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梅毒会死吗:西周年表与金文历谱新证之一[原创]_周朝吧_贴吧

西周年表与金文历谱新证

李憣

目    次
 
缘起
（一）“ ”证成王在位不少于三十五年
（二）周王 为昭王瑕考证
（三）《缁衣》“叶公”为“益公”考证
一  武王伐殷有关天象讨论
（一）五星聚房论年
（二）《国语》武王伐殷天象的讨论
二  西周月相定量初考
（一）西周金文及文献所见月相名
（二）本文西周月相研究的结论
（三）关于西周纪时的“雩”
（四）“三器”可推的月相数据
三  克殷年及文、武、成、厉、宣纪元框架
（一）资料辨正
（二）克殷年为BC1034的判定
（三）文王、武王、成王纪元框架
（四）厉王、宣王纪元框架
四  康、昭、穆、恭纪元框架及用“卯”问题
（一）穆王、恭王纪元框架
（二）康王、昭王纪元框架
（三）克盨、伊簋隶恭王世的证明
（四）裘卫诸器不隶恭王世的证明
（五）宣王三十年以后的用“卯”问题
五  懿、孝、夷纪元框架考证
（一）匡卣与懿王在位最低年
（二）师訇簋与可能的孝王、夷王元年
（三）师頮簋与懿王、孝王、夷王王年的分配
六  《新证》与《报告》西周年表、金文历谱、月相数据对照表
（一）《新证》、《报告》西周年表对照表
（二）《新证》、《报告》金文历谱对照表
（三）《新证》、《报告》月相数据对照表 


本文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1]（以下简称《报告》）中西周断代的主要成果为基础，对西周年代与诸王系年进行新的考证，证明断代工程西周断代必误，重作了西周年表和金文历谱，第一次给出100%合谱的金文历谱。

缘起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原因外，本文的缘起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证。
（一）“ ”证成王在位不少于三十五年
小盂鼎（《三代》[2]4.45.1 ）“啻周王  王 王”句，“周王”下一字作“ ”形，再下一字作“ ”形，“ ”乃“文”字，昔盖不知析此二字，乃多纠纷。“文王”下一字略残泐，以“文王”按之，“ ”即“武”字。文王父考王季，周王自太王始，称“王某”者亦惟王季，于理“ ”当为“季”字。“ ”下所从乃“禾”字至明。“ ”上所从“ ”（图一：1），乃二十八宿子宫之危、虚、女三宿系联之象（图一：2）。“ ”与利簋“甲 ”之“ ”倾倒置之（图一：3）颇肖，故又象爬行之子。《说文》云“季，少称也。从子，稚省，稚亦声。”“ ”即“稚”之初文，季从稚声由此冰释。“武王”下三四字，虽漫泐难识，判无“王”字尚有余。则小盂鼎之时王所禘者，周王季、文王、武王三人而已，故其纪年为成王卅（此字为“卅”非“廿”，参见《三代》4.45.1拓本）五祀。小盂鼎历日要素可补全为：成王卅五祀八月既望甲申。这是成王在位不少于三十五年的绝对证据，而《报告》定成王在位二十二年。西周诸王系年成了问题。

                       
1 小盂鼎“ ”字所从“ ”        2 危、虚、女三宿                  3 利簋“ ”倾倒形
图一
成王世历日要素俱全的铭文还可考得一例。效卣（《三代》13.46.2-3）又尊（《三代》11.37.1）（本文凡同铭不同器的，用“又”连接。）铭云：“隹亖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卿于王”。 铭中“公”为周公无疑，时代不出武王、成王二世。据陈曦、陆炀二位先生在《试析殷墟甲骨文中的“萑”和“雚”的关系》一文中的研究，雚可用作观礼，也可用作灌祭。[3]关键是铭中“雚”该读“观”还是“灌”呢？如果“尝”确为地名，则“雚”应读“观”。但是，《尚书•无逸》中周公特别告诫“无逸于观”，读“观”于理未合。《逸周书•尝麦解》言“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故“尝”亦可为尝礼。前引效卣又尊铭可断读为：“隹亖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卿于王。”何晏注《论语•八佾》“禘自既灌而往者”引孔安国曰“灌者，酌郁鬯灌于太祖以降神者”，如此，铭中“雚”指灌祭，“尝”指尝礼，事与《逸周书•尝麦解》正同，文从字顺，合情合理。则效卣又尊之事亦当在成王四年。知者，懿王、孝王为兄弟，皆入王谱，详 盘[4]；武王、周公为兄弟，而周公未入王谱，详史墙盘（《集成》[5] 16.10175）、 盘，周公断无称王的道理，但周公摄政，成王四年时成王尚居东宫却是合情合理的。铭中效自称为周公“涉子”，杨树达先生《效卣跋》读“涉子”为“世子”[6]。效当为继周公之君陈。《尚书•君奭》述殷贤臣云“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述文王贤臣云“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故“有陈”与“彝教”略同。《说文》云 “效，象也”，“象”犹“法”，与“陈”皆谓“循惟其道”，“效”、“陈”一名一字。“世子”是继位之子，不一定是长子。效卣又尊历日要素可补全为：成王四年四月初吉甲午。

 

（二）周王 为昭王瑕考证
周王 ，郭沫若先生认为是昭王瑕，[7]唐兰先生认为是厉王胡[8]。李朝远先生作《“ 簋为厉王之器”说献疑》，提出“ ”非周王，从铭辞、章句、书体、形制等方面提出疑问，以为 簋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9]不管其看法如何，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古人有名有字，名字相应，有什么理由认为铭中的自称一定是史书里记载的称呼？ 
1.周王自铭称名与史书之称字
郑注《礼记•典礼》“于其国则称名”曰“君虽尊，异之自称犹若臣也”。自铭者，自名也，周王自铭当称名。这点恰好能够得到东周金文的支持。东周周王叚戈（《集成》17.11212）云：“周王叚之元用戈”。然考之史籍，平王以下周王名讳无作“叚”者。这是因为王崩史书其字，《礼记•王制》“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郑注“讳先王名”可证。故当以名字相应求之。《说文》“叚”字段注：“古多假‘瑕’为‘叚’。晋士文伯名匃字伯瑕，楚阳匃、郑驷乞皆字子瑕，古名字相应，瑕即叚也。”春秋最后一位周王敬王史书其字为“匃”（《帝王世纪》作俗字“丐”），故“叚”即周敬王匃之名。
既然周王自铭称名不称字，史书之称字，那么，周王 究竟为哪位周王，需要从名字相应上考证。问题不出现在唐先生的文字考释上，唐先生的文字考释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忽视了传统礼制，对号入座的方向错了。
2. “ ”音义考与“ ”、“瑕”相应
“ ”之可读为“古”、“胡”、“瑚”，唐先生的考证，[10]已成定论。郭沫若先生认为“ ”字“当从夫声，与瑕同部；如从害声，则与瑕同纽。”[11]史墙盘（《集成》16.10175）“屖”，王子午鼎（《集成》5.2811）、王孙遗者钟（《集成》1.261）作“ 屖”，“ ”从害声没有问题。“害”、“古”古音通，有金文内证，曾侯乙钟与磬“姑洗”之“姑”就写作从害声的字“”（或作割）。害古音隶鱼部，还有金文内证。西周金文中的毛公鼎（《集成》5.2841）、师询簋（《集成》8.4342）“干吾（敔）王身”，师克盨（《集成》9.4467-4468）作“干害王身”。“害”古音隶鱼部没有问题，与《诗经》“害”音隶匣纽月部不同。但其声纽如何确定呢？古、胡、瑚皆见纽字，吾（敔）为喻纽字，害与古、吾声纽的距离应该一样近，因为“古”、“吾”古音不通。见、匣牙喉旁转，喻三归匣，害应隶匣纽，与《诗经》“害”的声纽一样。“ ”为匣纽鱼部字，与“瑕”同音。考虑到“害”、“ ”的音读，“屖”、“ 屖”、春秋晋公（《集成》16.10342）“保辥王国，刜暴 迮”中的“”、“ ”都当读为“余”，“余”古音隶喻纽鱼部。《说文》：“余，语之舒也。”“舒”可与“余”同义，但“”、“ ”不能直接读为“舒”，因为音不可通。考古文字时，要特别注意同义相易现象，此时古音具有特殊重要的区别意义。师 鼎（《集成》5.2830）“ 德”即“余德”。此“余”，经典作“裕”。《尚书•君奭》的主题是：“告君乃猷裕”。何为“猷裕”？周公云，“罔不秉德明恤”，“天寿平格”，“惟文王尚克休和我有夏”，“惟文王之德丕承，无疆之恤”，“予惟用闵于天越民”，“恤”、“闵”、“平”、“和”就是“猷裕”，也就是“ 德”。由此可知，周、召二公的矛盾在于召公比较激进。在“裕”意义上，“瑕”与“ ”相应，《左传》定公十六年“好以瑕”是其证。两周金文中的“害”、“割”、“”、“”、“ ”一字，繁简不同而已。
“ ”可读为“余”，对于确定西周 国究竟是见于经典的何国，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可读为“胡”，但西周 国肯定不是归姓胡国，因为 国愧姓。 叔 姬簋（《集成》7.4062-4067）“ 叔 姬作伯愧媵簋，用享孝于其姑公”可证。 国究竟是何国呢？当先求诸愧姓之国。《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 杜注：“廧咎如，赤狄之别种也，隗姓。”《史记•晋世家》“狄伐咎如”《集解》引贾逵曰：“赤狄之别，隗姓。”《国语•郑语》周太史史伯所云北方当成周者有潞、洛、泉、徐、蒲，韦昭注 “皆赤狄，隗姓也”。《路史•国名纪己》：“胡子国归姓。归姓，夔出。”而愧姓出自赤狄，这也是 国不是归姓胡国的一个证据。复以音求之， 国即赤狄徐国。

 

 

 

 

 

邢侯簋（《集成》8.4241）有“ 邢侯服”。从茻与从可通，“ ”亦为“ ”。邢侯簋后文说“昭朕福盟”。《诗经•大雅》：“纯嘏尔常矣”。郑笺：“予福曰嘏。”故“ ”当读为“嘏”。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害”、“割”在两周金文中还可作祈求讲，例见西周无叀鼎（《集成》5.2814）“用割眉寿”、伯家父簋盖（《集成》8.4156）“用易害眉□黄耉令终”，春秋纪伯子盨（《集成》9.4442-4445）“割眉寿无疆”等，与“匃”、“乞”、“祈”同义。杨树达先生就读此类“害”、“割”为“匃”。[12]“匃”、“嘏”意义有相通之处，读此类“害”、“割”为“匃”不会发生意义上的困难。但是，从“害”、“割”上古的音读匣纽鱼部来看，读为“嘏”更好；从邢侯簋“ 邢侯服”与同铭“昭朕福盟”对应来看，此类“害”、“割”、“ ”应读为“嘏”。师同鼎（《集成》5.2729）云俘获了羊养起来以备“ 用”，“ ”读作“饩”，“ 用”就是“告朔用”。“匃”、“乞”音虽近，也只是同义。“予福曰嘏”之“嘏”与甲骨文、金文“受”的用法相似，可以是施动，也可以是受动。《说文》“祜”段注“假令今补之，则曰：祜，福也”。《说文》“嘏”段注“经典嘏字多谓祭祀致福”。“祜”、“嘏”同音义，为同源字。“”（或作割）实为“姑洗”之“姑”的正字，“姑”是音假字。同音相假与同义相易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从两周的语境看，“瑕”与“匃”、“乞”名字相应，都是取“予福”的意思（段注以为取“假借”的意思非是，“叚”分化出“假借”的意义已经很晚了，至少西周时期没有），“昭王瑕”之“瑕”不得例外。关于“瑕”与“匃”、“乞”名字相应的例子在两周多有，而与“胡”相应的例子未见。
“瑕”、“嘏”、“胡”也可以相通。《尔雅•释诂》：“嘏，远也。”《诗经•卫风》：“不瑕有害”。毛传：“瑕，远也。”《礼记•表记》引《诗•小雅》“瑕不谓矣”，郑注“瑕之言胡也”。在此意义上，“胡”亦通。《仪礼•士冠礼》：“眉寿万年，永受胡福。”注：“胡，犹遐也，远也。”但是，“瑕”、“嘏”、“胡”相通并不意味着都可以与“ ”相应，因为“瑕”作名字用字，当时习惯上取“予福”的意思，“ ”取“予福曰嘏”之“嘏”的意义，而“胡”是不能够如此的。
综合以上诸点，“ ”与“瑕”名字相应而不与“胡”名字相应，周王 只能是昭王瑕，而不能是厉王胡。
3.“服子遣间来逆卲王”说义
宗周钟（《集成》1.260）之“卲王”，确系昭王自称。“服子遣间来逆卲王”之逆当训顺。驹父簋盖（《集成》9.4464）有“小大邦亡敢不 具逆王命”一句。“ ”为“剡”省，“剡具”读为“惮惧”；“逆王命”即顺王命，“逆”之“顺”的义项由其“迎”的义项引申。《诗经•桓》“皇以间之”毛传“间，代也”，《尔雅•释诂》亦曰 “间，代也”，《仪礼•乡饮酒》“乃间歌《鱼丽》”郑注“间，代也。谓一歌则一吹。”“服子遣间”即服子派出自己的代表，释“间”为“间谍”不妥。王扑伐服子都，服子遣间自是请降。服子来降顺，故特对言云“卲王”。铭中“卲”并不训“见”。
要之，周王 只能是昭王瑕。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报告》所依据的西周铜器的类型学基础。
（三）《缁衣》“叶公”为“益公”考证
1.叶公为祭公、溓公说质疑
《礼记•缁衣》“叶公之顾命”之“叶公”，《逸周书•祭公解》、《穆天子传》、《国语•周语》皆作“祭公”。两者的关系，很早就引起学者的争论，通说认为“叶”为“祭”之误。“王（应麟）谓‘记礼者之误’，惠（栋）谓‘传写之误’，江（永）谓‘叶当为祭’”，“王引之则以为‘借蔡为祭，因讹而为叶’”，章太炎以为“蔡公之国必兼得叶县”，“叶公即是蔡公，即是谋父”。[13]“叶公”郭店楚简《缁衣》作“ 公”。孔仲温先生认为“ ”字当是“晋”字，举望山二号墓23号简字形为证，晋古音隶精纽真部，祭古音隶精纽月部，故得通假。[14]刘晓东先生认为该字上部即“戋”字，为元部齿音字，与“蔡”、“祭”一声之转，读为“祭公”之祭。[15]李零先生认为该字上是“手持双矢，乃‘射’字异构”，“‘祭公’，今本做‘叶公’。楚‘叶公’之‘叶’，古读正与‘射’相近。”[16]除李零先生的观点外，以上诸观点都认为“叶”误“祭”正。然而，出土了西周中期那么多的有铭青铜器，却没有一个与祭公有关的。祭公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这是不正常的。李学勤先生释郭店简“ ”字从彗声，“溓”从彗又从涉声，隶禅纽叶部，与古文彗从习声是一个道理；从彗声的字也属月部，或为精纽，或为心纽，与祭通假是很自然的；读 “ 公”为“祭公”，并认为“ 公”即西周金文通常所释的“溓公”。[17]然而，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该字两相对照，“字形更像两‘逆’并立”，[18]该字上博简正省作“” [19]，“从彗”之说失去了依据，其他诸说于字形亦不符。“叶”、“祭”古音、字形悬远，也无由音假、形误。

 

 

 

 

2.“枼”、“叶”通“益”的理据
“益”用为“谥”见于西周班簋（《集成》8.4341）。毛公三年靖东国，无不成，乃告厥事于上：“唯民亡延在彝，昧天命，故亡，允哉显：唯敬德，亡攸违。”班因之拜稽首，“班非敢觅，唯作昭考奭益曰：‘大政。’”班簋有事有言，事统于毛公之德言。毛公德言大意为：民不安于彝法，昧于天命，故取灭亡，信哉斯言：惟有敬德，罔有害悖。“觅”读为“迷”，《尚书•君奭》云“我不以后人迷”。班不敢惑昧，乃为昭考毛公作相匹配的谥曰“大政”。“大政”誉毛公之德言可为国之纲常。
“枼”作“谥”见于春秋叔夷钟（《集成》1.285）。叔夷在述齐侯之命，典其先旧，概言成绩，拟高祖祝愿之后，总括道：“至于枼曰：武灵成。” 武、灵、成皆在谥法。叔夷政于三军，灵力若虎，是其武；犀通高祖，是其灵；有恭于公所，是其成。故“枼曰武灵成”与“益曰大政”同意，“枼”用为“谥”。反对“生称谥”说者，近来采取器铭年代与器制年代分离的策略，此则自云自谥，分离策略所不能去。虢文公子 鼎（《集成》5.2634-2636）“虢文公子 作叔妃鼎”、虢宣公子白鼎（《集成》5.2637）“虢宣公子白作尊鼎”也都是言本人之谥号。王国维先生“生称谥”说确不可易；“谥”本有生谥，亦有死谥。训诂上“世”、“益”相通，何琳仪先生等已经指出。[20]要之，“枼”、“叶”通“益”于金文、训诂皆有据。
西周中期的“益公”见于申簋盖（《集成》8.4267）、王臣簋（《集成》8.4268）、询簋（《集成》8.4321）、乖伯簋（《集成》8.4331）、永盂（《集成》16.10322）、休盘（《集成》16.10170），在卿士中排名第一（永盂）。“益”为姬姓也没有问题，因为师询簋（《集成》8.4342）“朕列祖乙伯同益姬”之“同益姬”在询簋中作“同姬”。由沈子簋（《集成》8.4330）可知，第一代同公为周公之子，若第一代益公为同公之子，正好为穆王的祖父辈。
3.“嗌”形误为“蔡”
“益公”误为“祭公”，乃因两周“嗌”、“蔡”形近而误；两者音读悬远，无由音假。在西周金文中，还可读为“益”的字是“ ”（或作 ）。《说文》：“ ，籀文嗌。” “ ”即“ ”的本形，经典借“嗌”为“益”，段注甚详。 而 钟（《集成》1.91-92）“蔡”字作“”形，与“ ”形近，“ ”遂被误读为“蔡”，由“蔡”再误为“祭”就简单了。古文字有同义相易，有同音相假，也有形近而误，须仔细寻绎，而古音自有疆界。然而，“ ”、“”究竟是什么字呢？尚需进一步研究。
小盂鼎隶成王世，周王 为昭王瑕，叶公为益公，为我们构筑了西周初期至中期的新的框架。
本文的年代框架主要依据《报告》给出的有关西周年代的三个数据：武王克殷年在BC1050～1020之间[21]，懿王元年在BC899[22]，晋侯苏下葬年在BC816～794之间[23]，对第一个数据本文还有进一步的证明。

一  武王伐殷有关天象讨论

本部分主要在江晓原、钮卫星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24]（以下简称《回天》）的基础上，讨论五星聚房、伶州鸠所言武王伐殷天象。
（一）五星聚房论年
关于五星聚房的记载，今天所知的始见于《春秋纬•元命苞》“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晚至《宋书•符瑞志》又有文王时“孟春六旬，五纬聚房”。两者互有异同，表明来源不同；时间、内容一致，表明是同一次。这就为我们确定此次五星聚房的时间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对于BC1100～1000之间的五星聚，《回天》DE404计算结果中合于孟春的，只有BC1039那次，BC1019、BC1001两次年代也太晚。[25]也就是说，在殷纣、文王之时的孟春，确实发生过五星聚，《元命苞》、《符瑞志》的记载不能说是无据。
这次五星聚发生在BC1039.3.2 -3.29，其中3.15 -19还聚于20o以内的天区。[26]查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27]（以下简称《历表》），是年3.2在周正三月下旬，正当孟春之月，从3.10起即进入仲春之月，此即所谓“孟春六旬”。

 

 

 

 

 

据《回天》，此次五星聚于营室附近，[28]下面就解释为什么五星聚房就是居于营室附近而与房宿无关。房宿本不称“房”，而是称“农祥”或“天驷”，房宿有“房”之名是较晚的事情，室、壁二宿的“曾用名”都有“营室”，壁宿的“曾用名”还叫“天庙”，在较早的星宿体系中，与房屋有关的只有室、壁二宿。[29]从训诂上，还可以看出房包括室之两旁。《说文》：房，“室在旁也”。《释名•释宫室》：“房，旁也，室之两旁也。”“四点一线”的房宿在最初是不可能被称为“房”的，倒是营室有两旁——东壁、西壁，曾侯乙墓漆箱称之为东萦、西萦，春秋前两者本为一宿[30]。古老相传的五星聚房，就是五星聚于营室附近。《元命苞》、《符瑞志》的说法，是可信的。
BC1039五星聚房既在殷纣、文王时，武王克殷必在此后。
（二）《国语》武王伐殷天象的讨论
《国语•周语》伶州鸠所言武王伐殷天象为：“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皆在北维”。
武王诛纣遇岁的资料颇多。《周语》“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淮南子•兵略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是最明确的，《尸子》“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 ，《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的意思与上述虽不太一致，但也提到岁星或与岁星有关。甲子遇岁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与文献对照，利簋“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中的“岁”应该指岁星，不宜作别的解释。“岁星说”最大的困难乃在于“昏”的解释；“昏”或读为“闻”，毛公鼎（《集成》5.2841）此字就一读为“昏”，一读为“闻”。若“岁”指岁星，“昏”指昏星才能文从字顺。《淮南子•兵略训》云“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昏、彗一声之转；昏星古可指金星或水星，据《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它们失时还都可以称为“彗星”，故“朝岁鼎克昏”之“昏”当指昏星。然而，昏星是指金星还是水星呢？
《诗经•大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当时启明（晨星）、长庚（昏星）被看成两颗不同的星，凌晨出现的不称“昏星”，故利簋中的“昏”应指水星（辰星）。“辰在斗柄”之辰，韦昭以《左传》昭公七年伯瑕答鲁昭公问为说，云为“日月之会”。此辰不能理解为心宿二或北极星的理由以及日、月不可能会于北斗的理由，《回天》已有很好的解释，在辰为“日月之会”的解释背景下把“辰在斗柄”解释为日、月在南斗斗柄合朔也就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31]但是，这样的解释却与下文“星与日、辰皆在北维”不符，而且“星在天鼋”之星韦昭注“辰星也”也与之矛盾。“辰在斗柄”与《淮南子•兵略训》“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符合，“岁在鹑火”与文献和金文相符，这两条看来没有疑问。
再来谈谈“日在析木之津”。《尚书•微子》有云“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津为渡口，涯为水岸。[32]“日在析木之津”是指冬、春之交。“月在天驷”至少表明甲子日可见月。
如此一来，“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皆在北维”的谜团就集中在“星在天鼋”之“星”的理解上。《汉书•律历志》解释为“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于婺女天鼋之首，故《传》曰：‘星在天鼋。’”也就是说此“星”指晨星（朝出金星）。总之，《回天》对于《国语》武王伐殷天象的解释存在严重问题。
五星聚房进一步证实了武王克殷的上限。关于《国语》武王伐殷天象的讨论，除了“星（金星）在天鼋”、“辰（水星）在斗柄”、“朝岁鼎克昏（水星）”需要天文演算来验证外，以下几点天象要求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1.岁在鹑火（年）；
2.冬、春之交（月）；
3.甲子日可见月（日）。（下文武王克殷年“资料辨正”部分进一步确定为“新月”）

 

 

 

 

 

这三个天象条件再加上月相条件，即使无五星聚房的条件，BC1100～1000之间也有武王克殷年的唯一解（详后文）。

二  西周月相定量初考

关于西周月相的论争源远流长，迄无定论。[33]为避免纠缠于人言人殊的所谓月相辞义，本部分首先采取纯粹的定量方法，以西周铭文可以证明、文献解释清晰者为准。以朔为参照，朔为一日，没有争议。《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再就是朏，《汉书•律历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引《毕命丰刑》（下简称《毕命》）亦以三日为说，《说文》朏从月出会意，正相得。但《说文》最大的问题是以“魄”释“霸”，以《汉书•律历志》引《武成》（以下简称《武成》）及西周金文与《尚书•顾命》、《逸周书•世俘解》（下简称《世俘》）对照，可以发现，《顾命》“哉生魄”所用的“哉”和“魄”都是假字，与不能以“哉”释“既”一样，也不能以“魄”释“霸”。
一、西周金文及文献所见月相名
1.朔
西周金文未见，但前见于甲骨文，后见于东周文献，亦见于战国金文公朱左师鼎（），《诗经•十月之交》亦有“朔月辛卯”，“告朔”也是制度，西周应有此月相。
2.胐
见于《尚书•召诰》、《毕命》。
3.吉类
本类最常见的是初吉，月吉仅见于夨令方彝（《集成》16.9901）又方尊（《集成》11.6016）。
吉类之为非定点，在东周金文里是看得很清楚的，除大量的初吉、吉日外，有四个特殊的说法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西周的初吉：一个是“初吉日”，仅见于春秋宜桐盂（《集成》16.10320）；第二个是“初吉元日”，仅见于春秋徐王子钟（《集成》1.182）；第三个是“初冬（终）吉”（按：“初冬吉”即“初吉终吉”，与“初吉元日”的表示法相似），仅见于鄀儿罍[34]；第四个是“既吉”，仅见于春秋曾伯从宠鼎（《集成》5.2550）。这表明初吉至少包括元日、吉日、终吉三日。而“吉日”未必限于一日。
4.生霸类
西周金文所见生霸类月相有两个，即既生霸、方生霸，前者常见，后者仅见于晋侯苏钟[35]。但旁（方）生魄（霸）见于《世俘》，既旁（方）生霸见于《武成》。据三年师兑簋（《集成》8.4318-4319）“予既令胥师龢”、多友鼎（《集成》5.2835）“用玁狁方兴”等，可判定“既方生霸”在“方生霸”之后，“既方生霸”就是“既生霸”的全称。生霸类月相西周以后几乎不见。
5.望类
西周金文所见望类月相有两个——望与既望。金文中“望”仅见于子黄尊（《集成》11.6000）。文献上“望”见于《逸周书•小开解》。既望常见，文献见于《周易》，共出现三次，分别见于小蓄、归妹、中孚。
6.死霸类
西周金文所见死霸类月相有两个，即方死霸、既死霸。周公庙甲骨文“哉死霸”[36]表明西周早期“既死霸”也可作“哉死霸”，经典用“哉”渊源有自。方死霸仅见于晋侯苏钟，文献则见于《武成》，作“旁死霸”。既死霸习见，文献见于《武成》，与金文同，亦见于《世俘》，作“既死魄”。
（二）本文西周月相研究的结论
先将本文对于西周月相的研究结果写出来，后文逐步进行论证。
1.西周以朔为月首。（定点。）
2.胐为三日。（古文《月采》。定点。）
3.初吉辖朔～十日（大月）。（大段；初吉覆盖朔、胐。）
4.方生霸承大月十一日，小月十日。（定点，通过初吉与方生霸日数夹逼推定。）
5.既生霸辖十一（小月）～十五日（大月）。（小段）
6.望承大月十六日，小月十五日。（《释名•释天》，并通过既生霸与既望日数夹逼推定。定点。）
7.既望辖十六（小月）～二十五日（大月）。（大段）
8.方死霸承大月二十五日，小月二十四日。（定点，通过既望、既死霸日数夹逼推定。）
9.既死霸辖二十五（小月）～三十日（大月）。（小段）
10.西周历法以建子为中心而有前后一个月的摆动。但不存在建亥的问题，主要涉及十三月的处理。（本文称以《历表》上年十三月为本年正月为建“空子”）？

 

 

 

 

11.一般说来，朔、胐的误差不能超一日，因为大、小月相差仅一日；其他月相误差一般不能超过二日，因为有大、小月关系的定点月相的浮动幅度只有二日。超过此限度的为“异常”。
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皆通过西周金文历日月相考定，方生霸、方死霸为推定，未见可靠的实证数据。以上所考，考虑到误差的存在，大致可分为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四段。“四分月相说”虽然不免机械，确乎导夫先路。
    《报告》对月相的解释如下：
“1）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2）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顺序明确，皆为月相。“既”表已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光面。 
3）既生霸：从新月初见到满月。 
4）既望：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缺。 
5) 既死霸：从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37] 
《报告》月相解释的要害是把“初吉”看作与月相不同的系统，然而，果真如此，至少同一个人不当同时使用“初吉”与月相系统，但在静方鼎[38] 、晋侯苏钟中，“初吉”是与月相系统同时使用的。本文有关西周月相研究的主要工作，就是从数据上证实了“初吉”与“既生霸”的区分性，实际上也就是证明了“初吉是月相”。
（三）关于西周纪时的“雩”
西周纪时的“雩”，经典作“越”、“粤”。（本文以下引历日相关文，除非必要，仅列历日月相，此种引文不加引号）
繁卣（《集成》10.5430）：“雩旬又一日。”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翌日辛亥，粤五日乙卯。
《世俘》：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翼日辛亥，越五日乙卯。
《尚书•召诰》：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七日甲子（按：依其它例类之，此“七日”应作“八日”）。
    以上例子表明西周纪时的“雩”都是两头含算法，即“雩×日”为从参照日起的第×日。
    （四）“三器”可推的月相数据
这里所说的“三器”指静方鼎、作册 卣（《集成》10.5432）、晋侯苏钟。
1.静方鼎：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
1）月相数据：初吉雩既望十八日。
2）月相信息：初吉很可能位于月首，既望当在望之后。
2. 作册 卣：二月既望乙亥，雩四月既生霸庚午
1）月相数据：将“初吉雩既望十八日”代入，设大小月相间，得：初吉雩既生霸十四日。
2）月相信息：既生霸在既望之前，望很可能是既生霸、既望的分界点。
3. 晋侯苏钟：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望癸卯，既死霸壬寅，三月方死霸，六月初吉戊寅 
1）月相信息之一：此证经典所见旁死霸可信，从而也暗示经典所见旁生魄、胐、朔也是西周实有的月相。
2）月相信息之二：将初吉雩既望十八日代入，设单月大、双月小，得：
正月初吉丙辰，雩戊午三日；
二月初吉丙戌，雩癸卯十八日，雩壬寅十七日；
闰二月初吉乙卯，雩壬寅四十七日，此证不可设置闰月。
或
三月初吉乙卯；
六月初吉甲申，雩戊寅五十五日；
太离谱，此证既望干支“癸卯”必“误”。
3）月相数据与信息之三：将初吉雩既生霸十四日代入，设单月大、双月小（以赅其余），得：
正月初吉乙巳，雩戊午十四日；
二月初吉乙亥，雩癸卯二十九日，（雩癸巳十九日，雩辛卯十七日），
雩壬寅二十八日；
六月初吉癸酉，雩戊寅六日。
月相信息：“癸卯”当为“癸巳”或“辛卯”，既死霸又在既望后，初吉在既生霸前，结合以上所得信息，可得初吉、既生霸、望、既望、既死霸的先后序列。
4）晋侯苏钟与若干初步月相数据及厉王、宣王的大致年代
晋侯苏下葬年为BC816～794，则晋侯苏钟王年或为厉王卅三年，或为宣王卅三年。
a.在厉王卅三年，厉王元年BC878，即共和（假如有共和纪元的话）或宣王元年为BC841
BC846，建子
正月辛亥20∶06朔，戊午八日；

 

 

 

 

二月辛巳07∶16朔，癸巳十三日或辛卯十一日（癸卯二十三日），
                 壬寅二十一日；
六月己卯09∶08朔，戊寅朔前一日。
数据与3）不合，不可取。
b.在厉王卅三年，厉王元年BC877 
BC845，建空子
正月丙午11∶55朔，戊午十三日；
二月乙亥22∶55朔，癸巳十九日或辛卯十七日，
                 壬寅二十八日；
六月癸酉14∶31朔，戊寅六日。
c.在宣王卅三年，宣王元年BC841，即通共和
BC809，建空子
正月丁未17∶28朔，戊午十二日；
二月丁丑05∶39朔，癸巳十七日或辛卯十五日，
                 壬寅二十六日；
六月甲戌18∶51朔，戊寅五日。
d.在宣王卅三年，宣王元年BC827，即不通共和
BC795，建丑
正月乙卯01∶45朔，戊午四日；
二月甲申19∶17朔，癸巳十日或辛卯八日，
                 壬寅十九日；
六月癸未06∶33朔，戊寅朔前六日。
初吉远在既生霸之前，既望在望前，既死霸等同于既望，不可取。
从月象数据看，只有b、c两组可以考虑。不管是哪组，得到的月象数据是相似的。而且，不管取哪组，《史记•周本纪》关于厉王在位三十七年的记载都可以得到证实，厉王BC877～842在位没有问题（上限不一定是BC877），共和或宣王元年为BC841也没有问题。
综合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得到一组大致可靠的西周月相数据：
朔雩初吉五日～六日；
朔雩既生霸十二～十四日；
朔雩既望十五日（小月）～十九日；
朔雩既死霸二十六日～二十九日。
下面以既生霸十二～十四日、既死霸二十六～二十九日两个实证月相数据结合文献及前文考证的天象条件考定武王克殷年。

三  武王克殷年的判定及文、武、成、厉、宣纪元框架

（一）资料辨正
1.《世俘》
“惟一月丙午旁（方）生魄（霸），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霸），越五日甲子，则咸刘商王纣。”
“四月既旁（方）生魄（霸），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
2.《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方）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粤若来三（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惟四月既旁（方）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
二月既死霸雩五日甲子，则二月既死霸庚申，甲子可能在本月月末，也可能在下月月初。据前文的分析甲子日可见月及“既死霸雩五日甲子”、既死霸二十六～二十九日，甲子应在月初，该日可见月，当然是新月。 四月既生霸雩六日庚戌，则四月既生霸乙巳。甲子雩乙巳四十二日，既生霸十二～十四日，故二月既死霸庚申正，三月误。二月既死霸庚申，既死霸二十六～二十九日，丙午雩庚申十五日，不可能有一月丙午方生霸，壬辰雩庚申二十九日，这样方死霸就要不晚于既死霸，也不可信，“旁死霸”可能脱既字。故武王克殷月相可靠的只有两条：二月既死霸庚申；四月既生霸乙巳。
（二）克殷年为BC1034的判定
BC1038～1020之间，根据以上条件，只有三年可参：
BC1034，建丑，二月壬辰（BC1034.2.14.10∶14）朔，庚申二十九日；
              三月壬戌（BC1034.3.16.03∶15）朔，甲子三日，新月现；
              四月辛卯（BC1034.4.14.18∶46）朔，乙巳十五日（大月）。
BC1029，建子，二月甲午（BC1029.1.21.04∶20）朔，庚申二十七日；
              三月癸亥（BC1029.2.19.14∶21）朔，甲子二日，月未出；
              四月壬辰（BC1029.3.19.22∶49）朔，乙巳十四日。
BC1024，建空子，二月甲午（BC1025.12.25.18∶38）朔，庚申二十七日；
              三月甲子（BC1024.1.24.08∶41）朔，甲子一日，月未出；
              四月癸巳（BC1024.2.22.23∶36）朔，乙巳十三日。
再加上综合前文分析得出的三个天象条件——岁在鹑火（年）、冬春之交（月）、甲子日可新月（日），只有BC1034符合。推而广之，同时符合月象、三个天象条件的，在BC1100～1000之间，也只有BC1034这一年，范围甚至还可以再扩大一些，鉴于上下限已经到了极限，实在是不必了。前文五星聚房论年是可靠的，《报告》关于武王克殷年在BC1050～1020之间的结论是不可动摇的。

 

 

 

 

 

（三）文王、武王、成王纪元框架
克殷年为BC1034可解《尚书•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等惑难。周公称王之说绝不可信，前文已经指出。故《康诰》之“王”必为武王，也不会实有西周周公纪元。据何尊（《集成》11.6014），成王五年迁宅于成周，“成周”就是成王之周的意思，并诰宗小子，已经主政可明，故周公并没有摄成王七年政，最多五年。
今据与《洛诰》同时的《召诰》月相疏通之，其历日月相为：二月既望庚寅，三月丙午胐。BC1034以后，BC1031可合：
建子，二月乙亥11∶24朔，庚寅十六日（小月）；
          三月甲辰21∶10朔，丙午三日。
再下一年是BC1005:
建空子，二月甲戌16∶56朔，庚寅十七日；
      三月甲辰03∶50朔，丙午三日。
但该年偏晚，超出了武王可能在位的极限。而以BC1034为克殷年，以BC1031为《洛诰》年，可以密合文献。BC1031在成王纪元内，与《尚书•金縢》、《史记•周本纪》集解关于武王既克商二年病、崩的记载密合，则成王元年为BC1032。
这样，可以据前文所补全历日要素的效卣又尊、小盂鼎进一步丰富月象数据。
效卣又尊：（成王四年）四月初吉甲午
成王四年BC1029，建子，四月壬辰朔，甲午四日。
小盂鼎：（成王）卅五祀八月既望甲申
成王卅五年BC998，建子，八月辛酉09∶34朔，甲申二十四日（小月）。
《顾命》：四月哉（既）生魄（霸），甲子
成王卅七年BC996，建丑，四月庚戌11∶52朔，甲子十五日（大月）。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还有文献的支持，已为大家熟知，兹不赘引。由此，康王元年为BC995。这也表明古文《月采》“三日曰胐”及《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的说法是可靠的。
据《史记•周本纪》，武王有两次伐商行为，一在九年，一在十一年。《古本竹书纪年》云“十一年”“周始伐商”，《史记》第一次的“九年”当依《古本竹书纪年》订为“十一年”，第二次在十三年，次年克殷。BC1037为武王始伐商之年，“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指周公保佐武王克殷、成王后克商的七年，即BC1037～1031，是有周“通殷有大命”的七年。BC1039在文王纪元内，武王确实是继承的文王第二个年号，典籍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无误。
BC1037武王始伐商，为“十一年”，则文王“九年”大命未集之年为BC1039，也就是五星聚房之年。据《尚书•无逸》，文王享国五十年，则文王元年为BC1088，文王BC1088～1039在位。《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云“（文王）崩后四年而武王克殷”，上文所考正是如此。《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丑，六年庚寅崩。” 其中的“干支纪年”为推断。本文所考武王在位年正好六年（BC1038～1033）。成王BC1032～996在位，凡三十七年；康王元年为BC995。
（四）厉王、宣王纪元框架
前文已经讨论了厉王、宣王纪元框架的一些问题，现在进一步研究。
吴虎鼎[39]铭中有“ 剌王令”，仅可能隶厉王十八年或宣王十八年。
十八年十三月既生霸丙戌
共和（假如有共和纪元的话）或宣王元年为BC841，不管宣王纪元通不通共和，都不合：
BC824，建丑，十三月戊辰朔，丙戌十九日；
BC810，建子，十三月丁未朔，丙戌三十日。
而厉王元年如果为BC878的话，合：
BC861，建空子，十三月癸酉朔，丙戌十四日。
如果宣王元年为BC842的话，则只能取晋侯苏钟年代b组（厉王元年为BC877），而取b组，厉王在位年必然与《周本纪》的记载不符，厉王出奔年也要发生变化，势必导致《史记》连锁性的问题，也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只有取厉王元年为BC878、宣王元年为BC841，文献与金文才能密合。周公摄政而无周公纪元，共和摄政也不会实有共和纪元，《史记》所采取的“共和纪元”，后来所谓的“周公纪元”，都是史家的一种笔法。据《史记•晋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晋侯苏在位的下限为BC812，而据晋侯苏钟年代b组，晋侯苏在BC809年尚在位，存在一定的误差；晋侯苏钟中有一个重要人物——作为右者的司空扬父，这个人就是《国语•周语》中在幽王时期发表高论的伯阳父。下面再补充两则月相实证数据。

 

 

 

 

 

克镈（《集成》1.209）又钟（《集成》1.204-207）见厉宫，必在宣世。
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
BC826，建空子，九月辛巳16∶59朔，庚寅十日。
表明初吉可能达到十日（大月）。
卌二年 鼎与卌三年 鼎[40]是宣王时器，铭有“史淢”可以与 鼎（《集成》5.2819）又盘（《集成》16.10172）系联。 盘又鼎：廿八年五月既望庚寅
BC814，建丑，五月甲戌朔，庚寅十七日。
BC800，建丑，五月壬午朔，庚寅九日，不合。这也是宣王王年通共和、西周无共和纪元的一个证据。
晋侯苏钟应隶宣王三十三年，“癸卯”当为“癸巳”，因为在小月辛卯十五日正是“望”；厉王BC878～842在位，凡三十七年；宣王BC841～782在位，凡六十年，西周无共和纪元。
至此，月相数据可丰富如次：胐三日；初吉四～十日；既生霸十二～十五日（大月）；既望十五（小月）～二十四日；既死霸二十六～二十九日。由既生霸、既望的数据，还可以证明《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是可信的。月相数据体系初备。
本部分所考，文王BC1088～1039在位，凡五十年；武王BC1038～1033在位，凡六年，BC1034克殷；成王BC1032～996在位，凡三十七年；厉王BC878～842在位，凡三十七年；宣王BC841～782在位，凡六十年，西周无共和纪元。

四  康、昭、穆、恭纪元框架及用“卯”问题

康王元年为BC995，懿王元年为BC899，故康王至恭王凡九十六年（BC995～900）。鲜簋（《集成》16.10166）可证穆王至少在位三十四年，十五年趞曹鼎（《集成》8.4214）可证恭王在位至少十五年，这两个在位最低年限占到四王总积年的一半。庚嬴鼎（《集成》5.2748）历日月相不合于成王廿二年、康王廿二年，昭王年限不够，懿、孝、夷三王年限不够，再晚不必考虑，故庚嬴鼎只能隶穆王世或恭王世，庚嬴鼎历日月相与鲜簋历日月相不能属于同一王世，故庚嬴鼎只能隶恭世，则恭王在位不少于二十二年，由此也可论定，穆王后为 方鼎（《集成》5.2789）中的王姜。叶公即益公，益公可能为相邻的两世，则益公诸器当隶穆王世、恭王世，其中历日月相俱全的包括王臣簋、永盂、休盘。休盘历日月相不可与十五年趞曹鼎、庚嬴鼎同一王世，但与鲜簋可同一王世，王臣簋、永盂历日月相可与十五年趞曹鼎、庚嬴鼎同一王世。《报告》定师虎簋（《集成》08.4316）隶懿王元年，判定虎簋盖[41]在此前，[42]是。故虎簋盖或隶穆王世，或隶恭王世，虎簋盖历日月相不可与休盘、鲜簋同一王世，但可与王臣簋、永盂、十五年趞曹鼎、庚嬴鼎同一王世。恭王在位不少于三十年由是乃明，克盨（《集成》9.4465）、伊簋（《集成》8.4287）这两个老大难都属于这一序列。下面进行具体推排和考证。
（一） 穆王、恭王纪元框架
1.恭王世金文框架历谱
可以有两种方案：
1）方案一
虎簋盖
卅年四月初吉甲寅       恭卅     BC907   建子    四月甲戌05∶06朔，甲戌一日
伊簋
廿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恭廿七  BC910  建空子 正月癸亥06∶47朔，丁亥二十五日
庚嬴鼎
廿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恭廿二   BC915   建子    四月庚寅朔，己酉二十日
克盨
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   恭十八  BC919  建空子 十二月庚辰22∶04朔，庚寅十一日
十五年趞曹鼎
十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恭十五   BC922   建子    五月辛未朔，壬午十二日
永盂
十二年二月初吉丁卯     恭十二   BC925   建丑    二月己未朔，丁卯九日
王臣簋
二年三月初吉丁亥       恭二     BC935   建丑    三月丁亥02∶18朔，丁亥一日
2）方案二
虎簋盖
卅年四月初吉甲寅    恭卅   BC902   建空子   四月丙子04∶10朔，甲戌朔前二日
伊簋
廿七年正月既望丁亥   恭廿七   BC905   建丑    正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
庚嬴鼎
廿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恭廿二   BC910   建空子  四月壬辰朔，己酉十八日
克盨
十八年十二月初吉庚寅 恭十八   BC914   建子  十二月辛巳朔，庚寅十日

 

 

 

 

十五年趞曹鼎
十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恭十五   BC917   建丑    五月辛未朔，壬午十二日
永盂 十二年二月初吉丁卯   恭十二   BC920   建子    二月辛酉朔，丁卯七日
王臣簋
二年三月初吉丁亥    恭二   BC930    建丑    三月己丑06∶00朔，丁亥朔前二日
这两种方案都存在有误差的情况。朔的误差不当超过一日，因为大小月相差仅一日。“初吉”包括“朔”应没有问题，因为训诂中即以“朔”释“初吉”。那么，应以方案一为妥。初吉覆盖朔、胐，这是西周金文中未见朔、胐月相的重要原因。
2.穆王世金文框架历谱
鲜簋
卅四祀五月既望戊午   穆卅四   BC942   建丑    五月丙申朔，戊午二十四日
休盘
廿年正月既望甲戌     穆廿     BC956   建丑    正月庚申05∶41朔，甲戌十五日
士山盘[43]
王十六年九月既生霸庚申 穆十六  BC960  建子    九月己酉朔，庚申十一日
师酉鼎[44]
四祀九月初吉丁亥     穆四     BC972   建丑   九月戊子22∶39朔，丁亥朔前一日
士山盘的干支，学者一般从朱凤瀚先生释为“甲申”，[45]张闻玉先生独持异议，释为“丙申”。[46]细审异议字，左半轮廓确为甲字所无，与丙左半相似，但轮廓内还有一横，这是天干字中“庚”所独有的，故该字既不当释“甲”，亦不当释“丙”，而应当释“庚”。史墙与师酉同见于元年师酉簋（《集成》8.4288-4291），此“元年”当为恭王元年。
这一序列如果早一个小周期（五～六年），康王、昭王王年无法安排，如果晚一个小周期，师酉鼎、休盘的误差就都偏大。穆王元年为BC975。
故穆王BC975～937在位，凡三十九年；恭王BC936～900在位，凡三十七年。
《晋书•束皙传》中转述汲冢《纪年》云：“自周受命至于穆王百年”。BC1037～937正好一百年。《古本竹书纪年》：“自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通鉴外纪》卷三引）是把“六十七”误作“五十七”。“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是把“武王”改成了“武王灭殷”。一般情况下，这种改动不会发生实质上的问题，但西周比较特殊，武王继承了文王的年号，在此期间（还不是第一年）灭殷，是开国之君。述一个朝代，不能不述开国之君，述武王又很麻烦，因此干脆称“自周受命”或“武王”，以避开难题。
（二）康王、昭王纪元框架
穆王元年为BC975，则康王、昭王总积二十年（BC995～976），昭王在位十九年的可能性很小。 簋（《集成》8.4317）纪元十二祀，昭王在位不少于十二年，则康王在位不可能达十二年，月相分析也可以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康王世留下来的历日月相资料只有一条，即《毕命》“惟（康王）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BC995～976之间可合的只有一年：
BC994，建空子，六月戊辰21∶21朔，庚午三日。
再晚就要到BC963（建子，六月己巳04∶23朔，庚午二日），年代太晚，不必考虑。由此可证，《毕命》“十有二年”为“二年”之误。
    下面据静方鼎历日确定昭王的王年。静方鼎：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
BC977，建子，八月戊午朔，庚申三日，丁丑二十日。
BC976，建子，八月壬子朔，庚申九日，丁丑二十六日，不合既望。
《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与大兕。”方诗铭、王修龄两位先生从闻一多认为 “雉”当为“兕”，[47]其实“兕”正当为“雉”。《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屈子是战国末期楚王室人，言涉楚大事自然可以信据，“白雉”也就是中方鼎（《集成》5.2751-2752）铭文中的“生凤”。周昭王十六年在BC977，则昭王元年在BC992年，康王BC995～993在位，凡三年，成王、康王积年正好四十年。《古本竹书纪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引为“四十余年”者误。至于周昭王末年，是“十七年”而不是“十九年”，昭王“奋彼荆楚”只有一次，而不是两次。《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薇。其年，王南巡不返。”“五色光贯紫薇”是太阳黑子活动极大年离子流现象，太阳黑子活动极大年与地震关系密切，“天大曀，雉兔皆震”（《古本竹书纪年》）就是地震征兆。涉汉时适逢地震，故“丧六师于汉”（《古本竹书纪年》），如果仅仅是楚人破坏舟楫，不至于丧六师。

 

 

 

 

故康王BC995～993在位，凡三年；昭王BC992～977在位，凡十七年。成王世卅五祀小盂鼎有明伯，康王在位仅三年，夨令方彝又方尊 “明公用牲于康宫”自可在康王崩后。唐兰先生“康宫说”得到有力的支持。
    关于月吉，虽然直接提到的不多，但可推论有相当于朔、胐两种说法，[48]月吉为朔说出自郑玄，郑注《周礼•族师》云“月吉，每月朔也”。在BC992～932之间，以月吉为朔或胐，夨令方彝又方尊“八月甲申，十月月吉癸未”各有两年可参：
以月吉为朔：
BC971，建子，八月甲申朔，甲申一日；十月癸未朔，癸未一日；
BC966，建丑，八月甲申朔，甲申一日；十月癸未朔，癸未一日。
以月吉为胐：
BC981，建子，八月壬午朔，甲申三日；十月辛巳13∶48朔，癸未三日；
BC976，建丑，八月壬午朔，甲申三日；十月辛巳17∶22朔，癸未三日。
   夨令方彝又方尊所纪“用牲于京宫”、“用牲于王”、“用牲于康宫”可以与 簋纪事印证。 簋铭云“予以 士献民，爯盭先王宗室”，述其作器原因。“ ”读为“薿”。《说文》：“薿，茂也。”“ 士”犹“茂士”。何尊云“复爯武王礼福自天”，三年卫盉（《集成》集成15.9456）云“王爯旗于丰”，“爯盭先王宗室”与之相类，但不知“盭”是何种盛大仪式。 簋云“用康惠朕皇文剌祖、考”，即文王（皇祖）、武王（文祖）、成王（剌祖）、康王（考），与“用牲于京宫”、“用牲于王”、“用牲于康宫”正对应。盖在宗周昭王主之，在成周则由明公代王主之。 簋云“唯王十又二祀”，BC981正是昭王十二年，夨令方彝又方尊王世可定，“月吉”就是“胐”。唐兰先生“康宫说”可以论定。
（三）克盨、伊簋隶恭王世的证明
克盨、伊簋的历日厉王、宣王相应之年皆不合。克盨铭见周康穆宫、尹氏友，伊簋铭见穆大室、 季，两器自当在穆王后。“ 季”也见于五祀卫鼎（《集成》5.2832）、大克鼎（《集成》5.2836）。大克鼎、小克鼎（《集成》5.2796）、克盨之“克”，均为善夫，与宣王时期克镈又钟之“克”身份不同。见于五祀卫鼎的“内史友”在十八年善夫克盨中称为“尹氏友”，“内史”也是“善夫”的“尹氏”。故善夫克诸器、廿七年伊簋纪事都可以隶恭王中晚期（五祀卫鼎隶孝王世，详下文）。
对读大克鼎、番生簋盖铭文的一部分可知大克鼎铭生称恭王。
大克鼎：“克曰：穆穆朕文且师华父，悤襄氒心，宇静于猷，盄悊氒德。肆克龏保氒辟龏王，誎辥王家，叀于万民，柔远能迩。”
    番生簋盖（《集成》8.4326）：“不显皇且考穆穆克誓氒德，严在上，广启氒孙子于下，勋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帅井皇且考不肆元德，用  大令，屏王立，虔夙夜尃求不肆德，用谏亖方，柔远能迩。”
两段铭文结构相似，意义雷同。番生簋盖与第一个“肆克”对应的地方正作“番生”。故大克鼎中“肆”后的“克”应该是器主自称，其纪事亦生称恭王之例。克器虽然与善夫克器同出一窖，但非一人（应同为克氏），除了上面的证据外，根据克钟又镈，克的皇祖是考伯，与善夫克的皇祖是厘季也是不同的。上引番生簋盖、大克鼎铭用语属于一时的风尚，毛公鼎铭的用语相类，毛公鼎的年代也要重新考虑。（本文定与毛公鼎形制类似的善夫山鼎隶穆王三十七年，详“表二”）
    （四）裘卫诸器不隶恭王世的证明
“ 季”也见于五祀卫鼎，但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集成》5.2831）、廿七年卫簋（《集成》8.4256）的历日不合于恭王世相应之年。
三年卫盉：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
BC934，建子，三月辛巳朔，壬寅二十二日。
五祀卫鼎：正月初吉庚戌，五祀
BC932，建子，正月辛丑朔，庚戌十日。（本条可合）
九年卫鼎：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
BC928，建丑，正月丁丑朔，庚辰四日。
廿七年卫簋：廿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
BC910，建子，三月壬辰朔，戊戌七日。
廿七年卫簋历日也不合于穆王世相应之年：
BC949，建丑，三月戊寅朔，戊戌二十一日。

 

 

 

 

但，廿七年卫簋历日合于厉王世相应之年：
BC852，建子，三月丙戌朔，戊戌十三日。此明裘卫不可能早到恭王五年。
也就是说， 季是恭王晚期才出现的人物，裘卫的年代要晚，在恭王晚期以后。五祀卫鼎的“予执龏王恤工于昭大室东逆荣二川”当断为“予执龏，王恤工于昭大室东逆荣二川”。并不是生称恭王。
其实，从恭王十二年的永盂中的卿士班子与五祀卫鼎、三年卫盉中的卿士班子的对比，也能发现裘卫的年代较晚。
永盂中的卿士班子是：益公、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益公对应于穆恭，井伯为穆王大祝，事见长甶盉（《集成》15.9455）。这是由穆王世入恭王世的卿士班子。铭中还见师同，可判定师同鼎所纪为从穆王伐荆（铭中“荆”作“井”），在穆王晚期。
五祀卫鼎中的卿士班子是：井伯、伯邑父、定伯、京伯、伯俗父。
三年卫盉中的卿士班子是：伯邑父、荣伯、定伯、京伯、单伯。
从总体上看，卿士之首发生了益公→井伯→伯邑父的变化，三器的早晚顺序是：永盂→五祀卫鼎→三年卫盉。永盂中的师俗父见于穆王四年的师酉鼎，师俗父与伯俗父显然不是同一代人。裘卫子公臣与厉王大臣虢仲同见于公臣簋（《集成》8.4184-4187），裘卫家族窖藏应发生在幽王死于犬戎之时。司马井伯、司徒荣伯必然都属于下代了。司马井伯 与内史吴同见于师 簋盖（《集成》8.4230、4284），内史吴见于七年牧簋（《集成》8.4343）、与井伯同见于元年师虎簋，二祀吴方彝盖（《集成》16.9898）中吴受册命。廿四年 簋隶厉世、见司马井伯的十二年走簋隶宣世（参本文“表二”），见于元年师虎簋、五祀卫鼎的井伯当为司马井伯。司马井伯应在懿王世及其以后。没有历日条件，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五）宣王三十年以后的用“卯”问题
晋侯苏钟“癸卯”当为“癸巳”，是一时的笔误还是有什么特殊背景呢？接下来先从存在历日内在冲突的卌二年 鼎与卌三年 鼎说起。
卌三年 鼎：卌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
BC799，建子，六月丙子朔，丁亥十三日。
BC785，建空子，六月乙酉朔，丁亥三日，不合。
卌二年 鼎：卌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丑）
BC800，建子，五月壬子朔，乙卯四日，乙丑十四日。
BC786，建子，五月壬戌朔，乙卯十八日，乙丑四日，不合。
BC785、BC786两组数据也表明宣王纪元必须通共和。BC799、BC800表明历日的问题也出现在“卯”上。
还有一则历日成王、穆王、恭王、厉王、宣王相应之年都不合的高年器，也与“卯”有关。伯宽父盨（《集成》9.4438-4439）：卅三年八月既死辛卯（丑）
BC809，建空子，八月癸酉朔，辛丑二十九日。
在宣王三十年后，为何会出现特殊的用“卯”制度？文献上是有答案的。《古本竹书纪年》：“宣王三十年（或作四十年），有兔舞镐。”最初以“兔”配“卯”的年代虽然不可确知，但相隔不久，人也不同，又都在“有兔舞镐”之际，很难说是巧合。“有兔舞镐”在宣王三十年为是。《古本竹书纪年》是可信的，只是存在一定的传抄之误。
西周金文中，确为特殊用日制度的还有一例，其主人为殷逸，所用为天干。繁卣云： “隹九月初吉癸丑，公 祀，雩旬又一日辛亥，公啻 辛公祀，衣事亡□”。癸丑“雩旬又一日”是癸亥，但由于“啻 辛公祀”，易称辛亥，显然也是有意为之的例子。这类的例子，不改干支反而不对。迄今尚未发现确是误刻干支的例子。
元年师兑簋（《集成》8.4274-4275）、三年师兑簋也不必煞费苦心地分属两王。元年师兑簋云“王令疋师龢父”，三年师兑簋王云“予既令疋师龢”，显属一王。只是有些特殊用日制度的原因我们已经很难确切推考了。历日要素俱全器中存在特殊用日制度的，也就这些，都在宣王时期；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就不好说了。
本部分所考，康王BC995～993在位，凡三年；昭王BC992～976在位，凡十七年；穆王BC975～937在位，凡三十九年；恭王BC936～900在位，凡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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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懿、孝、夷纪元框架考证

懿王、孝王、夷王共积二十一年（BC899～879）。
（一）匡卣（《集成》10.5423）与懿王在位最低年
《报告》把师虎簋以及“匡”与“井叔”并见的曶鼎都排入懿元，[49]是。该年建子，不合生称懿王的匡卣历日。懿王元年之后，最近合“四月初吉甲午”之年为BC895：建丑，四月甲午朔，甲午一日。故懿王在位不少于五年。
（二）师訇簋与可能的孝王、夷王元年
师訇为师酉子。[50] 师酉鼎、见史墙的元年师酉簋、见益公的十七祀訇簋、元年师訇簋先后相次，师訇簋历日月相穆、恭、懿、厉诸王元年皆不合，益公又是穆王、恭王世人，故师訇簋隶孝王或夷王元年，师酉簋隶恭王元年，訇簋隶恭王十七年。九年卫鼎不能隶恭、懿、厉、宣诸王九年，只能隶孝王世。而懿王在位不少于五年，夷王在位不会超过七年。
师訇簋：元年二月既望庚寅。BC894～879之间，可合年为：
BC891，建空子，二月壬申朔，庚寅十九日；
BC886，建丑，二月癸酉朔，庚寅十八日；
BC885，建子，二月壬辰朔，庚寅二十三日；
BC881，建子，二月甲戌朔，庚寅十七日；
BC880，建空子，二月己巳朔，庚寅二十二日。
师訇簋云：“王曰：师訇！哀才！今昊天疾威降丧。囗德不克乂，古无承于先王。卿（襄）汝彶(侪)屯（纯）恤周邦，妥立小子 乃事。”西周诸王中“无承于先王”的只有夷王，之所以“无承于先王”，是因为“德不克乂”，即德不足以治国。“今昊天疾威降丧”，师訇等由于“纯恤周邦”，才“妥立小子载乃事”。
在BC894～879之间，要排下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厉王世相应之年不合），只有一种方案——
五祀卫鼎：五祀正月初吉庚戌
五年BC887，建丑，正月己酉朔，庚戌二日。
九年卫鼎：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
九年BC883，建子，正月丙辰03∶05朔，庚辰二十五日。
这样可以产生两种王年分配方案：一是夷王在位十三年（BC891～879），孝王最多在位两年（BC893～892），懿王最少在位六年（BC899～894）；一是孝王在位不少于九年（BC891～883），懿王在位八年（BC899～892），夷王最多在位四年（BC882～879）。前文和后文的考证都证明第一种方案不可能。
（三）师頮簋与懿王、孝王、夷王王年的分配
师頮簋见周康宫，必定在康王后，历日月相为“元年九月既望丁亥”，昭、穆、恭、懿、厉、宣、幽诸王元年皆不合，只可能为孝王元年或夷王元年。在BC894～879之间，可合年为：
BC891，建子，九月己巳朔，丁亥十九日；
BC886，建子，九月庚午朔，丁亥十八日；
BC885，建空子，九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
BC881，建丑，九月辛未朔，丁亥十七日；
BC880，建子，九月乙丑朔，丁亥二十三日。
如果夷王元年是BC891的话，师頮簋必须隶夷王元年，而在此种条件下，师頮簋与师询簋建正冲突，故BC891必不能是夷王元年，也就是说，BC891必须隶孝王元年。而据《古本竹书纪年》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夷王在位不当少于三年，而所谓“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太平御览》引《史记》为“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夷王七年误。厉王、宣王共积达九十七年，若非两者都是年少即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夷王多病，早殇也可以理解。夷王元年应定为BC881，师询簋隶夷元。
三年卫盉可排在夷王三年（厉王、宣王三年皆不合）：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BC879，建丑，三月壬辰03∶50朔，壬寅十一日。
牧簋历日——七年十三月既生霸甲寅——的安排。前文已经分析其不可能早至恭王七年，历日月相也不合。按照《报告》的推排——懿王七年BC893，建子，十三月戊申15∶23朔，甲寅七日（大月）——误差太大。本文孝王七年也不合，排在厉王七年——BC872，建子，十三月丁未06∶31朔，甲寅八日（小月）——虽然不是很理想，已比排在懿王七年的数据的误差缩小近二日。
本部分所考：懿王BC894～892在位，凡八年；孝王BC891～882在位，凡十年；夷王BC881～879在位，凡三年。（以下简称本文为《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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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证》与《报告》西周年表、金文历谱、月相数据对照表

（一）《新证》、《报告》西周年表对照表
表一  《新证》、《报告》西周年表对照表
周王 《新证》年表（积年） 《报告》年表（积年）
武王 BC1038-1033（6）[BC1037始伐商；BC1035再伐商；BC1034克殷] BC1046-1043（4）
成王 BC1032-996（37）[西周无周公纪元] BC1042-1021（22）
康王 BC995-993（3）[成、康四十年] BC1020-996（25）
昭王 BC992-976（17） BC995-977（19）
穆王 BC975-937（39）
[自周受命至于穆王百年] BC976-922（55）[共王当年改元]
恭王 BC936-900（37） BC922-900（23）
懿王 BC899-892（8） BC899-892（8）
孝王 BC891-882（10） BC891-886（6）
夷王 BC881-879（3） BC885-878（8）
厉王 BC878-842（37） BC877-841（37）[共和当年改元]
共和 BC841-782（60）[西周无共和纪元] BC841-828（14）
宣王 BC827-782（46）
幽王 BC781-771（11）
[武王至幽王二百五（六）十七年] BC781-771（11）
（二）《新证》、《报告》西周金文历谱对照表
详“表二”。
（三）《新证》、《报告》月相数据对照表
表三  《新证》、《报告》月相数据对照表
月相
项目 初吉
（条数） 既生霸
（条数） 既望
（条数） 既死霸
（条数）




《新证》 朔前二日（1），朔前一日（3），一日（6），二日（3），三日（3），四日（3），五日（4），七日（3），八日（2），九日（2），十日（2），十一日（2）。凡34条。 八日（1），十日（1），十一日（3），十二日（3），十三日（2），十四日（2），十五日（7），十六日（1）。凡20条。 十四日（1），十五日（2），十六日（1），十七日（4），十九日（2），二十日（3），二十一日（1），二十四日（3），二十五日（1）。凡18条。 二十五日（1），二十六日（1），二十八日（1），二十九日（3），三十日（1）。凡7条。





《报告》 朔前二日（3），朔前一日（2），一日（2），二日（3），三日（2），四日（4），六日（5），七日（3），八日（1），九日（3），十日（1），十一日（2），二十日（1）。凡32条。 二日（1），三日（1），四日（2），六日（1），七日（1），八日（1），十日（1），十一日（2），十三日（1），十四日（2），十五日（3）。凡16条。 十七日（2），十八日（5），十九日（4），二十日（2），二十三日（2）。凡15条。 十八日（1），二十四日（2），二十七日（1），二十九日（1），三十日（1）。凡6条。
备注 1.实朔雩实望13.9-15.6日。
2.唐兰先生说：“周代常用初吉与既望来记时，初吉当指上旬，既望当指十五或十六以后约十天的时间。”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