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烂舌头是怎么回事: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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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1894年投入驻营口的毅军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张作霖（1875.3.19——1928.6.4）】 张作霖[1]，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其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城县。 据《大城县志》记载及当地老人记述，张作霖祖籍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冯庄，直奉大战期间，张作霖曾返乡认祖，但由于族中老人反对（一说认为其年轻时当过“胡子”——马贼，有辱门风；一说担心直系失败吴佩孚迁怒族人）而未能归宗，张作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因生活无着，其先祖张永贵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其祖父张发时，从事农耕，“称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这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祖殁，父以析产徙海城之小洼，复于驾掌寺村设商肆”。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13岁。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这乃是后话。
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东北地区尤甚。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①。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②。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1901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1901年6月3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有所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予遣散，团民或回家务农，或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知府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知府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250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485人。其中，骑兵2哨，步兵3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6月6日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4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智进省城.
在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于1911年智进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笔。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是谓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省的革命党人张榕、宁武、商震等早有活动，新军中也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旅长）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蓝天蔚又是革命党人，他如果抓住机会及时策动反正，可以立见成效的。他确实也在和革命党人张榕紧密磋商，秘密酝酿起义。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抓住先机。1911年5月赵尔巽又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外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将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跑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他立刻来了精神，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即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然而，这个重要消息却被张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郑家屯）时，吴俊升等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其虚与委蛇，未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还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到此，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我们不难看出，张作霖关注信息，研究形势，抓住时机，闻风而动，显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处。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都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幼稚的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就可以一举夺得东北大权。
吴景濂就是这样想的。吴景濂，奉天省兴城人，1873年生。京师大学堂毕业。任奉天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奉天教育会会长。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议员，后任议长。他思想维新，倾向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吴景濂于1911年11月12日，以他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袁金铠，奉天省辽阳人。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他是赵尔巽一党。
此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也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革命的路还很长。挤走天蔚.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878年生。1902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任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1910年任东北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此次会议本来是蓝天蔚等发起，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却让赵尔巽占了上风。
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即1911年11月13日，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团长）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还不止此。这个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
就这样，赵尔巽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蓝天蔚挤走了。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给蓝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了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直皖大战，向南发展.
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同年12月支持梁士诒组阁，竭力控制北京政府，与直系矛盾激化。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9月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5年11月，所部郭松龄反戈，迅占锦州、新民等地，沈阳告急。张以牺牲南满、东蒙的权益换取了日本的出兵干涉，得以转危为安。事后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又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
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其子张学良后成为有争议著名爱国将领。
人物评价. 最有骨气的大军阀:张作霖面对小日本寸土不让
张作霖 这位“胡子”出身的一代“胡帅”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他治军有方，同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张宗昌投靠奉张，张作霖对其极好，甚至供他赌钱。身强体壮的张宗昌凭借自己骁勇善战，成为大帅手下的猛将。 但是张宗昌为人大大咧咧，毫无顾忌。他从黑龙江回来见大帅，还没到大帅的办公室就大喊：“老爷子，效坤回了……”话音未落，只见张作霖拍岸而起大骂道：“出去！你是军人吗？妈拉个巴子，当在家里呢！给我重进！”吓得这位山东大汉出了一身冷汗，目瞪口呆，马上原地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而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目瞪口呆。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正是因为这些生动活泼听来过瘾的故事让张作霖的名字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家喻户晓。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规矩不少，家风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个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让张学良关禁闭三天，不许有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张作霖墓.曾为一代枭雄的“东北王”张作霖墓位于石山镇南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
1984年8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张作霖茔地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雕一花岗岩标牌立于园中，阴刻魏碑体“张作霖墓园”。
历史揭密：究竟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史实证明，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这是一桩证据确凿、任何人也翻不了的铁案。 ■一个关于张作霖之死的所谓“新说法”.众所周知，张作霖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的，这是一桩证据确凿的铁案，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久前，网上转载了日本《产经新闻》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是该报驻莫斯科记者采访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普罗霍洛夫的一篇报道。这一所谓“新说法”掀起了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对此，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 那么，提出这个“新说法”的俄罗斯文人普罗霍洛夫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呢？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普罗霍洛夫自己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断。 普罗霍洛夫对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说，张作霖与苏联就中国东北铁路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苏联政府对此耿耿于怀，于是，就命令苏军情报局对张作霖采取暗杀行动。苏军特工的第一次暗杀计划是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但由于张作霖手下的密探事先探听到风声，在特工交接炸弹时，将其逮捕。 普罗霍洛夫表示，此后张作霖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1928年，因接连作战而元气大伤的张作霖开始与日本人谈判，企图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反苏的“独立的满洲共和国”。得知此事后，苏联决定再次暗杀张作霖，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 以上普氏的叙述，所谓“在张作霖的官邸埋设炸弹”，所谓建立“独立的满洲共和国”，所谓“于是制造了皇姑屯爆炸案”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都是这位小说家的编造。 对于普罗霍洛夫的关于张作霖被炸的奇谈怪论，俄罗斯的历史学者持什么态度呢？中国《环球时报》驻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史方面的专家米罗维茨卡娅女士。她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普罗霍洛夫这个人。这就说明，普罗霍洛夫并不是研究远东史、研究中国史方面的专家。对于普罗霍洛夫的观点，她也明确表示完全不能同意。她非常清晰地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1928年是日本军人在皇姑屯一手制造了火车爆炸事件，炸死了张作霖。这一点，在俄罗斯的历史书上是得到肯定的，没有任何疑义。2004年出版的由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弗·阿达姆奇克等近10名著名学者联合编著的《中国历史》一书中明确写道:“在去沈阳的路上，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 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1928年6月2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归沈阳。张作霖对日本阴谋刺杀他，已有风闻，但将信将疑。为了保障安全，原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难受颠簸之苦。且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有吉黑两省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至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在返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就觉察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就此曾密电张作霖，请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可是，齐恩铭的提醒，没有引起张作霖的足够重视。 张作霖针对传言，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故布疑阵，一再拖延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2日启程。而2日启程的却不是他的火车。 6月2日下午7时，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及仆役人等，登上备好的7节专列，由前门东站启程，先于张作霖提前出关。 张作霖是3日启程的。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送客的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各国使馆等中外要人。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1时15分，列车开动。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太太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的专车，包括车头在内，共计由20节组成。其列车编组，依次为:机关车(车头)1节，铁甲车1节，三等车3节，二等车2节，头等车7节，二等车1节，三等车2节，一等车1节，铁甲车1节，货车1节。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这是过去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该车设备先进，豪华舒适，车厢内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列车到达天津后，军团长褚玉璞特意从唐官屯赶到天津车站迎送。前来迎送的还有在天津的前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热河都统阚朝玺等官员。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 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这值得注意。据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他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知道此事。但为了稳住张作霖，他故意上车送上一段，也便于洗清自己。 而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靳云鹏家住天津。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宅。靳云鹏只好下车，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此人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第二天接到电报，知道张作霖的专车被炸。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当了陪绑的屈死鬼。但这也证明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预先策划的阴谋。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这时在餐车上开晚饭。没想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登上火车，同张作霖亲切攀谈。后来，张作霖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一起玩麻将。晚11时，专车抵达锦州。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十余步就是一岗”。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并说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距皇姑屯车站不远处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这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专车重又启动。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升关切地问道:“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时，突然两声巨响，烟腾火窜，飞沙走石，铁轨像麦芽糖一样弯曲。所有列车一起震动，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头部不幸扎进一颗钉子，躺在车厢里，当即死亡。六太太的脚受了轻伤。温守善也受了伤，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上，两边还有三公子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驰去。 到了帅府东院的小青楼，马上把张作霖抬到一楼的会客厅里，紧急进行抢救。后来，又请来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院长英人雍大夫，参与抢救。但终因伤势太重，于当日上午9时死去，年仅54岁。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以后灵柩停厝在大帅府东门的东厢房里，直到“九一八事变”。 同车被炸负伤的高级幕僚还有:原农工总长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这就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早晨5时23分。 日籍顾问仪峨诚也成了陪绑，也受了轻伤。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嵯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日本政府对此一直讳莫如深。直到20年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在东京审判时，始由日本前陆军省兵工局长、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隆吉少将(当时是上尉)揭露供述，才知道这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所犯下的罪行。 东宫隆吉供述，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炸车时，东宫隆吉上尉担任沈阳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皇姑屯的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爆炸时的按钮就是他按的。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河本的《我杀死了张作霖》，就是他的自供状。 河本大作自述，他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在会上，讨论了日本对满蒙的政策，他力主对于奉天军阀已非外交抗议所能收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强调用武力来解决。田中首相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大体上决定了以武力解决的方针。 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干掉头子。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他的言论得到少壮军人的拥护。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有田中首相“放手而为”的指示，遂裁定照河本主张行事。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 河本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很快，竹下就拍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关于暗杀地点问题，他们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关于暗杀方法问题，他们也精心策划。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此外，为了预防爆炸失败，他们又策划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计划。他们计划乘混乱之机，使刺刀队冲上去刺杀。特派荒木五郎率领一支队伍，充当刺刀队。 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隆吉上尉。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隆吉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为了掩盖其罪行，河本又阴谋设计了嫁祸于南方国民革命军的计划。 从揭发出来的历史事实看，河本大作只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而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乃至日本政界的高层。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东北才平稳地渡过了这个难关。 来源：北京日报
张作霖奉安大铜章.纪念章正面；张作霖肖像，背面；奉安府全景！！直径73mm,罕见！
张作霖奉安大铜章背面
陈独秀与张作霖是义兄弟.
一次，张作霖随知府陈大人出访，陈大人一回府就在书房里亲自教嗣子陈独秀读书，他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不禁身不由己，向知府大人面前一跪，连磕了3个响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 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中华老字号·沈阳卷》的“前言”中，惊奇地发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前言”说:“我们第一次发现，这家(北京)崇古斋的店东陈昔凡(陈衍庶)，这位新民知府，既是他收编的响马张作霖的义父，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陈独秀的继父，两个中国现代史上敌对阵营的代表人物在沈阳城这种联系，为我们研究近代历史和有关人物提供了新的线索。” 陈衍庶何许人也？他与张作霖缘何成为“义父子”？张作霖与陈独秀又缘何成了“义弟兄”？对此，笔者查阅了《陈氏家谱》、《陈独秀年谱》、《陈独秀一家人》、《陈独秀传》及《张作霖传》等书籍和历史资料，并进行了一番探踪。 (一)张作霖(1875—1928)，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尘村(今盘锦市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12岁时仅读了一年私塾。14岁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然一事无成。但张作霖精于骑射，又会相马。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此时，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中当兵，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不久，他携械潜逃，加入广宁的土匪帮任首领。 时任新民府知府的陈衍庶，正组织兵力进行剿匪，他认为张作霖虽为土匪，但他是为环境所逼，同时，认为张作霖虽然鲁莽，但为人机敏勇猛，于是收编了张作霖。这样，张作霖便成了清军营官，就任新民知府巡警马队帮带，负责知府的安全保卫。知府大人陈衍庶每逢出巡，都由张作霖充当卫队首领，平常带兵守卫知府，成了知府大人陈衍庶的贴身保镖。陈因剿匪有功，后升为洮南镇守使。这样，张作霖对知府陈衍庶视如恩人，甚为崇拜敬仰。 (二)陈衍庶，字昔凡(1851—1913)，为陈独秀的叔父，出身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小户人家。几代都靠教书谋生，有教书世家之称。1875年，陈衍庶中举，从此进入仕途，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办事认真卖力，曾经一昼夜处理讼卷三百余件，这样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领加四品衔，以知府赏戴花翎。陈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之地，要抽取牲口税，并且无须再上缴国税，因而大部分便进了陈的腰包，很快他就腰缠万贯，成了安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户。 他还在辽宁彰武县、安徽省贵池等地大置田产，而且还在北京的琉璃厂投资开设了颇有名气的“崇古斋”古玩铺，并在奉天设有分店。然而，陈衍庶虽然名利皆显赫，但也有一件不称心的事。他先后娶妻3房，但均未生一子。为使陈家大业后继有人，他相中了其兄(早逝)次子陈独秀(1879—1942)。当时，17岁的陈独秀在家乡安庆参加府试，一举中秀才第一名，陈衍庶认为他将来前程一定远大，便要好好地教导。于是，陈独秀就过继给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并上陈家祠堂办理了过继的正式手续。 陈衍庶很喜欢陈独秀。到东北上任时，他把陈独秀带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并亲自教导其读书识礼，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一再对陈独秀说:“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读几年，把书念好！” 陈衍庶还是一位才子。他的诗文、书画也有一定的造诣，在当时书艺界有一定的名气。他在新民府任职期间，公务之余常常挥毫作画、做诗，并亲自教导带在身边的嗣子陈独秀。 (三)紧随知府大人陈衍庶、长陈独秀4岁的张作霖，耳闻目濡，大受其感染，自愧不如，自思如果这样乱来莽撞下去，岂能升官发财，只恨自己少时没读书。同时，他又感到陈大人身为知府大官，平易近人，待人和善，又擅长诗文书画，是个才华出众的知府大人，令他敬佩。于是，他萌生要拜陈大人为义父的念头，以便受教于他。 一次，张作霖随知府陈大人出访，陈大人一回府就在书房里亲自教嗣子陈独秀读书，他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不禁身不由己，向知府大人面前一跪，连磕了3个响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 张作霖这一举动令知府大人陈衍庶一怔，随后便让张作霖快快起来，张作霖又是3个响头，声声恳求道:“请大人开恩！”善待下人的陈衍庶，忙弯腰扶起张作霖，他想张作霖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机灵，又勇猛，是自己可信任的贴身保镖，同时，他要求读书识礼也是善举。于是陈衍庶欣然点头同意，收张作霖为义子。这样，张作霖与陈独秀就成了义兄弟。2008-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