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起源理论

    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是city之意，这表明文明所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生活：城市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更是文明的载体。马克思指出，城市“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美国人类学家基辛父子认为：“没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社会学》，陆学艺主编，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P222）；巴格比（Philip Bagby）认为文明是那种“在城市里发现的文化”，或者是这么一种文化：“在其中，城市被发现了”。恰如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所说：“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结构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文字记载一类的发明创造，如图书馆、档案保存处、学校、大学等等，就属于城市最典型的和最古老的成就之一”（《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P33）。

    另一方面，自城市出现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欧洲仅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城市化。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经历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越来越集聚在城市里，城市吸收了三分之二的新出生人口。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有86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当今有400个城市，到2015年至少将有550个（《布满贫民窟的星球》，迈克·戴维斯著，潘纯林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P2）。既然城市与我们的生活这么密切，考察其起源属于必然了。

    在哲学意义上，文明、城市、国家的起源几乎是同一概念的研究，是研究人类群体如何逐渐分层的、社会化的。尽管在现存的环境基础、人口数据和其他条件上，是很难确定人类城市是如何出现的，但人们还是提出城市起源的各种假设。尽管没有哪种理论可以提出一种完满的解释，不过还是能对促进早期城市化的不同因素所起的作用提出睿智的看法。我们可以把城市起源理论概括为生态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和政治军事模式等四大模式。

    生态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水利理论说（Hydraulic Theory），代表人物是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年）。魏特夫认为，许多城市出现于依靠灌溉和能控制固定洪水泛滥的农业区域。特别是那些半干旱的气候地区更是如此。魏特夫认为精心构建的灌溉工程需要新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集中的分工协作、栽培的精耕细作。反过来，这些需求将促进了职业专门化分工、社会组织的积聚以及在剩余农产品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与积聚，从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水利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农业革命、特殊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集体协作。这种解释遭到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变化是必然的，即使不是水利社会也是如此；有人怀疑在应对大规模水利灌溉时，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否是必需的；还有人指出并不是全部的早期城市（包括中美洲的一些城市）都依靠大规模的灌溉起源的。

    人口压力说（Population Pressures）也属于生态模式，代表人物是丹麦著名女经济学家伊斯特·博塞若普（Ester Boserup，1910-1999年）。博塞若普认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和因狩猎与采集而造成的野生食物的越来越少——狩猎和采集在先前比较低的工作量是可以提供适当的生存水平的——使得社会向农业生产和城市生活转变。不过，究竟是食物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密度的增长还是人口密度引起了食物的增长，难证明两者之间究竟是谁决定谁的。在某些情况下，人口增长压力或许会打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迫使一些人移民到环境比较恶劣的边缘农业地区。这种局势或许会促使早期农业在技术上和实践上的突破，或者促进非农业活动的建立，比如贸易、防卫或宗教活动的建立，这一切就进一步支撑了城市的发展。

    经济模式的主要代表理论是剩余农产品说（Agricultural Surplus），代表人物是柴尔德（V. Gordon Childe，1892-1957年）、伍雷（Sir Leonard Woolley，1880-1960年）。这些考古学家认为农产品的剩余是城市产生的重要因素。早期农耕者所生产的食物越来越丰富，不仅能满足个体家庭所需，而且能满足逐渐增加的、定居人口所需。农业产品的剩余需要行政管理者把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在城市中。需要新的、分层的社会结构和机构去分配资源管理的权力、征收贡赋、征收税收、处理财产所有权、管理物品的正式交换等等。精英群体促进着城市的发展，因为他们使用他们的财富来建造宫殿、竞技场和纪念碑来炫耀他们的权力与地位。建造这些建筑物也需要那些非农业性的专业化职业，比如工匠、机械和管理等等。

    柴尔德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概念，把城市作为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农村则是城市的支柱，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让那些并不生产食物的人成为专家，他们是特权群体，免于生产食物的劳苦，他们在休闲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文字、科学、机械、建筑、哲学和艺术；他们进行统治、领导宗教仪式、征税、记录事件，筹划、实施重大的公共工程（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建筑、墓地等），精心阐述与规范社会的传统与风俗。

    批评者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化——仅仅是剩余农产品是不足激发全部的社会变化以及其他变化，从而产生城市的。一些专家不同意这种因果关系，认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变化在剩余农产品产生之前就开始了。

    贸易需求说（Trading Requirements）也属于经济模式说，代表人物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年）。雅各布斯注意到，很多城市中心是围绕着市场建立起来的，就把城市的起源解释为主要作为长途贸易的功能。大规模贸易网络系统的参与需要系统地管理物品的正规交换，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组织机构的集中发展。不断增加的职业分工和经济竞争也促进了越来越快的城市发展。不太清楚的是，贸易在多大程度上是城市发展的原因和结果。

    文化模式主要代表理论是宗教原因说（Religious Causes），代表人物是瑞典历史学家斯乔伯格（Gideon Sjoberg）。斯乔伯格认为，庙宇以及其他宗教建筑的存在反映出宗教在早期城市中人们对宗教的重视。他认为宗教精英分子对祭坛牺牲的控制，就被赋予了经济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让这个群体影响社会的变化，从而促进了最初城市的发展。像宗教这样固执的社会机构必定会强化社会组织中的变化。

    政治军事模式代表理论是防卫需求说（Defense Needs），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这些理论家认为城市起源于居住在一起人们的安全防卫需要。魏特夫也指出，全面的防卫系统是必需的，以防备对价值很高的灌溉系统的破坏。虽然存在着广泛的城墙证据和其他防卫系统的证据，但并不是早期城市都有防卫系统的。就像保罗·惠特利所承认的，即使防卫不必是城市进化的初始动因，但“军事或许对城市发展的强化有着特殊意义的贡献，这包括为防卫目的进行的殖民和促进了职业的分工”。

    这些理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城市起源绝不是某种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一定数量的人口长久地居住在一个地区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环境、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都限制了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农业所生产的剩余食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以维持多少城市人口。以现代眼光来看，早期城市规模是很小的，人口很少能超过2.5万人。包括地貌、气候、社会条件以及自然资源在内的环境条件对早期的城市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东地区得到生动说明，这里的河流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肥沃新鲜的土壤，这一切能够孕育出简单的技术。除农业技术发展外，对于近东地区早期城市社会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发展技术以管理河流，最大程度地利用水源所带来的益处，以及如何避免洪水的泛滥。人口的增加和贸易的发展需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这类更加复杂的组织机构，以及伴随社会分层而来的官僚机构、领导机构。

    当今学术界普遍流行的是综合理论，即城市的起源是在综合这些各自独立的、不相关联的解释因素基础之上的看法。就像保罗·惠特利所解释的：

    假如一种单独的、自治的、肇始的因素将被认同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惟一联结关系，而这种联结关系导致了城市形式的出现，这是值得怀疑的。

    理解许多变化过程的复杂性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更加重要的，这比单独地把某一种解释因素视为城市起源的因果关系要重要的多。这种全面理解城市起源的趋势反映着这样一种正在发展的观念：城市的起源代表着逐渐变迁的过程，而这涉及到在岁月流逝过程中逐渐增加的变化，而不是某种突然的城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