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多久检测彻底排除:对中国发展进程新历史现象的思考

对中国发展进程新历史现象的思考

梅宁华    

2010/03/17     《世界农业》2009年12期

中国的发展及其成果已经成为近年来世界热议的现象。在中国迅猛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现象，与人们已有的认知与经验完全不同，国内外有些人一时难于理解，他们常常孤立地对待经济数据，只看一些表面现象，由此生发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有人不解，中国人均GDP仅有三千美元，为什么在国际上产生了世界大国甚至强国的影响。中国发展虽快，经济总量也不小，但也有一些人抱怨没有享受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成果。也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难以证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凡此种种，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道路，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而，有必要对中国发展中形成的新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思考。

一、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还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却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民经济实现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增长，到2008年经济总量达4.3万亿美元，位次跃升至世界第3位，人均GDP达到3266美元，世界排名第104名。我国工农业产品生产得到飞跃性发展，产量居世界前列的工农业产品达200多种以上。尤其是钢产量突破五亿吨，超过全球十大钢产量国之总和，粮食产量以5.28万吨独占世界鳌头，几乎是名列世界第三、另一人口大国印度的两倍、名列第五位的法国的六倍。发电量居第二位，煤炭产量几乎占世界的一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已提高到0.7个百分点，位居世界第一，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影响越来越大，外汇储备由长期的外汇短缺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现在的中国不仅经济总量大，各项经济指标遥遥领先，而且不少社会指标也位居世界前列，如中国的研发投入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发明专利申请居世界第五，增长率居世界第一。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互联网用户国，第一大手机使用国，等等。

在当今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信心仍不稳定，西方政治模式遭遇诸多问题、经济模式屡受诟病的形势下，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制度释放出的勃勃生机，成为近来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西方一些观察人士惊呼中国已是一个“头等强国”。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论坛主席施瓦布认为中国已经具有影响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分量，并提出了G2的概念，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提出了“中美国”（Chinamerica）的概念，意指“中美国战略共同体”。这些提法尽管我们不能认同，但它们至少反映了外界人士对中国的重视，反映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影响。反过头来，再看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有的人均GDP虽然很高，却产生不了中国这么大的影响。比如德国，2007年人均GDP2.9万欧元，日本2008年人均GDP 34023美元，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有的国家人均GDP达到七八千美元，却根本产生不了像中国在国际上那么大而深刻的影响力。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仅有3000多美元、国际排位在100名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却在世界上产生了世界大国甚至强国的影响，对此，很多人难以理解。经济总量很大、世界排名靠前而人均GDP却很靠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却有着世界强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中国身上，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发展之谜”到底何在？我认为，要理解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必须透过表象看本质，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新的制度体制之上，发挥了巨大社会潜能的新的历史现象。如果离开这一点，是很难找到解开中国“发展之谜”的钥匙的。

这种新的制度发展优势，至少有三点表现：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因而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企及的社会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既尊重个人利益，又维护集体利益，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先进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激励下，中国人民有共同的理想、追求，这就为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而对共同奋斗目标的认同和追求，形成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持续的精神动力。在近三十多年间，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可以使人们在利益关系的得失比较和现实矛盾的分析处置中分清主次，产生一种资本主义国家不可企及的凝聚力，它能够团结社会成员，凝结社会意志，共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很高，但个人或利益集团各自强调自身利益，内部摩擦成本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意志的统一和凝聚力形成。因而，难以形成发展的持续爆发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想象的对社会力量的调动能力、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下，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社会团体能够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党和政府能始终成为社会动员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重视对个人积极性的发挥，而且重视对个人力量的整合。资本主义制度搞个人权利至上，这虽可能有利于个体的孤立发展，但作为一个整体，却难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积极性，又能充分将个人力量整合起来，能产生全社会的聚合效应；而且，社会主义制度重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和调动能力，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企及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度特色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紧密型的社会结构，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形成的松散型的社会结构，紧密型社会结构能够更好地将全体成员动员起来、调动起来，为共同的追求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聚沙成塔，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凝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旗帜之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共同努力。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相对完善的政府体制，有其它制度不可比拟的政府效能。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靠的是自由市场的机制，重视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它不太重视甚至排斥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而中国的制度特色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尊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同时，又重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力量，这比资本主义单靠“看不见的手”更有效能和制度优势。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威望高，执行力强，行政效率高，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在二三十年内走完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才走过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持续发展的奇迹，实现了一种“爆炸式”增长，而且在这种巨变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使那些“中国崩溃论”之类的预言成为笑柄。为什么别的国家做不到，而中国做到了？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历史现象。总的看，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是一种内生的制度优势。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解，多局限于政治层面或意识形态层面，而很少从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方面去理解。中国这些年快速发展的实践表明，正是社会主义的体制与市场效能的结合，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焕发出了发达国家所没有的经济发展活力，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二、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GDP还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较短时间内造就了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惠及全民

尽管我国人均GDP已达3000多美元，经济总量也位居世界第三，但也有人抱怨尚未享受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成果。在一些偏远地区和弱势人群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从中国近年来城乡面貌发生的根本变化上看，世人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水平高于3000美元。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投入，多用于基础设施、基础项目建设，造福于全社会，为国家长远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动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那时起就开始对国家的基础设施、基础工程进行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更是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基础项目的建设和投入，使我国城乡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在城市，从基础设施到公共设施，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这些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是在一个人均GDP仅有3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享受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其一，中国党和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世所未有。以交通为例。目前，我国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已基本形成，不仅满足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也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到2008年，铁路营业里程达7.97万公里，动车组无论是设施还是技术，都已世界领先。公路里程达201万公里（不含村道），高速公路从无到有迅速发展，总里程已达6.03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民用航空运输已开通1532条国际国内航线，T3航站楼建设，其体量之大、规模之宏伟、设计之精巧、技术之先进，都令世界惊叹。全国各城市机场基本都是近几年新建设施。

再以邮电、通讯事业为例。目前，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已初步建成。电话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发展速度也位居世界前列。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已达79.8万公里，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超过3亿，居世界第一位，宽带上网人数2.7亿人。已通邮的行政村比重达到98.4%。这些设施的建设，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的最好说明。

其二，中国对基础工程进行了巨大投入，投资规模之大、数额之巨，是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譬如，三峡工程这个在百年前近乎于“梦想”的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在当代中国建成了。三峡工程经过持续17年的建设，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1800多亿元。再如，南水北调这一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经过多年的动议和论证，东线、中线一期工程截至2008年8月底，累计投资324.15亿元，沿线亿万群众从中受益。再如，西部大开发一些重大工程中，2000年2月启动的“西气东输”工程，投资规模达1400多亿元，“西电东送”工程自2001年到2010年项目总投资在5265亿元以上，工程量之大、同时开工的工程之多史无前例，单个工程的规模之大亦世所少见。

另外，这些年，我国在农田水利建设、高等教育、环境治理、节能减排等领域都进行了巨额投入。如“十一五”提出并实施的“节能减排”工程，中国今明两年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投资需求超过4000亿元，循环经济重点项目投资需求超过5000亿元，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资需求达4500亿元以上。国家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基础工程的建设中最为典型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的优势，也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国家对基础设施、基础工程的巨大投入使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全体人民谋福利，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不仅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最好说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我国对基础设施、基础项目的大规模建设和投入充分表明，改革、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少数人和某些集团的利益，更不是西方式“选举秀”的口惠而实不至，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外国人看到中国的城乡面貌和基础设施，认为这不像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重视基础设施、基础工程建设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有钱，而是国家将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到普惠全体社会成员的基础建设方面。中国在人均GDP较低的发展阶段所进行的这种长期、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做得到。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的水平和规模丝毫不逊色于一些发达国家，我们享受到的绝对不是人均GDP3000美元发展水平的基础设施。那种认为虽然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却没有享受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发展成果的观点，是缺少起码的客观公正之心的。

三、如何看待中国发展进程中大量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应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1、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问题客观存在、复杂性世所罕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客观的，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中不断进步的。在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矛盾必然不少，问题必然出现，矛盾是与社会发展相伴始终的。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而且，经济发展越快，社会变化越剧烈，矛盾越是突显，这是客观事实，也是一个规律。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关键时期，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这标志我国现代化建设已跨上一个重要台阶。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时期往往是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和公平等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的时期，社会利益深刻调整，社会矛盾更加突显。所以，目前我国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出现，这是客观的，也是难以回避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且还要看到，由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带来的很多问题，不少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与社会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资本主义逃脱不了，社会主义也回避不了。一些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只能减小程度、减少损失，但不可能绕开，更不可逾越。

从国际比较来看，人类迄今为止的工业化进程已有二三百年，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工业社会，但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不到12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0%。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进入工业社会并发展成为现代国家，仅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人口却比所有工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在二三十年里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把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实现的发展浓缩在二三十年间完成，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在西方国家二三百年这么长而广的时空内渐次出现的问题，会在中国二三十年的有限时空里集中出现，其情况之复杂、矛盾之突出，可见一斑。

所以，当前一个时期，既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可能集中爆发的时期。可以说，在我们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党和政府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也是世所罕见。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戒慎恐惧，绝不能掉以轻心。

2、运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发展要有代价，改革要付成本。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历史的发展时，认为发展要付出代价是必然的，“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在他们看来，为发展中的代价而悲伤的感伤情调是非历史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为我们思考发展与代价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我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必然打破原有社会秩序和利益格局，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付出一定代价是难免的。评价改革开放要看利大还是弊大，不能用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否定发展、否定改革。面对问题，要针对不同时期发生的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认真解决，既不能回避矛盾，也不能放大矛盾，更不能渲染矛盾。

3、运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历史过程。现在有些人对发展中的问题缺少正确的态度和辩证的分析。如有些同志认为发展绝对不能出问题，动辄讲要“万无一失”，要“确保不出问题”。还有的同志对发展中出现问题很不理解，认为制度优越就什么问题都不能出。作为领导干部来讲，减少问题的出现，防止矛盾的发生，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这是必须坚持的，也是必须努力的。但客观地想一想，确保“万无一失”，是难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同阶段，很多问题都是随着经济发展才慢慢出现，被人认识，引起重视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用了三百年的时间，而我们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后发国家的内生优势，缩短发展时间是可以的，但有些规律、有些矛盾和问题是难以逾越的。不能以现在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相比，而要看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更有效，付出的代价是不是更小。

社会主义同其他任何社会阶段一样，要发展就会产生矛盾和问题，除非停止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快车道，想停止发展是不可能的。任何停止的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所以，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用正确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用积极的态度分析问题，用坚定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有代价也不可怕，关键是如何付出代价、如何看待这些代价以及如何进行代价补偿。科学发展正是一种把人为失误的代价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发展，是一种把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发展，是一种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发展和又好又快的发展。那种要求不出任何问题的发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简单地抛开历史规律，指责现实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于解决问题无补。

四、中国的发展实践使制度之争有了新定义，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一个制度的优势由什么验证，是由主观认识来验证，还是由客观的实践来验证？是仅仅以发达西方社会制度为尺度，还是由包括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这样一个综合的社会实践来验证？必须看到，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优势，关键是看这种制度能否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1、判断制度是否优越应有客观的标准，不能看空洞的口号。评价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好不好，有没有优势，应该看整体、看本质，看它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能造福于全社会。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主义制度是先进的，正是因为它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现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优势，也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我们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一种口号化的不良倾向，竟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陷入空洞、教条化的误区，不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以至于一些西方人士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把“资本”留在了西方，而把“论”留给了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相反，西方一些国家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对优势，看到中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进步，搞起了意识形态说教，说什么“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仅有经济上的繁荣还不行，还必须有政治上的民主、意识形态上的自由”。他们突出政见分歧，指责中国只重经济建设，而不学西方统治之道，把“民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事实证明自身制度的相对优势。在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其制度弊端凸显的状况下，这些口号显得苍白无力。

目前的制度、模式之争有一个误区，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脱离实际标准的各说各话，没有交集。对哪一种制度更有优越性，靠说教毫无意义。要知道，制度的竞争不是生成的，关键是看谁能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判断一种制度是否有优势，最根本还要看它是否适应一国国情，是不是从根本上推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是有利于维护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要破除制度模式化思维。过去我们在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地解放思想，逐步地走出了这种模式化误区。但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在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上也存在一种模式化倾向，似乎一说先进的政治制度就是西方那一套。这同样是一种模式化思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模式化思维实质是一种僵化思维，它与实事求是思想是对立的。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了，人类的事业就会得到发展；相反就会遭遇挫折。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由于没有实事求是，受到了规律的惩罚。苏联不实事求是，也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西方一些国家不实事求是，同样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惩罚。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人类在历史规律面前同样是平等的。这一点，对任何政党、任何国家都同样。

3、任何制度都应是开放的、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真理是发展的，没有适用所有时代和社会的永恒的真理。制度也是如此，没有哪一种制度能够终结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形态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僵化的历史观。要知道，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制度体系都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的。制度只有不断向着外界、向着未来开放自身，才能不断地吐故纳新，完善自己，永葆生命力。那种标榜自己终结历史的制度是虚弱的表现，其结果只能是走向没落。任何一种制度过去的辉煌并不代表现在的辉煌，现在的辉煌也并不预示着未来辉煌。一种制度如此，一个政党也是如此。

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地反思自己、不断地检讨自己，常怀忧患之心，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执政使命感和执政责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开创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西方一些政党则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自以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完善的，并近乎偏执地固守“冷战思维”，不遗余力地推销其制度，其后果必然祸及世界。譬如，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号称最完善的制度，但为什么没有监管住市场的自私和贪婪，为什么没有能预见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且时至今日，也不见有任何问责，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不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要看到这一制度自身的独特优势，充满信心，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同时又要全面、历史地看待这一制度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这一制度。既充满自信而又不盲目乐观，常怀忧患之心而又不妄自菲薄，这才是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的正确态度。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