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云歌谱网: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

        从容间，向历史深处挖掘人性本质。全篇犹如大海，表面波澜不惊，其实暗流汹涌，一种深重的历史感，在心底交迫而来。严复说：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上启隋唐下承元明，宋朝是个人心转折的朝代，既传承着中华文明，又继往开来。自序　　在宋朝的十八个皇帝中，有八个皇帝没有亲生儿子继承大统。即使是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两个亲生儿子，竟然也是兄终弟及，其后由弟弟赵光义即皇帝位。终宋一朝，非皇帝亲子即位的比例竟然高达百分之五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朝却始终没有出现大的传位危机，且较之其他朝代，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也要少得多。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罕见的，不由得不令人惊讶。不过，只要透过表面现象往里看，便会发现宋朝皇室有许多诡异难言之处，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否则也不会有“斧声烛影”、“狸猫换太子”之类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宫闱秘事。　　宋朝最奇特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宫闱之间。众所周知，宋朝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时代，其最鼎盛之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宋朝的文化成就也是空前的：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是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然而，这样一个辉煌的朝代，却先后在与辽、金、西夏、蒙古的战争中连连败北。终宋一朝，外患最严重，一直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其局面始终是“一切苟且而已”。　　正因为种种矛盾与奇特之处，宋朝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能吸引研究者的目光。本书是一本宋朝典故的随笔，源于作者在阅读宋史资料时重点记录下来的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生动而丰富的历史从来就是人类汲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洞察过去，并不一定就能预见未来。但不看历史，一定不能看到未来。第一章　　斧声烛影　　公元1000年，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千禧年，中国的纪年为咸平三年，在位的皇帝是宋真宗，宋朝开国以来第三位皇帝。在这一年中，宋朝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有大有小，有好有坏，不一而足。　　最主要的大事有：宋朝与辽国之间发生了瀛州之战。当时辽军大举南侵，到达瀛州（今河北河间）一带。宋将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率军抵御，布成方阵应敌。辽梁王耶律隆庆率精锐骑兵急攻，宋军阵势被冲乱，结果一败涂地。范廷召见情况不妙，急忙向驻扎在附近的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康保裔领兵赶到瀛州西南裴村，与范廷召相约于次日共同夹攻辽军。然而，就在当天半夜，怕死的范廷召悄悄率部逃走，而康保裔却毫不知情。第二天清晨，康保裔才发现其部孤立无援，已经被辽军重重包围。康保裔立即披甲上马，大呼决战，率军奋力拼杀，终因兵尽矢穷而战死。辽军士气大涨，兵锋极锐，自德（今山东德州）、棣（今山东惠民）渡过黄河，大肆抢掠淄 （今山东淄博南）、齐（今山东济南）一带，然后从容离去。一向好脾气的宋真宗也被辽军的挑衅激怒了，立即派贝冀行营副部署王荣率五千骑兵追击辽军。王荣胆怯怕死，一连好几天都托故不肯出发，一直等到辽军过了黄河后，才装模作样地出师。这一次的瀛州之战，以宋军大败而告终，对日后澶渊之盟的缔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桩涉及外族的战事。宋朝知灵州、陇州刺使李守恩及陕西转运使、度支郎中陈纬押运粮草过瀚海（今宁夏灵武以南）的时候，被党项人李继迁率军拦劫，李守恩、陈纬二人都力战而死，所运粮草为李继迁所夺。李继迁祖先为拓跋氏，唐朝时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被赐姓为李。李继迁胸怀大志，一直不愿意内附宋朝，希望恢复祖上的荣光。他长期在宋朝与辽国之间周旋要挟，以攫取最大的利益，为后来西夏的建国奠定了基础。他的孙子就是西夏第一代皇帝李元昊。　上面讲的是人事，这个千禧年还发生了一场大天灾。五月汛期到来的时候，黄河郓州（今山东东平）王陵埽段突然决口，洪水滔天，水势漫延到巨野（今山东巨野），流入淮河、泗水，并且直接威胁到郓州城。刚好此时大雨连绵，经月不止，积水持续暴涨，郓州城被迫迁徙到距离原址东南五十里的汶阳乡高原地带，原址被洪水淹没。　　再讲一件好事。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宋军已经开始进行火药武器的实验和制作。这个千禧年的九月份，宋军的火药武器终于研制成功，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向宋真宗献上了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威力惊人。后来，又有冀州团练使石普献上了他自己制造的火箭、火球，并在皇宫中为皇帝作了示范表演。　　十分可惜的是，尽管宋朝当时有邻国无可比拟的国力和经济，也有兵力和武器上的绝对优势，可是在一系列的战事中却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并且这种毫无主动权的局面终宋一朝都未有任何改变。宋朝总共持续三百一十九年，在时间上已经超过了唐朝，但其对世界和后世的影响力却远在唐朝之下，这就引发我们要去从宋朝的体制上去寻找更深层的原因。　　从上面的几件事中，大致可以看到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状况与所处的境地。在这一年，宋朝已经多少呈现出几分悲剧色彩。不过，悲剧色彩在这时候还不是十分明显，随着宋朝积贫积弱的加深，才最终演变成亡国的惨剧。最为可悲的是，亡国的悲剧先后两次上演。　　言归正传，本书第一篇的话题还是要从第一个千禧年说起。在这一年的四月，“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名相吕端去世。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今属河北）人。后晋兵部侍郎吕琦之子，后周时任著作佐郎。入宋后，历知成都府、蔡州，后升为枢密学士。吕端担任宰相，是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避宋太祖名讳改为赵光义，登基后改名为赵炅）即位后的事，而那句著名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赞语，也是由宋太宗亲口褒赞。以宋太宗为人之精明忌刻，为什么会对一个前朝旧臣有如此赞语呢？事情还要从著名的历史之谜“金匮之盟”和“斧声烛影”说起。　　一 金匮之盟　　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太子柴宗训即位，年仅七岁，就是周恭帝。皇帝年幼，无法主持朝政，太后也是普通的妇道人家，没有政治头脑和主见。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有野心的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公元960年，后周君臣正在庆贺元旦，开封城中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边境突然传来急报，说是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侵。周恭帝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当时后周朝中最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数赵匡胤，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之职，手握重兵。众望所归下，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边境抵御敌人。　　大军开拔到开封城北二十里的陈桥驿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大军驻扎在陈桥驿一带。殿前散指挥使苗训夜观天象，突然宣布说天象有异，天命所归，该当“点检作天子”。点检就是赵匡胤的官职。　　这里要特别提一句，当年后周世宗柴荣北征时，曾在文书囊中发现一块长三尺多的木块，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五个字。而当时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的是柴荣的女婿张永德，柴荣开始猜忌张永德，于是夺取了张永德的兵权，改任宰相，而任命当时资望尚浅的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件事不久后，后周世宗柴荣便病死。　　后周大军听了苗训的话，骚动不安。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连夜策划兵变，联合禁军将领高怀德、慕容延钊、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潘美等，四处散布消息说：“现在周帝幼小，不能主政，我们在外面出死力，为国家抵御外敌，谁又能知道！不如先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众人都轰然答应。　　而此时真正的主角赵匡胤却佯装不知，在屋里呼呼大睡。黎明时分，群情激奋的军士披甲执锐，团团围住了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出来一看，只见将士们拿着兵器，一齐大声喊：“诸将无主，愿册太尉（赵匡胤兼任太尉一职）为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就有人将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他身上。众人立即下拜，一起高呼万岁。这就是“黄袍加身”典故的来历。　后来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实辽军并未南下侵犯，不过是赵匡胤等人故意谎报军情，想借机煽动将士情绪，发动兵变。　　赵匡胤被众将士簇拥着回到开封。赵匡胤好像还有些不情愿，勒住马缰绳说：“你们这些人自己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我的命令，我才能答应当你们的皇帝。不然，我不能当皇帝。”诸将都下马说：“愿意听从命令。”赵匡胤于是当众申明军纪：不得惊犯周恭帝、太后及公卿大臣，不得侵掠朝市、府库。　　当时，开封守备空虚，而守卫京师和皇宫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均为赵匡胤亲信，二人在宫中做内应，所以赵匡胤轻而易举就控制了京师。赵匡胤的部下拥着后周重臣范质、王溥来到赵匡胤公署。赵匡胤一见到二人，立即流涕说：“我受世宗（柴荣）厚恩，被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怎么办？”范质等未及回答，赵匡胤部将罗彦环已经拔剑在手，上前一步，厉声说：“我们无主，今日一定要立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为。还是王溥反应快，先向赵匡胤下拜，范质也不得已下拜。　　之后，赵匡胤到崇元殿行禅代礼，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奉周恭帝为郑王，符太后（周恭帝生母，符彦卿之女）为周太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建立了宋朝，先后灭掉南汉、后蜀、南唐等国，天下已呈一统之势。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宋太祖生母杜太后病危，临终之际，急召枢密使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宋太祖也在场，杜太后先是问宋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杜太后当即反驳说：“你想错了！你能够得天下，只是由于周世宗把皇位传给了一个小孩子，使得国无长君，人心不归附。假设周世宗立一个中长的皇帝，天下岂能到你手中？”对于母亲的话，一向孝顺的宋太祖当然只能称是，何况杜太后的话确实有道理。杜太后这才语重心长地对宋太祖说出了关键的下文：“所以，你要吸取教训，将来将帝位先传光义（赵匡胤弟），光义再传光美（赵匡胤次弟，后改名为廷美），光美传于德昭（赵匡胤长子），如此，则国家有长君，才是社稷之幸。”宋太祖泣拜，说：“儿铭记教诲。”杜太后又对一旁的赵普说：“你也要记住我的话，不可违背。”赵普便将杜太后的话以遗命的形式写成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记”，收藏在金匮（音gui，同柜）之中，称“金匮誓书”。　　［注：宋太祖共有四子，长子和第三子均早夭，赵德昭实为第二子，赵德芳为第四子。］　　后世对这段“金匮誓书”的故事多有怀疑，认为这是后来宋太宗赵光义与赵普勾结起来编造出来的谎言，目的是为了掩饰宋太宗之得位不正。关于这一点，此处作两点分析。　　第一、杜太后要求宋太祖传弟赵光义的理由是“国赖长君”，稍作推算便可知这理由相当牵强。杜太后病逝当年，宋太祖三十五岁，赵光义二十三岁，赵光美十五岁，赵德昭十二岁。除非是宋太祖活不过四十岁，才可以将“国赖长君”作为充分的理由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而实际上，宋太祖是沙场出身，精通武艺与骑射，以他的体质和健壮程度，杜太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长子活不到六十岁。而到那个时候，宋太祖六十岁，赵光义四十八岁，赵光美四十岁，赵德昭三十七岁。显然，真到了宋太祖撒手归天的时候，长子赵德昭非但不是少君，而且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反倒是赵光义，已经年老体衰，几近是知天命的霭霭老人了。　　第二、宋太祖为人宽厚，寥性友爱，对待兄弟异常亲厚。赵光义生病的时候，宋太祖亲自去府中探望，还亲手为赵光义烧艾草治病。赵光义觉得疼痛难忍，宋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之情深，令人感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宋太祖就下诏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开封尹正三品，掌开封府（宋朝将首都、陪都及特别要害之地称“府”）之事，是京师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根据五代旧制，储君一般都是先担任开封尹的职务。宋太祖这一举动，实际上已经是暗示弟弟赵光义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他还曾经对近臣称赞赵光义说：“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宋史??卷三??太祖本纪》）意思是赵光义有帝王之相，加上有福有德，将来必定能当一个太平皇帝。　从上面这两点分析来看，有无金匮誓书姑且不论，杜太后的遗命“他日传位赵光义”内容绝对是可信的，否则宋太祖不会在杜太后病逝后不久便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尹。也就是说，杜太后有遗命是真，有没有写成金匮誓书则不一定。　　杜太后偏爱赵光义，在杜太后之遗命中，关键之处只有一点，那就是宋太祖一定要传位给弟弟赵光义。这是杜太后的意思，更是赵光义本人的意思。可以说，从陈桥兵变的那一天起，赵光义就有要当皇帝的念头，因为正是他和赵普策划了陈桥兵变。进一步说，宋太祖也很好地遵守了母亲的遗命，厚待弟弟赵光义。之后，宋太祖各方面的言行举止，都表明他将要把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　　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更是加封赵光义为晋王，班次在宰相之上，并且继续兼任开封尹的要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光义封晋王一事在当年九月，而同年八月，曾经是“金匮誓书”见证人的赵普被罢去宰相之位，引起朝野侧目。关于赵普，有颇多的故事，他也是“金匮之盟”与“斧声烛影”两大谜案中的关键人物。　　赵普，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天津蓟县）人，后随父迁居洛阳。他少年时也曾努力读书，但由于性情原因，不能潜心学问，因此学识不深。如此一来，自然不可能靠走科举之路成功。为了有一技之长安身立命，赵普开始学习吏事，专门琢磨为官之道，因此而达智、富于权变。　　赵普读书虽少，智谋却相当多。后周时，赵匡胤为大将，赵普则为其幕僚。有一次，赵匡胤部下抓捕乡民一百多人，称这些人是盗匪，按律应当处斩。赵普听说后，怀疑乡民中有无辜者，请求审讯。结果，其中十之八九都是被诬良为盗。这件事后，赵匡胤对赵普大加赞赏，并认为他有先见之明，且处事周密持重。赵匡胤胸怀大志，此后刻意笼络赵普，深为倚重。不久，赵匡胤之父染病不起，而赵匡胤因军务繁忙，无暇顾及家事。赵普便主动服侍赵父，朝夕进献药饵，照顾饮食起居。赵父和赵母杜氏都非常感动，将赵普视为同宗。后来杜太后临终授遗命时，一定要召赵普在侧，可见对赵普的信任程度。赵匡胤也认为赵普忠智两全，视其如兄弟，不离左右。　　赵普先后当过赵匡胤的推官、掌书记等心腹要员，在辅佐赵匡胤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平定天下前后，赵普有两大突出贡献：一是精心策划了“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兵不血刃地黄袍加身，顺利登上皇帝位；二是建议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用厚禄“赋买”的方式剥夺功臣夙将的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北宋王朝。如此，赵普以其智谋赢得了宋太祖的绝对信任，从此青云直上，“国有大事，使之谋之；朝有宏纲，使之举之”，官也越当越大，直至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宰相。　　赵普小吏出身，又没什么太大的学问，做官做到宰相这个份上，换作他人早该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了。不过赵普却颇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因为书读得不多，被人在背后讥称为“寡学术”的土包子，这种风言风语他当然不会放在心上，不过，如果因为学识浅薄难以承担起宰相重任的话，就难服百官之心了。因此，赵普奋发图强，“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邸，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学识、才智、口才因而大见长进。他头天晚上秉烛苦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临政“处决如流”。令人称奇。后来，家里人发现，赵普书箱里的藏书只有一部《论语》，于是民间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普的妻子能烧一手好菜，尤其擅长做烤肉。宋太祖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家，点名要吃赵妻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宋太祖突然驾临，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赵普认为路上积雪太深，皇帝应该不会出门，刚把朝服换下，宋太祖就约了弟弟赵光义一同到来赵府。于是，君臣三人“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赵妻亲自在一旁服侍斟酒，君臣亲密无间，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　　宋太祖与赵普关系非同一般，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奏荐某臣任要职，宋太祖不听。第二天，赵普又奏荐这人，宋太祖因为头一天已经拒绝了，想不到赵普又来了，因而十分生气，撕碎了奏折，扔在地上。赵普面不改色，跪下来捡起破碎的奏折就回去了。回到家后，赵普将奏折细心补好，次日带上它再一次面谏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如此执著，这才醒悟，终于任用了赵普力荐的臣子。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赵普的眼光。　　还有一次，一名大臣应当擢升，宋太祖因为一向很讨厌这个人，执意不批准。赵普再三请求，宋太祖就是不肯答应，还发起了老大的脾气，说：“我就是不提拔他，你能把我怎么样？”赵普说：“以刑罚恶，以赏奖功，古今都是一样。再说，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怎么能用一个人的喜怒来决定刑赏吗？”宋太祖听他说得头头是道，无法反驳，更加难以下台，站起来就往内宫走。赵普竟然也紧紧跟在皇帝后面。宋太祖径直进了内宫，赵普无法进入，干脆就站在宫门外不走，摆出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劲头。内宫门前的守卫见宰相站在大门口死活不走，只好去向宋太祖禀告。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便叫宦官通知赵普，同意他的请求。　　赵普当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不少人都想走他的门路。开宝六年（973年），吴越王钱俶（音chu，同处）致书赵普，问候之余，还捎带了十瓶吴越的“海味”。赵普把这些瓶子放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阅读，刚好宋太祖到了。宋太祖看见厅堂前有十个瓶子，非常好奇，就问赵普是瓶子里面什么东西。赵普如实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海味必佳，把它打开来看看吧！”赵普便吩咐人打开瓶子，结果在场的人全都傻了眼。原来瓶子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粒粒瓜子形状的金子。宋太祖向来痛恨大臣接受贿赂，滥用权力，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赵普惊恐万分，满头大汗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还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瓶子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宋太祖说：“你不妨直接收下吧！”但心中却很不痛快，在他看来，赵普此举不仅是收受贿赂，还触及了皇权的尊严。　　此后，宋太祖对赵普多少开始猜疑，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绝对的信任感了。不久，又有大臣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当时朝廷禁止私自贩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却违反禁令，派遣亲信到秦陇采运大木，联筏运至京师，好为自己造住宅。结果，他的亲信趁机多运了一批大木，到京城贩卖牟利。结果被三司使赵妣查出，上奏宋太祖。因为这件事牵扯到赵普，宋太祖大怒，立即命翰林学士拟旨，打算下诏驱逐赵普。太子太师王溥竭力求情，宋太祖怒气稍平，才改变了主意。　　赵普的霉运并没有就此结束。翰林学士卢多逊与赵普不和，攻击赵普联姻大臣（赵普子赵承宗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经营邸店谋利，排挤大臣，为政专断。由于这一系列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赵普终于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与恩宠，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　　其实早在宋太祖设副相之前，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降低宰相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宰相为百官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秦汉时，宰相身份尊贵，皇帝任命宰相称“拜相”。宰相可以佩带着宝剑上殿，见到皇帝也不必下跪，皇帝反而要起身致意。在朝堂上，宰相还可以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如果皇帝和宰相在路上相遇，皇帝也要下车向宰相致意。到了隋唐，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皇帝还得给宰相赐茶。宰相可以与皇帝坐谈国家大事，即所谓的“三公坐而论道”。宋太祖即位后，宰相奏事开始还是沿用旧制。据说，某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当时的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于是王溥、范质二人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递奏疏。就在二位宰相离座递疏时，早已经得到指示的宫廷侍卫乘机将宰相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便只能站在皇帝面前奏事，于是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由此大大下降。宋太祖之恋旧孝友，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宋太祖先后有三位皇后，发妻贺氏生皇子赵德昭，在宋太祖即位前便已经病逝，皇后的名号是后来追封的。之后，宋太祖娶后周彰德军节度使王饶的第三女王氏，即位后立为皇后。王皇后前后生下了三个子女，但都一一夭折。王皇后短命，于乾德元年（963年）病死，年仅二十二岁。但宋太祖对待王皇后的亲属恩宠始终不减。王皇后的弟弟王统勋长相俊美，风度翩翩，却性情凶悍，爱吃清炖的女人肉。因为是王皇后的亲弟弟，官运亨通，历任内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恩州团练使、都指挥使、陈御使、权侍卫军司事等职，所任多为不法，并公然抢掠女子，所到之处，无不一片纷扰，吏民争相告状。宋太祖只解除了王统勋的兵权，杀其上百侍从，对小舅子的恶行却不闻不问，这自然是看在死去的王皇后份上。王统勋失去权势，心中郁闷，便终日以宰割奴婢、煮食女人肉为乐。洛阳长寿寺的寺僧广惠也爱吃女人肉，两人臭味相投，前后被他们煮食的女人数不胜数。后来还是赵光义即位后，下狠心派人将王统勋和广惠杀死。　　前面提过，赵普于宋太祖父亲有恩，杜太后更是器重赵普，亲切地称呼他为“赵书记”（赵普曾经当过掌书记），并要儿子赵匡胤政事多问赵书记的意见。甚至杜太后临终时，也是将赵普叫到床边，由此可见赵普跟赵家人的亲密程度。宋太祖对死去的王皇后的弟弟都能如此容忍，怎么会容不下患难之交赵普呢？所以，一定是赵光义与赵普水火不容，而令赵光义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只能是立嗣大事了。　　据说当时宋太祖皇后宋氏无子（皇子赵德昭母为贺皇后，赵德芳生母不详，均已早死），因偏爱宋太祖第二子赵德芳，欲立赵德芳为太子，宋太祖没有同意。然而，宋太祖虽然没有同意，并不代表他没有考虑这个想法。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谈到“斧声烛影”时还会提出有力的佐证。　　重新回到赵普上书自诉的话题。此时赵普已经被贬出京师，却为何突然要上书为自己申辩，还特意强调杜太后临终遗命时他也在场？以赵普之权变，他走这一招棋一定是有目的的，并非自诉那么简单。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赵普也看出以宋太祖之宽厚，一定不忍心废除杜太后遗命，赵光义继承皇帝位是势在必行，他上此书，无非是想将来在赵光义面前邀拥立之功，作为东山再起的凭据。　　赵普上书后不久，赵光义就被封为晋王。而对于长子赵德昭，宋太祖只给了“贵州团练使同平章事”的职务，名义是相位，却没有宰相的权力。按照皇室惯例，皇子成年，都要封王，然而终宋太祖一世，赵德昭和赵德芳兄弟都未封王，这是宋太祖亲厚弟弟赵光义的另一个有力证据。《续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宋太祖如何对待赵普的上书，“手封其书，藏之金匮”。这里的金匮，就是指“金匮誓书”的那个金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宋太祖出于种种考虑，有过动摇，想将皇位改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要遵从母亲的遗命，要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光义。只不过，他一直没有明确宣布赵光义是皇位继承人。这自然让赵光义感到了难以名状的压力。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金匮誓言之故事确实值得怀疑。不然，赵光义该高枕无忧才对。　　有一件事更加深了赵光义的忧虑。当时有个青州人到开封来料理产业，随身带着一名十几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天真烂漫，秀美出众。赵光义偶然看到她后，十分喜欢，派人去向青州人买小姑娘。青州人不愿意。赵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赵光义便给了安习两锭银子，命他速去办理。安习为人贪婪，先用刀将银子截取了一二两留下，然后用手段强行买到了这个小姑娘，偷偷送入了开封府。后来宋太祖知道了此事，下令追捕安习。赵光义只好将安习藏在自己府中，直到他后来做了皇帝，安习才敢抛头露面。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由此却可以看出，宋太祖对赵光义的兄弟之情已经由热烈逐渐转为冷静。赵光义机巧通变，远在其兄之上，他不能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因而，一系列针对皇位的阴谋便开始暗中进行。二 斧声烛影　　宋太祖出生在洛阳的夹马营，一直很留恋洛阳，加上开封作为帝都无险可守，所以宋太祖常有迁都之意。开宝九年（976年）三月，宋太祖率群臣出东京开封，去巡幸西京洛阳。按照惯例，天子亲征、巡幸在外时，应该由储君监国。之前宋太祖率军南征北讨，平定天下时，也都是赵光义留守开封，镇抚后方。但这一次，宋太祖却要求晋王赵光义随行。　　［北宋设有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北京大名府（今属河北），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但只有东京作为国都。］　　一行人浩浩荡荡，途经郑州，谒安陵。到西京洛阳后，宋太祖见洛阳宫室壮丽，十分高兴，诏加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彰德军节度使，遂欲留居洛阳，实际上已经有迁都的意思。不料群臣争相反对，于是爆发了迁都之争。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谏道：“汴京（开封）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每年从江淮运来百万斛米供给京师数十万军队。而且东京根基已固，不能动摇。”宋太祖则认为开封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因此不肯听从。晋王赵光义也极言迁都不便。宋太祖坚持说：“迁都洛阳，乃权宜之计；长久之计当定都长安，我将都城西迁。为据山河之险，裁汰冗兵，依周、汉故事，统治天下。”显然，宋太祖迁都决心已下，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　　而这时候赵光义却说了关键的一句话：“在德不在险。”宋太祖听了默然不答。晋王赵光义出殿后，宋太祖对左右大臣说：“晋王的话不错，然而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必尽敝。”于是，宋太祖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将洛阳作为陪都，怅然东归。　　后世也有人揣测，宋太祖此时提出迁都另有深意，是为了顺利传位给皇子，以迁都来动摇赵光义的根基，因为赵光义担任开封尹的职务长达十六年，根深蒂固，在京师培植了大批党羽和势力。举例来说，通文学、精吏术的宋琪、能言善辩的程羽、文武双全的贾琰等胸有抱负之人均在赵光义麾下效力，这些人后来均成为朝中显要，宋琪还当上了宰相。当时，天下人都知道开封府尹赵光义礼贤下士，善交朋友，以致赵光义府中幕僚如云，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公平而论，开封作为国都，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极容易四面受敌。毫无疑问，宋太祖是反复考虑了开封和洛阳的利弊，才郑重提出迁都之议。然而，无论宋太祖有没有想过用迁都来削弱弟弟赵光义的势力，赵光义本人一定有这样的忧虑。因为就在六个月后，赵光义就在天下人惊讶的目光中，由晋王摇身变成了皇帝。　　因赵光义一言而罢迁都之议，可见弟弟赵光义在宋太祖心目中的地位依然无人可比。在这个时候看来，金匮誓书是不是存在，反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宋太祖要将皇位传给弟弟的态度和决心。这之后不久，便发生了斧声烛影事件。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朔风凛冽，大雪飞扬。宋太祖突然命人召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赶到后，宋太祖表示要商议国家大事，屏退了左右侍从，独自与赵光义酌酒对饮。守在殿外的宦官和宫女远远看见殿内烛火摇晃不定，赵光义的人影突然离席起身，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不久，便听见宋太祖手持柱斧（一种镇纸文具，玉或水晶制）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同时大声喊道：“好为之，好为之。”兄弟二人饮酒至深夜。赵光义告辞兄长出去后，宋太祖才解衣就寝。　　然而到了次日凌晨，宋朝的开创者太祖忽然离奇驾崩，年仅五十岁。宋皇后最先得知消息，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赵德芳（时任贵州防御使）入宫。据在《续资治通鉴??卷八》中记载：“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意思是说，宦官王继恩认为宋太祖想传位的人是晋王赵光义，于是不听宋皇后的命令去召赵德芳，而是径直去开封府请晋王赵光义。　　这段记载虽为官方记载，却相当值得玩味，我们先来看看宋皇后的背景。　　宋氏为宋太祖第三任皇后，史称“开宝皇后”，河南洛阳人。宋氏母家自五代十国开始，就是著名的世家，显贵无比。宋氏父亲宋偓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母亲是后汉永宁公主（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女）。宋氏小时候，曾随母亲永宁公主入见后周太祖郭威，郭威十分喜欢宋氏，特意赏赐冠帔。宋太祖建国后，宋偓任华州节度。宋太祖第二任皇后王氏死后，宋太祖想立后蜀花蕊夫人费氏为后，赵普以“亡国之物不祥”劝之。刚好这时宋氏随母亲永宁公主入京贺长春节。宋氏时年十七岁，正当韶华，风姿绰约，被宋太祖一眼看中，于是立为皇后。宋氏为人“柔顺好礼”。每次宋太祖下朝前，宋氏身具冠帔，穿戴整齐，亭亭玉立地站在殿前，等候宋太祖归来。宋太祖下朝后，帝后二人相携，一齐回到后宫，由宋氏亲自调膳，侍候圣驾。这温馨的一幕让人十分感动，虽然是老夫少妻，白发红颜，却是相敬如宾，恩爱异常。 　　［花蕊夫人为后蜀后主孟昶宠妃，精通诗词，才貌兼备。后蜀被宋灭后，孟昶与花蕊夫人都被俘虏，押送到开封拜见宋太祖。七天后，孟昶暴毙，史家多认为是被宋太祖毒死。宋太祖趁机将孤苦无依的花蕊夫人收入宫中。因为久闻花蕊夫人才名，宋太祖要她即席吟诗。花蕊夫人沉思片刻，吟道：“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颇有骨气。反而让宋太祖大为倾倒，封花蕊夫人作了妃子。花蕊夫人入宋宫但不忘故主，绘孟昶画像私挂奉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拿出孟后主的画像流泪诉说思念之情。此事被宋太祖入宫看见追问，花蕊夫人急中生智说：“所挂张仙，送子之神，蜀人皆如。”宋太祖这才未追究。不久，这张仙送子的画像从禁中传出，连民间妇女要想生儿抱子的，也画一轴张仙，香花顶礼，至今不衰。花蕊夫人没有子女，对皇子赵德昭甚为喜爱，曾游说宋太祖立赵德昭为皇太子，宋太祖没有同意。花蕊夫人无意中卷入了最高权力之争，触犯了晋王赵光义的利益。在一次打猎时，赵光义假装失手，一箭射死了花蕊夫人。］　　显然，宋太祖对宋皇后是相当满意的。以宋太祖的作风，他当然不会以后宫的意见来决定立储大事，宋皇后偏爱德芳，花蕊夫人偏爱德昭，却没有对宋太祖产生任何影响便是佐证。但以宋太祖与宋皇后之伉俪情深，他多少会在爱妻面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心意。论心机深刻，宋太祖远不及其弟赵光义。换句话说，宋皇后对宋太祖最终想立谁为太子是心中有数的。这里再举一个后世清朝的例子。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颙琰暴死于热河避暑山庄。死因不明。清朝自雍正皇帝始，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圣旨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旧皇驾崩后，由嗣君与朝臣共同开启。但嘉庆到热河之前，将传位诏书放在了一个小金盒内，随身携带。随侍的大臣一时没有找到御笔亲书的传位诏书，慌作一团。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建议由皇次子旻宁（后来的道光帝）继位。首席大臣托津、戴均元以不符合祖制为理由表示反对。经过商议，群臣决定一面寻找传位诏书，一面飞速派人回报京师的嘉庆皇后钮祜禄氏。钮祜禄氏生有皇三子绵恺和皇四子绵忻，皇次子旻宁并非钮祜禄氏亲生。钮祜禄氏惊悉嘉庆驾崩后，立即发出了一道懿旨，让皇次子旻宁继承皇位。就在钮祜禄皇后的懿旨到达热河的前一天，嘉庆皇帝的遗诏被找到了，内中就是立旻宁为皇太子。所以，当旻宁接到钮祜禄皇后的懿旨时，悚然感泣。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自雍正到嘉庆，已经臻于完善，几乎没有任何空子可钻。钮祜禄皇后事先并不知道传位诏书上写的是谁，她之所以不立自己的亲生儿子为太子，而是当机立断立非亲生的旻宁，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她知晓丈夫嘉庆皇帝的心思。也就是说，即便所谓密不透风的秘密建储制度下，钮祜禄皇后还是知道嘉庆皇帝将要立谁为皇太子。　重新回到斧声烛影的话题，宋皇后惊闻宋太祖英年而逝的消息后，为什么立即派人去叫皇子赵德芳呢？遍查史料，找不到任何宋皇后弄权的记载，她虽是名门之后，却没有政治主见，不过就是个嫁给了皇帝的平凡女子，在朝中也没有任何的亲党和势力。这样一个文弱的女子，猝临大变，自然也没有易储的胆量。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解释宋皇后独召德芳的原因——宋太祖真正想传位的人是皇次子赵德芳。从古至今都是疏不间亲，“知夫莫若妻”，宋皇后作为宋太祖的枕边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皇帝的心思，所以，危机一旦来临，她只是本能地想要执行丈夫的遗愿。　　再谈宦官王继恩。唐朝亡于宦官专权，宋太祖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虽然建国后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对宦官干政却非常警惕。终宋一朝，都没有出现宋朝宦官严重干政的现象。所以，以王继恩的宦官身份，绝对不可能比宋皇后更清楚宋太祖最后的真实心意。他不遵宋皇后懿旨，自己决定去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只能说明他是个审时度势的人，知道所谓的储君候选人中，以赵光义实力最强，其他人无法忘其项背。他主动示好赵光义，还可以得到拥立之功，保证将来的荣华富贵。　　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王继恩早就被赵光义收买。赵光义素来与大臣内侍关系密切，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田重进在后周时便隶属赵匡胤麾下，后一直领兵。赵光义着意结纳，派人送去酒肉给田重进。不料，却被田重进拒绝。派去的人称：“此为晋王赐也。”一定要田重进收下。田重进正色回答：“为我谢晋王，我只知有天子尔。”赵光义收买田重进虽然没有得逞，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当时晋王确实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六十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宋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赵光义都着意加以结纳。王继恩官任内侍都知，赵光义肯定更加有意亲近。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斧声烛影后面的奇事还连连不断。　　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左押衙程德玄正坐在开封府门外，似乎正在等候他的到来一般。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程德玄是赵光义的心腹，精通医术。王继恩突然见到程德玄，十分惊讶，问道：“你怎么会坐在这里？”程德玄解释说：“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在我家大门口唤我出去，说是晋王召见。但我出门一看，发现并没有人。如此反复了三次。我因为担心晋王真的有病，便前来开封府探视，正在门口休息，就看见您来了。”王继恩听了程德玄的话，更加惊异，也不知道是该相信还是该怀疑，于是与程德玄一起叩门而入。　　当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天就要亮了，赵光义却没有休息，正坐在灯下看书。他得知兄长暴逝，满脸讶异，却犹豫不肯前往皇宫，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这显然是惺惺作态了。然后赵光义便真的走进内室去找家人商议去了。这商议的内容自然与宋皇后召德芳一事有关，因此事关利害，到底是宋皇后自己要召德芳呢，还是宋皇后事先得了宋太祖的密嘱甚至密诏？倘若是宋皇后真有密诏，事情就要麻烦得多。正因为这里面有这样一层利害关系，赵光义不得不慎重考虑，所以在内室中久不出来。　　王继恩却等不及了，竟然大声喊道：“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这“别人”，自然是指皇子赵德芳了，也就是赵光义的亲侄子。王继恩这话的意思，是怕他出宫太久不回，宋皇后一着急，又另外派人去召赵德芳了。但就是王继恩这句话，泄漏了实情，表明赵光义的储君地位并非简在帝心，与史书中那句“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是互相矛盾的。也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王继恩早就为赵光义收买，是赵光义在皇宫中的心腹和耳目。　　以上均为《续资治通鉴??卷八》的记载。到了《宋史??程德玄传》时，里面提到王继恩带着宋太祖遗诏来找晋王赵光义的，这显然是宋史作者的漏洞。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也只说是王继恩自己决定去找晋王的，没有提到遗诏一说。假如真有宋太祖遗诏的话，司马光是传统的史学家身份，最知道“为尊者饰、为贤者讳”，一定会大力强调，好为赵光义澄清疑点。　赵光义听到王继恩的催促后，立即出来，与王继恩和程德玄二人冒着风雪赶往宫中。　　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赵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先进去通报。程德玄却一挥袖子，不耐烦地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等什么？”说完与赵光义径直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回答说：“晋王到了。”　　此时，赵光义已经出现在宋皇后面前。宋皇后当时年二十五岁，还相当年轻，她见到赵光义乍然出现，满脸惊愕，但她毕竟出身名门，当了多年皇后，多少知道一些政事，知道一切都已经完了，便哭着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取义于“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是五代到宋朝对皇帝的称呼。“三皇”是指伏羲、女娲、炎帝，“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宋皇后拿“官家”称呼赵光义，就是表示承认赵光义做皇帝了，显然，不承认就只有死路一条。赵光义皇位到手，自然也就心满意足，也流泪说：“我和你们共保富贵，不用担心。”　　事情到此为止，再做一次分析，可以说其中有三大疑点：　　一、宋太祖召赵光义入宫饮酒，为什么要屏退身边的侍从？　　二、宦官王继恩到达开封府的时候，为什么程德玄刚好在那里等候？　　三、赵光义为什么清晨还未就寝？　　对于第一点，宫廷事密，无法推测，但由此而造成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大殿内的当事人只有宋太祖和赵光义二人，宋太祖又很快死去，斧声烛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任凭赵光义自己说了。　　对于第二点，程德玄的解释显然十分牵强，就连站在赵光义一边的王继恩都不相信他的话。程德玄的到来显然是与斧声烛影有关。　　对于第三点，赵光义没有就寝，只能说明他已经料到即将有大事发生，正坐等事态发展。　　宋太祖本人身体健壮，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宋太祖是猝死的，历来便有赵光义毒死兄长之说。而赵光义也似乎早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开封府外等候。如此反复推断，斧声烛影的故事便逐渐清晰起来。　　从巡幸洛阳回来后，赵光义便担心皇兄会突然改变主意，将皇位传给皇子德昭或是德芳，由此暗中开始谋划。那夜，赵光义应召入宫时，便已经随身携带了准备已久的毒药。在对饮中，赵光义趁机将毒药下到宋太祖的酒中，然后在药力未发作前与太祖辞别。赵光义离开皇宫前，密令宦官王继恩密切监视宫中的动静。回到开封府后，赵光义立即召精通医术的程德玄在府外等候，一旦宋太祖不死，还可以以医治为名继续下手。而宋太祖嗜酒如命，在宿醉中被亲弟弟夺取了性命和皇位，倘若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可怜烛影摇红夜，尽有雄心一夕灰。实际上，即便宋太祖有心传位给德昭或是德芳，最终权衡利弊，还是会让赵光义当皇帝，因为此时赵光义的势力和党羽遍及朝廷内外。　　关于宋太祖蹊跷离奇之死，《宋史??太祖本纪》中只说了两句简单的记载：一句是“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句是“受命于杜太后，传位于太宗。”但无论如何，赵光义抢在赵德芳之前登基，继位极度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不过，事情到了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年宋太祖从后周柴荣的孤儿寡母中夺取了江山，岂知他自己死后，所留下的孤儿寡母也遭遇了悲惨的结局，江山也落入旁系之手。他在泉下如果遇上柴荣，却不知是什么感想，能说出什么话来。　　三 德昭之死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一日，宋太祖死后一天，三十八岁的晋王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由于赵光义即位的过程（官方说法）充满了神秘色彩，天下人均疑惑宋太祖不明不白的死，于是，赵光义强调“受命于杜太后”。这里要强调的是，所谓的“金匮之盟”，到现在还没有露面，一直要到五年后，才由赵普首先提出。此事后面再说。　　赵光义遭人非议，主要是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名不正言不顺。不过，兄死弟及倒也不是没有先例，加上赵光义当上了皇帝，也就掌握了篡写历史和引导舆论的权力，可以大做手脚。事情到了这里，有了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后世为什么还会有赵光义得国不正之说呢？普遍认为是“有因才有果”，而因果有时候是用结果来推断原因。赵光义之所以被天下人怀疑，逃不过悠悠之口，最主要的原因在他得了皇位后，做出的几件大事让后人很难理解，反而进一步证明了金匮誓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是赵光义和赵普联合起来编造的谎言。　　特别提一句，赵光义一即位，立即诏赵普入朝，任太子太保，在京师供职。太子太保与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并称为“东宫三师”，从一品官，是个典型的虚衔，荣誉至高，却没有任何实权。实际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将太子太保均作为封赏大臣的加官，如担任宰相，再加封太子太保。显然，赵普进京担任太子太保一职，并不是赵光义要重用他的先兆。赵光义如此作为，不过是考虑到赵普是开国重臣，声名远扬，尤其赵普与宋太祖关系非同一般，而此时流言四起，局势动荡，也不知道赵普内心如何看待宋太祖之死，因此不如将赵普调入京师，便于控制。　　当时，朝廷内外人心不安，疑云密布，气氛十分压抑。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后，先是大赦天下，以弟弟赵廷美（即赵光美，为避讳改名为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时年三十岁；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时年二十七岁；宋太祖次子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时年十七岁。而对宋太祖和赵廷美的子女，均与赵光义的子女并称为皇子皇女。宋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也都加官晋爵。显然，这是在刚刚登基、根基还不稳的情况下，宋太宗所做出的安抚人心、消除动荡之举。　　赵廷美被宋太宗任开封尹，显然还暗示有皇储第一号候选人的身份。因为此时宋太宗还不知道有所谓的金匮誓书，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他向天下人解释自己继承皇位是受杜太后遗命：国赖长君，他的儿子年纪都比赵德昭小，因此没有理由立为储君。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太宗不得已将开封尹的位子给了弟弟赵廷美。值得强调的是，赵廷美和赵德昭都在金匮誓书（假如真的有的话）上榜上有名，可以在皇帝死后承继位。　　最不可思议的是，宋太宗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而根据惯例，新皇帝即位，都是次年才改用新年号纪年。为什么宋太宗打破常规，将只剩下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兴国元年呢？这愈发说明他心怀鬼胎，要抢先为自己“正名”，以期造成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　　无论如何，尽管“金匮之盟”和“斧声烛影”迷雾重重，宋太宗还是顺利继承了皇位。之后，他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宋太祖朝的大臣。　　最为关键的一点，宋太宗扩大了科举的取士人数，此举对改变宋太祖朝政格局起了重要作用。宋太宗即位后，第一次科举取士人数就是宋太祖一朝最多一年的两倍多。取士人数增多，一方面使更多有才华之人有机会入仕，另一方面，士子一旦被录取，便顺利步入仕途，出任各种职务。作为“天子门生”，士子们无疑会对宋太宗心存感激，从而死心塌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朝廷内外的大权将逐渐被宋太宗的亲信所掌握，宋太宗的皇位便逐渐稳固起来。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的阴影也逐渐淡去。　　一切看起来都还算平静，宋太宗似乎对待弟弟和侄子们都还算不错。变化是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开始的。就在这一年，许多日后的风云人物以各种各样的身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宋太祖长子赵德昭也死在了这一年。　宋朝虽然与唐朝并称“唐宋”，但不但没有唐朝“天可汗”的极盛武功，甚至都没有完成江山的统一，天下存在着多个政权并立的状况，这就是所谓的“金瓯缺”。金瓯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常用来比喻国土。南北朝时的梁武帝曾说：“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南书??卷三十八??朱异传》）在宋朝的历史时期，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党项），北有辽（契丹）、金（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多政权并立的复杂局面在后面的篇章中会逐渐涉及，先谈宋太宗即位后的事。当时在辽与宋朝之间还有个北汉刘氏，是五代十国中唯一没有被宋朝统一的政权。　　五代十国时，契丹灭掉了后晋，刘知远趁机自立为帝，是为后汉。后汉政权只存在了五年，被后周所灭。但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却占据太原，自立为帝，这就是北汉。之后，刘崇传刘钧，刘钧传刘继恩，刘继恩传刘继元。北汉国主刘氏长期依附于辽国，与宋朝分庭抗礼。宋太祖时，曾两次兵临北汉所占据的太原城下，由于契丹以兵相助，宋师均无功而还。北汉有恃无恐，时常侵犯宋朝边境州军。　　北汉内部在与宋朝的关系处理上也是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北汉第三任国主刘继恩在位时，部将侯霸荣杀死刘继恩，想拿刘继恩的首级投降宋朝。不料北汉宰相郭无为得知消息后，发兵包围了皇宫，并派武功高强的死士翻墙入宫，一举杀死了侯霸荣。　　这个郭无为，原来是武当山的道士，在乱世中投靠了北汉，被北汉第二任国主刘钧所赏识。刘钧病重时，与郭无为谈及皇位继承人选，郭无为认为刘继恩才干不足。刘继恩即位后，一直想杀掉郭无为，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便被侯霸荣所杀，在位仅六十天。所以当时有人认为真正的内幕是郭无为唆使侯霸荣杀了刘继恩，之后郭无为又杀侯霸荣灭口。　　刘继恩死后，郭无为力主立刘继元为帝。刘继元信用小人，大肆诛杀亲族。郭无为见北汉大势已去，主张投降宋朝。但刘继元自恃背后有辽国撑腰，一直不肯对宋朝俯首称臣。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宋太宗决定攻伐北汉，以让金瓯不再有缺。但朝臣大多反对，理由主要是有北汉在宋朝与辽国之间，多少能起来屏障的作用。但名将曹彬坚决赞成，坚定了宋太宗的决心。于是，宋太宗派名将潘美（即戏曲中潘仁美的原型）等分路出兵，围攻太原。之后，宋太宗又打算亲赴前线督师。这时候，就开始看出宋太宗对弟弟赵廷美的猜忌了。　　按照惯例，太子亲征或者巡幸在外，要由储君监国。赵廷美当时任开封尹，是第一皇位继承人，宋太宗不得已，只好留弟弟赵廷美留守京城。前面提到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当时是开封府判官，为赵廷美的直系下属。此人确实是个大事不糊涂的人，他看出了宋太宗其实并不放心赵廷美，于是劝赵廷美说：“主上栉风沐雨，以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扈从，若掌留务，非所宜也。”（《续资治通鉴??卷九》）赵廷美恍然大悟，便主动向宋太宗请求随从出征。宋太宗大喜过望，当然立即同意。　　实际上，吕端一番冠冕堂皇的话解决了宋太宗最大的心病。日后，宋太宗重用吕端，并夸奖他“大事不糊涂”，便是自此事开始。关于吕端，后面还有“不糊涂”的精彩好戏。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三月，宋云州观察使郭进破北汉西龙门砦，擒获甚众。北汉国主刘继元见宋军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便派人向辽国紧急求援。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创立者为耶律阿保机。在唐朝安史之乱时，契丹开始兴起，当时有八大部落，每个部落的首领称为“大人”，八部大人再推选一名首领，称“八部长”，可以号令八部，但以三年为一任。到了唐朝末年，耶律阿保机开始崛起，连当三任八部长。时逢中原混战，群雄并起，占据河北的卢龙节度使刘守光被占据河东（今山西）的晋王李存勗打败，穷途末路，不得已派一名参军向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求救。这名参军就是契丹历史上著名的传奇人物韩延徽，不过当时他还没什么名气，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韩延徽来到契丹后，见到了耶律阿保机，因为不肯行跪拜之礼，被契丹扣留下来做苦工养马。耶律阿保机的妻子智慧过人，一眼看出韩延徽绝非池中之物，力劝丈夫重用，韩延徽由此登上了契丹的仕途。韩延徽帮助契丹建筑城郭，分市里，用来安置被契丹掳掠以及投降契丹的汉人，他为这些汉人定配偶，传授垦艺，使汉人的生活稳定下来，客观上则对契丹的地域开发起了重要作用，也稳定了契丹对所属汉人的统治。最有意思的是，尽管备受重用，但韩延徽心怀中原故土，找机会悄悄逃离了契丹，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中原。路过李存勗的地盘时，韩延徽被李存勗赏识，招其在身边，作为书记，但不久韩延徽就被李存勗的其他幕僚排挤。当时韩延徽有个朋友问他将来的打算，韩延徽认为天下既然不能容身，就只好重新回去契丹。朋友听了大惊失色，说：“你好不容易从契丹逃归，如果再回去，一定会被契丹人杀掉。”韩延徽却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那不一定。自从我走后，契丹主如丧耳目，如失手足。如果我回去，相当于他重新得回耳目手足，重用我还来不及，又怎么会杀我？”于是从容回乡探望了母亲，然后回到契丹。果然如韩延徽所料，耶律阿保机不但不怪罪他，反而更加重用。后来耶律阿保机称帝，任命韩延徽为守政事令，相当于中原的宰相。韩延徽虽然在异国显达，心中却始终不忘故土。他派人送信给李存勗，说明当时遭人排挤而不告而别一事，并要求李存勗照顾他的母亲，还保证说，只要有他韩延徽在一天，必然不让契丹南侵。之后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继续重用韩延徽。而正是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手中，将燕云十六州收到契丹手中，这点后面再详说。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后，经历辽世宗和辽穆宗两代，辽国内部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先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侄子耶律兀欲继位，改名耶律阮，为辽世宗，在位五年被杀。接着是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兀律继位，改名耶律璟，为辽穆宗。辽穆宗爱好打猎饮酒，不问国事，每日酣饮达旦，白天则常睡觉，国人称他为“睡王”。辽穆宗在位十八年，最后被近侍谋杀。辽世宗的儿子耶律贤继位，就是辽景宗，也就是现在辽国的国主。　辽景宗因有病在身，辽国刑赏、政务、用兵等，均由皇后萧燕燕裁决。国中只知有萧后，不知有景宗。萧燕燕本名萧绰，小字燕燕，为辽国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自小许配给汉人大臣韩知古之孙。两个小青年虽然不同民族，倒也情投意合，互相倾慕。不料后来萧燕燕被辽景宗一眼看中，以致上演了一出皇帝横刀夺爱的好戏，这才使萧燕燕有机会成为后来著名的萧太后。　　萧燕燕素有机谋，善于驾驭大臣，人皆乐于为其所用。对于之前有过婚姻之约的韩家，她也加以重用。萧燕燕听说北汉被宋朝军队围攻，立即命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塔尔为监军率军赴援。辽军到达白马岭，前面为一条大涧，宋将郭进率宋军驻扎在对岸。耶律沙等将领认为应等待后军，再与宋军决战，而塔尔认为应率先锋一鼓作气急击宋军，耶律沙力谏不听。塔尔率军渡涧攻宋军，辽军刚渡一半，郭进率骑奋击，大败辽军。塔尔、华格、令衮图敏、洋衮唐古等将阵亡，耶律沙等也被宋军包围。刚好这时候辽将耶律色珍率救兵赶到，击退宋军，才救出了耶律沙等人。　　宋军击败辽国援兵后，声势大震，连克盂县、隆州、岚州，太原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宋军轮番进攻，矢石如雨，战斗十分激烈。宋太宗亲临太原城下，诏谕北汉国主刘继元投降，刘继元毫不理睬，于是，宋太宗命宋军发机石攻城。五月初一，攻破太原西南羊马城。　　这时候，上演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北汉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感到守城无望，不少人开始谋求退路。北汉宣徽使范超率先出城投降。此时，宋军正奋力攻城，个个都杀红了眼，突然看见范超带着一队北汉兵开门而出，还以为是北汉兵出城交战，立即蜂拥而上，抓住了主将范超，并不由分说地将他立斩于大旗下。而太原城中北汉国主刘继元得知范超出降，也下令将范氏抄家斩首。范超的一家老小均被砍下首级，被抛到太原城外。宋军这才知道范超是来投降的，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被误杀了。　　宋太宗又移师城南，继续攻城。北汉外绝援军，内乏粮草，军心开始动摇。北汉国主刘继元欲战无力，只好出降，北汉遂平。宋朝得其十州四十一县的土地。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北汉国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后，北汉名将刘继业据城继续抵抗。刘继业是太原人，本名杨重贵，因年少英武，很受当时北汉国主刘崇的看重，便以杨重贵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素以骁勇闻名，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　　宋太宗爱刘继业忠勇，很想招为己用，于是派刘继元招抚刘继业。刘继业为保全城中百姓，北面再拜，这才释甲开城，迎接宋军。宋太宗大喜，立即授刘继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并加厚赐，复姓杨，名业。之后杨业成为宋朝著名将领，杨业及其后代的事迹被演绎成各种故事，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杨家将》。　　北汉投降后，宋太宗为了断绝北汉臣民的希望，下令焚毁太原城，改太原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将太原城中的僧人、道士及豪民迁往西京洛阳，普通百姓则迁居并州。大火起时，太原城中尚有许多老弱病残者来不及转移，均为大火所吞没。　　伐北汉旗开得胜后，宋太宗志得意满，打算干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州。这里先讲燕云十六州的背景。　　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是指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宜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十六州大致是今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燕云十六州所处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燕云十六州一带是后唐的地盘，归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管辖。石敬塘和后唐皇帝李从珂一直有矛盾。一次，石敬瑭不服从李从珂的调遣，李从珂就派几万军队来攻打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城。石敬瑭抵挡不住。眼见晋阳十分危急，掌书记桑维翰出了个主意，要石敬瑭向契丹人讨救兵。于是，石敬瑭写信向契丹王耶律德光称臣，表示愿意拜契丹（当时还没有改称辽国）国主耶律德光做父亲，并且答应在打退后唐军之后，把雁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土地献给契丹。　　石敬瑭不顾个人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并提出诸多可耻的条件，连手下都觉得很难为情。部将刘知远（后来的后汉高祖）说：“称臣也就可以，当儿子似乎太过分。多送些金帛，契丹兵自然会来，不必许给土地，怕将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莫及。”但石敬瑭一心想快点当上“儿皇帝”，不听刘知远劝告，叫桑维翰写奏章，送到契丹。　　契丹国主耶律德光闻讯大喜过望，亲自率五万骑，解了晋阳之围，并帮助石敬瑭灭掉后唐当了皇帝。之后，契丹吞并了燕云十六州，建立了大辽国，并在幽州建立陪都，叫作南京，又称燕京。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之举，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之后，河北、河东几乎无险可守，中原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和人工防线，为日后契丹、女真、蒙古的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许多史学家将石敬瑭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卖国贼，成为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出主意的桑维翰也被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评为“万世之罪人”。　　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以后，往后各朝代都没有能够收复，流祸深远，贻害长达四百年。后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仅仅收复瀛、莫二州，在攻取幽州时，突然病重，英年早逝。宋朝开国之后，面对辽人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不得不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妄图以这种极为消极的方法来阻止辽军铁骑的冲锋。当然，宋太祖也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过不是靠武力，而是靠金钱。宋太祖在内府库专门设了一个“封桩库”，相当于一个专款专用的小金库，还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打算等到小金库的钱积累够一定数量了，就用这些金钱去赎回燕云十六州的失地。宋太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如此坦率地用金钱私利来衡量敌国大事，为中国封建君主中所罕见。这就是堂堂宋朝开国皇帝的“雄心”，由此推到一百五十年后，女真人的铁骑轻而易举地冲过了宋太祖所种的树木林，直入开封，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再谈谈宋太宗为什么一心要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心态。　　宋太宗在可疑的“斧声烛影”中登上了皇帝位，朝野之中虽然不敢公然议论，但几年来疑云久久不散。所以，宋太宗一心谋取在文治武功上超越宋太祖的地位，以求摆脱宋太祖的阴影。就拿这次伐北汉来说，满朝文武，除了曹彬，其他人都持反对意见，宋太宗却一意孤行。降服北汉后，宋军已经在外征战几近半年，人马劳顿。因此一听说宋太宗要趁势伐辽，志在奇取幽蓟，群臣纷纷反对，宋太宗不听，坚持出兵。　　开始一切都还很顺利，宋军势如破竹，宋将傅潜、孔守正在沙河大败辽将耶律希达，辽东易州刺史刘禹和辽涿州判官刘原德均主动献城出降。宋军一路上没费劲儿就打到了幽州（北京）城下。当时，幽州守将为耶律学古，采取了严防死守的策略，宋军进攻了很长时间，都是徒劳无功。双方呈现出胶着状态。　　而辽国萧燕燕得知幽州为宋军所围后，立即派宰相耶律沙前去增援。耶律沙刚刚出发，辽将耶律休格也主动请缨，率人马前往幽州。　　宋太宗听说辽国有援兵到来后，命令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布阵防守。辽国宰相耶律沙率部先到，与宋军在河滩上激战。经过一番血战，辽兵伤亡惨重，耶律沙急忙下令撤退。宋太宗下令宋军火速追赶。就在此时，耶律休格率军及时赶到，耶律沙立即决定回师。辽军两部合一后，声势大震，宋军一下被冲乱了，结果被打得大败。宋军兵将纷纷被杀，宋太宗那顶皇帝专用的黄罗伞盖则成了辽军的攻击目标。若不是举黄罗伞盖的宋士兵中箭落马，宋太宗可能早就死在辽军刀下了。宋太宗带着残兵败将一路逃跑，鞋也掉了，帽子也飞了，战马也陷进泥里。这时还是杨业赶到，杀退了辽兵，才救了宋太宗的命。　此时已经八月，秋风已起，塞外秋高马肥，宋军在与辽军的对峙中立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宋太宗遭受了高梁河惨败后，决定退兵。不料辽将耶律休格穷追不舍，追得宋太宗狼狈不堪。到了涿州，宋太宗还中了两箭，之后乘驴车逃脱，但随行的宫女、轴重等均为耶律休格所获。后来宋太宗死，便是因为此次的箭疮发作。　　堂堂宋朝天子，竟然差点就做了辽军的俘虏，当时的混乱状况可想而知。而就在巨大的混乱中，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在宋军溃败途中，人人都只顾自己逃命，稍微安全一点的时候，群臣却突然发现宋太宗不知去向。于是人心惶惶，奔走相告，都说皇帝失踪了。更多的人怀疑宋太宗已经在乱军中遭难。于是，有人提议说：“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皇帝下落不明，很可能已经遇难。武功郡王赵德昭是太祖子嗣，应该赶紧立他为皇帝，以安定人心，免得让辽国有可乘之机。”　　前面已经提过，齐王赵廷美本来是该留守开封的，却因为吕端一番话，不得不随从宋太宗出征，以避嫌疑。赵德昭也跟随在军中。　　当然，也有人反对，建议先寻找到宋太宗再说。就在众人争吵不休的时候，有人奔来告诉大家：“皇帝还活着。”于是，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回到开封后，宋太宗心情十分不好，他此次出兵，目的在于提高声望、威服人心，不料却遭到惨败，全军覆没，狼狈逃命不说，连皇帝的屁股上都中了两箭，简直是奇耻大辱。就在宋太宗低沉抑郁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在宋军溃败途中，曾有人谋立赵德昭为皇帝，宋太宗的脸色顿时阴沉得可怕，十分恼怒。但事出有因，他也不好多说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毫无心计的赵德昭自己送上门来。　　因为宋太宗心情极端失落，即使先前攻取太原、收服北汉也不能弥补，因而对在攻取太原中有功劳的将士也不给予奖赏。宋军将士对此意见很大，个个心怀不满。赵德昭见将士们议论纷纷，生怕军心不稳，便善意向宋太宗建议立即论功行赏，以安抚将士。宋太宗正为幽州之败而恼怒，没听完就大怒说：“战败回来，还有什么功劳？什么赏赐？”赵德昭说：“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军征辽虽然失利，但终究荡平了北汉，请陛下分别考核，量功行赏。”宋太宗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喝道：“等到你做皇帝时，再行赏不迟！”赵德昭开始还不明白叔叔为什么突然发火，愣在了当场，后来才幡然醒悟，不敢申辩，只是匆忙出宫。　　回到自己的府邸后，赵德昭气愤难平，问左右随从：“带刀了吗？”随从见他满脸通红，情绪十分激动，不敢说带有兵器，怕出意外，便搪塞说：“我们进宫，按规定不准携带利器，所以身边没有带刀。”赵德昭越想越恼，越恼越悲，迅速走入自家的茶酒阁，关上阁门，取桌上的水果刀自刎而死，死时年仅二十九岁。　　赵德昭气极自杀，不能不说与之前误传宋太宗失踪、宋军欲立赵德昭为帝有关。宋太宗虽然是一时气话，但猜忌之心一览无疑。赵德昭身为宋太祖之子，对之前的金匮誓书和斧声烛影之种种议论不可能一无所闻，一无所想，而现在被亲叔叔猜疑，无以自诉，只能以死来明志了。　　赵德昭之死十分令人意外。宋太宗闻讯后赶来，大为后悔，哭着说：“你这个傻孩子，叔叔只是气头上的话，你怎么也当真，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命以亲王礼安葬赵德昭，赠中书令，追封魏王，后改吴王，又改越王。　　如果有赵德昭之死还事出有因的话，赵德芳之死就格外令人生疑了。赵德昭死后一年多，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宋太祖最小的儿子赵德芳神秘暴病身亡，年仅二十三岁。史书上对他离奇的死没有做任何说明，成为又一桩疑案。朝野间怀疑赵德芳死在宋太宗之手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从来无人敢公开议论。斧声烛影当夜，宋皇后曾对赵光义说：“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其实就是担心赵光义日后会对赵德芳下手，想不到宋后的担心还是不幸而言中。　这里特别要再强调一句，所谓的金匮之盟是宋太宗为了掩人耳目捏造而出来的，虽然能有力证明他得位的合理性，但最终却限制了宋太宗传子的愿望。至此，宋太祖四个儿子全部死去（其中两个早夭），皇位继承的顺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匮誓书上的人也就只剩下赵廷美，宋太宗的亲弟弟。赵廷美的故事，到后面一节再讲。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在壮志未酬的遗憾和许多不堪回首的回忆中驾崩。至此，与金匮之盟与斧声烛影有直接关系的人全部都离开了人世。　　《斧声烛影》一篇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里再提几句后话。　　宋太宗之死却并没有使斧声烛影的风波平息，反而引来多方猜测。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暴死，五、六年内两个儿子也不明不白地丧生，在天下激起了层层波浪。许许多多的有关宋太祖暴死的神秘故事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流传，但大多是对宋太宗不利，几乎都认为是宋太宗杀死兄长夺取了皇位，不但有下毒一说，还有宋太宗用斧子砍宋太祖一说。到了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金人所占，徽、钦二帝被俘虏，成为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而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借了金太宗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之手，报了当日的刀斧之仇。由此可见，宋太宗得位不正的说法在当时是何等深入人心。倘若地下有灵，宋太宗定然也是死不瞑目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宋太宗的子孙们也似乎相信他们的老祖宗杀兄篡位的说法。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幼子早殇，之后一直无子，太子人选因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朝野上下都为此议论纷纷，一种强有力的意见是：宋太祖是宋朝的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继承皇位。此时，到宋高宗赵构一代，血缘已经与宋太祖的子孙相当疏远。因此，对于这种立太祖子孙为太子的提法，宋高宗开始认为是异想天开，往往是严加贬责。但是，突然有一天，宋高宗改变了主意。据说这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开国君主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看到了当日“斧声烛影”的真实情景。宋太祖还严肃地对宋高宗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大宋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还有一种传闻是，曾经出使过金国的使臣回来后说：“金主（金太宗）长得酷似太祖，传说太祖要回来夺皇位。”于是宋高宗说：“太祖皇帝大公无私，有子却将皇位传给弟弟，其后人衰微，朕准备将皇位传给太祖的后人。”最后决定从宋太祖的后人中选拔皇位继承人。　　梦境和传闻也许是假，但宋高宗传位给宋太祖的后代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宋高宗赵构费尽心力，找来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昚（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的直系后人），收为养子，并在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将皇位传给了赵昚，即为宋孝宗。　　第二章　　狸猫换太子　　景德元年（1004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一年。　　从这一年的正月开始，便有十分不好的兆头，宋朝京师开封连续三次发生了地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随后，冀（今河北冀县）、益（今四川成都）、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诸州均发生了地震。　　就在这一年，辽军大举攻宋，北方州县频频告急。在新上任的宰相寇准的竭力劝说下，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宋军皆呼万岁，气势如虹。而辽军孤军深入，已经无力持久。就在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真宗却坚持与辽军谈和，由此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盟约大致的内容是：宋辽约为兄弟之国，辽主（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萧太后（辽圣宗生母萧燕燕）为叔母；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犯，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另外辽军撤退时，宋军不得沿途进行袭击。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厢军，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减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等。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做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军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　　与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李继迁也死在了这一年，但党项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立，孙子李元昊更是在后来建立了西夏国，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　　同一年，宋朝出现了铜版印刷。此时的铜版印刷主要用于印制广告，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版，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印版上方标明店铺字号“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正中有店铺标记——白兔捣药图，并注明“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还有一段广告文字：“收买上等纲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加饶，请记白。”铜版印刷的发明，反映了宋朝印刷技术的发展，也是宋朝经济与文化繁荣的有力佐证。　　这一年，是宋朝“积弱”的开始，宋真宗赵恒也因澶渊之盟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最初在宋太宗赵光义的传位名单上，并没有赵恒的名字。这个在机缘巧合下幸运地被立为太子的人，在登上皇位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而宋朝继“斧声烛影”后的另一大诡异传闻“狸猫换太子”，也与其有直接的关联。　　一 有惊无险的真宗即位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雄心勃勃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以创立不世的军功来超越其兄赵匡胤，于是率军亲征辽国，结果大败。宋军几乎全军覆没不说，连皇帝本人的屁股上也中了辽军两箭。之后，宋太宗长年累月受到箭伤的折磨，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尽管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波折重重，但在宋太宗晚年，还是立赵恒为太子。尤其随着箭疮复发、病情加重，宋太宗开始想方设法巩固太子的地位，名臣吕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从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扶助太子即位的好戏。　　吕端担任宰相时已经六十一岁，这之前，他在地方和中央朝廷都做过官，经验丰富。不过，吕端信奉黄老思想，奉行清静无为的政治策略，以清简为务，并无显著政绩。因此，曾有不少人反对宋太宗任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宋太宗当即反驳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关于这句话的前因，前面已经在《斧声烛影》中讲述，这里不再赘述。　　据说在重用吕端之前，宋太宗还专门写了一首《钓鱼诗》，其中两句是：“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宋太宗以周文王自诩，而将吕端比作姜太公，显然对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后来，吕端果然不负宋太宗所托，将一场针对太子赵恒的宫廷政变不动声色地消于无形之中。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在位二十二年的宋太宗因箭伤发作去世。之前，宋太宗已经立赵恒为太子，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太子赵恒登基为帝，这没有任何疑问。然而，偏偏后宫事多，宦官与皇后勾结起来，掀起了一场倒太子的风波，由此还牵扯出早已经被废为庶人的宋太宗长子赵元佐。　　宋太宗皇后李氏自己没有儿子，但她偏爱宋太宗长子赵元佐。之前，赵元佐本来是最有希望被立为皇太子的，但他同情被宋太宗迫害致死的赵廷美，借发狂来发泄对父皇的不满，因此被废为庶人。之后替代赵元佐位置的是弟弟陈王赵元僖，赵元僖却又莫名其妙地死去，皇储人选再一次空缺。赵元僖的死对赵元佐而言，自然是个新的机会。李皇后在宋太宗面前为赵元佐说了很多好话，希望能立赵元佐为皇太子，朝中拥护立赵元佐的大臣也不在少数。　　不过，宋太宗却有自己的心思。他不是不爱赵元佐，原因是赵元佐虽是他的儿子，却还是政治上的敌对派。赵元佐同情赵廷美，谁知道他当上皇帝后会做出什么事，搞不好要为赵廷美平反。更说不准赵元佐一发疯，将皇位让给了赵德昭或者德芳或者廷美的后人。这自然是宋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经过反复权衡后，宋太宗还是决定考虑赵元佐的同母弟赵元侃（即后来的赵恒），赵元侃性格软弱，没有兄长赵元佐那样反叛。但宋太宗一时还下不了决心，便想征求寇准的意见。　寇准即民间传说中的寇老西儿。他是华州下邽（音gui，同归，今陕西渭南县））人，少年好学，通晓《左传》等经典古籍。七岁随父登华山时，便留下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的诗句。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准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多喜录用中年人，有人便劝寇准在殿试的时候多报几岁年龄，以增大录取几率。寇准却严肃地说道：“我正思进取，怎么能欺君瞒上呢！”还是如实申报，结果，寇准凭借满腹经纶，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虚衔），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与寇准同榜中进士者还有李沆、王旦和张咏，这四人后来均成为北宋名臣。　　寇准少年得志，在朝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大殿奏事，极言利害，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多有抨击。宋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站起来要回内宫。寇准却上前扯住宋太宗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旁边的大臣都为寇准捏了一把冷汗。事后，宋太宗想明白了，反而十分赞赏寇准的执拗，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话虽如此，但宋太宗对寇准始终不能像唐太宗对魏征那样亲密无间，倍加信任，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寇准夫人宋氏是宋太祖宋皇后的幼妹。宋太宗始终没有忘记当时宋皇后急召赵德芳进宫即位的事，这也是为什么宋皇后死后，宋太宗甘冒天下汹汹之口的议论，下令不准以皇后礼下葬的原因。宋太宗的胸襟气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时，与知院张逊不合，张逊一直想找机会扳倒寇准。刚好有一天寇准外出办事，路上遇到一个疯子，疯子拜在寇准的马前，高喊“万岁”。张逊借此事弹劾寇准，寇准被贬知青州。寇准离开京师后，宋太宗耳根清净了许多，却反倒有些不习惯，经常询问有关寇准在青州的情况。这次涉及立太子一事，宋太宗便干脆将寇准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　　寇准从青州赶回京师时，宋太宗的伤口已经恶化，痛苦不堪，一见到寇准，立即动情地说：“相公为什么来得这样缓慢？朕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寇准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君臣二人一时感伤，郗嘘不已。　　外臣不得干预内事，尽管宋太宗亲自征询太子人选，寇准还是相当谨慎，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宋太宗要早日拿主意。于是宋太宗提出想立第三子赵恒（即赵元侃），寇准以一句“知子莫若父”委婉地表示了支持，赵恒立太子一事因此而定。不过，寇准几经宦海沉浮，结局并不好。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有赵普和卢多逊的党争，在宋真宗一朝，则有寇准和丁谓之争。这一节到后面讲到澶渊之盟时再详述。　　重新回到宋太宗病危的话题。宋太宗临终前，宋太宗皇后李氏和宦官王继恩联合起来，决定废除太子赵恒，改立宋太宗长子赵元佐。　　王继恩就是曾经在斧声烛影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宦官，可以说，他在宋太宗即位的问题上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宋太宗坐稳皇帝宝座后，也知恩图报，派王继恩代天子巡视，又任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平定西蜀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起义。王继恩到任后，不知兵事，却独断专行。先锋官马知节不肯依顺他，他便尽收其军，只给马知节三百名老弱士兵，派去守彭州。马知节多次请求调拨精兵，王继恩就是不答应。后来，农民军十万人攻城，从早晨到黄昏，马知节部下士兵多战死。马知节横槊突围而出，招来援兵，呐喊着再次攻进城，农民军才溃败。宋太宗得知后，也没有追究王继恩。农民军起义失败后，宋太宗专门设宣政使之职，授予王继恩。这是宋朝立国以来首开重用宦官的先例。王继恩身为宋太祖一朝的宦官，却在宋太宗一朝得宠，权势熏天，原因只能从当年斧声烛影的雪夜中找理由了。　　偏偏是这个备受宠信的王继恩，为什么在宋太宗病危时再一次参与了皇太子废立大事呢？　　我们先来看李皇后的背景。李皇后为淄州刺史李处耘的次女，宋太宗即位后才入宫，无缘参与之前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权力争斗。李氏先是被封为贵妃，六年后立为皇后。李氏自己曾有一个儿子，但早早夭折，之后一直无子。史载李皇后“性恭谨庄肃，抚育诸子及嫔御甚厚”，意思是李皇后为人宽厚，不仅对待宋太宗的儿子们很好，而且与后宫的众嫔妃也相处融洽。这样一位难得的宅心仁厚的好皇后，怎么会突然与宦官王继恩勾结，预备废除太子赵恒，而改立一直被皇室认为得了癫狂症的赵元佐呢？　　显然，赵元佐并没有真的得癫狂症，时人都清楚这一点。李皇后本人也相当偏爱赵元佐，但她长年身处大内深宫，也没有能力左右政局，根源应该还是在王继恩身上。　　按正史记载，早在赵恒被立为太子之前，心腹潘阆就劝王继恩说：“寿王（赵恒当时封寿王）自认为他一定会被立为皇太子，假如事成，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寿王也不会感激我们；如果我们推荐本来不当立的皇子当上太子，新君继位后，肯定感激我们的拥戴之功，这样才对我们有利。”王继恩深以为然。尽管后来赵恒被是立为太子，王继恩也仗着宋太宗的宠信，多方构陷。　　潘阆，字逍遥，又号逍遥子，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为人狂放自傲，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最初以卖药为生。王禹偁《寄潘阆处士》描写他说：“烂醉狂歌出上都，秋风时节忆鲈鱼。江城卖药长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一片野心云出岫，几茎吟发雪侵梳。算应冷笑文场客，岁岁求人荐《子虚》。”至道元年（995年），经王继恩推荐，宋太宗召对潘阆，颇为满意，赐进士第，授四门国子博士。潘阆为王继恩所举荐，自然感恩戴德，从此成为王继恩的亲信。　　然而，王继恩已经是两朝元老，在宋太宗一朝权势更是达到了顶峰，风头无人能及。作为一个宦官，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已经是垂暮之年的他，为什么要再一次以身犯险，置身于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的宫廷斗争中呢？显然，这其中不仅仅是潘阆所说的拥戴之功那么简单。　　除了宋太宗本人，王继恩应该是最清楚当年斧声烛影真相的人了。他在关键时刻违背了宋太祖皇后宋氏的旨意，从而直接导致了皇位继承人的变更。后来赵德昭、赵德芳和赵廷美相继死去，宋皇后也备受冷遇，先是被迁到西宫，之后又被迁到东宫，在落寞中死去后，而且没有以皇后的礼仪下葬。这其中的种种曲折，种种风波，王继恩都看在了眼中，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其中的内幕和蕴义。如此一来，他的内心显然不能风平浪静，也无法安稳地坐享荣华富贵。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站在同情赵廷美的赵元佐一边。也许他认为只有赵元佐上台，才最可能对宋太祖的子孙做出补偿。此时的王继恩，已经是花甲之年，已经达到了旁人不能企及的巅峰，所以，他甘冒生命危险参与废除太子的行动，只能充分证明他对曾经的一些作为有懊悔之心。而他两次参与皇帝继立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更加证明了宋太宗得位之不正。　　王继恩敢于以宦官身份参与废立大事，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太子赵恒的势力相当弱。这也是宋太宗觉得自己身体将要不行了的时候，匆忙扶吕端上马任相的主要原因。事实确实证明，吕端此人小事糊涂，大事一点都不含糊。　　宋太宗病危时，吕端进宫探望病情，发现太子赵恒不在宋太宗旁边伺候，当即就起了疑心，担心宫中有变。于是，他用毛笔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大渐”，意思是皇帝病危，派亲信紧急送给太子赵恒，让太子进宫侍奉宋太宗。然而，时隔不久，宋太宗就驾崩西去，结束了叱咤风云的一生。这时候，王继恩进来对吕端说：“李皇后召见宰相，请宰相速到中书，商议该由谁继位。”　　［注：前面在《斧声烛影》中已经提过，宋朝相权大为降低，虽然也沿袭唐制，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门下、尚书均移到皇宫外，只有中书在皇宫内办公，称政事堂。］　吕端一下听出这话里有话，明明赵恒早已经被立为太子，太子就是皇位继承人，还要商议什么？显然，李皇后是有意废除太子。吕端大为紧张，故意对王继恩说：“先帝已经提前写好了遗诏，就藏在书阁中。还要麻烦宣政使（王继恩的官职）跟我一起去检寻出来，一看就知道由谁来继承大统。”王继恩听说宋太宗留下遗诏，立即大为紧张，便想先拿到手，如果上面写的名字不是赵元佐，还可以毁掉。　　吕端和王继恩二人一同来到书阁，王继恩迫不及待地抢先进去。结果，他刚一进去，吕端就将门关上落锁。见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王继恩这才醒悟过来，他竟然糊里糊涂地中了一向以“糊涂”著称的吕端的计。　　吕端设计将王继恩锁在书阁中后，急速来到中书政事堂。李皇后正在那里等候，见到吕端独自前来，非常惊讶，于是说：“宫本晏驾。自古以来，立嗣君以年长才顺理成章，现在该怎么办呢？”言语之中已经明显暗示应该由宋太宗长子赵元佐来即位。吕端立即大声说：“先帝立定赵恒为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李皇后没有王继恩的武力支持，惶然不知所措，只得默不作声。　　于是，太子赵恒顺利入宫，到福宁殿即位，垂帘引见群臣。吕端生怕有人假冒太子，站在殿下不拜，奏请卷帘，等到上殿确认帘子后是真太子赵恒时，这才返回殿下，率领群臣跪拜。这样，幸得吕端处置得当，一场蠢蠢欲动的宫廷政变被消弭，太子赵恒得以顺利登基为帝，是为宋真宗。　　宋真宗即位后，谋立赵元佐的宋太宗皇后李氏被尊为皇太后，迁居西宫嘉庆殿。但王继恩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他就此失宠不说，还被逮捕下狱，多年来辛苦积累的家当均被籍没。后被贬黜为右监门卫将军，安置在均州，不久后死去。　　王继恩倒台后，其心腹潘阆怕受牵连，亡命江湖，逃到山西南部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后来被宋真宗逮捕审讯，但因为并无大罪，不久便获宽释，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州）参军。复出后的潘阆很少参与政事，放怀湖山，遨游于大江南北，与寇准、王禹偁、林逋等名士交游唱和，成为宋朝有名的大词人。　　至于另一被涉及的人物赵元佐，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此事，又是宋真宗的亲哥哥，所以未受牵连，安然无事。不仅如此，宋真宗还恢复了赵元佐的楚王爵位，并多有赏赐，对亲哥哥十分友善。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赵元佐再也没有与亲弟弟见面，一直到死。由此也可见赵元佐的真性情，他可能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却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个天下最富贵、最没有骨肉之情的皇家的厌恶。因为与世无争，赵元佐安享富贵达三十年之久，一直到宋仁宗年间才病逝。　　赵元佐还有个弟弟叫赵元俨，排行第八，便是戏曲中著名的八贤王的原型。赵元俨在宋仁宗即位前后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宫廷争斗，这一节到后面讲到刘娥专权时再提。　　吕端在宋真宗即位中立下大功，此后备受信任。宋真宗每次召见大臣时，对吕端都是恭敬地拱手作揖，从来不直呼名字。吕端身材高大，因年迈行动更加不便。殿前石阶稍高，宋真宗就让木匠改加木制的小台阶，并专门在便殿召请他商议军国大事。吕端患病后，宋真宗不但免去了他进殿朝见的礼节，还亲自到家中探望。咸平三年（1000年），吕端病卒，年六十六岁，赠司空，谥正惠。　　特别要提到的是，宋真宗赵恒即位后不久，下旨追复了先前被宋太宗贬死的皇叔赵廷美的秦王爵位，追赠自杀的堂兄赵德昭为太傅，追赠莫名身死的堂兄赵德芳为太保。　　一般来说，儿子很少翻老子的定案。宋真宗性格远比宋太宗仁厚，但他敢追复赵廷美的爵位，多少说明他跟兄长赵元佐一样，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父亲迫害骨肉的事实，因此出于愧疚之心，一上台就对叔叔和堂兄做出补偿。这也间接证明，即使是宋太宗的儿子，也认为赵廷美死得冤枉，赵德昭赵德芳死得可疑。宋太宗在位时，也许没有人敢公然议论这些事情，但他的私心昭然若揭，路人皆知，连自己的儿子们都不会跟他一条心。　二 花鼓女当上了皇后　　宋真宗的软弱性格在“澶州之盟”一篇中已经充分展现，这多少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会在晚年受制于皇后刘氏。历史上的刘皇后颇富传奇色彩，她原是个花鼓女，偶然的机会当上了皇后，此后的一生与宋朝的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对北宋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氏本名刘娥，太原人。父亲刘通曾任虎捷都指挥使、嘉州刺史，跟随宋太祖赵匡胤征伐太原时死于半途，刘家自此衰落，流落到蜀地。刘娥还是婴孩时，母亲一病而亡。开始还有外祖父家可以依靠，但外祖父家门庭衰弱、人丁稀少，朝暮也得为饮食发愁，刘娥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个拖累。因为无依无靠，刘娥有好几次都想要悬梁自尽，离开这个苦难的人生。少年贫寒的滋味，使这个本来天真明媚的少女比寻常女子多了更多的欲望和心机。　　有一天，刘娥无意中站在门前。刚好一个相士走过，看见了刘娥，便一直呆望着她，从上至下看个不停。刘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问相士说：“你不走路，光看我干什么？”相士说：“我并非心存歹意，只因你的品貌大贵。我一生相人甚多，今天遇见你这相貌，还是第一次。”刘娥疑心相士存心说这样的谎话，不过是为了骗几个相金，便说：“我是贫寒之人，没有相金给你，你就不要讲谎话骗人了。”相士说：“我并不要你的相金，请将手伸出与我一看，就可断定。”刘娥正是穷极无聊的时候，心想：既然不要相金，给他看下也无妨，于是将一双纤纤玉手伸了出来。相士仔细看过后，连连说：“后妃之相，后妃之相。”　　刘娥听了也没太当回事，心想自己贫困到这般田地，又处在僻陋的乡间，哪里来的后妃呢？但人处在困境的时候，是需要精神支柱的。刘娥身为女子，不可能有男子那种靠苦读争取功名的理想，于是便将相士的话作为宽解自己的法宝，此后虽然多次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但她也没有再生过自尽的念头。　　豆蔻年华的刘娥出落得娇小玲珑，纤茖秀媚。她性情聪明机警，学会了一种久已失传的古乐——鼗（音tao，同淘）鼓。鼗鼓是一种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鼗鼓本来只是寻常之物，敲打起来没什么可听的曲调，但刘娥天资聪颖，能将鼗鼓按她自己的意思变化运用，加上出众的容貌和生动的说唱，使旁人往往不知不觉地陶醉于她的鼗鼓表演。　　刘娥十几岁时，被外祖父家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的正史只说龚美是刘娥的邻居，二人以兄妹相称，其实是为了掩盖刘娥早已经嫁过人的事实。龚美打算到京师去做生意。刘娥也想跟随丈夫去京师见见世面。龚美是因为贫穷得过不下去了才想去京师谋生，担心带上刘娥是个拖累，因此不肯答应。刘娥猜到龚美的小心思，笑着说：“不用忧虑盘缠，我有随身本领，到处都可以吃饭，决不会拖累你。”话说到这份上，龚美也没法推辞，只好答应了。于是，夫妻二人一起上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趟京师之行直接改变了这对贫贱夫妻的人生。　　刘娥一路靠打鼗鼓赚钱。旁人见她艳若桃花，珠喉婉转，花鼓又打得高下疾徐，极有节奏，因此钱给得格外多。就连丈夫龚美在一旁也看了眼红，于是制作了一面小小的铜锣，与刘娥的鼗鼓配合，居然成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戏。花鼓戏在当时是个新鲜花样儿，二人一路逢州过县，轰动了不少地方，刘娥因此还小有积蓄。　　到了京师后，龚美继续操老本行，去做银匠，但生意非常不好，走投无路时，甚至想卖掉刘娥。刘娥只得重操旧业，打起了鼗鼓。京师虽然繁华，却从来没有见过花鼓戏这种玩意儿，刘娥一出场便一炮而红，轰动一时，人人争相前来观看，刘娥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此时赵恒时年十四岁，被封为襄王，还没有被立为太子。他尚未娶妻，因年少好奇，听说蜀中女子才貌双全，艳慕不已，一心想找一名川妹子做侍妾。他听到鼗鼓女子刘娥的事情后，心痒难耐，便带了几个近侍，微服去看刘娥的表演。　刘娥虽然年纪不大，但却深通人情世故，她见皇子亲临，自然要使出拿手好戏。赵恒初见刘娥的花容玉貌，已经被美色弄得目眩神迷。加上刘娥有意地目挑眉语，暗中传情，更惹得赵恒意马心猿，一刻也忍耐不住。一回到府邸中，赵恒立即命人去向龚美买下刘娥，接进府中，作为襄王府侍女。刘娥天生丽质，聪明伶俐，极得赵恒欢心。二人年龄相当，都是少年心性，立即如胶似漆，形影不离。　　赵恒乳母泰国夫人却对来历不明且出身低贱的刘娥十分不满，要求赵恒将刘娥驱逐出去。赵恒正当少年，遇到刘娥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情投意合，如何能轻易舍弃。赵恒乳母见赵恒不听话，便到宋太宗面前告状。宋太宗听说儿子小小年纪便沉溺于女色，勃然大怒，勒令赵恒立即将刘娥逐出襄王府。　　父命难违，皇命更不可违，但赵恒实在舍不得刘娥，于是表面将刘娥送回四川老家，但暗中却将其送到亲信幕僚张耆（原名张旻）的家里。张耆悄悄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娥，而他自己每天都睡在襄王府中，这显然是为了避嫌。　　刘娥离开襄王府后，赵恒奉宋太宗命娶名将潘美第八女为妻，潘氏是他的第一位正妻。虽然赵恒一有机会，就悄悄去张耆家与刘娥私会，但刘娥当此处境，心情可想而知。然而，与寻常女子相比，刘娥与众不同的心机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她并没有怨天尤人，自怨自艾，而是在张耆家博览群书，遍读史经，研习琴棋书画。如此善解人意的聪明女子，自然会令赵恒更加另眼相看。可以说，刘娥是赵恒第一个真正爱上的女人，这份爱情，也极为难得地保持了一生。　　刘娥始终在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十五年。一直到宋太宗晏驾，赵恒即位为宋真宗，刘娥才得以重见天日。她进宫后立即被封为美人，不久便进为德妃。按宋宫制度，皇后以下的内命妇主要有妃、嫔两等。妃有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四等，而嫔的等级达十七等，其下又有婕妤为一等，美人为一等，才人和贵人为一等。当时宋真宗第一任妻子潘氏已死，又续娶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的第二女郭氏为妻。宋真宗即位后，封郭氏为皇后。刘娥生性机敏，机巧多变，她侍候郭皇后十分殷勤，与其他嫔妃杨淑妃等人也相处得很好。如此八面玲珑的女人，加上刘娥年纪比郭皇后和杨淑妃都要大许多，不那么具有杀伤力和威胁力，因此宫中上下都与刘娥交好，无人不称她贤德。　　随着时光的流逝，刘娥已经不复往日的青春貌美，但宋真宗依旧迷恋她，这大概是旧情难忘。因为宋真宗的宠幸，刘娥在宫中地位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表面谦和的女人，内心深处却越来越紧张，因为她深知以色事君，必不能长久，何况她已经年老色衰，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皇家子嗣身上。然而，她已经年近四十，早已经过了女人的生育年龄，该怎么办呢？　　而宋真宗此时也对儿子有无比强烈的渴望。他的发妻潘氏青春早逝，没有留下子嗣。之后的郭皇后虽然连生三子，但都生下后不久夭折。另一受宠的妃子杨淑妃生子也是如此情形。宋真宗望子心切，又选纳前宰相沈义伦的孙女沈氏进宫为才人。此时的沈氏只有十四岁，又是名门之后，显然给刘娥带来不言而喻的巨大威胁。　　景德三年（1006年），郭皇后去世后，刘娥三十七岁，年纪在后宫嫔妃中最大，但在后宫地位也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刘娥的卑微出身，成为她当上皇后的最大障碍。而朝中群臣一直赞成立沈才人为新皇后，宋真宗对此也不表态，显然是因为偏爱刘娥的缘故。为了压过沈才人，刘娥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命令自己的侍女李氏去服侍宋真宗。　　李氏原是杭州人。父亲李仁德在吴越王时曾任左班殿值，母亲早已经过世。吴越归顺于宋朝后，李仁德在迁徙汴京的途中染病身亡。继母携所生子改嫁，只剩下李氏孤零零的一个人，因无以为生，只好削发为尼，在尼姑庵讨一口饭吃。刘娥有一次到尼姑庵礼佛，见李氏相貌娇美，举止从容，料其必是大家闺秀，便与其交谈。李氏应答极为得体。刘娥得知李氏身世后，顿起同病相怜之感，于是将李氏带出尼姑庵，收为自己的侍女。李氏文文静静，沉默寡言，深得刘娥信任。　李氏年轻美丽，性情温和，她被刘娥派去宋真宗身边，职务是司寝，专门负责伺候宋真宗入睡，刘娥的目的显而易见。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宋真宗想要子嗣都想得疯了，闻讯大喜，不离左右，闲暇游赏之时也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　　有一天，李氏在随宋真宗登砌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砌台。李氏心中不喜，宋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等内侍将钗捡回来呈上一看，竟然没有任何损伤，宋真宗不禁心花怒放，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李氏和侍从都不明所以。　　之后，李氏不负众望，顺利产下一个男孩。宋真宗已经是中年，本以为再也不会有儿子，甚至还收养了宗室子弟在身边，以防将来无子继承皇位。如今，这李氏竟然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宋真宗还将砌台玉钗一事告诉李氏，认为得子是天意。　　刘娥也很是高兴，立即将李氏的孩子据为己有，还对杨淑妃说：“如果娘子（宋宫大内对妃嫔的称呼）与我一起抚养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不忘大恩。”杨淑妃为人随和，一口答应下来。之后，刘娥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宋真宗宠爱刘娥，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　　尽管赵祯被说为刘娥所生，但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只不过没有人敢公开谈论罢了。刘娥为了掩饰自己的出身，曾经四处找刘姓高官拉关系，套近乎，想攀门高亲，认个高贵的祖先，从而为她当上皇后搬开绊脚石。龙图阁直学士刘烨自十二代祖先北齐中书侍郎刘环俊以下，代代为官，家世显赫，结果被刘娥看中。刘娥主动找刘烨攀亲，以明显暗示的口气说：“听说你是名门望族，我想看你的家谱，说不定咱们是同宗呢。”然而，刘烨却清高得很，不肯攀附权贵，连连摇头说：“不敢，不敢。”碰了个钉子，刘娥还不死心，一直追要家谱。刘烨无法应付，急中生智下，假装中风晕倒在地，被人抬出宫去，这才摆脱了刘娥的纠缠。之后，刘烨坚决请求外放为官，刘娥才只好作罢。　　正因为刘娥出身低贱，所以宋真宗一提出打算立她为皇后，立即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时相持不下。因而郭皇后死后，皇后之位空了很久。　　宋真宗最后还是忍不住对刘娥的喜爱，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刘娥为后。他先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想取得支持。本来皇帝亲自屈尊，赵安仁该卖个面子才行。不料，赵安仁以刘娥出身卑微为由，坚决反对立她为后。宋真宗一开始就碰了个大钉子，自然很不高兴。此门不通，只好另想他法。　　第二天，宋真宗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为人阴险，前面曾经提过因他谗言导致寇准罢相，他与赵安仁素来不和，便想趁机排挤赵安仁，于是告诉宋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看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这句话十分的阴险，当时任何反对立刘娥为皇后的大臣，都会建议立前宰相沈义伦孙女沈氏为皇后，王钦若这话是典型的下套子。但宋真宗却没有看出王钦若的伏笔，果然去问赵安仁的意见。赵安仁老老实实地建议说：“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出身显贵，可以做皇后。”宋真宗很是失望，将赵安仁的建议告诉了王钦若。王钦若立即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赵安仁会这样说。因为他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宋真宗一听这话，明显觉得赵安仁是在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定决心立刘娥为后。　　就在这个时候，宰相王旦忽然称病，不再上朝。这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是变着法子在表示反对立刘娥为皇后。刘娥见反对势力来势汹汹，只好故作谦虚，向宋真宗“固辞”，表示自己可以不做这个皇后。　当年宋真宗倾心爱慕刘娥，虽被迫分离，却暗自违抗父亲旨意，大搞金屋藏娇。由此可见他的逆反心理。如今他已经是九五之尊的皇帝，群臣越是阻止，刘娥越是谦让，宋真宗越是恼怒，非要让心上人当上皇后不可。不过为了平息众议，宋真宗大加封赏重臣和宗室：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之后，又将册后礼仪一切从简，以免激怒众臣。　　尽管如此，立后还是风波不断。宋真宗想让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进封皇后的诏书，派丁谓去传达旨意。杨亿性情耿介，不附权贵，不支持立刘娥为皇后，坚决不肯奉旨。丁谓劝道：“你勉强草拟成，不愁不大富大贵！”杨亿却是个尚气节的人，当即回答说：“像这样求得富贵，可不是我所希望的！”丁谓没有办法，只好如实回报。宋真宗只得让别的学士去草拟诏书。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终于被册立为皇后。　　刘娥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娥已经四十三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失去了女人的魅力，所以真正吸引宋真宗的还是她的聪慧和才干。她不仅将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在朝政方面给宋真宗以帮助。刘娥在张耆府中苦读十五年，已经今非昔比，通晓书史不说，对国家大事也颇有见地。宋真宗批阅奏章时，刘娥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她总能援引先前的事例、制度答对，提供恰当的建议，因此深得宋真宗器重，逐渐倚为臂膀。这便是史书所记载的“后性警悟，通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真宗深重之”。　　宋真宗性格软弱，而刘娥精明能干，两人多少有一些互补。宋真宗不但非常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还十分依赖她。俗语所谓的“少年夫妻老来伴”，在这一对帝王皇后身上难得地体现出来。当宋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娥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由是渐干外政”。这也是宋朝立国以来后宫干政的首例。　　最后要提一下当日帮助宋真宗金屋藏娇的张耆。宋真宗即位后，张耆自然官运亨通，一路青云直上。宋真宗后期，张耆任马军都帅，在选兵时因处置不当，下令太过严苛，士兵恐惧，几乎引起兵变。朝野上下群情激奋，都要求治张耆的罪。宰相王旦则认为：如果治张耆罪，今后帅臣无法治御部下；如果逮捕士兵，则引起士兵惊扰，更不可行。加上他知道张耆之前对宋真宗和皇后刘娥有恩，怕皇帝为难，主动出面当和事佬，好让皇帝皇后下台，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于是“乃进耆为枢密副使”（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表面上，张耆升官了，保全了面子，但实际上却被解除了兵权，谋变的士兵也自然安定下来。宋仁宗即位后，刘娥成为太后，实际执掌大权，为了报答当年照顾之恩，又将张耆安插到枢密使的要职。只是，张耆为人平庸，既没有战功，胸中又无谋略，只能当个摆设，坐享厚禄而已。张耆此人颇有意思，他富甲一方，为人却极为吝啬，竟然在家中设置店铺，自己家里所需的百货都要从自己的店铺购买。他还为家人看病，并出售药材，“欲钱不出也”，十分荒唐可笑，在当时被传为笑谈。事见《宋史??卷二十九十??张耆传》。　　三 狸猫换太子　　宋朝有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抢儿子是真，用狸猫换太子却是子虚乌有。有了儿子，对刘后意义非凡，可以说，她用这个儿子换来了皇后的位子，继而换来了大宋的天下。　　刘娥精明过人，自然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她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视赵祯如己出，精心抚育，母子感情十分融洽。刘娥因为年纪已大，怕精力不济，又笼络了比她年轻得多的杨淑妃一起来照顾赵祯。杨淑妃善良宽厚，对赵祯十分细心。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从小就叫刘娥为“大娘娘”，叫养母杨淑妃为“小娘娘”。宋宫中称母后为娘娘，称皇后为圣人。　宋真宗非常疼爱赵祯，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正式下诏册立八岁的赵祯为皇太子。　　而真正的母亲李氏在整件事中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事后被封为崇阳县君，表示赞赏之意。但宋真宗对李氏颇感愧疚，于是经常召幸李氏，李氏又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女儿。李氏因此晋封为才人，算是有了正式的名分。不幸的是，李氏所生的小公主不久后早夭，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毁灭。很难想象李氏沉静的表面下怀着怎样的痛苦，她生下儿子不能抚养，更不能相认，这种巨大的痛苦已经远远超出了常人所能。然而，李氏一直默默地忍受这种痛苦。　　而刘娥却因为李氏的儿子当上了皇后，继而权势熏天。刘娥因为没有什么亲戚，便让前夫龚美留在身边效力。龚美改名刘美，与刘娥以兄妹相称，自此青云直上。在刘娥的支持下，刘美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娥最为得力的助手。谁又能想到，当年的银匠竟然靠着前妻发了家。　　刘娥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丁谓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巡视。大礼结束后，宋真宗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宋真宗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宋真宗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宋真宗看在眼中，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宋真宗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宋真宗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宋真宗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宋真宗得了风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宋真宗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宋真宗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宋真宗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宋真宗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显然，这是在为宋真宗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宋真宗畏惧刘娥的事实。刘娥前来兴师问罪，宋真宗畏惧妻子，只能说没有说过这话。实际上，到了宋真宗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退一步说，即便寇准此举成功，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娥身为太子之母，依然能够干政。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刘娥一定要抢夺李氏之子的原因。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宋真宗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宋真宗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宋真宗不满刘后擅权，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宋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宋真宗和皇后刘娥。宋真宗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宋真宗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宋真宗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境）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他还感到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群臣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却不敢告知宋真宗实情。宋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娘家势力单薄，总让刘后感到不快。有好事者揣测刘后心思，将内情传出，结果一时之间有成千上万个姓刘的人来自认是刘后本家。刘后大喜，来者不拒，全部给予厚赏。京师中姓刘的人家竟然都成了富家大户。　　　那位先是丈夫后是兄长的刘美荣华富贵，自不必说，凡是与刘美沾亲带故的人无不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刘美女婿马季良是茶商出身，不学无术，完全是靠岳父的荫庇才入仕为官。不仅如此，刘娥偏要马季良担任史官。史官需要考试，刘娥知道马季良的斤两，便指派主考官晏殊等人当场替马季良答卷。这就是考官代笔学生答卷的旷古奇闻。后来马季良不但进了史馆，还当上了龙图阁直学士。　　当时，太子赵祯非刘后亲生的事实广为人知，虽然太子本人还不知道，但想以此来离间刘娥和太子关系的人大有人在。古往今来，为皇权杀亲子的亲生父母不绝于史，何况刘娥始终只是个养母。朝臣们很是为太子的处境担忧。副宰相王曾便通过刘娥姻亲钱惟演进言说：“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不定，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刘娥深以为然。再说，她抚育太子多年，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早就有了一份深厚的母子之情。如此，才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机可乘。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几日后，死于大内延庆殿，时年五十五岁。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　　当时一直有种传闻，说宋真宗担心太子年幼，打算将太子托付给八弟泾王赵元俨（即戏曲中八贤王的原型）。据说宋真宗临死前，曾经向病榻前的众大臣示意，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伸出三指。当时群臣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大胆猜测，认为宋真宗的意思是想让自己的八弟赵元俨摄政并辅佐太子赵祯。刘娥知道此事后，立即派人对群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泾王赵元俨听说此事后，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刘娥当权的障碍，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　　这种传闻应当是朝野上下对刘娥干政不满的表现，但却不是事实。宋真宗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宋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宋真宗这才稍稍安心。到了宋真宗晚年，刘娥权势极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宋真宗应该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留下遗诏，尊皇后刘娥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由刘娥全权处分。实际上，这是将太子赵祯托付给刘后，让刘娥掌握了宋朝的最高权力，也是保全太子赵祯的唯一方法。宋真宗为了太子顺利即位，用心可谓良苦。从此，宋朝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史称“章献垂帘”。　按照宋制，皇帝每天都要临御垂拱殿，还要在文德殿正衙接见文武百官，称为“常参”；五天一次在崇德殿或者垂拱殿接见群臣，称做“起居”。宋朝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太后临朝，无章可循，这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形势上到底怎么安排？王曾建议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左，幼帝坐右，至承明殿垂帘听政。丁谓一心想要擅权，不让其他重臣预闻机要政令，暗中通过宦官雷允恭请刘后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书：“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见群臣；大事由皇太后召集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置；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皇太后，由皇太后签署处理意见。”这样一来，皇帝和皇太后不相联系，权柄都被宦官雷允恭把握。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垂帘后不久，刘娥发现丁谓与雷允恭勾结起来，经常欺上瞒下，甚至有挟持自己的意思，自然大为不满。　　机会很快就来了。雷允恭未经刘后首肯便擅移宋真宗陵寝地穴，正巧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此事被王曾揭发出来。王曾一石二鸟，还捎带上了丁谓，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二人“包藏祸心，欲置皇堂于绝地”。丁谓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刘娥垂帘听政的地方为自己辩护。正当他说得滔滔不绝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说：“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显然，不论丁谓有错没错，刘娥已经决定趁这个机会铲除掉丁谓一伙人，所以，连辩护都懒得听了。不久，雷允恭被诛杀，丁谓则被罢相贬谪。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被贬到崖州（今海南），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忧愤中病逝，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柩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陕西渭南）。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前面讲过刘娥对自己家的亲属大力提拔，但她却严防朝臣结党营私，为此，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宋真宗下葬后，刘后满怀感情地左右大臣说：“国家多难，多亏诸公同心协力地匡助，才能有今日。眼下大行皇帝的丧事已经完毕，诸位可以将子孙亲属的姓名都开具给我，我要尽数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信以为真，纷纷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报了上去。刘娥便将这些名字列成图表，贴到寝宫墙上，每逢大臣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要先去核对墙上的图表，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刘娥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大臣任人唯亲，形成强大的个人势力。　　难得的是，刘娥将喧嚣一时的“天书”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宋真宗的永定陵（今河南浚县西南），总算结束长达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停止了宋真宗晚年推崇道教的宗教活动。刘后掌权期间，成都富商还印制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再讲宋仁宗生母李氏的结局。宋真宗死后，刘娥封李氏为顺容，从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这样，李氏就被彻底地赶出了京城，再也无缘与亲生儿子见面。　刘娥还派人寻访到李氏失散多年的弟弟李用和，在朝中当了个小官，既有笼络李氏之意，又可以将李用和作为人质。　　宋仁宗即位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李氏一死，刘娥总算去了一块心病。她不想声张，打算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宰相吕夷简听说后，当着刘娥和宋仁宗的面入奏说：“臣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刘娥勃然变色，立即将宋仁宗拉进后宫，然后才单独召见吕夷简，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宫女病死，当宰相的有过问的必要吗？”吕夷简说：“我身为宰相，凡事都应当过问。”刘娥大怒：“你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么？”吕夷简不慌不忙地奏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还念记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聪明异常，立即领悟这话中的深意，于是下旨厚葬李氏。　　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像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到刘娥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然会勃然大怒，想不到刘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建议去办，还用皇后服盛殓李氏。李氏的父母也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由于事情监护周密，宋仁宗对此毫不知情，刘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刘娥对权力越来越热衷。宋仁宗已经二十岁出头，刘娥仍然不肯还政。大臣们看到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书，请求太后归政。刘娥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将上书者贬斥出朝。　　不仅如此，刘娥还想效法当年的武则天，当当女皇帝的瘾。有一天，她突然向参知政事（副宰相）鲁宗道发问：“武则天是个怎么样的人？”鲁宗道刚正嫉恶，遇事敢言，贵戚用事者都很害怕他，称他为“鱼头参政”（鲁字是个鱼头）。鲁宗道听了刘娥的话，立即领悟出话外之音，斩钉截铁地答道：“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她几乎危害了大唐的社稷！”话一开场就不投机，刘娥也试探不下去了。　　有个善于趋奉的小官方仲弓奏请刘娥仿照武则天宗庙的方法，也给刘氏建立七座宗庙。鲁宗道提醒说：“若立刘氏庙，将来的皇帝如何处置？”刘娥反复考虑，最终还是觉得武则天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于是放弃了称帝王的想法。三司使程琳想拍马屁，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讨好刘娥。刘娥断然将书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但到了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宋朝廷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抑制不住强烈的愿望，想穿天子的衮冕祭祀太庙。群臣纷纷劝阻，副宰相薛奎甚至说出了十分难听的话：“太后若穿皇帝的衣服，有何面目进太庙见祖宗？”但刘娥不听，这也许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天不假年，想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　　祭祀仪式后不久，刘娥忽染寒疾，病得十分沉重，以致卧床不起。宋仁宗遍召天下名医，诣京诊治，始终无效。刘娥逾月而崩，葬于永定陵西北，时年六十四岁。这个几乎步武则天后尘、离女皇帝宝座只差一步的女人，终于结束了离奇而又传奇的一生。　　刘娥临死之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却还用手牵扯她自己的衣服，好像有所嘱托。宋仁宗看了不免怀疑，却不明原因。参政薛奎说：“太后想必是穿了兖冕，不便见先帝于地下。”宋仁宗恍然大悟，于是给刘娥换上皇后的服装殓葬。　　赵祯，这个传说中用狸猫换来的太子，虽然即位已经有十二年，却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成为真正的皇帝。此时的宋仁宗，心情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刘后抚育他长大，一向对他亲厚有加；另一方面，他长期在刘后的压制下，没有自主的权力，根本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令他在感激刘后之余更多的是敬畏。　　直到此时，宋仁宗还是不知道刘娥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刘娥生前，旁人都畏惧刘后，没人敢说。刘娥死了，谁又敢轻易去捅开这桩惊天大案？　　这时候，一个被刘后压制多年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赵元俨。关于赵元俨，应该说刘后忌讳他的传闻肯定不假，反过来，他也一定嫉恨刘娥专权。刘娥活着的时候，他无力与其争锋，但刘后一死，他立即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宋仁宗其生母真相。　　当时，刘娥留有遗命，要求宋仁宗善待杨太妃（杨淑妃），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商议军国大事，意思就是让杨太妃继续垂帘听政。刘娥留下这样的遗诏，完全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确实与杨太妃姐妹情深。　　还在刘娥垂帘听政时，上书要求将朝政还给宋仁宗的大臣就大有人在，甚至许多大臣都因此而遭贬，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刘娥人死了不说，竟然还指定了垂帘听政的继承人，这无疑遭到了大臣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御史中丞蔡齐说：“皇帝已长大成人，了解天下的情况，懂得治国的道理。现在应该独自掌管朝政，怎么可以让女后继续掌权呢？”蔡齐的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殿中侍御史庞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关上大门，放一把火将刘娥垂帘听政那一套摆设给烧掉了。　　宋仁宗当然想独立主政，于是就坡下驴，只准备加封杨太妃为杨太后，不再提垂帘听政一事。刚好八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赵元俨这时候时到了京师，当众反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名号，刘太后已是勉强，难道还要立杨太后吗？”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宰相吕夷简等人都面面相觑。众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诧赵元俨竟然当众揭发了出来。唯独宋仁宗还不明所以，听得一头雾水。　　赵元俨继续说：“治天下莫如孝，陛下临御十余年，却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还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臣子的没有尽职的过错。”宋仁宗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原委。赵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而已。”宋仁宗大惊失色，说：“叔父何不早言？”　　赵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臣早思举发，只恐一经出口，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碍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来，杜门养晦，不预朝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亦与臣同一观念。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死得极为可疑。”赵元俨这话前半段都是事实，后半段却大有捕风捉影之嫌疑，且暗藏杀机。由此可见他被刘后压抑多年，胸中早就憋着一口恶气。　　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半信半疑中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得到证实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　　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说之前的流言不足为信，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　　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宰相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尽管知道了刘娥并非生母，但多年的养育之恩仍然让宋仁宗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强调的是，刘娥听政十二年，宋仁宗不能主政，一直生活在刘娥的阴影下，但宋仁宗之后对刘娥并无任何报复之心，刘娥在世时所实施的政策，也未有大的更改。相比于后来的宋哲宗对待垂帘听政的祖母高太后，宋仁宗实在是个难得的心地仁慈的皇帝。　　之前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多被召回还朝，众人纷纷向宋仁宗控诉刘娥当年的失当举措。只有范仲淹一人对宋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协助陛下十余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宋仁宗回答说：“我也不忍心听人讲大娘娘的坏话。”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刘娥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不知道一向痛恨刘娥的赵元俨本人是什么感受。想来他一定不会情愿，然而，皇帝做媒，却也无可奈何。又或者这本身就是赵元俨的意愿，他看见宋仁宗宠信刘氏家族如故，不如结成姻亲以求固宠。无论如何，这位八大王的真实形象，实在与戏曲中刚直正义的“八贤王”相去甚远。　　第三章　　女中尧舜　　元丰八年（1085年），变革不成的宋神宗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病逝，皇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年仅八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保守派代表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根本不能处理朝政，大权完全在高太后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在高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竭力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中，不一而足。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元祐期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才亲自处理朝政，改元“绍圣”（绍述宋神宗之政）。　　西夏当权的梁太后和兄长梁乙埋也死在这一年。梁太后为夏惠宗李秉常生母，夏惠宗皇后为梁乙埋之女，因此梁氏一家二后，连续操纵两朝政事。梁乙埋多次派兵侵扰宋朝边境，宋鄜延路经略使赵卨曾写信质问梁乙埋，问他为什么要与宋朝结仇。梁太后临终前留下遗书，说西夏世世代代接受宋朝的封爵，宋朝对西夏可谓有大恩大德，但目前宋夏双方战争不息，因此，她决定将遗留的物品上交给宋朝，表示自己并未曾忘记宋朝的恩情。梁太后去世后，夏惠宗将母亲骑过的马匹、白骆驼等物献给宋朝，宋朝派遣刑部郎中杜纮出使西夏，祭奠梁太后。然而，宋与西夏的战事并未就此息止，就在同一年，西夏驸马拽厥嵬名与宋军交战，被宋将赵卨设计擒获。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更化”时，司马光力主将宋神宗时宋军用生命夺取的米脂、安疆、浮图、葭芦等四寨，无偿地送还给了西夏。　　这一年六月，北宋理学家程颢溘然长逝。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今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担任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如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等，颇有治绩，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为元帅，待程颢颇为优厚。当时有个叫张怀素的道士，名气很大。蔡卞也很推崇张怀素，告诉程颢说：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自称不是凡人，已经活过千岁，早在孔子杀少正卯时，他就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程颢听了蔡卞的话后，暗中偷笑不已。后来程颢要去四明山（浙江余姚附近）时，张怀素刚好要去会稽，便想与程颢同行，但他有事没有办完，便派人让程颢稍候。程颢叹息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张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因此没有等张怀素而自行离开。二十年后，张怀素谋反东窗事发，为了脱罪，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却找不到任何程颢与张怀素交往的证据，不得不作罢。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新法，因而被排挤出京师。程颢回到洛阳后，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过从甚密。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举荐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尚未到任便病逝。程颢死后，无论与他有过交往而认识他，或是毫无往来关系的官僚士大夫莫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文彦博采纳众多士大夫的建议，在程颢的墓碑上题上“明道先生”四个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因为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宋朝在这一年的状况，基本上是延续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内耗。随着宋神宗的死，变法派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这一年也因而成为保守派全面反扑打击变法派的转折点。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一 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赵顼（音xu，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却无力阻止，以致成天叫苦不迭。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拦在王安石马前，请求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却被王安石严词拒绝。　　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宫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总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与宋英宗和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内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这样，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废除新法。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说：“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　　凑巧的是，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比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怪风，陕西华山崩裂。古人极信天象，一时间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对新法的人趁机解释这些异象是上天对变法的警告。　李氏年轻美丽，性情温和，她被刘娥派去宋真宗身边，职务是司寝，专门负责伺候宋真宗入睡，刘娥的目的显而易见。果然如其所愿，宋真宗对李氏产生了兴趣，临幸了她。不久后，李氏怀孕，宋真宗想要子嗣都想得疯了，闻讯大喜，不离左右，闲暇游赏之时也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　　有一天，李氏在随宋真宗登砌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砌台。李氏心中不喜，宋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等内侍将钗捡回来呈上一看，竟然没有任何损伤，宋真宗不禁心花怒放，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李氏和侍从都不明所以。　　之后，李氏不负众望，顺利产下一个男孩。宋真宗已经是中年，本以为再也不会有儿子，甚至还收养了宗室子弟在身边，以防将来无子继承皇位。如今，这李氏竟然产下一子，宋真宗喜出望外，给孩子取名为赵受益，后来改名赵祯。宋真宗还将砌台玉钗一事告诉李氏，认为得子是天意。　　刘娥也很是高兴，立即将李氏的孩子据为己有，还对杨淑妃说：“如果娘子（宋宫大内对妃嫔的称呼）与我一起抚养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不忘大恩。”杨淑妃为人随和，一口答应下来。之后，刘娥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宋真宗宠爱刘娥，也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娥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能够垂帘听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段故事后来被演绎成匪夷所思的“狸猫换太子”，其实不过是子虚乌有，但却由此反映出后宫以子争宠的复杂局面。　　尽管赵祯被说为刘娥所生，但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只不过没有人敢公开谈论罢了。刘娥为了掩饰自己的出身，曾经四处找刘姓高官拉关系，套近乎，想攀门高亲，认个高贵的祖先，从而为她当上皇后搬开绊脚石。龙图阁直学士刘烨自十二代祖先北齐中书侍郎刘环俊以下，代代为官，家世显赫，结果被刘娥看中。刘娥主动找刘烨攀亲，以明显暗示的口气说：“听说你是名门望族，我想看你的家谱，说不定咱们是同宗呢。”然而，刘烨却清高得很，不肯攀附权贵，连连摇头说：“不敢，不敢。”碰了个钉子，刘娥还不死心，一直追要家谱。刘烨无法应付，急中生智下，假装中风晕倒在地，被人抬出宫去，这才摆脱了刘娥的纠缠。之后，刘烨坚决请求外放为官，刘娥才只好作罢。　　正因为刘娥出身低贱，所以宋真宗一提出打算立她为皇后，立即遭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时相持不下。因而郭皇后死后，皇后之位空了很久。　　宋真宗最后还是忍不住对刘娥的喜爱，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刘娥为后。他先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想取得支持。本来皇帝亲自屈尊，赵安仁该卖个面子才行。不料，赵安仁以刘娥出身卑微为由，坚决反对立她为后。宋真宗一开始就碰了个大钉子，自然很不高兴。此门不通，只好另想他法。　　第二天，宋真宗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为人阴险，前面曾经提过因他谗言导致寇准罢相，他与赵安仁素来不和，便想趁机排挤赵安仁，于是告诉宋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看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这句话十分的阴险，当时任何反对立刘娥为皇后的大臣，都会建议立前宰相沈义伦孙女沈氏为皇后，王钦若这话是典型的下套子。但宋真宗却没有看出王钦若的伏笔，果然去问赵安仁的意见。赵安仁老老实实地建议说：“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出身显贵，可以做皇后。”宋真宗很是失望，将赵安仁的建议告诉了王钦若。王钦若立即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赵安仁会这样说。因为他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宋真宗一听这话，明显觉得赵安仁是在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定决心立刘娥为后。　　就在这个时候，宰相王旦忽然称病，不再上朝。这其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是变着法子在表示反对立刘娥为皇后。刘娥见反对势力来势汹汹，只好故作谦虚，向宋真宗“固辞”，表示自己可以不做这个皇后。　当年宋真宗倾心爱慕刘娥，虽被迫分离，却暗自违抗父亲旨意，大搞金屋藏娇。由此可见他的逆反心理。如今他已经是九五之尊的皇帝，群臣越是阻止，刘娥越是谦让，宋真宗越是恼怒，非要让心上人当上皇后不可。不过为了平息众议，宋真宗大加封赏重臣和宗室：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之后，又将册后礼仪一切从简，以免激怒众臣。　　尽管如此，立后还是风波不断。宋真宗想让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进封皇后的诏书，派丁谓去传达旨意。杨亿性情耿介，不附权贵，不支持立刘娥为皇后，坚决不肯奉旨。丁谓劝道：“你勉强草拟成，不愁不大富大贵！”杨亿却是个尚气节的人，当即回答说：“像这样求得富贵，可不是我所希望的！”丁谓没有办法，只好如实回报。宋真宗只得让别的学士去草拟诏书。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娥终于被册立为皇后。　　刘娥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娥已经四十三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失去了女人的魅力，所以真正吸引宋真宗的还是她的聪慧和才干。她不仅将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还在朝政方面给宋真宗以帮助。刘娥在张耆府中苦读十五年，已经今非昔比，通晓书史不说，对国家大事也颇有见地。宋真宗批阅奏章时，刘娥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她总能援引先前的事例、制度答对，提供恰当的建议，因此深得宋真宗器重，逐渐倚为臂膀。这便是史书所记载的“后性警悟，通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本末，真宗深重之”。　　宋真宗性格软弱，而刘娥精明能干，两人多少有一些互补。宋真宗不但非常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还十分依赖她。俗语所谓的“少年夫妻老来伴”，在这一对帝王皇后身上难得地体现出来。当宋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娥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由是渐干外政”。这也是宋朝立国以来后宫干政的首例。　　最后要提一下当日帮助宋真宗金屋藏娇的张耆。宋真宗即位后，张耆自然官运亨通，一路青云直上。宋真宗后期，张耆任马军都帅，在选兵时因处置不当，下令太过严苛，士兵恐惧，几乎引起兵变。朝野上下群情激奋，都要求治张耆的罪。宰相王旦则认为：如果治张耆罪，今后帅臣无法治御部下；如果逮捕士兵，则引起士兵惊扰，更不可行。加上他知道张耆之前对宋真宗和皇后刘娥有恩，怕皇帝为难，主动出面当和事佬，好让皇帝皇后下台，提出“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于是“乃进耆为枢密副使”（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表面上，张耆升官了，保全了面子，但实际上却被解除了兵权，谋变的士兵也自然安定下来。宋仁宗即位后，刘娥成为太后，实际执掌大权，为了报答当年照顾之恩，又将张耆安插到枢密使的要职。只是，张耆为人平庸，既没有战功，胸中又无谋略，只能当个摆设，坐享厚禄而已。张耆此人颇有意思，他富甲一方，为人却极为吝啬，竟然在家中设置店铺，自己家里所需的百货都要从自己的店铺购买。他还为家人看病，并出售药材，“欲钱不出也”，十分荒唐可笑，在当时被传为笑谈。事见《宋史??卷二十九十??张耆传》。　　三 狸猫换太子　　宋朝有传奇“狸猫换太子”，流传极广，说的便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用狸猫换取了宫女李氏所生的龙种（即后来的宋仁宗），并将龙种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刘娥抢儿子是真，用狸猫换太子却是子虚乌有。有了儿子，对刘后意义非凡，可以说，她用这个儿子换来了皇后的位子，继而换来了大宋的天下。　　刘娥精明过人，自然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她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视赵祯如己出，精心抚育，母子感情十分融洽。刘娥因为年纪已大，怕精力不济，又笼络了比她年轻得多的杨淑妃一起来照顾赵祯。杨淑妃善良宽厚，对赵祯十分细心。赵祯不明真相，一直以为刘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从小就叫刘娥为“大娘娘”，叫养母杨淑妃为“小娘娘”。宋宫中称母后为娘娘，称皇后为圣人。　宋真宗非常疼爱赵祯，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正式下诏册立八岁的赵祯为皇太子。　　而真正的母亲李氏在整件事中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事后被封为崇阳县君，表示赞赏之意。但宋真宗对李氏颇感愧疚，于是经常召幸李氏，李氏又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女儿。李氏因此晋封为才人，算是有了正式的名分。不幸的是，李氏所生的小公主不久后早夭，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毁灭。很难想象李氏沉静的表面下怀着怎样的痛苦，她生下儿子不能抚养，更不能相认，这种巨大的痛苦已经远远超出了常人所能。然而，李氏一直默默地忍受这种痛苦。　　而刘娥却因为李氏的儿子当上了皇后，继而权势熏天。刘娥因为没有什么亲戚，便让前夫龚美留在身边效力。龚美改名刘美，与刘娥以兄妹相称，自此青云直上。在刘娥的支持下，刘美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娥最为得力的助手。谁又能想到，当年的银匠竟然靠着前妻发了家。　　刘娥干政，引起一些大臣的警惕和不满，这其中以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为首。寇准因为上天书重新得回宰相位置后，开始着力培养自己的亲信朋党，比如推荐丁谓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如果说寇准之前的上天书只是个人品德问题的话，误用丁谓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这一错误严重干扰了当时的朝政。　　丁谓字谓之，宋太宗朝进士。丁谓工于算计，机敏狡猾。他为了迎合宋真宗，大搞上天书活动，曾随宋真宗巡视。大礼结束后，宋真宗下诏赐给随行大臣玉带。当时随行大臣共有八人，但行宫库房中只有七条玉带。不过，尚衣局存有皇帝备用的一条玉带，称为“比玉”，价值八百万钱。宋真宗见玉带数目不足，便想用比玉补足数量。丁谓很想得到这条比玉，但其官位在其他七人之下，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丁谓便故意对办事的官员说：“不必动用尚衣局的玉带，我自己有小腰带，暂且拴上它来行辞谢礼，等回到京城另外赏赐也不迟。”办事官吏觉得丁谓很大度，便具实奏报，宋真宗觉得有理，便按丁谓的方法去做。结果，随行大臣都接受了赏赐的玉带，而丁谓自己的腰带仅仅像指头一样宽。宋真宗看在眼中，觉得十分过意不去，立即告诉办事官吏：“丁谓的玉带与同列官员差别太大，你们迅速取一条来与他更换。”办事官吏报奏说只有尚衣局的那条比玉，于是宋真宗决定把比玉赏赐给了丁谓。事见沈括《梦溪笔谈》，丁谓的机敏诈变由此可见一斑。　　开始，丁谓依附权臣王钦若等人，时人称其为“五鬼”。王钦若便是在澶渊之盟后谗言寇准罢相的人。奇怪的是，尽管丁谓依附王钦若，但寇准却十分欣赏他的才气。宋真宗即位之初，寇准就大力举荐丁谓。当时的宰相李沆（寇准同科进士）十分鄙视丁谓的人品，说：“纵观丁谓的为人，难道可以使其位于他人之上？”寇准为人尖刻，当即回敬道：“像丁谓这样的才气，难道能够长久使其位在他人之下？”李沆说：“日后你总会想起我这句话的。”但寇准始终不以为然。　　丁谓当上副宰相后，开始小心谨慎，对寇准十分谦恭。有一次中书省宴会，寇准在豪饮后，被菜汤沾到了胡须上。丁谓看到后，马上起身为寇准擦拭胡须。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讥讽丁谓说：“你现为参政，国之重臣，怎么能为长官擦拭胡须呢？”丁谓一时难以下台，不由得恼羞成怒，结下深怨，发誓要报复寇准。　　此事也可见寇准的性格，自视甚高，性情刚硬，言语尖刻，经常弄得人难以下台。这些没有必要的口舌之快导致他一生树敌甚多。比如当年签订澶渊之盟的曹利用后来担任枢密使，执掌军机。寇准看不起曹利用，认为其既无品行，又无才气。两人每每有意见分歧时，寇准总是大声训斥曹利用说：“你是一介武夫，怎么能识大体？”由此导致曹利用恨寇准入骨，倒向丁谓一边。二人联合起来与寇准分庭抗礼，导致党争不已。　而随着宋真宗身体状况的恶化，刘娥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宋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对寇准与丁谓两派之间的党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刘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主要是以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副宰相丁谓为首：因刘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　　而之前，刘娥宗族横行不法，强夺蜀地百姓盐井，被人告发。宋真宗念及刘娥，想就此不问。但寇准铁面无私，坚持要求依法惩治，由此得罪了刘娥。只不过刘娥隐忍未发。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宋真宗得了风瘫病，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钱惟演、丁谓一派立即权势熏天。寇准和李迪对此深以为忧。　　宋真宗自以为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宦官周怀政将宋真宗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寇准。有一天，寇准请屏除外人，对宋真宗说：“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宋真宗点头答应。寇准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　　这是相当重大的应变行动。杨亿深知事关机密，非同小可，连夜亲自撰写书稿。然而，纰漏却出在了寇准本人身上。寇准“性豪侈，喜剧饮”，结果喝醉了酒后泄露了机密，被丁谓知道。丁谓质问李迪说：“官家（指宋真宗）马上就要恢复健康，看你们怎样处理此事？”李迪回答说：“由太子参政监国，是古来就有的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　　丁谓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刘娥。刘娥立即在宋真宗面前诬陷寇准要挟太子，预备夺取朝廷大权。史书记载此时宋真宗已经不记得先前与寇准的谈话，于是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显然，这是在为宋真宗打掩护，不过是要掩饰宋真宗畏惧刘娥的事实。刘娥前来兴师问罪，宋真宗畏惧妻子，只能说没有说过这话。实际上，到了宋真宗晚期，刘娥已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宋真宗有心无力，如同当年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情形。　　退一步说，即便寇准此举成功，太子赵祯即位，皇后刘娥身为太子之母，依然能够干政。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刘娥一定要抢夺李氏之子的原因。　　寇准罢相后，李迪和丁谓担任宰相。而寇准被降为太子太傅不说，宋真宗还挑选了最小的地方“莱”，封寇准为莱国公。这是宋真宗恼怒寇准口风不严，导致事败。这个微妙的细节多少可以说明宋真宗不满刘后擅权，只是他天生性格懦弱，已经无力改变。一个强硬的皇后，与一个软弱的皇帝结合，结果只能是皇后干政。如果皇后还比皇帝长寿的话，垂帘听政更是不可避免。　　寇准一派失利，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宦官周怀政一向依附寇准，更是感到深重的危机。当时朝廷崇尚道教，周怀政趁机托神造符，掠取国库钱财，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相当招人怨恨。朝中不少大臣都告发周怀政。寇准因为周怀政一直顺从自己，他也需要在皇宫中有个亲信，因此一直没有追究。　　寇准被罢相后，周怀政日夜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派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接待外使的官员）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准备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丁谓，用寇准为宰相，奉宋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预政，传位给太子赵祯。结果，这件事被杨崇勋告诉了丁谓。丁谓知道事情紧急，立即换上便衣，乘坐妇人用的车辆，连夜找曹利用商量对策。　　第二天，丁谓将此事上奏宋真宗和皇后刘娥。宋真宗下诏审讯周怀政，周怀政满口招认。宋真宗暴怒之下，竟然还想严惩太子赵祯。皇帝发了大火，群臣谁也不敢说话。只有宰相李迪从容地上奏：“陛下有几个儿子？竟然想如此处理。”宋真宗这才醒悟过来，便不再追究太子。　　幸亏李迪从中斡旋，此案才没有株连太多，仅仅只杀了周怀政一人了事。但丁谓却趁机对寇准大加迫害，将其一贬再贬，先是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后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最后被放逐到边远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境）去当司户参军，等于被发配到那里去充军。寇准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准饯行。　　寇准遭贬，据说是丁谓和刘娥勾结起来，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准传》记载，宋真宗一直都不知道寇准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准，他还感到很奇怪，问左右发生了什么事情。群臣这才知道寇准被贬的谕旨并非宋真宗的意思，然而，却不敢告知宋真宗实情。宋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准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寇准被贬斥后，丁谓担心李迪与寇准交好，会帮助寇准复相，于是勾结刘娥，罢免李迪的宰相位。尤其阴险的是，丁谓打算将寇准和李迪置于死地，挖空心思地想出一条毒计，他让去向寇准和李迪传达圣旨的宦官在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使人误以为是降旨赐死的样子。李迪为人耿直，立即上当，一看见宦官就误以为是皇帝降旨赐死，主动要求自裁。幸亏被儿子抱住，才没有枉送性命。宦官如法炮制来找寇准，众人见到宦官杀气腾腾的样子，都十分惶恐。唯独寇准镇定自若，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丁谓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娘家势力单薄，总让刘后感到不快。有好事者揣测刘后心思，将内情传出，结果一时之间有成千上万个姓刘的人来自认是刘后本家。刘后大喜，来者不拒，全部给予厚赏。京师中姓刘的人家竟然都成了富家大户。　　　那位先是丈夫后是兄长的刘美荣华富贵，自不必说，凡是与刘美沾亲带故的人无不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刘美女婿马季良是茶商出身，不学无术，完全是靠岳父的荫庇才入仕为官。不仅如此，刘娥偏要马季良担任史官。史官需要考试，刘娥知道马季良的斤两，便指派主考官晏殊等人当场替马季良答卷。这就是考官代笔学生答卷的旷古奇闻。后来马季良不但进了史馆，还当上了龙图阁直学士。　　当时，太子赵祯非刘后亲生的事实广为人知，虽然太子本人还不知道，但想以此来离间刘娥和太子关系的人大有人在。古往今来，为皇权杀亲子的亲生父母不绝于史，何况刘娥始终只是个养母。朝臣们很是为太子的处境担忧。副宰相王曾便通过刘娥姻亲钱惟演进言说：“太子年幼，非皇后相助不能成长立足；而皇后如果不倚仗太子的名义，人心也不会归附。现在太子前途摇摆不定，权臣心怀鬼胎。皇后如果在此时对太子格外加恩，太子才得平安；只有太子平安了，皇后和刘氏一族才能有倚靠、才能平安。”刘娥深以为然。再说，她抚育太子多年，视若己出，即使是日常饮食也必定要亲自过问，早就有了一份深厚的母子之情。如此，才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无机可乘。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几日后，死于大内延庆殿，时年五十五岁。太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　　当时一直有种传闻，说宋真宗担心太子年幼，打算将太子托付给八弟泾王赵元俨（即戏曲中八贤王的原型）。据说宋真宗临死前，曾经向病榻前的众大臣示意，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伸出三指。当时群臣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大胆猜测，认为宋真宗的意思是想让自己的八弟赵元俨摄政并辅佐太子赵祯。刘娥知道此事后，立即派人对群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泾王赵元俨听说此事后，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刘娥当权的障碍，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　　这种传闻应当是朝野上下对刘娥干政不满的表现，但却不是事实。宋真宗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宋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宋真宗这才稍稍安心。到了宋真宗晚年，刘娥权势极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宋真宗应该深知这一点，所以他留下遗诏，尊皇后刘娥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军国重事，由刘娥全权处分。实际上，这是将太子赵祯托付给刘后，让刘娥掌握了宋朝的最高权力，也是保全太子赵祯的唯一方法。宋真宗为了太子顺利即位，用心可谓良苦。从此，宋朝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史称“章献垂帘”。　按照宋制，皇帝每天都要临御垂拱殿，还要在文德殿正衙接见文武百官，称为“常参”；五天一次在崇德殿或者垂拱殿接见群臣，称做“起居”。宋朝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太后临朝，无章可循，这就给大臣们出了个难题：形势上到底怎么安排？王曾建议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左，幼帝坐右，至承明殿垂帘听政。丁谓一心想要擅权，不让其他重臣预闻机要政令，暗中通过宦官雷允恭请刘后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书：“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见群臣；大事由皇太后召集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置；日常军政则由雷允恭代为转奏皇太后，由皇太后签署处理意见。”这样一来，皇帝和皇太后不相联系，权柄都被宦官雷允恭把握。王曾对这样的安排十分焦虑，可是也无可奈何。　　垂帘后不久，刘娥发现丁谓与雷允恭勾结起来，经常欺上瞒下，甚至有挟持自己的意思，自然大为不满。　　机会很快就来了。雷允恭未经刘后首肯便擅移宋真宗陵寝地穴，正巧所移的方位是个泉眼，是风水中的“绝地”。此事被王曾揭发出来。王曾一石二鸟，还捎带上了丁谓，说丁谓对雷允恭有意护庇，二人“包藏祸心，欲置皇堂于绝地”。丁谓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连忙跑到刘娥垂帘听政的地方为自己辩护。正当他说得滔滔不绝的时候，内侍却卷起了帘子，说：“相公在和谁说话呢？太后早就走了。”显然，不论丁谓有错没错，刘娥已经决定趁这个机会铲除掉丁谓一伙人，所以，连辩护都懒得听了。不久，雷允恭被诛杀，丁谓则被罢相贬谪。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丁谓被贬到崖州（今海南），要经过寇准被贬的雷州。听说丁谓要来后，寇准的家仆打算为寇准报仇。寇准就将这些家仆锁在房间里，放任他们赌博，另外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去送给丁谓。一直等到丁谓走了，寇准才将家仆们放出。　　雷州气候恶劣，生活艰难，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寇准在忧愤中病逝，时年六十二岁。此时，宋仁宗刚刚即位不久，改寇准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然而，圣旨到时，寇准已经死去。　　寇准死后，因家无余财，其妻宋氏（宋太祖开宝皇后的幼妹）入宫启奏，请求朝廷拨款，以从雷州搬运寇准灵柩回故土安葬。结果，朝廷给予的拨款仅够运灵柩到宋氏住地洛阳，根本不够运回寇准故乡下邽（陕西渭南）。当时朝政大权都在刘娥手中，这显然是刘娥故意所为，表明她仍然不忘当年寇准大公无私惩治刘氏宗族之仇。一直到寇准去世十一年后，刘娥病死，宋仁宗得以亲政，才下旨准寇准归葬故土，并为寇准昭雪，下诏复寇准官爵，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宋仁宗还诏命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准撰神道碑，并亲笔题“旌忠”二字为碑额，立于寇准墓前。皇帝亲自题写碑额，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荣耀，由此也总算对寇准几起几落的一生做出了肯定。　　前面讲过刘娥对自己家的亲属大力提拔，但她却严防朝臣结党营私，为此，她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宋真宗下葬后，刘后满怀感情地左右大臣说：“国家多难，多亏诸公同心协力地匡助，才能有今日。眼下大行皇帝的丧事已经完毕，诸位可以将子孙亲属的姓名都开具给我，我要尽数推恩录用，共沐皇恩。”大臣们信以为真，纷纷将自己能想到的亲戚名字都一个不漏地报了上去。刘娥便将这些名字列成图表，贴到寝宫墙上，每逢大臣推荐官员的时候，她都要先去核对墙上的图表，只有榜上无名者才能得到升迁的机会。刘娥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大臣任人唯亲，形成强大的个人势力。　　难得的是，刘娥将喧嚣一时的“天书”作为随葬品一起埋入宋真宗的永定陵（今河南浚县西南），总算结束长达十余年的“天书奇谈”，还停止了宋真宗晚年推崇道教的宗教活动。刘后掌权期间，成都富商还印制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再讲宋仁宗生母李氏的结局。宋真宗死后，刘娥封李氏为顺容，从守宋真宗的永定陵。这样，李氏就被彻底地赶出了京城，再也无缘与亲生儿子见面。　刘娥还派人寻访到李氏失散多年的弟弟李用和，在朝中当了个小官，既有笼络李氏之意，又可以将李用和作为人质。　　宋仁宗即位后的第十年，李氏病重，直到临死前，才得进封宸妃。李氏一死，刘娥总算去了一块心病。她不想声张，打算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宰相吕夷简听说后，当着刘娥和宋仁宗的面入奏说：“臣听说不久前有位先帝宫嫔去世了？”刘娥勃然变色，立即将宋仁宗拉进后宫，然后才单独召见吕夷简，很不高兴地说：“一个宫女病死，当宰相的有过问的必要吗？”吕夷简说：“我身为宰相，凡事都应当过问。”刘娥大怒：“你难道想离间我们母子么？”吕夷简不慌不忙地奏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还念记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聪明异常，立即领悟这话中的深意，于是下旨厚葬李氏。　　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像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到刘娥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然会勃然大怒，想不到刘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建议去办，还用皇后服盛殓李氏。李氏的父母也都得到追封，弟弟李用和也再一次推恩晋升。由于事情监护周密，宋仁宗对此毫不知情，刘娥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刘娥对权力越来越热衷。宋仁宗已经二十岁出头，刘娥仍然不肯还政。大臣们看到皇帝已经成婚多年，尚且不能独自理政，便纷纷上书，请求太后归政。刘娥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将上书者贬斥出朝。　　不仅如此，刘娥还想效法当年的武则天，当当女皇帝的瘾。有一天，她突然向参知政事（副宰相）鲁宗道发问：“武则天是个怎么样的人？”鲁宗道刚正嫉恶，遇事敢言，贵戚用事者都很害怕他，称他为“鱼头参政”（鲁字是个鱼头）。鲁宗道听了刘娥的话，立即领悟出话外之音，斩钉截铁地答道：“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她几乎危害了大唐的社稷！”话一开场就不投机，刘娥也试探不下去了。　　有个善于趋奉的小官方仲弓奏请刘娥仿照武则天宗庙的方法，也给刘氏建立七座宗庙。鲁宗道提醒说：“若立刘氏庙，将来的皇帝如何处置？”刘娥反复考虑，最终还是觉得武则天的历史不会再重演，于是放弃了称帝王的想法。三司使程琳想拍马屁，献上一幅《武后临朝图》讨好刘娥。刘娥断然将书册当众掷在地上，对众人说：“我绝不会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但到了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宋朝廷要举行祭太庙的大典，刘娥抑制不住强烈的愿望，想穿天子的衮冕祭祀太庙。群臣纷纷劝阻，副宰相薛奎甚至说出了十分难听的话：“太后若穿皇帝的衣服，有何面目进太庙见祖宗？”但刘娥不听，这也许是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天不假年，想在生前穿一次天子衮冕。　　祭祀仪式后不久，刘娥忽染寒疾，病得十分沉重，以致卧床不起。宋仁宗遍召天下名医，诣京诊治，始终无效。刘娥逾月而崩，葬于永定陵西北，时年六十四岁。这个几乎步武则天后尘、离女皇帝宝座只差一步的女人，终于结束了离奇而又传奇的一生。　　刘娥临死之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却还用手牵扯她自己的衣服，好像有所嘱托。宋仁宗看了不免怀疑，却不明原因。参政薛奎说：“太后想必是穿了兖冕，不便见先帝于地下。”宋仁宗恍然大悟，于是给刘娥换上皇后的服装殓葬。　　赵祯，这个传说中用狸猫换来的太子，虽然即位已经有十二年，却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成为真正的皇帝。此时的宋仁宗，心情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刘后抚育他长大，一向对他亲厚有加；另一方面，他长期在刘后的压制下，没有自主的权力，根本就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令他在感激刘后之余更多的是敬畏。　　直到此时，宋仁宗还是不知道刘娥并非自己的亲生母亲。刘娥生前，旁人都畏惧刘后，没人敢说。刘娥死了，谁又敢轻易去捅开这桩惊天大案？　这时候，一个被刘后压制多年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赵元俨。关于赵元俨，应该说刘后忌讳他的传闻肯定不假，反过来，他也一定嫉恨刘娥专权。刘娥活着的时候，他无力与其争锋，但刘后一死，他立即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宋仁宗其生母真相。　　当时，刘娥留有遗命，要求宋仁宗善待杨太妃（杨淑妃），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商议军国大事，意思就是让杨太妃继续垂帘听政。刘娥留下这样的遗诏，完全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确实与杨太妃姐妹情深。　　还在刘娥垂帘听政时，上书要求将朝政还给宋仁宗的大臣就大有人在，甚至许多大臣都因此而遭贬，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刘娥人死了不说，竟然还指定了垂帘听政的继承人，这无疑遭到了大臣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御史中丞蔡齐说：“皇帝已长大成人，了解天下的情况，懂得治国的道理。现在应该独自掌管朝政，怎么可以让女后继续掌权呢？”蔡齐的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殿中侍御史庞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关上大门，放一把火将刘娥垂帘听政那一套摆设给烧掉了。　　宋仁宗当然想独立主政，于是就坡下驴，只准备加封杨太妃为杨太后，不再提垂帘听政一事。刚好八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赵元俨这时候时到了京师，当众反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名号，刘太后已是勉强，难道还要立杨太后吗？”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宰相吕夷简等人都面面相觑。众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诧赵元俨竟然当众揭发了出来。唯独宋仁宗还不明所以，听得一头雾水。　　赵元俨继续说：“治天下莫如孝，陛下临御十余年，却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还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臣子的没有尽职的过错。”宋仁宗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原委。赵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而已。”宋仁宗大惊失色，说：“叔父何不早言？”　　赵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臣早思举发，只恐一经出口，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碍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来，杜门养晦，不预朝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亦与臣同一观念。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死得极为可疑。”赵元俨这话前半段都是事实，后半段却大有捕风捉影之嫌疑，且暗藏杀机。由此可见他被刘后压抑多年，胸中早就憋着一口恶气。　　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半信半疑中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得到证实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　　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说之前的流言不足为信，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　　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宰相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尽管知道了刘娥并非生母，但多年的养育之恩仍然让宋仁宗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强调的是，刘娥听政十二年，宋仁宗不能主政，一直生活在刘娥的阴影下，但宋仁宗之后对刘娥并无任何报复之心，刘娥在世时所实施的政策，也未有大的更改。相比于后来的宋哲宗对待垂帘听政的祖母高太后，宋仁宗实在是个难得的心地仁慈的皇帝。　　之前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多被召回还朝，众人纷纷向宋仁宗控诉刘娥当年的失当举措。只有范仲淹一人对宋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协助陛下十余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宋仁宗回答说：“我也不忍心听人讲大娘娘的坏话。”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刘娥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不知道一向痛恨刘娥的赵元俨本人是什么感受。想来他一定不会情愿，然而，皇帝做媒，却也无可奈何。又或者这本身就是赵元俨的意愿，他看见宋仁宗宠信刘氏家族如故，不如结成姻亲以求固宠。无论如何，这位八大王的真实形象，实在与戏曲中刚直正义的“八贤王”相去甚远。　　第三章　　女中尧舜　　元丰八年（1085年），变革不成的宋神宗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病逝，皇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年仅八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保守派代表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根本不能处理朝政，大权完全在高太后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在高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竭力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中，不一而足。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元祐期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才亲自处理朝政，改元“绍圣”（绍述宋神宗之政）。　　西夏当权的梁太后和兄长梁乙埋也死在这一年。梁太后为夏惠宗李秉常生母，夏惠宗皇后为梁乙埋之女，因此梁氏一家二后，连续操纵两朝政事。梁乙埋多次派兵侵扰宋朝边境，宋鄜延路经略使赵卨曾写信质问梁乙埋，问他为什么要与宋朝结仇。梁太后临终前留下遗书，说西夏世世代代接受宋朝的封爵，宋朝对西夏可谓有大恩大德，但目前宋夏双方战争不息，因此，她决定将遗留的物品上交给宋朝，表示自己并未曾忘记宋朝的恩情。梁太后去世后，夏惠宗将母亲骑过的马匹、白骆驼等物献给宋朝，宋朝派遣刑部郎中杜纮出使西夏，祭奠梁太后。然而，宋与西夏的战事并未就此息止，就在同一年，西夏驸马拽厥嵬名与宋军交战，被宋将赵卨设计擒获。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更化”时，司马光力主将宋神宗时宋军用生命夺取的米脂、安疆、浮图、葭芦等四寨，无偿地送还给了西夏。　　这一年六月，北宋理学家程颢溘然长逝。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今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担任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如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等，颇有治绩，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为元帅，待程颢颇为优厚。当时有个叫张怀素的道士，名气很大。蔡卞也很推崇张怀素，告诉程颢说：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自称不是凡人，已经活过千岁，早在孔子杀少正卯时，他就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程颢听了蔡卞的话后，暗中偷笑不已。后来程颢要去四明山（浙江余姚附近）时，张怀素刚好要去会稽，便想与程颢同行，但他有事没有办完，便派人让程颢稍候。程颢叹息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张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因此没有等张怀素而自行离开。二十年后，张怀素谋反东窗事发，为了脱罪，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却找不到任何程颢与张怀素交往的证据，不得不作罢。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新法，因而被排挤出京师。程颢回到洛阳后，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过从甚密。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举荐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尚未到任便病逝。程颢死后，无论与他有过交往而认识他，或是毫无往来关系的官僚士大夫莫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文彦博采纳众多士大夫的建议，在程颢的墓碑上题上“明道先生”四个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因为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宋朝在这一年的状况，基本上是延续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内耗。随着宋神宗的死，变法派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这一年也因而成为保守派全面反扑打击变法派的转折点。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一 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赵顼（音xu，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却无力阻止，以致成天叫苦不迭。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拦在王安石马前，请求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却被王安石严词拒绝。　　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宫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总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与宋英宗和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内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这样，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废除新法。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说：“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　　凑巧的是，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比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怪风，陕西华山崩裂。古人极信天象，一时间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对新法的人趁机解释这些异象是上天对变法的警告。　熙宁七年（1074年），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辽国却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结果，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但看到的《流民图》中却是百姓正在流离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复，但是，宋神宗这一举动无疑表示他对新法开始犹豫，他的一度妥协也暗示他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其后，郑侠又再一次上书宋神宗，认为天旱久不下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只要皇帝罢黜王安石，上天必将下雨。皇室和群臣也纷纷附和，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是何等不得人心。王安石气愤反驳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说，既然干旱是我王安石所引起的，那么请罢黜我王安石，但如果罢黜我十天后还不下雨，请以欺君之罪斩上书之臣于宣德门外。　　宋神宗虽然没有表态，但无论如何，在纷纷的舆论中，他开始动摇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主动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宋神宗开始没有同意，但王安石多次上书。宋神宗迫不得已，委派吕惠卿为代表，带着皇帝的诏令去见王安石，让他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要求到外地任官。不过，王安石推荐韩绛为宰相，由吕惠卿辅佐韩绛，继续推行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王安石罢相后，他所推荐的韩绛、吕惠卿继续担任执政大臣，二人开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推行新法，因而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之前两次上书的小官郑侠又有惊人之举，第三次上书，这次弹劾的是宰相吕惠卿。郑侠认为吕惠卿本性奸诈，又与王安石是朋党，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对此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贬官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本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一开始依附王安石，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想借新政出头。王安石离开后，他大力提拔亲戚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想通过裙带关系来扶植自己的势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吕惠卿还打着变法的招牌，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想趁机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领袖地位。吕惠卿如此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韩绛等人上书，强烈请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复职。宋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离开相位也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已经变化得太多。吕惠卿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离间，公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开始分裂。虽然王安石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他已无能为力了。最大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时已经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足以使曾经稚嫩的皇帝变得成熟，他对变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计划，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难也是在所难免了。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音pa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干，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儿子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加上政治上并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请求退休，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京城。从此，他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就收到二女儿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诗中充满恋亲之情。王安石写了一首和诗回答：“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不但不让女儿回家省亲，还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这并非王安石真的不近人情，而是二女儿嫁给了前宰相吴充之子，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亲密往来，岂不是要让宋神宗起疑。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王安石离开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变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不过，变法并不因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风顺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少有变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面对纷纷的非议和巨大的压力，宋神宗恼怒异常，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表现皇帝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几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以此来杀鸡骇猴。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在了风口浪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建树。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苏轼的书法也极为出色，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打破了晋代“二王”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严整格局，建立了抒发个性、纵恣疏放的书风，统领了南宋书坛并影响各代。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其书博取古之众长，擅长行、楷，从《兰亭序帖》入手，后取颜真卿之神，故其书风绵里藏针。他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被黄庭坚赞为“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　　宋英宗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鼎鼎大名，十分仰慕。即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帝效劳。那时，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宋英宗还是不甘心，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之类便可以上交了。但苏轼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兴之所至，又在谢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　　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终于获释。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正是在黄州的日子，他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词。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苏轼被贬到黄州，还写了一首名叫《猪肉颂》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其中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名菜“东坡肉”的烹调法。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为当地的一道名菜。　　受苏轼牵连的人中，有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首当其冲。他因为事先泄露机密给苏轼，且交往亲密，在御史台调查时不主动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臣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其他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告结束。　　王诜是皇亲国戚，尤其王诜妻子宝安公主（后改为蜀国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为宋神宗亲妹，都是高太后所生，兄妹感情极为深厚。有如此关节，王诜却被处罚得最重，这就格外令人纳闷了。宋神宗在贬黜王诜的手诏中说：“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由是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由此推断，除了受到苏轼牵连的因素外，宝安公主病重才是王诜被贬的主要原因。王诜虽然娶了金枝玉叶的宝安公主，宝安公主也极为贤惠，然而名士风流，王诜还是先后娶了几个小妾。宝安公主因此被冷落，经常郁郁寡欢，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三岁时夭折，最终使她忧伤成疾。宋神宗恼恨王诜，因此才借“乌台诗案”从重处罚妹夫。王诜被贬的第二年，宝安公主已经病入膏肓，高太后前来探望，宝安公主从昏迷中醒来，悲伤地告诉母亲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女二人抱头痛哭。片刻后，宋神宗匆忙赶来，亲自为妹妹诊脉，又亲手给妹妹喂粥。宝安公主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情意，勉强将粥喝完。宋神宗赏赐给宝安公主六千金帛，又问妹妹有何要求。宝安公主说：“复诜官而已。”意思是请皇帝让丈夫王诜官复原职。第二天，宝安公主去世，年仅三十岁。宋神宗听说后，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往公主府邸吊祭。结果，刚刚望见公主府的府门，皇帝就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并因此而罢朝五日。兄妹的手足情深，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满足宝安公主最后的愿望，宋神宗打算召回王诜，但就在这个时候，宝安公主乳母告发说王诜经常不检点，甚至纵容小妾有不尊重公主的行为。宋神宗闻之大怒，下令杖责王诜的小妾，并全部发配给士卒。王诜则再次被贬往筠州，一直到宋神宗死后才被放还。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励精图治的宋神宗始终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地英年早逝。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作诗哭悼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这泪不仅是为宋神宗而哭，也是为政局的逆转而哭，为新法的命运而哭。王安石心中非常明白，宋神宗一死，新法的命运就走到了尽头，他们君臣的理想终将彻底破灭。之后，王安石一直非常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死。　　二 女中尧舜　　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重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有一天，蔡确约王珪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珪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珪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珪杀死。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珪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王珪第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不过，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见以阴险出名的蔡确询问立储一事，已经料到对方不怀好意。蔡确则原以为王珪胆小怕事，被自己这么一问，必然不敢轻易表态。没想到王珪慢吞吞地回答：“皇帝陛下有子。”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宋神宗的儿子赵煦。　　蔡确明明已经安排下杀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却没有杀死王珪，大概见到王珪已经老朽，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在三个月后，王珪病死。　　显然，没有宰相和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说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和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果然为他招来了巨大的灾难。　　赵颢和赵頵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他们时常表现出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赵颢和赵頵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在将来会影响到这对祖孙的感情。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不同了，她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三 元祐皇后　　元祐皇后其实就是宋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孟氏被废，实际上是党争的结果，孟氏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令人称奇的是，宋哲宗死后，宋徽宗即位，孟氏再次被迎回宫中，复皇后位，为了区别宋哲宗的第二任皇后刘氏，称元祐皇后（因是在元祐年间所立）。但不久后，孟氏又被宋徽宗赶出皇宫，相当于第二次被废除皇后位，结果反而因祸得福，为她个人带来绝大的好处。这一切，都要从宋哲宗的后宫谈起。　　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宋哲宗的管教一直很严格。为防止宋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宋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这就相当于限制了小皇帝自由活动的空间。宋哲宗当时年纪还小，后宫也一直平静无事。但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却有流言，说宫中派人出来寻找乳母。此时宋哲宗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人们难免会想到这是皇帝沉溺声色的结果。本来，这些都是民间的流言飞语，也传不到后宫深处。即使是真的，那也是皇帝的家事。大臣刘安世却偏偏要多管闲事，上了一封语气很不客气的奏章，告诫宋哲宗要自重。而另一大臣范祖禹则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更加激烈。对此，高太后解释说：是宋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对外的话是这样说，但高太后其实也不明所以，她派人私下将宋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叫去审问。宋哲宗开始还不知道，后来发现身边的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样子十分可怕。打听之下，才知道是因为刘安世、范祖禹上奏的结果。他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高太后的监视之中。　经历了此事后，宋哲宗明显感觉到后宫令人窒息的气氛，他的逆反心理也开始蠢蠢欲动。　　元祐七年（1092年），宋哲宗十七岁时，孟氏被立为皇后。孟氏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小宋哲宗一岁，自小就被高太后选入后宫，教以女仪，因贤淑温婉而为高太后所喜爱。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才算有了正式的妻子。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却由此又引出了高太后和宋哲宗之间的矛盾。　　皇帝大婚非同小可，钦天监选定的日期是五月十六。这是因为宋朝皇室普遍迷信道教，而道家以五月十六为“天地合日”。但是在民间这一日却有禁忌，夫妻应该分床，如有违背，将有性命之忧。宋哲宗生母朱太妃担心儿子，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提出要更改大婚日期。宋哲宗自己也偏向母亲一边。但高太后却坚决不同意，认为禁忌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坚持以五月十六为大婚日期。　　尽管大婚典礼隆重非凡，但宋哲宗一直笼罩祖母的阴影下，被逼迫在禁忌日成婚，心中难免愤愤不平。如此来看，他对高太后所选的孟皇后不可能有特别的好感。高太后有能力将自己喜欢的女子选给孙子做皇后，但孙子喜欢、宠爱后宫哪个女子，高太后就鞭长莫及了。宋哲宗喜欢明艳照人的刘婕妤，刘婕妤宠冠后宫，也开始恃宠而骄。高太后在世时，她尚有所收敛，高太后去世后，她与孟皇后的冲突日益显露。　　有一次，孟皇后带领后宫嫔妃到景灵宫朝拜历朝帝后画像。礼毕后，孟皇后就座休息，其他嫔妃都在一边侍立。只有刘婕妤独自一人站在帘子下，背对孟皇后。这显然是公开藐视孟皇后。孟皇后身边有个侍女叫陈迎儿，忍不住上前呵斥刘婕妤。刘婕妤置之不理。孟皇后身边的宫人无不愤怒有加。但宋哲宗宠幸刘婕妤，孟皇后也没有办法。　　冬至那天，嫔妃照例要到隆祐宫谒见向太后。当时向太后还没有起来，众嫔妃就坐在殿右等候。按照规定，只有皇后才能坐朱漆金饰的椅子。刘婕妤看到孟皇后坐下，就一个人站在一旁，不愿坐普通的椅子。刘婕妤身边的宦官郝随知道刘婕妤心中所想，于是替她换了把朱漆金饰的椅子，与孟皇后的一样，刘婕妤这才满意。不料已经惹怒了孟皇后身边的侍女，决定要整治刘婕妤一下。　　刘婕妤刚刚坐下，突然有一人传呼：“皇太后驾到！”皇太后到来，众人都要起立迎接，刘婕妤也站了起来。不料等了片刻，并不见向太后身影，于是嫔妃们又各自坐下。刘婕妤刚要坐下时，孟皇后的侍女将椅子搬走，她一下坐了个空，仰天跌在地上。原来刚才是故意有人谎报向太后到来，目的就是为了诱骗刘婕妤起身。　　刘婕妤受了这番捉弄后，惊忿交集，也顾不上拜见向太后，跑去向宋哲宗哭诉。宋哲宗虽然不喜欢孟皇后，但孟皇后一向循谨，他也没有相信刘婕妤的搬弄是非，只是安慰了一番刘婕妤了事。刘婕妤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来发泄气愤。宦官郝随劝慰说：“婕妤不必生气，若能早为官家生子，此座（指皇后位）正当为婕妤所有。”　　郝随不过是一个宦官，竟然敢在孟皇后还在世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显然背后有不寻常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就是宰相章惇。之后，宰相章惇就通过郝随与刘婕妤搭上了关系。刘婕妤之所以与章惇勾结起来，只是因为她想当皇后，她需要有人帮助她拔掉孟皇后这颗眼中钉。而章惇则想利用最得宠的刘婕妤探听宋哲宗的秘密，而刚好孟皇后也是他的目标。章惇想废除孟皇后，并非他与孟皇后有仇，而是因为孟皇后为高太后所立。当时朝中的保守派已经死的死，贬的贬，章惇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就将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后宫。不过，因为孟皇后端庄娴雅，性情和淑，很得向太后喜爱，加上宋哲宗一向尊重孟皇后，所以还得寻找有利时机，但机会很快就来了。 　　孟皇后无子，只有一个女儿福庆公主。福庆公主突然染病，孟皇后的姐姐懂得医术，曾经治好孟皇后的病，因而皇后的姐姐经常出入宫中，亲自侍奉孟皇后。她听说消息后，特地入宫医治小公主。因药物无效，孟皇后的姐姐便将民间道家治病的符水带来替公主治病。宫中最忌讳符水一类的物事，孟皇后一见，大惊失色，连忙禁止，说：“姐姐莫非不知宫中禁令，与外间不同吗？倘被奸人藉端播弄，这祸事就不小了！”赶紧将符封存了起来。等宋哲宗到来时，孟皇后才将符取出，如实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宋哲宗倒也没有怪罪，只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这道诏书的内容竟然是要宋哲宗追废他的祖母高太后为庶人。向太后当时已经睡下，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宋哲宗那里，严厉地干预此事。宋哲宗一时无奈，将诏书放在烛火上烧毁。郝随将宫中情形连夜告诉了章惇。 　　第二天上朝，章惇和蔡卞又提及追废高太后一事。宋哲宗十分不快，厉声呵斥：“卿等如此作为，是不想让朕死后见英宗皇帝吗？”章惇这才不敢再提废高太后之事。 　　事过不久，宋哲宗也逐渐醒悟孟皇后“符咒厌魅”一事，常独自长叹：“章惇坏我名节！”正因为宋哲宗对废后一事颇为后悔，所以孟皇后被废后，刘婕妤只是被晋封贤妃。刘妃为此十分着急，派宦官郝随动员宰相章惇，内外一起相求，但宋哲宗仍然没有立后的意思。直到刘妃在元符二年（1099年）生子，这是宋哲宗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他盼望了许多年的期望，喜不自胜，终于同意立刘妃为皇后。　　刘妃立后一事，朝中尚有反对意见。右正言邹浩谏阻说：“立后以配天子，怎么可以不慎重？仁宗时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公平，可为天下后世效法。陛下废孟后，与郭后无以异，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凡皇后须德冠后宫，不能从妃嫔中晋升，应自贤族中选择；况且刘贤妃有废后之嫌，更不宜立为皇后。”宋哲宗大怒，将邹浩削职除名，贬去新州。立后一事因此而定。　　刘氏终于做了皇后，一时间扬眉吐气。但好日子并不长久，她的儿子赵茂才两个月便不幸夭折。刘后悲不自胜，宋哲宗也备受打击，卧床不起，一年后驾崩，年仅二十五岁。　　宋哲宗的一生，都是很不快乐的。他在祖母高太后的阴影下长大，亲政后始终没有从青春期的叛逆中走出来——凡是高太后推崇的，他就要反对。高太后以母改子，废除宋神宗新法，信用保守派，他就恢复父亲推行的新法，大力起用变法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未必就是快乐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忧郁成疾，以致青年而逝。宋哲宗之死还远远不止皇帝驾崩如此简单，他的死还直接导致了北宋江山的断送。　　因宋哲宗无子，向太后召集执政大臣，哭着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新皇帝只能选宋哲宗的兄弟中选。宋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还有五人。按照嫡庶礼法，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不料向太后坚决反对，很不高兴地说：“老身既无子嗣，那么诸王都是神宗帝的庶子。”意思是不承认宋哲宗母亲朱氏的太后地位，由此可见这位没有儿子的向太后对宋哲宗并无好感。章惇又说：“如此，则以长幼为序，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音bi，同必）为帝。”向太后再次反对说；“申王体弱多病，恐不当立。”章惇还要再说，知枢密院事曾布知道向太后其实早有主意，于是大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章惇只好不再发表意见。向太后提出立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章惇当即表示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圆滑的曾布立即附和向太后说：“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表示赞同向太后的提议。章惇势单力薄，只得不再争辩。于是，赵佶即位为帝，是为宋徽宗。 　　如果宋哲宗不死，皇位无论如何不会传入赵佶之手。众所周知，北宋实际亡于宋徽宗之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向太后不选简王赵似是可以理解的，她在政治上属于保守一派，反对新法，对宋哲宗搞的那套“绍圣绍述”很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宋哲宗，自然也不希望看到宋哲宗的亲弟弟当上皇帝。但为什么向太后一定要选立赵佶而并非他人，并无史料可考。推断起来，应该是个人情感的因素使然。只是，这一妇人的情感因素，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宋徽宗即位之初，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向太后垂帘听政。那位当了女道士的宋哲宗废后孟氏，则因为向太后一直很喜欢她，再次时来运转。在向太后的主持下，被宋哲宗废掉的孟皇后重新复立为元祐皇后，且位居刘后（元符皇后）之上。　　这道诏书的内容竟然是要宋哲宗追废他的祖母高太后为庶人。向太后当时已经睡下，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宋哲宗那里，严厉地干预此事。宋哲宗一时无奈，将诏书放在烛火上烧毁。郝随将宫中情形连夜告诉了章惇。 　　第二天上朝，章惇和蔡卞又提及追废高太后一事。宋哲宗十分不快，厉声呵斥：“卿等如此作为，是不想让朕死后见英宗皇帝吗？”章惇这才不敢再提废高太后之事。 　　事过不久，宋哲宗也逐渐醒悟孟皇后“符咒厌魅”一事，常独自长叹：“章惇坏我名节！”正因为宋哲宗对废后一事颇为后悔，所以孟皇后被废后，刘婕妤只是被晋封贤妃。刘妃为此十分着急，派宦官郝随动员宰相章惇，内外一起相求，但宋哲宗仍然没有立后的意思。直到刘妃在元符二年（1099年）生子，这是宋哲宗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他盼望了许多年的期望，喜不自胜，终于同意立刘妃为皇后。　　刘妃立后一事，朝中尚有反对意见。右正言邹浩谏阻说：“立后以配天子，怎么可以不慎重？仁宗时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公平，可为天下后世效法。陛下废孟后，与郭后无以异，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凡皇后须德冠后宫，不能从妃嫔中晋升，应自贤族中选择；况且刘贤妃有废后之嫌，更不宜立为皇后。”宋哲宗大怒，将邹浩削职除名，贬去新州。立后一事因此而定。　　刘氏终于做了皇后，一时间扬眉吐气。但好日子并不长久，她的儿子赵茂才两个月便不幸夭折。刘后悲不自胜，宋哲宗也备受打击，卧床不起，一年后驾崩，年仅二十五岁。　　宋哲宗的一生，都是很不快乐的。他在祖母高太后的阴影下长大，亲政后始终没有从青春期的叛逆中走出来——凡是高太后推崇的，他就要反对。高太后以母改子，废除宋神宗新法，信用保守派，他就恢复父亲推行的新法，大力起用变法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未必就是快乐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忧郁成疾，以致青年而逝。宋哲宗之死还远远不止皇帝驾崩如此简单，他的死还直接导致了北宋江山的断送。　　因宋哲宗无子，向太后召集执政大臣，哭着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新皇帝只能选宋哲宗的兄弟中选。宋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还有五人。按照嫡庶礼法，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不料向太后坚决反对，很不高兴地说：“老身既无子嗣，那么诸王都是神宗帝的庶子。”意思是不承认宋哲宗母亲朱氏的太后地位，由此可见这位没有儿子的向太后对宋哲宗并无好感。章惇又说：“如此，则以长幼为序，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音bi，同必）为帝。”向太后再次反对说；“申王体弱多病，恐不当立。”章惇还要再说，知枢密院事曾布知道向太后其实早有主意，于是大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章惇只好不再发表意见。向太后提出立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章惇当即表示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圆滑的曾布立即附和向太后说：“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表示赞同向太后的提议。章惇势单力薄，只得不再争辩。于是，赵佶即位为帝，是为宋徽宗。 　　如果宋哲宗不死，皇位无论如何不会传入赵佶之手。众所周知，北宋实际亡于宋徽宗之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向太后不选简王赵似是可以理解的，她在政治上属于保守一派，反对新法，对宋哲宗搞的那套“绍圣绍述”很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宋哲宗，自然也不希望看到宋哲宗的亲弟弟当上皇帝。但为什么向太后一定要选立赵佶而并非他人，并无史料可考。推断起来，应该是个人情感的因素使然。只是，这一妇人的情感因素，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宋徽宗即位之初，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向太后垂帘听政。那位当了女道士的宋哲宗废后孟氏，则因为向太后一直很喜欢她，再次时来运转。在向太后的主持下，被宋哲宗废掉的孟皇后重新复立为元祐皇后，且位居刘后（元符皇后）之上。靖康耻(1)　孟皇后回到皇宫居住后，发现已经物是人非，不由得十分感慨。她与宋徽宗皇后王氏关系极好，引为闺中知己。只是，孟氏这个二度皇后当得并不长久。元符三年（1110）七月初一，向太后下诏罢同听政。半年后，向太后病逝，宋徽宗正式亲理朝政。宋徽宗重用的蔡京等人勾结元符皇后刘氏，致使孟氏再度被废，加赐号“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重居瑶华宫。据说，孟氏离开皇宫时，宋徽宗皇后王氏深感过意不去，孟氏却笑着说：“总算又可以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如此胸襟，自非元符皇后刘氏所能相比。甚至连宋徽宗与王皇后谈论孟氏时，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元祐皇后实在是可敬的。”　　元符皇后刘氏如愿以偿地赶走孟氏后，又妄图干预政事，且行为不谨，由此引起宋徽宗的不满，于是与辅臣计议，打算废掉元符皇后刘氏。刘后的心腹宦官郝随听说后十分恐惧，因为历来废后都要连带追究皇后身边的人。实际上，刘后干政，确实是受了郝随的怂恿。为了保全自己，郝随只好牺牲刘后，对其百般辱骂，逼迫她用帘钩刺喉自杀。刘后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孟氏重回瑶华宫后不久，瑶华宫失火，她不得不移居延宁宫，延宁宫不久又毁于火。而朝廷也不给安排新的道观居住，因为无家可归，她只得住进弟弟孟忠厚家。然而，命运有诸多巧合，恰恰如此，孟氏反而逃过了一场大浩劫。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自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始，三千多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近戚，都被金兵俘往北国。北宋就此灭亡。孟氏因住在宫外民居，竟然奇迹般地得以保全，幸免于难。由于孟氏特殊的身份，同年四月，她重新被宋臣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孟氏听政之后，立即派人把宋徽宗唯一幸免于遇难的儿子康王赵构接回，请他即皇帝之位。赵构对伯母的眷顾之情感激涕零，其后，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尊孟氏为“元祐太后”。为了避其祖父孟元之讳，改称“隆祐太后”。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逼迫宋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音fu，同敷），企图让孟太后听政，被孟太后拒绝。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平息兵变。　　绍兴五年（1135年）春，孟太后患了风疾，死于越州行宫，终年五十九岁，谥号“昭慈圣献皇太后”。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也死在了这一年，不过却是死在了金人的五国城，死后尸体还被熬炼成灯油。　　第四章　　靖康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这是令宋人心痛而不能忘怀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宋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北上，宋宫中所有的法驾、卤簿等仪仗法物、宫中用品、书籍、印板、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各州府地图，连同宫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全部被金人席卷一空。北宋就此灭亡，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族统治中国。　　也就在这一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新建立宋王朝，史称“南宋”。只是，这个王朝却是个只知道苟且偷安的王朝。同年五月初五，宋高宗召李纲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拜为宰相。李纲是北宋末年抗战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虽被排斥出朝廷，但在士大夫和天下人中享有盛名，被认为是抗金的众望所归的人物，所以宋高宗即位后立即召他为相。李纲执政后，一方面上疏宋高宗，认为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可必胜，建议罢和议、积极备战、改革内政、惩办张邦昌等降金官吏；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抗金斗争。当时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已进行抗金斗争，李纲推荐张所出任河北招抚使，王璦、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命他们组织和领导这些地区的抗金斗争，并共同策划收复河东、河北失地。李纲又举荐宗泽为开封留守，重新整顿开封的守备，打算使其成为恢复河朔的基地。　　然而，以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为首的投降派，并不想作真正的抵抗，他们只希望向金国求和，以此来换取对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因此不但不支持李纲的抗金斗争，反而从中破坏和阻挠。汪、黄及其党羽更是竭力攻击李纲建议设置的河北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竭力排挤李纲及其荐用的人。当时，殿中侍御史张浚趁机落井下石，弹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等。八月中，宋高宗罢李纲宰相职。李纲在相位总共才七十五日。李纲罢相后，招抚、经制使司随之废罢，张所等人均被贬斥，两河郡县相继沦陷于金人之手，李纲所规划的所有军民之政、抗金措施，“一切废罢”，宋高宗本人则逃往江南。　这时候，太学生陈东上疏力言：李纲不可去；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并请宋高宗还都汴京，率军亲征，迎还徽、钦二帝。陈东为北宋末年太学生领袖，宋钦宗即位后，他曾率太学生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以谢天下。金兵围京师开封的时候，他又率诸生上书请留用抵抗派将领李纲、种师道，而罢免主张割地议和的李邦彦、白时中。黄潜善和汪伯彦畏惧陈东的影响力，想找机会铲除他。此时，抚州（今属江西）布衣欧阳澈也徒步到行在伏阙上书，指责当权者误国，并言及宫中有燕乐事。宋高宗很不高兴，黄潜善和汪伯彦便借机密奏宋高宗，请求诛杀欧阳澈，并连及陈东。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壬午，陈东、欧阳澈二人同时被杀。陈东年仅四十二岁，天下人不论相识与否，闻之皆为其落泪。　　陈东被杀绝非偶然事件，从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宋高宗的心理。可以说，从这一年的陈东被杀开始，就已经可以看到未来抗金名将岳飞的命运。　　如果说北宋朝廷尚能与辽、夏、金等政权对峙抗衡，到了南宋，则完全是处于偏安衰亡的境地，最高当权者再也没有重新统一北方的雄图大略。虽然后来的岳飞北伐振奋一时，但在宋高宗眼中，战争的局部胜利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偏安，巩固自己的政权。事实上，在这一年已经埋下了一百五十二年后宋朝再度灭亡的种子。　　一 靖康耻　　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又叫完颜旻）建国，国号金，完颜阿骨打成为金国的开国皇帝，即为金太祖。　　金太祖建国后屡败辽军的消息传到宋朝后，宋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打算联金灭辽，以此来收取燕云十六州。政和七年（1117年），宋朝廷初次使金未成后，宋徽宗命童贯继续负责同金联系通好之事。童贯则令王师中另选派能干的官吏出使金国，王师中便向童贯推荐了马政。　　马政，洮州（今甘肃临潭）人，寓家牟平（今属山东）。重和元年（1118年）二月，宋朝廷以马政为武义大夫，命其以买马通好的名义使金。经过充分准备，本年闰九月，马政一行下海出发，但一到对岸，即被金兵俘获，并夺取了他们随带的物品，经过再三说明，才让通行。马政一行行程三千余里，历经艰难，终于到达拉林河见到了金太祖。金太祖询问马政来金的原因，马政告以宋愿与金修好合力攻辽之事。金太祖及群臣由于不明底细，没有明确表态。经商议后，金太祖决定留下使者中登州小校王美、刘亮等人作人质，而派遣散覩与李庆善等为使臣持国书，并携带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等礼物随同马政等赴宋回报，以探访宋朝之虚实底细。宋、金通好由此开始，之后，宋、金使者来往不绝，频繁联络。　　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宋朝又派赵良嗣出使金国，名义上仍是买马通好，实际上是想约金攻辽。　　赵良嗣，原名马植，又名李良嗣，祖籍辽燕（今河北北部），自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马氏成为辽国的汉人大姓，世代都在辽国为官。北宋末年，赵良嗣在辽任光禄卿，因奸诈狡猾，为同僚所不齿。马植在辽国有些混不下去了，又见到隔壁的女真族日益强大，对辽国构成强大的威胁，而辽国却日益腐败，便想为自己谋取后路。因为他是汉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投靠宋朝廷。刚好宋徽宗派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马植觉得机不可失，在童贯经过卢沟时，连夜谒府求见，说要向童贯面陈灭辽之策。童贯暗自思忖，马植本是辽国人，反倒要向自己献灭辽之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他吩咐小吏把马植请进来。马植一见童贯，慷慨陈词，说：“大家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万民恭顺，马植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无缘表述。今天祚帝荒淫无道，辽已是奄奄一息，马植一心弃暗投明，希望您能明察心迹！”接着又说：“不仅大宋欲除燕保国，女真人对辽也是恨入骨髓，如此宋如派遣使臣从登州、莱州渡海去同金人结盟，与之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辽指日可图！”童贯听罢，喜出望外，认为马植是一个深谋远虑且识时务的“才俊之士”，立刻将其带回宋朝，郑重其事地举荐给宋徽宗。宋徽宗正有联金灭辽之意，立即奉赵良嗣为座上宾。　四月，赵良嗣终于到达金国，不料金太祖已经亲自率军出征，攻打辽国上京。赵良嗣一行急忙兼程追赶，至半路上见到金太祖，随金军一起到达上京城下，亲眼看到金军仅用二、三个时辰便攻下上京。赵良嗣捧觞为寿，口呼万岁，呈上宋徽宗亲笔信，请金一起夹攻辽国，帮助宋收复燕京（今北京）旧地。　　经过协商交涉，金太祖表示愿夹攻辽国，而宋每年向金纳币五十万。双方约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金原定立即出兵攻辽，要赵良嗣迅即回去让宋也立刻出兵。但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金军连续征战，牛马发生流生病。金与赵良嗣改约明年（宣和三年）举兵，并派勃堇、曷鲁持国书使宋回报。　　宣和二年（1120年）秋，赵良嗣回朝，向宋朝廷报告了金国的意见，说金太祖认为燕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一带均是宋旧地，金从辽手中收复后，都将送还给宋。宋徽宗信以为真，九月，即命马政与王瓖为使臣，再次出使金国，并送金使勃堇、曷鲁等回金。　　马政此次使金所持宋给金的国书中称，为了履行前（赵良嗣）与金所定共同攻辽的协议，已命童贯勒兵待发，只等马政使金归来，约定日期，即可举兵攻辽。国书还根据赵良嗣一面之词，要金答应前所承诺的将五代以后被辽占领的幽（今北京市）、蓟（今河北蓟县）等十六州及整个长城以南地区，在灭辽以后归宋，宋金双方今后以长城为界，而宋将原向辽所贡银绢转贡给金。　　马政抵金后，留金月余，双方争议不决。主要是金不同意西京归宋，又认为平（今河北卢龙北）、滦（今河北滦县）、营州（今河北昌黎）不属燕京所管，亦不能归宋，马政不敢强争。　　当时，金太祖已有取代辽国进而侵宋之意，他对大臣们说，如果将西京地区归还宋朝，金就只能退守长城以北，也就无法控制宋朝，更不能兵临宋境，向南扩展。但金在回报宋的国书中只是说，前次赵良嗣来，已有约在先，如宋与金一起攻辽，当将燕京东路州镇归宋。至于西京地区，要宋自己设法收取，如果宋难以攻取，可通知金。对宋提出西京归宋的要求未作明确回答。　　赵良嗣前后往返七次，最后订立盟约：宋允许在灭辽后将输辽岁币转输给金，金承认将燕京一带旧地归宋；金攻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宋攻燕京（今北京）。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海上之盟”。　　［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其实肇于“海上之盟”。关于此节，“靖康之变”前，宋朝廷也已经领悟，所以宋钦宗一即位，就派人收斩“海上之盟”的使者赵良嗣和童贯等主谋。］　　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以后，宋朝廷并没有按照盟约积极备战攻辽，而只是想在金国攻打辽国时乘机取利。尤其当宋徽宗得知辽国已经知道宋金结盟一事后，担心遭到辽国报复，很是后悔，便下令扣押了金国使者。这件事后来为金国背盟毁约留下了借口。而金国则开始攻打辽国，锐不可当，很快攻下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渡罗城），辽国天祚帝被迫逃往西京（今山西大同）。就在辽国岌岌可危的时候，辽国贵族之间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辽国皇族耶律大石和汉人宰相李处温拥戴燕京留守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并遥废天祚帝为湘阴王。　　宋徽宗见辽国灭亡在即，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坐收渔翁之利，立即任命童贯、蔡攸作正副统帅，率十五万大军伐辽。结果，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宋军不堪一击，竟然被辽耶律大石大败，不得不退守雄州。　　北辽此时却再一次发生内讧。耶律淳称帝三个月后，便得急病而死，其妻萧妃为皇太后，开始把持朝政。汉人宰相李处温见辽国大势已去，暗中派人联络宋朝和金国，打算投降，结果被萧妃发现处死。　　宋徽宗见辽国内乱，又命童贯、蔡攸出兵渔利。幸运的是，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了宋朝，由此打开了宋军通向燕京之路。童贯命都统制刘延庆、降将郭药师领兵十万直取燕京。结果，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巷战，却因为后援不继，最终被辽兵杀得大败。　　童贯为了逃避一再兵败的责任，秘密派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出兵攻打燕京。金太祖亲自出马，率军一举攻下燕京，而宋军却没有参战。辽萧妃和耶律大石逃出燕京，因无处容身，不得不重新投奔辽天祚帝。天祚帝杀死萧妃后，杀气腾腾地责问耶律大石为何要拥立耶律淳为帝。耶律大石慷慨陈词：“陛下（指天祚帝）以全国之力，不能拒击金兵，而弃国远遁，使百姓遭殃。所以，即使立十个耶律淳都没有过错，因为都是太祖子孙，这总比向金投降乞命要好。”天祚帝无言可对，只好赦免了耶律大石。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金人看清了宋朝的腐败和军事的羸弱，对宋朝态度日益强硬，并打算在土地问题上背弃前约。宣和五年（1123年），宋朝为了归还燕京等地多次派赵良嗣与金国交涉。金太祖认为宋朝攻燕京无功，提出要宋朝另外增加一百万贯钱，称为“燕京伐租钱”，才能赎回燕京。除此之外，金国还向宋朝提出遣返叛逃入宋的李处能等辽国旧臣，借粮十万斛等不少附加条件。宋徽宗一概表示同意。　　同年四月，金兵退出燕京，出城前将城内的金帛财物以及官吏百姓都席卷而去，童贯、蔡攸前来接受的时候，燕京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而宋宰相王黼等却恬不知耻地上表称贺，称收复燕京是“不世之功”。宋徽宗十分得意，宣布大赦天下，还命王安中在延寿寺中作“复燕云碑”以纪念这一功绩。王黼、童贯、蔡攸等人也被认为收复燕京有功，因此而加官晋爵。宋朝上下都沉浸在虚幻的胜利和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得到燕京这座空城背后所付出的代价和所蒙受的耻辱，也不知道亡国在即。　　这年秋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死，在位九年，享年五十五岁。金太祖死后，其弟吴乞买（又叫完颜晟）继位，就是金太宗。金太宗继续领兵攻辽，辽兵节节败溃。宣和六年（1124年），辽天祚帝决定出兵收复失地。耶律大石极力劝谏，提出应当好好养兵，等待时机，不可轻举妄动。天祚帝训斥了耶律大石一通，一意决定出兵。耶律大石看到天祚帝如此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知道辽国将亡，便自领二百余骑向西北方逃走。这年冬，辽天祚帝自夹山出兵，南下武州，与金兵遭遇，辽军大败而逃，将士纷纷投降金军，天祚帝只带领少量残兵突出重围。次年春，天祚帝想逃往西夏，在应州（今山西山阳县东北）被金兵俘虏，后被囚禁一年多而死，在位二十四年，时年五十三岁。耶律大石率部黄河套向西北逃去，并重建辽国，史称西辽。　　辽国自公元916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建国，至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止，正式灭亡，共历九帝，历时二百零九年（《辽史》延至西辽亡）。　　随着金国对辽战争的节节胜利，金的军事力量已扩展到接近西夏边境，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西夏国王李乾顺趁势投靠金国。金国也采取笼络西夏的策略。金灭辽后，西夏国王李乾顺正式派使臣向金上誓表称藩。这样，金国在西部和西北部便无任何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南下侵略宋朝。　　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金军分兵两路，西路军由完颜宗翰（金太祖侄，本名粘没喝，又叫粘罕）率领，由云中（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今山西）；东路军由完颜宗望（金太祖次子，又叫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京（今北京）。　　东路军接连攻占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西路军的完颜宗翰却没有立即开战，他一边派间谍暗中探听宋的虚实，一边派使者至太原，求见宋军主帅童贯，谎称要商议所谓的交割云中地一事，想以此来麻痹宋军。童贯果然上当，他到了太原后，先派马扩、辛兴宗到完颜宗翰军中，请求金归还山后（即云中八州）地。完颜宗翰便指责宋朝曾经接纳张珏，有违合约，并狂妄声称山前、山后各州都是金国的土地，不能归还。接着，完颜宗翰又派使者到太原，要求童贯将河东、河北之地均割让给金国，宋金以黄河为界。直到这个时候，童贯才看出金决意侵宋的企图，顿时惊慌失措，也不布置抗金的措施，自己慌忙逃回东京。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进逼太原，计划攻下太原后，与东路军在宋都城开封城下会合。　［张珏，平州义丰（今河北滦县）人，原是辽国大将，投降金国后任平州留守，后背叛金国，携带平州版图投奔宋朝。宋宰相王黼认为这是不用一兵一卒，不化一钱一帛就能从辽、金手中得到平州地区的绝好机会，力劝宋徽宗收留张珏。代表宋朝同金订立盟约的赵良嗣极力反对，认为这违反宋金协议，肯定会遭到金的报复。宋徽宗不但不听，还将削赵良嗣降职处分。金人听到张珏投降宋朝后，立即派二千骑兵前去讨伐，张珏领兵迎战。金人见张珏人多势众，便在州门上书写了“今冬复来”四个大字，不战而退。宋朝廷便以张珏为节度使，世袭平州。金人随后派完颜宗望攻打平州。刚好这个时候，宋朝廷封张珏为泰宁军节度使，张珏率全城官吏出平州，到郊外迎接前来宣读封官诏书的官员，结果被金军得知消息，派一千骑兵偷袭，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平州。张珏不得不逃到燕山投奔郭药师。郭药师将其藏了起来。但金人缴获了宋朝廷给张珏的任命状，又从俘获的张珏之弟身上得到了宋徽宗写给张珏的亲笔信，勃然大怒，指责宋毁约背盟，向宋燕山（金将燕京还于宋后，宋设燕京为燕山府）宣抚司使王安中索要张珏。王安中不敢惹怒金人，不得已杀了一个容貌酷似张珏的人，将首级送给金人，却为金人识破，扬言要进攻燕山。宋徽宗惊慌不已，连忙命王安中将张珏缢杀，将其首级装于木匣内，连同张珏的两个儿子一起送给金。兔死狐悲，辽降宋将领郭药师及部属均悲愤流泪。郭药师愤怒地责问王安中：“金人要张珏的头，你就给；如要我郭药师的头，你也给吗？”王安中畏惧郭药师叛变，请求罢离燕山府。］　　而此时东路军完颜宗望进逼燕京。当时燕京由宋将郭药师驻守。郭药师原本是辽国降将，之前张珏事件对他震动很大，完全丧失了对宋朝信任感。而宋朝廷也意识到张珏事件郭药师产生了消极影响，感觉亏待了郭药师等辽降将。为了抵消之前的负面影响，宋朝廷处处曲意迎合郭药师，对郭药师的要求均给予满足。郭药师趁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实力大增，专制一路军事，增募兵士，号称三十万。不过，郭药师部下的士兵依旧穿着原来辽国的军服，由此引起宋朝廷的猜忌，宋朝廷加封郭药师为太尉，想借机召他入朝。这点小小的伎俩自然很容易被郭药师识破，力辞不至。于是，宋朝廷又派童贯前来巡边，一旦发现郭药师有叛变的可能，可权宜处置。童贯到了燕京后，郭药师亲自出郊外迎接，行大礼，称呼童贯为父，极尽巴结之能事。为了彻底取得童贯的信任，郭药师还精心组织了一次炫耀武力的军事演习，童贯终于放了心，回去后向宋徽宗报告，说郭药师可以信任。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告发郭药师与金互通书信，宋徽宗却始终置若罔闻。　　完颜宗望引军至三河（今河北）时，宋宣抚使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领兵四万五千出战。结果，宋军在白河（今潮白河上游）大败。完颜宗望进至燕山时，郭药师突然派兵逮捕了蔡靖等燕山府官员，打开城门向金军投降。这样，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宋燕山府所属全部州县。其后，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本来以为收取燕京、向金国屈辱纳币后，便可以享受太平。听说金兵南下后，宋徽宗慌作一团，赶忙罢除了镇压方腊起义后又恢复起来的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又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轻信妄议等，想以此来换回人心。同时号召各地官兵勤王，命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道领兵入援。　　但援兵未到，金兵已经逼近东京。宋徽宗恐慌得想要南逃，被给事中吴敏力阻，并荐太常少卿李纲出来主持大局。吴敏力劝宋徽宗退位，说只有让太子当皇帝，才有威福号召军民抗金。这时，东路金兵已绕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南下，离开封只有十天路程。因此，吴敏要求徽宗在三天内禅位，以便让新皇帝能有时间组织军民抗金。宋徽宗惊慌懊恼，为了能逃命，只好同意退位。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然后假装得病，跌倒在床前，气塞昏迷。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宋徽宗假意苏醒后，索取纸笔，写下退位诏书，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居龙德宫。这也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太上皇。皇太子赵桓随即即位，就是宋钦宗，改明年年号为靖康。　　赵桓生母为王皇后。王皇后秉性懦弱，宋徽宗更加钟爱郑贵妃（后来的郑皇后）和王贵妃。大观二年（1108年），王皇后病死，年仅二十五岁，留下九岁的赵桓孤苦无依。赵桓后来虽然当上皇太子，但却并不安稳。因为宋徽宗喜欢王贵妃所生的郓王赵楷。王贵妃另有一女，就是因分不清真假而留名青史的柔福帝姬。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打破了“宗室不领职事”的惯例，破例地让郓王担任实职，提举皇城司，且不限早晚，自由出入大内，显示要废立的迹象。金军的南侵，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帮了赵桓的忙，促使宋徽宗匆忙的传位。其间，郓王赵楷听说后愤而闯宫，企图争夺皇位，结果在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的仗剑厉声呵斥下，才没有得逞。　　宋徽宗被迫退位后，立即将一个乱摊子甩给了儿子宋钦宗，自己率领蔡京、童贯、蔡攸、蔡絛等亲信逃出开封，前往南方。他生怕金人追来，嫌船太慢，改乘肩舆；又怕走得不快，再改乘搬运砖瓦的快船。一直逃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才敢稍稍停留休息。童贯、高俅率又怂恿宋徽宗渡淮河往扬州（今江苏）。当宋徽宗过浮桥时，随驾卫士攀望号哭，童贯怕影响逃跑速度，竟命令亲军放箭，不少随驾卫士中箭落水而死。宋徽宗到了扬州后，还是觉得不安全，将皇后郑氏丢在扬州，自己一直逃到长江南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　　此时，压抑在广大军民中的愤怒和不满迅速爆发，朝野上下群情激奋，纷纷上书揭露蔡京、童贯等人的罪恶。太学生陈东带头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在朝野官员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刚刚即位的宋钦宗不得不顺从民意，先后将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朱勔、蔡攸、蔡絛贬官或流放后处斩，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于潭州。由于宋金战争爆发，宋钦宗又将罪责推诿给主办外交的赵良嗣，将他贬逐到柳州处死。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消息传到开封后，京师戒严。朝廷上下人心浮动，主战、主逃议论不一。宋钦宗不堪大任，懦弱无能，听从了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的怂恿，打算逃往陕西避敌。当时，抗战派大臣李纲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坚决反对逃跑，对宋钦宗说：“道君皇帝（宋徽宗）把宗社交给陛下，您却打算弃而去之，这合适吗？”宋钦宗默不作声。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说开封守不住，只能暂时避一避。李纲反驳说：“天下的城池哪个能有开封坚固？而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这里，怎能轻易丢掉呢！今日之计，应当整顿军马，团结军民，坚守都城，等待勤王之师。”宋钦宗正在犹豫，突然听说皇后已经动身出京，急忙站起来说“朕不能留在这里了。卿等不要留我，朕要同皇后一起启程。”李纲流泪请求宋钦宗留下，宋钦宗总算勉强答应留在京师。　　但是当天夜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连夜进宫，又劝宋钦宗早日离京。宋钦宗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李纲一大早入朝的时候，发现皇帝的车马乘舆已经备好，当即意识到新皇帝要逃跑，便厉声对护驾的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军士齐声说：“愿死守！”于是李纲入见宋钦宗说：“六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开封城中，岂肯轻易舍去。万一中途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一定会以快马急追，那时如何抵御？”宋钦宗听了有些害怕，这才答应不去陕西，并下令召回已经出发的皇后。李纲为了稳定人心，晓谕军民说：“圣上主意已定，决心守城，敢有再说离开京师，扰乱人心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宋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皇帝决策固守。将士们备受鼓舞，决心保卫东京。宋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又命李纲急速设备防守。李纲临危受命，当即组织军民全力备战。　李纲正在部署守城的时候，金军到达开封西北的牟驼冈。牟驼冈是宋军养马的地方，两万匹军马和大批草料轻而易举地落入金人手中。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七，完颜宗望大军到达东京城下，即刻开始攻城。李纲指挥军民应战。金兵用火船强攻，李纲指挥宋军先用挠钩钩住火船，然后从城楼上投掷大石块，将火船砸沉。金兵又用云梯攻城，李纲命令士兵用火烧毁云梯，用箭射杀金兵，终于击退了金人的进攻。　　完颜宗望甚有心计，见开封不能一时攻下，便要求宋朝派亲王、宰相去军中议和。李纲主动请缨前去议和，宋钦宗还想倚靠李纲，因此没有答应，另派李棁、郑望之二人。完颜宗望见到宋使后，狮子大开口地提出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两、牛马等各万头、缎百万两；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能议和。李棁、郑望之回奏后，宰相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坚决不同意，想拖延时间，等各地勤王军赶到后，再谈议和一事，但宰相李邦彦、张邦昌坚决不同意。宋钦宗本人胆小怕死，又无主见，惶然不知所措。这时候，康王赵构站了出来，主动请求使金，说：“敌人一定要求亲王作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于是，宋钦宗便派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出使金营。李棁告诉康王说：“金军担心南朝失信，要求亲王送他们渡过黄河才能回来。”康王正色答道、“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就是以身殉国也是应该的！”　　这位康王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异母弟，他目前的表现，可谓相当慷慨激昂。谁也无法想象，当他不久后登上皇位为宋高宗后，厚颜无耻地向金人乞降却比其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王出发前往金营的时候，局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人相继率勤王军到达东京，各地援兵已有十余万，而金兵不过六万。宋军在兵力总数和声势上均压倒金军，金军只好北撤，退守牟驼岗。　　姚平仲听说康王赵构在金营中当人质，便提议派精锐夜袭金营，生擒完颜宗望，迎回康王。李纲支持姚平仲的建议，宋钦宗毫无主见，当场也表示同意。但姚平仲前去袭击时，消息已经泄露，金军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大败而逃。金军趁机再次攻打东京，幸好李纲早有防备，指挥将士击退了金兵。　　完颜宗望责问宋朝劫营一事，宋钦宗、李邦彦为了推卸推诿责任，用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李纲被罢的消息传开后，群情激奋。当天，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李纲、种师道复职，罢免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求和媚敌之臣。城中军民几万人起来声援，围住了皇宫。刚好李邦彦退朝，军民痛斥他的罪行，愤而向他投掷砖瓦，李邦彦策马逃跑，才没有被打死。开封尹王时雍亲自带兵前来镇压，军民也要打死他，吓得他也狼狈逃走。军民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数十人。宋钦宗派人宣布，等到金人退兵后就恢复李纲的职务。太学生与军民们要求立即恢复，并大声鼓噪呼喊，不停地敲打登闻鼓。宋钦宗见众怒难犯，不得不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乘车出见，民众这才退走。　　宋钦宗随即下诏答应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国，另送萧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完颜宗望见宋军援兵陆续赶到，东京的防务大大加强，心中有所畏惧，又因为已经得到不少利益，便乘势退兵。金军退走以后，宋钦宗派李纲去接太上皇宋徽宗回京。靖康元年（1126）四月，宋徽宗回到京师。　　金军撤退之后，宋朝廷又恢复了抱残守缺、苟且偷安的策略，李纲也被贬出开封。宋钦宗不做任何军事上的备战准备，竟然异想天开地写信给金国大将耶律余覩，想说服耶律余覩在金国发动政变，以此来扰乱金国政局。耶律余覩原是辽国大将，被迫降金。最幼稚可笑的是，宋钦宗将这封机密信件交给了金国使者萧仲恭，许以重金，请萧仲恭转交耶律余覩。萧仲恭表面答应，回到金国，立即将信件交给了金太宗。金国再次被激怒了。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动大兵进攻宋朝。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完颜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兵。九月初，完颜宗翰率领的金军攻破太原。然后与完颜宗望合兵，在十月初攻下真定府（今河南安阳）。　　宋钦宗惊慌失措，只好重新寄希望于割地求和，他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使臣，前往金营求和。赵构一行走到磁州时，磁州知州宗泽正率领军民备战，军民抗敌情绪高涨，杀死王云，劝留了康王赵构，赵构由此幸运地逃过大难，否则也不会有后来“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了。　　十一月下旬，金军到达东京，开封万分危急。宋钦宗任命率领勤王兵入京的南通都总管张叔庭为签书院事，率军民奋力守城。又下诏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召集河北兵迅速入卫东京。同时，宋钦宗和宰相何栗等人又都作好了求和的准备。这时候，一个无赖神汉郭京适时出现了，由此上演了极为荒唐可笑的一幕。　　郭京声言他会“六甲法”的法术，可以召来天兵天将，轻而易举地生擒敌军元帅，消灭敌军。六甲法就是挑选男子7779人，经过施法术后，就可以刀枪不入。宋钦宗竟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宋钦宗又决定郭京的“天兵天将”与敌人决一死战。郭京发功的日子到了，他命令撤走城上所有的守军，以免有人偷看，导致法术失灵。施展法术后，郭京命人大开城门，派他“刀枪不入”的神兵出击。结果，这些神兵并没有刀枪不入，而是尽数被金军歼灭。幸好把守城门的宋兵将城门及时关闭，否则金军完全可以乘势冲入。郭京见首战失利，说：“看来还是得由我亲自出马。”然后率领残余的神兵缒城而下，出城后却一溜烟向南逃走，头也不回。就在此时，金军乘大雪攻城，攀城而上，发现城上竟然没有守军，开封外城由此陷落。　　京师外城破后，宋朝廷上下乱作一团。宋钦宗赶忙派宰相何栗到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宗望说：“自古以来，有南就有北，两者不可缺。只要答应割地，就可以议和，不过，太上皇必须亲自前来商议。”意思是说要宋徽宗亲自来议和。何栗回报后，宋钦宗说：“太上皇惊扰而病，一定要去，就由我亲自去吧。”　　宋钦宗与何栗到达金营后，送上降表，并屈辱地下跪。因为没有得到金太宗的诏命，完颜宗翰只是好言宽慰了几句，就让宋钦宗退下去了。宋钦宗在金营两天，没有议出什么结果，十二月初又回到东京城内。宋钦宗回到东京时，大臣和百姓夹道迎接。宋钦宗一想到一国之君亲自到敌营求和，威风扫地，忍不住当众号啕大哭。　　这时，东京已经完全没有防守。金军虽然没有入城，但派人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声称如不及时送交，将纵兵入城。宋钦宗按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各地，命令开城降金。　　当时开封城中已经被搜刮殆尽。宋钦宗为了讨好金人，下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的出资犒军，其实就是公然抢夺，稍有反抗者，便锁拿官府。开封城中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即使如此，金银仍然凑不够数，梅执礼等负责搜刮金银的大臣也因此被杀。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宋钦宗派人四处搜捕年轻女子，不够数目就用自己的妃嫔抵数。不少女子不甘受辱，自杀而死。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宋钦宗第二次去金营谈判，离朝之时，约定五天之内回来，谁知到了金营，就被扣留下来。金军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宋钦宗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彻底搜括，前后两次，达一月之久，共得金二十七万八千两，银七百一十四万两，帛一百零四万匹。　　金军除了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抢去皇帝玉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玩物，掳走百工、技艺、宫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公主）、亲王等贵族，连太上皇宋徽宗也被押送金营。据说，宋徽宗听到金银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将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带着被俘扣留在金营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宫女及大臣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归金国。其中完颜宗望一路带着宋徽宗及太后、各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与康王赵构母韦妃、赵构夫人邢氏由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完颜宗翰一路带着宋钦宗、钦宗后、太子、妃嫔及何栗、孙傅、张叔夜、陈过庭、司马朴、秦桧等大臣，由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俘虏的宋朝君臣中，只有张叔夜、何栗半路绝食而死。其他人则屈辱地活着。　　北宋至此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皇室成员中，逃脱大难的除了当时不在开封的康王赵构，就只有居住在民间的宋哲宗废后孟氏。　　徽、钦二宗被掳到金国后，先被迫换了白色的丧服，去拜谒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意为金主向祖先献俘。尔后，两个受尽屈辱的皇帝一个被封为昏德公，一个被封为重昏侯，关押在韩州（今辽宁昌图），后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因为受不了金人的折磨，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结果被宋钦宗发现，抱了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　　在被囚禁期间，宋徽宗写了许多悔恨哀怨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山南无雁飞。　　不过，他的悔恨只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他本人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为囚的下场。当然，他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故土，他曾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回宋朝，临行前交给他一件背心，背心上写着：“你（指宋高宗赵构）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哭着叮嘱曹勋，切记要转告宋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一边说着，一边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又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宋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宋徽宗和宋钦宗还日夜盼望宋高宗能接他们回去，其实宋高宗表面高喊要迎回徽、钦二帝，但内心却生怕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皇位，巴不得他们早些客死他乡。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无望而悲惨地死去，时年五十三岁，有遗言想归葬中原，未得金主允许。宋徽宗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僵硬。金人将尸体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坑里的水就能做灯油。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却被人拉住。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和议谈成，赵构生母韦氏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可见宋钦宗也很清楚弟弟宋高宗不思恢复中原的根本原因。然而，宋高宗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迎回兄长。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的悲惨命运也走到了尽头，金人将其纵马踩死，时年五十七岁，在帝位仅仅两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钦宗死讯才传到中原。宋高宗表面上悲伤不已，内心却暗自高兴，因为他皇位中最大的威胁被清除了。　　而宋徽宗的情人李师师早在国破前出家为女道士，之后辗转流落在湖广一带。只是此时时过境迁，历经离乱之苦的绝代名妓已经容颜憔悴，不复有昔日的丽色。因为生活艰难，无以谋生，李师师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卖唱度日。南渡的士大夫们仰慕其昔日盛名，时常邀她出席宴会。据说在宴席上，李师师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辇彀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二 大小汉奸　　靖康二年（1127）二月初，金军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金兵逼迫二帝脱下皇帝的衣服，换上平民之衣。在场的宋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只有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声抗议，怒骂金军主将完颜宗翰，并要宋钦宗坚持不换衣服。结果李若水被金兵用刀割掉舌头，然后再拖出杀死。当年参加过灭辽国的金兵说：“辽亡国时，慷慨就义的有十几人，宋朝只有李侍郎一人。”　同时，金军放回跟随宋钦宗的翰林学士承旨吴幵（音jian，同间）、吏部尚书莫俦回开封城，负责召集宋朝廷的百官，议立赵姓以外人为君主。吴幵和莫俦二人实际上已经投降了金人，不过是负责将金人的意思传达给百官而已。于是，根据金人的意思，东京留守王时雍与吴幵、莫俦带头倡议，提出立张邦昌为帝。王时雍有“金人外公”的外号，因为当时金人疯狂索要女子，王时雍为金人掠夺妇女最卖力。而吴幵和莫俦为金军往返传旨，被人们骂为“急脚鬼”（宋代的快速邮递称急脚递或急递）。 　　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时，张邦昌任河北路割地使，力主对金投降，因此被派跟随康王赵构入金营为人质。　　当时，朝廷中还是有不少人主战。大将姚平仲打算率精兵偷袭金营，生擒金军主帅宗望。主战派大臣李纲坚决支持，宋钦宗也希图侥幸取胜，表示同意。不料事不机密，有人抢先将宋军将要劫营的消息泄露给金军。半夜时分，当姚平仲军到达金军大营时，惊讶地发现金兵正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后，姚平仲一军被早有准备的金兵击溃，姚平仲大败而逃。　　姚平仲劫营不成，却惹恼了金军主帅宗望。他立即派人将人质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带来，斥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康王赵构一声不吭，保持沉默。而张邦昌吓得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地解释说姚平仲军夜袭绝非宋朝廷本意。张邦昌的态度让宗望觉得觉得此人软弱，将来必然有用。而相比较之下，康王赵构的态度令宗望起了疑心，他怀疑赵构不是真的皇子，于是派人到宋朝责问姚平仲劫营一事时，顺便提出了要改换人质。　　宋钦宗为了平息姚平仲劫营一事，以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不料此举让宋朝军民大为愤慨。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宋钦宗罢免宰相李邦彦，重新起用李纲，将城外军事交陕西老将种师道负责。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封城中军民几万人赶来声援，宋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只好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出来相见，才算平息了风波。　　宋钦宗送肃王赵枢去金营做人质，换回了康王赵构和张邦昌。此时金人忌惮李纲的起复，又顾虑劳军远征，而宋军援兵正向东京集结，于是在宋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撤兵北归。肃王赵枢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金兵撤走后，宋钦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本已经南逃的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重新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金军再次大举南侵，宋朝廷则完全被投降派把持，导致了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金军将东京洗劫一空后，心满意足，开始准备退军。　　金人因劳师远攻，不敢久留，加上力量有限，便打算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为防止宋朝东山再起，命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东京留守王时雍召集群臣，以张邦昌姓名入议状，太常寺主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肯签名，逃入太学。御史马伸、吴给联合御史中丞秦桧向金人要求继立赵氏后嗣为君。秦桧更是义愤填膺地当众揭发张邦昌罪行，认为不当立其为君主。金人由此大怒，将秦桧抓到金营关押。　　这是历史上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慷慨激昂的忠君爱国者，怒斥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当时人看来，秦桧是个英雄，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为本来秦桧可以安然无事，但正因为他站出来一骂张邦昌，之后便与徽钦二帝一道被掳北上，开始颠沛流离的屈辱生涯。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所谓的忠君爱国者秦桧才是真正的大汉奸。　　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听说此人将是未来的中原皇帝，开封士庶军民上万人争相挤到城门口观望。张邦昌心知肚明，知道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恨他入骨。千百年来，恐怕没有一个人如张邦昌这般，对将要到手的皇位恐惧得不知所措。　入城后，张邦昌没有敢直接入主大内，而是先去了尚书省。宋朝三省中，门下、尚书均在皇宫外办公，只有中书在皇宫内，称政事堂。由此可见，张邦昌并不情愿当这个皇帝。然而，金人却威胁说，如果到三月初七张邦昌还不当皇帝，或者是开封城中的官吏军民不拥戴他做皇帝，那么就先杀光大臣，再血洗开封。事关切身利益，百官纷纷来劝说张邦昌早日即位。　　此时的张邦昌，当然是处在绝难的境地。要摆脱掉烦恼，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这是他最理想的结局，这一点，同时代的李纲已经指出来了。据说，张邦昌曾经打算自杀，但有人劝阻他说：“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是想涂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生性软弱，终究没有自杀的勇气，如此，背上“汉奸”的千古骂名势不可免。　　三月初七，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深知百官劝进是出于无奈，并非自己深得人心，他不过是金人手中的傀儡皇帝，所以自尚书省上马，他就开始恸哭，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张邦昌受封即位时，阖门宣赞舍人吴革召集数百人起事，失败后被杀。　　登基当日，张邦昌升文德殿，他不敢坐皇帝专用的御床，而是在御床西摆了个位子，在那里坐着接受群臣朝贺。张邦昌还特意让阁门传令百官，千万不要对他下拜。但东京留守王时雍为了讨好张邦昌，领先下拜，吴幵、莫俦、范琼等紧随其后。张邦昌吓得连忙拱手起立。 　　当日天色十分惨淡，乌云蔽日，阴风四起。除了王时雍、吴幵、莫俦、范琼等少数人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拥在张邦昌左右外，大多数大臣想到家国破碎，从此要屈节异姓，各个容颜沮丧，毫无喜庆之色。张邦昌虽然当上了皇帝，见群情沮丧，心中着实不安。　　张邦昌即位后，以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幵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佥书枢密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并下令百官：“多日以来朝廷常有变故，大臣有司尽失其职，从今以后由御史台监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职。”他声称自己不称“朕”，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平时不穿皇帝的龙袍，除非听到金人要来，才急忙换上，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王时雍每向张邦昌奏事，都要说“臣启陛下”，张邦昌总是提醒王时雍不可称“陛下”，而要称“相公”。 　　当时，金人催交银两，开封府以现有户口为准各家摊派，限日缴纳，无奈京中百姓连遭战火，既使倾家荡产也无法凑足那个天文数字。张邦昌给金人修书恳求免催银帛：“仰仗贵国的大恩，不敢忘怀，然而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城中的百姓因围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饥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某虽愿抚养却无资钱以厚其生，欲赈给相救却无食粮以续其命。贵国催促日急，有不胜其力自寻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金人搜刮抢掠已得到不少实惠，也知道这块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顺水推舟卖他一个人情，答应免括金银。　　金人扶持了张邦昌的傀儡政权后，就北还回朝。临行，张邦昌前去送行，他特意脱下皇帝的龙袍，身着赭红色袍，张红盖。这一切仪仗，均非皇家礼仪。由此可见，张邦昌心有所惧。但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观看的士庶军民均认为他靠降金发家，无不对他咬牙切齿，憎恨有加。　　金人走后，张邦昌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他不在正殿办公，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可谓行规步距，小心谨慎之至。　　金人临走时问张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护，张邦昌生怕金人一走，自己会变成千夫所指，所以希望金人能留军队驻守。可宰相吕好问却拒绝说：“恐怕北方的兵卒不习南方的水土，不会安心驻扎。”金人又试探；“只留一贝勒怎么样？”吕好问又托词贝勒是金人，不敢留住，恐担不起责任。金人只好全军北撤。　张邦昌知道金人一旦北归，自己便大势已去，很是恼火，因此而责怪吕好问。吕好问回答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事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现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归元祐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这里要提一句，此时在张邦昌的傀儡朝廷中，宋臣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真正的投降派，如王时雍之流，想通过拥立张邦昌取得富贵；另一派是假意的投降派，是假汉奸，以吕好问为代表，想通过立张邦昌来促使金军退兵。最典型的佐证便是，吕好问行文均称“靖康二年”，根本就不提张邦昌的“大楚”年号。　　即使是真正的投降派，也对张邦昌无信心，因为宋朝在南方还有大量军队，正向东京集结。张邦昌权衡利弊下，决定听从吕好问的建议。但另一宰相王时雍为了自身利益，坚决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相公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宰相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的意见。　　此时，各路“勤王”兵马纷纷开往开封，公然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不愿意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听从王时雍之流的建议，立即派人迎宋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赵构，自陈说：“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金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他在这封书信中一再强调说，当时他如果不称帝，金兵就要屠城，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随后，张邦昌派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赵构，又请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至此，张邦昌的大楚政权正式结束，前后共历三十三天。　　元祐皇后孟氏随即以宋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命康王赵构即位。张邦昌自己不久也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拜见康王赵构。他匍匐在赵构面前，伏地恸哭，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请求赵构赐其死罪。赵构好言相慰，答应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宋高宗，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之后，宋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宋高宗之所以不处罚张邦昌，一是因为二人当初同在金营为人质，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二是宋高宗本人的政治主张跟张邦昌并无区别，都是力主投降的主儿，这也是为什么宋高宗后来会重用另一投降派秦桧的根本原因。据一些野史记载说，张邦昌能避免被新皇帝追究责任，还因为他暗中使了美人计，将自己美丽动人的义女献给了宋高宗。“狐媚偏能惑主”，张邦昌有国丈之尊，宋高宗自然不能如何了。　　本来，张邦昌就此平安无事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还能得到更大的重用。然而，主战派李纲拜相后，首先以“十议”上奏，其中二议为“僭逆”和“伪命”，坚决要求宋高宗处罚叛臣，张邦昌自然是首当其冲。　张邦昌奴颜婢膝、失节奉敌的丑行本来就不为朝野所容，李纲开了头后，检举他罪行的奏章顿时如雪片般飞到宋高宗的案头。甚至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根据《宋史??张邦昌传》记载：“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宋高宗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下诏说：“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　　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张邦昌坐僭责降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而丑闻中的李氏也被“杖脊配车营务”。其他汉奸如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李擢、孙觌等，分别安置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梅州（今广东梅县）、永州（今湖南零陵）、全州（今广西全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归州（今湖北秭归）。 　　然而，几个月后，金国竟然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出兵侵宋，攻取两河州郡。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宋高宗不得不再次牺牲张邦昌，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派殿中侍御史马伸前来执行。据说，张邦昌接到诏书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严令迫之，张邦昌不得已，才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王时雍也被诛杀。　　张邦昌亏的是个人名节，但却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之事，与后来的秦桧相比，他实在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汉奸。而真正的大汉奸秦桧，此时还被拘禁在金国，直到绍兴元年（1131年），他从金国归来，在声名赫赫中拜相，才再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他还有一个投降求和的理由：“中国人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可谓十分冠冕堂皇。这是后话，后面再提。下面要讲的另外一个大汉奸刘豫。　　刘豫，字彦游，永静军阜城（今属河北）人，元符时进士及第，拜殿中侍御史，曾被人揭发早年有偷盗行为，宋徽宗没有追究。不久，刘豫多次上奏，涉及礼制局的事务，引起宋徽宗的不满，被降职，出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金军大举入侵时，刘豫弃职逃走。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经朋友枢密使张悫举荐，刘豫任知济南府。当时北方大乱，到处都是抗金武装和盗贼，刘豫请求改派江南一郡，但被拒绝，他不得已上任，却由此对宋朝廷怀恨在心。不久，金将挞懒（即完颜昌，金太祖堂弟）率兵围济南，开始刘豫还派儿子刘麟与金军交战，后来受金人利禄引诱，决意投降。济南城中有猛将关胜善用大刀，多次击败金兵。刘豫竟杀死关胜，与通判张东缒城出降，济南由此陷落金兵之手。金人因此封刘豫为东平知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封其子刘麟为济南知府。实际上将在金军控制下的黄河以南的地方都交给了刘豫。　　因为之前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张邦昌已经被宋高宗赐死，金人急需再扶植一个汉奸政权，刘豫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宋建炎四年（1130年），刘豫受金册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齐以父事金，册文中有“世修子礼”等语。刘豫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封张孝纯等为宰相，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　　惊魂不定的南宋小朝廷对刘豫的齐政权颇为畏惧，居然以敌国之礼相待，在国书称刘豫为“大齐皇帝”。当时，刘豫的宰相张孝纯等人的家人都在宋境，宋朝廷也以礼相待，一点都不敢怠慢。　　但刘豫却从来没有尊重过南宋小朝廷。他偶然从一个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认出此碗决非民间之物所有，便仔细盘查，问出是盗自巩县宋哲宗的永泰陵，于是便派人挖掘了永泰陵，陵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宋哲宗的尸骨暴露在外。刘豫开此先例后，河南一带掘墓成疯，北宋诸帝陵均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富家冢墓也无幸免。　［巩县北宋帝陵的浩劫还不止于此。金国灭亡后，蒙古控制了北宋陵区，除了石雕外，将一切地面建筑除“尽犁为墟”。《南宋杂事诗》有一首诗因而叹道：“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住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　　刘豫和之前的张邦昌大不相同，一称帝就公然与宋为敌。宋绍兴二年（1132年），刘豫迁都开封。他屡次派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配合金军侵宋。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刘豫，齐军节节败退。李横攻占了颍昌府（河南许昌），直逼开封。刘豫大为恐惧，急忙向金求救。金国大将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即兀术，多称金兀术）亲自率军支援，金齐联军开始反击。而宋朝廷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并不信任，宋朝廷的嫡系刘光世部和韩世忠部也只是扬言要支援，实际却按兵不动。李横孤立无援，一路败退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齐军乘势收复旧地，还顺手占领了襄阳府等六郡之地。　　此时，刘豫的大齐政权达到了巅峰，向西克攻巴蜀，南下可取吴越，对南宋朝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苟安的南宋朝廷不得不开始反击。　　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命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宋高宗了解岳飞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临行前特下手诏，只许岳飞收复李横的旧地，如果越界到刘豫的齐地，“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如此恬不知耻的皇帝，与之前的张邦昌并无任何区别。之后，岳飞大显身手，连败金齐联军，收复了六郡。岳飞因此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为南宋第五个建节的武将，时年三十二岁。　　刘豫知道对抗南宋是他这个皇帝存在的唯一价值，同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将讹里朵和挞懒率五万金军支援。这次刘豫来势汹汹，宋朝廷大为惊恐，大将张俊和刘光世也畏敌不前，宋高宗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有韩世忠在大仪（今江苏仪征南）设伏，大败金军，由此扭转了战局。金军转向淮西后，又被岳飞大败。此后，双方进入僵持状态。然而到了年底，战事却因为金太宗病危而起了变化，金军北归，刘豫孤掌难鸣，也只得退兵。　　岳飞和韩世忠的崛起，令刘豫屡战屡败，金人开始对他不满，这让刘豫感到巨大的危机。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又征发大军三十万进攻两淮，刘麟统领中路军，刘豫之侄刘猊统领东路军，孔彦舟统领西路军。结果被韩世忠、杨沂中击败。金军按兵不动，不肯相助。齐军大败溃退，伤亡极重，民怨沸腾。　　此时金国的皇帝为金熙宗完颜亶，金熙宗听到刘豫战败的消息十分恼怒，对刘豫非常不满。但是，金国重臣完颜宗翰一向支持刘豫。金熙宗一向不满完颜宗翰把持朝政，便开始有计划地削弱完颜宗翰的势力，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被以赃罪处死。宋绍兴七年（1137年），刘豫在金国的靠山完颜宗翰死。刘豫感觉到不祥，于是就立儿子刘麟为储嗣之事上书试探金国廷的意思，金熙宗冷冰冰地说：“朕会派人咨询河南百姓来决定。”此时，刘豫已经知道自己这个皇帝当不了几天了，而未来的命运难以预测。他想向南宋朝廷投降，又怕得到张邦昌一样的下场，只好苟且偷生，听天由命。　　不久，金国廷指责刘豫“论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众”，下诏废其为蜀王，将刘豫一家安置在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相当于变相的流放。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刘豫死于流放地。　　三 柔福帝姬　　国破家亡之际，战争就不再只是男人们的事。而女人们往往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因为她们往往成为战争的战利品和敌人的玩物。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将徽、钦二帝以及妃嫔、皇子、公主、宗室贵戚、大臣约三千余人押送北方。这其中，妇女占了很大的比例，比较著名的有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宋高宗生母韦氏、宋高宗发妻邢氏，以及后来因为假冒之案而出名的柔福帝姬。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宋徽宗皇后郑氏。郑皇后为宋徽宗赵佶第二任皇后，她少年入宫，原为向太后身边的侍女，美貌出众。赵佶还是端王时，时常去拜见向太后，便对郑氏瞩目。向太后便干脆将郑氏赐给赵佶。郑氏当上皇后后，倒是很少干政，也严格约束娘家人，这点在日后她娘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金军攻破汴京，将皇室及大臣押送北方时，郑皇后向金军主帅完颜宗翰（粘罕）求情说：“妾有罪，当随行北迁，但妾家属从不干预朝政，请元帅将他们留下！”完颜宗翰同意了，所以郑皇后的父亲郑绅幸免于难。　　这一大群俘虏北上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和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女子成为俘虏，其中所受的屈辱是不言而喻的。朱皇后当时二十六岁，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在北上的路上，朱皇后还被强迫给金军唱歌助兴，数次面临被侮辱的危险。而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贵族女人，绝大多数没有自杀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宁可逆来顺受，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　　俘虏们到达金国后，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　　献俘结束后，男俘虏被分散为奴，每人每月发五斗稗子作为口粮，自己舂吃，舂完后，实际才有一斗八升。另外，每年每人发给五把麻，令自织麻为衣。这些人都是皇子皇孙和朝中显贵，平日养尊处优，五谷尚且不分，哪里会织麻为衣。因此好多人无衣可穿，终年裸体度日。北方天气寒冷，俘虏们有时候冷得受不了，便冒着奇寒，外出拾取柴禾，回来用柴禾烤火，结果一冻一热之下，耳鼻和手指脚趾往往自行脱落，痛苦非人所能忍受。许多人因此皮肉溃烂毒发而死。　　女俘们被单独处理，有名号的妃嫔和公主等五十余人交由金国皇帝亲自分配，美貌的宫女由完颜宗翰分给金军将士，其余的分配给金国贵族为奴。这些女子无人能逃过被凌辱的命运。　　柔福帝姬，小名嬛嬛，宋徽宗第十女，生母是极受宠爱的王贵妃。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因蔡京建议，宋朝廷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宣布一律称“公主”为“帝姬”。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　　柔福帝姬被掳北上时才十七岁，为宋徽宗未出阁公主中年纪最大者，金兵因而对她格外重视，打算将这一处女公主进献给金太宗。据一些野史记载，在北上的途中，柔福帝姬还是难免凌辱的命运，而凌辱她的金将也为擅自动了留给皇帝的女人而被残酷杀死。到达金国后，柔福帝姬被郑重其事地献给金国皇帝金太宗做侍妾。或许柔福帝姬并不是十分美貌，或许是她多次被凌辱后身体羸弱不堪，又或许是她不擅长逢迎，得罪了金太宗，总之，金太宗对她没产生任何兴趣，而是直接将她送到了上京浣衣院为奴。　　这个名为“浣衣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金人寻欢作乐的官方妓院。除了柔福帝姬外，赵构的发妻邢秉懿、赵构的生母韦氏也在浣衣院中为奴，充当金人发泄性欲的工具。《呻吟语》记载说：“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可见这些往日身份尊贵的女性受到了何等惨烈的侮辱，甚至比起金国的官妓还不如。不过，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韦氏身份变得特殊，所以很快离开了浣衣院，转送五国城，与她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　　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还遥册原配邢秉懿为皇后，并给邢氏家族二十五人封官加爵。然而，皇后的虚衔并不能改变邢秉懿的悲惨命运。宋徽宗派臣子曹勋南归时，邢秉懿摘下金环，交给曹勋说：“幸为吾白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这里指宋高宗赵构），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可惜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只想苟且偷安保住他自己的富贵。绍兴九年（1139年），邢秉懿在无尽的折磨与屈辱中死去，时年三十四岁。金人刻意隐瞒邢秉懿的死讯，宋高宗遥册邢秉懿为皇后后，因不知道邢秉懿已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中宫虚位长达十六年。直到赵构的生母韦氏归国后，才告知宋高宗真相，宋高宗才立宠妃吴氏为皇后。柔福帝姬在浣衣院过了好几年的屈辱生活后，又被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所得。完颜宗贤对柔福帝姬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也没有太多侮辱她，而是从安置在五国城的汉人中选了一名叫徐还的男人，将柔福帝姬嫁了给他，柔福帝姬这才算结束了人尽可夫的“浣衣院”生涯。柔福帝姬大约死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这一年她才三十一岁。根据《宋史??公主列传》中记载：“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这是真实的柔福帝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像所有国破家亡时的女人一样悲惨不幸，是男人们无能的牺牲品。　　就在柔福帝姬在北方受尽凌辱之时，中原却突然冒出个柔福帝姬。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宋官军剿匪之时，俘虏的匪眷中有一女子自称是柔福帝姬。柔福帝姬可是皇帝的妹妹，于是立即被送到临安。该女子自称从金国奔逃回来，其间历尽了风霜雨雪。　　宋高宗确实记得宋徽宗有个公主叫嬛嬛，为王贵妃所生，被封为柔福帝姬。但阔别多年，他已经记不清楚公主面貌身材，于是命老宫女察验。老宫女都感觉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当年的柔福帝姬，用宫中旧事盘问她，也能够回答得圆满。只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这女子有一双大脚，不似柔福帝姬的纤足。对此疑点，那女子泪流满面地解释说：“金人驱逐如牛羊，乘间逃脱，赤脚奔走到此，山河万里，岂能尚使一双纤足，仍如旧时模样？”事见《鹤林玉露》记载：“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 　　宋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这女子能够一口叫出宋高宗的乳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又为她选择永州防御使高世褭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后，高宗生母韦贵妃被金国放归。母子重逢，喜极而泣。韦贵妃回朝后，被宋高宗尊封为“显仁太后”。韦太后回国之后，听到柔福帝姬一事，不禁诧异说：“柔福已病死于金国，怎么又有一个柔福呢？”宋高宗便说了柔福由金逃回的情状。韦太后说：“金人都在笑话你呢！说你错买了颜子，真正的柔福早已经死了。”　　颜子就是假货的意思。当时开封城有条街名叫颜家巷，街内有家松漆店，里面卖各种纸做的器具，表面松漆得极为精美，样式新颖，看上去十分炫目。但因为是纸做的，购买回去，不能经久使用，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颜子”，后来演变成假货的代名词。　　宋高宗听了母亲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拘捕了柔福帝姬，交大理寺审问，严刑拷问之下，假柔福公主无可抵赖，只得一一供招。　　原来，她本是汴京流浪的女子名叫静善，生得颇为美貌。汴京攻破后，她被乱兵掠往北方。在路上遇到一个名叫张喜儿的宫女。张喜儿曾在王贵妃（柔福帝姬生母）宫中侍奉，知道许多宫闱秘事，一一都说给了静善听，尤其还说静善的相貌气质酷似柔福帝姬。静善对这个巧合十分动心，于是开始留心记忆各种宫闱秘事，而且刻意模仿张喜儿所说的公主形态。之后，静善在战乱中经历曲折，曾经三次被人拐卖，最后被土匪陈忠虏入盗伙，被迫嫁给了一名小土匪。宋官军剿匪之时，抓住了静善，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她杀死。静善为了活命，称自己就是柔福帝姬。见到静善的气度，宋官军还真的被吓住了，于是将她送到临安。静善成功蒙骗过宋高宗后，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贵。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韦太后回到京师，说破了此事，静善再也无从掩饰，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　　宋高宗知道柔福帝姬确实为假后，下令将假公主斩首于东市。最倒霉的是高士褭，先是奉旨娶了柔福帝姬，又因为柔福帝姬是假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还因此被人们嘲笑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　之前，宦官冯益曾指证柔福帝姬为真，为此也受牵连。《宋史??宦者列传??冯益》记载：“先是，伪柔福帝姬之来，自称为王贵妃季女，益自言尝在贵妃合，帝遣之验视，益为所诈，遂以真告。及事觉，益坐验视不实，送昭州编管，寻以与皇太后联姻得免。”　　假柔福帝姬虽然被杀，民间却流言纷纷，为其抱屈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史学家认为被杀的柔福帝姬其实是真正的公主，之所以被揭穿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回来后，担心柔福帝姬说出自己在北方被凌辱被糟蹋的各种丑事，于是威胁宋高宗将柔福帝姬杀死灭口。宋高宗对柔福帝姬并无什么感情，奉了母亲严命，便牺牲了柔福帝姬。《四朝闻见录》《随国随笔》等笔记，都记载了这样的说法。而有力的佐证则是：当初柔福帝姬初来投奔之时，许多旧日宫人和太监冯益都断定公主是真的，即使假公主相貌长得再像，但如果没有十足把握，这些人决不敢乱说。而这些人后来相继改口，以及公主自认是假，则是因为严刑拷打的缘故。　　大约是受了柔福帝姬还京传奇的影响，绍兴二年（1122年），在柔福帝姬还宫后两年，发生了一起荣德帝姬假公主事件。　　事情大概的经过是：一名姓易的商人妻因为贪图富贵，假冒宋钦宗亲妹、宋徽宗王皇后之女荣德帝姬，来到皇宫认亲。荣德帝姬小字金奴，最早封永庆公主，又封荣福公主，宋徽宗听从蔡京的建议，改“公主”为“帝姬”之后，又将她封为荣德帝姬。荣德帝姬为宋徽宗第一任皇后王氏所生，在宋徽宗的儿女中年纪较长，北宋亡国之前就已经嫁给左卫将军曹晟为妻，后来被掳往金国。而后来这个假冒的公主的易氏颇有几分姿色，金军南下时，全家南逃，在半路与丈夫失散。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易氏意外遇到了荣德帝姬以前的侍卫。在聊天的时候，易氏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荣德帝姬的形貌举止，以及一些深宫秘事。到达南方后，易氏听说了柔福帝姬的故事。她艳羡皇家尊荣，竟然想到了冒充公主的主意，于是就来到南宋小朝廷，自称是逃归的荣德帝姬。宋高宗并不认识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荣德帝姬，干脆照葫芦画瓢，派老宫女去检验真伪，结果露出了马脚。宋高宗下令将她送交大理寺审讯。真相大白后，易氏被乱杖打死。　　金兵入侵中原，百姓远比皇室承受了更多的灾难，无数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兴祖之女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蒋兴祖之女，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父蒋兴祖，靖康时任阳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与妻及长子死节，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兴祖之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词：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　　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　　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词的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歇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词风沉郁悲痛，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的苦难。　　第五章　　偏安的最后岁月　　绍兴二年，公元1279年十二月，元军大举进攻在大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这里有南宋最后的赵昺小朝廷，也有南宋最后一支军队，是宋朝最后的希望。结果，宋军未能凭借险要地形久守，被元军用火攻打败。宰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宋朝彻底灭亡。　　南宋王朝堪称最软弱的王朝，皇帝昏庸无能，只知道苟且偷安，偏安一隅。有诗讽刺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皇帝全无作为，奸臣当道，朝政腐败，偏安的局面并不能维持长久，南宋因而成为历史上又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政权。偏安的最后岁月(1)　南宋灭亡后，一些文人义士坚持抗元，最后或以身殉国，或遁迹山林，誓不仕元，成为所谓的“遗民”，而南宋遗民诗人的作品也在遗民诗史上写下极为重要的一章。这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作家有谢枋得、汪元量、谢翱、郑思肖、张炎等人。　　谢枋得曾率兵抗元，结果兵败，南宋灭亡后被迫流亡。元兵为了缉拿他，将他的妻子李氏和两个儿子都逮捕下狱，李氏不屈而死。这样的家国之恨，使谢枋得情不能遏，写下了大量诗文。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诏召天下人才，集贤殿学士程文海荐举宋遗民二十二人，以谢枋得居首。谢枋得坚辞不就，写下了著名的《却聘书》：“人莫不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逼我降元，我必慷慨赴死，决不失志。”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急于邀功，捕获谢枋得，强行将他押解至大都。谢枋得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汪元量擅长操琴，原为南宋宫廷著名乐师。南宋太后谢道清被元军俘虏后，汪元量随谢太后一起北上。所作的《越州歌》《湖州歌》《醉歌》等均为纪实诗篇，记录了南宋覆亡前后的史实，叙述周详生动，通过抒写亡国之痛、离乱之恨，寄托了对国家兴亡的伤感之情，被称为宋亡的诗史。　　谢翱被誉为“宋末诗坛之冠”，曾为文天祥的谘议参军，文天祥遇害后，他为了逃避元军的追捕，一直隐藏在东南一带。《登西台恸哭记》为哭祭文天祥而作，曲折地表达了沉痛悲愤之情，情真意挚，感人至深。《书文山卷后》是哀悼故国和亡友的泣血吞声之作，字字血泪，令人荡气回肠。　　郑思肖为当时著名诗人兼画家，宋亡后始终不忘故国，画兰花不画土根，以喻自己无国土可着之意。他将手抄的书稿《大宋铁函经》用铁盒密封后投在苏州永天寺的一口枯井里，直到明朝崇祯年间，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被发现刊印，此书亦称《井中心史》。　　张炎在宋亡前为富家公子，其祖父张濡和父亲张枢均是当时地位显赫的人物。然而，当元军攻入临安后，张炎的生活同宋王朝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的祖父被元人杀害，家产被掠，父亲张枢随后也下落不明。张炎侥幸逃脱，在惊惧中漫游于江南一带，长达数十年。因家道中落，贫难自给，最后沦为“文丐”，在穷困潦倒中死去。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充分体现在他后期的诗作中，沉郁悲壮，感慨凄凉，代表了其同时代南宋亡国文人士大夫的共同遭遇和心情。　　一 光宗惧妻　　宋光宗赵惇为宋孝宗第三子，为孝宗原配郭氏所生。郭氏出身名门，为宋真宗郭皇后外家的六世孙。郭氏在宋孝宗继位前病死，后被追封为皇后。郭氏共生四子：长子赵愭，封邓王；次子赵恺，封庆王；三子赵惇，开始封为恭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光宗；第四子早夭。按照宗法，郭氏的儿子均为嫡子，于是宋孝宗先立长子赵愭为太子，但不久后赵愭病死。按照顺序，太子位应该轮到次子赵恺。但宋孝宗更偏爱三子赵惇，认为赵惇“英武类己”，而次子赵恺过于宽厚仁慈，其实就是嫌赵恺窝囊软弱，赵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幸运地立为太子。不过，公平而论，宋孝宗本人并非什么英武之辈，他的宝贝儿子赵惇更非“类己”。 　　赵惇当上太子后，开始尚对宋孝宗毕恭毕敬，宋孝宗情绪好时，赵惇也“喜动于色”，宋孝宗不高兴时，赵惇则“愀然忧见于色”。但他并非真心对父皇谦恭，不过是为了保住储君之位而被迫做出来的表面文章。这样表面的文章做得久了，难免会有所厌烦。过了四十岁以后，赵惇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太子，便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宋孝宗早日传位。有一天，赵惇故意对宋孝宗说：“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特地给我送来了染胡须的药，不过我没有用。”这弦外之音就是你儿子都已经一把白胡子了，该过过当皇帝的瘾了。宋孝宗自然明白儿子的心意，却故作不明白，严肃地回答道：“白胡须有什么不好？刚好可以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　赵惇碰了钉子后，不敢再公然试探，转而讨好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想靠太皇太后的力量来取得皇位。吴太后也明白赵惇的心意，曾经向宋孝宗暗示过，但宋孝宗却说太子还需要历练。这一系列的事件，在赵惇心中留下重重的阴影，从而直接导致他开始疑惧自己的亲生父亲。 　　一直到淳熙十六（1189年）二月，宋孝宗因为要为宋高宗服丧，才主动禅位给太子赵惇。四十三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朝思暮想的皇位。最讽刺的是，他一直迫不及待地要当皇帝，登上帝位后却无所作为。不仅如此，之前他对父皇的种种嫉恨，开始在各种外力的因素下逐渐诱发，从而导致了长达数年的“过宫事件”。 　　宋光宗即位之初，曾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本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因为没有邀请太上皇而遭到了非议。群臣纷纷上书，指出宋高宗在世时，宋孝宗每次出游都要恭请宋高宗同行，而宋光宗却只顾自己游玩。言下之意是指责宋光宗不孝，宋光宗看了奏章后自然很不高兴。刚好此时宋孝宗派宦官赐玉杯给宋光宗，宋光宗一时没有拿稳，将玉杯打碎了。宦官回到重华宫，向宋孝宗禀报，故意说：“官家一见玉杯是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就玉杯摔碎了。”宋孝宗听了，自然非常不高兴。父子之间的嫌隙渐生。　　还有一次，宋孝宗游东园，按照惯例，宋光宗作为儿子，应该前去侍奉。但一直到家宴之时，仍然不见宋光宗的踪影。亲生的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宋孝宗心中的不快可想而知。刚好他身边的宦官爱搬弄是非，故意在园中捉鸡，还大声叫道：“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显然是讥讽宋孝宗这个太上皇已经时过境迁，沦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了。宦官敢如此嚣张，显然宋孝宗父子关系的紧张已经公开化，而矛盾则因为宋光宗皇后李凤娘的挑拨进一步加剧。　　李凤娘，安阳人，庆远军节度使李道女。据说她出生的时候，有黑凤凰聚集在李道营前的石头上，令人称奇，于是，李道给新出生的女儿取名为凤娘。李道出师湖北时，听说当地道士皇甫坦善给人看相，便请他给女儿看相。皇甫坦一见李凤娘，便大惊失色道：“此女当母仪天下，请务必妥善抚养。”后来，皇甫坦得到宋高宗宠幸，偶然谈起了李凤娘。当时恭王赵惇尚未娶亲，宋高宗便命纳李凤娘为恭王妃，赵惇封太子后，李凤娘也晋为太子妃。 　　李凤娘容貌美艳，性情却骄横阴险，胜过男子。她当上太子妃后，不断在宋高宗、宋孝宗和太子赵惇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宋高宗对其很是不满，曾对吴皇后说：“是妇将种，吾为皇甫所误。”意思是受了道士皇甫坦的蒙骗。宋孝宗也不满儿媳妇的所作所为，严厉训斥说：“你应该学太上皇后（指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就要废掉你！”李凤娘由此对宋孝宗怀恨在心。 　　宋孝宗预备禅位时，召集三省枢密院执政大臣，告知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只有知枢密院事黄洽一言不发，宋孝宗觉得很奇怪，便特意征询他的意见。黄洽回答说：“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李凤娘）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宋孝宗默然不答，要他公然承认不满儿媳妇，这是相当难堪的事。黄洽心知肚明，便说：“陛下问臣，臣不敢不答。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时，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微臣了。”于是请求辞职。　　宋孝宗也没太当回事，想不到后来果然被黄洽而言中。李凤娘当上皇后后，强烈的权力欲日益迸发，甚至想要凌驾在皇帝之上。　　有一次，宋孝宗皇后谢氏看不惯李凤娘傲慢无礼，便好言规劝注意皇后身份，应该礼仪得体。李凤娘不但不听，反而当场讥讽说：“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谢氏原来是宋高宗皇后吴氏的侍女，后来被赏赐给宋孝宗，因为能写大字、善骑射而得到宋孝宗的宠爱，晋封为皇后。李凤娘此言，无疑是讽刺谢氏身份卑微。谢氏大怒，将此事告诉了宋孝宗。宋孝宗决定废黜李凤娘，召来老臣史浩商议废后之事。不料史浩认为宋光宗刚刚登上皇位，如果立即废除皇后，会引起天下人的议论，不利于大局，坚决不同意废后一事。此时，宋孝宗已经退位为太上皇，得不到大臣的支持，废后一事只好作罢。但此事却被李凤娘得知，她恨宋孝宗入骨，决意挑拨宋孝宗与宋光宗的父子关系，以便她自己控制宋光宗。　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宋光宗对李凤娘这位原配妻子又爱又怕。皇帝君临天下，拥有无上的权威，却在家里怕老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昔日晋惠帝惧怕妻子贾南风。宋光宗的情况也比晋惠帝好不到哪里去，李凤娘说的话，宋光宗只能唯命是从。但他毕竟是皇帝，受制于老婆，难免心有不甘，便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皇后深居内宫，无法与外界联系，只能倚仗宦官。宋光宗便想釜底抽薪，将李凤娘的亲信宦官全部杀死，但他性格懦弱，又犹豫未发。宋光宗的计划被宦官们知道后，便在宋光宗和李凤娘之间搬弄是非。因此每当宋光宗说出憎嫌宦官的话，李凤娘便加以包庇。对妻子的惧怕，加上对父亲的猜忌，宋光宗身心备受折磨，心理压力很大，得了一种怔忡病。　　宋孝宗听说儿子生病后，血浓于水，还是爱子心切，便召御医入问，配了药方，打算等宋光宗来问安时，便将药给儿子试服。宦官却趁机兴风作浪，挑动李凤娘说：“太上官家（宋孝宗）合药，欲待皇上前去问安，即令服饮。倘有不测，岂不贻宗社之忧么？”意思是说宋孝宗别有用心。　　在这之前，宋光宗想立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李凤娘之子赵扩为太子，但宋孝宗却不同意。宋孝宗更喜欢赵恺（宋光宗兄长）的儿子赵抦，赵恺便是当初更有资格被立太子之人，当时宋光宗取代兄长赵恺成为太子，而如今宋孝宗却想立兄长之子为太子，这无疑让宋光宗感到极大的疑惧。所以，他不再定期去重华宫问安，这便让李凤娘有机可乘。李凤娘听信宦官之言，认为宋孝宗合药是想借机毒害丈夫。　　过了几天，宋孝宗召宋光宗家宴，李凤娘不让宋光宗知道，独自去了重华宫，当面向宋孝宗提出立儿子赵扩为储。宋孝宗沉吟不答。李凤娘按捺不住，竟然责问公公说：“古人有言，立嫡以长，我是六礼所聘，赵扩又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因为宋孝宗不是宋高宗的亲生儿子，李凤娘这句话惹得宋孝宗大怒，当即拂袖而去。李凤娘回去后，不但向宋光宗哭诉，还添油加醋地说了合药一事，认为宋孝宗对宋光宗有废立之意。宋光宗信以为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去重华宫给父亲请安。　　李凤娘不但有着强烈的权力欲，还生性妒悍，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宋光宗宠爱另一贵妃黄氏，李凤娘深为嫉妒，便趁宋光宗出宫祭祀之机，将黄贵妃杀死，之后谎称“暴死”。宋光宗明知有诈，却无可奈何。有一次，宋光宗洗手，看到一旁侍候的宫女的双手纤纤玉手洁白如玉，很是喜爱，忍不住说了一个“好”字。过了几天，李凤娘派人给宋光宗送来食盒，打开一看，却是那位宫女的双手。宋光宗吓得也不敢声张，内心的悲凉无从解脱。这一系列的事件，直接导致了宋光宗病情的加重。　　有一次，宋光宗突然发病，宋孝宗听说后，亲自赶过来探视。宋光宗已经不省人事，认不出父亲。宋孝宗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厉声训斥李凤娘说：“都是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如果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李凤娘大为恐慌，等宋光宗病情有起色后，便大搬是非，谎称宋光宗如果去重华宫问安，就会被宋孝宗留住。宋光宗听说后，更加不敢去重华宫。　　宋光宗不给宋孝宗请安，孝道有亏，群臣纷纷进谏，宋光宗却不肯听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过宫”事件。绍熙三年（1192年）十二月，群臣伏阙泣谏，宋光宗当场推辞不过，才勉强答应。谁知道过了几天，宋光宗仍然没有要去重华宫的意思。群臣再一次奏请，宋光宗才去了重华宫一次。之后，在长至节和次年元旦，宋光宗先后两次到重华宫给宋孝宗问安，之后，再也没有踏进重华宫半步。朝野上下对此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群臣劝谏的行列，上百人联名上书，要求宋光宗过宫。但宋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予理睬。　　到了宋孝宗生日的时候，群臣联名上奏，请宋光宗去重华宫贺寿。给事中谢深甫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孝宗钟爱陛下，亦犹陛下钟爱嘉王。太孝宗春秋已高，千秋万岁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宋光宗有些被打动，于是答应过宫。正要出发的时候，李凤娘突然从屏风后出来，拉住宋光宗的手，娇滴滴地说：“天气这么冷，官家还是先回去饮一杯酒！”宋光宗本来就不想去重华宫，于是打算跟李凤娘回去后宫。中书舍人陈傅良急得不顾君臣礼节，跑上来拉住宋光宗的衣裾，抗声道：“陛下不可再返！”李凤娘力挽宋光宗。陈傅良也坚决不肯放手，一直跟随道屏风后。李凤娘大怒，呵斥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好放手，大哭而出。　李凤娘又派宦官问陈傅良为什么哭泣，陈傅良说：“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此语曾载入礼经。臣犹子，君犹父，力谏不从，怎得不泣？”宦官入报李凤娘，李凤娘大怒，竟然传下旨，永不再见太上皇。　　绍熙五年（1194年），宋孝宗生病，一连三个月，宋光宗没有一次过宫探视父亲，不仅如此，还天天与李凤娘游宴。皇帝如此行径，完全丧失了人心。群臣因宋光宗不听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由此竟然出现了“举朝求去，如出一口”的现象，宋光宗则统统置之不理。　　宋孝宗临死前，想见儿子宋光宗一面，顾视左右，却又说不出口，无奈地流下泪。消息传入朝中，宰相留正、兵部尚书罗点、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彭龟年等纷纷进谏，劝宋光宗过宫去尽最后的孝道。留正甚至拉住宋光宗的衣裾哭谏，但宋光宗不听，最后只同意由嘉王赵扩前去探视。六月，宋孝宗在无限的遗憾和落寞中崩逝于重华宫。　　宋光宗还不相信父亲是真的已死，怀疑是个圈套，于是称病不出，不但不去重华宫，连丧事也不肯出面主持。宰相留正与礼部尚书、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宗室子弟）无可奈何，只好请已经八十多岁的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出面主持丧礼。　　由于宋光宗称病不出，朝中骚动。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向宰相留正建议立嘉王为太子。宰相留正同意，于是拟奏上报皇帝。过了六天，宋光宗才传出批示：“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得到批示后，心中不安，担心由此惹来大祸，便故意在上朝时摔了一跤，随即称病离朝。留正一走，朝政更加混乱。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北宋大臣韩琦曾孙、太皇太后吴氏妹之子）密谋后，认为宋光宗已经失去人心，不宜再居皇位，便请太皇太后吴氏下诏，说宋光宗愿意自动退位为太上皇，由嘉王赵扩即皇帝位。 　　赵扩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登基时，赵扩却坚决推辞不就。自古以来，新皇帝即位，装腔作势推辞者不在少数。但赵扩却显然是极少见的真心不想做皇帝的人，他力辞不成，竟然吓得逃跑，一边绕着殿柱大兜圈子，一边大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还是吴太后下令大臣挟持住赵扩，强行逼迫他穿上黄袍，这才顺利登位，是为宋宁宗。　　等到儿子赵扩正式当了皇帝，宋光宗才知道消息，但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好说：“事先怎么不让我知道？”宋光宗在皇位仅有五年时间，且昏庸不堪，碌碌无为。他被迫退位后，李凤娘也随着丈夫的失势而被权力所遗弃。庆元六年（1200年），李凤娘病死。两个月后，当了六年太上皇的宋光宗也病死，死时五十四岁。　　宋宁宗即位后，为祖父宋孝宗执丧礼，并召还宰相留正，朝中才算安定下来。但不久，朝臣就开始了新一轮党争。赵汝愚因拥立有功，任枢密使，兼任右相；韩侂胄则任枢密院都承旨。二人之前因利益而临时结成的联盟很快土崩瓦解。赵汝愚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荐朱熹为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名为宋宁宗讲道学，实则是要与朱熹合力排挤韩侂胄。 　　朱熹，又字仲晦，晚号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别称紫阳。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后居福建建阳。为南宋著名理学家，世称“朱子”。朱熹幼年从父朱松学。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朱熹遵父遗命，到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依附朱松生前挚友刘子羽。刘子羽视朱熹如已子，建紫阳楼，以供朱熹母子居住，朱熹遂定居武夷。在五夷，南宋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翬均授朱熹以学。朱熹年仅十九即登进士。　　朱熹到临安后，立即与赵汝愚结为死党，协力对付韩侂胄。韩侂胄因为力主抗金，得到参知政事京镗等主战派官员的支持。韩侂胄、京镗一派与赵汝愚、朱熹一派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韩侂胄一派最终获胜，先后将留正、朱熹、赵汝愚罢免出朝。京镗随之升任右相，韩侂胄加开府仪同三司，权位重于宰相。赵汝愚在贬斥途中生病，到达衡州（今湖南衡阳）时为守臣钱鍪窘辱，暴死于当地。韩侂胄一派执政后，开始全面反道学。朝中反道学的大臣纷纷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和虚伪，称道学是伪学。朱熹辛苦经营的道学集团迅速瓦解，道学一片声名狼藉。其实这是韩侂胄人为制造的用于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凡是他的政敌，均被指为道学之人。庆元二年（1196年），道学被禁止，朱熹降官两级，其学生蔡元定也被流放道州（今湖南道县）。两年后，朱熹病死。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仕宦七载，立朝仅四十六天，任祠官达二十三年，待职、无职或罢职十六年。　　韩侂胄又订立“伪学逆党”之籍，以前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四人为首，包括朱熹、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刘光祖、叶适、吕祖泰、蔡元定等共五十九人。庆元四年（1198年）五月，宋宁宗再诏禁为伪学，比之为“绍圣之奸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　　二 杨后与史弥远　　宋宁宗赵扩先后有两任皇后，第一任皇后韩氏为北宋名臣韩琦六世孙，也是权臣韩侂胄的侄孙女。最初，韩氏与姐姐一起被选入宫中，但并非做嫔妃，而是专门伺候太皇太后吴氏（宋高宗皇后）。韩氏善解人意，深得吴太后欢心，吴太后为了她的前途着想，将其赐给了当时还是嘉王的赵扩。韩氏出身名门，加上是吴太后所赐，身份格外不同，一到赵扩府邸就被封为新安郡夫人，后来有晋封为崇国夫人。赵扩当上皇帝后，韩氏也跟着水涨船高，晋封为皇后。不过，韩氏的富贵并不长久，她只当了六年皇后，便得病死去。正因为韩氏死得太早，中宫虚位，才使得以工于心计闻名的杨氏得以封后。此后，杨氏走上南宋的政治舞台，直接导致了南宋局势的急剧衰颓。 　　杨氏出身卑微，其父亲姓氏不见于正史。据说最初她是跟随母亲张氏入隶德寿，充当宫乐部的女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戏剧演员。杨氏美艳出众，且才华出众，善于作诗，曾作宫词五十首，词意清新。她有很多诗作传世，比如有《题层叠冰绡图》一诗：　　浑如冷蝶宿花房，　　拥抱坛心忆旧香。　　开到寒霄尤可爱，　　此般必是汉宫妆。　　如此知书达理，又通贯古今，不久，杨氏便引起了太皇太后吴氏的注意，于是成为吴太后的侍女。杨氏举止得体，善于应对，吴太后对她格外青眼有加，甚至由此招来了宫女们的嫉妒。有一次，吴太后沐浴，宫女们故意撺掇杨氏试穿吴太后的衣服，说她穿上一定会很好看。虚荣心十足的杨氏经不起怂恿，竟然真的去试穿吴太后的衣服，结果被宫女们在吴太后面前告了一状，说她有僭越行为，意图不轨。不料，吴太后不但没有怪罪杨氏，还训斥捉弄杨氏的宫女说：“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也许她（指杨氏）将来就会穿上这身衣服，拥有我这样的地位。”吴太后不过是随口之言，想不到后来竟然应验。　　当时，嘉王赵扩经常到吴太后宫中请安。杨氏姿容美丽，楚楚动人，很容易就引起了赵扩的注意。杨氏聪颖机敏，也经常与赵扩眉目传情。但因为杨氏是吴太后的侍女，年纪也比赵扩大得多，开始还不敢有任何幻想，不料赵扩当上皇帝后，依旧念念不忘杨氏，经常借此亲近，杨氏因此而得幸。　　吴太后知道后，非常不高兴，想要惩罚杨氏，大概是觉得杨氏竟然背着自己勾引皇帝，不但有伤风化，还丢了自己的面子。吴太后身边的宦官想借机讨好新皇帝，便劝道：“娘娘（大内对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称呼）连天下都给了孙子（指吴太后下诏让赵扩即位一事），一个女子又何足惜？再说这种事情关系到皇家体面，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还有人劝道：“娘娘还没有抱上玄孙，看杨氏的面相，宜生子嗣。”吴太后这才怒气稍平，后来干脆将杨氏大方地赐给了宋宁宗，还叮嘱孙子道：“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宋宁宗喜出望外，此后对杨氏恩宠有加，累进婕妤、婉仪，一直到贵妃，已经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杨氏比宋宁宗年长六岁，宋宁宗对她不仅十分宠爱，而且有一种依赖。杨氏不同于后宫中的其他嫔妃，她心机深远，想在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不过，她家族衰落，没有亲人，便冒认同籍贯的杨次山为兄长，想以杨次山来作为在宫外的帮手和耳目。　就在杨氏封贵妃的这一年，韩皇后病死。此时，后宫中受宠的后妃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位曹美人。新皇后的人选基本上不出这两位，后宫中由此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重臣韩侂胄因为韩皇后突然去世而失去了在后宫的靠山，也需要在后宫物色新的盟友，他感觉杨贵妃工于心计，精于权术，而曹美人性情柔顺，便于控制，于是力主宋宁宗立曹美人为皇后。宋宁宗内心深处更偏爱杨贵妃，一时下不了决心。 　　杨贵妃从杨次山处得知此事后，恨韩侂胄入骨，为了争得皇后之位，她精心策划了一场先退后进的好戏。这一年冬天，杨氏对曹美人说：“中宫的位置不外是你我姐妹二人，但官家还没有决定，我们姐妹不妨各自设席，请官家赴宴，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曹美人便答应了。杨妃又故意表示愿意让曹美人先设席，自己甘愿在后。曹美人不知是计，心中还暗暗高兴。宋宁宗先到曹美人处饮酒，喝到酒酣处，曹美人正想求皇后位，杨贵妃便赶了过来，借故将宋宁宗接回自己的住处。这时候，宋宁宗已经喝得半醉，见到杨贵妃娇媚克人，便要求欢。杨贵妃早有准备，拿出纸笔，请求宋宁宗册立自己为皇后，然后再上床。宋宁宗便在醉意中写下了册立杨氏为皇后的诏书。按照惯例，封后诏书要发给有关大臣，精明过人的杨氏担心韩侂胄将册封的诏书驳还，便又让宋宁宗写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书，派心腹将诏书连夜送出宫外。 　　第二天一早，百官入朝，杨氏冒认的兄长杨次山匆匆上殿，从袖中取出昨夜宋宁宗写的诏书，当众宣布宋宁宗册封杨氏为皇后。韩侂胄得知消息后，即使不同意也无济于事了。这一年，杨氏四十一岁，她终于如愿以偿，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杨皇后有个妹妹，后宫称其为杨妹。杨妹容貌不下其姐，且一样的才华出众，她能写一手好字，模仿宋宁宗的笔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后来，宋宁宗凡有御批及颁赐贵戚近臣的诗词，干脆都由杨妹代笔。　　前面曾经提过，宋宁宗本来不愿意当皇帝，被迫当上皇帝后，他也碌碌无为，不想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皇帝不理朝政，很快奏章就堆积如山。为了省事，宋宁宗就在所有的奏章上都批示“可”。好笑的是，有大臣的奏章意见相左，竟然得到的批示都是“可”，令人哭笑不得。宋宁宗上朝时，经常一言不发，大臣们在下面奏事，说得口干舌燥，他既不表态，也不决断，由此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皇帝的智力水平。　　不仅如此，宋宁宗还采取“御笔”的方式来处理朝政，即在内宫批示奏章后，不经过三省枢密院中枢机构，便直接下达执行。这种不合体制的做法，直接导致宦官和后宫与外臣勾结起来，滥用御笔，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野心勃勃的杨皇后就是在宋宁宗的昏庸无能中开始干政，在她的支持下，南宋著名的奸臣史弥远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对南宋朝政贻害深远。　　杨皇后对韩侂胄曾经阻挠自己封后一事怀恨在心，一直要伺机报复。不过，当时韩侂胄任枢密都承旨，加开府仪同三司，执掌朝政大权，权位在左右丞相之上，加上曾有定鼎之功，深得宋宁宗信任。而杨皇后充其量不过是在后宫呼风唤雨，她意识到必须要结交朝臣，才有可能彻底铲除韩侂胄。杨皇后便通过杨次山牵线，主动向礼部侍郎史弥远示好。史弥远与韩侂胄素来不和，也正想寻找宫中内应，以图攫取更大的权力，自然与杨皇后一拍即合，勾结在一起。 　　当时，南宋朝廷中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当时，金国国力日衰，韩侂胄想趁此机会收复中原，北伐金国，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业。最重要的是，韩侂胄已经感受到来自杨皇后的威胁，他需要“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因为韩侂胄位高权大，朝堂上最终还是主战派占了上风，南宋决定正式出兵北伐。这次战争，史称“开禧北伐”。 　　出征前，为了激励士气，韩侂胄建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剥夺早已死去的秦桧的爵位，改谥号“忠献”为“谬丑”（意为荒谬丑恶）。一时间人人拍手称快。　此时的局势对南宋朝廷相当有利。北宋灭亡已经有七十多年，北方领土一直沦陷在金人之手，中原遗民一直热切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军民也有收复失地、重振纪纲的强烈愿望。陆游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等诗句，这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民心状况。而金国金章宗在位，国势衰弱，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它的统治。可以说，这正是北伐的大好时机。只是，南宋自张浚北伐失败后，近四十年未开兵仗，缺乏得力的军事将领，这成为开禧北伐的巨大隐患。　　北伐之前，韩侂胄特意起用了一批主战派，赋闲已久的辛弃疾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受家族拖累，未能及时南渡，不得已仕金，官至朝散大夫。但他心眷故国，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希望将来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辛赞对辛弃疾寄予厚望，曾两次让他到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观察金国形势，图谋恢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山东、河北的汉人不堪金人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毅然聚众两千，奋起抗金，后来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当金人内部矛盾重重，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力劝耿京归顺南宋朝廷，并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宋高宗由此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在辛弃疾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义军内部发生哗变，受金人利诱的张安国、邵进等人密谋杀害了耿京，投降金人，义军因此溃散。血气方刚的辛弃疾聚集了五十多人，驰赴金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叛徒张安国擒获，并带到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的机智果敢之举，在南宋朝野引起巨大震动。洪迈记录说：“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稼轩记》）辛弃疾渡淮南归后，历任湖北、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他一生坚持主张抗金，提出不少恢复失地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长期落职闲居于江西上饶一带。　　辛弃疾重获起用后，见北伐声紧锣密鼓，深受鼓舞，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重新被唤起。但他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经过仔细分析后，认为目前战机未成熟，主张不要草率行事。然而，韩侂胄不过利用辛弃疾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并不真心想重用他，于是派他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辛弃疾到任后，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却忧心忡忡。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在韩侂胄独揽朝政的情况下，不但他自身处境艰难，北伐也将难以有所作为。在这样矛盾交织的复杂心理下，辛弃疾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狒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全词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壮烈情怀，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　　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命令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渡淮、勇将毕再遇攻取泗州，初战告捷。五月初七，宋宁宗正式下诏伐金。当时，宋军北伐主力分布在江淮和四川两翼，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负责指挥东线作战，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负责指挥西线作战。本来应该东西两线互相呼应，结果事情就坏在这个吴曦身上。　开禧北伐以韩侂胄之死宣告彻底失败，这也是南宋朝廷最后一次北伐。 　　与南宋君臣杀害韩侂胄求和相比，金人却颇佩服韩侂胄的气节，“韩侂胄函首才至虏界，虏之台谏文章言侂胄忠于其国，缪于其身，封为忠缪侯”（《贵耳集》）。不过，宋金和议终于达成，这就是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不仅如此，宋朝廷还给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给金国的岁币也增至六十万。此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蒙古打败金国后，宋朝廷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拒绝给金国进岁币。 　　朝野上下对史弥远均非常不满，不过大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好不容易有个兵部尚书倪思上书提醒宋宁宗，谨防权臣专权重演，却又被史弥远排挤出朝。嘉定二年（1209年），还发生了针对史弥远的“罗日愿之变”。　　罗日愿，江西人，开禧北伐时，曾献策于韩侂胄，以此得补训武郎，充忠义军统制。韩侂胄被杀后，史弥远穷究韩党不已，牵连甚众，其中有的人的供词牵连到罗日愿。罗日愿得知后疑惧不安，常常郁闷于心，生怕遭到史弥远的暗算。后来他见朝野上下普遍对史弥远不满，便与殿前司申军训练官杨明及其徒徐济、赵珉等合谋，打算以征讨黑风峒为名，聚众起事。按照原定计划，动手的日子选在丞相史弥远起复过江、百官迎谒于浙江亭时，预备举火为号，尽杀宰执以下官员，然后派兵进入大内，胁迫宋宁宗降诏赏军，以罗日愿为枢密使、徐济为参知政事。结果，政变还在筹划当中，便被阙进勇副尉景德常告发，罗日愿被凌迟处死，徐济、赵珉等也被处斩。 　　此后，朝臣对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大多容忍沉默，不敢慷慨直言。同年十二月二十九，陆游赋诗而死。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悲怆感人，以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一个爱国义士的最大愿望：即使在生前没看到收复中原，死后也要听到这个消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江河入梦来。“再读陆游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便能深深体会到诗人深切的忧民之心，以及悲壮负报国之志。尤其当中原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沉沦陷落之际，更使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陆游虽然沉痛于“不见九州同”，但并未绝望，他坚信总有一天宋朝的军队必定能平定中原，光复失地。不过，此时金国国势日衰，蒙古铁木真正在迅速崛起。终南宋一朝，始终是“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所期待的“王师北定中原日”最终没有到来。　　杨皇后生的儿子都早夭，随着年岁的增大，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考虑。她与皇子赵曮关系不错，曾经联合起来对付韩侂胄，于是力主立赵曮为太子，赵曮也改名为赵询。十分可惜的是，赵询还没有等到登上皇位就病死了。宋宁宗再没有子嗣，便立皇弟沂王赵抦之子赵贵和为太子，赵贵和改名为赵竑。　　史弥远已经感觉到新任太子不是那么好对付，他为了监视太子赵竑，费尽了心机。赵竑好弹古琴，史弥远便买了一名擅长弹琴的美女送给他。赵竑胸有大志，却没有政治头脑，竟然还将琴女引为人生知己。他见史弥远权势熏天，且与杨皇后勾结，心中愤愤不平，不满的情绪经常流露于言表。赵竑的老师真德秀劝他要韬光养晦，多孝敬杨皇后，笼络史弥远，才能立足，但赵竑却没有接受。他曾经在书案上书写史弥远和杨皇后的罪恶，还说：“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又曾指着墙壁地图上的琼州、崖州（均在今海南）说：“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常呼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将来要发配他到新州或恩州（今广东新兴、阳江）。　　史弥远得到卧底琴女的告密后大为恐惧，潜谋废除赵竑的太子位。他派人从民间找来一个叫赵与莒的人，称其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赐名贵诚，后改名赵昀，立为沂王之子，亟力扶植。　　嘉定十七年，宋宁宗一病不起。史弥远夜召赵昀入宫，杨后竟然一无所知。史弥远假传皇帝诏旨，改立赵昀为皇太子，封成国公。又过了五天，宋宁宗去世，史弥远才将废立太子的事告诉了杨皇后。杨皇后虽然不喜欢赵竑，但却对史弥远的自作主张深感不快，愕然说：“皇太子赵竑是先帝所立，怎么能擅自变更？”史弥远先后七次派人进宫，向杨皇后晓以利害，杨皇后禁不住一再劝说，又考虑到自身利益，便答应了史弥远的要求。　　赵昀即位为宋理宗后，杨皇后的地位得到保障，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宝庆五年（1229年），七十岁的杨太后病逝。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贵族遵成吉思汗遗嘱，拥其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即元太宗。而之前成吉思汗病逝前，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　　据说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宫闱秘事自然不见于正史。宋人杨升庵的《宝庆诗》中有“夜驾老蟾嫔月母”一句，又有人做乐府《咏云》：“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荫。”都是讥讽杨皇后与史弥远之间的风流韵事。　　其实，明眼人稍加推断，便可知道这是捕风捉影的流言。杨皇后与史弥远结交之时，已经将近五十岁，即使保养再好，也是白发苍苍的老妇了。而史弥远还要比杨皇后小五岁，以他的精明，怎么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人老珠黄的皇后私通？　　再则说，杨皇后与宋宁宗感情极为深厚。宋宁宗体弱多病，杨皇后悉心照顾，多年如一日。这需要很大的耐心。俗语云：“久病成医。”日子久了，杨皇后对宋宁宗该服什么药也能推算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宋宁宗患痢疾，召御医入宫诊治。御医刚号了脉，问了症状，还没有来得及开方子，杨皇后就问：“官家吃得感应丸否？”御医大吃一惊，想不到皇后竟然也懂医术，连连答道：“吃得，吃得。”宋宁宗服了感应丸后，病情果然痊愈。杨皇后如此体贴入微，难怪宋宁宗终生依赖她，始终没有嫌弃她年老色衰。　　赵竑被废除太子位后，出为济王，不久又被史弥远派人逼死。朝中正直大臣军上书替济王赵竑鸣冤，并指斥史弥远专擅。史弥远大力排除异己，朝政完全由史弥远及其党羽把持，“纲纪荡然，风俗大坏”。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死，其长达二十七年的专政才告结束。死后还被追封为卫王，谥“忠献”。　　这里要特别谈一下史弥远“忠献”的谥号。前面提过，秦桧最早的谥号为“忠献”，后被韩侂胄改为“谬丑”。但史弥远执政后，又恢复了秦桧“忠献”的谥号。史弥远谥号与秦桧谥号相同，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当时的士人普遍认为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讨论谥号的礼官很可能也持同样的观点。端平二年（1235年），史弥远死后仅仅一年多，著名文人刘克庄在给宋理宗的札书中，公然将史弥远与秦桧相提并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可见，史弥远与秦桧同属“小人”，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识。史弥远谥号“忠献”，字面上是褒奖，而其中的贬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 偏安的最后岁月　　宋理宗即位时，整个中国已经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动荡的根源便是正疯狂扩张的蒙古。蒙古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多次派人与南宋联络，约宋夹攻金国。南宋朝廷见蒙古势大，金国垂亡，便想联合蒙灭金，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可以说，毫无主动权的“苟安”是宋朝一贯的对外国策，自宋真宗一朝便开始了，几乎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最可悲的是，南宋朝廷不能吸取北宋联金灭辽导致引狼入室的前车之鉴，悲剧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　　当时金国在蒙古的压迫之下，已经迁都开封，金哀宗完颜守绪号令只局限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之前横扫北宋江山的金军已经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神话。绍定六年（1233年），也就是宋权臣史弥远死的这年，蒙古进攻开封，金哀宗弃军逃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一带。皇帝都逃跑了，开封城内人心浮动，金将崔立发生政变，向蒙古投降。当时，金国著名文人元好问也在开封，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之前，蒙古军有“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的制度，意思是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只要城池守军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破后蒙古军必然屠城。蒙古大臣耶律楚材（辽国皇族子孙）力劝蒙古大汗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废除破城后屠城的旧制，从蒙古军进入开封开始，蒙古野蛮的“屠城”制度才被废除。当时，因为逃避战乱在开封的人达一百四十万户，均因为耶律楚材的积极建议而得以保全。　　金哀宗则继续向南逃亡，到达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蒙古最初曾备受金人压迫，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于灭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阳（湖北襄樊），要求南宋出兵援助。南宋正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自然满口答应。宋蒙两国就此签订了军事同盟：蒙古同意，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金军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十月，宋将孟珙、江海率军二万，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金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到了秋天，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树木，用来制造攻城的云梯等武器，砍伐呼喝声传数里，蔡州城内人心浮动，惊惧异常。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绝望至极。金臣完颜阿虎带献计，建议重新结好南宋，向南宋乞粮求和，即使不能延缓腹背受敌，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于是，金哀宗给南宋朝廷写信，在信中明确提到宋与金其实是唇亡齿寒，希望宋能与金联合。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拒绝了金的乞和求粮。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断粮，金兵已经是山穷水尽，金哀宗便正式禅位于完颜承麟。此时，宋军决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禅让礼毕时，宋军已经占领了南城。金哀宗举火自焚，一百多名金军将士投汝水而死。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乱军中被杀，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蒙古痛恨金国，完颜皇家宗室被蒙古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金国就此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　　宋将孟珙将部分烧焦的金哀宗骨骼带回临安，宋理宗命以此来祭皇家祖庙，表示百年前的“靖康耻”终于得雪。金国参知政事（副宰相）张天纲也被俘虏到临安。临安知府薛琼意存嘲讽，故意问张天纲道：“你有什么脸面到此？”张天纲回答说：“国家兴亡，何代无有？我金国之亡，比你们二帝（指宋徽宗、宋钦宗）怎么样？”薛琼恼羞成怒，却无话可说。次日，薛琼将张天纲的话上奏宋理宗，本意是促使宋理宗将张天纲处死。不料宋理宗却极感好奇，特意召见张天纲，问道：“张天纲真不畏死吗？”张天纲回答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大丈夫只是担心死得不合乎节义。”于是力求一死。宋理宗却很欣赏他的骨气，没有杀他，只将他关押起来。张天纲后来经历不见记载，大概最终死于狱中。　　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仅取得河南陈、蔡东南地。宋将赵范、赵葵见蒙古退归河北，主张乘机抚定中原，守黄河、据潼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乔行简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之侄）为首，群起反对，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而刚刚亲政不久的宋理宗更是急欲有所作为，于是不顾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打算倾尽宋军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官员李伯渊等人趁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与此同时，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取泅州（今江苏盱眙北），抵达汴京与全子才会合。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很快祸起萧墙。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直接导致赵葵和全子才部粮草不济。赵范军队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赵范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自然也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帅赵彦呐也不出师侧应，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　　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水淹河南，以阻止宋军西进及粮饷供运。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领兵一万三千，徐敏子为监军，仅带五日粮，从西面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另一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为洛阳后援，到达洛阳东南龙门时，遭到蒙古骁将刘亨安伏击。这是宋军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杨谊军大败，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遭遇蒙古军，宋军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仅带三百余人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主动从开封撤退。　　此次出师，宋军前后共丧失十余万人，南宋朝廷收复“三京”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南宋急忙派遣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但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兴师问罪。从此以后，宋蒙之战再起，河、淮、川、杨之间，迄无宁日了。　　蒙古自大汗窝阔台死后，内部陷入汗位之争，无暇全力南顾，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使南宋有了喘息的机会。四川在战略上处于重要的地位，宋朝开始在四川部署防御。孟珙、介玠等在四川设置屯田，择险立寨，修筑重庆城。介玠在任四川安抚处置使时，整顿吏治，轻徭薄税，并设招贤馆，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向介玠建议，在合州（今四川合川）据险筑城。介玠采纳了建议，不但在合州钓鱼山修建了钓鱼山城，还在其他各江沿岸险要地修建山城十余处。钓鱼城成为著名的要塞，后来正是在这个地方，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正当抗战派将领在部署抗蒙时，朝中的主和派官员却在大搞阴谋。左相谢方叔大力排斥主战的右相兼枢密使赵葵，赵葵被罢官。谢方叔等又诬陷介玠（当时任兵部尚书）掌握大权，不知事君之礼。宝祐元年（1253年），介玠在四川被迫服毒自杀。　　同年，蒙古忽必烈受命率师远征大理。他率军从六盘山出发，假道吐蕃，从忒剌（今四川松藩）分三路前进，过雪山，渡金沙河，沿路攻城略地。当年冬，到达大理境内。大理相国高祥屯兵大理城固守。十二月，在三路远征军的包围进攻下，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市），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追杀。忽必烈迅即指挥蒙古军四出掠地，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次年（1254年）秋，善阐被蒙古军攻破，大理国王段兴智被俘虏。至此，建国三百余年的大理灭亡。　　宋理宗本人在大敌当前时，却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大修宫室寺院，他最宠爱阎贵妃，使得她权势盛大。签书枢密院事丁大全、马天骥，专事陷害忠良，曾迫逐宰相董槐。当时，有人在朝门上题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宋理宗还宠爱宦官董宋臣。董宋臣人称“董阎罗”，他与阎贵妃、丁大全勾结，豪尽民田，招权纳贿，无所不为。除阎贵妃外，贾贵妃也备受宋理宗宠爱，其弟贾似道因之也受重用，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由于南宋王朝的腐朽，灭亡的日子也更加临近。　　蒙哥即位后，稳定了政局，始谋大举攻宋。此时，蒙古西征已大体完成；又在淮北筑城、屯田，建立了攻宋基地，忽必烈轻战川滇，攻占大理，迫降了吐蕃；汪德臣立城利州（今四川广元），刘黑马初定成都，巩固了对川北、川西的统治，兀良合台、帖哥火鲁赤、带答儿实现南北合兵夹击四川，开辟了从川江以南包抄南宋的另一条战线。蒙哥认为先图全蜀，然后沿江而下灭亡南宋的时机已经成熟。　贾似道大权在握，还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牢靠，为此而费尽心机。他监筑宋理宗陵墓完工后，故意辞官回乡，又密令襄樊守将吕文德谎报军情。宋度宗、谢太后惊骇之下，不辨真伪，立即下诏将贾似道请回。贾似道还不满足，还多次以辞官要挟宋度宗，宋度宗为了挽留这位权相，竟然涕泣拜留。贾似道欲擒故纵的无耻行径激怒了同知枢密院事江万里，他劝宋度宗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言去。”江万里因此得罪了贾似道而被罢官。　　当时贾似道在西湖葛岭有不少豪华堂室，他自己也整天忙着纵酒行乐，根本不顾朝政。有人题诗嘲讽贾似道道：“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娥眉正少年。”朝中官员只好将文书都抱到葛岭贾似道家中，交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时人因此讽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兵锋直指南宋。　　此时，宋军要塞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争夺的焦点。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策，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不过，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可支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为此，刘整建议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加以提醒，但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汗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刘整又向阿术献议，认为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忽必烈汗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城自万山（今湖北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　　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后派张世杰（张柔前部将，一说为张柔侄）、夏贵、范文虎率军援救襄阳，均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守将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当年正月，南宋朝廷派孟珙部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救襄、樊。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然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 （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王鹗等儒臣的建议，根据《易经》“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追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就是元太宗，贵由汗就是元定宗，蒙哥汗就是元宪宗。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蒙古国时期，统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内），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统治中心已经南移，远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适合作都城，忽必烈开始寻找新的建都地点。他升开平为上都，取代和林，接着又迁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为中都，中都改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宋将范文虎曾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干脆弃战船、辎重而去。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李庭芝屯驻在郢州（今湖北钟祥）。他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他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军便衣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招募到三千民兵。民兵领袖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舟军封锁江口，张顺等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百二十里，黎明时分终于到达襄阳城下。然而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数天后，才见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伏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去范文虎处投书，约定自郢州发兵夹击。吕文焕、张贵到期发舟出战，但范文虎失约，郢州兵没有来。张贵孤军作战，误认元兵为郢州兵，到了近前才仓速应战，身被数十创，战败被俘。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元兵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守兵皆哭。吕文焕将他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襄樊危急，临安城内的权臣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幼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状把她逮捕，囚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敢告诉宋度宗。　　咸淳九年（1273年），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元军在用回人亦思马因所造的巨炮攻樊城。这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实为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一炮便能轰碎城楼，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樊城终被攻破。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上吊自杀而死。宋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果然不攻自破。　　樊城破后，襄阳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自咸淳三年（1267年）冬襄阳被围以来，守将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权相贾似道均不以为意。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李庭芝督师援襄亦告失败。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阿术一面派人用巨炮攻襄阳，动摇城中人心，一面派人入城招降。元将阿里海涯更是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的招降诏书，许以高官厚禄。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与吕文焕同守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自缢殉难。襄阳坚守五年后，终于失陷。襄阳降后，宋沿江诸城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　襄、樊失陷，朝中震动。给事中陈宜中上书，请斩怯弱逃跑的范文虎，但贾似道只降了范文虎的官职。监察御史陈文龙、太府寺丞陈仲微、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等上书，请求追究襄、樊失守的责任。贾似道大为恼怒，将上书的大臣全部贬逐出朝。　　就在贾似道倒行逆施之时，在位十年的宋度宗病死，时年三十五岁。太后谢道清召大臣商议立帝。众人认为杨淑妃所生赵昰年长当立，贾似道却拥立全皇后的四岁幼子赵显，于是立为宋恭帝。虽然名义上由谢太后垂帘听政，但贾似道依然独专朝政。　　元军攻下襄、樊后，元世祖忽必烈召阿术等还朝。阿术建议，宋朝正虚弱，应乘势进攻，现在不灭宋，时不再来。于是元世祖下诏，水陆并进，大举灭宋。元兵二十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伯颜生长于伊儿汗国，因入朝奏事，被元世祖留用。伯颜、阿术领一军，由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以降将吕文焕为先锋。史天泽也是军中统帅，但在进军途中病死。右丞相博罗欢以及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领另一军，自东道取扬州，以刘整为先锋。　　咸淳十年（1274年）十二月，阿术军自汉水渡江，宋将夏贵战败逃跑，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伯颜留阿里海涯以四万兵守鄂州，自领大军东下，直指临安。　　鄂州失守后，群臣纷纷上书，要求贾似道亲自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亲征，他率领诸路精兵十三万，还有大批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的船只，甚至带着妻妾，轴舻衔接，绵延百余里。时任淮西安抚制置使的夏贵见过贾似道后，不谈抗敌大计，却从袖中取出一张字条交给贾似道。上面竟然写着：“宋历三百二十年。”此时，宋朝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夏贵的意思是暗示宋朝国势已尽。贾似道心照不宣，竟然点头默许。　　元军一路势如破竹，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地宋朝守将望风而降。宋将范文虎也在安庆不战而降，并随伯颜入寇临安。　　贾似道率领的宋军最终与元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遭遇，孙虎臣、夏贵出战失败而逃，阿术挥军乘胜追击，贾似道乘小船逃到扬州。接着，镇江、宁国、隆兴、江阴等地宋将弃城逃跑。太平、和州、无为的守将相继投降。宋朝沿江制置大使、建康守臣赵溍逃跑。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退至高邮，自杀殉国。元军陷绕州，知州唐震、前宰相江万里不屈自杀。 　　贾似道败逃后，上书太皇太后谢道清，请朝廷立即迁都，由此招来更大的民愤。好投机的宰相陈宜中趁机上书，请斩贾似道。谢道清将贾似道罢官，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安置，贾似道半路被押送公差所杀。　　伯颜率大军逼近临安时，临安守卫空虚。谢道清不得不下诏，号召各地起兵勤王。立时响应只有张世杰和文天祥，但宰相陈宜中对张世杰不信任，因张世杰曾为张柔部将，而元军主将张弘范正是张柔的儿子，对文天祥又不加重视，认为他统率的是乌合之众，不准他入卫临安。在大军压境之时，南宋大臣如曾渊子、文及翁、倪普等数十人都相继逃跑。谢道清除了怒骂，别无他法。　　元军继续进军，湖北制置使高达以江陵降元。元军顺长江东下，所过之处，宋朝守将相继投降。只有攻打扬州时，守将李庭芝、姜才拒降死守。宋将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结集战船万余艘，在焦山与元军阿术、张弘范部大战，想以此来扭转局面，但宋军大败。后孙虎臣在泰州陷落时自杀。文天祥、张世杰商议再战，但宰相陈宜中一意求降，不予采纳。另一宰相（左相）留梦炎则弃官逃跑。　　景炎元年（1276年）初，元军阿里海涯部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三个月后，潭州城破。知州李芾坚持到最后。元兵入城，李芾不愿做俘虏，让部下沈忠将他及全家杀死。随后，沈忠也把自己一家杀死，最后自刎殉国。　　潭州破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宋朝已经是危在旦夕。文天祥、张世杰请皇室转移海上避难，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太皇太后、陈宜中先后派宗正少卿陆秀夫、监察御史刘岊到元军求降，随后又送上传国玉玺和宋恭帝的降表。在决定降元同时，太皇太后命秀王赵与择、杨淑妃等护从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出海。伯颜接到传国玉玺和降表，要求宰相陈宜中来军营商议投降事。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往温州。张世杰、刘师勇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继续抗元。刘师勇到海上后，见败局难以挽回，忧愤纵酒而死。　南宋朝廷一意投降，谢道清加给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称号，要文天祥和左丞相吴坚等去元军议降。文天祥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到元军中探听情况，回来再作抗战的部署。不料，伯颜放回吴坚等人，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随后又押解北上。三月，伯颜入临安，将宋恭帝及后宫嫔妃并宗室官吏俘虏北上。　　宋恭帝被俘，南宋实际上已经从形式上宣告灭亡，但这并不代表南宋的历史就此结束，南宋遗臣先后拥立了两位皇帝，奋力抗元，坚持斗争三年，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幅极为悲壮的画卷。　　临安陷落时，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正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南宋不甘心投降的文臣武将听到消息后，纷纷赶往温州投奔二王，力图东山再起。这其中有礼部侍郎陆秀夫和将领苏刘义，张世杰不久也从定海到来，加上之前从临安逃到温州的宰相陈宜中。德祐二年（1276）五月初一，南宋遗臣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年号为景炎。尊宋端宗母杨淑妃为皇太妃，进封赵昺为卫王。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同时下诏李庭芝等各地尚在抗战的将领分道出师，兴复宋室。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北上，经过镇江时，乘元兵不备，和下属杜浒等十二人于夜间逃出，直奔真州。当时有谣传说元军派一个宋朝投降的丞相回去劝降。坚守扬州的李庭芝误以为文天祥就是此人，命真州守将苗再成杀文天祥。幸好苗再成不忍心下手，将文天祥骗出城外，故意让他离去。文天祥被误解后，还想到扬州找李庭芝说个明白，不料李庭芝已发出告示缉拿他。文天祥只好改名换姓，从海上赶到温州，途中经历了九死一生。这期间，文天祥写了很多诗，后辑成一集，题名《指南录》，记叙了他这次异常艰险的行程。文天祥到达福州，立即被任命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　　即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小朝廷仍然陷入了党争，张世杰大力排挤文天祥等人。文天祥对张世杰擅权极为不满，又与宰相陈宜中意见不合，于是离开了小朝廷，以同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开府，号召各地起兵。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从福建进入江西，江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文天祥率众夺取了不少县城，进驻兴国，派部将赵时赏、邹沨分别领兵攻打赣州和吉州的州城。元军李恒部发动反攻，赵时赏、邹沨均战败，与文天祥一起撤到庐陵。元军追至庐陵，文天祥部下的老将巩信率领士兵数十人守方石岭的山口，为了掩护文天祥撤退，巩信等全部牺牲。第二天，文天祥一行又被元军追及。为了让文天祥脱身，赵时赏冒称是文天祥，被元军抓去，被害牺牲。文天祥收拾残部，进入五岭山中。次年二月，进兵广东海丰，向潮州移动，准备和张世杰部会合。　　景炎三年（1278年），元军派出水军，从水路追击宋端宗小朝廷。宋端宗从潮州一直被逃到碙洲（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当时，张世杰等打算去往占城（在越南南部），以作为长久之计。宰相陈宜中主动请求先去占城联系相关事宜，结果却乘机逃走，一去不回，后来死在暹罗国（今泰国）。　　宋端宗时年十一岁，还是个孩子，一路担惊受怕的逃亡生活，又因为在海上受到飓风的惊吓，不久得病而死。　　宋端宗一死，群龙无首，许多大臣灰心丧气，打算就此散去。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挺身而出，大声说：“如果大家都走了，度宗皇帝还有一子尚在，将如何处置！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而我们现在百官有司都在，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怎么不能重新立国呢！”于是，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七岁的卫王赵昺作皇帝，由杨太妃垂帘听政，陆秀夫、张世杰协力辅佐。　　张世杰认为碙洲不可久留，他提到在新会县南八十里的海中，有一座崖山，地势险要，可扼以自守。于是，这年六月，宋帝赵昺的小朝廷迁到崖山。张世杰派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及军屋千余间，当时尚有官、民、兵二十余万，多居住在船中，资粮则从广东沿海州郡征集。　文天祥听说宋帝赵昺即位，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请求入朝，但不允许，只加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文天祥只得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在潮阳集结。　　元朝廷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准备消灭最后的残余宋军，文天祥则首当其冲。当时有个土匪陈懿，跟文天祥有仇，便主动充当元军的向导，引领张弘范军到潮阳。文天祥兵少，无力与元军争锋，便率军退出潮阳，转到海丰五坡岭一带。张弘范派军紧追不舍，元军先锋张弘正追到时，文天祥与部将邹沨、刘子俊、杜浒等人正在吃饭，仓促之间来不及应战，便被俘虏。邹沨自杀。文天祥吞脑子（药名，多吃能致死）自杀，却没有死。刘子俊自称是文天祥，与文天祥争着承认。元兵判断出真伪后，将刘子俊放在锅里煮死。杜浒忧愤不食，不久也死去。文天祥则被押到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喝令他下跪，文天祥始终不屈。张弘范很仰慕文天祥的人品，亲自为其解开绳缚，以宾客之礼相待。文天祥坚决求死，张弘范不许，将他押在船中。　　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得知宋军主力在崖山，于是发水军大举进攻。决战前，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降，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难道还能教别人背叛父母吗？”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诗的最后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见文天祥忠贞不屈，只好不再强迫。张弘范又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不为所动，说：“我知道投降就有富贵，但义不可移！”张弘范又派人到崖山对士民们说：“你们陈丞相（陈宜中）已逃走，文丞相被俘虏，你们还要想怎样呢？”但士民中也没有背叛的。劝降不成，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其实，此时元军只有数万人，且不习水战，而南宋小朝廷有军民二十万人，尚可背水一战。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张世杰担心大军调动会导致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于是主动放弃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而是将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结成一字长阵，中间用大绳连接，联舟为垒，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又将行宫焚掉，赵昺也迁到海上，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就此死守。　　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相当于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用大索结成水寨，丧失了机动性。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正月底，元军大批战船陆续到达。元将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　　二月初六早晨，暴风雨交加，元军突然发起猛攻。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因此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均是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宋军将领翟国秀、凌震等解甲降元，张世杰、苏刘义从黎明坚持到黄昏，自知无望，斩断船索，率十六只战船拥杨太妃突围出去。　　而赵昺的御船由于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张世杰不得不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风雨昏雾四起，咫尺不能相辨，陆秀夫唯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儿子跳海自杀，然后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指宋恭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随即抱着九岁的宋帝赵昺投海而死。赵昺身边的很多大臣宫人也都投海自尽。这就是著名的崖山之战。宋军还有完好无损的船只八百艘，全部落入张弘范之手。张弘范为了记录自己灭宋的不世之功，派人在崖门的巨石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后来明朝建国后，有人将张弘范所镌刻的字迹全部铲去。　　数天之后，漂浮在海上的尸体多达十几万，惨不忍睹。陆秀夫的遗体浮出海面时，被当地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正是赵昺随身携带的玉玺。张弘范大喜，立即派人去寻找赵昺尸体，但已经下落不明。　　南宋自宋高宗赵构始，止于宋帝赵昺，共历九帝，统治一百五十三年，至此灭亡。　　张世杰突围以后，几天后才得知赵昺的死讯，他还想奉杨太妃为首，图谋再举。杨太妃得知赵昺已死，抚胸大哭说：“我忍死漂泊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如今无望了！”说罢也投海自杀。　　张世杰将杨太妃葬于海滨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当他移师到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县之南海中）一带时，遇到了强烈的飓风。将士劝他登岸躲避飓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坚持不肯上岸，还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结果风暴越来越大，最后船被风浪打沉。张世杰终于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在平章山下大海之中。另一将领苏刘义出海后为部下所杀。南宋的最后一支军队至此灭亡。　　据说陆秀夫死后，其最小的儿子陆自立（号复宋）和其他南宋遗民乘番舶外逃至南洋爪哇岛一带，陆自立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厉兵秣马，以图复兴宋室。但不久后，爪哇国突然发生内乱，陆自立只得率众离开爪哇，来到爪哇北部沿海三百余里的顺塔，并自立为顺塔国王。明永乐九年（1411年），顺塔国王曾派遣使者进贡方物给明王朝。　　崖山之战后，张弘范将文天祥押到元大都后，请示元世祖，该如何处置。元世祖忽必烈说：“谁家无忠臣？”命令张弘范对文天祥以礼相待，将文天祥软禁在会同馆。之后，元朝派前宋朝宰相留梦炎劝降，结果却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赵显去劝降。文天祥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赵显也不好再说下去。元世祖大怒，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入狱十几天，狱卒才给他松了手缚，又过了半月，才给他褪下木枷。元朝丞相孛罗亲自审问文天祥。文天祥始终不肯屈服。孛罗问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文天祥回答：“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孛罗大发雷霆，说：“你要死？我偏不让你死。我要关押你！”文天祥毫不畏惧，说：“我愿为正义而死，关押我也不怕！”　　至元十九年（1282）八月，元世祖问议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有人回答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于是，元世祖又想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文天祥，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元世祖也不强迫，只是劝说道：“你在这里的日子久了，如能改心易虑，用效忠宋朝的忠心对我，我可以在中书省给你一个位置。”文天祥回答说：“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恼羞成怒，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文天祥从容赴柴市（北京城北）刑场，南向再拜，从容引颈就刑，时年四十七岁。死后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的《正气歌》、《金陵驿》均成为传世名作，充分体现了光辉的民族气节和不屈精神。然而，尽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义壮烈，却也有“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伤感悲愤，掩饰不住亡国背后的种种悲凉。这些作品是对山河破碎的感慨，对壮志成空的叹息，体现出最深沉的时代悲哀。比南宋的歌舞升平、苟且求和的偏安岁月相比，这种悲哀更让人扼腕痛心。“汉唐宋明大历史系列”创作缘起　　及《宋史疑云 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后记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骄傲，了解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在情绪。我自小爱好历史，构思写一套非学术角度的历史读物已经很久了。汉、唐、宋、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著的四个朝代，加上明之后的清朝，基本上可以代表中国历史的全进程。而汉、唐、宋、明作为汉人自主统治的政权，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状态。　　汉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平民所开创的基业，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文化，即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制度，对之后中国的两千年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汉声威便是在这一朝代开始崛起，甚至汉朝的国号延续成为中国人的代称至今。　　唐朝由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陇西贵族开创，以自信和开放的姿态取得了封建历史顶峰的辉煌，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宋朝由武将开创，却重文轻武，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时代。这样一个辉煌的朝代，却先后在与辽、金、西夏、蒙古的战争中连连败北。终宋一朝，外患最强烈，一直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其局面始终是“一切苟且而已”。　　明朝在元朝与清朝之间，夹在两个非中原民族政权之间，本身就具有引人瞩目的一面。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代皇帝中出身最为卑贱的，他虽然起于草泽，却是熟知政治，创造了历史上最专制的中央集权，其所制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均为清朝所沿袭，有效力达六百年之久。最为奇特的是，明朝的十六个皇帝绝大多数死在四十岁之前，而且大多荒淫滑稽，历朝历代皆不能及。　　本书为关于宋朝的掠影的历史随笔，我最早对宋朝有兴趣，是源起于宋词，而起意写书，则是源于匪夷所思的历史之谜——“斧声烛影”。　　这本书与之前出版的《880年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晚唐）、《1644 中国式王朝兴替》（晚明），同步出版的《755年 中国盛衰之交》（唐前期），以及即将出版的汉代、中明等，一起组成了我与文脉堂所共同策划构思的“汉唐宋明大历史系列”。　　在这个大的构架下，我力图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展现汉、唐、宋、明四朝的波澜壮阔，其中既有精彩的故事，又有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对人性的剖析。　　在“汉唐宋明大历史系列”中，主线视角各各不同，但我一直着力突出两点：一是人性对历史的影响，二是历史环境下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作用，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崩溃。　　很感谢朋友们和读者们长期以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使得我这样一个历史爱好者在写作的艰难道路上坚持了下来，也请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吴蔚　　2006年11月于北京　　北宋年号表　　年 号庙号名字即位　　时间即位年龄在位年数死时年龄世 系备 注　　建隆、乾德、开宝太祖赵匡胤960年3417 50 父是赵弘殷仕后周，以军功累至殿前都点检，掌禁军。恭帝显德七年（960年）一月，领兵到陈桥驿，与部将策动兵变，被拥立为皇帝，国号宋　　开宝、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太宗赵光义976年382259太祖弟即位前任开封府尹、中书令，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太祖卒，嗣位　　至道、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真宗赵恒 997年302655太宗第三子以皇太子嗣位　　乾兴、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仁宗赵祯1022年134254真宗第六子以皇太子嗣位　　嘉祐、治平英宗赵曙1063年32536赵允让第十三子年四岁，由仁宗养于宫中，后立为皇太子，以皇太子嗣位　　治平、熙宁、元丰神宗赵顼1067年201938英宗长子以皇太子嗣位　　元丰、元祐、绍圣、元符哲宗赵煦1085年91624神宗第六子以皇太子嗣位元符、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徽宗赵佶1100年192654神宗第十一子即位前封端王。哲宗死，嗣位。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兵虏归，后死于五国城　　宣和、靖康钦宗赵桓1126年27262徽宗长子政和五年（1115年），立为皇太子。宣和七年（1125年）12月，受父禅即帝位。靖康元年（1126年）11月，金兵攻破汴京。明年二月，金废钦宗及太上皇徽宗为庶人，虏诣金国，北宋亡。帝在位一年又四个月。　　南宋年号表　　年 号庙 号名 字即位　　时间即位年龄在位年数死时年龄世 系备 注　　建炎、绍兴高宗赵构1127年2136 81 徽宗第九子即位前称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虏徽、钦二宗。五月，康王在南京（河南商丘）即帝位　　绍兴、隆兴、乾道、淳熙孝宗赵昚1162年362868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太祖少子秦王德芳之后。父季王赵子偁高宗无子，纳赵昚于宫中以为嗣子，后立为皇太子。高宗死，遂即位　　淳熙、绍熙光宗赵惇 1189年43654孝宗第三子以皇太子嗣位　　绍熙、庆元、嘉泰、开禧、嘉定宁宗赵扩1194年273157光宗第二子以皇太子嗣位　　嘉定、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理宗赵昀1224年204160父赵希瓐嘉定十七年（1224年）宁宗病危，权相史弥远称诏，另立宗室子贵诚为皇子，改名昀。同年八月宁宗死，史弥远拥立赵昀嗣位，原皇子赵竑被废　　景定、咸淳度宗赵禥1264年251135理宗侄。父荣王与芮理宗无子，立 为皇太子，理宗死， 为太子嗣位　　咸淳、德祐恭帝赵显1274年43　度宗幼子度宗死，权相贾似道拥立赵显为帝，显兄赵昰遂不得立。德祐二年（1276年），蒙古军陷临安，赵显被俘北去　　祥兴　赵昺1278年829度宗子端宗病死，陆秀夫、张世杰拥立卫王赵昺为宋主，移驻崖山。1279年正月，元军攻崖山，二月陆秀夫负帝赵昺跳海死。南宋亡　　辽年号表　　年 号庙 号名 字即位　　时间即位年龄在位年数死时年龄世 系备 注　　神册、天赞、天显太祖耶律阿保机916年45 11 55 德祖皇帝撒剌之子其先世累代为契丹迭剌部酋长和部落联盟军事统帅。唐天复元年（901年），阿保机立为本部夷立堇，专征讨。903年，继任于越总知军国事。907年被选为契丹八部首领，连任九年，伏杀七部首领，统一契丹诸部。后梁贞明二年（916年）称帝，国号契丹（947年改称辽）　　天显、会同、大同太宗耶律德光927年262146太祖第二子太祖死，由皇后（述律后）摄军国大事。一年后，德光在述律后支持下夺取其兄耶律信之皇位继承权即位　　大同、天禄世宗耶律阮 947年30534太宗德光之侄，东丹王耶律信长子即位前随太宗南入大梁，封永康王。大同元年（947年）四月，太宗卒于栾城，耶律阮于回军途中受从征诸将拥戴为帝嗣位。951年，帝率军攻后周救北汉，从征将领察割等发动兵变，帝被杀　　应历穆宗耶律璟951年211939太宗长子即位前封寿安王。天禄五年（951年）世宗被察割等人所杀，时璟随征在军中，诛察割，即帝位。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为近侍小哥等人所杀，附葬怀陵　　保宁、乾亨景宗耶律贤969年221435世宗第二子四岁时，被穆宗收养于宫中，穆宗被害，耶律贤与大臣萧思温、女里、高勋等领兵即位于穆宗柩前　　乾亨、统和、开泰、太平圣宗耶律隆绪982年125061景宗长子即位前封梁王。景宗卒，嗣位。以年幼，由萧太后（名绰，小字燕燕）摄政。太后临朝二十七年　　景福、重熙兴宗耶律宗真1031年162540圣宗长子以皇太子嗣位　　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寿昌道宗耶律洪基1055年244770兴宗长子六岁封梁王，后进封燕国王、燕赵国王。兴宗卒，嗣位　　乾统、天庆、保大天祚帝耶律延嬉1101年272554道宗长孙，父耶律濬六岁封梁王，后近封燕国王。道宗卒，嗣位。在位期间，女真族渐盛，辽上京、中京、西京皆被女真（金）所陷，保大五年（1125年）二月，帝为金兵所俘，辽亡西夏年号　　年 号庙 号名字即位　　时间即位年龄在位年数死时年龄世 系备 注　　显道、开运、广运、大庆、天授礼法延祚景宗李元昊1032年30 11 46 大夏国王李德明之子宋明道元年（1032年）其父卒，元昊以太子嗣位。1038年称“吾祖”（可汗，皇帝），国号大夏，都兴庆府　　延嗣宁国、天祐垂圣、福圣承道、 都、拱化毅宗李谅祚1049年31921　母没藏氏，与元昊私通而生谅祚景宗末年，废太子宁明，立宁令哥。复废宁令哥，立私生子谅祚。景宗死，谅祚以太子嗣位　　乾道、天赐礼盛国庆、大安、天安礼定惠宗李秉常1067年82027毅宗子以皇太子嗣位，年仅八岁，由太后梁氏（汉人）摄政，至帝卒，仍由母党专权　　天仪治平、天祐民安、永安、贞观、雍宁、元德、正德、大德崇宗李乾顺1086年45457惠宗子以皇太子嗣位，年仅八岁，由其母梁太后摄政，永安二年（1099年），帝十七岁，梁太后被辽国毒死，帝始亲政　　大庆、人庆、天盛、乾祐仁宗李仁孝1140年175470崇宗长子以皇太子嗣位　　天庆桓宗李纯祐1193年1714　30仁宗长子以皇太子嗣位，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为李安全和罗太后所废，三月暴卒　　应天、皇建襄宗李安全1206年37642崇宗之孙，越王仁友（仁宗弟）之子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李安全与罗太后合谋废桓宗，自立为帝。皇建二年（1211年）七月被废　　光定神宗李遵顼1211年491364　齐王李彦宗之子　即位前，嗣父齐王爵。皇建二年七月，襄宗被废，遵顼继立。1223年传位于其子德旺，自称太上皇　　乾定献宗李德旺1223年43446神宗子受父禅即位　　宝庆（末主）李眈1226年　2　献宗侄，清平郡王之子献宗死，被国人拥立为帝。1227年，蒙古军围夏都兴庆府，六月，李眈降，被杀，西夏亡　　金年号　　年 号庙 号名 字即位　　时间即位年龄在位年数死时年龄世 系备 注　　收国、天辅太祖完颜阿骨打1115年48956 父劾里钵辽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都勃极烈（完颜部首领），天庆四年大败辽军，后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天庆五年（1115年）称帝，国号金，都会宁　　天会太宗完颜晟1123年491361　刻里钵第四子，太祖阿骨打弟太祖卒，嗣位。即位后，于天会三年（1125年）灭辽，臣服西夏。天会四年冬，陷开封。天会五年（1127年）四月，金兵虏宋徽宗、钦宗北归，灭北宋　　天会、天眷、皇统熙宗完颜亶1135年171531宗峻太宗晚年，改兄终弟及继承制，立太祖孙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皇位继承人）。太宗卒， 嗣位。1149年，为完颜亮所杀　　天徳、贞元、正隆废帝完颜亮1149年281340太祖庶长子皇统九年十二月，杀熙宗自立。贞元元年迁都于燕京，后迁都于汴京。正隆六年（1161年）在与宋军作战败逃途中，被部将杀死　　大定世宗完颜雍1161年392967宗尧正隆六年（1161年），海陵王（废帝）自辽东征调大批女真南下侵宋。从征的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率万余人于中途叛乱，逃回辽阳，杀东京副留守高存福，拥立留守完颜雍即帝位。即位后下诏书废海陵王，定都于中都（今北京）　　大定、明昌、承安、泰和章宗完颜璟1189年2220　41父允恭，世宗第二子以皇太子嗣位　　泰和、大安、崇庆、至宁卫绍王完颜永济1208年41646世宗第七子章宗时，封潞王，进封韩王、卫王。章宗卒，嗣位。至宁元年（1213年），抗击蒙古军的金国右副元帅胡沙虎叛乱，率兵入宫，帝被杀。缢曰绍，复卫王爵　　贞祐、兴定、元光宣宗完颜珣1213年511161世宗孙，章宗兄，父允恭　章宗时封翼王、邢王、升王。卫绍王被杀，乃即位　　正大　　开兴　　天兴哀宗完颜守绪1223年261237宣宗第三子以皇太子嗣位。开兴元年（1232年），蒙古军围汴京，帝出逃，至蔡州，帝传位于完颜承麟，百官朝贺甫毕，城破，帝自缢，承麟率群臣入哭，缢曰哀宗。是日，承麟亦为乱兵所杀，金亡