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囱 螺旋梯:张旭、怀素与郑一粟书法赏析

赏析著名“癫”狂草书法家郑一粟

风迟

是生活的偶然、还是时代的必然。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范畴都会在历史的转变中，产生一个划时代的代表。纵观中国书法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狂草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过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一次飞跃的时代作品。而在当下，岭南国画院癫狂草书法家郑一粟先生他的作品，堪称是当代狂草一绝。我们可以从中解析一下狂草的历史发展，在进行作品对照。这样大家也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唐代张旭的草书

                           唐代张旭的草书

                         唐代怀素和尚书法

                 宋徽宗草书千字文手迹

                      宋代米芾手迹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怀素（737～799）

　　中国唐代书法家。俗姓钱，字藏真，湖南零陵郡人。主于唐玄宗

　　开元二十五年(737)，立于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因他三家为僧，书史上称他“零陵僧”或”释长沙”。张旭  字伯高、苏州吴人，闻名于玄宗开元、天宝间，和贺知章是好朋友，颜真卿少年时曾拜他为师。官至长史，世称「张长史」，任性豪放，不拘细节，好酒嗜书，大醉时呼叫狂走，甚至「以颅墨而书」，时称「张颠」。唐文宗时，以李白歌诗，斐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可明白他的造诣。

张旭的草书自成一格，而奠基精楷，得欧、虞、褚之精，取法初唐诸家，故其书狂纵而不踰法度，古劲绝伦，为世所叹服，兼能取众美，以楷书为本，更出已意，乃有空前之成就。

伯高传世的书迹有郎官石记﹝正书﹞，戏鸿堂帖所收之秋深帖、步虚词；尚有悲清秋赋、肚痛帖等，以古诗四帖墨迹为代表。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唐德宗贞元尤年（公元785年），怀素终年61岁。字藏真，僧人，俗姓钵，长沙人，幼时出家。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是继张旭之后的又一大草书家，有“颠张醉素”之称。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唐吕总《读书评》中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列怀素书为妙品。评论说：“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

　　怀素小时候家里很穷，年少时就出家当了和尚，诵经坐禅等佛事之余，他对练字产生了兴趣。因为买不起纸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

　　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乾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

　　他勤学精研；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以“狂草”出名。“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怀素晚年草书趋于平淡。　

中国白云山书画研究会会长郑一粟，原名忠烈，笔名钟言，男，1969年生，广东汕头人。癫狂草书家、画家、篆刻家。现岭南国画院院长，白云山书画研究会会长，一粟狂草艺术馆馆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委员、中国青工犯罪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民间艺术学院教授、香港书画院常务顾问、新加坡书画院客座教授、中国三角洲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总编。13岁学书画，18岁在李振海先生的督导下钻研书法。1994年开始供论文于香港《文汇报》、《香港商报》、并曾任广东《华商时报》编辑部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办公室《商汇报》编辑部主任。

1997年起先后在浙江、北京、上海、深圳、厦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内外地区举办过个书画展。担任国内外文化机构三十多个职务。长期从事法书、古文字、哲学、美学、绘画研究。致力于公益事业与艺术创造。-作品被许多国家大使、领导人收藏，多个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广泛推广。先后出版过书籍有《同步跃进》、《字与人论》、《世纪荷花集》、《郑一粟狂草曹操短歌行》、《郑一粟与陈苇塘书法选》、《郑一粟狂草波罗蜜多心经》。

1998年应文化部与公安部邀请，在浙江做为重点培育青少年工作的书法巡回展。并被邀赴新加坡与、泰国、马来西亚、欧洲等国家访问。先后在世界潮人海外联谊会、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世界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书法研究院、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国务院国情报告会，中央机关书画研究院、中国青工书画研究院等著名文化、学术机构任职并做出很大的影响。在国内党政机关、公安系、教育、社会团体等文化机构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着力于国学、法书、古文字草书、金篆等研。

闻郑一粟先生的书法已进入癫峰，每天都会喝酒写到天亮！震撼不已！早就听说“癫”乃书法界的至高境界，历经几千年，唯怀素狂，张旭癫，目前纵观书坛未见癫书。郑先生竟能达到？然而回头体察，便了然。当一个人一直在用自己的艰辛付出作为铺垫，他的成功便不是意外了。郑先生自幼家贫，却不为贫苦所绊，从小就把一腔热血倾注在喜爱的书法艺术中。以其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练书法，终于有所成，成为广东省首屈一指的狂草书法家。关于他的评论也屡现于各种刊物和网上。他的作品之前我是看过不少的。尽管我读不出那一串流畅的线条所组成的文字内容，但有人说过：书法在初级阶段时是写“字”和“结构”，中级阶段时是写“人”和“情感”，高级阶段是“文化”和“精神”，所以我认为，郑一粟先生的书法作品，首先并不在读其内容，而在于品其情酌其境。不难感觉到他一手笔墨之间充满欢腾的奇灵之态，字字里流泻而出自由奔洒的朴茂与生机。无论正确与否，脑中易涌出一堆词语：遒劲、洗练、老辣、圆健、弹力、内劲、铁划、银勾，长枪大戟、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味厚神藏，落笔厚重，劲气张扬，结字与线条蕴藏遒媚之态。书法不就是讲求笔对墨的控制，墨对纸的渗透里藏的高度熟练的技巧，以达到恰到好处吗？我认为郑先生这点做得极好。笔法沉着，深刻不浮躁，不浅薄，有分量，有厚度。他的作品线条有力再加上结构紧凑，连笔极多，作品一气呵成，流泻的线条有如众多首尾连舞的乌蛇。其实，郑一粟的作品是用生命换来的，他不饮酒达到一种畅然若魂的意境，是不会提笔展墨，书豪气，壮精神。这也是他对书法艺术的尊重和理解。

回眸历史，看看书史上堪称狂草大师之张旭、怀素是怎样酝酿创作情绪，又是怎样地进人状态，以至泼墨挥毫留下不朽篇章的。

一、触机兴发、酣醉，是狂草创作之前奏

    张旭狂草下笔有由:每遇“喜怒窘穷、忧患、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一寓于书。”这个可喜可愕，有动于心，是抒情状物情绪的触发与暴涨之前提，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导力量则是酣畅心灵的酒。张旭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张旭熊诗，长于七绝，与李白、贺知章等友善，被唤为“酒中八仙”之一。怀素虽是出家的僧人，但本性却疏放旷达，不忌酒肉。在参禅嗜酒与狂草的创作中获取了有法无法与真如佛性融为一体的透彻感悟。

著名学者熊秉明先生在他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中，对张旭怀素嗜酒大醉，振臂狂书极为乐道，称他们是酒神派。对酣醉于他们的酒和情绪化的情状以及狂草创作作出了妙趣横生的描述:他们“所显示的是生命在酣醉时的祥态，意识、潜意识、情感、想象都纷然织成不可预测的韵律……酒神派把酒当作生命的高潮、生命的提升，把酩配的状态认为是生命的最炽热、最酣欢、最具创造力的状态。这时候，理性的控制和拘谨丧失了，潜意识中所压抑的、积藏的、生命之原始的、本能的、基层的，得到了畅然的倾泄，酒不是消极的“浇愁”、“麻醉”，而是积极地使人的精神获得大解放、大活跃，在清醒的时候不愿说的，不敢说的，都唱着、笑着、喊着说出来了。清醒时候所畏惧的、诚惶诚恐的、崇敬的、听命，都踏倒推翻了。”此番，任情悠性，笔驰墨注的倾吐已不可扼。这是怎样地壮怀激烈啊!

二、粉壁长廊题写、围观助阵、题咏礼赞，是狂草顿悟自然又超越技法的最佳契机。

    唐代以狂草见长的书家，多好题壁。据《书林记事》载:“张旭、贺知章游于人间，凡见人家厅馆好墙壁，以及屏障，往往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穿飞走，古之张、索难能及也。”怀素又为何也将狂草写上粉壁长廊与屏障上呢?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得很清楚:“狂僧有绝艺，非数初高墙不足以呈其笔势。”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云:“鱼笺绢素岂不贵，只嫌局促儿童戏，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原来粉壁长廊、屏障以其宽绰、高初为其狂草呈势展拓了空间，麻笺纸和绢素非但价格不菲，二来也因尺幅的仄窄，而难能尽情吐纳。面对这样的空间和平台，狂草大师们在不受拘挛挥运中，放飞的思索也催发了激越奔放的线条。

唐人蔡希综在《书法论》中是这样评价张旭的: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扎于屏，则群象自形，有若飞动，“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以致呼叫狂走，下笔愈奇，甚至以头濡墨泼洒，醒后乃以为神助，不可复得也。

怀素的豪兴也从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看得很真切:“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颠狂，一颠一狂多意气，大叫一声起攘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翁若长鲸泼刺动海岛，效数若长蛇戒律透深草……”，“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去。”在这种情势中，笔底风云聚散，粉壁上点画狼藉。浩大的、动人心魄的字势即便借助于大师同代诗人题咏亦能见出风神:‘怪状崩腾若转篷，飞丝历乱如转风”;“翰海日暮愁阴浓，阳山突兀横翠薇”;“变动尤鬼神，不可端晚。”如此云腾五岳、逸态奇状的风景，自然引来了无数心追目极者的围观。

在书家浪激风翻的挥洒中，观者的心灵也因振动而起伏:“满堂失声看不及”，“满堂观者空绝倒”;在场的墨客骚人也纷纷赋诗作颂、临风题咏;前呼后涌的围观、激赏和山呼海啸般的声浪，自然也更为狂草大师们助势助威。雅俗共赏、精英与平民互动回环，也造就了一大批“四海雄侠争追随”的崇拜者和创造者。云蒸霞蔚的人气和诗书相陶染的壮丽图景，从本质上说，是“盛唐之音”于民间情绪的折射，张扬的是释道文化自由奔放的精神内蕴:顿悟自然，又超越技法。这种“技进乎道”、雄逸天纵的境界，亦是催生狂草浪漫主义浩荡风神之源头活水。

    当下书法之创作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格局:东西文化交汇、雅俗冲撞、各种流派和欣赏趣味纷至沓来。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同在。在梳理走过的道路时，应该反躬自省，我们的狂草创作立足何处?浪漫主义激情都欣逢其时地高涨和释放了吗?如果回答难能肯定，那么原因又在哪里呢?    唐人张怀有一经典论述:欣赏狂草“唯观神采，不见字形。”读者、观者在琢磨打量狂草的时候，虽然不甚注重狂草的字句和表达的内容，看重的是线条在时间与空间的流走、交结中所表达的精神元气，然而体现这种风质风神的则离不开作者的艺术功底。宋人黄庭坚说:“欲学草书，须精楷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又因为草书有相当多的字形结构源之于篆隶，故而旁习篆隶亦不可少。张旭楷书作品《郎官石柱记》的清新与坚实，以及诗文的豪放澄明的意态，使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狂草背后站得住、挺得起的爽利与坚实的功力。虽然我们已难觅得怀素楷书作品的墨迹，但从史载的文字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他的真、行、书作多汲之钟爵、颜真卿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法乳。我们因疏于基本功的锤炼，一下笔，点画既无定则，毫端之转换，又复鲁莽，只好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又为迎合展览效应，更多刺激眼球，动辄八尺、丈二匹不可，一时堪难驾驭，只好以拚凑嫁接以应一时之需，这种联缀制作或许有些许评审效果，然而遗胳的是形质尚不具备，焉能说到性情?

    素养浅泛，文心捉裸见时

    古人作草笔酣墨饱，文随字生。写的内容多是即兴吟哦的诗词歌赋，又贵谙草法，出以万变之形体，任天机挥发，神韵自然淋漫于字内字外。我们作草，动辄先摊古诗文书，对书抄文，于起势上先生隔膜，矮化几分心息同求的情绪起伏，同时也慢了书写的速度，而狂草一旦少了疾迅，线条在时间的奔伸与空间的切割上定然散失灵动与变化;况且书之内，容又多是转辗抄录的那么几位名家里手的句段，先不论草势的气韵，单就内容的老旧业已由雅而俗了。更何况时常掩映笔端的并非笔误的错字、别字，或是繁简失衡的组合以及年号、人名的混乱和颠讹。正如黄庭坚说:“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不然，纵使笔墨不减无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俗人书法家，乃书匠。磋乎，不人文门，岂能在作品精神内蕴、个性风格上有高品质的追求?

    两相比较，我们已不难看出间题的症结。张旭怀素之狂草，是手舞之足蹈之的表演过程，是寄以纵横之态，托以散释郁结之怀的过程。完全是洒脱、率意、汪洋悠肆之激情的壮写，是洗尽铅华的清真，是不加掩饰的狂欢与呐喊。获取的是大解脱，大释放，大自在。

当下我们的狂草作者则过多地驱于功利的掂量，频繁投于应酬或行市的敷衍，导致杂草般疯长的畸变心态:偏激、浮躁、造作和媚俗等等。激情受制于名利的盗惑，所谓挥运提按之笔底波澜，虽鼓努为之，终难臻于心手双畅的化境。激情，关乎着书法作品的气息，是书法家知识积淀、精神情状风貌在书写中的发散、折射，而这一切又必然离不开文学。

“文学是一切艺术的灵魂。真正的书法家，肯定是文书同根的，有这样的底蕴，才可能成为优秀的书法家。中国文学底蕴不强，不能成为优秀的书法家，书法没有文学，就是匠笔。”戏剧家魏明伦先生一段高论可谓十分明晰地论述了书法与文学的关系。遗憾的是，当今括跃在书坛上所谓狂草大师们又有几多是文书相契者?创作主体人格魅力与文化含量的大大衰退，正是当下狂草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困惑，也是为何我们狂草创作远逊于张旭、怀素先贤们之直接内因。

以古鉴今，这就是张旭、怀素留给我们的丰厚的精神遗产，而郑一粟的作品却在反复揣摩中，对我们越发有着意味深长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