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唇嘴角有白色颗粒:第八课 《论语》文化思想精华（三）

第八课  《论语》文化思想精华（三）

一、教学目的和要求

1、认识《论语》文化思想精华（2）

《论语》论修身、《论语》论教育。

2、对《论语》管理学思想的重新认识。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对《论语》管理学思想的重新认识。

三、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选择

多媒体要点板书、同内容相关的图示，讨论。

四、教学内容

五、《论语》论修身

所谓修身，就是“克已”，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做一个具有高尚人生价值的中国人。修身，作为目标，是人格的完善和自我体现；作为手段，是实现最高人生价值的道路和方法，是为齐家、治国打下一个扎实基础。

儒家所设计的最高价值的人生是效法远古。孔子说：“今人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人以为楷。”（《礼记·儒行》）这种对古人的敬仰，不是纯粹的复古，近似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倡导古希腊文化思想。效法远古，意味着有历史依据，更能够为时人所接受。

修身的标准：“仁”和“礼”。这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仁，形二人，意为人人和睦友爱。一言譬之，爱人。孟子言之为“恻隐之心”，具体体现在不同的社会交往环境里，则是忠、恕、孝、悌，对国君、对朋友、对父母、对兄弟，都有一个“仁”的问题。“仁者爱人”的思想，奠定了国家秩序中以民为本的思想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为民请命”的无道则反、无道则争、无道则隐的仁人志士，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礼”是指社会人际关系，是“仁”的社会体现。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孔孟那里，礼序，依然是以远古社会为蓝本，渗透了他们的社会理想的人际秩序，是政治清明的具体化。这个人际秩序的内核是仁道，表现为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因此，不仁道的人际关系应该匡正。可见在先秦时代，儒家的“仁”、“礼”思想，充满了朝气，是烛照士大夫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和文化建设的精神之炬。

那么，怎样才算具备大儒风范、具有美好的人格呢？

1、虚静以待。“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礼记·儒行》）；

2、谦虚谨慎。“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是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礼记·儒行》）；

3、恭敬信让。“言必先行，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4、重忠信、立义、多文（知识），并做到“非时不见”和“非义不合”；

5、操持专一。“见利不记忘其义”、“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司其谋”；

6、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

7、杀身成仁。“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

8、风纪端正。“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

9、为民请命：“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

10、博学、笃行、不淫、不困、慕贤、容众、毁方、瓦合；

11、选贤与能：“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

12、谦让待友：“爵位相先，患难相死。久相待，远相致”；

13、保持品德的纯洁：“澡身而浴德”；

14、高风亮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近文章（爱好礼乐），砥历廉隅”；

15、交友重道：“行本方义，同而进，不同而退”；

16、以仁为本。最后，孔子点出儒者的人格操守：“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礼记·儒行》），这就是后来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可见，儒家修持身心所体现的最高人生价值是：

第一，达则兼济天下。

第二，穷则独善其身。

于此可见，古人把“立德”放在首位，说明“修身”的确是基础，是出发点。不朽，指的是精神不朽，美好的心灵不朽。不朽之人，超越了生命的转瞬生灭，超越了生存的荣辱困苦，这种人生自然是快乐的，幸福的。孔子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概括了自己一生，他就是“不朽”之说的创始者、践行者，他给我们留下的大量以“修身”为主题的名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能不同程度地作为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实现最高价值人生的参照。

六、《论语》论教育

《论语》有关教育的论述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择要介绍：

1、关于教育目的：孔子处于春秋末期，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时期，经济上出现了“私门富于公室”、政治上出现了“陪臣执国命”、学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学在四夷”的现象，这些都标志着春秋领主制的崩溃，意味着思想的大解放，神的世界的枷锁开始被打破，人的价值得到一定的尊重。在这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士”作为一股新生的力量应运而生，孔子作为士阶层的优秀代表，首先提出“仁者爱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卓越认识，为新士人的兴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当时战乱纷纷，“礼崩乐坏”，而孔子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一统”新社会。谁来实现这个新社会呢？孔子希望以“士”来达到这个目的。

还有一点必须明确,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他的目的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因为学稼、圃之事，“老农”、“老圃”比孔子更精通。（《子路》）据此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实不尽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孔子弟子曾子亦曾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笾豆之事”是指行礼仪式，“有司”是执掌仪式的专家，这样说，并非曾子鄙视仪节，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归有司管理，君子所贵之“道”则不在此。君子所贵之“道”，就是要“成人”、“成德”，这是孔子育人重要目的与内容。

2、关于教育作用：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根本要靠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如果只靠政令、刑律去治国，百姓只能被动地遵纪守法，而不会有廉耻之心，不懂得为什么要遵纪守法，就不能达到治国目的。如果用教育的方法，使人民用礼法约束自己，就能够自觉遵纪守法，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孔子认为，政令、刑律都不如教育有效。为使教育有效，孔子提出了道德标准，这就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为政必须从正名开始。孔子要求人们遵守封建秩序，上下不能越轨。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从中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

3、关于师生关系：从《论语》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和他的学生关系非常融洽，师生感情很深，这也是他教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对学生“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他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他认为学生“当仁，不让于师”。他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意思是说他对学生十分坦率。他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这是他尊重学生的根据。颜渊死，子曰：“噶！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励。”

4、关于教学方法：一是重视观察与实践。孔子认为要了解人和事物，都必须注意观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这是观察人，但如果用作学习的方法，同样是适用的。这是我国最早的观察法。孔子十分重视身体力行，反对言过其实：“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更反对大言不惭，因为那样实行起来一定很难做到，所以说“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宪问》）二是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5、关于教育普及：儒家学者重视教育是有目共睹的，私塾、书院乃至老师弟子的直接传授形式，是儒者实行教育的主要手段。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本来就是一个大教育家，自孔子始教育就不再是少数贵族阶级的特权，而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第四节 《论语》管理学思想的重新认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可以说,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及其富有东方个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人们的一番思考。所以，在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构建一个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个迫切的也是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应该从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国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将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对家族的管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正因为东方伦理型管理模式具有以上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赤裸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约·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人为邦本”:关于管理对象。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

“正己正人”:关于指挥管理,现代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如Ｒ·布莱克和Ｊ·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Ｆ·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

“自强不息”:关于激励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强不息。

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传统文化中的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

综上所述，《论语》管理思想同现代管理科学的结合，在企业管理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经被中外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所证实。同时也证明，《论语》的管理思想，只有在具备完善的机制和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而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其影响明显地消极因素比较突出，许多有识之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不管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首先我们要了解它，认识它，知己知彼，才能明确我们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走的路和需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