可上4500点”，高盛称：“中国股市再深幅调整的几率已很小”，罗杰斯在3700点翻多后说：“中国股市还能涨1倍，人民币将升值500%”，索罗斯更是口出狂言“中国股市能涨到5万点”。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4、对一二级市场估值采用了双重标准。这些年中国股市有一个怪现象，即管理层总是批评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太高，估值过高，从来不批评二级市场之源——一级市场新股发行市盈率太高。例如，管理层批准的工行、中行等超级航母的发行价市盈率是30倍，中国人寿100倍，平安保险、兴业银行75倍、交行、中信银行58倍。这些大盘股一上市，因其权重大，一下子就抬高了整个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二级市场投资者接棒后，自然再给一个溢价。然而奇怪的是，《估值考察报告》却把36倍平均市盈率说成“估值偏高”，岂不是说，大盘股一上市，持有原始股的人，就应该割一半肉，实令人啼笑皆非。在我看来，管理层要想对36倍市盈率的二级市场进行调控，首先应对自己的过度圈钱行为进行调控，将一级市场大盘股发行市盈率一律降到20倍以下，否则就免谈。
5、对症治“结构性泡沫”找错了方向。《股市估值考察报告》称，“当前股市有结构性泡沫，但无整体性泡沫”，结果是将结构性泡沫指向了有资产重组、购并和注资题材和可能性的垃圾股、低价股、题材股。其实，中国股市的结构性泡沫主要在大盘蓝筹股。美国、香港股市30个和36个样本股，均是大盘蓝筹股，其市盈率确实只有16—20倍，而上证50指数和深成指的50个和40个样本股的市盈率均在30倍以上，高出国外股市样本市盈率50%以上。然而，管理层、基金和市场主导舆论至今仍称：“大盘蓝筹股的市盈率低于平均市盈率，估值相对合理，值得理性投资”。在我看来，市场各方应该达成一个共识：为了与国际股市接轨，首先应冷冻一无送股，二分红低于银行利息（如65元的平安保险每股分红0.22元，分红率仅是银行年利率的11%）、盘子过大、成长性低的大盘股，直到其业绩大幅上升、市盈率大幅下降、分红率超过银行利息，才作价值投资。大盘股是结构性泡沫的重灾区，应是结构性调整的重点。
6、对人民币升值趋势下的估值标准溢价缺乏心理准备。这是中国股市独有的也是最具爆发力的题材。人民币升值不停，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便无解，股市该怎么了涨，涨多少，估值标准应怎样定，这都是新生事物，政府各部门都讲不清楚。按国际市场经验，本币升值与股指上涨有1：10的放大效应。上世纪80年代，日币升值70%，日股涨19倍；台币升值60%，台股涨18.74倍；新加坡韩国币升值50%，股指涨7—8倍。而人民币至今仅升值6.7%，中国股市从1990—2005年的价值中枢1500点涨到4000点，仅涨1.6倍，还早着呢！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层的估值标准和认识已远远落后于市场广大投资大众。“5·30”用“印花税风波”对4300点进行行政调控，正如06年5月新华社连发四篇文章对1600点进行调控一样，是很不明智的。
7、对居世界之首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和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率下的股市适当高估值缺乏自信。不得不承认，本次管理层断然对股市采取行政调控，除国际投行和QFII的集体呼吁外，格林斯潘和李嘉诚的警告起了无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二老和我们的管理层都未清醒地认识到：世界股市并没有统一的估值标准，美、英、法、德、日因其经济状况各异,股市的市盈率都不一样。更何况，中国经济连续27年平均增长9.7%以上，今年的增长率（10.4%）是美国（2.6%）的4倍，中国上市公司业绩06年增长46.4%，07年首季增长87.3%，半年报有望增长40%。在这种世界奇迹面前，中国股市即使估值高一些，又触犯了哪一条王法呢？外国人有何资格说三道四？
8、对股改、参股、注资和整体上市外生成长生性带来的估值标准的超常规估计不足。股改将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大股东由净资产考核改为按市值考核、MBO激励机制的形成，这三项举措，促使上市公司的业绩由原先被隐藏、转移、占用、侵吞、掏空，转为真实的摊在阳光下，并且大股东还将集团的优质资产以低价注入上市公司，或定向增发，并逐步实现整体上市。此举使上市公司业绩得到了巨大的外延式成长性，从而使常规的、静态的估值标准失灵。这在沪东重机、东方电机、东方锅炉、新华传媒股价数十倍的暴涨中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价值成长威力也是国际投行、QFII和海归经济学家难以想象的。
9、对大量中小盘、中低价股具有的重组、购并和股本扩张潜力对传统估值标准的颠覆缺乏认识。目前中国1500只股票中60—70%中小盘股，而股改之后，管理层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使上市公司脱胎换骨，做大、做强、做优。去年以来，148只ST股中90%都进行了股改+重组，与前些年的报表重组游戏截然不同，重组绝非用市盈率可以估值的。另外，小盘股由于逐年的股本扩张，其估值也应比大盘股高，例如，深圳的中小企业板，首批50家上市公司，上市之初虽然股价普遍在20—40元之间，被舆论批评为过度投机，甚至停牌处理，但是，只过了1年多，经多次送股，即便当时最高价买进的人，如今也获利几倍。可见，打压有重组题材股、绩差股、低价股、小盘股，显然是对股票成长性的无知。
10、以形而上学的静态市盈率估值标准限制市场对动态市盈率下降的理性预期。去年5月1500—1600点时，新华社一连发了四篇记者述评，以06年首季上市公司业绩下滑为由，批评“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过高，泡沫太多”。岂知，随着中报、三季报和年报业绩逐级升高，动态市盈率降低，四篇述评成了市场笑柄。今年2月2600多点时，权威的官员经济学家也以静态市盈率为依据，警告“3000点是泡沫”，“4000点是做梦”。但是随着06年报增长46.4%和07首季报增长87.3%，看空经济学家也集体失语。现在管理层虽对4300点视为洪水猛兽，一而再再而三发风险警报，甚至采用行政调控手段，但打到3400点，很快又将收复失地，深成指已连续4天创出新高。因为广大投资者更注重动态市盈率，更注重上市公司的未来成长性。这是一种先进的投资理念。就以今年上半年最火爆的参股券商概念主流热点来说吧，虽然其静态市盈率很高，但由于今年券商行业的成长性大大地超过了所有行业，其2007年业绩增长几倍甚至十倍的事都可以经常发生。一类是作为券商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达20—40%以上的上市公司，通过合并报表，其利润的增长十分可观；另一类是拥有一家或多家券商一定比例的股权，其投权价值将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效益。参股券商概念股与2000年网络股的“市梦率”式的成长性截然不同，它是由实实在在的盈利可期的。本周管理层批准海通证券借壳上市后，券商概念股天天火爆，并带动大盘强劲上扬。虽然按静态市盈率看，4000点上方已无太大空间，但从动态市盈率看，目前股市遍地是金矿。
警讯：若管理层真的接受国际投行和QFII宣扬的20倍市盈率的估值标准，按他们的“中国股市应下跌20—30%”的预期进行调控，并在“5·30”已开设股指期货的话，那么，QFII和国内的投机资金（如商品期货市场和权证市场）势必先将股指期货做空30%，随后引发A股市场恐慌杀跌，3400点绝对止不住，跌破3000点也有可能。这样，95年国债期货“3·27”事件和98年国际对冲基金通过沽空泰铢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将在中国股市的现货、期货市场乃至金融领域重演，中国经济将崩溃，中华民族将陷入一场大灾难。这就是我一再反对目前阶段开设股指期货的理由。
结论：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理念、准则到了中国，都必然是中国化。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最终是中国化（禅宗佛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终也是中国化，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传入中国，最终也是中国化，即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理，中国股市引进西方国家成熟股市的理念、文化和估值标准，也必须坚持中国化，中国背景、中国基础、中国特色、中国定价标准、中国话语权。近代史上那种“鬼子进庄、汉奸引路、崇洋媚外、欺压国民”的耻辱历史，在中国股市再也不能重演了！
建议：为了与国际股市估值标的物一致，防止市场估值比较被误导，今后从管理层到媒体再到投资者，应停止用平均市盈率作为中国股市的估值标准，沪深交易所应每天公布上证50指数和深圳成份指数（40指数）市盈率，去与国外成熟股市市盈率作比较。这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刻不容缓！
“5·30—6·5”连续五天暴跌21%，这是什么概念？有人说这是牛市中的正常调整，我则认为是“人工股灾”。因为，美国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的股市大崩盘，两个月也只下跌了20%，1987年美国股灾，也只下跌了13%。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对比中，管理层才能清醒认识到这场“人工股灾”的严重性。
引发“人工股灾”的表面原因是“印花税风波”，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管理层在估值标准上自乱阵脚。
1、将“平均市盈率”这一非科学概念滥用至今。在统计学上，一般不使用平均概念，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CPI，不是统计所有商品的平均物价，而是采集若干样本商品价格；轿车市场、服装市场、彩电市场，也从来不统计平均车价、平均衣价、平均彩电价。在国外股市，从来不使用不统计平均市盈率，如美国和香港只统计30个和36个样本股的市盈率。唯独中国在股市对1400多只股票统计平均股价、平均市盈率，作为股市估值的标准，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统计。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从证监会到证券业协会、沪深交易所，从经济学家到各种媒体，从分析师到广大投资者，都众口一词地谈论平均市盈率。对此，笔者已质疑呼吁了七八年，仍无济于事。
2、将不同股市不同内涵的市盈率作错误比较，矮化中国股市。科学的比较法的基本要求是，比较的对象、参照系、标的物必须一一对应。然而，前不久摩根斯坦利、大摩、高盛等国际投行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等一再强调：“中国股市40多倍平均市盈率远远高于国外股市16—20倍市盈率标准，泡沫严重，估值过高”。“上证指数应下跌20—30%才合理”，呼吁中国政府出重拳进行调控，香港李嘉诚也抨击：“中国股市50—60倍市盈率太高”（唯独不讲他在中国卖的楼盘价太高），包括“5·30”管理层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调高印花税200%，引发人工股灾，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比错了对象、参照系和标的物，把中国1400多只股票的加权平均市盈率与国外30多只样本股市盈率比高低，正好比拿同体积的钢铁与木头比重量，拿黑夜与木头比长短般的荒唐，从而得出了中国股市估值过高，泡沫过多的错误结论，作出对中国股市自我矮化、自相残杀的错误决策。如果说国内的管理层、经济学家、基金、分析师和投资者是因无知而作错误比较的话，那么，国际投行、QFII、海归经济学家也这样比，那就是明知故犯，甚至别有用心。在估值比较上，中国人都中了洋人的奸计了。
3、对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低于国外股市平均市盈率的情报茫然无知。由于国外股票交易所不公布平均市盈率数据，所以，我们的管理层也许至今只有20倍的概念。其实不然，据2001年12月11日深圳《证券时报》第8版上刊登的所罗门美邦（香港）高级副总裁李伟强所撰《海外股市质地各异》一文提供的数据，2001年11月30日美国股市（9800点时）的平均市盈率是46倍，日本股市是65倍，德国股市是49倍，英国股市是33倍。而目前，美国、日本股市已大幅上升，其平均市盈率至少应相当于当年的水准，近期美国机构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股市平均市盈率是43倍，美国纳斯达克股市的平均市盈率更是高达850倍。而实际上集主板与创业板于一身的中国股市5月9日4000点时的静态市盈率仅36倍（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和沪深交易所的《当前股市估值考察报告》）。可见，国际成熟股市的成长性比中国股市低得多，但平均市盈率比中国股市要高得多，泡沫要大得多。正因为此，人工股灾仅过去几天，国际投行和QFII们在抄底后观点便来了三百六十度大转弯，瑞银称：“中国股市将涨三年”，大摩称：“年内可上4500点”，高盛称：“中国股市再深幅调整的几率已很小”，罗杰斯在3700点翻多后说：“中国股市还能涨1倍，人民币将升值500%”，索罗斯更是口出狂言“中国股市能涨到5万点”。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4、对一二级市场估值采用了双重标准。这些年中国股市有一个怪现象，即管理层总是批评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太高，估值过高，从来不批评二级市场之源——一级市场新股发行市盈率太高。例如，管理层批准的工行、中行等超级航母的发行价市盈率是30倍，中国人寿100倍，平安保险、兴业银行75倍、交行、中信银行58倍。这些大盘股一上市，因其权重大，一下子就抬高了整个市场的平均市盈率。二级市场投资者接棒后，自然再给一个溢价。然而奇怪的是，《估值考察报告》却把36倍平均市盈率说成“估值偏高”，岂不是说，大盘股一上市，持有原始股的人，就应该割一半肉，实令人啼笑皆非。在我看来，管理层要想对36倍市盈率的二级市场进行调控，首先应对自己的过度圈钱行为进行调控，将一级市场大盘股发行市盈率一律降到20倍以下，否则就免谈。
5、对症治“结构性泡沫”找错了方向。《股市估值考察报告》称，“当前股市有结构性泡沫，但无整体性泡沫”，结果是将结构性泡沫指向了有资产重组、购并和注资题材和可能性的垃圾股、低价股、题材股。其实，中国股市的结构性泡沫主要在大盘蓝筹股。美国、香港股市30个和36个样本股，均是大盘蓝筹股，其市盈率确实只有16—20倍，而上证50指数和深成指的50个和40个样本股的市盈率均在30倍以上，高出国外股市样本市盈率50%以上。然而，管理层、基金和市场主导舆论至今仍称：“大盘蓝筹股的市盈率低于平均市盈率，估值相对合理，值得理性投资”。在我看来，市场各方应该达成一个共识：为了与国际股市接轨，首先应冷冻一无送股，二分红低于银行利息（如65元的平安保险每股分红0.22元，分红率仅是银行年利率的11%）、盘子过大、成长性低的大盘股，直到其业绩大幅上升、市盈率大幅下降、分红率超过银行利息，才作价值投资。大盘股是结构性泡沫的重灾区，应是结构性调整的重点。
6、对人民币升值趋势下的估值标准溢价缺乏心理准备。这是中国股市独有的也是最具爆发力的题材。人民币升值不停，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便无解，股市该怎么了涨，涨多少，估值标准应怎样定，这都是新生事物，政府各部门都讲不清楚。按国际市场经验，本币升值与股指上涨有1：10的放大效应。上世纪80年代，日币升值70%，日股涨19倍；台币升值60%，台股涨18.74倍；新加坡韩国币升值50%，股指涨7—8倍。而人民币至今仅升值6.7%，中国股市从1990—2005年的价值中枢1500点涨到4000点，仅涨1.6倍，还早着呢！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层的估值标准和认识已远远落后于市场广大投资大众。“5·30”用“印花税风波”对4300点进行行政调控，正如06年5月新华社连发四篇文章对1600点进行调控一样，是很不明智的。
7、对居世界之首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和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率下的股市适当高估值缺乏自信。不得不承认，本次管理层断然对股市采取行政调控，除国际投行和QFII的集体呼吁外，格林斯潘和李嘉诚的警告起了无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二老和我们的管理层都未清醒地认识到：世界股市并没有统一的估值标准，美、英、法、德、日因其经济状况各异,股市的市盈率都不一样。更何况，中国经济连续27年平均增长9.7%以上，今年的增长率（10.4%）是美国（2.6%）的4倍，中国上市公司业绩06年增长46.4%，07年首季增长87.3%，半年报有望增长40%。在这种世界奇迹面前，中国股市即使估值高一些，又触犯了哪一条王法呢？外国人有何资格说三道四？
8、对股改、参股、注资和整体上市外生成长生性带来的估值标准的超常规估计不足。股改将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大股东由净资产考核改为按市值考核、MBO激励机制的形成，这三项举措，促使上市公司的业绩由原先被隐藏、转移、占用、侵吞、掏空，转为真实的摊在阳光下，并且大股东还将集团的优质资产以低价注入上市公司，或定向增发，并逐步实现整体上市。此举使上市公司业绩得到了巨大的外延式成长性，从而使常规的、静态的估值标准失灵。这在沪东重机、东方电机、东方锅炉、新华传媒股价数十倍的暴涨中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价值成长威力也是国际投行、QFII和海归经济学家难以想象的。
9、对大量中小盘、中低价股具有的重组、购并和股本扩张潜力对传统估值标准的颠覆缺乏认识。目前中国1500只股票中60—70%中小盘股，而股改之后，管理层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收购兼并、资产重组，使上市公司脱胎换骨，做大、做强、做优。去年以来，148只ST股中90%都进行了股改+重组，与前些年的报表重组游戏截然不同，重组绝非用市盈率可以估值的。另外，小盘股由于逐年的股本扩张，其估值也应比大盘股高，例如，深圳的中小企业板，首批50家上市公司，上市之初虽然股价普遍在20—40元之间，被舆论批评为过度投机，甚至停牌处理，但是，只过了1年多，经多次送股，即便当时最高价买进的人，如今也获利几倍。可见，打压有重组题材股、绩差股、低价股、小盘股，显然是对股票成长性的无知。
10、以形而上学的静态市盈率估值标准限制市场对动态市盈率下降的理性预期。去年5月1500—1600点时，新华社一连发了四篇记者述评，以06年首季上市公司业绩下滑为由，批评“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过高，泡沫太多”。岂知，随着中报、三季报和年报业绩逐级升高，动态市盈率降低，四篇述评成了市场笑柄。今年2月2600多点时，权威的官员经济学家也以静态市盈率为依据，警告“3000点是泡沫”，“4000点是做梦”。但是随着06年报增长46.4%和07首季报增长87.3%，看空经济学家也集体失语。现在管理层虽对4300点视为洪水猛兽，一而再再而三发风险警报，甚至采用行政调控手段，但打到3400点，很快又将收复失地，深成指已连续4天创出新高。因为广大投资者更注重动态市盈率，更注重上市公司的未来成长性。这是一种先进的投资理念。就以今年上半年最火爆的参股券商概念主流热点来说吧，虽然其静态市盈率很高，但由于今年券商行业的成长性大大地超过了所有行业，其2007年业绩增长几倍甚至十倍的事都可以经常发生。一类是作为券商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达20—40%以上的上市公司，通过合并报表，其利润的增长十分可观；另一类是拥有一家或多家券商一定比例的股权，其投权价值将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效益。参股券商概念股与2000年网络股的“市梦率”式的成长性截然不同，它是由实实在在的盈利可期的。本周管理层批准海通证券借壳上市后，券商概念股天天火爆，并带动大盘强劲上扬。虽然按静态市盈率看，4000点上方已无太大空间，但从动态市盈率看，目前股市遍地是金矿。
警讯：若管理层真的接受国际投行和QFII宣扬的20倍市盈率的估值标准，按他们的“中国股市应下跌20—30%”的预期进行调控，并在“5·30”已开设股指期货的话，那么，QFII和国内的投机资金（如商品期货市场和权证市场）势必先将股指期货做空30%，随后引发A股市场恐慌杀跌，3400点绝对止不住，跌破3000点也有可能。这样，95年国债期货“3·27”事件和98年国际对冲基金通过沽空泰铢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将在中国股市的现货、期货市场乃至金融领域重演，中国经济将崩溃，中华民族将陷入一场大灾难。这就是我一再反对目前阶段开设股指期货的理由。
结论：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理念、准则到了中国，都必然是中国化。例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最终是中国化（禅宗佛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终也是中国化，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传入中国，最终也是中国化，即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理，中国股市引进西方国家成熟股市的理念、文化和估值标准，也必须坚持中国化，中国背景、中国基础、中国特色、中国定价标准、中国话语权。近代史上那种“鬼子进庄、汉奸引路、崇洋媚外、欺压国民”的耻辱历史，在中国股市再也不能重演了！
建议：为了与国际股市估值标的物一致，防止市场估值比较被误导，今后从管理层到媒体再到投资者，应停止用平均市盈率作为中国股市的估值标准，沪深交易所应每天公布上证50指数和深圳成份指数（40指数）市盈率，去与国外成熟股市市盈率作比较。这将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