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下）
■王者觉仁
【载于本刊蓝版2009年第三期】
三
理宗皇帝对贾似道在这场抗蒙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满意，随后便擢升其为少师，封魏国公，同时下诏褒扬：“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贾似道执掌宰相大权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整顿朝纲，罢黜了一大批恃宠擅权、贪赃枉法的宦官和外戚。其次，下手清除军队中的异己势力，如高达、向士璧、曹世雄等人。毋庸讳言，贾似道这么做是在自毁长城。因为这些将领虽然有自恃勇武、轻视文官的毛病，而且在鄂州之战中不服从贾似道的节制，显露出拥兵自重的倾向，但他们毕竟都是帝国的军事中坚，关键时刻还需依靠他们来保卫江山，而贾似道却出于一己之私将他们铲除殆尽，这显然是不可饶恕的。倘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贾似道对南宋后来的亡国的确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贾似道所做的第三件事是推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就是将那些被官僚地主阶层大量兼并的田地以低成本收归国有。可想而知，此举势必严重侵害权势阶层的利益，所以后来一经推行便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普遍的责难。正是这项改革，使得贾似道成为南宋末年所有既得利益者共同的敌人，也使后世史家多出了一个抨击贾似道的有力借口。
贾似道之所以会进行这项改革，实在是因为其时南宋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极其严重，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根本没有出路，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和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南宋朝廷自南渡以来就一直没有摆脱财政赤字，至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却多达二亿五千多万贯，而朝廷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增量印行纸币，这叫作“造楮（chǔ）”。可依靠“造楮”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增量印行纸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例如：南宋初年一石米仅售钱三缗，可到了南宋末年，一石米已经卖到了一千缗，货币贬值超过了三百倍。而货币越贬值物价就越上涨，朝廷就越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最终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并且，由于大量土地掌握在权势阶层手中，他们往往又倚仗权势逃避赋税，因此军队的粮饷严重不足，所以朝廷就继续增发纸币，向地主富户强行摊派、征购粮食，以充军队粮饷，这叫作“和籴”—即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可是，“和籴”依赖的仍然是不断“造楮”，所以它不但使得物价持续上涨，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军需不足的问题。
对于上述种种经济和财政困境，贾似道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
在此严重危机下，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南宋帝国不需要等到蒙古入侵，自身就会先行崩溃。所以贾似道在执掌朝政的第三年初，便迫不及待地授意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及御史言官们联名上疏，呼吁实行“公田法”。
此法具体言之就是：按各级官员的品秩高低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回，再作为公田出租，以此项收入充作军队粮饷。举例而言，如果某个官员按规定所享的田地限额为二百亩，而他实际田产为八百亩，那他必须拿出六百亩的三分之一即二百亩作为公田卖给朝廷。
如同上述，若买回公田一千万亩，一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既可充军饷、免和籴，又能杜绝滥发纸币，还能平抑物价、防止富豪兼并，可谓一举五得。为了让“公田法”能够顺利实施，贾似道以身作则地拿出了自己的田产一万亩充为公田，并且迫使其时田产最多的宗室亲王赵与芮也拨出了一部分田产。
贾似道知道此举得罪了赵与芮，可没想到自己日后竟然因此而遭杀身之祸。
“公田法”选择在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等江浙地区最富庶的六郡实施。朝廷设立“官田所”，以临安知府刘良贵为提领，推行一年后立即产生了显著成效，朝廷买回约一千万亩的公田，当年收租米六百多万石，足够应付军队一年的粮饷，达到了预期目的。
贾似道的本意是针对上层富豪，可一旦具体实施，许多官吏要么急功近利，要么操之过急，要么与富豪勾结，最终也不免引发种种弊端，成了扰民之举。如刚开始时都是从田产最多的富户买起，可渐渐发展到二百亩以上都必须“投买”（申请卖田），最后连“百亩之家”的小地主也无以幸免，致使“浙中大扰”、“民破产失业者甚众”。
所以此举既遭到权势阶层的极力反对和阻挠，也遭到了平民阶层的普遍诟病。可我们必须指出，伤害中下层的利益并非出自贾似道的本意。对此，当朝野上下群言汹汹地反对“公田法”时，理宗皇帝就坚决支持贾似道。他说：“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说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济，所以决意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仰赖于此。若遽因人言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
四
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理宗皇帝驾崩，皇太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
年轻的度宗一即位，马上擢升贾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对他异常尊崇。每次贾似道上朝行礼时，他必定起身答拜，并且不敢直呼贾似道的名字，而是称“师臣”。群臣更是毕恭毕敬地尊称贾似道为“周公”。
此时的贾似道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人是很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当他置身于权力的巅峰，眼前再没有强劲的对手，耳旁只剩下一片阿谀谄媚之声时，就会目空一切、忘乎所以。从咸淳元年（1265年）开始，贾似道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基本上可以用“骄奢淫逸”四个字来概括。整个帝国自上而下都对贾似道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甚至连年轻的度宗皇帝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为了验证自己在新皇帝心目中的分量，贾似道故意跟他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贾似道主持完理宗的葬礼后便悄无声息地挂冠而去，同时授意心腹将领吕文德向朝廷谎报军情，声称蒙古军队正在猛攻下沱（今湖北宜都东南）。朝廷震恐，谢太后和年轻的天子更是吓得六神无主，慌忙下诏让贾似道回朝主持大局。
贾似道心满意足地回到临安，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朝廷中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主心骨。
咸淳三年二月，贾似道再次向度宗提出告老还乡，皇帝赶紧让大臣和近侍宦官一天四五趟传旨挽留，并且赏赐不断，甚至让宦官整夜守在贾似道的府邸外，以防他偷偷还乡。最后还下诏加封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允许他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并在西湖的葛岭上赐给他一座豪宅。
从此贾似道就在这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湖光山色中遥控着整个帝国。
朝廷官吏每天都要抱着一大堆文书来到贾府呈报，大小政务都先经过其幕僚廖莹中和翁应龙处理，随后再由贾似道决断。朝中的一帮宰执大臣都成了摆设，只是在贾似道审阅批准过的文书后面署名而已。朝野上下献媚求官的人络绎不绝地在葛岭豪宅中出入穿梭。当时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咸淳三年末，蒙古大军再度南下，进抵南宋江汉防线的军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此次的南侵主帅是蒙古人阿术，而副帅就是七年前那个降蒙的南宋将领刘整。
贾似道数年前犯下的那个错误终于结出恶果—因为刘整对南宋的整个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这次南侵计划就是他向忽必烈献计的结果：“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若得襄阳，浮汉入江，宋可平也。”
历时五年多的襄阳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当襄阳、樊城的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捐躯沙场时，贾似道却逍遥自在地徜徉在西湖的美景中、沉醉于葛岭的温柔乡里。他在豪宅中大兴土木，修筑楼阁亭榭，还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半闲堂”，将自己的塑像置于其中，与一群美姬宠妾日夜淫乐。他酷爱斗蟋蟀，经常与众妾席地而坐，以此为乐，有熟客来，不禁笑言：“此军国重事邪！”
客人说得没错，这就是贾似道当时的“军国重事”！他痴迷于蟋蟀罐里的厮杀恶斗，却遗忘了蒙宋之间的你死我亡。他不但绝口不提襄阳战事，也不许任何人言及。有一次度宗皇帝忍不住问他：“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他竟然不动声色地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皇帝吞吞吐吐地说：“适才有女嫔言之。”几天后这个多嘴的嫔妃就被赐死了。从此边事日急，然而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多说一句。
从这个时候起，曾经在鄂州保卫战中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贾似道就已经死了，此后为了挽救国家经济而不惜触犯众怒推行“公田法”的那个贾似道也死了，最后剩下的这个贾似道只是一具活在私欲和享乐之中的行尸走肉而已。社稷江山的安危存亡早已被他抛到脑后，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富贵、名利、权势，以及永无止境的欲望……
咸淳九年正月，被围困达五年多的襄阳终于陷落。大部分将士英勇殉国，襄阳统帅吕文焕投降。
大宋帝国的丧钟正式敲响。咸淳十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兵20万，以伯颜为统帅，至九月在襄阳完成集结，随后分东西两路大举南征。吕文焕被忽必烈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襄阳大都督，并在入朝晋见忽必烈的时候主动献上了攻宋之策，自请为先锋。
也许真的是天要灭宋，这一年七月，年仅34岁的度宗赵禥突然扔下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撒手而去。虽说赵禥登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傀儡天子，但在这个最为紧要的关头突然驾崩，则不免使得这座人心惶惶的江山更加暴露出分崩离析的征兆。贾似道拥立了年仅三岁的嘉国公赵即位，是为宋恭帝；尊皇太后谢氏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仅三个月的时间，南宋在江汉防线上的重镇就全部沦陷，临安的门户訇然洞开。元军顺江东下，沿途宋军望风而降。大宋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贾似道怀着无奈和忐忑的心情，抽调13万精兵走上战场。二月，他率水军在长江江面上与元军展开决战。可他断然没有想到，心目中这13万帝国精锐竟然是13万可耻的逃兵。当战鼓喧天、旌旗蔽日的元军刚刚向宋军前锋发起攻击的时候，13万大军就争相逃窜，几千艘战船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互相乱撞，元军趁势疯狂砍杀，宋军被杀和溺毙者不可胜计，所有的军资器械全部被元军缴获。
树倒猢狲散。13万所谓的帝国精锐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贾似道从战场撤下来后，一直躲在李庭芝重兵驻守的扬州。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随着宋军的接连失利和诸府州的相率降元，朝野纷纷上疏，异口同声地要求太后将贾似道诛杀。谢太后起先还想保他，看到舆论太盛，不得不命李庭芝将其遣回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守臣一听说，马上坚闭城门不让他进去。朝廷只好把贾似道改徙婺州（今浙江金华），没想到婺州人居然到处张贴布告，坚决驱逐他。朝廷又把贾似道改迁建宁（今福建建瓯），结果又有人上奏说：“建宁是名儒朱熹的故里，即使是刚刚懂事的三尺童子，一听说贾似道要来都会恶心呕吐，何况见到他本人？”
曾经权势遮天的堂堂宰相贾似道，如今居然成了过街老鼠，连一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
朝廷无计可施，只好把他贬谪到偏远的岭南，让他以高州（今广东高州）团练使之职前往循州安置，同时抄没了他的所有家产。
在所有仇视贾似道的人当中，固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他晚年骄奢误国的义愤，但是其中也不乏对其素怀私怨者，因为“公田法”曾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为首的人就是福王赵与芮，他意识到报仇的机会来了，就暗中招募能在半道上把贾似道干掉的人充任监押官，而会稽县尉郑虎臣就在此刻站了出来。郑虎臣本人就是浙中的大地主，其田产就曾因“公田法”而被朝廷变相没收，其父又曾被贾似道贬逐，所以，郑虎臣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
究其实，郑虎臣算不上为国锄奸的义士，因为他的行为中掺杂了强烈的私心，何况当时贾似道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终结，完全丧失了“祸国”的能力，杀他除了泄愤之外，于国事毫无裨益。说白了，郑虎臣之所以诛杀贾似道，与其说是出于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还不如说是出于一报还一报的江湖规则。
如果从贾似道晚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下场固然是罪有应得，然而，仅凭他晚年的骄奢和误国，后世史家就把他的一生全部抹黑，这种逻辑无疑是简单而粗暴的。
在中国人的认知习惯中，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是“坏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的烙印。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晕轮效应”。也就是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人们就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这就像刮风天气时，月亮周围的光环（亦即晕轮）是月光的扩大和泛化一样，故称为“晕轮效应”。在对人的认知中，由于晕轮效应，一个人的缺点一旦变为光圈被夸大，其优点也就隐退到光的背后被遮蔽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可它却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要到哪一天，国人在面对历史、品评人物的时候才可以摆脱非黑即白的一元化思维，拥有更为客观、清明而圆融的理性思考呢？ 【全文完】
【本文刊登于《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三期，转载时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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