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留给人类的四大遗产

    诞生于西方的工业文明，留给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遗产，概括起来有市场经济、科技创新、民主政治与城市文化四个方面。

    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突破了古代农业经济在物质财富生产中报酬递减限制。激励科学技术创新制度与资源最优配置的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自我维持的生产率持续提高的生产方式，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农业生产方式无法突破的受制于物质短缺的“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认为，农业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比食物增长的速度快，前者以几何级数增加，后者以算术级数增加。因此，如果人口数量超过承载这些人口的食物（资源）数量，社会就会出现混乱。于是人口数量又逐渐回归到那个定值。总之，在当时的环境下，人口数量就会在“马尔萨斯陷阱”里打转，跳不出来。

    １８世纪的英国首先通过工业革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不仅仅是英国首先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市场经济体系，而且是英国首先在市场体制与科技创新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为工业生产持续不断地提供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市场经济在１５世纪的意大利、１７世纪的荷兰，都发展到很高程度，但是如果市场经济调节所配置的要素资源，不能扩展到技术与知识的要素领域，这种经济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按照经济增长规律，只有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等智能要素才能遏制收益报酬递减，实现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专利制度的国家。１６２４年英国颁布了“垄断法”，被人们称之为现代专利法之始。它的基本原则和某些具体规定被许多国家在制定专利法时仿效和借鉴。正是专利制度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市场化的动力机制，才使近代以来的工业经济突破了报酬递减的限制。虽然在古代农业经济时代，也有技术进步，但缺乏制度保证的技术进步，具有偶然性、非连续性。

    基于生态文明，我们对现代工业经济不可持续性的批判，是指经济增长与支持经济增长的环境与资源的关系而言。但就建立在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基础上的财富增长模式而言，是可持续的。这是工业经济留给当代人类的最大遗产。早在１００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惊叹工业化所释放出的巨大的生产力。

    在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中，我们虽然初步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支持自我维持的、保证效率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制度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目前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与知识要素的供给，主要来自学习与引入。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所面临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准确的目标定位应该是如何建立一个依靠知识与技术持续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式问题。走向生态经济的当代中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要继承西方工业经济的遗产，完成以自主创新制度为核心的财富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建立，二是要迎接新经济革命的挑战，完成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设。

    建立在公民基础上的民主政治与城市文化相结合，不仅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提供了政治与文化的支撑，而且为现代人类创造了一种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民主政治与城市文化相结合，形成对人的潜在创造力的解放，使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有扩张力和征服力的文明。

    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消费者用货币投票决定哪些企业胜出与淘汰的竞争机制，那么，民主政治则是公民用选票决定谁来管理国家政治与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机制。无论目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民主制类型有多少，民主的实现程度有多大差别及还需要怎样的完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旨在让公民参与选择与决策的民主政治更合理、更有效的制度。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作为对古代社会君权神授的集权制颠覆性变革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仍保持着其特有的生命力。

    城市作为工业经济的空间载体，不仅是孕育近代市场经济的温床，更是近代民主政治与西方文化成长的土壤。如果说民主政治为人的平等、公正、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那么城市则以其开放、流动、集聚的空间特性所形成的匿名社会，为人的自由、开放、平等交往提供了文化滋养与社会条件。城市所创造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城市与古代农村相比，发生了三个革命性的变革：一是古代农村是一个受血缘关系束缚的熟人社会，而现代城市则是基于人际关系契约化的匿名社会；二是农村是等级化的身份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基于人格平等的能力社会；三是古代农村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分的保守社会，而现代城市则是共享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相结合的开放社会，实现了人的社会性和自利性的最大限度释放。尽管我们在享受着城市为现代社会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承受着工业化城市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城市污染、城市犯罪与贪欲等。但是城市作为工业文明的遗产之一，带给我们的收益大于其弊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走向城市化的进程中，仍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我们对城市内涵的认识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的功能，城市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文化与政治功能，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与利用。同样，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尚未实现与城市公民社会的有机结合。正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的结合产物一样，走向未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与政治文明，也应当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城市公民社会的有机结合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向成熟，最终依赖于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在不放弃中国传统文明前提下，借鉴与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不可否认，到目前为止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工业文明遗产的过程仍未完成。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工业文明既不是人类最完善的终极文明，更不是人类共享的普世文明。工业文明给当地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人类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业文明与古代农业文明相比，是一种高收益的文明，同时也是一种高代价、高风险的文明。如果说在工业文明发展的初期，带给人类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代价，那么在人类历史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工业文明开始在西方世界之外快速扩张时，却遇到了工业文明规模收益递减的困境。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西方式的工业文明走下去，工业文明回馈给人类的将是无法承担的高风险与高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