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sab阴性:《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毛佩琦

《甲申三百年祭》与晚明政治史的启示    毛佩琦         今年(2004)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一系列纪念文章相继于各报刊发表。这些纪念文章体现了学界对郭文及晚明史的研究和认识有了新的进展。本文是一篇专从历史启示的角度谈晚明史的新论——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当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想起历史，就是因为历史可以指导现实，昭示未来。六十年前（1944年），同样是甲申年，郭沫若先生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本文标题中简称《甲申》），祭的是从当时上溯300年的甲申，即公元1644年。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明祚在满洲政权和浩荡的农民战争的挤压下灯枯油尽，进驻紫禁城的大顺政权，又在与新兴的满清政权的遭遇中“拉然而朽”。人们惊魂未定，城头已经变换了大王旗色。火光冲天，血流遍地；失败的痛哭，胜利的欢歌；新贵们弹冠相庆，黎民在刀枪中求生……多么生动，多么丰富的历史画卷！自那以后，这个甲申年就是史学家们热衷的话题，各种著述盈匣联车，有的藏之名山，有的付诸梨枣，沸沸扬扬一直说了300年。 　　说不尽的四十天 　　到了1944年这个甲申，郭沫若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又旧话重提，是为了什么呢？郭沫若决不是无病呻吟。他要从300年前的天下兴亡中探寻历史的规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去发现推动历史、控制历史运转的根本力量。在这一点上，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具英雄慧眼。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8天的4月18日，《解放日报》就开始逐日将其全文转载。接着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党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党中央便把它列为整风文件，成为延安及解放区全党及广大干部的必读书。　　《甲申三百年祭》篇幅虽然不大，内涵却十分丰富。而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抓住了其中李自成“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一点呢？首先，李自成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李自成军进入北京时，“市民各持香立门，贼过伏迎，门上尽贴‘顺民’，大书‘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但李自成军队的纪律迅速失去了控制，奸淫抢掠一片混乱。当李自成军受挫于山海关，又在清军的追赶下撤离北京时，百姓已对其“恨入骨髓矣”。“百姓各出床桌等物，窒塞巷口，或以白梃从小巷突出，击贼下马，立杀之”。李自成军自3月19日进京至4月29日撤出，仅四十天，其溃败之速，令人震惊。其次，“我党历史上”也确曾“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而且“都是吃了亏的”。再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形势向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面对全国胜利的曙光，是摆在全党和整个革命队伍面前的严肃问题。事实证明，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李自成教训的借鉴，的确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在谈到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有这样两句话：“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这样睿智的格言。在革命队伍中也一直广泛流传“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样的警句。但把骄傲作为一种错误，与革命事业的成败联系起来，却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可以说，毛泽东谦虚谨慎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而正是这种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的态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具有铁的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最终取得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历史周期率”的背后

　　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经验；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于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完毕的第二天，3月2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商务日报》等就相继发表社论或署名文章对郭沫若等人展开攻击，说《甲申三百年祭》“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其作者“无异于为敌人作第五纵队”，而且进一步引申说“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底思想”，要求“陕西自称‘农民运动领袖’的人必须认真悬崖勒马”，云云。我们且不说这些言论是如何地不合逻辑。我要说的是，从今天的现实和今天的认识出发，我们可以从“甲申”史事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1644年那个甲申距今已经360年。1949年新中国建国至今已将近55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已经掌握政权55年的执政党。积55年之经验与教训，再回过头来看“甲申”这段历史，更令人惊心动魄的应该是明朝因腐败而灭亡的事实。明朝建国后，太祖朱元璋为澄清吏治不惜使用重典。《明史》上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不变。”由于吏治清明，经过洪、永、仁、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盛世。《明史》“循吏传”是专门记叙清官的，共收有明一代270余年清官40人（附传不计），而其中正统以前81年的清官就达30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多，中后期清官少之又少。吏治的沉浮是国家盛衰的晴雨表。被称为流寇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连续的旱灾，但郭沫若断言：“无论灾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促成的。”这实在是一卓见。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何尝不想长治久安？明宣宗曾登万岁山（即今北京北海琼华岛），说：“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术，爱养民力，故能浑一区宇，以成帝业”，“至顺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纪纲法度荡然，因之失国。使顺帝能恭俭，长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岂为我祖宗所有？”然而不幸的是，天地轮回，元朝末年的形势，明朝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历史周期率”。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便指出明朝由于吏治腐败而陷入无法挽回的颓势。他引用了崇祯帝于崇祯十年（1637）下的《罪己诏》，用皇帝自己的话来指陈明朝的弊端：“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囊既富，则奸匿可容”，“嗟此小民，谁能安枕”？这些，都是统治者公开承认的，实际情况当更为严重。崇祯皇帝所下的明明是“罪己诏”，却把一切罪责都推给百官，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呢？对明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明朝的腐败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腐败透了的。明武宗、世宗、神宗、熹宗，一个个表现得可以说是千奇百怪，再加上宦官专政，锦衣卫、东西厂横行，明朝的局面已经烂到无法收拾。崇祯帝即使是一代明君，也无回天之力！皇朝统治者们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与广大民众是对立的。因而注定无法跳出走向衰亡的“历史周期率”。

　　怎一个“顺”字了得

　　《甲申三百年祭》并非长篇大文，在郭沫若的史学著作中所占的位置也不突出。但就是这么一篇不大的论文，却在中国革命史上乃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发挥了重要影响。以史为鉴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尚书·召诰》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司马迁说：“居今之世，治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不尽同。”又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正因此，历代不论是官修还是民修，才有那么多史书。官府修史的目的在于长治久安，私人修史的目的是要向统治者规谏。要实现长治久安则要求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之“应天顺民”，至少不要超过被统治者可以忍受的底线。
　　史家最贵史识，而惟有真知灼见才可用以警诫垂训。没有思想的史学家，他的功力再深厚，其成果也是苍白的，也是游离于社会的，也是难于对现实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使史学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统史学不可同日而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上进行了卓越的开拓与探索，大批研究成果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推动、指导中国革命上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史学也形成了一个重视理论，注重思考，关注现实的优秀传统。　　《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之作，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但是由于时代与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在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出现过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极左思潮，阉割历史的儒法斗争史和影射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无疑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的。但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偏颇却是忽视理论，把史学边缘化，烦琐化。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连篇累牍，引经据典，而不知所云，这是一种倒退！我们重读《甲申三百年祭》，从中发掘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发掘对当今史学的借鉴作用。新史学应该保持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史学呼唤理论，史学界要提倡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提倡探索，要关注现实生活。　　同时，史学研究者与政治实践者应是互动的，我们不仅要求史学家成为思想家，而且期望政治家虚怀若谷，倾听包括史学家在内的各种声音，他们的诤言、谠言。政治家是影响国家命运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小可。高瞻远瞩，居安思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不仅是政治家需要的襟怀和胆魄，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品质。还要重复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话：“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这话说得何等好啊，随时读起来都会令人感动。　　360年前的甲申，几个逐鹿中原的势力都想到了一个“顺”字：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后又建“大顺”国号；张献忠建大西政权而以“大顺”为年号；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年年号称为“顺治”。顺民心者得天下，他们同时举起了顺民的旗号，标榜自己应天顺民。《礼记·礼运》说：“天子以德为本，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为大顺。”所谓“大顺”，是儒家理想的至治境界。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纪念甲申，应该在“大顺”二字上有所启示。

　　（作者为文物出版社副社长、明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